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士人于成龙生前是深受康熙褒赞的模范官员，死后留下了“天下第一廉吏”的美名。今人多视其为清官，忽略了“廉吏”也是清初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产物。作为汉族士人，他因社会现实和家乡之情的考量而仕清，这是一个充满“政治治理”性格的决定。其后“忠孝难以两全”困境化解的过程，体现了皇权与士人的密切互动。谕祭和祠祀使他的生平成为建构社会礼制的力量。个人选择、政治权力、社会力量，将“廉吏”塑造成为一个政治化的文化符号。
于成龙；清代前期；天下第一廉吏；文化符号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又字北溪，号于山，山西永宁州人。就仕宦经历而言，他“以明经起家，历官粤、蜀、楚、闽，节钺畿辅，总督两江”，是一介名臣。就他的实际贡献而言，有清圣祖康熙钦定的“天下第一廉吏”的称号。在历史书写中，常常出于“以史为鉴”采用“廉吏”的讲述角度。又因为民众对清廉政治有着很大向往，以他为主角的清官戏迄今依然备受瞩目。这些共同构成了历史记忆中于成龙的基本形象。
但是，我们研究历史，讲“知其然”，更要讲“知其所以然”。只有尽可能回到士人的生命历程与现实关怀中，我们才能抓到更多更复杂的历史细节。于成龙选择出仕为官的时间，恰是在满人以异族身份入主北京后不久。在那个特殊的时间选择投入新朝怀抱，这个选择背后的涵义可能很复杂，只谈到“清官”，很可能会漏看一些东西。我们有必要将他早期的“事亲”“事君”以及“治民”的实践，置于“出仕”的人生选择之中重新加以考察；同时对于“廉吏”符号为什么会在清前期的历史情境中形成、保存并流传至今日的问题，我们也知之甚少。
基于以上思考，文章首先主要聚焦于成龙出仕以及初期的仕宦经历，思考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出仕新朝，分析到底哪些因素影响了他身份认同的形成。其次聚焦他中后期的仕宦经历，分析他陷入“忠孝难以两全”的困境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困境如何最终化解；最后考察他死后朝廷给予的谕祭和地方开展的祠祀情况。以此来呈现“天下第一廉吏”的形塑史在三个历史时段的演变脉络。“廉吏”一词，在于成龙生前是一种个人形象，在死后化为文化符号。整个演变脉络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有个人主观选择、国家权力以及民间塑造。但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三个因素的各自所占比重和作用方式也在不断变动中。本文以这三个因素如何形塑、汇聚和定格于“廉吏”作为主要问题意识，希望透过“廉吏”观察清代前期的士人生命、政治运作和社会情形，为清前期整体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个鲜活生动的个案。
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 》
一、“然未蒙圣恩，神鬼必不歆享”：仕清的人生选择
于成龙的祖籍是山西永宁州，他的前半生时间大都在山西度过，初次为官时已45岁了。陈廷敬写的《于清端公传》中载他“中崇正（祯）己卯副榜，入国朝，仕为罗城令”。有关他初次出仕为官，于成龙之孙于准在《于清端公事略》中这样陈述：
顺治十［三］（八）年，以副贡知罗城县，年四十有五矣。临行，与友书曰：某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
这里提到的两个时间很特殊，“崇祯己卯”即1639年，距离明亡只有5年，而顺治十八年是1661年，此时距离吴三桂入缅灭亡永历朝只相隔数月而已。可知于成龙是在明清易代的时代背景下，带着前明生员的身份仕于新朝的。朝代更替时期，士人历经着政治失序和社会动荡，就好比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心中不免会感到挫败和伤痛，“因为亡国而产生反省、追忆、悔恨、舍弃的意识”。个人身份认同的危机关乎之后的人生选择，前者又好似是动荡不定的时代的并发症。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士人个体，因为各自不同的人生境遇，从自身的视野环视周边，眼前所见的景象会与他人不同。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可能对于成龙人生选择发生影响的，首先是他所见到的明末山西的情况，再者是他在最初任官之地广西罗城的经历。
