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画派是海上画派之后崛起的最成体系,影响最大的一个画派。创始人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简称"二高一陈"。它是岭南文化至具特色的祖国优秀文化之一，它和粤剧、广东音乐被称为“岭南三秀”，是中国传统国画中的革命派，是中华民族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民族绘画流派。

　　在中外艺术史上，一个画派的取名，大致依照两个原则：或按画家活动的地区，或按艺术表现的特点。

　　前者如中国古代的吴门派、娄东派、新安派、虞山派、浙派、金陵派、扬州派，近代的海派，现代的江苏派、长安派等等;外国的佛罗伦萨画派、威尼斯画派、巴黎画派等等。后者如中国的“没骨派”、米家山水(以“米点”得名，这是双关语);外国的印象派、点彩派、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超现实派、表现派等等。

　　除此以外，有的还以画家群体的某种特点得名，如中国的文人画派、外国的巡回展览会派等。至于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南派”、“北派”之分则比较特殊，它既与佛教的禅宗分派有关，亦与中国南北地质环境、气候特征的差异有关。

　　很明显，“岭南画派”之称，是按第一种原则 ——地区性命名的。这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很奇怪，这个名称却曾经很令画派的创始人感到不满。据关山月说：“当时高、陈诸先生对‘岭南画派’这个称号，并不满意，因为它带有狭窄的地域性，容易使人误解为只是地区性的画家团体。更主要的，它没能体现出吸收外来营养使传统艺术发扬光大的革新国画的理想。所以剑父先生从来没使用过‘岭南派’这一名称，而宁可自称是‘折衷派’。在他心目中，‘折衷’这个用语，也并非全为贬意的，只谓博采众长，合于一身而已。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接受‘岭南派’这个名称，而且它已经造成广泛的影响，所以这个名也就被写进了现代美术史册了。”

　　赵世光说：“当岭南三家的画风越来越受全国欢迎时，三人再次商讨，以岭南人所创的画派，简称为‘岭南派’，据闻最初高剑父不同意，认为此派不应局限岭南，树人则解释——‘画派是从岭南创立，并无不得向外发展之意’，终于定名为‘岭南派’。”如果所传属实，则岭南画派的取名使有点“强加于人”的味道了——至少对画派创始人高剑父来说是如此。后来，好些“派中人”也一唯师言是依，如黎葛民等，直至六十年代还在文章中置辩，认为岭南派之名“不够恰当”。到今天，尚有人提议要“恢复‘折衷派’

　　“岭南派”的名字并不是一开始便有的。当高、

　　陈三位自日本学成归国，以崭新的风貌而令画坛场侧目的时候，他们是自称为“折衷派”的。这名称有个来历。《史记·孔子世家·赞》云：“自天子王侯，中国言

　　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折中，就是折衷，取正的意思。高、陈几位用来表示自己酌取众长而得其中正的艺术观点。如1912年出版的《真相画报》十一期里，编者高奇峰的一幅“麻雀图”便标明“折衷派”。稍后，又称为“新派”或“新国画派”。如1915年出版的二高一陈作品合集，便命名《新画选》;1929年出版的《良友画报》三十八期上，高奇峰的作品被称为“新派国画”;高剑父在《我的现代绘画观》里，则自称“新国画”，傅抱石《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一文，对他们亦采用同样的称呼。还有称之为“革命画派”的。

　　俞剑华在1934年撰文道：“广东二高(高剑父、高奇峰)参用日本画法以画国

　　画，一洗国画重笔墨骨法的原理，而用泼色，光怪陆离，色彩斑斓，遂以新派自命，而又尝从事革命工作，遂有革命画派之目。”另外，尚有“新宋院派”、“新文

　　人画派”种种名目。最笼统、最含糊的称呼莫过于把自古及今(包括二高)的广东画家一锅端，通通算作“广东画派”的了，如今人李涤尘的《鉴别画考证要览》一

　　至于在今天普遍通行的“岭南画派”一名，则迟至1948年才出现(用黄志坚说)。关于这一名称的由来，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约定俗成”说，一种是“自己商量”说，还有一种是“北方来源”说。

