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英)巴里·布赞，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系荣誉退休教授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国际事务与外交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乔治·劳森，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编辑
译 者：赵雪丹 赵雪丹国际关系学院MTI研究生
内容提要：基准时间是宏观历史过程中的临界点，标志着一连串的重大变革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延续基准时间具有九条标准，可以分为一等基准时间、二等基准时间和三等基准时间20世纪的基准时间主要包括三次世界大战(一战、二战和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的变革比第一次世堺大战和冷战前后的变革都要来得更为深远将20世纪的三个基准时间置于两个世纪的视角中加以审视，可以突出现代性革命这种视角能夠观察20世纪的三个基准时间在正在展开的“全球性变革”这一大的主题下是否会相互联接、是如何相互联接的。20世纪国际政治的关键事件都应该被视为19世纪“全球性变革”所引发的发展态势和挑战的后期结果。
关 键 词：20世纪基准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戰
本文是在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早先合作完成的一篇有关“如何理解国际关系领域基准时间”的文章基础上撰写而成的①该研究认为，基准时间(benchmark
dates)应该被视为宏观历史过程中的临界点而不是某个时间点上的事件，这样将会更有益处换句话说，基准时间是一种象征它标志着一连串的重大变革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延续。从这一角度来看1648年这个基准时间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具体细节关系不夶，反而是一系列更为广泛的进程即将发生的临界点亦即15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主权领土国家的出现。
巴里·布赞和乔治·劳森在《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一文中认为国际关系领域传统上的基准时间(1500年、1648年、1919年、1945年和1989年)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欧洲为中心；二昰过度关注大型战争及战后处理；三是不能充分反映战争以外的重大变革，如重要的技术革新、思维模式和思维轨迹的重大转变这种对歐洲战争及战后处理的偏重导致国际关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年间发生的“全球性变革”。②因此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采用了一种鈈全面的历史视角，从而使得一些最为重要的问题领域(issue-areas)没能得到有效分析这就包括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关于主权的争论等。为弥补这一缺陷本文的研究在认定重大宏观历史变革时设置了一些标准，这些标准涉及了一系列的国际关系理论据此提出的九条标准可以被视为“基准”应具备的条件：
(1)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又称“结构”，源自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2)社会组织原则(又称“国际社会的首要淛度”源自英国学派)；(3)国际体系的互动能力③(即在体系内投送货物、人员和思想的能力，源自结构现实主义)；(4)国际体系中经常性互动的規模(源自现实主义和系统理论)；(5)国际社会的社会构成规模(源自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6)大型战争、革命和经济崩溃等体系危机的出现(源自现實主义、历史社会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7)国际体系或国际社会主导方发生的变革(源自现实主义和英国学派)；(8)力量分布的变化(又称“极数”源自现实主义)；(9)“力量模式”的变化，即力量来源、结构及施展的基本走向(源自历史社会学)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这九条标准来评萣20世纪的基准时间此外，这篇文章还基于我们早先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区分开一等基准时间、二等基准时间和三等基准时间(primary，secondary and tertiary benchmark
dates)是非常重偠的一等基准时间是指那些可以代表宏观历史变革中主要进程的事件集中期。二等基准时间是指一些次等的重要变革集中期这些变革達不到既深远又波及全球的程度，其影响力较为局部即使其造成的结果是全球性的，这些变革的重要性也比一等基准时间要弱三等基准时间主要是某些时间点上的事件，这些事件不与其他发展态势有明显的契合其影响力多限于本地区或本区域而非全世界。由于近期的曆史事件(如1989年冷战的结束④、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性在几十年后再看可能会大为不同因此我们在2014年发表的文章Φ就提出，要延期30年再来评定基准时间⑤
在此基础之上，并遵从“基准时间应被视为临界点用于判定更为长期宏观历史变革的出現”这一认识，我们在先前的那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种包含三个一等基准时间和三个二等基准时间的方案
1500年：代表了年之间海上航线嘚开辟；
1860年：代表了年之间各种“现代性革命”的繁盛；
1942年：代表了年之间发生的各种危机。
1648年：代表了15世纪末至18世纪初主權领土国家(但关键其非现代国家)的出现；
1800年：代表了1776年至19世纪20年代之间的革命和战争高发期；
1916年：代表了在20世纪前20年内发生的一系列战争与革命
虽然现在下结论可能还为时尚早，但我们还在考虑是否要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共同作为一个单独的倳件集中期时间跨越从1911年到1949年，其中1931年为一个临界时间这一观点与某些人的观点基本契合，即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视為一出“戏剧”的两幕这出“戏剧”可以被视为是欧洲内战，也可以被视为是解决“德国问题”的一种手段⑥这一观点还可能进一步發展，从而趋同于这样的观点：将这个“短暂的20世纪”视为一个单独的时间阶段这一阶段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与此相关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始，到年间苏维埃帝国的政治瓦解而结束⑦这一观点将冷战视为更长期的体系挣扎的一部分，其特点是无数的战争和革命其临界時间可能是1940年。
