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宗教背后的分裂阴谋——从武装袭扰到中间道路
达赖叛逃到印度后，并未放弃武力争取“西藏独立”的图谋。相反，在美国、印度等外国势力的支持下，达赖集团于1960年初在印度穆索里正式成立了“流亡政府”。不久，“流亡政府”迁到达兰萨拉。达兰萨拉，这个地处印度，背靠终年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的小镇，从此成为了“西藏独立”的指挥部，成为了开展“西藏独立”活动的大本营，成为了达赖集团对中国边境实施武装袭扰的基地。
50多年来，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西藏独立”是达赖集团一直不变的政治述求，只不过有时露骨些，有时隐晦些。1959年6月，达赖就在印度穆索里发表声明，称“西藏实际上曾经一向是独立的。”从1960年到1977年，达赖都公开打出“追求西藏独立”的旗号，始终坚持“西藏在历史上和文化上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和国际环境变化，达赖集团企图用武力实现分裂与复辟的美梦完全破产后，达赖集团也遭到了西方的冷遇，达赖不得不调整策略、变换手段，开始降低“西藏独立”的调门，标榜更具欺骗性的“中间道路”、“非暴力”。
1987年9月，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发表了所谓西藏地位问题的“五点计划”，提出“要使整个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要求中国放弃向西藏地区移植人口的政策；要求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权和民主权利；要求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和中国放弃在西藏生产核武器和堆放核废料计划；要求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有关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1988年6月，达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又提出了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新七条建议”，要点是：(1)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2)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3)西藏政府加入世界人权宣言；(4)西藏政府应该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执行首脑、两院制立法机构和独立的司法体系组成，政府所在地是拉萨；(5)西藏的经济、社会体制应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来决定；(6)西藏禁止核武器的制造、试验、储存以及核能的利用；(7)应该召开地区和平会议来保证使西藏通过非军事化而成为和平的圣地，在这个会议召开和非军事化、非核化实现之前，中国可以有权在西藏保持以防御为目的有限量的军事设施的存在。虽然达赖集团声称在“五条计划”的基础上做了“重大让步”，通篇未提出“西藏独立”的字眼，口气有所变化。但是，无论是“五条计划”，还是“七点建议”，其实质依然是分裂中国，依然是否定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否定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神圣的主权，并且企图把中国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变成类似西方的宗主国与附属国、保护国与被保护国之间的关系，从而改变西藏的法律地位，是一种变相的“西藏独立”或半独立。
在“五点计划”和“七条建议”的基础上，1989年2月，达赖在接受《印度斯坦报》记者采访时又正式提出了所谓“中间道路”的概念，提出“我想寻求一种并不意味着西藏完全独立，但将能改变西藏目前局势的中间道路”。但其核心内容仍然是企图以表面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换取其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治权，在四分之一的国土上建立一个由达赖主导的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为最终实现“大藏区”独立铺平道路。