在即将离开罗城，并转调四川合城知县任前，于成龙给友人荆雪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详细坦露了自己复杂的心情，征引如下：
敝同年王讳吉人……反复开明粤西非吉祥之地。素知成龙家食尚可自给，力劝勿任，以缴凭为高见。成龙年四十五，英气有余，私心自揣，读书一场，曾知见利勿趋，见害勿避，古人义不辞难之说何为也，俛首不答。王兄默知其意，亦不复阻，洒泪而别。五月初三日至家，别继母妻儿。资斧艰难，典田卖屋，设法止有百金。携苍头五人，勇壮可伴……天明，举家拜别。大儿廷翼入庠已久，犹如处子，将祖遗田产文券开明交付外，止云“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二语。甫出户庭，而哭声已达外矣。拜别祠堂，不觉肠断，门里门外相聚而泣，不复回顾，揽辔登程。
王讳站在友人的立场，表示不赞成于成龙此时远赴广西，这反映了清初的西南地区绝不是士人心中理想的仕宦之地。可以想见，此种抵触情绪源于时局的艰难。于成龙和友人了解西南边疆的事态，这表示当时的山西士人对政治局势抱持着极高的敏感度。可以推断，一方面，他的所知所闻来源于在家乡的所见所感。“自崇祯五年，流寇劫掠乡村，杀伤无算，农业尽荒”，“秦寇流入晋土，劫掠焚杀，民无孑遗，家无噍类。历考前代，兵燹凶惨，未有若此之甚者也”。于家“先世仕明者讳坦，有声，弘治朝官至大中丞”，而在“明末盗起西疆”之时，于成龙的父亲于时煌筑起了堡寨来保护乡人。另一方面，局势的变动远超出一时一地的范围，前往罗城后，亲见战乱下严酷的社会现实，友人王讳的话得到印证。甚至在他到来前不久，前任罗城知县许鸿儒，“随征战四载，缘兵燹城荒，土司叛乱，桂林又屡为伪党窃据，罗城孤立无援，城陷不屈，骂贼而死”。战乱渐平，局势依旧险峻不已：“罗城居万山中，盛瘴疠，猺獞犷悍，初隶版籍。方兵后，遍地榛莽，县中居民仅六家，无城郭廨舍。”再去读于成龙当时的奏牍，其中也留有不少对其时其地民风的珍贵描述，比如说：“边徼之民虽刁，与腹里大异。腹里有势宦挟持，噩矜把持，光棍肆恶，捕风捉影。若夫蠢尔猺獞则不然，不谙官语，不识文字，惟听外江流棍唆哄告状，诓骗使用，及至提审，茫无一应。此粤西开辟初年之情形也。”这种情况的形成来自“罗于顺治十六年冬始入版图，公莅兹土仅隔年余尔。斯时兵燹之后，城署荒凉，民生凋敝”。
陈永明著《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
明亡之后，留给士人的选择，一是成为遗民采取不合作态度，一是仕清以实践儒生抱负。于成龙可以归入后一类。从“见利勿趋，见害勿避”的话语里，我们读不到于成龙对前朝的眷恋，他忧心和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经世济民。正如陈永明所言：“在目睹经济破产，生灵涂炭的现状，希望尽早恢复社会秩序的汉族士人，莫不开始放弃道德空言，以一种务实的态度，考虑足以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总结起来，祖辈先世历史的熏陶是促使于成龙立志出仕的最初动因，社会失序的现实则进一步激励他把理想付诸实践。这里还透露出的信息是，在清初相比来自朝廷的政治压力，社会现实在士人的抉择中可能更为重要。在同一封信中，于成龙还表达了在罗城任官期间对家乡深切的怀恋：
哀哉！数年来，一举一动，原非为功名富贵计，止欲生归故里。日食二餐，或日食一餐，读书堂上，坐睡堂上，毛头赤脚，无复长官体统。夜晚酒一壶，值钱四文，并无小菜，亦不用箸快。读唐诗，写俚语，痛哭流涕，并不知杯内之为酒为泪也。间尝祝告城隍，谓我无亏心事一点，当令我及早还乡，幸得保出性命。