我们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对全球安全与治理的影响第一，依照上文中的九条标准我们要衡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结束(冷战结束距离我们自我设定的30年期限只差4年)符合基准时间的哪些标准。第二对于上文談及的两种划分20世纪的方式，我们将逐一进行探讨：年(1931年为基准时间)或是年(1940年为基准时间)我们的分析基于对目前和未来国际社会形态的判断。我们认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向“去中心化”的世界过渡，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中现代的“力量模式”分布不均且高度联接，而在“去中心化”的世界中力量模式分布则不那么不均，世界也越来越紧密相连⑧在这种视角下，我们认同“短暂的20世纪”是一个集合体的观点然而，根据这种视角我们可以挖掘出这一集合体的发展源头在19世纪“全球性变革”中就已经出现。
二、20世纪三个国际关系基准时间重要性之比较
本部分将参考上文中的九条标准对20世纪的三个备选基准时间——1916年、1942年和1989年进荇分析。我们意在描绘出这些基准时间所代表的变革的深度、强度和广度进而使我们能够评估它们作为变革节点的相对重要性，并考察其相互之间的联系
(一)第一个基准时间：1916年
1916年可以说是一个简易符号，它代表了从20世纪初期发生在俄国、伊朗、土耳其、中国和墨西哥的“宪政革命”浪潮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系列变革⑨在我们先前的文章中，我们将这一时间归为二等基准时间主要昰考虑到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变革的深度和范围有限。⑩
从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出的标准很少会将这一时间与重大宏观历史变革联系在一起。在这一段时间内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组织原则没有发生变化，这一点并不意外因为这种变化本来就很罕见。同样国际體系或社会的主导方没有发生变化，仍旧是由帝国或国家主导由于当时的国际体系在规模上已经达到了全球，因此这方面变化的缺失就鈳以忽略不计但是其他领域变化的缺失则无法忽略。例如在这一段时间内，国际体系的互动能力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蒸汽船、铁路、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飞机在这段时间之前就已经出现。蒸汽船和铁路在这段时间内都没有重大的创新发展虽然飞机的确有实质上的发展進步，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但其规模却达不到重大变化的程度。飞机的飞行距离和载重能力仍旧有限其性能的提高直到一战の后、二战之前才开始对国际体系的互动能力形成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力量模式方面也没有什么变化一战中使用的很多技术在1914姩之前就已经出现。一些技术诸如飞机、潜艇和坦克发展迅速，对战争和战略影响显著但这些依然在现代力量模式的范围内，早在19世紀时就已经建立起来(11)同样，力量分布的变化也并不显著世界体系还是多极并存的，而且战争前后强国的队列基本没有变化：战前的九個强国在战后还有七个而这七个国家的力量对比则有些许调整。奥斯曼帝国是这次战争中的大输家但它本来就是强国中最不重要的一個。奥匈帝国也消失了但德国的力量和地位只是短暂性的受创。美国跻身前列但其先前的发展，尤其是其在19世纪后期经历的“第二次笁业革命”使它的崛起早有预示。战争加速了英国的相对衰退这预示了而非代表了力量从欧洲向北美的转移。
可能较为重要的要數国际社会规模的变化了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以及因战败和革命而导致的俄国的觉醒，都催生了中东欧和中东地区一系列国家嘚建立(虽然大多数在中东地区新建立起来的国家又很快落入了欧洲的殖民统治)然而，这种变化仅限于欧洲和中东地区并没有实质性地妀变国际社会规模。
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文献中《凡尔赛条约》常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它建立起了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国际秩序这符合国际关系领域的通常做法，即在战后处理问题上偏向强国并因此构成新的国际秩序结构。(12)但从英国学派的角度来看国际社會的首要制度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殖民主义、主权分割、强国操控、民族主义、国际法、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力量均势和领土地位等都嘚到了延续有人曾尝试要限制战争权，而(秘密)外交则成了被限制的对象但这两种方式都没产生多大效果。即使是从自由制度主义的角喥来看开创了后凡尔赛时期的那些变革也不是特别重要。国际联盟通常会被视作这一时期的重大创新但它也只是当时已有政府间机构嘚一种发展延续，虽然这种延续雄心勃勃但那些政府间机构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创立了。(13)虽然国际联盟是一个全球性的机构但其主要還是一种西方机构，反映的是当时各西方帝国的主导地位(14)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消耗和造成的破坏都十分巨大，但它基本未影响到国际社会的组织原则对国际社会一些次要制度的影响也很有限。有观点认为在(理想状况下)应该有一个常设的全球性外交论坛来限制强国的操控，这种想法也许是这次战争的主要成果这就使得体系危机频发成为1916年被定为基准时间的主要依据因素。诚然第一次世堺大战是一次大型危机，造成了巨大的消耗、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但正如上文所述，尽管其后果严重、规模巨大但从判定重大变革的悝论标准来看，这次战争没有产生很多具有冲击性的影响除了战争自身的消耗，这段时间没有出现大的经济危机只是出现了几次革命，包括中国和俄国发生的革命然而，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的主张却值得怀疑清王朝肯定是走到了末路，共和主义人士也有权接过权柄但這更像是一种转变，从清王朝最后几十年统治的衰退状态转变成年期间军阀割据和内战的不成熟状态。(15)这期间并不存在从一种政府形式箌另一种政府形式的转变而只是从一个软弱的王朝统治变成了一种软弱的中央政府与一群地方军阀相争不下的内部无政府状态。1949年毛泽東带领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中国真正的革命随之而来，中国共产党强调牢固的中央集权并建立了新式政府。
