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头条号历史人物品评

唐宋八大家，苏家占了仨：苏洵、苏轼、苏辙。其中苏洵是老爸，苏轼是大哥，苏辙是小弟。事实上，苏洵总共生了仨儿子，大儿子名叫苏景先，在苏轼3岁那年不幸早夭了。照这个排行，苏轼是老二，苏辙应该算老三。

苏轼和苏辙从小关系很好，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在苏轼的诗词中，题目带着弟弟的字“子由”的，就有100多首。更别说在那篇《水调歌头》的序言里，苏轼更是在开篇就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作此篇，兼怀子由。”可见兄弟两个虽然天各一方，但是每逢佳节，还是经常相互惦念。

在三苏中，最为耀眼的是天纵奇才的苏轼，以至于后人常常忽略了那个才华其实并不在兄长之下的弟弟苏辙，其实两个人在同一年考中进士，这一年苏轼22岁，苏辙19岁。两个人入朝为官后，苏轼屡屡犯言直谏，被贬到各地；苏辙则很有政治才华，一直做到了副宰相。

在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打入大牢，有杀头的危险时，苏辙冒死向宋神宗上疏，宁肯自己被罢官，也要给哥哥搏得一条生路。

有苏辙这样的暖男弟弟，苏轼真的太幸福了！今天，就来讲讲苏辙这个人，还有他和苏轼间，一辈子不离不弃的兄弟情。

《三字经》里有一句话“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藉。”这里边的苏老泉，就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洵。

苏洵小时候家境优越，他也一直吊儿郎当，一直到27岁才开始用功读书，过了两年参加考试，结果没有考中。

之后一直到37岁，又参加了两次科举考试，也都落榜了。

“轼辙登科，明允曰，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史阙》）

苏洵感觉自己不是那块料，不考了，然后把自己写过的上千篇文章全都烧掉了。

虽然不考试了，但是苏洵仍然拼命读书，孔孟的书、韩愈的书、司马迁的书，看了个遍。

闭门读书的同时，苏洵还注重培养两个宝贝天才儿子。

苏轼比苏辙大三岁，两个人从小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父亲苏洵对他俩也有很高的期待。

苏洵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很用心，从起的名字就能看出来。苏洵写过一篇《名二子说》，提到过这两个儿子名字的由来。

