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党人数多、力量大，集中的智慧相对较多，而且影响大、作用大，其一举一动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对大党的要求就应该更高，即“大就要有大的样子”。这种大的样子，就是大的形象，并具体体现在大的理想、大的抱负、大的情怀、大的智慧、大的手笔、大的定力、大的担当、大的贡献等方面，从而熔铸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党的伟岸雕像。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对一直在“进行之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总结，首次把党的建设提到“伟大的工程”的高度，既提出了“建设这样一个党”的问题，也回答了“怎样建设我们的党”的问题；既精心描摹了我们党致力形塑的大的样子，也凸显了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作用和意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清醒和坚定、自觉和深刻。

●中国共产党的大智慧，主要表现为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道路的探索、方案的设计。立党、兴党、强党，救国、立国、兴国、强国，民族独立、民族振兴、民族复兴，在历史的伟大行程中同频共振。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跨越两个世纪，走过百年历程，迎来百年华诞。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只有五十几名党员，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力并未凸显出来。但是，历史已经发生，当新的革命火种在陷入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引燃时，中国的伟大事变——开天辟地的伟大事变，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一百年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拥有9191万多名党员、460万多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党，并在14亿多人口的大国全面执政70多年。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党人数多、力量大，集中的智慧相对较多，而且影响大、作用大，其一举一动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对大党的要求就应该更高，即“大就要有大的样子”。这种大的样子，就是大的形象，并具体体现在大的理想、大的抱负、大的情怀、大的智慧、大的手笔、大的定力、大的担当、大的贡献等方面，从而熔铸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党的伟岸雕像。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这种大的样子，具体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和使命、理念和实践之中，从而内蕴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怎么能的正确答案以及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秋伟业万古长青的精神密码。

东方大国的历史命运呼唤中国共产党“大的样子”

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治世”和“盛世”是古老中国一再呈现的景观。但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一个历史的拐点，此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于近代中国所处境遇之恶劣，中国人民的体悟刻骨铭心。近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腐败、国力衰弱，中华民族陷入深重苦难。那时的中国历史，写满了民族的屈辱和人民的悲痛。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近代中国必须完成的两大历史任务。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求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

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根本指向，中国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相同或近似的情况，使得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镌刻在自己的心底深处、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觉醒年代”，中国大地上曾出现过二三百个政党，唯有中国共产党独树一帜并脱颖而出，其他政党大都烟消云散，有的政党甚至都没有留下什么印痕。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是历史的真实、历史的逻辑。

历史中有未来的答案。“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中国共产党从上海市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出发，从嘉兴南湖红船起航。毛泽东把望志路106号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产床”，习近平总书记把这里喻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毛泽东在红船的摇橹声中低沉呼喊：“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24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满怀豪情地说：“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也是在这次预备会上，回顾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时，毛泽东引用了《庄子》中的一句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他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这二十四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但“还要再前进，要再长大一点”。随后，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和成熟。84年后，习近平同志登上红船，首次把“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他深情感慨“小小红船承载千钧”，“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中国革命的源头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大的样子”的初始形象塑造。“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大党与小船，初心与使命，信仰与担当，沧桑与青春，百年只是序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中国积贫积弱、九源板荡、百载陆沉，被称为一艘“无一处没有伤痕”的破船。中国共产党人无惧任何困难、无惧任何失败，即使在力量相对弱小和革命低潮时期，依然用诗一般的语言描摹革命的光明前景：“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同样庄严宣告：“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精于观察历史大势，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善于把握历史主动、历史命运，中国共产党“大的样子”凸显于天地之间，且气吞山河。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形塑中国共产党“大的样子”

党的形象的锻造，党的生命力的涵育，党的建立只是一个起点，党的建设的任务更艰巨、意义更重大。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和思考的永恒课题。