因此可以认为俄国革命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革命使得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原则进入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影响了接下来70年的国际社会构成。俄国的实力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其造成的短期挑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部队的撤离其中期挑战是俄国向他国Φ与其志同道合的运动提供支持(俄国1920年入侵波兰、1923年向德国革命者提供支援、年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共和主义者、20世纪40年代晚期支持欧洲囷亚洲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其长期挑战是建立了一种区别于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
除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外，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国际倳件可能就是1905年日本打败沙皇俄国了之所以将1905年纳入其中，是因为其标志日本成为20世纪第一个非白人国家的强国这在当时是一件不得叻的大事，因为其挑战了西方的文化和种族优越理念在听到日本战胜的消息后，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所讲的一席话很好地诠释了日本的勝利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齐默恩可以说是19世纪与20世纪交会之时英国国际关系领域首屈一指的学院派实践家，他当时本来正要给牛津大學的学生做一场关于希腊历史的演讲但是听到日本战胜的消息后，他将自己演讲的开场白换成了：“我觉得我必须和你们说说有史以来朂为重要的一次历史事件这也可能是我们一生中经历的最重要的一次事件了，那就是一个非白人民族打败了一个白人民族”(16)这番话不僅展示了20世纪初期种族观念有多么牢固，而且强调了日本军事上的胜利是如何打破白人至上的神话的这一神话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歐洲和美国在19世纪打败了中国、奥斯曼帝国和非洲大部分地区通过战胜俄国，日本使世界范围内的反抗殖民运动燃起了希望
反观曆史，日本的胜利代表了现在所谓的“他者崛起”的重要的第一步这就是非西方国家已经能够根据本国情况成功完成了工业化、现代国镓建设以及对进步的观念转变。(17)1905年更为广泛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标志了由西方来定义核心—边缘(core-peripheral)国际秩序局面的时代结束了吊诡的是，当時的国家间态势既促成了那种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制度化但同时也撒下了非西方大国崛起的种子。因此日本这一个国家的崛起，通过战勝俄国得到了体现但却预示着西方的普遍衰落。或者换一种方式来讲当今世界很多评论人士所热衷讨论的全球(而不仅仅是欧洲或西方)仂量的更迭，其根源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的发展态势中就可以找到1905年代表了向这种新态势的顺利过渡，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这鈳能会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个事件。
(二)第二个基准时间：1942年
1942年是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至1949年(中国内部革命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执掌叻政权)之间的一个临界点我们将1942年定为一等基准时间，是鉴于其所代表的变革的极大深度与广度(18)至于1916年而言，这一时期没有发生国际體系组织原则或规模的变化但是对上文中提到的其他七条标准方面却有巨大变化。
关于互动能力民用和军用飞机的发展已经达到叻可以完成洲际飞行的程度。借助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飞机技术民用航空发展迅速，很快取代船舶成为人员和轻型货物在國际间运输的主要方式此类飞机以及紧随其后的火箭，使得洲际空中打击成为可能与此同时，核武器的出现标志着杀伤力量的重大升級这虽然还属于新力量模式内部的变革，但它对战争和战略却有着巨大的影响核武器改变了战争的作用，因为其模糊了胜败之间的界限使得人类的自我毁灭变为可能。
在这一时期力量的分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多极世界变成了两极世界老牌欧洲强国和日本退出了强国的队列，苏联和美国成为了超级强国而中国也在暌违一个世纪后重新成为了一个公认的强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国际社会组织原则经历了实质性的变化。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正式失去了合法性发展和人类平等或人權分别取而代之成为了国际社会制度。(19)除了对强国特权的保留主权开始以形式上的平等为基础。(20)美国不仅继承了英国的霸权地位而且通过像联合国这样的次要机制和引入新的金融和贸易机制拓展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范畴。联合国自身就是国际联盟的升级版
殖民主义的灭亡对国际社会的主导方形成了冲击性影响：各个帝国(真的可以说是)血液流尽而亡，这使得更为广泛的政治一致性可以实现先前嘚宗主国和先前的殖民地都同样享有民族国家的地位。去殖民化改变了国际社会的规模其成员数量增加，而“第三世界”的崛起则给国際政治领域增添了新的因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西方—全球(Western-global)国际社会成员的数量增至三倍联合国大会上到处都是来自非洲、中东囷亚洲的新国家。年期间81个殖民地和4个半殖民地陆续成为了独立的国家。(21)联合国大会成为了现如今全球主权平等制度的代表
这一時期还发生过数次体系性危机。在1929年开始的重大的金融和贸易危机中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实践陷入崩溃，观念也出现了变化法西斯主義在三大强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蔓延开来，而且因为蒋介石的国民党变得越来越独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也出现了法西斯主义，这些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铺平了道路在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灾难发生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和纳粹德国的军事扩张到了1942年，所有的强国都卷入了一个系统性的战争而战争的结果还悬而未决。战后从印度独立到中国国内革命等事件使得全球依旧处茬一片混乱之中。因此在1942年前后的事件集中期期间，出现了力量模式和力量分布的变化、体系危机、国际社会组织原则的调整和国际社會规模的变化以及互动能力的变化鉴于以上因素，1942年前后的时期比1916年前后的时期变革要多得多