因为这是于成龙与友人之间私人的通信，笔下强烈的情绪表达应该十分真实可信。字里行间给我们留下的形象，少了一分儒生的从容不迫，多了一分坚强直率。他毫无保留地倾吐了自己的心灵世界和粤西荒芜衰败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落差。“贷服中土之官者，堂宇巍峨，吏胥云集，所求无不如意，凡有呵谴，自取其殃，夫复谁怨。若夫粤西，地瘠民贫，田土荒芜，衙舍倾倒，无夫无役，其何以治？”罗城居官六年间，远在迢迢千里之外的家乡时不时掠过他的心头，一边是“及早还乡”的渴望，一边却苦中作乐、以坚定为官意志。这种情感来自他在山西和广西的亲身体会。把山西和江南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的话，可以发现，明末的山西更早地品尝了战乱的痛楚。来到僻远的广西罗城之后，战乱在他内心唤起的焦虑感又陡然加深，这和江南士大夫在明亡之后的心理迥异。因所处环境的差异，于成龙产生了与江南士人迥异的对“易代”历史的认知，以往明清易代的主流历史叙述多偏重后者。这里的考察说明，无比眷恋于明末精致的文化生活的江南士人常常为体会到的巨大的心理断裂而惋惜不已，但在“山右寒儒”于成龙这里，家乡情节中缺少了悔恨的空间，多出了士人的责任感。因为粤西与晋土同样曾深陷于战乱，拯救粤西的百姓脱离苦难，和保护家族和乡人就有着相似的意义。在于成龙留下的诗作中，我们也能找到这种情感的表达，比如他曾自比远谪永州的唐代诗人柳宗元，诗云：“子厚当年被谪时，柳州城上写新诗。那知千载存亡后，我与先生共客羁。”由此可见，身处粤西的他，内心深处有焦虑不安和锲而不舍两种情感在激烈碰撞。早年的家乡记忆其实并不美好，却足够给他带来归属感和勇气，他的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就成形于这种苦难的记忆中。
有了这一段仕宦初期的心理分析，我们就更可以理解他随后从事地方教化时的实际历程。当于成龙远离了自己的乡土与家族，开始投身于“治民”的实践时，他担任的是皇权在地方的代表。对家乡的深刻眷恋如影随形地跟随着于成龙的仕途，塑造了于成龙的治事风格。而一旦开始为官治民，朝廷的治理目标就是必须依托的规则。他在四川合州任上的奏牍《请复祀典详》中写道：“曩因蜀中田地未辟，赋税无多，祭祀未举，遂为缺典。间有有司捐俸举行，或派居民相助。然未蒙圣恩，神鬼必不歆享。”而在《请正朝仪详》中他写道：“成龙原籍山西永宁州，凡遇朝贺，各官前一日眛爽，齐集万寿院习仪祝圣，分班跪迎万岁龙亭前至州治大堂。本日眛爽，各官齐集州治，向龙庭行朝贺礼，有司诣龙亭前跪，廪生宣祝圣文毕，复位，分班跪送。此成龙原籍朝贺之礼也。”这两份奏牍中，有着他在到任新地不久注意到“合州荒残，典籍轶失，当草创之时，仪文缺略”的情况时，产生的“寸心难安”之情。每当这时，他就会想起自己曾经参与过的那些典礼，其中就有家乡山西永宁州和初任广西柳州府两地的朝贺大礼，将之视作治理模板。
出仕为官是于成龙人生经历中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缺少了这一段历程，就不会有后来的“天下第一廉吏”。把这段历程置于清前期的政治史下，还可以看到更多的意义。因为于成龙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既受到了时代背景的影响，也有文化层面的对家乡的感情所起的作用。如果说江南的文人因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在明亡之后感受到了巨大的政治断裂，于成龙的乡愁却有着指向儒生志业的不同内涵。他出仕的决定虽然来自个人的选择，但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让世道早日恢复平静。对政治治理的强烈关注推动着他去成为官员，去教化地方，这与清初帝王的治理目标是一致的，因为地方文教事业的成功需要的正是皇权的配合。他在任上的“或以崇文教，或以敦祈报，或以恤幽魂，皆有祭享一定之期”，表明地方祀典需要正确地纳入到朝廷的礼制中，成为一种“制度化”的东西得到重视并被常行。“务令上下二乡设立乡约各一名，每遇朔望，将上谕十六条谆切讲解”，也透露了官员日常教化之中朝廷法令的重要性。易代之后，士人背负了明亡的历史教训，亲身感受到“天崩地解”的残酷现实，这直接反映在他们对“治道”的理解中。