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总结经验的党。毛泽东曾形象地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总结党成立以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注意克服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经验，在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我党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从而初步回答了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了党的形象和样子。从此，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对一直在“进行之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首次把党的建设提到“伟大的工程”的高度，既提出了“建设这样一个党”的问题，也回答了“怎样建设我们的党”的问题；既精心描摹了我们党致力形塑的大的样子，也凸显了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作用和意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清醒和坚定、自觉和深刻。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思想，包含着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经验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面对“打天下易、治天下难”的诘问，毛泽东回答道：“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这一回答充满了辩证法，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境界和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同样高度重视我们党历经磨难而凤凰涅槃、屡创奇迹的成功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而是我们党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长期摸索中积累下来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既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政治宣言，同时也勾勒了新时代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大的样子”。这是对党的“大的样子”的新时代概括，是对党的“大的样子”的全景式画像。

伟大工程形塑伟大政党。建设伟大工程，就是要使我们党自身始终过硬，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使我们党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富有战斗力，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大的样子”是元素饱满、灵动多姿的立体雕像

中国共产党“大的样子”其来有自、其塑有形。“大的样子”并不仅仅与党的队伍规模的大小、党员数量的多少呈正相关，更取决于其大的气象和大的作为。这是因为，即使在其发展进程的初始时期甚至困顿和低潮时期，也葆有“大的样子”，并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大的样子，就是大的形象，并具体体现在大的理想、大的抱负、大的情怀、大的智慧、大的手笔、大的定力、大的担当、大的贡献等方面，从而逐渐熔铸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党的伟岸雕像。

有大理想。理想信念，是政党的政治灵魂，决定着政党的方向、道路和抱负。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理想。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大理想才能成就大事业。理想信念坚如磐石、矢志不移，是中国共产党书写传奇、铸就“大的样子”的根本动因。

有大抱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胸怀民族千秋伟业，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前承几代人的求索、后启无数人的梦想。如今，我们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已然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崭新征程。立党、兴党、强党，救国、立国、兴国、强国，民族独立、民族振兴、民族复兴，在历史的伟大行程中同频共振。大抱负才能肩扛大担当。

有大情怀。中国共产党植根人民。人民情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特有的高尚情怀、博大情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大情怀涵育大境界。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有大智慧。大党人数多、力量大，集中的智慧相对较多，而且影响大、作用大。中国共产党的大智慧，主要表现为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道路的探索、方案的设计。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富有大智慧，所以，历经百年求索而笃定宣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版。穿合脚的鞋，走正确的路，我们向着远方的理想和目标一往无前。

有大手笔。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理论创造，写就千古文章。马克思主义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是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源泉。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在于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特点是，“无论我们吸收了什么有益的东西，最后都要本土化”。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的理论结晶。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一如既往挥动如椽巨笔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璀璨的真理光芒。

有大定力。对于一个政党来讲，大定力就是国际国内形势出现重大变迁时所表现出的前进方向、奋斗目标、思想意志的坚定性，以及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的强大性。这种大定力，中国共产党百年一以贯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更是深刻认识到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到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勇于自我革命，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塑造了党的“大的样子”的大品格。

有大担当。立志建设大党，立志治理大国，立志推进人类大业，既是世界级挑战，也是历史性担当。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打铁必须自身硬。始终保持永不褪色的革命精神，切实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向时代和人民交上一份份优异的答卷。

有大贡献。大贡献来自大视野。胸怀天下，立己达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人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为人类谋和平、为世界谋大同，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景一脉相承，“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提出“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豪迈宣示和自我鞭策。历史是最好的注解，现实是有力的印证，未来是必圆的梦想。百年大党携带“强党方略”前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国共产党必将因其使命非凡而更加壮大，必将因其道路壮阔而更加伟大，必将因其自我革命而更加强大，必将以浓笔重墨绘就“大的样子”这一真实、伟岸的样态，迎接下一个更加辉煌的一百年。

1922年7月，党的二大表决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组织原则到具体制度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有了最高的行为规范和行动指南。图为中国共产党第一部章程（局部）。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的重要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它第一次提出加强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中国化。图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手稿（部分）。 

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要求全党同志充分认识党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深刻理解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明确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图为《〈共产党人〉发刊词》封面。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党员和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原则。1980年2月，为了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健全党的民主生活，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向全党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016年10月，为了更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图为《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封面。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林建华（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太平洋 频道】熨贴人心的设计不仅兼具完美工艺雕琢及空间情韵经营，更是有形无形间灵魂的契合。强调「人」在空间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格纶设计 虞国纶 设计总监，以艺术性的美学思维，将人文因子挹注其中，为业主建构独有的生活居所。作品《东湖》中使用木、石、铁件类素材，构筑沈稳内敛基调;利用异材质混搭手法，创造不凡感受，让空间完美契合业主的生活体验。