古人有个传统，从小孩出生后满100天，要由父亲摸着头给起名字，苏洵给两个儿子起的名字都很有讲究。

苏轼的“轼”字，意思是车上的车把手。好像没什么作用，去掉它整个车就不完整。这是担心大儿子锋芒毕露，不懂得掩饰自己，让他要懂得收敛。

苏辙的“辙”字，是车驶过留下的车轱辘印。车子有一天会坏掉，车子留下的印却可以免于祸福。

等到古人年满20岁，需要行成人礼，还要由长辈给起字，苏轼和苏辙的字也很有说法，苏轼字子瞻，意思是扶着把手向远处眺望。告诫他须瞻前顾后，谨慎从事。

苏辙字子由，看见车轱辘印，就知道怎么来的。希望他既要跟着前人的路子走，也应自由发展。因为“辙”不像“轼”那样引人注目，也不易遭人嫉恨。

苏洵给两个儿子起的名字，都代表他对两个儿子性格充分的认识，和对他们未来的殷切嘱托。

除了起名字很用心，苏洵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呢？

苏洵喜欢跟孩子们讨论历史，特别是历朝兴衰的原因，培养他们有独立的见解。还要遍读经史百家。苏轼、苏辙后来回忆说：

“父师检责惊走书，坐起犹如挂钩鱼。”（苏轼《夜梦诗》）

“读书犹记少年狂，万卷纵横晒腹囊。”（苏辙《初闻得校书郎示同官》）

父亲苏洵对他们的教育很严格，这也让他们从小读了很多的书。

苏轼专门写过一首《戏子由》，打趣弟弟：

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

苏辙瘦高瘦高的，比哥哥苏轼还要高，苏轼戏称弟弟太高了，书院相比起来显得太小了，经常苏辙埋头读书，起身想舒展一下身体，结果脑袋就碰到了屋顶。

当时到益州做知州的张方平，喜欢结交文人，苏洵跟他很熟悉，就带着两个儿子去拜访他，结果张方平见到这兄弟俩非常有才华，颇为喜爱。

当时的科举考试，本来要经过州试、省试（礼部试）、殿试。

结果张方平把这兄弟俩，直接推荐给朝廷，让他们不用参加州试了，直接到京城参加礼部试。

张方平对这兄弟俩，有自己的一番观点。

根据张方平的观察，他认为苏轼“明敏尤可爱”，将来一定是人见人爱；苏辙“谨重自持”，性格严谨，将来成就或许比老大还高。后来两人的发展也印证了他的看法，苏轼很有才华，又性格耿直，得到很多人的喜爱，但是在官场上却不得志；弟弟苏辙沉稳谨慎，得到皇帝赏识，做了朝廷高官。两个人的性格造成了不一样的发展道路。

嘉祐元年（公元1057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去开封参加考试。值得一说的是这一年的都城星光熠熠，后来“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此时都在开封。

早就听闻过苏轼、苏辙名字的宰相韩琦说，这哥俩参加科举考试来了，其他人还来干什么？说明在考试之前，人们对这哥俩都很看好。

然而在考试之前，苏辙却生病了，要赶不上考试。韩琦还专门去找宋仁宗，说今年的制科考试，报考的人很多，但真正的人才没几个，如果苏轼和苏辙不参加，这考试大打折扣，于是宋仁宗给推迟了考试时间。

当时的制科考试叫“贤良方正极言直谏科”，专门选拔敢于向皇帝谏言，说真话的官人做官。

苏轼写完文章以后，说自己写的很好，把社会上的问题说出来了，写得很痛快，没有憋在心里的话了。

“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

可是他没想到弟弟苏辙，写得更痛快，更激进，更大胆。苏辙在考试中写了篇《御试制科策》，笔锋直指当今皇帝宋仁宗自身存在的缺陷。

主要集中论述四个方面：一是说宋仁宗懒惰，年纪大，没有朝气；二是说耽于女色；三是质问收上来的赋税都花在哪了；四是质疑宋仁宗领导的“庆历新政”，效果不行，质疑宋仁宗执政能力有问题。

这实在是太大胆了。要知道当时宋仁宗执政四十多年了，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怼过他。

很多人觉得苏辙要“凉凉”了。这时候，本次考试的副考官司马光站出来，说这文章写得好，因为这次录的名目是“贤良方正极言直谏科”，这次考试的目的，就是要录取道德好、敢说话的人才。

而且司马光说：“所试文词，臣不敢言。”苏辙的文章写得太大胆了，连我都不敢说这样的话。

当时考试分五等，一二等虚设，没有人获得过，三等就相当于是一等了。

司马光说这篇文章可以列为三等，初试时候的考官胡宿人说列为五等。还有人在中间调和，说可以列为四等。

谁都说服不了谁，最后就交到宋仁宗去决定。

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是两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统治的时期是宋朝的盛世。宋仁宗统治特点，如同后来他的谥号，很仁慈。

宋仁宗说：“我就是挑选敢直言相谏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人，如果给废黜了，天下人怎么看我？”

“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遗老斋记》）

宋仁宗把苏辙给录取了，苏轼也给录取了，回到皇宫以后，仁宗跟皇后说，今天给子孙选了两个宰相之才。

“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

考中进士以后，哥哥苏轼的第一个官职是凤翔签判，相当于办公厅的官员。

苏辙的第一个官职比较一般，商州（陕西商州）军事推官，离京城比较远。

苏辙不愿意去上任，当时父亲苏洵在京城里修礼书，苏辙说留在京城陪父亲，陪了三年。

后来朝廷给了苏辙一个河北大名府推官，相当于一般的地方幕僚。

一年后，苏洵去世，两兄弟回家守孝三年。

一直到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兄弟俩还朝，这时候苏轼33岁，苏辙也已经30岁，从他们考中进士开始已经过去七年了。

也是在这一年，宋神宗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者“熙宁变法”。

宋神宗上台后，发现国库亏空，国家没钱了，边境又有西夏军队的侵扰。面对内忧外患，宋神宗下决心进行变法，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

