良渚古城水利工程的目的是什么?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长江以其庞大的河湖水系,独特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从远古走来,孕育了灿烂的长江文明,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长江流域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万物之宗,自古至今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正如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管仲在《管子·水地篇》所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长江文化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从长江流域漫长而悠久的历史看,从长江流域的考古成果看,水利在长江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水利是最早进入长江文明形态的关键要素

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其起源和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史前时代,长江地区已有相当高度的文化,如浙江的河姆渡文化、浙江的良渚古城遗址、湖北的石家河遗址、湖南澧水的城头山古城遗址,其中,良渚文明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中心,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三星堆文化、楚文化的重要源头。这些都说明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早在史前时期已经显示其高度的文明特质。

文明要素的不断发展积累和汇集,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形成成熟的文明,学者提出文明应当包括四项要素,即,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以及青铜器。也有学者也提出应有六条标志,即:城市的出现、文字的书写、冶金术和金属器的使用、密集型的农业、宗教的统一力量、礼仪性的建筑。无论是“四项要素”还是“六条标志”,其中都有“城市”这个要素,可见城市是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以良渚古城遗址、石家河遗址、城头山古城、城河遗址为例,揭示这些大型遗址中所包含的水利理念 、水利工程体系、原始灌溉系统、城市排水设施等水利要素。

1、良渚遗址中的大型水利系统

良渚遗址中的大型水利工程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国第一次取得新石器时代文明遗址──良渚古城遗址的重大考古成果,使我国文明史的出现时间得到进一步伸延,也意味着我国5000年文明有了强有力的历史遗迹支持,成为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实证,也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城市文明遗迹。良渚古城遗址是距今5300~4300年的遗址,考古发现的遗存主要有四种类型,其中重要的一种类型是庞大的水利系统,水利系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水利系统是良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申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水利系统包括上坝、下坝和山前长堤,大小共11处人工坝体遗址,其中上坝6条,分为东西两组,其影响的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良渚古城的外围水利系统位于古城的西北部和北部,以自然山体为依托,在两山谷口之间,以南北走向修筑了两组用黄土夹杂裹泥稻草包修筑的堤坝。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复杂的大型水利设施,其伟大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中小流域性水利系统,将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工程与古城内外水网相联通,发挥其防洪、拒咸蓄淡、运输、调水、灌溉等功能。

2、城头山遗址中的原始灌溉系统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灌溉图

城头山遗址,是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古城遗址,距今约6000多年。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城头山镇(原车溪乡南岳村),该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城址。城址平面略呈圆形,由护城河、夯土城墙、东、南、西、北四门和城西南部的夯土台基组成,城址直径310米,墙底部宽约20米,残余的城墙顶部宽约7米,内坡平缓,外坡陡直。护城宽35一50米,深约4米,与城墙外侧紧相连接。护城河是自然河道与人工开的河道相合而成,护城河不仅是防御设施,也具有交通上的重要功能。在城头山遗址发现了古稻田,考古学家推断这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水稻田,距今约6000多年。同时还发现了与水稻田相配套的原始灌溉系统,有水坑和水沟,均位于稻田以西的原生土层面高出稻田的地方。发掘区内发现三个水坑,坑1直径1.2米,深1.3米,锅底型,底部有很浅的一层淤泥;坑2,一半压在发掘区外,直径约1.2米左右;坑3,仅揭示四分之一的面积,推算坑口直径约在1.5米左右。考古专家还发现从西南向东北向注入坑1的两条水沟,认为是作为灌溉用的水沟。水沟与水坑无疑是与稻田配套的水利设施,说明当时的先民们已经认识到原始的灌溉设施对人工栽培水稻的重要作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向文明迈出了步伐。

城市是文明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明社会的奠基石,而水利是其中重要的要素。长江流域这两个典型遗址中的水利要素也证明了这一点,基于治水的内生性需求,使得水利理念和行为在城市的发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得以运用,不受水害的侵扰、有足够的水资源来使用、有完备的排水设施保证城市的运行、有原始的灌溉保证农业生产,它使人们能够在同水旱灾害的斗争过程中时获得保护和发展的动力,从而进行更伟大的文明创造和建设。正如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卡尔·魏特夫所提出的那样:在自然环境制造出的所有挑战中,正是不稳定的水环境所带来的任务,刺激人类发展出了社会控制这种水利办法。把魏特夫提到的“水利办法”放到这二个遗址中去认识,最好诠释了人类是如何发展出了“水利办法”。由于水利这个关键要素的存在,使得代表着文明标志的城市从萌芽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同时,由于城市的发展,也促使其它文明要素的发育、聚集、成熟,如,冶金术和金属器的使用、密集型的农业、宗教的统一力量、礼仪性的建筑,保证了农业生产,保护了大型礼仪性建筑,发展了手工业,促进了文明的不断发展与壮大。

