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代丽 原文发表在博客，感谢原作者的分享，其他媒体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1、一幢旧式的二层筒子楼（夏.日）
五十多年前，紧挨着哈尔滨火车站，旁边的松花江街上，有一幢旧式的二层筒子楼。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筒子楼里度过的。
这幢建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的筒子楼，主要由省文化局、省财政厅、省电影机三个单位的职工家属居住,筒子楼的地下室，是俱乐部。
每天吃过晚饭,地下室就开始热闹起来了，鼓乐声、歌声一块飘出来，筒子楼的夜生活开始了！
“快快，赶紧拾掇，听戏去，去晚没座了。”妈妈催促着丁姨，然后牵着我的小手,匆匆的奔向地下室。
地下室很大，有好几个房间，有玩的、乐的、跳舞的，很是热闹。
俱乐部里,已去了好些筒子楼的邻居，不大的舞台上，支起的小架子上，有一个圆圆的小鼓，一位阿姨正敲着鼓点在唱着。
妈妈和丁姨她们爱听拉场戏和二人转、京韵大鼓、还有郭叔和王双印叔叔唱的东北民歌什么的；我呢,就跑到别的房间里看热闹。
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大人们在打克郎球；那时侯的克郎球就是现在的台球,桌面是用彩色玻璃砖做成的；每局结束时，我抢先帮着从小布袋里往外掏球，跑来跑去的，忙得也挺乐呵。
地下室每天热闹着，筒子楼里也很热闹，那是在周末的时候。
早早的吃过晚饭，楼里的孩子们叽叽喳喳跑出来，聚在一起准备看电影。
筒子楼的举架特别高；电影机厂的叔叔们下午就在走廊的尽头，挂上了银幕。
孩子们神气的分着工，小弟和另一个孩子去把大门，不让外人进；剩下的孩子，分别帮楼里的奶奶爷爷们搬凳子，安排座；外院的小孩儿想进来看电影,常常是悄悄地塞给小弟他们一只橘子、几颗花生或糖果,就算是门票了。
六十年代,水果花生要凭购货证供应,所以,这是礼物孩子们最珍贵的东西。
赵大大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人长的细高精瘦，脸上总挂着和善的微笑；他是筒子楼里最大的官儿–省财政厅厅长，一个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赵大大很平易近人，在楼道和走廊里，当和邻居们对面相逢时，赵大大总会先热情地打招呼，然后，侧过身，让你先过。赵大大的爱人周姨，是黑龙江艺校的教师。
有时晚饭后，同楼的几个小孩儿拉着手，到二楼的小走廊尽头，去赵大大家跟周姨学画画，我们一进门，大大就会催促家人和保姆：“快吃快收拾，赶紧腾地方。”
周姨指导我们做完画儿，大大的女儿小光开始讲故事，什么“人皮灯罩”、或是一些鬼怪的故事啦，讲到可怕的地方，大家会吓得“啊、啊”的怪叫。
3、筒子楼门前 （秋.阴）
人们慌乱的跑进跑出，惊慌的交头接耳。
“听说了吗？出大事啦。”丁姨拽着妈妈。
筒子楼里的空气紧张起来：原来，因为吃没发泡好的臭米面面条,财政厅职工食堂发生了中毒事件,已死了好些人。
当时，赵大大正好从外地出差刚回来，没赶上吃,食堂的大师傅就用剩下的面汤，给他下了碗面条,也中毒了,正在医院抢救。
行进中的救护车，发出紧促的警笛匆匆驶过，车上躺着奄奄一息的中毒者..。
医院里，躺着脸色苍白的中毒者，家属聚在医院的走廊里，焦急、悲恸….。
筒子楼楼下的几户，几乎全家遇难。上小学的陆生，父亲早年去世，他和妈妈及舅舅住在筒子楼里，这次食物中毒，同在财政厅的妈妈和舅舅都没了，站在自家门口，年幼的陆生抹着眼泪，越发显得孤独无助。
二十八岁的王叔身体好,第一个被毒倒,在医院抢救了几天,也没能活过来,成为当时单位第三十七个去世的中毒者,扔下两个不满周岁、不到三岁的孩子；因为胆小,王姨不敢独住,我住进了她们家,和楼里的小伙伴们帮着看孩子。
一时间，筒子楼空了半截子，全楼笼罩着一片悲哀。
据财政厅内部有关人士说,这次臭米面中毒事件,毒倒了一百四十七人；是继山西平麓县六十一人食物中毒后,全国又一起大的食物中毒事件。
从此后，每年的清明节，一大早人们就会看见，一辆白色的大客，准时停在筒子楼的门前，那是财政厅派来接楼里的遗属们去祭扫的。
楼上小走廊的里端，赵大大家的厨房里，炉子上盖着炉盖，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盖炉盖”三个字；一位五十岁出头的保姆在一旁忙着。
和赵大大家一墙之隔的是温叔一家， 温叔是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经理；他们两家共同使用一个烟道；因此，为烟道的事，有时两家会闹点小小的不愉快，常听赵大大叮嘱保姆：“做完饭别忘了盖炉盖，省得人家做饭炉子不好烧。”
一次，父亲带我去看温叔他们拍电影。
在演播大厅里，有一个大桌子，桌上坐满了流里流气的人，一个剃着光头的胖叔叔，手拿一只油乎乎的猪肘，啃了几次都不行，因为导演要求，吃的时候要撕扯出肉丝，而且肉丝要挂在嘴角。
回来的路上，我仰起头跟爸爸说，当演员可真合适，总能吃到肉（因为当时肉可不是随便就能吃到的，得凭票供应呢。）
夏天，筒子楼门前，邻居们都在乘凉。
一位长相、身材、走路姿势俊美的女人，款款的走过，温叔的眼神儿马上跟了上去，脖子也扭着，盯着人家一直看，直到人家走出视线为止；有时，他家阿姨会趴在二楼临街的窗口喊他：“快回家吃饭，别站那儿看起媳妇儿没完！”温叔也不温不火，只是眼睛还盯着目标，嘴里说着：等会等会儿…..。
过后，他跟邻居们说，厂里拍的一个短片里的演员，就是他在街上物色到的。
温叔会很多种乐器，没事的时候，脖子上总是搭一条毛巾，或拉手风琴小提琴，或吹萨克斯和黑管儿，吸引着筒子楼里的孩子们，跑他家聚堆儿去听；碰到好听的曲子，我们会打断温叔，温叔就会耐心的告诉我们：“这是外国的‘马赛曲’、‘拉德斯基进行曲’”，听得高兴时，我们会踩着点儿，手舞足蹈起来，温叔也不烦，只是看着我们乐。
他的孩子们，可没有一点音乐细胞，为了让孩子学琴，温叔曾把儿子锁在屋子里，可一转眼，孩子就从窗子顺根绳子跑掉了，吓的温叔再也不敢提学琴的事了。
温叔的母亲和丈母娘单独住在筒子楼终端的一间屋子里,两位老人常常吃不饱；姥姥爱抽烟,可姑娘不给买,我和小伙伴们就到家附近的火车站去捡烟头,回来扒出烟丝给姥姥吸，有时从家里偷干粮给两位老人吃。
有一次,我们几个小孩儿偷了家里的几个菜饺给她们,奶奶和姥姥用手捧着,吃得津津有味；临末了,还伸出舌头反复地舔着手掌,看了叫人挺心酸,那情景我至今都还记得。
两老人常常趁女儿女婿不在家的时候,悄悄到集体厨房,跟邻居要点米汤什么的喝，看到谁家要倒掉的鱼刺鱼骨，要来用嘴嗦拉嗦拉。
一次,赵大大家的保姆想给老人盛点米粥,在俩老人的碗橱里摸出的碗,上面都是很”厚”的灰,事后保姆都奇怪:他家好象常常几天不给老人开火啊。
两个老人的被褥脏得跟”铁”一样,屋子里的布啊,帘啊什么的,跟”磨剪子戗菜刀”的围裙一样,黑呼呼、油兮兮的。
最惨的当属温姥姥去世；当温奶奶去世几个月后,姥姥得了病,成天哼哼叫唤,她的女儿也不进屋看一眼,只是弄个凳子,在走廊远远的地方坐着。
直到有一天,屋里没了声息,女儿女婿连衣服都没给老人换,就用老人黝黑的行李一卷,雇了辆车,扔到了车上；因为车子颠簸,破被褥卷着的尸体总滚动,温叔就用脚踩着尸体,嘴里还骂咧咧:“叫你不老实,叫你不老实！”为了省钱，把姥姥拉到郊外,倒上汽油,囫囵半啃的烧了。
赵大大家的周姨因病去世,很多老邻居都很悲切,可温叔却天天大开着门拉琴,出殡的那天，有的邻居实在看不下去,上前制止他,温叔竟说:“他家死人，关我什么事?”