于是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先后颁布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等法令，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改变着北宋王朝。

特别是在这场变法中，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名字叫“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机构权力非常大，凌驾于其他任何机构之上，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此时，苏轼、苏辙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们的欧阳修在内，因为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而一直坚持自己意见的苏轼、苏辙，也越来越不容于朝廷。

苏辙对变法非常不满，给宋神宗写了一封奏章《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结果宋神宗改革的决心很坚决。苏辙知道无力改变，主动请求外放。先到陈州做了学官，相当于当地的教育局长。又到齐州做掌书记。

在地方上一直做小官，做到南京应天府的签判。

哥哥苏轼也给宋神宗上疏，要求取消变法，还指责说现在的朝廷风气不正，连谏官都不敢出来说真话。

“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朱牟《曲洧（weǐ）旧闻》）

公元1071年，性格直爽的苏轼，因为不满意朝廷的政策，上疏自求外放。苏轼先是被调任杭州通判（通判，相当于今天的副市长），后又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知州，相当于今天的市长）

就在湖州任上，苏轼遇到了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事件——“乌台诗案”。

当时朝中一些人，嫉恨苏轼的盛名，一心想把苏轼扳倒，不过他们又挑不出什么毛病，便从苏轼的文字中寻找把柄，并罗列出“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等莫须有的罪名，要求宋神宗对苏轼处以死刑。

随后，苏轼被押解入京进了御史台。自汉代起，御史台里头遍植乌柏，一种深青色的松柏，所以御史台又被称为“乌台”，所以这个诗案叫做“乌台诗案”。

当时苏轼被下到狱中，审理案件的人员问他：“你们家祖上，五代以内，有没有免死铁券，有的话可以免死。”这是对待死囚才会这样问。

“下狱即问，五代有无誓书铁券，盖死囚则如此，他罪止问三代。”（朱彧《萍洲可谈》）

苏轼被押解到开封御史台，经过两个多月的刑讯逼供，苏轼遭遇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最终，所谓的罪名成立，只等待皇帝的判决。

苏辙得到消息后，倾尽全力，想办法营救，向宋神宗上疏一篇《为兄轼下狱上书》，言辞恳切地表示，愿意用自己的官职，换哥哥一张保命符。

当然，皇帝不觉得这是个好交易，没有同意。

司马光、张方平等人也纷纷上疏劝谏，为苏轼鸣不平。连神宗的祖母曹太后也帮苏轼说话。

在这段时间里，苏轼儿子苏迈，每天给狱中苏轼送饭。

父子悄悄做了个约定，如果朝中比较稳定，苏轼没有什么危险，苏迈每天就给送蔬菜、牛羊肉之类的。如果苏轼有危险，就送鱼进来。

有一天，苏迈因为有事忙，就托一个人给父亲送饭，结果这个人不知道苏轼父子的约定，这天刚好送进来的是鱼，结果苏轼一看见鱼，心都哇凉哇凉的，感觉自己要小命不保了。

苏轼第一时间想起了弟弟苏辙，抓紧时间给弟弟写信：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千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跟结来生未了因。”（苏轼《狱中寄弟子由》）

写完信，苏轼让狱吏交苏辙，狱吏一看这是大事，不敢私自做主，就把信上交给了宋神宗。

宋神宗看完信很感动，对苏轼有了改观。

其实客观地说，神宗对苏轼的讨厌是有选择的，他讨厌苏轼话太多，总是抨击新法。但是对于苏轼的才华，神宗是相当钦佩的，曾经有人说苏轼的才华可以与李白媲美，神宗说李白比不上苏轼，李白有苏轼的才情，却没有苏轼的学问。

当时曹太后患病，而且病情很重，宋神宗是孝子，想要大赦天下。结果曹太后对宋神宗说，天下凶恶之徒就不要赦免了，他们罪有应得，只要放了苏轼一人足矣。

后来神宗把苏轼贬为黄州（今湖北武汉黄陂区境内）团练副使，不是简单的贬官，是以罪官的身份贬到黄州去的。只是挂一个名，没有任何行政职权。相当于作为一个罪人，被监管在黄州。