有学者指出，明清之际士人的心态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转变，士林普遍把明朝失去天下的原因归结为“私言”的泛滥，反思自身后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空谈无益、朋党误国，原本漫无拘束的风尚开始变得严肃，这是清初的君主所愿意看到的。于成龙的这段仕宦经历，也佐证了那个时代确实存在这种心态转变，而且转变的影响贯穿了他的一生。就如康熙帝所说：“理学无取空言，若于成龙不言理学，而服官至廉，斯真理学矣。”在清初，宋明学术中讨论性理的传统受到普遍质疑，庶民化的、以“觉民行道”为目标的讲学传统开始走向沉寂，时人探讨何为“真理学”，并认为唯有实用主义才能拯救理学。而对官员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修齐治平的理想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政治权威，原本“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的士人之学就在某种程度上被治理社会的实绩重新定义了。所以，“未蒙圣恩，神鬼必不歆享”一语正体现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士人身份认同中“权威主义”的影子，在这个意义上，于成龙的出仕决定是明清鼎革后山西汉族士人心态的一个缩影。
王汎森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论》
二、“圣朝敷教崇孝所以尽忠”：走出忠孝两难困境
念成龙父兄先逝，上无叔伯，终鲜兄弟，茕茕一身，奉侍慈帏，希冀升斗，以禄养亲。不料任粤任蜀，远隔天涯。及佐黄郡，又苦卑湿，不敢迎养。身羁一官，心悬白云，十六年来，鸟鸟之私未尝刻忘。康熙十三年，成龙有终养之请，屡词告休，实为高堂老母，中怀隐忧，不得不为之乞怜也。今忽焉永诀，母北子南，幽明殊隔。讣音驰至，肝肠惨裂，魂魄黯销，号天抢地，欲见无由，追悔无及。痛成龙母老不能养，母死不能殓。目前柩停中堂，亡灵无依，倚门倚闾，死后望儿，倍切生前。成龙他乡孤哀，腐心疾首。泪已血凝，形已骨立，惟奔丧营葬，触棺躃踊，少释终天之恨……
这段文字是于成龙在康熙十五年（1676）黄州知府任上写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到“母老不能养，母死不能殓”带来的沉痛之情。自己为官在外，继母病逝，欲报未能。而两年前，康熙十三年时，他补任武昌府知府，就有“终养之请”，但因“东山之乱”事发，未能遂愿。自古以来，事君与事亲、尽忠和尽孝，常常难以两全，这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困扰着仕途中士人的身份认同。此时的于成龙，随着仕宦经历的渐渐增长，也深深陷于这一矛盾当中。
除了继母养育之恩，父子之情也是他心头时常挂念的，于成龙在一封给友人的书信里这样写道：
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蚤，舟中骤见小犬，长者庞然，幼者突然，竟不识为谁家子。徐听其声音，抱头痛哭。此命数蹇阨，父南子北九年者，一旦见面，肝肠欲碎者也。顷捧手札，数载隔绝，如对芝眉，泪洒痛怀……惟年兄以礼节情，为时自玉。积绪万千，书不尽意，统希台照。
“以礼节情”是对身处仕途的官员处理“忠孝难以两全”矛盾方法的极好归纳，严格的儒家伦理可以起到作为个人私情和家国天下之间缓冲器的作用。此外，出仕前有着在安国寺“吟风沐雨、读书六载”经历的于成龙也常以在诗歌中寄托归隐之意的方式来缓解长期为官带来的紧张感。“菩提垂慈训，真觉孽难湔。廉隅虽寻丈，光明即佛仙”，“轻脱敝衣裘，予将撇俗缠。秋风吹细雨，霹雳护青莲”。佛道的传统虽与儒家的行为规范不同，但都作为一种策略被运用在他的那段仕宦经历之中。