　　第一说云：“关于‘岭南画派’这个名称。并不

　　是哪个岭南画家自封的，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群众创造的。当年高剑父先生留学日本，受到日本画家参酌西方绘画以革新日本画的启发，同时又接受了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和辛亥革命火热斗争的洗礼，于是立志对固有的旧中国画进行革新。他和陈树人、高奇峰先生以异军突起之势，揭起新国画的旗帜，以自己的天才

　　功力和崭新的画风，给当时画坛以耳目一新的印象，时人为表示敬仰，称他们为岭南三杰。后来‘岭南画派’这个名称，也就约定俗成地保留下来了。”“当年

　　”‘二高一陈’被时人尊为‘岭南三杰’，并因此引申出‘岭南画派’的称号，其实也是人们沿着习惯的思路，犹如称‘扬州八怪’为‘扬州国派’一样。”

　　其余两说则见于香港赵世光的《岭南画派界说及其发展导向》一文。其中“自己商量”说已见前引;“另一说则是解放后关山月、黎雄才两位大师到北京画展，当地报刊因

　　其来自岭南，故一致宣传为‘岭南派’，并把其师称为岭南画派的始创者”。同属“北方来源”的还另有不同的一说：“‘岭南派’这一带有地方色彩的称谓，是建国初期，由郑振铎依北方人的习惯，在中国近百年绘画到海外展览时，撰文介绍时冠上的，后来便加以沿用。”现在让我们来评断一下各说的是非吧。如果真是“在

　　1948年以前，还没有‘岭南派’这个称号”的话，那么，高奇峰早在1933年已去世，当时尚未有“岭南画派”之名，何来三人商量之事?可见那一说是不可信的。另外“北方来源”之说亦靠不住，因为它们的时间都在解放以后，比1948年要迟了好几年。可见，揆之以理，只有“约定俗成”一说比较可信。

　　现在再回到派名争议的问题上来。那么多顶“帽

　　子”，又是“折衷派”，又是“新派”、“革命派”，又是“岭南派”……到底哪顶最合适呢?是否非得恢复“折衷派”的名称，便不能“体现它的思想实质”、“

　　鲜明宗旨”呢?“新派”、“革命派”今天是不好再叫的了，至于“折衷派”一名，固然可以显示它“吸收外来营养”的偏于技术性方面的特点，却仍然难以体现它“艺术革命”的全部宗旨，尤其是有关“艺术与人生”的重要内容。再从这一画派的实际情况看，它发源于岭南地区，创始人及其他主要成员又都是岭南人，而今天这个画派的“大本营

　　”仍在岭南一带，那么，按中外画派命名的第一条通则，称为“岭南画派”还是比较适当的。

　　可是，为什么外国现代的一些美术流派，如野兽派、立体派、表现派等等，又多据艺术表现特点命名呢?须知那些都是重形式的画派，所以那样取名是理所当然。但岭南画派不同，它是形式与内容并重的画派。假使勉强效法国外表现主义的现代诸流派，定要拥“折衷”命名之，那岂不是有违自己画派的本旨?从逻辑学、词汇学的角度看，“名”与“实”之间其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的关系是多元的、可变的，本来就是“约定俗成”

　　的。“岭南画派”这一名称只要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它身然便具有了如上所述的内涵。正如“扬州八怪”、“上海派”等也有

　　它们的包括内容风格、技巧形式等各种艺术追求在内的特定含义一样。所以我们说，担心本画派一旦冠以“岭南”之名，便会显不出它的“思想实质”、“鲜明宗旨

　　”，或容易使人产生“以为只是狭窄的地区性的画家集团”的误解，其实都是过虑。

　　岭南画派是岭南文化至具特色的祖国优秀文化之一，是中国传统国画中的革命派，它有如下特点：

　　一、主张创新，以岭南特有景物丰富题材;

　　二、主张写实，引入西洋画派;

　　三、博取诸家之长;

　　四、发扬了国画的优良传统，在绘画技术上，一反勾勒法而用“没骨法”，用“撞水撞粉”法，以求其真。 岭南画派始于晚清时期，二高一陈即为早期著名创始人，二高即为高剑父、高奇峰，陈即为陈树人，其弟子多成名家，形成一海内外华人都喜欢的著名画派。