经历了臭米面事件，筒子楼里的人们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团结友爱，一些人家的顶梁柱倒了，另一些人就得去工作、去养家糊口。邻居们便自发地担起了后勤。
早晨,门一锁,孩子和钥匙往邻家大妈手里一放,走人。
晚上下班回来打开门,热腾腾的饭菜摆扣在桌上；谁家的面发好来不及蒸,你知一声,就有人替你代劳。
战叔家的老姑娘英子麻疹出不来，憋得呼吸急促、小脸雀紫；去医院吧，医生也没办法，妈妈找来一只白色的鸽子，豁开膛，趁热糊在了英子的前胸脯上，不出半个时辰，疹子出来了，妈妈用农村的土法子抢回了英子的一条命。
电影机的家属李奶奶一家，三世同堂，她家对着楼梯口,一进门,墙上钉着一个长条木版,上面有一排钉,每个钉上挂着各家的钥匙，钥匙的下面写着各家的名字。
常见李奶奶的儿媳妇江姨，单腿跪地，给叼着长杆烟袋的李奶点烟，问起缘由，李奶奶说，那是她们乡下的规矩。
李奶奶的孙子–一个特别淘气的男孩儿，后脑勺还梳着一根细细的猫尾巴辫儿；有一天，小男孩儿趴在二楼窗台晾满大葱的绳子上打悠悠，绳子忽然断了，孩子和大葱一起掉到了楼下；因楼房举架高，大伙都吓坏了，跑到楼下一看，小男孩好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在大葱堆上玩呢，邻居们建议领孩子去医院看看，李奶奶嘴一撇：“没事儿，我孙子皮实着呢。”
筒子楼的孩子们,一点不娇贵，还顶个儿；谁家需要买粮、买秋菜啦,他们会起早到菜站去排队划号,然后用小车给拉回来，送到各家。
筒子楼建在解放前期,年久失修,进门的楼梯底面，都在用一根小碗口粗的铁棒子支撑着呢。
每到冬季,封窗封门、补镶楼道、走廊公共间破碎的玻璃等活儿，都是郭爷爷的事儿。
郭爷爷是省歌舞团的干部、一个老共产党员；郭爷爷养成了习惯，平日里，他常这瞅瞅、那看看，登高爬梯的修修补补；下水堵了,他带头掏,水龙头坏了，他悄悄的给修好换上；在郭爷爷的带动下,公共厨房、公共厕所、公共走廊总是干干净净,整整洁洁的；筒子楼里的人们,没有人组织、没有人敦促、长久以来,自觉地维护爱惜公共环境，已形成一种习惯、一种共识。
8、松花江畔（白、昼）
有一年的夏天，郭爷爷的单位组织野游,在江北太阳岛的浴场里，为了救不会水的同事,郭爷爷掉进了松花江里。
为了打捞这位好人,郭爷爷、他两个儿子所在的单位—省歌舞团、空调机、电影机等三家单位,拉灯在松花江畔夜战了三天三夜。
浩淼的松花江畔，夜晚灯光如昼，沿岸聚集了上千人，除了三家单位的职工干部，还有好些筒子楼的老邻居，老人们互相搀扶着，洒泪守在江边，送别着筒子楼的这位好管家；那情景、那场面真是特别的感人。
筒子楼的父老乡亲想念郭爷爷，郭奶更是常常泪水连连的忆着往事；以前，都是郭爷做饭，忙完家里忙外头，谁家有事他都跑前跑后的张罗；现在，轮到小脚的郭奶了，从她家到公共厨房，每逢听到从走廊一头传来的噔、噔的脚步声，我们就知道，那是郭奶在颠着小脚儿做饭呢。
不到一年，郭奶也相继去世了。
晖姐一家三口住在我家隔壁，她母亲原是地主的小婆，土改时她还很小，母亲便带着她从老家逃了出来。
到哈后，晖姐的母亲经人介绍，和文化局的冯叔重组了家庭；晖姐和同楼的强哥是青梅竹马，已好了许多年了。
不料，就在即将谈婚论嫁的时候，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赵姨的现役军官弟弟从北京来哈看姐姐，看上了可人的晖姐，赵姨于是竭尽全力，成全了弟弟。
强哥气得死去活来，后来考取了外地的大学，一走了之。
筒子楼也有不消停的时候，‘战争’来自一楼的严叔叔家。
原来，头脑聪慧的严叔是电影机的工人技师，在电视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他就利用自己掌握的无线电技术，装了一台能听电视的半导体，没事的时候，拿出来听听，叽哩哇啦的，惹来很多邻居的羡慕。
因为筒子楼离火车站近，每天下了班，严叔叔把自家的泔水桶涮巴涮巴，盛上一桶凉水，拿一个蓝边大碗，站在楼门前喊道：“凉水凉水，一分钱管够。”嗨，真就有刚下火车的人争着来喝。
严叔叔看买卖挺好，他又起早卖起了洗脸水：拿几个小凳，凳上放好半盆水，不用香皂的1毛，用香皂的2毛钱洗一次。工休的时候，白天放一张桌子，上面用木牌写着：“问路，每次一角。”
筒子楼的邻居们也学起了严叔，在门前摆起了地摊儿。
傍晚，各家在楼前纷纷摆桌，卖起了大米饭、猪肉炖粉条；匆匆扒了口饭，我也和小弟抬着小桌，给妈妈在筒子楼门前占个地儿，刚下火车的人们，是这些小食摊儿现成的食客，小孩子们和大人一起忙活着、吆喝着，觉着有一股别样的乐趣呢。
严叔叔既聪明又浪漫，一次，她家的严姨收拾屋子，发现了他的一本日记，得知了他和徒弟的婚外情，这下可不得了啦：
大战了一场后，严姨气得和他分居、住到了地下室的一个房间，严叔自知理亏，也嬉皮笑脸的跟了去。
可是严姨就是不爱搭理他，俩人儿炕头一个，炕梢一个，枕头被剪碎了，严叔就枕着米袋子睡觉，不让盖被子，严叔叔就和衣而卧，有时洗衣服不小心洗了叔叔的衣服，严姨发现后，会马上从晾衣杆上拽下来，放在脚底下使劲的踩，直到踩得很脏很脏为止。
女人受到了伤害，干什么也没心思，家里乱得不成样子。
筒子楼地下室的住房里，炉灶在室内，严姨家的锅台连着炕，锅台旁边是鸡窝。
那天，叔叔蒸了一锅窝窝头，转身的功夫，被鸡叨得破头齿烂；叔叔吃完上夜班刚走，严姨一骨碌爬起来，拿出一把韭菜，又从鸡窝里摸出两个鸡蛋扔锅里炒熟，跟我说：“丽呀，今天咱吃高粱米粥、韭菜合子！”
回到家跟母亲学，母亲愠怒道：“她家那么埋汰，你也去吃饭？”
但我可没觉得，只是觉得那顿饭特别的香呢。
还有一次，严姨和了一块面，准备烙张饼，正巧听到叔叔回来的脚步声，匆忙间塞进一个大罐头瓶里，放在了门后，过后竟忘了这档子事；几天后，屋里酸溜溜的，门后罐头瓶里的面发得七呲枯汊，溢出瓶外，淌了一地。
严姨被严叔气魔怔了，总是问我：“小丽你说，他徒弟还能不能跟他啦？”我只好安慰她：“你看严叔让你给造的那个埋汰样儿，一脱衣服都能掉满炕大虱子，谁还要他？”
11、筒子楼闻姨、杨娘家
刘叔是某研究所的职员，他和街道厂的工人闻姨是再婚。