1989年国际上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重大事变，国内发生了严重政治风波。某些国际势力把“诺贝尔和平奖”授给达赖，支持他的分裂主义立场。达赖集团错误地判断形势，以为实现“西藏独立”的时机已经到来，很少谈及“中间道路”，重新公开鼓吹“西藏独立”。在1990年的“3·10讲话”中，达赖称“东欧正在发生着巨变，这些在社会形态及政治上树立了榜样的变化也同样在改变着全世界”，宣称“所有的藏民”“渴望”“完全独立”。 1991年８月，达赖在蒙古国活动时甚至说：“将宣布西藏脱离中国实现彻底独立”。
随着中央做出了同达赖集团针锋相对开展斗争的重大决定，实现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重大转折，西藏局势越来越好。达赖集团也看到了靠赤裸裸的手法搞“西藏独立”难以奏效，于是又再次变换方式，重新捡起“中间道路”旗号，提出希望与中央政府进行对话，希望“藏汉友好”，“愿意在中国宪法框架内解决问题”，具体说就是要求“大藏区”、“高度自治”或“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便“更好地保持西藏独特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2005年达赖集团公布了《中间道路宣传手册》，2008年11月，又抛出了他们称为“中间道路”标准版本的《为全体藏人实现真正自治的备忘录》，但无论是哪个版本对“中间道路”的诠释，其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五点：一是仍然否定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反复声称，“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到现在西藏仍然是一个被‘违法占领’的独立国家”；二是企图建立一个总面积占中国领土四分之一的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的“大藏区”，即整个西藏、青海的绝大部分、甘肃的甘南自治州、四川的甘孜和阿坝自治州、云南的迪庆自治州等；三是试图以“高度自治”为名，否定、推翻西藏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除了外交和国防，其他的所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宗教事务全都要由“藏人”来管理；四是要求中央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大藏区”范围内撤走，由他召开一个“国际和平会议”，把中国四分之一国土作为“国际和平区”；五是在“大藏区”范围内，要将其他民族统统赶走，要求“必须停止向西藏移民，并使移民入藏的汉民回到中国”。从这些要求可以看出，达赖并未放弃一贯的分裂主义主张，“中间道路”也不是达赖集团所鼓吹的“民族自治”，而是在“大藏区”的错误前提下，赤裸裸地要求实现“西藏独立”。
二是建立了组织严密的政治流亡集团。达赖集团在达兰萨拉建立了一整套政教合一的“流亡政府”，长期进行图谋“西藏独立”的活动。
1960年9月，达赖集团召集了外逃的西藏贵族和原地方政府官员及其他藏区的土司头人、上层僧侣、叛乱头目等，在达兰萨拉召开所谓的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宣告正式成立“西藏噶厦政府”，后来改为“大雪域国政府”，即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会议公布了“西藏国宪法大纲”草案，宣布达赖为政府“首脑”。这次会议标志着以达赖为首的背叛祖国的流亡分裂主义集团正式形成。1963年10月，达赖集团正式公布了“西藏国宪法”，1991年又修改为“流亡藏人宪法”，两部“宪法”都明确了达赖喇嘛在其集团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外，达赖集团创作了将佛教劝世语言和“西藏独立”幻想相结合的“国歌”，并将集藏传佛教教旗与旧藏军军旗于一身的“雪山狮子旗”规定为“国旗”，绘制了所谓的“西藏版图”即“大藏区”，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