　　在香港的赵少昂、杨善深，在广州的黎雄才、关山月，这四位大师，是当代岭南画派的主要代表。赵少昂被誉为高奇峰以后最佳传人，海外友人多以收藏少

　　昂花鸟为贵。黎雄才、关山月都在美术院任教，弟子颇多。杨善深现在香港主持他开创的“春风画会”，传授画艺。他们于八十年代初期，合作完成了百余幅作品，

　　每幅作品都凝聚着集体的智慧，体现了四位大师谐和默契、心照神交的深厚友情，可谓：“岭南四家荟萃一堂叹为观止”。“

　　岭南画派”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革命精神，这是“岭南画派”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基础;

　　(二)时代精神，这是“岭南画派”在区别于旧国画流派的主要特征;

　　(三)兼容精神，这是“岭南画派”的艺术主张，是革新的重要途径;

　　(四)创新精神，这是“岭南画派”不断发展的动力。

　　这四种精神是互相联系的,它构成了“岭南画派”相当完整的体系，也是这一画派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革命精神是“岭南画派”的思想基础。这种革命精神，又是和“岭南画派”创始人的特殊经历和思想倾向分不开的。时代精神，“岭南画派”在题材内容上大胆革新，也是这一画派能够永葆青春的原因。兼容精神,

　　也就是“折衷中外，融合古今”，这是“岭南画派”最重要的主张，是它的艺术原则，也是“岭南画派”革新的途径。创新精神，这是"岭南画派"前进的动力，也

　　“岭南画派”历久不衰的奥秘。只有创新，它才有生命力，而创新体身既是目标，也是这个画派发展的动力。“岭南画派”所以能够不断的发展、状大，就是有创新

　　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岭南三杰”，师出同源，信奉同一艺术原则，但各有创新，风格不一样。第二代的杰出画家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等，也风格各异。他

　　们的后辈杨之光、陈金章、梁世雄、林墉、王玉珏等画家,也各有自己的面目。高剑父不希望学生学得跟他一样,他声称这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他要求学生“青出于

　　被称为“岭南画派” 第二代中最出色的画家关山月、黎雄才,无论在审美意识上和艺术成就上都超越了他们的老师高剑父，形成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关山月的超越首先在于重大题材的开拓和时代精神的体现上，这是“岭南画派”绘画革新的灵魂。

　　关山月的第二个超越，就是以写生为基础,不断的求新求变。这也是“岭南画派

　　”不断发展的秘决。关山月的国画成就，来自两方面，一是重视写生，眼界开阔，感触新鲜，它饱含生活气息、时代风貌和画家情怀，由于立意不凡，因此显得格调高雅。二是有较深厚的理论修养，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画论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这就有理论作指导，有比较、有鉴别,能够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子。他在艺术上不仅超越

　　了高剑父，也不断地超越自我，在“岭南画派”的继承和发展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黎雄才对高剑父的超越，首先是表现在“融化”中西的笔墨技法上，使“岭南画派”以新的面目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黎雄才的另一个超越，就是运用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夫和吸收外来的养料，较好地解决了中国山水技法难以表现社会现实的矛盾。

　　杨之光是著名的人物画家。就人物画说，杨之光比“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杨之光的人物画既发挥了传统线描的功

　　力，又辅以西洋素描中诸如确切体现结构的明暗体面的表现方法，整体令人赞赏的是，他善于抓住住一瞬间画出较高艺术概括力的舞蹈人物水墨画，而且用书法入

　　画，用笔肯定而又鲜活，单纯中有变化，朴拙中见神采使线条具有浓郁的金石味，启发观众丰富的想象。

　　关山月、黎雄才后一辈的画家中，比较突出的是陈金章、梁世雄、林镛、王玉珏等人，都是很有才华、成绩斐然的中年画家，从“岭南画派”发展的角度看，他们都有自己的创新和突破，而且有了比较成熟的个人风格，这是值得重视的。要研究“岭南画派”连续不断的新趋势。

　　创始人“岭南三杰”