于准编《于清端公政书》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他终于得到了机会去了却之前因为夺情留任迟迟无法完成的回乡葬母之愿。就在前一年，康熙帝亲自召见了他，赞其“激浊扬清，始终如一，清洁之操，白首弥励”，有赐诗一首，并“兹特发内帑银一千两，朕亲乘内厩良马一匹连鞍”。这次召见对于成龙的仕途产生了很大的意义，首先他廉吏的名声广为朝野所共知正是在这一时期前后，而皇帝的召见进一步扩大了这个效应。陈廷敬《于清端公传》中提到在福建任上外国贡使对于成龙清廉的赞誉：“贡使皆啮指作礼，谓译使云：天朝洪福，我侪实未见此清官也。”这件事正发生于康熙十九年。其次，在他本人之前所上给康熙帝的奏疏中，早已经对召见的意义有清楚的陈述：“窃念臣屡受皇上知遇洪恩，久切觐阕之念”，“瞻皇之愚忱，刻刻在怀”。
也是在康熙二十年这一年内，于成龙上《请假归葬疏》，得允归籍葬母。他在奏疏中吐露出的是因出仕为官，陷于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对“停柩五年有余”感到愧疚不能安，却惟有尽人事而已，以忠臣孝子自励的复杂心情：
窃惟圣朝敷教崇孝所以尽忠，臣子立身竭忠必先尽孝，未有子道有亏，而可以事君临民者也。臣山右寒儒，早年失恃，蒙继母李氏视臣犹之己出，教养勤劬，恩同乳哺。臣于顺治十八年，叨选广西罗城县知县。其时，臣父久已见背，止有继母在堂……抛离母氏，嘱臣妻子奉养，绝裾之情，至今思之，犹有余痛……及十三年二月内，报升福建建宁府知府，留补武昌府知府，因浮桥一案革职，旋补黄州府知府，正值兵兴，终未遂养亲之私……至康熙十五年十月内，接臣母病故讣音，五内摧崩，随照例详请回籍守制，乃以逆贼梗化，军务倥偬，督抚诸臣不以臣谫劣，勉臣移孝作忠，慰留再四，随经题准在任守制……今停柩五年有余，尚未归土。如臣之为子，亦何赖焉？天伦父母，事有未尽，何以为人……臣前此之夺情留任，历久不敢言归者，缘以四宇未宁，王事靡监，人臣义不遑顾亲之时也。兹接部文，滇南逆孽荡平，率土归王，普天同庆，从此兵革不用，臣民共享太平之乐……乃躬际太平之盛，非复从前多事之时，若不归葬母丧，是贪恋显荣，忘亲背义，不孝之名不免贻议于天下后世。
完成了归籍葬母后，于成龙亟转任两江总督，门人李中素称其时“一时眷遇，罕有其匹”，反映了在忠孝难以两全的仕途中，他的经历在当时人眼中于忠于孝都已具备了榜样的性质。细究一层，朝廷的礼待和重用当是促成时人如此看待的重要原因。虽然为了尽忠职守不得不“停柩五年有余”，但当终于“滇南逆孽荡平，率土归王，普天同庆”，同时获康熙帝恩准归籍葬母时，他一举成为了时人心中官员的榜样。一方面，无论是对儒家君子之道“以礼节情”的践行，还有着悠久传统的归隐理想，虽然都是他当时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他带着任命书，成为朝廷重要的地方大员，携带国家赋予的使命前去任职时，“治民”和“事君”的意义都同样重要。这时，士人身份的合法性非常依赖于国家权力的授受关系，而真正能够化解“忠孝难以两全”困境的良药，还要数皇帝知遇与士人理想之间两相契合。另一方面，清初的君主在重建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得到诸如于成龙这样的汉族士人的倾力帮助，也得益于他们对于此类与士人群体互动的方式的熟稔运用。熊赐履在于成龙死后的墓志铭中写道：“观上之遇公，恩礼终未少替，则知公之所以结主知者良有素，而圣朝初未尝以浮议而有所参间之也。”可谓知论。于成龙在葬母之后的归途中写的一首诗，从中我们也能读到这种意思：
行行复过井陉口，白发皤皤非旧颜。
回首粤川多壮志，劳心闽楚少余闲。
钦承帝命巡畿辅，新沐皇恩出固关。
四十年前经过地，于今一别到三山。
三、“清风未远，长存表德之思”：“廉吏”如何进入社会话语
于成龙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清初士人的政治选择，但是只着眼于研究对象本身，看到他的价值观与国家治理之间相互呼应的状态，还不能很好地把握当时士庶文化的整体面貌。无论是生时的褒奖和晋爵，还是其死后的“葬祭以礼”、赐给谥号和赐额，这些都不是秘而不宣的，而是带有向天下宣示的教化意义。国家的荣誉一方面可以慰藉士人心理，抚平忠孝之间的沟堑，给官员本人和家族都带来社会收益，另一方面则有裁量公道，树立榜样以传播朝廷认可的伦理价值，为万世植纲常的功能。只有继续观察于成龙仕途晚期的经历以及在他死后后人对他的纪念活动，方能知道“天下第一廉吏”的形象是如何在社会话语中传递，并进一步对当时和后世的士习、士风和士论产生影响的。