这个达赖集团所谓的“流亡政府”分为三大系统：达赖喇嘛秘书处、“噶厦政府”和“西藏人民会议”。达赖喇嘛秘书处就是旧西藏时的“译仓”，由达赖直接领导和指挥，是达赖集团重要的决策和权力机关。“噶厦”的重大事项必须通过“译仓”呈报达赖喇嘛，“噶厦政府”的主要公文、政令要经“译仓”审核、盖章方能生效。此外，达赖秘书处还负责处理达赖的私人事务，如为其起草讲话稿，安排日常活动，奉命为其发表声明、接见记者等。“噶厦”是达赖集团“流亡政府”的行政管理中枢即“内阁”。根据“流亡藏人宪法”，“噶厦”应设若干名“噶伦”，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噶伦”任期5年。“流亡政府”目前下设20多个部门和单位，包括“内政部”、“财政部”、“安全部”、“外交与新闻部”、“宗教与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等7个部和其他下属单位。“西藏人民会议”则是所谓的“立法机构”，也是达赖集团为笼络川、青、甘、滇各省藏区外逃藏人和迎合西方国家的需要而给自己披上的西方议会式“民主”外衣。目前，“西藏人民会议”共有46名议员，其中3名由达赖本人指定，其余经由选举产生，代表名额根据不同地区和五大教派进行分配。
达赖集团还在印度、不丹等地建立藏人聚居点；建立了藏人学校，加强“藏独”教育，学校的学生每天要升“国旗”、唱“国歌”；克隆了“哲蚌寺”等一系列寺庙，共有约1.7万名僧侣；办报刊，出书籍，为“西藏独立”制造舆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将更多流亡藏人捆在“西藏独立”的战车上，达赖集团借鉴或仿照国内外的各种社团组织形式，把青年、妇女等组织起来，继续保持同旅居这些国家的藏人的联系，并特别加以扶持，以增强分裂活动的力量，“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妇女协会”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噶厦”将这两个组织列入财政预算，定期给予经济补助。近年来，“藏青会”羽翼逐渐丰满，其势力渗透到达赖集团各个领域，上至“噶厦”“噶伦”及其各个部门，下至各藏人聚居区的大权，乃至达赖喇嘛秘书处，绝大多数均为其骨干所掌握，“噶厦”政府各级官员和办事人员中有80%系“藏青会”现任和曾任成员。在达赖集团中，该会的“藏独”态度最顽固，经常纠集流亡藏人闹事，煽动“西藏独立”，实施“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成为鼓吹和图谋“西藏独立”最顽固、最激烈、最猖獗的组织。“藏青会”也深受达赖器重，每届代表大会达赖都要亲临并讲话，为之打气。
三是积极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自叛逃以后，达赖集团成为了国外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主动迎合国外反华势力遏制中国的需要，在国际上大肆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
一方面，达赖集团积极在一些国家设立所谓办事处、代表处、联络处。这些办事处最多时达到18个，现有10个办事处和2个特别代表(驻华盛顿特别代表、驻欧盟特别代表)。达赖集团通过这些办事处和特别代表，建立各种渠道，在舆论上炒作“西藏问题”，加强和一些赞同“西藏独立”的团体、人士的联系，争取联合国以及驻在国对达赖集团主张和行动的支持。特别是驻华盛顿特别代表，达赖集团委派噶伦级人物充任。该代表处主要是保持同美国国会的联系，借助美国国会中反华势力的支持，制造“西藏问题”舆论，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多年来该代表处每年都要组织藏人向美国国会有关“西藏问题”的听证会进行所谓的“控诉”。
另一方面，达赖本人频繁窜访，祈求西方社会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达赖的活动基本局限在南亚，70年代，达赖窜访开始增多，除亚洲外，达赖还首次去了欧洲和美洲。这些窜访，虽有较浓的政治色彩，但主要仍是宗教活动。到8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强大的“和平演变”攻势。与此相呼应，为迎合西方国家的需要，达赖集团重新掀起了“藏独”活动高潮，几乎每年达赖都要窜访十几个国家，其中重点是欧美国家，约占他出访国的80%。达赖披着袈裟，以“和平使者”自居，鼓吹所谓“用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解决“西藏问题”。除了达赖本人外，达赖集团的一些骨干分子还穿梭于世界各国，与国际人权组织、环保组织、新闻媒介等广泛接触，与欧美对“西藏问题”有兴趣的人士建立联系，特别是企图笼络欧美议会的反华议员，寻求同情与支持，并通过这些人士影响该国的对华政策。