　　岭南画派是中国近现代画坛上的一支绘画流派，是人称“岭南三杰”的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所创立。高剑父和陈树人为清末广州著名花鸟画家居巢、居廉的弟子，高奇峰曾与其兄高剑父留学日本，学习美术。“

　　高剑父(1879～1951)，中国近现代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名伦，字剑父，后以字行。1879年10月12日生于广东省番禺县，1951年6月22日卒于澳

　　门。早年师事居廉。1903年赴澳门求学。1906年游学日本，毕业于东京美术院。1908年归国，主持广东同盟会，广州起义中任联军总司令。辛亥革命

　　后，从事美术教育，创办春睡画院、南中美术院，历任广东省立工业学校、广州市立艺专、南中美术院校长，中山大学、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广东美术会会长。

　　1949年移居澳门，1951年6月22日卒于澳门。与陈树人、高奇峰一起致力于中国画改革，后人称岭南画派。擅画山水、花鸟、走兽，亦作人物画，兼长书

　　法。早期作品有《弱肉强食》、《秋风》、《东战场的烈焰》等。作品《红叶苍鹰图》藏广东省博物馆;《雨景图》藏故宫博物院;《鸢尾蜻蜓》藏中国美术馆。著

　　有《印度艺术》、《中国现代的绘画》、《艺术新路向》等。出版有画集、画册多种。

　　高剑父一生不遗余力地提倡革新中国画，反对将传统绘画定于一尊;主张折衷，即一方面折衷于传统文人画与院体画之间，又折衷于中国传统绘画与东西方绘画之

　　间;强调兼容并蓄，取长补短，存菁去芜。在创作上，他对人物、山水、花鸟均有很高造诣，其画笔墨苍劲奔放、充满激情。另外，他还长于书法，喜用鸡毫笔，风格雄厚奇拙。

　　高剑父在中国画传统技法基础上，融合日本和西洋画法，着重写生，善用色彩或水墨渲染，具有南方

　　特色，开创了岭南画派。《东战场的烈焰》是画家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画家以西洋绘画中的光影处理和素描关系，融进中国的墨笔来表现祖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

　　轰炸后的情景，满目疮痍，一片废墟。是画家的亲眼所见，也是画家的写生之作，画家是以无比悲愤的心情来创作这幅作品的，以唤起民众的觉醒和抗争精神。正如

　　右下角印章所刻：“乱画哀乱世也。”明显地表现出画家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

　　高奇峰()名嵡，字奇峰，以字行，高剑父胞弟，日本留学，同盟会员，与高剑父、陈树人合称“二高一陈”，被称“岭南画派”(因广东地处

　　五岭之南，故名)，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晚清画家，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岭南画派的美术创作，在题材上以翎毛走兽、花卉、山水为主，其中高奇峰、高剑父

　　两兄弟尤喜画鹰、狮和虎，高奇峰的绘画技艺、主张以及人生经历均受其兄高剑父影响，作品以翎毛、走兽、花卉最为擅长，在艺术上写生最为突出，善用色彩和水墨渲染，画风工整而刚劲、真实而诗意昂然。 二高兄弟的山水画，可以看出马远、夏圭横砍竖劈的传统，以及日本画的影响。高剑父奇拔苍拙，高奇峰则是雄健与俊美兼而有之。出版有《三高遗作合集》等。

　　幼年多斋，因家境贫寒，曾寄食于他人之家为小役，至其兄高剑父振兴家道方挈之归。17岁时，随兄赴日本留学，21岁学成归粤，作品初露于社会。民国初年由广东省政府资助，与兄剑父同至上海创办《真相画报》及审美书馆。后剑父随孙中山奔走国事，审美书馆馆务由奇峰担任。1918年受广东工业学校之聘任职于该校美术制版科，同时自设美学馆于广州，开馆课徒。后因染肺疾，迁居珠江之滨天风楼，杜门作画以自娱。1933年被中央政府任命为赴德国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专使，在赴南京途中之上海病逝。高氏擅画花鸟走兽，亦能山水、人物，用笔能粗能细，能工能写。

　　其工者用笔细致入微，写者则水墨淋漓，笔力豪放。尤擅画雄狮猛禽。

　　陈树人(1884年-1948年)原名政，名韵，又名哲，别号“葭外渔子”，以字行。别署猛进，晚号安定老人。广东番禺化龙镇人，与高剑父、高奇峰并称为“二高一陈”，同为岭南画派的创始人 。