受苏轼案牵连，苏辙被贬筠州。

等到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宋哲宗这时候大概七、八岁，由高太后摄政。高太后让司马光返回朝廷做了宰相，苏轼兄弟也重新被启用。

年轻的宋哲宗继位，高太后摄政这段时间，苏辙走上了升官的快车道，达到了自己人生的巅峰。

回到朝廷以后，苏辙先是担任右司谏，是一个谏官的职位，非常的勤奋，在九个月的时间里上疏了74篇奏章。

不久苏辙升任中书舍人，负责起草中书省草拟的决定。此时哥哥苏轼担任翰林学士，草拟皇帝发出的诏命。

我们注意看，苏辙任中书舍人，掌外制，朝廷公告由苏辙起草；苏轼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掌内制，皇上的文诰由苏轼起草。这个时候朝廷最重要的两个文字秘书，就是这兄弟俩。

当时为了让皇帝听见不同的意见，以免陷于专断。发明了一项制度叫“转对”。

朝廷大臣向皇帝汇报工作，规定不同的部门的朝臣定期轮流向皇帝陈献个人对国事的意见，并回答皇帝的问题。这就叫“转对”

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五月一日，这天，苏轼、苏辙兄弟碰巧同一天转对，一起向皇帝说出自己对时事的意见，这对苏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荣耀。

又过了一年，苏辙升任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负责裁撤冗吏，裁减开支。然后由户部侍郎改任吏部侍郎（相当于人事部副部长），仅仅过了三天，又改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书。

又过了一年，升任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监察系统的最高长官，负责纠察百官。

元祐六年，升到尚书右丞，是尚书省的最高首长之一，相当于副宰相了。

元祐七年，苏辙升任门下侍郎，成为真正的副宰相。

当年张方平的一句“哥哥明敏儿可爱，但是这个弟弟沉毅自重，成就或可过之。”这个预言竟然成了真，在政坛上弟弟苏辙要比哥哥苏轼的成就大。

但是，朝廷之上，风云变幻。随着高太后去世，18岁的宋哲宗亲政，继续推行新法，尽废旧党。作为旧党的苏轼被贬惠州，苏辙也不断被贬，后来被贬雷州。

苏轼在当朝宰相章惇的陷害下又被贬到儋（dān）州。路上要渡海，走到广西梧州的时候，才听说自己的弟弟苏辙被贬到雷州去了。

此时苏辙已经走到藤州，距离苏轼不远，于是苏轼加紧脚步，在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五月十一日，赶到藤州见到了弟弟。

兄弟两人见面以后，有很多的话要说，慢慢赶路，从藤州到雷州，走了将近一个月。

六月十一日，苏轼、苏辙在雷州渡海作别。这也是兄弟二人此生最后一次见面。

不过之后两人还是有一些书信、寄送礼物的来往，比如苏轼在儋州期间，儋州地处海南岛，盛产椰子，苏轼用椰子壳做了两顶帽子，一顶自己戴，另一顶寄送给弟弟苏辙，两人有一些这样的往来。

苏轼在儋州期间，苏辙又被贬到循州。如果把苏轼的做官经历归结为“黄州、惠州、儋州。”那么苏辙在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的做官生涯，可以概括为“筠州、雷州、循州。”苏辙在被贬期间，闭门谢客，专心著书。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宋哲宗赵煦驾崩，太子赵佶即位，是为徽宗。宋徽宗上台后大赦天下，苏轼、苏辙遇赦北返。

苏轼在北返的途中，于常州病逝，终年66岁。

苏辙闻讯后赶来，把兄嫂葬在郏县的小峨眉山，苏辙告诉儿子，自己死后葬在哥哥旁边。

最后苏辙在颖昌（今河南许昌）居住了十一年，一直到去世，终年74岁。

苏轼与苏辙兄弟情谊深厚，他们是兄弟，是诗词唱和的良友，是政治上荣辱与共的伙伴，是精神上相互勉励的知己。

《宋史·苏辙传》评价这两个人，“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短短一生路，浓浓兄弟情。他们饱经忧患，彼此赤胆忠心；他们艰辛坎坷，胸襟光明磊落。都有着伟大人格，做出了不朽的业绩，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