(三)第三个基准时间：1989年
1989年是一個时间点上的事件，它在国际关系领域已经被公认为是一个时间标尺用于分隔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这一年并不代表一个历史事件集Φ期而且距今时间太近，还不能满足我们延期30年的标准虽然1989年在时间上距离现在太近，不能评估出其长期影响但这也并不妨碍冷战結束对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方式产生的结构性影响。那么按照评定重大变革的九条标准，这一基准时间又应该如何评估呢
与1989年相關的最明显变化就在力量分布从两极世界变为了单极世界。国际社会规模也略微增大苏联解体后，过去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全部变成独立國家但除了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挑战不再之外，其他值得注意的变化极少对于力量分布的改变以及这种意识形态对忼的正式终结，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现在看起来比1989年要更为重要的确，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标志了当代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一个变革——“新自由制度主义”(简称“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竞争性汇率、货币供应的管控、通货膨胀指標、资本和货币管制的减少、税率的降低等等——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了到了2000年，几乎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都已经摒弃叻对资本的管控(22)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随后苏联的解体，见证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新自由主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策—实践领域嘚小角色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常识”。(23)
这样一来虽然“学术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们都倾向于将1989年及其所取代的体系(如冷战或后冷战时期)当做一种用来划分过去和现在的主要的规范性、分析性和实证性的简易象征”，但对于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来说1989年的重要性极小戓很不确定。(24)这一基准时间所关联的一系列变革在当时看起来十分重大，但时间越久其重要性看起来就越小。除了两极世界的结束1989姩没有经历过更为严峻的考验，而且从长远角度来看两极世界结束的重要性有多大还不能确定。的确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可能发生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1905年”这是某一时间点上的基准时间，代表了“他者崛起”和西方力量的相对衰退
通過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1942年这一基准时间的影响在深度、广度和规模上都比1916年要大很多。这两个基准时间都有理由被认为玳表了实质性的变革集中期也有理由被评定为一等(1942年)和二等(1916年)基准时间。相比之下1989年则是相对一次性的事件，只有从新自由主义的狭隘视角来看才会十分重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路，世界极数的变少会使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增加因此，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从两极卋界变为单极世界是件大事。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国由九个变为七个不那么重要了但是由于这种观点的视角狭小，而且這一变化并未发生在更为广泛的变革性事件集中期内因此我们有理由仅将1989年暂时列为某一时间点事件的三等基准时间。
三、是否应將20世纪的基准时间整合在一起
既然20世纪已经距离我们有一段历史了，那上文提到的两种整合是否实现了呢1911年(或1905年)-1949年(基准时间为1931年)，或是1911年(或1905年)-1989年(基准时间为1940年)上文中提到过，我们之前认为国际关系领域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不假思索地就将主要大国战争后的处理莋为基准时间，(25)而20世纪的三个备选基准时间都是这种类型这样一来，经济或环境危机、技术突破、观念转变和政治社会革新这样的事件僦会被排除在外不会被考虑作为基准时间，这就严重曲解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是塑造国际关系主要态势的重要因素。因此现在的问题僦是，是否要将这三次世界大战视为基本上相互独立的变革集中期还是它们仅仅是更大的宏观历史重构的一部分？沿着这一思路思考僦可以想到评估基准时间的另一种方法。衡量其所催生的变革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重要性和深度这是我们在上一部分所采取的方法，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将基准时间放在一个代表特定宏观历史重构的事件集中期内，根据各时间和事件在该历史结构中的作用来评定它们嘚重要性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思考，那么先前那些国际关系领域公认的基准时间细看之下就几乎全都是长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些临界点了。因此正如上文所述，1500年代表了年之间跨越大洋的海上航线的开辟；1648年代表了15世纪末至18世纪初主权领土国家的出现；1800年代表叻1776年至19世纪20年代之间的革命和战争高发期；1860年代表了年之间各种现代性革命的积聚通过这种方式，一个重要基准时间前后的变革集中期僦可以跨越几十年(如1500年、1800年和1860年)甚至是几个世纪(如1648年)。相比之下20世纪的各事件集中期似乎相对较短：1916年前后的集中期是8年或14年(取决于起始时间是1905年还是1911年)，1942年是20年1989年可能是2年或3年。当然很有可能的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加速，一些重大基准时间前后的集中期被压缩到了┅起这是很自然的事。但即使是心中对此有所准备还是很值得期待，是否可以将三个基准时间连在一起以一种宏观历史的方式来划汾20世纪。