当初，丧偶的闻姨和别人给技术员小丁介绍对象，她却相中了刘叔，截留下来成了自己的丈夫。
刘叔书生气十足，待人古板却也和善，他和闻姨重组家庭后，又生了一个女孩儿，加上闻姨原来的孩子，一家四口住在筒子楼的二楼临街一面儿。
常见闻姨鼻青脸肿，邻居也不好过问。
终于有一天，邻居们看见，闻姨家凉台不时飞出的衣物和鞋子；才知道她家常爆发内战，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悄无声息的：刘叔的客人走了后，刘叔会严厉的教训闻姨：站好！客人来了要有礼貌，三从四德笑不漏齿知道吗，别人家跟你说话，你就大声笑，真没规矩，以后学着点儿！晚上闻姨稍有闪失，刘叔会套上枕套打她的头，不许叫也不许出声。
最不能容忍的是待孩子：家里改善伙食时，小姑娘可以随便吃，大姑娘一动筷儿，刘叔不做声，但会死死用眼睛盯着，吓得大姑娘都不敢夹菜；倒是小妹妹很天真，常常把好吃的先夹给姐姐。
闻姨很爱刘叔，尽管她时常遭到不公的待遇；粗粮她自己吃，细粮做给刘叔和孩子们，休息的时候，一大盆一大盆的衣物她洗起来没完没了，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后来，看了电影《奇袭白虎团》，闻姨很崇拜男演员严伟才（就是今天说的追星族吧），还写了一封信，寄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
这下，闻姨又犯了大忌，重拳之下，被打进了医院。
刘叔待闻姨严厉且凶，对外人可胆小谦恭着呢；
一次，他早起开大走廊的灯时，手重了些，把棚顶垂下来的灯绳拽断了，晚上关灯的时候，谁也够不着断成半截、悬在半空中的绳（举架高）；身为居民组长的妈妈一边搬梯子一边骂。接上灯绳刚进屋，刘叔就悄悄的跟了来，进门就弯腰开始给妈妈鞠躬道歉，妈妈让了半天，他才直起身子；九十度的礼、虚头巴脑的样儿，逗得我直想乐。
闻姨家的隔壁，是杨大大一家，老两口和一个年幼的孩子，小女孩儿长得又瘦又小，大大的眼睛，很招人喜爱；杨大大是公交司机，曾和一个朝鲜姑娘同居，生下孩子后，鲜族姑娘就回国了；杨娘不能生育，虽然孩子非亲生，但杨娘很宠惯她，孩子小的时候，家里炼乳、奶粉不断，孩子大了每天也还在喝，什么好吃买什么，下来时令水果，多贵，家里都先有；邻居们都说，孩子不长膘儿，都是他们老两口给硬喂的。
杨娘家有很多老唱片，没事的时候，她常搬出家里的老式电唱机，放上唱片，什么‘王二姐思夫’、‘孟姜女哭长城’啦，咿咿呀呀的，还闭着眼睛跟着哼哼；每次我去，她都拿出她的这些最爱招待我，其实我真是不喜欢听她那些戏，为了不伤她的心，只好耐着性子陪她听下去。
5岁的伙伴小军病了,在发高烧,小军的爸妈因”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起来了,他和年迈的奶奶生活，怎么办?
背着楼里的大人们，我和几个七八岁的孩子找了一个爬犁,用棉被将小军严严裹上,从我们住的哈火车站出发，一人在前面拽,几个人在后面推,一直拉到南岗大直街的省立医院；七手八脚的把小军弄到了医院的急诊室，大夫们看到一群孩子带一个那么小的患者来看病,都惊讶得不得了。
13、集体厨房、公共间
二十三小年儿，民俗中的扫房日，各家忙活完自家房间的大扫除，自发的开始了集体环境的清扫，集体厨房、公共厕所、公共走廊、楼梯、楼道墙壁、凡是公共的空间，都在集体大清扫之列。
忙完之后，看着整洁清新的集体环境，有人又从自家拿出大一点儿度数的灯泡（只有过年时才这么做），为所有的公共间换上，好让邻居们过一个亮亮堂堂的年。
最盼过年的，是小孩子们；刚进腊月，大人们会为孩子们扯上些布料，做新衣裳；然后拿上购货本，去粮店或供销社，买限量供应的花生、瓜子、水果什么的，回到家，在集体厨房里，把花生瓜子炒熟装起来，等着过年。
财政厅的宫姨不是炒瓜子，而是用小煤火慢慢的烘瓜子，细细的小火儿，再加上功夫，哄好的瓜子都张着嘴儿，黄橙橙的仔仁儿，可香啦，每每这时候，我在锅边站上一会儿，就会得到一把鼓溜溜的咧嘴香瓜子。
年三十儿的晚上，几家的孩子在公共厨房的地中央，摆上一个小桌，从兜里掏出各自带来的花生、瓜子、糖果；边吃边轮流讲故事守岁，熬到午夜十二点，吃完年夜饺子，出去放鞭炮。
小弟跑出门外，把成挂的小鞭炮，拆开装在新衣服兜里，放一个掏一个，玩的兴高采烈；不知是谁，将点着的小鞭炮，偷偷塞进小弟的兜里，哈，这下他的身上炸开了锅，“噼里啪啦”的响个不停，新衣服烧了几个窟窿，脸上被炮药崩得黑呼呼的，眼睛也睁不开，只好哭着跑回了家。
大年初一，熬夜的孩子们还在梦乡呢，团拜的人们就登门了，一拨一拨的，络绎不绝。
电影机的严叔，领着孩子挨家拜年，把各家给孩子的糖果花生装起来，回家掏出来装盘，再招待家里来的其他客人，省着还得花钱买。
晚上，筒子楼大走廊的尽头，挂起了银幕，电影机的叔叔们要给居民们放电影啦；孩子们欢腾起来，满脸“黑麻点”的小弟，和另一个孩子志愿当起了把大门的，只许本楼的人观看，不许外人进来。
外院的孩子们听说楼里放电影，急得不得了，围在门口，叽叽喳喳的。
大门落锁后，电影终于开演了，放映的是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台下，几十双小眼睛紧盯着银幕，看得津津有味，角落里，七八个陌生的孩子，也在专注地看电影。
过后才知道，外院的孩子们，是用家里分给自己、而自己又舍不得吃的一个橘子、一个苹果、几块糖、贿赂了小弟他们，才得以进来看这场电影的。
文革后期,王双印叔叔拄着棍子来看父亲,据说,他是因文革期间受不了批斗,从楼上跳下去，把腿摔坏的；郭叔叔也来过,爸爸说,郭叔叔唱的那个东北民歌，那个腔调、那个韵味，是没人能比得了的。
财政厅的李姨是个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她家的千尧叔叔很怜惜她，几乎包下了所有的家务。
每天，叔叔很早就起来，收拾屋子做早餐，摆上桌子盛好饭，又为李姨和女儿打好鞋油，然后用扫帚疙瘩敲着床沿大喊着：起来起来，赶紧吃饭赶紧走人！只要听到千尧叔大喊大叫，我们就知道他又忙活啦；每逢此时，李姨总是笑笑：喊呗叫呗，有人给干活就行啊。