此外，达赖集团还通过各种“运动”来误导西方舆论，包括发起“签名运动”，向联合国或所在国请愿；开展“国际西藏年”活动，以演讲会、讨论会、记者招待会、“西藏文化展”、“西藏电影展”等形式为“西藏独立”造势。通过这些误导性的宣传，达赖的“藏独”行径不仅得到了西方反华反共势力的垂青，也获取了世界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的同情和支持。
四是组建叛乱武装。达赖叛逃到印度后，并未放弃武力争取“西藏独立”的图谋。其叛乱武装最主要的有两支：一支是1960年3月在印度大吉岭重新组建的“四水六岗卫教军”。该部沿用1958年在西藏发动局部叛乱时的旧名，共3200余人，总部下辖13个连队。武器装备和经费主要由美国提供。196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按事先的承诺，派飞机为该部空投了第一批武器、弹药。以后直至70年代前期，美国的援助一直未断。为保证援助及时到位，美国还在尼泊尔修筑了专用机场。这支部队长期在中尼边境进行骚扰破坏活动，不仅危害中国边境群众的生产与生活，而且在尼泊尔强占草场、土地，勒索财物，危害当地百姓，引起尼泊尔各阶层的痛恨。60年代中期以后，经中国西藏边防部队大力开展政治瓦解和军事斗争，该部内部出现严重分化，实力不断削弱。1972年前后，美国停止了对该部的公开援助。1974年，该部尚存千余人。尼泊尔政府同年出动军队，一举将其解除武装，这支反动武装，终于彻底解体。
另一支武装则是“印藏边境特种部队”。该部是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衅惨遭失败后，印度、美国和达赖集团出于对中国西藏边防军事斗争的需要，于1962年冬开始组建的。由达赖集团出人，美国出钱、出物，印度出教官和营房设施。印度一直非常重视这支部队，现该部隶属于印度政府内政部保安局，总司令由印军一名少将担任，士兵和下级军官为藏人，中高级军官一般为印度人。该部兵力约1万人，相当于1个师的建制。总部设在新德里，驻扎在印度北部各边境地区。这支部队组建初期，由达赖集团“治安部”负责兵源动员和官兵教育、藏人军官的提升使用等，诡称成立“特种边境部队”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保卫西藏独立”、“保卫达赖喇嘛和宗教信仰”。每逢节假日，营区和驻地要同时升起印度国旗和“西藏国旗”。70年代后，印度政府逐步限制达赖集团随意派人去该部活动，并以“送军校学习”、“毕业后正式委任为军官”等为诱饵，秘密动员藏族青年官兵加入印度国籍，有意削弱达赖集团对该部的影响。目前，该部的指挥调动权已完全控制在印度人手中。但该部至今仍是达赖集团培养“藏独”军事人才的主要基地。
五是策划煽动暴力活动。上世纪70年代，达赖集团的回窜武装袭扰遭到彻底失败后，又开始转而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对藏区进行渗透和破坏。其主要手段包括：编造大量谎言，宣扬和美化达赖，增强“藏独”号召力；派遣宗教上层人士回国，在境内掀起宗教狂热；利用大型讲经法会，鼓吹“藏独”；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矛盾；大搞情报、策反活动，煽动引诱青少年出境，建立针对境内的情报特工队伍。
多年来，达赖集团以探亲、旅游、朝佛、经商为掩护，派遣人员出入于藏区城乡，传递达赖集团的指示，联络、培养“藏独”骨干，建立地下组织，煽动闹事，组织骚乱。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拉萨发生的多起骚乱事件，就是在达赖集团的煽动和派遣回藏的叛乱分子策划下挑起的，这些骚乱给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特别是1989年3月5日在拉萨策动的大规模骚乱事件，以8名尼姑和3名喇嘛带头的一伙分裂主义分子，举着“雪山狮子旗”在八廓街游行，呼喊“西藏独立”的口号，冲击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政府，围攻西藏日报社。在两天的骚乱中，打死11人，打伤100人，900家国营和个体商店被抢、砸，24个政府机关、企业和学校被冲击，20多辆汽车被砸毁，严重干扰和破坏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