　　处以无区隔设计刻画通透动线，让人一进便能拥抱开阔视野;唿应屋主所从事的金工产业，于转角处以暗色金属包覆，不规则的摺曲外观犹如宝石切面;搭佐柔和迎宾背灯，呈现工匠职人的美学质韵，同时展现设计师的细腻心思与微妙创意。

　　电视墙採用钢刷木料，运用精密工艺拉出X型立体剖面，呈现光影多层次变化;并于两侧镶以薄岩板铁件框饰，运用木、石、铁件等异材质交错，形塑丰富的视觉变化。背墙则以哑光大理石切割拼装，织构天然纹理;在内嵌灯源的掩映下，展现轻盈量体;搭佐饶富古典意蕴的壁炉意象，赋予空间恰到好处的人文暖意。

　　在双面电视墙后方，一处宁静的阅读天地就此搭建;利用皮革及木材铺塑温润氛围，呈现优雅质朴内蕴。富有方块几何美感的特殊造型铁，全件嵌入木皮纹理，演译简练的线条美学。并将突出的柜体规划成兼具收纳的坐榻，机能美观融为一体，精準擘划空间运用，展现师十足功力。

　　过渡至间的场域，利用阶梯式佈局，堆叠出空间层次感。大理石与温馨时尚的玻璃，推进至中岛;透过异材质结合，创造混搭个性外观。并特别设计衔接镀钛框的厨房拉门，规划出流畅动线;随着视角的变换，每个角度都能看见家的温暖情致。

　　而在屋主最重视的空间中，以双圆心所构成的镜体，运用大理石及砖石刻画卫浴灰阶调性。从地坪拼接、造型至压克力收纳的佈局，皆仰赖师经年淬炼的美学经验;不仅符合人体工学，亦能展现极简线条结构的力与美。从而打造富含情感的个性场域，反转以往盥洗室的空间印象，让生活角落处处充满惊喜。

　　精于以创意手法打造颠覆性美学的 格纶设计 虞国纶 设计总监，在《东湖》案中凭藉独到的审美思维，将工艺精準运用，连接「人」与「空间」的契合点。经由异材质拼接组合，赋予空间新颖层次变化;在满足屋主需求同时，亦让塬先老旧装潢脱胎换骨；将功能与美观融匯其中，打造独一无二的人文美宅。

　　虞国纶设计师于1989年由復兴商工美术工艺科系毕业，从业经验20年，于2005年成立格纶设计工程顾问公司，广涵美术、建筑、工程管理等菁英，并于2015年受聘台中亚洲大学室内设计系专任讲师。

　　2014 第叁届幸福空间亚洲设计大赏 当代前卫优质奖 和光沐景 Bathed in lights

　　2014 年度空间设计大奖艾特奖 最佳设计入围奖 绿.波 Coexistence

　　2014 年度空间设计大奖艾特奖 最佳公寓设计入围奖 和光沐景 Bathed in lights

　　2014 中国国际博览会-年度创新设计(华鼎奖) 餐饮娱乐空间一等奖 空/间/寂 Silence Culture

　　2014 中国国际装饰设计博览会-年度创新设计(华鼎奖) 影响中国年度十佳作品奖 空/间/寂 Silence Culture

　　2013 中国室内设计年度评选 金堂奖 十佳奖 优雅中挹取华丽芬芳 Graceful Beauty

　　2013 第叁届幸福空间亚洲设计奖 古典美学组-金奖 优雅中挹取华丽芬芳 Graceful Beauty

　　2013 第叁届幸福空间亚洲设计奖 古典优质奖 优雅新古典 摩登时尚 New Loft Vogue

　　2013 年度空间设计大奖艾特奖 最佳豪宅入围奖 优雅中挹取华丽芬芳 Graceful Beauty

　　2013 年度空间设计大奖艾特奖 最佳公寓设计入围奖 优雅新古典 摩登Loft时尚 New Loft Vogue

　　格纶设计工程公司于2005年创立至今，讲究专属、独特的空间价值，精心探究居住者个人特色与生活魅力，并透过创意质素的转译与擘划，「机能随形、演绎生活」，成为独具特色的风格设计。