有一次，千尧叔叔家包饺子，我们几个小伙伴去帮忙，偷偷地把些榛子壳包里面，把李姨的牙都咯豁了，吓得我们好几天都没敢露面儿。
王奶奶一个人生活，住在李姨家对门，老人家保养的特好，红黄满面的，身体壮着呢，每个月姑娘和儿子按时送抚养费，晚一天儿都不行；一天傍晚，我和妈妈从外边回来，在楼梯上碰到了王奶的儿子，他向妈妈诉苦：“姨，你说我妈多邪乎，我送钱就晚了不到一个礼拜，挨了顿骂不说，都不让我吃晚饭，就把我给轰出来了，你说她咋这样呢？”
集体厨房里，每次做完饭，王奶奶都会往自家的煤盆子上面，撒上薄薄一层煤灰做记号，那不是防有人偷她的煤，而是防她自己的姑娘；有一次就听王奶奶训她的姑娘：你单位离着近，可别上我这蹭饭呐，你妈可是不挣钱的主儿！
别看王奶奶对子女严厉又有些不近人情，但她的子女可孝顺啦，王奶奶有事，子女招之即来，年节之时，儿女们给母亲买东西、带礼物都比着来，招来很多邻居的羡慕 。
郁姨从农村投奔他家叔叔来哈，因没工作，卖起了冰棍，由于郁姨肯吃苦，一家人生活得还不错，可后来郁姨捡起了破烂，而且像是有瘾似的，一发不可收拾，连冰棍也不买了，专职捡起了破烂，家里捡来的物件还挺时兴呢，随着时代的变迁，家里的物件也在更新，什么台灯、唱片，后来是电饭锅，八成新的被褥、衣物什么的。
直到几十年后，说起捡破烂，郁姨十分的后悔，她告诉筒子楼去看她的老邻居：她得了严重的牛皮癣，浑身痒的受不了，怎么治也去不了根儿，估计是捡破烂招来的病。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筒子楼又遭受了一次劫难。
文化局隶属的机构无一幸免。
楼里的”反动学术权威”、”文艺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进了”牛棚”。厅长赵大大、东北电影制片厂经理温叔,还有父亲都被隔离,王双印和郭叔叔也去江北“改造”了。
文革运动的排山倒海,让人措手不及,心里没底。
由于崇尚苏联,当时我们很多文化系统家属的孩子名字都很“苏”化,象阿吉（俄语1）、得娃（俄语2）、得力（俄语3）、丽娜、芬妮、卡佳、别佳。就连我的名字,父亲也是崇尚苏联女英雄‘玛丽代’取的。
大人们被关起来,吓坏了我们这些孩子，吃过晚饭,我们聚在集体厨房里,开始改名字。
经过一晚上的商量,大家都有了新名字:‘阿吉’改成了文革、‘得娃’改作阿楠、还有红卫、卫兵、亚丽、晓芬、文佳；我也把名字的后两个字颠了各个。
我们定好,第二天各自回家拿户口,到派出所找警察于叔叔去改户口。
松花江派出所的于风哉叔叔,是一个很和善、‘面乎乎’的老警察,父辈们都叫他”三期”警察,就是他从伪满就开始当警察,一直干到现在；因为他为人和蔼可亲,虽然历史不红,但文革中没有被触动，是老百姓公认的老好人。
于叔叔相当支持我们,顺利地给我们改了名字。
小弟学习马虎不认真，惠姐常考他，把“大”字写的很小，把“小”字写的很大，小弟真的就念反了，把小字念成‘大’，把大字念成‘小’，逗得我们直劲儿乐。
16、筒子楼外的大街上
大街上，闹哄哄的传来一阵阵锣声，原来是“黑帮们”在游街，载着“黑帮”的大汽开得很慢，小弟吓的脸色煞白，慌忙跑回家插上门，说爸爸在游街，高帽上写着名字呢；我出门一看，又高又尖的帽子遮住了半拉人脸，是赵大大游街经过门前，还是小弟认错了字。
爸爸患有严重的胃病，黑帮们吃的大都是粗粮和高粱米，工宣队里有一个爸爸的老部下，经常会偷偷在碗的底下放一个白膜或几片肉，上面盖上菜，特别的端给爸爸，‘喝令’爸爸到一边去吃饭。
17、哈火车站的站台里
筒子楼里的”头脑”们都进了牛棚,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幼；由于关”牛棚”的人不发工资。
天还没亮,我穿上破旧的衣裳,叫起小弟和楼里的孩子们,拿着用粗铁丝桅成的小挠子,从火车站1号门通勤口底下钻进去,爬到拉煤的货车上去搂（偷）煤,或者去捡煤核,以补贴家用。
一封蓝边的航空信，拿在愣神的晖姐手里，是晖姐的男朋友从北京寄来的，信里说，因为晖姐的出身，政审不合格，他们只能分手了。
晖姐都快30岁了，这封绝交信，让视惠姐为命根子的母亲，一股火住进了医院，18天后不治身亡；因和继父住着不方便，惠姐住进了我家。
父亲开始为大龄的晖姐找对象，通过教育界的朋友，介绍惠姐认识了毕业于清华大学、因写反映社会阴暗面日记，被分到东北的大龄青年尚老师。
尚老师是个纯粹的、刚出校门的知识分子，他所有的行囊和物件，上面都写着和绣着自己的名字，让人觉着他象刚出幼儿园的孩子。
两人结婚没房子，想到惠姐的继父冯叔是省文化局的，单位可以给他解决住房，我们去找冯叔商量，但冯叔坚决不同意搬出。
我很生气，便找几个小伙伴，一不做二不休，将冯叔的行李、家具和物品一股脑儿的给扔了出去，替晖姐抢回了房子。
在筒子楼邻居们的帮助下，尚老师和晖姐去上海旅行完了婚，住进了我们为他们抢回的新房里，开始了新生活；买秋菜的时候，尚老师很认真的在他家门后的走廊里码菜，他不像别人家那样一颠一倒的码放，而全是根朝里摆着，费挺大劲儿刚码完，一开门，全都散塌了，他自己还纳闷呢，站在那儿不知所措；母亲只好一点点的教他再重新摆。
不久，尚老师也被隔离审查，关进了学校的地下室。
我和小伙伴们相约去看他，在学校一间昏暗的地下室里，我们见到了一下子仿佛老了十岁的尚老师，他委屈的告诉我们，他只不过在日记里写了东北的老太太冒着严寒，在外卖冰棍的事，怎么就对社会不满了呢？他想不通；透过厚厚的镜片，他掉下了大滴的眼泪。
19、筒子楼门前.大街上
文化大革命，遍地的‘红色海洋’。
我用红钢笔水，把电影胶片染了色，做成一朵朵的葵花，花心中间别一枚毛主席像章，跟大人们走向街头，游行、喊忠字口号；游行队伍里，不时的有路人加入；有的人为了表忠心，竟直接把毛主席像章别在了肉上。
筒子楼的男女老少，茶余饭后，也离拉歪斜的在楼前跳起了忠字舞，我和小光、文革、秀芬她们则跳着当时最时兴的‘忠’字舞–北京金山上….。
因为离火车站近，楼道里经常可以看到文革串联滞留的人。