进入21世纪，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之后，达赖集团提出“决战奥运”，企图借干扰奥运会加快推进“藏独”活动。2008年1月4日，“藏青会”、“藏妇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西藏全国民主党”等五个组织正式宣布实施“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称这一运动将是“西藏自由斗争史上的伟大转折点”，并组成了以“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为首的临时筹备小组，负责进行全面的协调以及资金的筹集。2008年3月10日，达赖集团照例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纪念西藏抗暴起义49周年”活动。达赖称中国政府“过去几年对境内藏人的镇压更是变本加厉”，“造成人权横遭践踏，宗教信仰自由被限制”，“对境内西藏人民的赤诚、勇气和决心由衷地表示赞赏”。在达赖集团的煽动下，2008年3月10日下午，西藏拉萨哲蚌寺约300名僧人无视国家有关法律及寺庙有关管理制度，企图进入拉萨市区制造事端。此后几天，拉萨市又有部分僧人多次企图上街滋事，蓄意激化矛盾。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坚持文明执法，不法僧人始终难以扩大事态。在这种情况下，暴力出现了。3月14日，一些暴徒开始在拉萨制造打砸抢烧暴力活动，震惊世界的“3·14”事件就此爆发。这些暴乱分子在拉萨市区的主要路段实施打砸抢烧，焚烧过往车辆，追打过路群众，冲击商场、电信营业网点和政府机关，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使当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破坏。事后查明，当天不法分子纵火300余处，拉萨908户商铺、7所学校、120间民房、5座医院受损，砸毁金融网点10个，至少20处建筑物被烧成废墟，84辆汽车被毁，有18名无辜群众被烧死或砍死，受伤群众达382人，其中重伤58人。拉萨市直接财产损失达万元。
事件发生后，达赖集团一方面试图对暴力真相进行歪曲，急于摆脱同“暴力事件”的关系。3月14日，达赖通过其私人秘书处发表声明，将拉萨出现的暴力事件美化为“和平抗议”。同日，“西藏流亡政府”也发表一份声明，将拉萨暴力事件称为“藏人表达对中国政策不满的和平示威活动”。另一方面，达赖集团试图不断将事件的影响扩大化。在事件爆发当天，就紧急召开了内部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扩大此次“革命成果”。会议要求以黄教寺庙为主，境内100名喇嘛以上的寺庙都要上街游行，带动藏人共同参与抗议活动，在各藏区分期分批发动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并决定由“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部”负责调集资金，为“与中国政府的决战提供足够的经费支持”。达赖集团“藏青会”、“藏妇会”等组织则“紧急调动”力量，深入到印度、尼泊尔藏人聚居区，动员流亡藏人通过电话、互联网等方式尽快与国内藏区的亲戚、朋友取得联系，“以达赖喇嘛的名义”鼓动境内藏区群众响应拉萨的抗议活动。拉萨事件后，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少数不法喇嘛和社会上不法分子也进行了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同时，达赖集团还将暴力活动延伸到境外，组织人员接连暴力冲击中国驻美国、英国、法国、印度等十多个使领馆。“藏独”分子焚烧中国国旗、推倒使领馆围墙、冲入使领馆内破坏设施，对中国驻外机构人员与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这些暴力活动，无疑戳穿了达赖集团“和平非暴力”的谎言，撕开了其利用宗教从事分裂破坏活动的面纱。
5、“藏独”活动的新动向——从煽动自焚到“鼓吹退休”
2008年“3·14”事件后，达赖集团“境内活动、境外炒作、内外施压”的分裂手法已经失灵，他们的险恶用心遭到彻底失败后，又开始调整策略、变换手法。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新动向：
