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在台北举办的“2007中国简帛学國际论坛”上台湾学者邢义田教授发表了题为《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的高水准的论文。邢义田教授独辟蹊径从新的视角考察汉简形制，开拓了简牍学研究的新思路他以实验的方式测定了汉代竹木简的体积和重量，进而讨論简册的书写姿

态、编联方式、保存制度等等提出了不少新的认识。

　　按照邢义田教授的测算如果司马迁的《史记》一如江苏东海尹湾汉简《神乌赋》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的书写形式，每简38字左右则全书130篇，52.65万字需要竹简13855枚。“以木简的重量计則达43.7～48.1公斤，甚至55.9公斤如以新鲜的竹简计，则达58.33公斤；用新鲜红柳简则更重达101.62公斤”在纸发明和普及之前，简牍作为主要书写材料其体积和重量造成的书写、阅读和保存的不便，是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然而其具体情形，研究者以往未曾充分注意邢义田教授的工作，使我们对文化史的一些重要细节有了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文字：“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说秦始皇专权独断，行政事务无论大事小事都亲自裁决，甚至用“衡石”计算处理的文书，每天有明确的定额，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衡石”，唐代学者裴骃《史记集解》的解释是：“石，百二十斤。”张守节《史记正义》则说：“衡，秤衡也。言表笺奏请，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满不休息”衡，是当时的计重装置形式一如后来的天平。峩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秦王朝的铜权、铁权等其实是用于“衡石量”的。这种“权”不可以误解为秤砣。它们其实类似于用于天平的砝碼“衡”的使用形式，正类似于天平秦始皇每天处理文书的“呈”或者“程”，也就是定额按照张守节《史记正义》的理解，是“秤取一石”后来的人们大都认同这样的分析。范文澜先生就此写道：“秦始皇规定一天看章奏（竹简）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版，第4页）其实“以衡石量书”，应当理解为用“衡石”为文书测重“书”的重量，可以是一石当然也可能是二石、三石。

　　即使按照“秤取一石”理解“石，百二十斤”秦权一斤的单位量值在250克咗右（巫鸿：《秦权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4期）确实可以说是“秦一斤合今半市斤”。计量史家依据对有自重刻铭的秦权实物嘚实测数据得知平均为257克（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94页）。“百二十斤”则为30.8公斤参照邢义田先生对於书写《史记》竹简重量几种推算的平均数51.015公斤，如果秦始皇批阅的文书用同样的每简38字的形式书写则“石，百二十斤”的篇幅可以书寫31.79万字

　　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必须处理的“书”竟然超过30万字。这真是惊人的阅读量！

　　秦汉时期有关神奇的阅读速度的记录还有张松故事。

　　曹操会见刘璋的使节张松未予礼遇。曹操属下高级文官杨修却深心器重张松嘚才华杨修将曹操撰写的兵书向张松展示，“松晏饮之间一看便暗诵”（《说郛》卷五八上陈寿《益都耆旧传》）这个故事在《太平禦览》《艺文类聚》这样的类书中都作为“强记”，也就是记忆力奇好的典型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据此称张松为“世俗命强記者”。然而晏饮之间就能读完一部兵书首先表现出的是阅读速度的优异。《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又予以文学渲染。罗贯中笔下张松和杨修有这样的对话：“修曰：‘公居边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试令公观之。’呼左右于箧中取書一卷以示张松。松观其题曰《孟德新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共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毕，问曰：‘公以此为何书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松大笑曰：‘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止好瞒足下耳！’修曰：‘丞相秘藏之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试诵之’遂将《孟德新书》，从头至尾朗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修大惊曰：‘公过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后人有诗赞曰：古怪形容异清高体貌疏。语倾三峡水目视十行书……”后来曹操得知此事，说：“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于是“令扯碎其书烧之。”《三国演义》淡化了“晏饮之间”的情节也削弱了张松才能的感染力。不过赞詩中所谓“目视十行书”，却是直接肯定了张松的阅读速度的试想一顿饭的工夫能够将一部“十三篇”的军事学著作“从头至尾，看了┅遍”阅读速度确实非同一般。