一对来自南方的小兄弟病了，倦曲在楼梯缓台上，发着高烧，母亲将他们接到家里，喂了药，又熬了小米粥；住了两天，病愈后的弟兄俩千恩万谢的，又继续去串联了。
筒子楼里的小伙伴们也呆不住了，去串联？没出过远门，心没底儿，组织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小分队，登火车去宣传吧：从小在火车站边长大的孩子们，对火车亲着呢。
以前，去站台里，要从1号门的铁栅栏底下往里钻，现在，我们是登车去宣传毛泽东思想–革命行动！我们便挺直腰杆、大摇大摆的走进去了。
进得站来，找到了车站的军管会，说明来意，受到了解放军的热烈欢迎。
我们随军管的一支队伍开始登车；跑牡丹江始发，北京终点的66、返回为65次的旅客列车，开始宣传毛泽东思想。
火车车厢狭小的过道，成了我们的舞台，大家一字排开，背老三篇、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每次都演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很受欢迎；旅客们一个劲儿鼓掌，要我们再来一个，我就只好再来段口琴独奏，或是吹段儿笛子。
战士们有时也跟我们一起给旅客助兴，河南籍的小战士王豆豆，跳的忠字舞就特别带劲儿，跟专业演员似的。
每次，从车的第一节车厢演到最后一节车厢，往回返的时候嫌过道窄，走得慢，我们就在列车停靠站的时候，赶紧下车，在车下猛跑着返回原地。
有一次演完，大家从列车上下来，还没跑到前头，火车就开了，只好赶紧抓车门子往上抢，那情景，就跟铁道游击队似的。
车到北京，歇半天往回返；到哈后，休一天一夜再跑下班车；跑车时，我们吃的是乘务饭，下车跟部队吃的是高粱米饭。
筒子楼里，我是一个活跃人物，帮这家带孩子、跟那家孤老做伴儿，给人跑跑腿儿；邻居们挺喜欢我，有什么事都爱叫上我，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我；虽然粮食定量，但它丝毫没有影响我吃“百家饭”；宫姨经常喊：“小丽，今天我多抓了把米，带你的份儿啦…..”，有时王姨喊：“今晚来我家吃吧，我熬的你最爱吃的大碴粥”。
晖姐在粮管部门工作，有时她值班会叫上我；跟着晖姐值班，也就是换个地方睡觉罢了，没什么事儿。可跟着岳姨值班可就不一样了。
楼下的岳姨是省医院的医生，也经常让我陪她去值夜班。
自参加工作后，岳姨因医术好，手法麻利，多年来一直在医院的急诊室工作。
晚上有时急患很多，一次我跟她去值夜班，忙到了大半夜，刚躺在床上想歇一歇，“砰砰砰”有人砸门：“牙疼受不了啦”，“等天亮挂牙科吧”我们没理他；一会儿，又是“砰砰砰”：“拉肚子肚子疼啊”，“先拉着吧，等天亮挂号再看”。
折腾一会消停点儿了，我们刚眯了会儿，“砰砰砰”：“喝药啦！”哎呀–这回可得快点开门儿啦。
打开门，抬进一个小伙子，脸色煞白；岳姨赶紧给病人听诊，麻利的递我一个垃圾桶，让我把垃圾倒掉，用水刷刷，然后冲药马上给病人灌。
我拎着桶，小跑着涮完，冲了大半桶粉色的药水，用破木头棍儿搅了搅，踮着脚挂到点滴架上；灌完药，小伙子开始呕吐。
哇！吐得我直恶心–岳姨的工作可真不好。
一会儿，进来个干部摸样的中年男人，上前就给了小伙子一记大嘴巴：“你个没出息的，一会我的同事来，我看你的脸儿往哪儿搁？”小伙子转过头去，拽过一张报纸，盖住了脸。
结婚很晚的岳姨，爱人是某大学讲师，有了婚外情后不怎么顾家，家里家外都是岳姨一人儿忙活；有时心疼妈妈，不到十岁的姑娘都踩着小板凳做饭、擦地、收拾屋子。
后来，由于心不静，岳姨在自己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医院门前，遭遇了车祸。
当人们把她抬进急诊室抢救的时候，在那个她曾抢回过无数生命的床上，她却再也没能醒过来。
23、筒子楼后面的小二楼
因为筒子楼是省财政厅、省文化局和省电影机三家单位的家属宿舍，所以，身为电影机厂工人的老叔一家，也和我们住同一幢楼里，只不过他们住在后面接出的拐巴小二楼里。
小二楼是室外楼梯，里边住着两户人家，另一家是一位警察，工作很认真，就是爱喝酒，属于‘不喝正好，一喝就醉’的那种人。
一次，警察醉酒被人送回来时，满身泥水，身上的枪还在，可手上的表却没了，醒酒后的警察气得直骂：“哪天抓住撸我表的人，我一枪崩了他！”
妈妈叫他帮着照看点儿放在后楼梯缓台上的酱缸；一天吃饭时，弟弟去叨大酱，警察不认识小弟，看有人‘偷酱’，竟拔出手枪对着弟弟，弟弟吓得直哭；妈妈找到他：你怎么能拿枪比划孩子？看他直么瞪眼的样儿—又喝高了。
警察常值夜班，扔下老婆和孩子在家。
老叔还是哈尔滨市工人业余管弦乐队、巴里栋{一种特大的管乐，在身上能绕好几圈的大喇叭}的演奏员。
那时正值文革时期，不占用工作时间，全是业余时间排练和演出。
老叔也是白天抓革命、促生产，晚上参加文艺演出，经常到半宿拉夜，回来的很晚，
所以，我就成了两家的常客，帮看孩子，晚上做伴壮胆，{其实那时我也是个孩子呢}。
还有一个最艰巨的任务：帮老叔抄演奏用的曲谱—那都是分段的和弦，而且，用的全是五线谱。
帮忙的报酬，是老叔常送我的、在当时比较紧俏的演出票。
一天，老叔带回一个消息：
外国朋友送给毛主席一个芒果，这个芒果被主席送给了北京的工宣队组织。
芒果，当时对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所以，这个体现主席对人民群众关心爱戴的芒果当时很轰动，有人提出要在全国巡展。
没过几天，老叔拿回一件白衬衫、一条领带、一条藏黑的毛料挽脚裤、还有一双锃明瓦亮的大皮鞋，说是迎芒果巡展上面发的，巡展完后还要交回去。
24、火车站通往省政府的路上
哈尔滨火车站前，人群攒动；列车到达哈站，人群沸腾了！一个工宣队员，严肃庄重的捧着一个长方形的玻璃匣子，匣子里盛放着一枚金黄色的芒果，慢慢的向外踏动着，从火车站到省政府，一路上，人山人海，人们奔走相告，争相一睹这来自他国、带着领袖对人民爱意的芒果；庄严的乐曲、神圣的礼仪、盛大的排场，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