　　室内设计项目通及住宅空间、商业空间、办公场所、会所样版房等，秉持着塬创设计的精神，对于风格与品味的追求，将业主对空间的期待以各种设计风格完美的呈现。

　　强调人与空间的关係，以生活品味与空间艺术的角度，成就设计的独特性，更以理性的空间规划，形塑出空间的本质;以空间美学为基础，打造出与众不同的空间场域;从设计的语汇裡，衍生业主对生活品味、理想居所的完美实践，提升居住空间美学，致力打造室内设计专业品牌。

　　擅于营造各种空间氛围与设计风格，并秉持为业主打造专属风格的理念。针对业主需求，精密的控管每一个细节与机能性，以求尽善尽美。对于生活美学的要求，不仅仅在空间的尺度规划，更对于傢饰、傢俱、陈列…等，都能提供出最专业完整的谘询。为达成每个业主对空间场域完成后的期盼，精算每一细项所需费用、并严谨的控管预算、对材质的严谨选用、对施工细节的精细要求，成就品味与质感兼具的空间面貌。

　　现代简约、时尚古典、摩登精品、都会乡村、美式Loft…等。

摘要：孙中山作为“国父”之历史记忆自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已开始建构。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又在台湾地区得到强化。“国父”作为国家认同之符号藴涵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及文化象征意义。在两蒋时期，“国父”记忆通过节日仪式、物质空间、历史教材及事迹叙说等方式传播至民众心里，对增强“国家”认同、凝聚民心、維护国体有重要作用，也是台湾与大陆維系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内容。但在2000年民进党主政后，“台独”分子图谋消解民众的“国父”认同，关于“国父”地位问题爆发激烈争议，显现“台独”势力希望借助于解构民众的历史记忆来实施“去中国化”的目的。台湾的“国父”争议问题，反映出现实政治权争对历史记忆的复杂影响。

在中国台湾地区“国父”与“国号”、“国徽”、“国歌”，均为“中华民国”的象征性政治符号，是国家与历史认同的重要内容。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国父”的尊号系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确定。国民党在败退台湾后不仅将之视为延续党统的象征也将之视为“中华民国”正统的标志之一。因此，在文化符号和物质空间上不断加强对“国父”功业及精神的宣扬，増强民众对“国父”的历史记忆和情感依恋。随着台湾地区“国际地位”及岛内政治生态之演变，“国父”内涵亦有所变化。作为海峡两岸共同尊崇的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成为台湾与大陆维系共同历史记忆、推动政治和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基础元素。但在“台独”者看来，“国父”记忆之中蕴涵的“中国记忆”“统一意识”是走向法理和事实“台独”的重要障碍。陈水扁在2000年上台后采取一系列动作来推行“去中国化”，甚而“去中华民国化”。在2004年前后，关于“国父是否外国人”的问题在台湾朝野爆发激烈争议以民进党为代表的绿营试图通过正名、修改教科书等方式来消解“国父”记忆；以国民党、亲民党为代表的蓝营贝阪对政治干预教育，竭力维护“国父”地位。（1）本文主要运用台湾地区的报刊资料试图对台湾“国父”记忆及2004年前后台湾关于孙中山“国父”称号的争议进行解读，以了解台湾地区现实政治权争及“统”、“独”对峙之中历史记忆的现实功用问题。