所以,这两个遗址所代表的长江流域或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时,水利是最早进入长江文明形态的关键要素。

水利的独有特质决定了在长江文明进程中的作用

1、从水的自然属性看: 人类自古以来逐水而居, 每一个区域,每个文明古国,都是因河而先文明。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源于大河的孕育,大河文明是孕育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在《长江文化史》中指出:“早自史前时期,长江地区已有相当高度的文化,且有着很多自身的特点,显示出文化的一定优势,为我国古代文化繁荣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由此可以说,长江、黄河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文明。

城山头遗址的选址,据专家考证,较澧阳平原的大部分地方要高出数米和十几米,1998年的大洪水都没有对其所在的徐家岗以及周边农田造成丝毫损失,说明城头山的先民们在选址的时候,考虑到这个位置处于丘陵进入平原地区,既能避水患,又能得水利,种植水稻。这也印证了春秋战国时管仲在《管子·乘马》中著名的阐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这段论述应该是水利规划最早的理论表述,它指出凡是营建都城、城址的选择,因天材,就地利,靠山近水。如选高地,要有水源保障;若近河湖,则有地形优势,以利排水而省修防之功。城头山考古发现证明早于管仲两千多年,城池选择和建设已经具备了这一智慧,实施了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利用水资源、控制水患的行为。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东苕溪的东侧,处于河网密布的地区,良渚的先民们要避开水患,在与水的争斗中解决自身生存问题,又要利用水带来的益处,修筑的环城河、内城沟渠,高台(避水),构成城河与外河联通,具有防洪、供水与排水等综合功能,保证了良渚遗址群人们的安全,既能趋利避害,又兼得山泽之利,使得良渚古城的文明之源得以孕育,也促进了良渚文化向长江下游环太湖区域的辐射,领先迈出了踏入长江文明的脚步,是长江文明的标志性象征。

屈家岭遗址位于两条河交汇处,通过过挖掘壕沟的方式被水环绕

江汉平原考古显示的聚落分布情况,大致是城垣类遗址分布在地势较低或河谷地带等容易遭受水患灾害的区域,而环壕遗址则一般远离河谷或地势较高,如石家河遗址,在考古过程中,遗址的东部未能发现城墙遗迹,西墙则可能是用于积累西部水源的堤坝,进而引水至谭家岭周边用于水稻种植。再如,屈家岭遗址,位于湖北省京山市屈家岭,该遗址是一处以黑陶为主的文化遗存,是长江流域第一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命名地。遗址位于两条河交汇处,同时也通过挖掘壕沟的方式沟通沟渠,形成整个聚落被水环绕的防御格局,考古专家认为,该流域的各聚落可能通过拦截河流,建小型水坝,引水灌溉种植水稻等农作物。综上所述,长江流域不同的地理、水文水资源环境,各个遗址的治水模式和治水理念有所不同,也反映出长江流域的史前人类治水行为方式各具特色。

水的自然存在状态不完全符合人类的需要,只有兴修水利工程,才能满足人民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关于地理环境对世界历史发展影响的演讲中指出,作为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表演场所,即自然联系的作用,既不能夸大也不应低估,而是一种主要的和必要的基础。不同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其上的居民类型和性格是密切关联的。在所谓自然环境或自然联系中,他指出的气候和大河属性的两个属性对我们理解包括长江文明在内的大河文明具有启发意义。以上几处长江流域史前遗址的考古发现证明,史前人类根据水的自然状态,按照兴利除弊的生存需要,不断对水的认识和利用进行深化,使得史前治水显示出了文明的高度,证明了水不仅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推动着长江文明的发展进程。

2、从水利的社会属性看:治水史也是一部治国史,从古到今,中华民族一直在与水旱灾害进行着抗争,从治水的历史视野中可以看到治水的社会性与国家性体现。史前治水需要大规模的人力聚集,使得社会组织能力和领导得以发育,促使阶层的分化,从而形成集权的国家形态,向文明阶段迈进。如,良渚遗址中的工程量相当巨大,根据考古发现的情况初步估算,总计1200万立方米。以当时的生产力,“这样的工程量即使动用1万个劳动力也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人力来进行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果仅仅是一个部落或者一个联盟是不可想象的,应该是动员了相当广阔地方的人力,然后需要有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完成,只有在相对集权的国家形态下,才能实现有组织的社会动员,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水利工程建设中,它不仅反映了强大的社会组织力,还有统治权威的体现,所以,可以说,治水造就了集权的国家形态的形成。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将良渚文明称之为“广域王权国家”,这与良渚的水利要素作用紧密相关,那么,从治水到国家形态的形成,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英国牛津大学教授Jessica Rawson评论:“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着由许多条坝体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十分清晰如何规划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劳动力,这为人类了解早期国家的组织方式提供了很大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志鹏在他的文章中评价“良渚文明可以称之为发达的水利文明。良渚人精妙的治水智慧与超强的水利工程设计、组织、实施能力,造就了可比肩五千年前其他世界古老文明的辉煌良渚文明”,所以,良渚水利考古证明了治水促进了国家文明体系形态的逐渐形成,并日益扩展到文明起源的各个方面,成为推动长江文明进程的重要力量。