　　自幼喜爱美术，早年师事著名画家居廉。是岭南画派大师。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西京美术学校和东京立教大学。并追随孙中山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任要职。后在香港的《广东日报》、《有所谓报》、《时事画报》

　　任主笔，其作品和中兴会办的《中国日报》共同宣传革命，反对康、梁的君主立宪。其画风清新、恬淡、空灵，独树一帜。民国37年(1948年)10月4日，

　　陈树人因胃溃疡不治，在广州逝世。其一生创作有《陈树人画集》、《陈树人近作》、《陈树人中国画选集》，诗集有《寒绿呤草》、《自然美讴歌集》、《战尘集》、《专爱集》和《春光堂诗集》等。

　　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的创作始终沿着创新的道路而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脱颖而出，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岭南画派第二代的主要人物有方人定、黄少强、赵少昂、黎雄才、关山月、杨善深等。其中赵、黎、关、杨四人被誉为当代岭南画派四大画家。

　　赵少昂(1905～1998 )字叔仪,男，汉族，原籍广东番禺。中国画家。1905年3月6日生于广东广州。1998年逝世于香港,终年93岁。少丧父，家贫，以做工谋生。业余自学绘画。赵少昂擅花鸟、走兽， 继承岭南画派的传统，主张革新中国画。他的画能融汇古今，并汲取外国绘画的表现形式，同时又注重师法造化。作品笔墨简练、生动，形神兼备，深受人们的欢迎。

　　黎雄才 男，汉族，广东肇庆人，1910年生。我国当代杰出的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岭南画派卓有成就的代表人物。

　　自幼酷爱绘画，后从师高剑父，入“春睡画院”学习，数年后得高剑父资助留学日本，

　　历时四载见闻益广，艺事大进。1924年，他就读于肇庆中学。1926年拜高剑父为师，翌年入高剑父的春睡画院学习，并一度在广州烈风美术学校兼习素描。

　　1932年，得到高剑父资助，赴日本留学，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日本画;1935年毕业归国，任教于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1939年任教于肇庆第七中学。

　　1943年，受聘于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副教授。1948年任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任华南文艺学院、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兼中国画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

　　三十年代初作品《潇湘夜雨》获比利时国际博览会金奖，《寒江夜泊》、《珠江帆影》入选芝加哥“当前进步博览会”和德国柏林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会”。其中〈珠江帆影〉为德国博物馆收藏。1949年以来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举办的大型美术作品展览会并在多种专业报刊上发表，曾在国内外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擅山水，尤以巨幅见长，所

　　作气势恢廓，雄健秀茂，自具风貌，为当代“岭南画派”代表画家之一。出版个人画册多种。代表作品有《寒夜啼猿》、《一览众山小》、《森林》、《武汉防汛图卷》、《万古之春》、《峨眉洗象池》等。出版有《黎雄才山水画谱》、《黎雄才画选》、《黎雄才画集》 。历任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美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广东省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关山月(1912.9—2000.7)，原名关泽霈，中国现代画家。1912年10月25日生于广东省阳江市。1933年毕业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后任小学教师，其绘画才能被高剑父发现，遂被吸收入春睡画院学画。1939年，他以《渔民之劫》等作品参加了在苏联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同年秋至1940年春，他首次于澳门、香港及湛江举办个人画展，之后他自广东出发，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青海、陕西等

　　省区，深入生活，收集素材，边写生，边创作，并沿途举办个人画展，以卖画维持生活和筹措资金，他在敦煌石窟临摹过壁画，研习传统艺术。此次旅行写生，为他

　　后来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6年，被聘为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中国画科主任。1947年作南洋之行，先后在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旅行写生，作品描绘热带风光，并举办个人画展，受到华侨的欢迎。翌年又在香港、上海、南京举

　　办西南、西北及南洋旅行写生画展，并出版《关山月纪游画集》。1949年春,在香港参加人间画会的艺术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南文艺学院教授兼中南文联美术部副部长、中南美术专科学校教授兼副校长、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兼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广东分会主席、广东画院院