一是策划煽动自焚事件。2009年3月以来，在四川、西藏、青海、甘肃等藏区的个别地方，发生了多起自焚事件，其中最小的只有16岁。在这些自焚事件中，自焚者大多受人指使，在实施自焚前大都高呼“西藏独立”等分裂国家的“藏独”口号，一些自焚者在自焚前就把自己的照片发往境外“藏独”组织，境外“藏独”组织网站还有计划地对自焚事件进行视频直播。在这些自焚事件发生后，达赖一方面对自焚事件做出“暧昧”的辩解，口是心非地向西方媒体谎称这是“非常、非常微妙的政治事件”，他“并不鼓励自焚的举措”，他“对此最好保持中立”，并不忘把自焚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高压政策”。另一方面达赖集团把这些自焚者、把这些不幸的年轻人吹捧为“英雄”、“烈士”，表示“敬仰”，而且为他们“颁奖”、树“纪念碑”，达赖喇嘛曾为自焚者举行了一天的法会，还一天不吃饭，称赞这些自焚者“具有非常大的勇气”。“西藏流亡政府”和一些境外“藏独”组织在达赖的授意下，不仅鼓励自焚，还对自焚者开出具体的赔偿价码，还在第一时间发布自焚事件的现场照片和自焚者日常生活照片，以及相关的一些信息，大肆进行违背客观事实的炒作，甚至煽动蛊惑一部分信教民众聚集、打砸。事实再次证明，达赖集团为了实现分裂的图谋，不惜牺牲自焚者的生命，用以制造“西藏局势紧张”的假象，并以此换来国际社会的关注，从而获得西方反华势力的更多支持。
二是加快“政权交接”。达赖分裂集团活动的另一个最新动向就是达赖宣布“退出政治”，鼓吹所谓的“政教分离”，妄图以“宗教领袖”之名开展分裂活动。
达赖的退休话题，一直是其以退为进的“有力武器”和惯用伎俩。2008年“3·14”事件后，达赖就曾宣布他早已“半退休”，并准备“彻底退休”，把权力交给“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为此还在印度专门开了一个“特别大会”。不出所料，大会通过决议：“一致认为达赖喇嘛是境内外西藏人民的最高政教领袖”，“强烈呼吁达赖喇嘛不要退休或半退休”。达赖就势宣布“我不会退休”，将在“有生之年为藏人工作”。而达赖此次退休的态度更为坚决，先是在2011年3月11日，致信其伪议会，要求修改“流亡藏人宪章”，取消他“因具有达赖喇嘛名号而产生的一切政治或行政的工作”。在达赖三番四次地表现出“退休”的诚意后，2011年5月31日，“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对外宣称，“西藏流亡政府议会”于5月下旬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大会，通过了所谓“宪法修改案”，十四世达赖喇嘛已经正式放弃其政治和行政权力，将自己的政治责任移交给上月新当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
此外，达赖还炮制了一篇所谓的“转世声明”，否定已经延续数百年的达赖喇嘛转世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声称只有他本人才能决定“转世何处，怎样转世”，甚至还耸人听闻地宣称，要“考虑新途径”，效仿“梵蒂冈的做法，由一个秘密会议选举出下一世达赖喇嘛。”然而，达赖的这些荒诞行为，并非是要彻底退出政治，将宗教与政治分开，其根本目的无外乎三点：一是为了实现权力过渡，避免“西藏流亡政府”在他之后出现混乱和垮台；二是企图以退休的名义和转世的说法，转移矛盾，对抗中央权威，实现“藏独”图谋；三是企图以宗教领袖的名义拓展国际活动空间。
达赖在宣布退休后，并未彻底放弃权力，只是从台前走到了幕后，演出了一幕“退休闹剧”。在达赖集团“修改”后的“宪法”中，开宗明义宣称“十四世达赖是藏人至高无上的领袖和导师”，并规定达赖在“退休”后仍然享有三项“宪法”权力：即达赖仍然对所谓追求“西藏自治”的“西藏问题”负有指导、教诲、鞭策的责任，仍然可以从民族、社会到政教对“西藏流亡政府”予以指导和帮助，仍然具有重要的“驻外办事处代表和特使”任命权。达赖退休后在各种场合的所有谈话，也并未放弃分裂的立场，企图在西藏煽动不满、制造动乱的热情也没有任何减少，其“退休”、宗教化的宣传无疑是其自欺欺人的滑稽面具。
三是继续挟洋自重，并加紧与其他分裂分子合流。近年来，达赖继续在国际上四处窜访。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曾经两次在白宫会见达赖。今年，达赖先是在加拿大网罗一些国家反华议员召开“西藏问题世界议员大会”，随后又在美国洛杉矶进一步攻击中国政府“强硬管制西藏的寺院、强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和侵犯藏人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权利”。5月到6月，达赖更是连续窜访奥地利、英国，并先后与奥地利总理法伊曼、英国首相卡梅伦等政要会面。这些活动充分证明，达赖虽然声称“退休”，但仍没有放弃依靠西方反华势力，继续进行分裂活动的图谋。