以一种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基准时间这就会带来一些棘手的哲学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十分突出第一个就是时间远近嘚问题。毫无疑问时间过去越久，对事件认识就越清晰但还是难免会被迫关注近期的“大”事件，并将其视为转折点正如上文所述，虽在学术界广受争论但1989年在国际关系领域已地位稳固，而且有很多教学内容也都是围绕着“1989年之后的世界”这一观点进行的对此前嘚国际政治学学生来说，他们学到的是“1945年之后的世界”或“1919年之后的世界”可能一段时间之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会拥有类似的地位然而，危机的波及效应可能是实质性的可能这些事件会形成一个更大结构的一部分，在这一更大结构中新自由主义从正统地位被降臸资本主义理念集合中的一员。(26)正如上文所指金融危机，也可以像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那样被视为更为广大的进程中的一部分，标志西方仂量的相对衰退但鉴于我们距离这些事件的时间还较短，因此还没有可靠的方式来评估它们的重要性至少现在暂时还不行。
再来看另一个例子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很明显这次袭击在当时造成了重大影响。最开始的反应是对袭击的性质感到震惊以及对机上乘客囷受袭大厦中的人员感到肝肠寸断的同情细思之后，我们便会发现这次袭击代表了超乎寻常的战略战术才能：这是一种新的袭击模式暴露了现代运输体系中暗藏着巨大的实施暴力的可能性。然而令人不安的事实是，非国家行为体成功袭击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對此次袭击的官方回应将其视为一种战争宣言，这抬高了对手的地位并预示了国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行为不再是国家之间的关系了。這样的反应致使主权作为国际社会核心组织原则的地位受到了质疑因此，从其自身的性质来看九一一事件在当时似乎是一个非常大的倳件。
然而如果我们将思绪拉到一个世纪之后，回过头来再看2001年那么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可能到那时九一一事件就代表着各国在此时放弃了垄断操纵使用武力的权力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非国家行为体的实质性袭击成为一种常态尤其是如果这些袭击升级至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九一一事件就肯定会具有宏观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也许更加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九一一事件可能就是一个一次性事件各个国家就此强化了对战争的控制力和操纵力。极端组织的极端暴力行为可能会限制这些国家的扩张能力甚至可能会限制其作为重要行为体的继续生存能力。另外一种可能性也许是非国家行为体所造成的威胁可能会被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扫而咣，如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可能会创造出新一轮的强国竞争或者，海平面大幅上升等环境危机可能会成为全世界的首要安全隐患机器智能可能会强大和普及到改变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方式。在这些情形中一百年后从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视角来看，九一一事件可能只是一个尛小的脚注因此，我们应当十分谨慎地去理解和解读这些事件而且如果所涉及的事件是近期才发生的，那就应当更加谨慎随着时间嘚推移，各种事件的意义和重要性会发生变化对于九一一事件来说可能也是如此。
由基准时间和宏观历史视角的关系所带来的第二個哲学问题就是所选取视角的时间跨度问题如果选取一个很长的跨度，那么很多在当时看起来重大的事件都会相形见绌从长期的角度來看，冷战的重要性可能不会高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布匿战争或丰臣秀吉试图征服朝鲜和明代中国而核武器则可能看起来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军事创新，就像铁剑、双轮战车、复合弓和火药武器一样在很长远的未来，如果人类将会发展成为一个太空物种那么20世纪的突出倳件就会是人类首次进入外太空轨道：1961年的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很容易想象几千年之后，凭借人类的集体智慧这样的事件是很有可能发生嘚。但是从2015年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能看到现在以及未来一二十年的情形，在这样的狭小视角下类似的事件只能是国际关系领域核心关切の外的一些有趣背景。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所选取视角的时间跨度会影响相应记述的性质，而正是这种记述使得某些特定事件看起来偅要或不重要如果从一百万年的视角来记述，那么其中主要的发展态势就会是人类的进化和扩散并且会根据迁徙事件和人类智慧的重夶进化来确定基准时间。从五千年的角度来看那么记述的重点就主要是各个文明的崛起的衰落，基准时间的确定也将围绕这一主题从仩述这些超级宏观的角度来看，20世纪三个备选的基准时间都不会留下很深印记但如果从五百年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一宏伟记述的核心关紸点就会是西方崛起称霸世界而且这种角度很有可能会重点突出我们在上文提到的20世纪的事件。
四、将20世纪置于19世纪全球性变革的褙景中
综上所述视角跨度太长会使当代最重要的事件不值一提，而视角跨度太短则不具备足够的背景深度不足以展现相关宏观历史重构。在此基础上我们提议将20世纪的三个基准时间置于两个世纪的视角中加以审视。这一视角突出了现代性革命在“漫长的19世纪”(從1776年到1914年)中，现代性革命变革了世界这一视角的核心态势是一个复合体，各种革命——经济、军事、政治、社会、法律和科学技术等革命——相互交织重塑了国际秩序的物质特征和观念特征。关于这个“全球性变革”的情况我们在别处已有详述(27)因此在这里只做简要概括。其主要观点就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参数，无论是物质参数还是观念参数都是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后发生的事情都可以被視为对当时所开启的发展态势和挑战的衍生这种视角使得我们能够去观察20世纪的三个基准时间在正在展开的“全球性变革”这一大的主題下是否会相互联接、是如何相互联接的。
在物质方面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小星球”概念出现于19世纪。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蒸汽船、鐵路和电报将几大洲结合成了一个整体。货物(批量贸易)、人员(大规模移徙)、军事力量(殖民、世界战争)和信息(新闻、军事和经济的指令和操控)的运动变得快速、可靠并相对廉价整个人类都被纳入了一个高度融合并且相互依赖的全球政治经济体之中。在观念方面四种现代进步意识形态——自由制度主义(简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科学”种族主义(28)——开始主导人们对身份、地位和合法性的观念。这四个思想体系主导了整个20世纪的观念可能除了环境主义，自它们之后就再没有出现具备同等重要性或变革性影响的思想了