　　长。1982年被香港中文大学聘为学位考试委员会校外委员。

　　他始终坚持深入生活，勤奋创作，其代表作有《新开发的公路》、《俏不争春》、《绿色长城》、

　　《天山牧歌》、《碧浪涌南天》、《祁连牧居》、《长河颂》及与傅抱石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香港回归梅报春》等。此外，他还访问过波兰、法国、瑞士、荷兰、苏联等国，并在日本、澳大利亚举办画展，在美国讲学和进行艺术交流。1991年捐资中国美协设立“关山月中国画教学创作基金”，捐赠作品建立深圳“关山月美术馆”。 关山月在艺术上坚持岭南画派的革新主张，追求画面的时代感和生活气息。他的山水画立意高远，境界恢宏;他的梅花，枝干如铁，繁花似火，雄浑厚重，清丽秀逸。他先后出版有《关山月画集》、《关山月、傅抱石东北写生选》、《关山月作品选》、《井冈山》等作品集。

　　杨善深，男，汉族，广东台山人，1913年出生广东赤溪。12岁开始临摹古画，17岁移居香港，二十岁始从事国画创作，二十一岁在广州首次举办个人画展，二十二岁留学日本东京都堂本美术学校，二十五岁回国，1940年赴南洋举办个人画展，在新加坡邂逅徐悲鸿合作绘画多帧。同年作品入选在苏联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会”，并任中国文化协进会会员。1941年移居澳门，与高剑父、冯康侯等人成立“协社”，举办义展，为难童筹款。1945年与高剑父、陈树人、赵少昂、关山月、黎葛民等人创办“今社画会”，同年在广东石岐市举办个人画展。1947年与赵少昂举办合作画展，1948年应广东省立民众教育之邀，与高剑父、陈树人、赵少昂、关山月、黎葛民一起，在中山图书馆举办六人作品联展。1955年在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1959年先后在美国纽约、三藩市、檀香山及加拿大温哥华等地举办个人画展，1973年起又先后在新加坡、香港、日本东京、大阪等地举办个人画展，1983年与赵少昂、关山月、黎雄才一起举办四人合作画展，1984年与关月山一起应邀访问美国，并在德州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哈佛大学、加州柏克莱大学讲学。出版画册多种。创作中西兼取，注重写生，在继承“岭南画派”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另辟途径，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成为当代“岭南画派”主要代表画家。作品构思新颖，笔墨凝练，巧拙互用，雄放而不失秀雅，以花鸟、走兽见长，人物亦自具特色。

　　总结是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对学习和工作生活或其完成情况，包括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及得到的经验和教训加以回顾和分析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因此十分有必须要写一份总结哦。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总结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普通话培训总结，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全校的教师的普通话的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教师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能较为自然地使用普通话，且发音的标准大大提高了，在学校中讲普通话，运用普通话已经成为一种风气，真正达到了学校预期的培训效果，培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现总结如下。

　　一、提高了推普意识

　　我校组织全体教职员工学习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使全体教职员工进一步明确了“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意义，从而增强了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提高了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水平。由于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到位，广大教职工对“推普”工作的认识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能积极参与“推普”工作，对我们提出的规范要求，也能够积极配合。

　　二、积极开展了宣传活动

　　我校充分利用国旗下演讲、校园网、宣传橱窗、展板等渠道开展了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宣传教育活动，加大了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力度。在校内悬挂了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标语，在各个班级、校园各处都张贴了推普标语，让说普通话的意识深入到学校每个人的心里，进一步营造了浓厚的推普氛围。

　　三、加强了教师普通话培训

　　学校非常重视教师的普通话培训工作。组织全体教师进行普通话培训，对教师提出了具体学习要求，督促教师主动练习，提高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通过培训，全校教师的普通话的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教师们在日常生活中能较为自然地使用普通话，且发音的标准大大提高了，在学校中讲普通话、运用普通话已经成为一种风气，真正达到了学校预期的培训效果。