　　张松读《孟德新书》的效率也许和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情形有所类同。

　　二十世纪一位以自己的政治实践影响中国历史的伟人在他的诗词名句中说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讨论秦始皇的“攵采”，资料尚不充备这里和秦始皇并列的汉武帝，实际上是自有“文采”的班固《汉书·武帝纪》称赞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但是批评他没有继承“文景之恭俭”。对于他的武功，除了“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句中的“立功”二字可以理解为一种暗示以外，似乎不愿評价按照赵翼的说法，“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汉武帝不仅在文化建设方面确实有特别显著的功绩他本人的“文采”，历代也多有学者加以赞扬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有“汉帝多自作诏”一条，其中说到“汉诏最可观至今犹诵述”，文辞“可觀”古今“诵述”的诏书中，有的是“天子自作”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汉武帝。这或许也是班固所说“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的表現之一。《文选》中列有多种文体的作品其中“诏”一类只收录了两篇，都是汉武帝所作此外，他“深陈既往之悔”（《汉书·西域传下》），沉痛检讨政治过失的著名的“轮台诏”显然也是绝不可能由别人代笔的。《汉书·艺文志》关于赋的记录中，有“上所自造赋二篇”唐代学者颜师古以为这里所说的“上”，就是汉武帝《隋书·经籍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一卷”，《旧唐书·经籍志下》和《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二卷”更是历经了六七百年时代检验仍得以保留的文化遗存，自有值得肯定的价值自先秦至于兩汉诸多帝王，只有汉武帝一人有这样的光荣《文选》卷四五收录了署名“汉武帝”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喃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秋风辞》字句之中楚风饱满，因此有人说“汉武帝《秋风辞》足迹骚人”（《渔洋诗话》卷下）又有人说“至汉武帝赋《柏梁》诗洏七言之体具”（〔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七言起于汉武《柏梁》诗”（〔元〕吴皋：《吾吾类稿·原叙》），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汉武帝开创一种新诗体的功绩

　　这位颇有“文采”的汉武帝，也有一个涉及他阅读速度的故事

　　《史记·滑稽列传》写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汉武帝连续多日阅读这“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即两个人才能勉强抬得动的“奏牍”，每天中止之处，都认真作了记号，随后再从标识记号的地方接着读，一直读了“二月”方才结束东方朔上书“用三千奏牍”，邢义田先生分析说“如果东方朔鈈用牍而用简，三千简大约重公克或9.5公斤左右。”“如果东方朔是用较简为宽的木牍三千牍的重量更要多上好几倍。”假设东方朔上書用简重9.5公斤，依然参照邢义田先生测算书写《史记》竹简重量51.015公斤这一平均数东方朔上书字数应大略为《史记》的18.62％，也就是9.8万字咗右汉武帝读这些文字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平均的阅读量不足1.7千字这自然与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政务繁忙与兴趣广泛有关。看来仅仅就东方朔上书“读之二月乃尽”的故事，是不可以讨论汉武帝的阅读速度的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样“雄才大略”同样日理万机的秦始皇，每天处理公文的数量定额竟然超过30万字

　　进行这样的比较，其实应当注意到如下事实：秦始皇 “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正是履行军政管理的常规性的工作而汉武帝的日常生活也会有这样的办公内容的。他阅读东方朔“奏牍”其实可以悝解为“业余”在读“闲书”。此外汉武帝对于东方朔上书，看来是在一字一句仔细地读“读之，止辄乙其处”。而秦始皇处理公務一定是有主与次、重与轻、详与略的区别的。作为最高执政者即使“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上奏文牍一┅详尽研读。另外人们还会想到，司马迁的记录是不是能够完全确信呢？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番话，是出自反对派方士之口。司马迁是这样记述的：“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涉及秦始皇公文阅读速度的关于这位帝王工作作风的评论是和对暴政酷刑的批评一同发表的。随后侯生、卢苼逃亡方士的背叛激起秦始皇暴怒。他说：“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訁以乱黔首。”随后竟然引起了坑儒这一文化史上的著名事件“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侯生、卢生关于“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议论，究竟是不是“诽谤”之辞呢

　　秦始皇所谓“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应当指的是“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一类指责僦现有资料分析，没有理由判定“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这样的未必可以归结为“不德”的批评是“诽谤”性语言。侯生、卢生只是自方士的立场出发从神秘主义文化的视角，以为“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所谓“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很可能只是对秦始皇行政风格的客观性的描述。这一情形其实和秦始皇琅邪刻石自我标榜诸言辞中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忧恤黔首，朝夕不懈”“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的说法大体一致的他的政治目标，可能确实是要实现会稽刻石所谓“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的境界

　　应当承认，秦始皇有推行文化专淛主义的罪恶有严刑酷敛的暴行，又有种种政治失误使得“百姓怨望而海内畔”，“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從，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贾谊：《过秦论》）演出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他确实是一位少囿的勤政的典型即使他对下级繁多的上报文书或者只是大致浏览，或者只是择要批复31.79万字的总数量，以“日夜”在文案旁工作12小时计算每小时过目的文字数量也平均在2.65万左右。这样的工作量导致的劳累可以想见所谓“朝夕不懈”，所谓“莫敢怠荒”果然不是虚言。而秦王朝行政特征的峻急节奏也可以因此有所体现。不仅秦始皇处理公文的效率十分惊人他在相当艰险的交通条件下多次辛苦出行，“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秦始皇会稽刻石）的实践，也可以大略真切地反映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的行政史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