城河城址是石家河文化中一所重要遗址,距今4300多年,位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双村村,面积为100万平方米,为大型城址,且护城河、城壕、城垣保存比较完整。城河及其支流分别从遗址西、南及东侧流经,于遗址东南方汇合。考古专家认为:流经城内的城河并非自然河流,而是经改造后的人工水系,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城内大量人口的用水、排水问题。城河遗址对水系的利用、管理,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行为,说明这里社会发展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体现治水的社会性,为进一步认识史前人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文明进程,提供了水利视角。

良渚、石家河、屈家岭、城头山这些长江流域的典型史前文化遗址,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遗址:良渚文明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石家河遗址及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屈家岭遗址是研究长江流域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标志性大遗址之一,表明这里是长江中游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不仅发现中国目前最早的大溪文化早期城址,还发现了目前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田,代表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古文明的发展高度。这些代表性遗址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和历史基因,说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而这些遗址中所呈现出的水利要素,充分证明了水利是最早进入长江文明形态的关键要素,水利在长江文明起源期体现了文明所到达的高度,水利在长江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7月13日电(记者 上官云) “良渚文化存在时间是距今约5300年到4300年,主要分布区在长三角太湖流域。”日前,在接受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采访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如是说。

  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作为良渚古城遗址发现者之一,刘斌认为,不管是从修筑古城的工程量、精美的玉器还是高度统一的信仰等方面看,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完全可以和古埃及文明相媲美,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

  良渚文化的核心是良渚古城遗址,这个古城也是良渚古国的都城。

  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图。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供图

  它被发现于2007年。那一年,刘斌和他的考古团队依次发现了西城墙、北城墙、东城墙,当年11月,随着南城墙的发现,这座被深埋在地下几千年的王城,就此出现在世人面前。

  良渚古城的核心区分为三重,最中心是莫角山宫殿区,也是良渚古城最高统治者居住和活动的区域,如今还能依稀看到砂土广场、房屋地基、石头台基等遗存。

  由宫殿区向外,分别是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内城和面积约800万平方米的外城,堆筑高度亦逐次降低,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差异。良渚古城核心区、水利系统、外围郊区的占地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整个布局规模宏大。

  如此规模的工程,必定要统一规划才能完成。刘斌说,良渚古城揭示了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流域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

  叹为观止的水路交通和水利系统

  良渚考古的另一个重要发现,便是良渚古城遗址发达的水路交通和水利系统。在古城外围,存在一个库容量超过4600万立方米的水利系统。刘斌说,这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

  资料图:浙江杭州,航拍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

  经过考古发掘,刘斌发现,良渚古城有9座城门,但只有1座陆门,剩余8座都是水门。古城内城的古河道或者顺应地势人工开凿,或利用自然河道进行人工改造而成……逐渐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河网系统。

  古良渚人便这样临水而居。在古城内,考古人员发现过良好的木构护岸遗迹,可以想见,当时河道两岸分布着成排房屋和临水码头,先民乘独木舟、竹筏穿梭其间,水路交通十分便捷。

  而水利工程的设计更是充分体现了古良渚人的智慧。比如,老虎岭水坝的剖面显示,先民用芦荻、茅草包裹泥土制成“泥包”筑在坝体关键部位,以增加抗拉强度。

  便利的灌溉条件是农业发展的保证。在莫角山东坡发现的1.3万公斤炭化稻谷,为古良渚发达的农业提供了有力佐证。刘斌回忆,考古时还发现稻田田埂的长度大概有一百米,每一条田埂之间大概间隔是20米到30米,十分讲究。

  “我们在考古中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镰刀,除了材质不同,跟现在的镰刀长得一模一样。”刘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根据刀刃可以判断是要左手使用,他开玩笑,“是不是当时人们都是‘左撇子’?”