出任两江总督时，于成龙已经66岁了，虽然由门生李中素“公请假在里，祭葬毕，即单骑至金陵，惟携图书数卷，直驰入署”的记载，可知当时他尚健朗能任事。但在两年之后的康熙二十三年，给皇帝的《乞休书》中，他明白地表达出了对自己“景逼桑榆，衰迈昏瞆”的自责。字里行间中流露的情感与李密在《陈情表》中“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的表达十分相似。在皇权和士人之间，仕进的价值通过“乞休”和“宽留”的行为互动充分地彰显了出来：
窃臣以庸才谬膺督寄，年老疏陋，一岁之内两蒙圣慈宽留……臣勉力拮据，思所以副我皇上安愈图安之意。无奈两目久昏，两耳不聪，自去秋染疟之后，复得怔忡之症。每办事午夜，心胸惊悸，辄不能寐。焦思愈急则精神愈惫，精神既竭则事务糊涂，势所必然……将来再有贻悮，纵睿慈曲加矜全，臣有觍面目尸位素餐，将何以砥砺寮属、统驭士民耶？伏乞皇上俯念地方重大，鉴臣老迈不堪供职，特赐休致……
上《乞休书》的同一年，于成龙“疾作，召属吏与诀，端坐逝”，“卒之日，金陵人为之巷哭，相率炳香灯祭于寝”，“皇上痛悼，谕祭二坛，给全葬银两”。康熙帝先是赐葬，并亲自题写碑文，谥以“清端”，荫一子入国子监。后来，于成龙之孙于准把能得到皇帝亲自题写的碑文视作是十分不同寻常的礼遇：“窃念御赐墓碑，古有常典，大都词臣奉命撰著，从未有出自御制兼蒙御书者。”再看碑文的内容，提揭了“清端”这一谥号的寓意：
盖拔自庶官之中，洊受节钺之任，尔能坚守夙操，无间初终。古人脱粟布被，或者嫌于矫伪。尔所谓廉，本于至诚。闻尔之风，可以兴起。
尔克抚字维勤，苞苴尽绝，迨两江迁镇，一节罔渝。驭下则大革贪风，励已则寒同素儒，虽古廉吏，曷以加兹？
惟尔苦节克贞，鞠躬匪懈，真一介之弗取，越数官而弥坚。呜呼！清风未远，长存表德之思；恩恤重颁，丕著旌贤之典。
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帝御书四字匾额“高行清粹”，四年之后，又有御书对联“历仕甘棠随地荫，两江清节至今传”。对联中的“甘棠”典出《诗经·甘棠》，相传召公行政于南国，国人因怀念其人而爱其手植之树。
康熙皇帝为于成龙所写的匾额与对联
合而观之，无论是康熙帝的第一次御制碑文，还是后两次的谕祭文，都着重阐释了“廉”字的意义，将之视为于成龙的至高品质，几乎给予了无以上之的赞美。《孝经》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康熙帝把国家对有功大臣的尊重与追思用繁复的文辞加以展示，重点表彰了“廉”的品质，纪念仪式于是具有了示范的性质，对社会道德的宣扬、对士人行为的规约，和“清风未远”“苞苴尽绝”“闻尔之风，可以兴起”等以整饬吏治为目标的劝世话语就这样传达给了官吏和民众。可以说，于成龙成为了朝廷对“廉吏”的一个官方定义，代表着国家所倡导的正当行为，为当时和后世的官员树立了“廉吏”的准绳。
在于成龙去世之后，在其历官各地，士民多有专祠致以纪念。在两江总督的任所江宁，当地士绅和民众“一建祠于天妃宫侧，再建祠于雨花台畔”。这里的前一次立祠是见于史料最早的记录，发生在康熙二十三年，可以推断这是当地人在于成龙“卒于官”之后开始的悼念活动的一部分。因为尚来不及择建新祠，便“酌以权宜”地选择了致祭于“水府之神”天妃宫之侧。康熙三十三年，江宁士民又在雨花台畔重建专祠，并在碑记中阐述了这么做的缘由：
向者祀公于天妃宫内，地尤弗专，未足以伸昭报之诚。维聚宝门外长千里之雨花台，枕崇冈，临广陌，拱列峰之明秀，带巨渎之澄泓，古名臣庙宇耸立于兹者甚著。今为公建专祠，莫如斯土为宜。
由之可以读到，初建的“酌以权宜”未足以充分表达士民的“报德崇恩”之心，不符合“垂之久远”的期待。在重建这一次的礼制实践中，士民精心地挑选了风景灵秀之地，仔细地完善了祭祀活动中的每个细节，把追思的礼意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李元度著《国朝先正事略》
在康熙二十六年，于成龙入祀山西太原的三立祠，这得力于清初“山右儒宗”范镐鼎的提议。其时范氏正致力于编刻山西先儒文集，汇集“晋人、晋文、晋诗、晋语”，此时提议于成龙入祀想必也属于他发扬地方人文传统事业的一部分。此外，原籍永宁州的于成龙在死后能被纳入太原的三立祠，也反映了三立祠不是以单个或少数先贤为祭祀对象的祠庙，本身具有展示一定区域范围之内士人文化的性质。