　　四、落实了规章制度

　　为了保证学习的效果，我们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包括学习制度、出勤制度、奖惩制度等。每次普通话培训学习都要进行考勤，不得无故请假。学习要作好笔记，联系自身实际制定学习目标。严格执行教师普通话持证上岗制度。我校正式教师全部参加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均达到规定的水平，聘用教师的普通话水平也均达到要求。

　　虽然通过培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个别教师对学用普通话还没能真正重视起来，学习的力度还不够大。我们将在以后的工作中，扬长补短，突出特色，不断积累经验，努力提高培训质量！

　　在中国五千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56个民族，187种地方语，近300种方言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扮演过重要角色。从秦朝至唐代，陕西话是官话；宋代，河南话、苏州话是官话；明代，南京话、北京话是官话。那么到了近代，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依靠北方方言和现代白话文著作，中国又逐渐涌现了出了一个新名词“普通话”。

　　不可否认，“普通话”的普及使用对我国不同母语的民族和方言区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但是由于受到地域文化、民族心理认同、教育教学方式方法落后等非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得目前普通话的教学与推广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教学。

　　对于本次学习，我将我的学习重点放在的蒙古族青少年汉语教学当中，并在课上极力寻找解决通辽市蒙授高中汉语教学的有效途径。下面我将以我校和我市汉语教学为例，运用本次培训学习学到的知识内容，来谈一谈通辽地区普通话暨蒙授高中汉语现状及对策。

　　一、通辽市蒙授高中汉语教学暨普通话教学的现状

　　一是，教师层面。我是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的本科生，在民大的四年学习生活使我对我的母校普通话教学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实事求是的讲，民大的普通话的教学从课程设置上来说并没有达到一个学科的标准，仅仅只达到了学课。

　　普通话课程是由现代汉语和教师口语以及教育学方法论组成。现代汉语和教师口语讲理论，教育学方法论的部分学时进行实践练习。整个教学过程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系统的教学方法和专项训练。使得部分南方或是蒙授的示范类学生毕业后回到工作学校任教，尽管已经拿到了二级甲等，但是使用普通话授课仍然达不到“读标准音”的要求。

　　二是，教学层面。我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已有三年，在工作中我发现，目前的汉语教学虽然在外表上有所突破。即我们使用多媒体，制作精良的课件；采用优良的教学方法“三环六步、五步导学”等。但从本质上对汉语或是普通话的教学仍然没有改变传统的模式，老师讲授课程仍然是“讲与学、练与导”。符合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但是学生虽然学了很多年的汉语，也会说，部分同学写的也不错，但是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味道。

　　三是，学生层面。通辽地区在内蒙古来说，算得上是比较发达的，地理位置也比较好，四通八达，靠近普通话比较标准的津京地区和东三省。同时由于网络的因素使得蒙古族的学生不需要经过非常艰难的查阅过程就能轻松的掌握汉语资料，所以说环境并不是决定他们学不好普通话的主要因素。在教学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和学生进行交流得出两个结论：1、部分学生怕民族同化而厌学汉语；2、大多数学生因考试简单而不学汉语。在这里民族同化暂且不说，普通话是国策，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是地区甚至是一个民族所能反驳的了得。所以我们只谈后者。目前，以通辽蒙中为例，大多数的蒙古族学生汉语课不用怎么学就可达到120分左右，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很容易就发现无论是班主任还是学生对汉语都存在着轻视心理。那么直到现在我上课仍然有多数的学生在学习其他课程，或是要求老师讲讲故事，或者是“老师，我听不懂”。常规课程在课上一直处在很尴尬的境况在进行。

　　因此，总的来说，从宏观上讲，通辽地区蒙授高中汉语授课及普通话教学总体上达到了国家的部分指标，但是从细小处不难发现，蒙古族学生普通话教学整体情况不容乐观，也就是说“烟雾缭绕，但是实实在在的景儿没多少”。

　　二、通辽市蒙授高中汉语教学暨普通话教学不容乐观的原因

　　延边大学孙惠欣博士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普通话教学现状及改进策略》一文中提到“及时修订教学计划，建立课内＋课外＋补偿的课程模式，实行目标管理”是改进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普通话教学的重要手段，但是在此我充分考虑到内蒙古地区尤其是通辽市民族学校现有的发展状况，我认为是不可采用和借鉴的。原因有三：