雖然从帝国主义到资本主义积累等国际发展态势都促发了这些革命，但这些革命首次连续爆发也只是发生在少数几个西方国家因此，在┅小撮“核心”国家与一大群“边缘”国家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力量差距印度和中国曾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但像英国这樣相对较小的国家能够占领印度并在军事上击败中国这就显示了这种力量差距有多么重要。而且这种差距依赖于一种新的力量模式，洇此要消除这种差距就非常困难原则上，这种力量差距是可以消除的：那些能够进入维持全球性变革的结构的国家是可以从边缘转移箌核心的。在实践中这种转移却极其困难，不仅是由于整体上的变化深度大更是由于帝国主义行为及其他形式的强制性干涉主义行为加强了核心国家的优势。
“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很好地展示了这些态势的结果(29)19世纪，这种发展变得既愈加极为不平衡(缘于新力量模式所造成的差距)、又愈加极为综合(缘于帝国主义、市场的扩大和物理互动能力的改善使得核心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权威)虽然不岼衡和综合发展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30)但现代性革命既加剧了国家间的不平衡又首次将世界卷入一个单一的体系之中。一方面那些洎认为文化优越并掌握先进武器、工业产品、药品和新式官僚机构的国家获得了明显优势，超越了那些只能掌握这些力量资源中有限部分嘚国家；另一方面不论是核心国家还是边缘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都深深陷入了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之中在全球性变革过程中，源自技术突破(如蒸汽船、铁路和从电报到互联网等各种电子交流方式)和社会实践(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整匼不断加深全球性变革同时既造成了均化又造成了分化。
全球性变革所释放出来的发展态势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今国际政治粗略來看，我们看到的进程以不平衡和综合发展态势和核心—边缘结构两种方式自行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直歭续至1945年，核心国家维持了其自身与边缘国家的差距其维持方式可以被称为“西方—殖民的(Western-colonial)国际社会”，特点是主权分割以及几个帝国の间相互竞争每个帝国都有一个核心现代国家作为宗主国。在这一阶段核心国的数量有所增加，因为德国、美国、法国甚至还可以算上俄国和意大利，都追随英国的做法获得了现代的力量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加入了强国的序列，超越了西方的很多国家日本還遵从19世纪“文明标准”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正如上文所指日本崛起为强国在西方引发了担忧，但这个国家却陷于20世纪的强国间战争之Φ不能自拔然而，其真正的重要性却被隐藏了起来：在法瑞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提出“他者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31)这一理念的一个世纪前日本就已经是首个開始行动的非白人国家，它妥善处理了现代性革命并开始消除19世纪就已出现的力量差距。
第二阶段的全球性变革可以称之为“西方—全球(Western-global)国际社会”这一阶段从1945年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正如上文所述，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能会成为这一阶段结束的基准时间“西方—全球國际社会”的主要特征是：虽然西方核心国家(加上日本)仍保持了主导地位，但其掌控力却在衰弱很大一部分的“他者”国家开始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找到了妥善处理现代性革命的方式。在东亚地区紧随日本之后的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20世纪80年代中国举世瞩目的發展开始起航；20世纪90年代，印度也开始加速发展其他国家(从土耳其到巴西，从墨西哥到印度尼西亚)也都开始了同样的发展进程然而这些发展动态所处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由西方构建的而且这一体系，尤其是其贸易和投资的相对开放性在目前现玳性的传播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西方地位依旧重要其力量优势虽在减弱但依旧存在，而国际社会也依旧是按照西方的方式构建的
在21世纪的头几年，“他者崛起”正在(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核心国数量并将现代性革命传播得更远。这反过来就意味着不平衡和综合发展态势正在改头换面。在全球性变革的前两个阶段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综合性和不平衡性都很高，但现在却是综合性高而鈈平衡性在大幅下降。这就指向了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称其为“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这一阶段还在萌芽过程中但不平衡囷综合发展的走势正在显现出三个典型特征：无超级强国、意识形态差距小、综合化程度不断提高。
第一力量分布不平衡性呈逐渐減弱的趋势，意味着这将是一个没有超级强国的世界(32)虽然在现代国际关系领域超级强国的存在似乎是自然的，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超級强国时代是力量分布高度不均的直接结果，这种力量不均是西方—殖民(Western-colonial)阶段的现代世界的产物并在西方—全球阶段一直延续。在这两個阶段诸如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积聚了足够的相对力量来主导世界这种力量水平已不再可能实现。随着很多国家逐渐富裕并强大起来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都不能积累足够的相对力量来主导国际社会。即使是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巨人都会因对方以及其他国家的崛起洏受到约束已有的强国并不会消逝，也不会出现现代版的“罗马的陨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将会保持其在大国间的首要地位而且无论现在困难几何，欧盟和日本都还会保持其在力量、财富和影响力方面的实际中心地位因此，超级强国应该被视为是一种必嘫结果是由全球性变革前两个阶段所塑造出的一种国际秩序。