　　 一、“国父”称号之政治意蕴及两蒋时期的记忆强化

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及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其历史功业受到中国民众及海外华人敬重。孙中山在世之时，国民党内多称“总理”。“国父”之称始于孙中山逝世之后。1925年3月12日，社会各界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呈上巨型素花，横额当中大书“国父”二字，其唁电挽幛均称“国父”。目前，学术界多以此为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当时的台湾岛虽在日本侵占之下，民众举办追悼会亦称“国民之父”。台湾在孙中山逝世后三年也建立了塑像。1928年时，台南的佳里镇金唐殿就树立起孙中山之塑像，是汕头人何金龙所雕，此为台湾最早的孙中山雕像。（2）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中国国民党在正式仪式及政府文本之中，仍尊称孙为“本党总理”。中国共产党虽反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但仍尊孙中山为“中共的老师”和“革命的旗帜”，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国父”之称在政治和法律上的确立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于同年4月1日通令全国，以总理孙中山“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尊为“中华民国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规定，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则不必强令改易。这样，“国父”就和“国歌”、“国旗”、“国徽”一样成为国家之政治象征符号。严格说来，关于孙中山历史记忆的形塑在其逝世之后就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中国国民党举办奉安大典、修建中山陵；规祭祀及日常纪念的仪式；地方及民间社会修建中山公园、树立孙中山雕像；植树节及纪念日的确立等等都在空间及时间上使社会对孙中山的记忆不断得到提醒与延续。1940年确立“国父”地位，只是这一趋势的强化。陈蕴茜认为，孙中山崇拜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威崇拜的遗存和延续又是国民党政权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刻意制作政治象征符号、借以整合社会、巩固其威权统治的一大创制。（3）这一分析揭示出孙中山作为历史符号在国家认同、权威建构及政权党争之中的现实作用。

台湾地区正式形塑“国父”之历史形象是在光复之后。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国民政府即采取道路命名、机构命名、建立纪念场所等方式来加强台湾民众之国家认同，以摒除日据时期“皇民”思想之负面影响。“国父”作为国家的形象符号，也是重要的宣教内容。以路名为例，台湾光复之后，不少地方将日据时期的道路改为“中山路”。如台中市的中山路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叫“新盛桥通”，嘉义市的中山路曾叫“大通”，高雄市的中山路曾叫“昭和通”，在光复后均改称为中山路。在台北县的淡水镇、莺歌镇、金山乡、石门乡、八里乡等许多乡镇都有中山路。（4）台北市之中山区，亦为光复后为纪念孙中山而命名。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在两蒋时代，台湾与大陆在政治军事上处于敌对状态，不过两蒋仍然坚持一个中国的政治认同，反对“台独”，强调“中华民国”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国父”作为历史记忆和国家认同的符号，需要依赖于物质及文化的不同形态予以提醒强调。在1949年后，台湾关于“国父”的纪念和记忆几乎全方位展开。

节日纪念是强化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在国民党迁台后，1954年公布了《纪念日（或节日)纪念办法》，1982年公布了《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将节日纪念及国定节日作为重要的政治仪式。在“国父”纪念方面，每年3月12日之植树节及11月12日的诞辰纪念日是最为主要的节日。在“国父”百年诞辰中，国民党和“政府”举办盛大纪念活动。自1951年始，还将纪念日扩升为纪念月会活动，为时更长，活动更多。1966年还将“国父”诞辰纪念日定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强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诞辰纪念曰，“总统府”及中枢会举办纪念大会，由“总统”发表讲话。在蒋介石时期，多强调奉行“国父”遗教，复兴中华文化，“光复大陆”。到蒋经国时期，纪念大会讲话多注重台湾经济及民生问题。中枢纪念日还举办专题演讲，由与孙中山有渊源的政府资深官员演讲。民间也会举办纪念大会，会后有民众游行及游乐活动。《中央日报》、《联合报》等媒体还会发表社论，缅怀“国父”革命历程，向“国父”致敬。（5）“国父”诞辰纪念、双十“国庆”、中华民国建国日纪念，共同构成“国家”层面上的政治仪式。