达赖集团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加紧寻求同“台独”分裂分子、外逃的“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新疆和内蒙古外逃分裂主义分子相互勾结，企图制造反对中央政府、分裂祖国的“统一战线”。2009年，达赖借着“为灾民祈福”的名义，继1997年和2001年访问台湾后，受民进党邀请第三度访问台湾，企图寻求“台独”势力的支持，破坏两岸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此外，达赖集团也一直试图与海外“民运分子”联合制造“汉族人民也支持藏独”的阴谋。早在2006年9月，达赖领导下的“藏青会”等组织就曾与热比娅和“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中国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以及台湾、日本的一些组织代表在美国国会大厦召开联合会议，共同组建“亚洲民主联盟”，公然结成反华反共的共同体，并呼吁联合国和美国等国家支持他们争取“独立、自由和民主的事业”。2008年“3·14”事件后，为了骗取国际社会特别是华人社会的同情，达赖又打出“藏汉友好”的旗号，频繁与海外动乱分子谋面，鼓动他们同“藏独”分子一起共同成立“汉藏友好协会”。2009年8月，达赖集团和海外民运势力一同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所谓的首届“国际汉藏会议”，为其分裂祖国的图谋寻找帮凶。而达赖与分裂分子热比娅更是长期沆瀣一气，同流合污。早在2005年11月30日，达赖就在美国会见了热比娅，并邀请其出席当日达赖在华盛顿的演讲。2009年新疆“7·5”暴力犯罪事件后，达赖亲自为热比娅的新书作序，把新疆称为“东土耳其斯坦”，并宣布和热比娅“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通过这些行径我们不难看出，达赖集团与“台独”、热比娅、“民运”分子的合流，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分裂国家，谋求独立或变相独立，其背后都有着西方反华势力的操控和支持，其所谓的合作也不过是互相利用、相互配合。历史早已证明，“国际化”救不了“藏独梦”，无论哪种形式的分裂活动，只能是缘木求鱼，必将以可耻的彻底失败告终。
四是在与中央政府接触商谈中虚与委蛇，反复无常。自2002年以来，达赖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时声称要与中央政府接触商谈。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也曾10次与达赖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见面，安排他们到西藏和各地参观，耐心给他们讲国家形势和中央对达赖的方针政策，对达赖的错误言行予以指正。但达赖却视中央善意为可欺，不仅在接谈中顽固坚持“大藏区”、“高度自治”那一套分裂主张，还频繁给西藏的稳定制造麻烦，妄图迫使中央做出重大让步。特别是在2008年的第9次接谈中，达赖的私人代表精心准备，抛出一份“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狂妄宣称“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的代表，要求中央改变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在此备忘录被中央政府的接谈代表彻底驳回后，达赖集团召开了一个“西藏前途特别大会”，第二次公开宣布停止与中央接谈。
2012年6月3日，达赖集团“新一届流亡政府”上台后，又发表声明，称“首席噶伦遗憾地接受了达赖喇嘛特使甲日·洛迪以及代表格桑坚赞的辞职申请”，狂妄提出“噶厦敦促中国政府接受中间道路政策”，“随时准备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对话”。6月6日“流亡政府”又称，无论什么时候重开接谈，将由“流亡政府”派出新任“特使”。这些表态，无疑与中央政府的基本立场：“接触商谈的对象只能是达赖的私人代表，接触商谈的内容只能是达赖喇嘛及其周围的人如何放弃分裂立场、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问题，接触商谈的一个根本政治基础就是必须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产生了根本的对立，为接谈设置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障碍，其结果也必将作茧自缚，彻底堵死达赖集团未来的政治出路。(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