　　1.通辽市相关部门对我市整个民族教学的投入并不多，资金不是很充足；同时，大多数的民族学校除极个别外学生都非常少，基础条件设备不怎么完善，不具备构建课程体系的条件

　　2.民族学校汉语普通话授课教师参差不齐，可以授课但是对学科的远景估计不足。主要表现在大多数教师仅仅只有教师资格证，而所学专业并不对口;真正比较教育学专业、

　　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很少。

　　3.民族地区学生的水平远远达不到参与这种教学课程模式的要求，过早的涉猎，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相反会对正在打基础的学生产生不良的影响。

　　三、通辽市蒙授高中汉语教学暨普通话教学的对策

　　一是，立足学校实际，有针对性的加强教师的普通话培训力度。（因为涉及到政策问题我在此不做解释）

　　二是，从传统文化出发，知晓“教师”这一职业在汉语课程中的职责。即教师是文化的传播者和媒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师傅。

　　我们现在授课都是按照教学大纲，考什么教什么。从文化来说，从一个传统授课教师的职业道德来说，这并不好。汉语课就我理解并不是像教学大纲中所规范的“读标准音、写规范字；能够熟练地阅读一般性文学作品；高中生会背诵30篇古诗文”那么简单。其实纵观世界汉语教学的发展模式我们会发现，文化教学要比一般的技能性教学更重要。学习汉族文化要比学习汉语更重要（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即通辽地区的蒙古族学生大多数与汉族人交流无障碍），以文化吸收加速民族之间文化心理认同的融合要比通过普通话促进民族心理认同要有效的多，比如说：我在青岛上学的时候，在青岛有很的蒙古族人，有做生意的、有教书的、有从政的，每次聚会的时候他们都说蒙语，但是在工作时候他们的汉语和汉族人相差无几，甚至有的人比汉族人说的还好，原因是什么，心理认同。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学习汉族文化已经达到了蒙汉融合的境界，他们在心理上不和汉族人有差异，所以说他们吸收和学习普通话的程度要远远优于蒙古族地区人学习普通话。所以说，在普通话教学高中阶段，我认为通辽地区的教师要立足文化去教文化，不要过于依赖技能（教学方式、教学方法语言技巧），要以文化的感染力来使民族生感知汉语言或是普通话的文化内涵，比如说在教汉字时，我们可以通过甲骨文象形字的教学来达到预期目的，教文体可以通过“三语”结合的方式比较的方法来进行。久而久之，在形成蒙汉共同心理的认同的同时，也就改变了目前学生厌学或是不学、听不懂的情况发生。进而促进了我国普通话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

　　总之，以上是我针对本次培训课程所做的不成熟的思考结论，希望能够得到老师和各位同学的帮助和指正。

　　长期以来，我校语言文字工作认真贯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执行语言文字法规和标准。特别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学校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建立工作机构、完善工作制度，加强宣传、推广、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特别是对学生培训等各项工作的力度，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了年度工作计划之中，保证了教师普通话培训工作的正常进行。

　　二、培训的对象范围广

　　我校对学校所有参加过普通话测试和没有参加过参加过普通话测试的教师进行了普通话集中培训。

　　三、培训内容广泛，重点突出

　　1.广大教职员工认识到了讲普通话，运用普通话的重要性，工作总结《教师普通话培训工作总结》。在培训期间，教职员工能自觉的参加各种培训活动，并放弃业余时间，苦学苦练，说普通话正在慢慢的变成了习惯。

　　2.通过一段时期的练习，大家对讲普通话有了共识，普通话正在成为课堂语言，教师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大大加强，对教学质量的提高有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3.教师讲普通话影响了学生对普通话的学习热情，广大学生看到自己的教师能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于是也纷纷讲普通话，并且把这种好的习惯带回到家里，进而影响了自己的家人，起到了以一带百的效果。

　　虽然通过培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个别教师对学用普通话还没能真正重视起来，学习的力度还不够大。但是，在这种全员讲普通话的氛围之中，全校的师生员工肯定能在此基础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因此为进一步提高我旗个体幼儿园教师的普通话水平，保证幼儿教学质量，我中心于20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