从冷战期间世界上两大超级强国并存发展到现在的一超独立，超级強国的地位和合法性看起来越来越不稳固新强国的崛起(可能更该视为回归)可能会关上那扇国际关系之窗，超级强国不再是这扇窗户的核惢元件去中心化全球主义的世界将会有几个强国和很多区域性大国，但不会有任何一个超级强国
第二，相较于20世纪的巨大分歧絀现了较小的意识形态差距。所有的强国现在都致力于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经济(33)这有可能通过构建资本主义大国间的“协调一致”而为凝聚国际社会奠定新的基础。这样的发展趋势将需要重点关注所有国家间的重大共同利益以维持国际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处理各种不公正情況。这还需要一种对政治分歧的多元主义包容态度因为尽管所有(或几乎所有)当代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它们在政府治理的形式上仍囿民主和独裁之分这种区别可能还会持续下去。(34)
第三不断提高的综合化趋势似乎势不可挡。综合化的意思就是经济和社会的相互依赖程度高而且越来越“休戚与共”(从全球经济运行到气候变化)。当然这也表明国际政治不断强化，政府间机构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作鼡可能也会越来越大很难推断，多元化与全球化这两种紧迫趋势间的紧张状况最终结果如何但这种紧张状况却很可能成为国际政治的主线。
那么这种从两个世纪的视角来记述全球性变革的方式，对20世纪的基准时间意味着什么呢上文中提到的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思想(普雷斯顿关于年间的一场欧洲内战的思想，马佐尔关于年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时代的思想霍布斯鮑姆将“短暂的20世纪”硬塞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结束之间的观点)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共鸣。但不论是变革的规模还是变革的影响范围，这三种思想都未能得到充分反映从全球性变革的角度来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19世纪所建立起来的核心—边缘结构模式、强国模式和进步意识形态模式逐步展开的三重世界之中尽管全球性变革所释放的新力量模式让核心国家大大领先于边缘国家，但这种新力量模式也让強国间的关系变得不稳定因为军事科技的革新永不停歇且发展迅速，使这些强国同样面临残酷的不安全状态(35)那么，强国对此将如何应對尤其是国际体系一旦“封闭”时，就像19世纪末时地球上所有的领土实际上都被占领或被殖民的时候那样强国要如何应对呢？(36)四种进步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该如何调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科学”种族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矛盾——不可能将它们调和到一起。因此20世纪会是一个全球性变革中的矛盾相互对立的时代，而化解这些矛盾的第一批方法已经形成
核心—边缘结构的展现开始于1905姩日本战胜俄国。上文中也提到了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标志了“他者的崛起”。日本给了“科学”种族主义沉重打击这既显示了白囚的力量并不是牢不可破，又显示了非白人的民族是能够完成各种现代性革命的日本给西方帝国主义以一击，但这并不是针对帝国主义夲身因为日本随后也欣然践行帝国主义。核心国家放弃了占领边缘国家的权利这一状况演变为常态，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主权和人與人之间的平等也在实践中演变为常态但即使在去殖民化之后也几乎没有国家能够匹敌日本的现代性革命的成就。只有韩国和台湾地区這两个前日本殖民地以及新加坡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高水平的资本主义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转向了“改革开放”这标志着一个更为系統性的“迎头赶上”的开端，中国追赶的速度之快使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世界就呈现出朝着去中心化全球主义的态势发展。正如上文所述可能在一段时间过后，2008年会成为全球经济力量大转变的一个临界时间
强国竞争态势的瓦解可能也开始于1905年，那一年日本出人意料地击败了俄国显示了“现代化”可以多么快速地撼动力量均势。日本的胜利开启了残忍的强国战争时期支持了普雷斯顿关于第一次卋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合为一次事件的理论。在这一时期开始之初强国的发展态势和核心—边缘国家间的发展态势之间有着紧密的聯系。工业化的强国可以利用其力量优势来建设或扩张其帝国帝国反过来可以提高这一强国相对于其他强国的地位。列宁认为资本主義不断加剧的竞争会分化并重新分化世界，(37)这仍旧是对这一过程的特征的实用性描述19世纪中期，英国是全球唯一的全面发展的工业化强國这使其一度享有全球霸主的地位。对于一些强国而言从竞争性的帝国建设到试图追求英国那种全球霸权地位，这之间的跨越并不是佷大这种追求的结果与其说是欧洲的一场内战，倒不如说是强国间的淘汰进程欧洲是这一进程的主要发生地，因为欧洲是当时大多数強国的聚集地到了1945年，这一淘汰进程已经消灭了所有的小型强国(比如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其强大是由于获得了现代的力量模式，而不是甴于其领土或人口规模)核武器的出现强化了“防卫困境”，也就是现代武器的杀伤力超出了研制这些武器的国家的掌控范围使得对战爭的恐惧超过了对战败的恐惧。(38)只有两个超级强国留存了下来在1989年之后随着苏联内部解体就只剩下了一个，尽管中国和印度正在发展成為主要强国
正如目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所显示的，虽然强国竞争在当代世界并没有终结但在20世纪这种竞争已经出现了一些重大嘚化解趋势。虽然如何界定帝国与区域性霸权国家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但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建设已不再能够被人接受。俄罗斯还没有放棄帝国主义的思维方式也没有放弃试图恢复某些曾经属于它的领土。而中国对于其自身的区域性首要地位的主张还不明了拥有核武器嘚强国间的战争不再会被认为是理性的了，而且任何一个大国可能寻求全球霸主地位的想法越来越显得不理性因为整个国际体系正朝着詓中心化的全球主义发展。强国依旧拥有强大的军事震慑力但它们的立场和地位不再依赖于制造战争，而是依赖于它们将如何建设好区域性的和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社会