喧嚣完了，看着崭新的衣裤和鞋，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反正也不是自己的，穿它玩玩去吧；正好，“政治任务”完成得好，放半天假。
管弦乐队的二三十个年轻人去踢了一场球，疯狂的玩、疯狂的乐，新皮鞋有的都踢张了嘴儿。
交上去的结果，是每人写了一份深刻的检讨。
老叔的检讨书，是我帮他写的。
筒子楼里最老实厚道的人家（我可没说别人家不厚道啊），当数史大大一家，史大大老两口，平时见人总是笑呵呵的；虽然，在筒子楼里，可能他们的年龄最长，但见了邻居，史大大也总是先笑呵呵的问候、然后靠向旁边让路；知道我经常练钢笔书法，时不常的史大大会送我几支他们单位产的钢笔和油笔，那油笔是大三棱的款式，在当时是很时兴的。
那时候的人都很封建；妈妈是居民组长，我最打怵的是去她家收水电费，如果是老两口和姑娘在家，我会大方的和小伙伴进屋去取，如果是她家的儿子在家，敲开门后，我们都不好意思进屋，而是红着脸等在门外。
史大大的姑娘爱上了她们单位的同事，一位肯上进的、有点残疾的小伙子，但家里不同意。
秋后的一天上午，史大大家的姑娘结婚，没有鼓乐、没人祝福；楼下来了接亲的车，姑娘从家里用胳膊挡着头，自己跑下楼上了车，悄悄的被接走了。
史大大的儿子后来当上了市级领导，有一次我家有难处去找他；他在楼上看到我和妈妈，赶紧跑了下来，热情的接待我们，并派他的秘书马上前往，为我们解决了问题。
楼下小走廊住着的杜大大老两口都是荣转军人，在朝鲜战场上，他们各自失去了一只眼睛，是一对德高望重的前辈；常见杜大大买菜归来受杜姨的埋怨：“一样的去买菜，怎么你买的都是些破吧乱糟的？”杜大大一笑：“都挑好的，孬的也总得有人要啊，国家困难，咱也得体谅体谅菜站哪。”
郑叔夫妇都是福利厂工人，姑娘嫁了一个个体药业的老板，孩子很小，老两口给看着；没事的时候，老两口也在家给姑爷的药店加工中成药。
一天，邻家的孩子慌张的找到正做饭的郑婶：“姥姥姥姥，不好啦，你家圆圆把大药丸啃着吃啦！”郑婶摸着来报信孩子的头，当着集体厨房很多人的面说：“没事没事儿，那药丸都是绿豆面子做的，药不死人。”
老彭攒了好几个月的钱，又好不容易托关系跟人要了张自行车票。
新买的自行车骑了还不到一个礼拜，放筒子楼门前，丢啦；老彭这个上火呀，起了满嘴泡，吃饭疼得呲牙咧嘴，又得提前40分钟，挤公交车去上班了。
忽然有一天，他看见筒子楼的拐角处，放着一台八成新的自行车，很长时间不见有人来；心想，反正我刚丢了自行车，先骑着吧；拿脚一踹，蹬着上班去了。
没两天，警察找上门来，老彭还不服气呢：我丢了车没人管，我捡了个车就要办我？！
警察可没管那个，说你任打认罚吧？罚：掏80块钱，打：蹲一个礼拜拘留。
不等老彭答话，他媳妇赶紧说：“咱没钱，你还是去蹲几天吧。”
老彭放出来的那天，一进门儿，先是拽着媳妇的头发，把媳妇一顿胖揍：“那里是好人待的地方吗？下回有这事儿，你去尝尝滋味儿！”
筒子楼后院，有一排木板棚子，那是各家的储物间；平时，人们放些杂物、煤拌子；过年的时候，每家都爱把采购的冻梨、干豆腐、元宵什么的放棚子里。
有一阵儿的年节里，储物棚总是被撬，年嚼喝被偷；后来有的人家就把东西包好，偷偷的放在棚子顶上；还别说，棚子被撬，棚顶的东西还真就不丢。
有一天，派出所的民警来到筒子楼，带走了小二楼警察的儿子，一个刚十四岁的男孩儿。
几天后，男孩儿放回来了；他跟邻居们说：妈妈管的紧，不给他零花钱，他就‘小的溜儿’的偷点吃的喝的用的，换俩钱花花；这是第29次啦，以前的28回都是他自己干的，这次他偷的是商店的毛线，他叫一个女的帮着拿毛线去换钱，犯事啦：哎呀，男孩搔了搔头发：“男的够哥们儿，女的就是不可靠！”
殷叔是商委的一名干部，不爱说话，属于那种多看不说、心里有数的人；偏偏他的白眼仁又多，所以总是让人误会他爱瞪人。
集体厨房里，大家都在忙着，刚进来的邓叔和殷叔打招呼：“做啥好吃的呢，老殷？”一连几声，也不见回应，看到厨房里还有其他人，邓叔顿觉很没面子，走到殷叔旁边，用胳膊肘碰了碰他：“我说老殷，你做什么好吃的啊？”，殷叔连头也没抬：“哦”了一声，惹得邻居们掩面偷偷的笑。
住在殷叔家里间的是电影机厂的陈叔，一个善于走上层路线、一直向往升迁的人。
陈叔隔三岔五的请客，客人从殷叔家经过，殷叔就总是从门里探出头，一声不响的往里瞅；常了，大走廊里，邻居们只要看见老殷头探出脑袋一瞅半天，那就是陈先生又在请客、走上层路线啦。
果不其然，年底，就传来了陈叔晋升车间主任，转年又提升为副厂长的消息。
走廊里，常有孩子们告状：“妈、妈，老殷头瞪我！”“瞪你就别瞅他！”母亲们告诫着孩子。
我总爱刨根问底，问殷叔的爱人：“姨，他不爱说话，你们怎么搞的对象啊？”每逢此时，阿姨总会笑笑：“写信、传纸条。”哈哈，我笑喷。
阿姨讲了一件事，让我对殷叔肃然起敬。
在粮管部门工作的晖姐，平时，经常给筒子楼的邻居们批挂面头儿；年节时，殷叔也常给邻居们批进价的水果。
一次，阿姨的同事拿着条子，要殷叔給批几箱水果回去搞福利，还递话给殷叔说要意思意思，殷叔看了看条，扔在了地上，一句话没说，走人了；气得阿姨回家跟殷叔打了一架；那天，只听殷叔家的阿姨在骂人，从始至终，没听见殷叔吭一声儿。
派出所的张所长也住在筒子楼，他也经常请客，周末的时候，常见他在集体厨房里上灶；但他请的都是他的下属和所里的普通民警，用他的话说：慰劳慰劳他们，他们很辛苦，我让他们到家里放松放松！
李叔住在老殷头隔壁，也是警察；多年前独自一人从农村来哈，是筒子楼的邻居们帮他找的对象、安的家；李叔的鼾声特别大，夏天开窗开门睡觉，开火车似的鼾声，半个筒子楼都能听得到。
别看李叔睡觉鼾声大，头脑可警觉着呢；一个夏天的夜半，李叔正在家中眯觉，一个老头从火车站方向跑来，喊被人抢了包，派出所值夜班的民警睡眼惺忪的追反了方向，李叔光着两只脚追了出去，一会儿就逮住了小偷，为老人讨回了包裹。
事后，作为一个老民警，李叔批评那两个年轻小警察：派出所值夜班，哪能关门大脱大睡？那不耽误事儿吗？！
韩姨一家是鲜族人，全家住在筒子楼一楼大走廊的里头。
她家的客人很多，都是延边的老乡，这些客人大多是做小买卖的，主要是卖咸菜，因为我常见韩姨家的客人，在楼下的集体厨房里洗鱼、洗白菜、刷大桶和大盆。