在黄州，“后人之仕于兹土者与邦之父老子弟不忍忘也，相与崇祀学宫，复于赤壁之巅建为祠宇，祀公像于其中，迄今数十年矣”。按此碑记作于重修之时，后文提到当时于成龙之孙于准“展拜祠下”，时间为“丙戌春”。那么倒推十年，最初的建祠就是康熙三十五年的事情。特意挑选赤壁，就像江宁士民精心选择了雨花台一样，可以让人在游览风景名胜时一并追忆先贤，潜移默化地受到教化榜样的熏陶。晚清的英启在走访赤壁后曾这样写道：“黄州赤壁以坡公名，苏文忠公祠、睡仙亭、二赋堂诸胜迹及于清端公祠在焉。”
邮票：于成龙（右）“立檄拒礼””
在苏州，据同治《苏州府志》中所引乾隆年间重修祠庙时留下的碑文：
金陵吴下祠宇非一，在苏郡者有二：一在府学，为于汤二公合祠；一为公专祠，在城中金母桥侧，初名立人书院，康熙中阖郡士民所建以祀公者。
首次设立专祠的时间是康熙二十六年，比对省治江宁早三年已有祀于天妃宫的史实，加上当时撰写的碑文中“维时两江数千里，百万生齿，保抱携持，爇香望哭，哀音相属不绝。而我苏之民，雕攰之余，视他郡为剧”的语句，可以知道苏州士人立祠的愿望来自于成龙在其地的影响力。因为是地方自发的祠祀，即便在两江总督的治所江宁已有立祠，但是苏州士民还可以本着自己尊崇、认同并致祀的强烈愿望设立专属本地的祠庙。到了康熙四十五年，出于“立祠于城中通阛坊久矣，第以逼近梵宇，规模隘狭，其于报德告虔之制弗称”的考虑，苏州士民将于成龙和前巡抚汤斌两位有功于地方的官员两祠并建，“度地于汤公祠之右，栋梁砖甓，资助骈集”。从府志中还可以得到的信息，一是移建之后时人将两祠庙合以“二贤祠”的称呼，一是在同治七年（1868）有合祀于九公祠一事。
广西罗城为于成龙立祠，则迟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由时任罗城知县金岳推动。金岳“初任广西罗城县令，以于清端公曾宰是邑，故考其遗事，勘版流传”，他在祠碑中陈述了这次立祠的用意：“今吴（楚）（之）间梴桷岿然，而罗缺焉。岳不敏，虽不敢妄希先贤，独念潮之祀韩、柳之祀柳，苟有功德及人，皆庙食百世，不以地之荒远废。”
由上可约略看出，祠祀在当时非常普遍化，反映了随着清初政治局势的逐渐稳定，各地的文教事业在逐渐复苏。而不同地区立祠时间有早有晚，譬如位于西南的罗城迟至乾隆二十二年才有专祠之设，这可以视作不同地区之间的文教水平差异的表现之一。而立祠的标准，“学宫从祀之典，由来重矣，凡吏有贤绩于地方，则称名宦而合为之祠，其犹粹者，间有专祠，以别于庞杂他附之所”。表明纪念官员的专祠，有着和官学名宦祠相似的意义，但是否另有专祠之设，取决于其人之功德品行在地方士民心中是否到达了极高的水平。专祠与官学名宦祠的不同，还在于后者设立于学宫内，庙学制是儒学和孔庙二者共同组成的神圣空间，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显得“尊而不亲”。乾隆年间担任广西罗城知县的金岳就在祠碑中写道：“公之尊崇于名宦祠也久矣，然其地尊严，士民轻不得瞻仰。即有倾心乎公，而欲尽区区之诚者，亦徒然徘徊于宫墙之外焉。”显然择地另立专祠更便于士民瞻仰。但视地方具体情况不同，也有设立于官学内的专祠，比如苏州府的“二贤祠”。
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成龙湖公园的于成龙雕像
地方自发的祠祀，因其处在朝廷正祀之外，所以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立性。这反映在同样是祭祀于成龙，在康熙帝的谕祭和各地方的祠祀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同的意图和价值取向。康熙帝把他对整饬吏治的强烈关心寄托在了对“廉”的三复斯言中，希望把于成龙树立成一个“廉吏”的准绳以为万世则。虽然地方祠祀主要由官员操办，自主操作的空间其实十分有限，但各地士民在立祠时还是努力地兼顾着本地的文教事业，想通过祠祀这样的活动达到加强地方文化凝聚力的作用，太原的三立祠就是一个例子，而江宁和黄州的士民更是积极地把祠祀结合进本地的风景名胜中。在各地为修建祠庙而书写的碑文里，别地已建也是常出现的理由，反映出一种唯恐落于人后的心态。