  水利系统与发达农业之外,精美的玉器是良渚文明的另一重要特征。良渚玉器种类丰富、纹饰精美,达到了中国史前治玉水平的高峰。“玉琮王”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资料图:浙江博物馆展出镇馆之宝――“良渚玉琮王”。中新社记者 王远 摄

  1986年,良渚遗址的反山墓地开始发掘,出土许多保存良好的玉器。其中墓葬等级最高的12号墓中出土了一件玉琮,它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刻有神人兽面“神徽”,格外引人注目,得名“玉琮王”。

  也是发现“玉琮王”后,刘斌和同事们才第一次认识到,早前认为良渚玉器上所谓的“兽面纹”,其实是一个头戴羽冠的神像,他还曾想,“神徽”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的人像会不会是“良渚王”,下面的图案则是古良渚人崇拜的神。

  “在玉琮的竖槽四面都雕刻着完整地神徽,线条非常细腻,就像现代的微雕技术。但在当时,是没有什么金属工具的。”刘斌感叹。

  在那次发掘中,反山墓地出土了包括玉器、象牙、镶玉漆器等珍贵文物1200余件(组),其中玉器占90%以上,其等级之高,被称为“反山王陵”。

  刘斌说,世界上早期古代国家,政权和信仰几乎都是结为一体。良渚先民用玉来祭祀神灵,表现王权,从良渚文化多个遗址出土的多件玉器、象牙器甚至陶器上都看到了相同的“神徽”,这意味着先民有高度一致的信仰崇拜。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今年7月6日,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这个消息让刘斌的心情“很激动”。在他眼中,不管是从修筑古城的工程量、精美的玉器还是高度统一的信仰等方面看,良渚文化都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资料图:7月10日,游客参观反山王陵。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了,但刘斌和同事们的考古工作还没有结束,仍有一个个谜题需要揭开:制作玉器的玉料是从哪里来,陶器上的表意符号到底是不是文字等等。

  接下来,刘斌和他的同事们还会继续按部就班追踪,“比如遗址是如何一步步由小变大,然后逐渐发展起来?也会对整个杭州盆地进行拉网式的调查,这对认识这个区域的文化环境等,都是很关键的东西”。

  “遇到问题、求证问题,这就是考古工作的魅力所在。”刘斌说。

位于杭州余杭区瓶窑镇境内的良渚水利系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记者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证实,这一发现是2015年7月起,经过半年多的正式发掘于不久前最终确认的。

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图

浙江省考古所递交给国家文物局的参评资料显示: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水利系统的确认,是中国古代水利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它与埃及和两河流域早期文明的渠道、水窖等以引水为主要目的的水利系统形成鲜明对照。

据浙江省考古所介绍,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出现,都与治水活动密切相关。良渚古城是中国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和古城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对研究良渚古国的出现和发展乃至中国文明的起源都具有重要意义。

良渚水利系统工程浩大,仅外围堤坝的总土方量即达260万方,在良渚古城的北面和西面,由11条堤坝组成,是良渚古城建设之初,统一规划设计的城外有机组成部分。

良渚水利系统的发现与良渚古城的发掘紧密相连。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后,浙江省考古所对古城的整体结构进行了重点研究;2009年以后,以岗公岭水坝的发现为契机,采取多种手段对该区域进行长期调查,发现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着庞大的水利系统。

为了解坝体结构、获得地层学资料,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人员于2015年7月至今年1月,对老虎岭、鲤鱼山、狮子山等水坝进行了正式发掘。在发掘进行的同时,还与山东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对坝体和库区进行了勘探调查。经过发掘和调查,确认了这一水利系统的分布情况,获得坝体结构和营建技术的重要信息,同时获得了证实坝体年代的关键地层叠压关系,验证了前期水坝碳14测定结论的可靠性,并最终证实该水利工程已距今5000年。

据考古研究推测,该水利系统可能具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多方面功能,与良渚遗址群及良渚古城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天目山系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雨水充沛,夏季极易形成山洪,对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遗址群形成直接威胁。通过该水利系统的高、低两级水坝,可将大量的来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起到防洪作用。此外,良渚时期轮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统尚未形成,水运是最便捷的运输方式。高坝所在的山谷陡峻,降水季节性明显,夏季山洪暴发,冬季则可能断流,不具备行船条件,通过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容,则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方便运输。

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的发现与确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据浙江省考古所介绍,该水利系统的确认证实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成为中国后来都城结构的滥觞。整个都城系统历经5000年尚能保存如此完整,世所罕见,也为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良渚人在流域的上游、中下游兴建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表明他们已经具备全流域的水环境规划和改造能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规划视野之阔、技术水平之高令人刮目相看。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建设,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这为认识良渚古国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复杂化程度开辟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本文来源: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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