因为是一楼，韩姨家后窗不临街的小院里，放了很多埋了半截的小缸，小缸里腌满了辣白菜，有时候韩姨会送上半颗给我家，吃着辣白菜，就着大碴粥，可下饭了。
因为离火车站近，韩姨家的客人也总不断，一拨一拨的；韩姨就在举架特别高的走廊里，搭了一个大吊铺，供她家的客人留宿。
这些鲜族人特别懂规矩，从不讨人嫌，居民们做饭的时候她们不大出来，集体厨房空闲的时候，她们出来忙自己的，忙完后会把厨房水池和地上擦得干干净净。
韩姨人长得很漂亮，大高个，一笑两个酒窝，也很能干，家里家外都好像是她一人忙活，她家的叔叔却生的矮小干瘦，但很精明，两个人在一起，背地里邻居们都说相差太远了。
于是有一天，我守着叔叔问韩姨：“你家叔叔不干活也不做家务，你家啥事都还他说了算，这太不公平了！”
韩姨告诉我：“我俩原来都是部队的，我是首长的未婚妻，他是首长的勤务兵，他特别会来事儿…，”叔叔在一旁赶紧接话，笑着说：“我把她撬过来地，就是相中她能吃苦，能干，人又长地漂亮，哈哈。”临末了，叔叔又一本正的说：“你不知道吧，我们鲜族男人多数不干活地，靠女人地侍候。”
高叔叔家也住一楼，工余时间他爱打鱼摸个虾什么的，有时候他会把网来的虾分送给邻居们尝鲜，工休时，高叔叔也不知道从哪弄来金鱼，蹲在筒子楼的门前卖；一瓶瓶的罐头瓶子里，无颜六色的小金鱼活蹦乱跳，招来很多孩子和人们的围观，看着卖得挺好，高叔叔索性连班也不上了，专卖金鱼。
一次，小弟拽着妈妈来到高叔叔摊前，非要买几条金鱼回家养，妈妈正要掏钱，高叔叔连忙拉拉妈妈衣角，小声的说：“嫂子你先别买，你看我的鱼欢实，回家养不了多久就死；你要买，明天我给你拿好的，省得你回家骂我。”
头脑活泛的严叔也摆摊卖起了水果，可能比卖水挣钱，严叔叔水果卖得挺来劲儿。
大姨妈家的哥哥从小在筒子楼长大，后来考取了外地的艺术院校，全家也都去了外地，这次哥哥特意到哈市来看妈妈；下了火车，在筒子楼的门前、严叔叔的摊上买了一串香蕉，妈妈看着好像不够秤，一秤，真的就差了四两多；妈妈气冲冲的找到严叔：“阿文你不认识啦？你拐我们的秤！”
严叔叔赶紧又拿出一串蕉，递到妈妈手里：“小时候认识、小时候认识啊。”妈妈没要他的馈赠，只要求他补足了秤。
筒子楼的对道，有一处铁路的二层小楼，楼上有一户里，住着一位老人和他的两个儿子，老人虽年岁不是很大，才五十岁出头，但已是满头白发，瘫在床上，极其虚弱。
年轻时的老人，曾是哈站铁路职工食堂的大师傅，日本战败撤退时，老人在哈站附近见到一个被遗弃的日本姑娘，姑娘又脏又虚弱，快要饿死了；老人给她买来吃的….；。
后来，这个日本姑娘美子就和老人成了亲。
美子很会料理家务，人长得也很清秀，白白净净的，长长的小细辫儿在头上盘了一圈，见人总是谦恭的先打招呼。
美子很有学问、还懂电器，筒子楼里和周围的邻居，谁家的电路不畅或收音机坏了，她都爱帮忙，而且能很快的就修好。
多年来，美子和老头生了三个儿子，老大老二叫有平、有福；组长韩姨满口的牙几乎全掉光了，说话撒气漏风的，总是喊他家的两个孩子为：油瓶、油壶，我们也一直跟着这么叫。
附近有一个日籍人回日本，回来的时候，给油瓶妈带来了她父母的消息和照片，油瓶妈的心活了，张罗着回国探亲，并跟老头信誓旦旦的保证，不会忘记救命之恩，一定会回来的。
老头为她准备了钱和粮票，又和两个大儿子亲自将她送上车。
可火车刚过山海关，油瓶妈就寄回了钱和粮票，抱着小儿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油瓶和油壶两兄弟听说后，马上乘车去追赶妈妈，无奈，到了山海关被截了回来。
受不了这打击，老头从此病瘫在床，一厥不起。
小二楼的楼下，对着门可住两户人家，但只有曹大大一家住；曹大大家很厉害，对门搬来一户人家，没住上几天，就被大大家‘打跑’和‘欺负’走了，因为曹大大家人口多，可能是想趁机占房子吧。
忽然有一天，对门搬来了一对小两口，男的是常驻‘局子’人员，女人是‘登大轮’的，这下子曹大大家可惹不起了，而且，还得常帮外出不着家的小两口看家望门儿呢。
我从小就爱吃土豆和西红柿，父母不在家的时候，中午，我干脆就烙土豆片当午饭，把土豆打好皮，用刀切成稍厚一点的片，用平底锅烙，熟了后撒一点点盐面儿，很好吃。
小伙伴们一闻到我烙土豆片的香味，都聚到集体厨房里，排着队等我的‘施舍’，有时冬天还没过完，家里的土豆就叫我们吃光了，邻居们要给我家补土豆，父母不要，只好每年秋天多买些土豆预备着。
33、哈尔滨火车站站台里
省电影机经常演电影，我也就和小光、阿巾、秀芬经常去看；走大路从霁虹桥过去要20多分钟，可要是从1号门钻进去，在站台里走，跨过23条铁轨，出去就是电影机厂的旁门了，只要10分钟。
一次听人说，电影机演禁片《红楼梦》，我们几个小伙伴匆匆吃了口饭，穿铁道赶去了；回来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我挨了父亲一顿胖揍，理由是：穿铁道多危险，出了事就晚了！
小孩的天性就是玩，挨打也照样钻铁道，我们经常去站台里的货场玩，有时带回一把玻璃球（吹灯泡用的）有时揣回几个冻柿子。
最有趣的一次是：站台里运了好些鸡仔来，那些黄澄澄、毛绒绒的小东西，看着真是好玩儿，可我们没法儿拿，于是，就把身上穿的衣服掖在裤子里，往衣服里装鸡仔，回到家后，妈妈看到说：“什么东西乱动啊？”我们一只只的往外掏，把妈妈惹得又气又好笑。
有时，我们用细铁丝栓好一毛钱，放到街面上，另一头攥在手里，躲在地下室的外墙边，路过的人发现钱后，刚弯腰一捡，我们就一拉铁丝，捡钱的人以为风吹的呢，跟着走跟着继续捡，直到我们哈哈大笑，路人才尴尬的离开了。
弟弟的军帽被抢了，碰巧有一天那小子从楼前过，弟弟认出了他；一吹哨，筒子楼的小孩子们一拥而上，打了他个满脸花，紧接着，那个叫‘三晃’的孩子叫来了大批人马，带着军刺来复仇，把筒子楼围了个水泄不通，从上午十点到傍晚，没有散去的意思，筒子楼的小孩们不敢出门了，
爸爸只好去找派出所的于叔叔，又带着‘三晃’去医院包扎伤口，才算平息了这场‘战乱’。
哈尔滨火车站，这些天很是热闹，敲锣打鼓，人山人海的；原来，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听说，很多同学都响应号召，报名下乡了。