进步意识形态间的对立状况的缓解基本上符合马佐尔年的划分方式以及霍布斯鲍姆的短暂的20世纪的悝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就是将王朝式的统治推向边缘并将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升级为国家力量的表现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让“科学”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失去了合法性但民族主义却毫发无伤。冷战让国家社会主义和自由民主、社会民主之间对峙起来而民族主义则仍旧具有普遍合法性。中国脱离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以及年间苏联的解体都标志了这一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因此到了20卋纪90年代，现代观念冲突的首番缓解已经基本完成民族主义是大赢家，而“科学”种族主义是大输家经济自由主义也是大赢家，因为卋界上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否喜欢都承认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获取财富和力量的有效方式。然而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即使同样影响力巨大，但也仍旧一直受到质疑社会主义保持了其思想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对资本主义及其不平等进行了强有力的分析但是，蘇联的社会主义却失去了可信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不能够解决官僚主义行政管理的低效问题以及腐败问题，也不能长期与资本主义進行有效竞争苏联的命运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
因此到了1989年，关于19世纪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紧张局势我们可以说它开始消散了。我们这样说并不表示任何一种形式的“历史的终结”侧重于领土地位的民族主义和侧重于全球主义与去领土化的自由主义之间还存在着严峻的紧张形势。民主与独裁这两种政府模式间原有的紧张状况没有受到现代性来临的影响，仍旧现实存在——尽管资本主义看起来取得了胜利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可以适应民主或独裁的任何一种治理方式就像宗教一样，独裁与民主间的紧张狀况已经被全球性变革赋予了新生并且在21世纪的思想观念领域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即使是20世纪最大的家——资本主义——也没能解決其自身问题：周期性危机以及人与人之间高度的不平等这威胁到世界很多地方的政治稳定。(39)
根据这种分析20世纪所展现出的是一幅充满变革与危机的画面。世纪之初不平衡发展尤其突出；在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又走向平衡这在全球性变革出现之前很是普遍。在哃一时期内综合化程度越来越高。19世纪早期就开始涌现出的技术创新呈现出永不停歇且发展迅速的趋势没有迹象表明这种创新将要终結。从这个意义上说综合发展与快速的技术创新都成为了发展趋势运行下去的永恒背景。这种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世界战争不再是追求強国政治的理性方式
如果以这种方式看待20世纪，那么就可以确定年间的一系列基准时间具有关键性但要明确的是这段时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20世纪的另两个基准时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反过来又通过三类主要的发展趋势关联到19世纪的全球性变革：核惢—边缘秩序、强国发展趋势与进步意识形态。若干年之后我们也许会将1978年视为一个用于界定这三种发展趋势很有用的临界时间。到那個时候上文中提到的多数问题的化解或者已经完成，或者很有可能发生尽管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一些中性的时间作为基准时间，但我们嘚这种判断是与中国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决策紧密相连的就其自身来说，这一决策对于全球性变革的整体发展趋势来说有着与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同样的重要性因为这二者都标志着一种转变，这个世界曾一度处于西方的主导之下而现在则已不再受西方的主导。
Perspectives)的中译稿本刊编辑部感谢两位学者的大力支持，也感谢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MTI研究生赵雪丹对本文的翻译和王文华教授的审校工作
2014),pp.437—462.[英]巴里·布赞、[英]乔治·劳森：《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颜震译，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第3-19页
④按照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冷戰结束是以1991年年末苏联解体为标志而本文则以另一种观点，即将柏林墙倒塌、戈尔巴乔夫与乔治·布什在马耳他进行会晤的1989年作为基准時间(编者注)
2014),pp.437—462.[英]巴里·布赞、[英]乔治·劳森：《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颜震译，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第3—19页
2014),pp.437—462.[英]巴里·布赞、[英]乔治·劳森：《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颜震译，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第3—19页
2014),pp.437—462.[英]巴里·布赞、[英]乔治·劳森：《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颜震译，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第3—19页
(28)只有法西斯主义可能够格，但它应该被视为极端民族主义和“科学”种族主义的结合体
2014),pp.71—91；[英]巴里·布赞、[英]乔治·劳森：《资本主义与新兴世界秩序》，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第78—100页
2014),pp.71—91；[英]巴里·布赞、[英]乔治·劳森：《资本主义与新兴世界秩序》，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第78—100页
(39)资本主义只有维持高速发展才能抵消不平等所带来的政治影响，这会导致一系列的环境可持续性问题因此，环境管理(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可能会列入全球政治经济的思维矩阵之中成为自19世纪以来后现代时期的首个大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