祠祀所具有的公共效应，也起着把“廉吏”这个政治符号从官僚体制内向地方社会广泛传达的作用。各地士民的一次次礼仪操演和宣示，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谕祭进行了延续，由此于成龙的榜样作用就影响到了更多士人的身份认同，公众的认可由此得到强化。据赵慎畛《榆巢杂识》载，雍正八年（1730）七月，北京白马关帝庙侧兴建了贤良祠，有功于国家者得入祀，于成龙也列名其中，雍正帝亲自题写祠额和碑文。而据阮葵生《客余茶话》，乾隆帝在巡幸江南时，也曾对途经江南地方的祠墓加以赐祭，这是历史上皇权和地方祠庙之间的凤毛麟角的直接接触之一。除了这些具体的事例，国家政治给士人文化造成的压力更多产生于无形，虽然无处不在，我们却难以具体衡量，就像是“权力的毛细管”。各地士民在立祠祭祀中显示了一定的文化自主性，这体现了地方社会一直在积极地和国家争夺着文化主动权。但是，我们现在提及于成龙，会习惯性地想起康熙所钦定的称号“天下第一廉吏”，这本身就反映了国家权力的优势地位。
乾隆皇帝为于成龙所写的匾额
本文分三个阶段考察了于成龙“天下第一廉吏”称号形成的历史。首先，于成龙身为汉族士人，在清初没有回避满人政权，毅然决定入仕为官以积极参与当代政治。和江南的遗民士大夫相比，他顺利地接受了清人的身份，从史料中，我们没有找到表明他曾对身份认同产生困惑的材料，他的出仕决定来自个人主观选择，家乡情结又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清初，“天崩地解”的社会现实在他的个人理想中预先注入了强烈的“政治治理”性格，这是“廉吏”符号形成的前史，反映的是社会化的人。其次，随着仕宦经历渐长，国家权力的塑造力量逐渐介入于成龙作为一介清官的人生。这一阶段，于成龙以自己的人生实践贯彻着朝廷的治理目标。在获得皇帝的知遇之恩，走出了“忠孝难以两全”的矛盾之后，他为人生意义的实现而释然。康熙的赞誉使“廉吏”的个人形象一举确立。再之后，是朝廷的谕祭和各地的祠祀在于成龙死后共同塑造着“万世风评”，在这一阶段，国家权力和地方力量既彼此呼应，也相互抗衡。两股力量的汇聚，起着使“廉吏”符号的意义稳定化的作用，为文化符号的进一步传递创造了空间与条件。最终，于成龙的生命历程定格在了“天下第一廉吏”的褒评，这是一个政治化的文化符号。
个人选择、政治权力、社会力量贯穿整个“廉吏”符号形塑史的三股推动力。三者之中，政治权力居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纵观本文考察的三阶段，皇权所起到的重要性在逐次攀升。入仕为官之后，于成龙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积极配合着皇权。越接近于康熙帝心中的“廉吏”，他的人生就越趋近单一化。康熙帝熟稔应用着诸如生时的褒奖和晋爵、死后的封号和赐额等和士人群体的互动方式，一面引导着帝国的官员，一面强化着清朝的统治合法性。学者黄进兴指出：在康熙皇帝的统治期间，“本来各自独立的政治权威与文化权威至此合而为一，清代的统治者于是变成两项传统最终的代表者”。当我们在谈论清朝皇帝以政统侵夺士人道统的深意时，也要把“廉吏”这样的文化符号纳入视野范围，因为文化符号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其中必然会体现出一些和社会心态有关的讯息。
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五卷·清史研究的新境》
此外，学者杨念群曾总结清中叶的学者型官僚具有的两个特点：一是对事功即应用层面的重视，强调要掌握刑名钱法等等治理技术；二是同时强调治理中“软性”的一面，即亲民问俗、教化人心。把于成龙也纳入学者型官僚的系谱可能略显牵强，但从“理学无取空言，若于成龙不言理学，而服官至廉，斯真理学矣”这句评价可以看出，康熙帝所极力肯定的恰恰是他“行”的一面，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学以致用。“廉吏”榜样是否是康熙在面对清代前期人心未定的复杂形势时所采取的应对之策？能不能说塑造治理榜样是康熙的一个重要政治思想？“天下第一廉吏”和清中叶的学者型官僚二者在政治史上的联系又该如何理解？这些问题有待以后继续研究。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作者：乔新华，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