筒子楼里，大部分叔叔阿姨都是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爸爸也被关起来了，为了和黑帮父亲划清界限，我决定也走，报名下乡去。
来到久违的学校，文革的痕迹无处不在，残破的教学楼在瑟瑟秋风中抖；很多同学每天聚在校园，选择着上山下乡要去的地方。
我报了名，接着的几天，就是每天去看大榜。
终于批下来了，是北大荒的生产建设兵团。
因为父亲被关着，所以，老叔就帮我打点起来，他给我钉了个大木箱装行李，又拎来一只墨绿色、铁皮包边的漂亮小铁箱，说是父亲委托他送我的书箱。
这是一个机型8.75电影放映机的包装箱，我很喜欢，并选了一张苏联影片《姑娘们》（1961年出品）的海报贴在了里边。
1968年11月3日，我和成千上万的知青一样，穿着臃肿的黄军装，背着行囊踏上了北大荒的征程。
因为我家离火车站近，筒子楼就成了知青战友们的中转站。
上海知青探家途经哈市，母亲留他们吃饺子，这些上海人哪里会包饺子，但非逞强自己包；结果等他们闹腾包完，火车都要开了，只好每人匆匆吃几个，就跑去赶火车了。
北京知青小王回家在哈转车，来到筒子楼，家里没人，在我家的碗橱里摸了个窝窝头，邻居们给的菜和开水，吃完走人啦。
有时碰上换乘不顺，或者南方发大水，战友们会在家里住上几天，父母和筒子楼里的邻居，都象见了我一样，帮着买车票、送站。
一次，我探亲回家，晚上送和我一同探亲、在哈转车的知青小陈；送完从站台里出来，我就感觉后面有人跟着，因为离家近，我没怕。
我走的快，后面的人也走得快，我慢下来，那个人也在后面慢慢的跟着；我突然加快脚步，然后猛一回头，断喝一声：“你跟我干什么？”这下倒把他吓了一跳，他赶紧说：“我…我想跟你交朋友”；我说：“那好吧，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出来。（这时刚好到筒子楼门前）
我拐进筒子楼，告诉了小弟，小弟和喜子跑出去，追上那小子，把他痛扁了一顿。
筒子楼是我的故居，也是我知青战友们念念不忘的地方，连里有人探亲或出差路过哈尔滨，都不忘去筒子楼落落脚，每逢我告知地址时，战友们都抢着打趣道：松花蛋35个，哈站前小二楼的卖（哈站前松花江街35号）！
我下乡的时候还不到20岁，筒子楼里有很多家庭都有下乡的，有的人家都走上好几个。
兵团以面食为主，所以探家的时候，南方的战友都带黄豆、粉条、山货，我们哈尔滨的知青呢，就往家里捎白面、豆油、倭瓜子什么的。
一次，一辆兵团来的大汽车停在筒子楼前，扛面进楼的小伙子出来时，发现放驾驶室里的黄书包不见了，书包里有战友们托他给家里带的信和粮票。
他急得不得了，上派出所报了案。
派出所的民警召集了筒子楼里所有的孩子；一直到晚上，也没人承认；民警小刘吓唬着孩子们：不承认谁也别想回家，关你们一宿！
喜子的父母是龙江剧院的，听说孩子要被关一宿，喜子妈气冲冲的闯进派出所，不由分说，将派出所外屋地中央的一排卷柜一个个的，全都推倒了，惊得所长跑出来，好歹才劝住了她。
还是所长有办法；最后，所长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让孩子们看着他，一个个从他跟前走过，到另一个屋子里去。
大多数孩子虽然胆怯，但也过去了，只有温叔家小海走过所长面前的时候，惊慌的瞅了一眼，赶紧低下了头。
民警从小海妈妈手里要出了粮票，又和小海来到后院的垃圾堆旁，找到了已被撕碎的一大堆信件。
我探家的时候，正碰上管片民警来家（妈妈是居民组长），说起这事儿，小刘不无感慨：好家活，你们筒子楼里演木偶的（龙江剧院就演木偶戏）可真厉害，大卷柜那么沉，她能推倒一排！
36、筒子楼后院.工地.医院
下乡之前，我曾和发小晓云在家附近的派出所帮过一段时间的忙，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内勤抄抄户籍底簿，忙忙派出所的内务。
晓云是一个才女，闲暇的时候，我俩爱坐在筒子楼后院的台阶上，她弹琵琶我吹笛子，楼里的小伙伴们围成一圈儿，给我俩助兴。
我下乡走后，晓云也参加了工作，在一个基建公司做统计；小云上进要强，几年后，加入了党团组织，当上了单位的团委书记和政工科长，也有了男朋友。
一次探家的时候，听说了晓云的事儿；原来，好学上进的小云在工作中结识了驻基建工地的医生詹某，詹某死缠烂打的开始追求晓云，晓云不答应，他就天天上班黏糊、下班跟着磨叽，并在一个雨天的晚上，闯入晓云的宿舍，趁没人的时候强行占有了她。
晓云含泪和下乡的男友断了交，可能在断交信上让男友看出了什么难言之隐，他的男友拿着她的信一再问我，可我当时确实不知所以然。
始乱终弃的詹某后来又爱上了他们医院的护士，抛弃了晓云，而这时的晓云，已有了五个月的身孕！
小云去医院做流产，医生说孩子太大，引产有危险，晓云心一横：就是死也要做！医生拗不过她，只好小心翼翼的为这个不幸的姑娘做了手术，躺上手术床的那一刻，倔犟的晓云脸上淌满了泪水：她要报仇！
出院后，晓云花钱买了两把火药枪，又买了几斤钉子，掐去钉子帽，在江北租了一间房，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枪法。
练了仨月，用心的晓云成了神枪手，那真是一个‘双枪小美女’，说打你的眉毛，都碰不着你的眼睫毛。
当年的‘十一’，是詹某和小护士结婚的日子。
九月二十三号，晓云烫着一头的大波浪卷发，来到医院找詹某，詹某应声出来，两人在相距不到十米的时候，晓云迅速从兜子中掏出双枪，射向愣神儿的詹某双眼，左眼四根钉，右眼7根钉…..。
然后，晓云到南岗公安分局投案自首。
和我们一起共过事的、松花江派出所的小民警们听说此事，都到分局去看晓云，见到晓云后，小民警们都惊讶的说：“哈，我们平时那么练，也没有你的枪法准呐，好厉害呀！”
后来，有关媒体在报刊上以“她为什么开枪？”为题报道了晓云的事儿，了解原委后，晓云被判了缓刑。
按照文中的地址，筒子楼所在的松花江街35号，已经变成了汉庭酒店——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