物质形态的纪念空间也在不断营造。最为重要的是台北国父纪念馆。该馆于1964年筹建，1965年孙中山百年诞辰之时奠基1972年5月正式完工。纪念馆原隶属于台北市政麻1986年改隶台湾当局“教育部”，后合并阳明山中山楼机关名称从国父纪念馆管理处易为“国立国父纪念馆”。此外，还有中山楼、中山博物院、中山桥、中山宾馆等建筑孙中山的雕像也是直接展示其历史形象、寄托民众緬怀与崇敬之心的重要载体。在台湾的孙中山雕像极多。宜南中山公园内的孙中山石像是1948年所建台北中山堂孙中山立像，由嘉义人蒲添生制作，于1949年建成。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和“国父纪念馆”，还竖有孙中山铜像在台湾全岛以中山为名的学校、道路、机构、区域也随处可见在学校方面，既有大陆迁台的中山大学，也有数量极丰的中山“国中”、中山“国小”。在台北市、高雄市、新竹县、彰化县、台北县等，均有中山“国中”“国小”。在道路命名之中，中山路遍布全岛，如台北县、台中市、台中县、台南市、台南县、高雄市、高雄县、新竹市、新竹县等，许多乡镇也以中山为路名。（6）台北的中山路分南、北两路，分布有逸仙公园、“国父史迹纪念馆”、中山美术公园、中山市场、中山足球场。台湾之中山公园极多，据统有16个中山公园。（7）

学校教育之中所采用的历史教材也是形塑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对受教育者的历史知识建构、民族国家认同、文化价值观念都有着深刻影响。“国父”作为中华民国之开创者，其定位是受到中国史与台湾史之关系而变化的。在1949一1995年以前台湾中小学教科书一直实行统编制，即由教育部门统一制定教学大纲并由国立编译馆编撰教林教材直接体现“国家”关于历史的主体论述。到1995年后，改统编制为审定制，允许学术及教育出版机构自编教材而由“教育部”审定，实质生杀大权仍操之于“教育部”。在两蒋时代，坚持中国史的主体论述，并在相当长时期之内延用大陆时期之用本台湾作为中国之一省的地位及“国父”的历史地位自不容置疑。无论是社会课本还是高中教材，都强调国父的伟大业绩。在1971、1972年先后两次修订高中历史课标，历史仍分本国史及外国史两大部分，以本国史为主，其中増加关于台湾史的内容。到1983年、1985年又两次修订课标，将历史教科书定为5册：第1一3册为本国史，即中国史；台湾史则按中国之一地区，置于中国史范畴之内，但内容大幅増加。第4、5册为外国史。（8）多次修订之中，中国史观仍是核心基点，台湾史一直是隶属于中国史的范围内讲解并不存在政治争议。到1994年的国民中学课程标准之中，新増加《认识台湾》的社会篇、历史篇、地理篇各一册，这是首次在教材体系中编排专门台湾课程，显示台湾史的比重和地位在不断提升。虽可说是李登辉推行台湾本土意识之一种体现，但増加乡土认识也并无不可。台湾有学者分析台湾高中历史课程的教科书中的台湾论述，认为整体上看“关于台湾史的内容是从中国史观出发，以大中国的意识形态对台湾史进行诠释与再现的”（9）。孙中山来台之史实被反复宣讲，成为构建“国父”与台湾关系论述的重要依据。（10）总体而言，在两蒋时期，台湾地区的中国意识和中国史观是得到加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台湾岛长期受日本占领而国家认同不足之情状。

通过国家的政治仪式、物质空间上的布设、文化意识上的形塑、社会活动的展示，“国父”之形象在台湾岛内得到空前加强成为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在政治、社会生活之中不可缺少、随处可见之象征符号。国父的内涵随政治环境之演变也在发生变化。在大陆时期，孙中山被认为是民主与革命传统、国民党党统、中华民国国统之象征，其诠释权受各方争夺。败退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以“国父”形象、“国父”遗教作为号召民力、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在每年的双十“国庆”及“国父”诞辰纪念之中，国民党、“政府”部门都会发布文告、举办仪式，规划活动，以此宣示政策、感染民众。在文化层面，孙中山也是台湾与大陆作为中国共同组成部分的纽带。作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跨越了海峡，受到两岸的共同尊敬，因而也有超越两岸政治纷争的象征正因如此，“国父”记忆才与“中国记忆”、“中华民国定位”、两岸关系发生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在解涂“戒严”以后，台湾民众的本土意识明显増强。但是，单纯的乡土意识或者说主体意识并不必然会挑战民众的中国观念，但“台独”势力将有意将主体意识与“台独”意识连接，并力图切割台湾与大陆之政治文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