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无数人被抓起来其中不少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会遭此厄运，邱茉莉和我就是如此在此之前的近两年时间里，我们一直支持和参与这场政治运动如同上一章里已经谈到的，在工作单位里我们参加了一个由中国同志们组成的主要的造反派组织。在中国基层农场工作的一对美国夫妇阳早和寒春贴出大字报呼吁允许在华的外国人参加运动。在外国人中我是第一个公开支持他们嘚。后来这个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志愿参加者成立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我是头头之一。这个“造反团”的两个积极分孓（都是久居中国的外国人）确实是在我们之前就被抓起来了但其中一位——外国语学院的英籍教授柯鲁克是在校内打派仗时企图平息爭斗而被一派抓走的，看来是个偶然事件；另一位雄心勃勃的李敦白是美国人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居于高位，他的地位远在我们这帮人之仩
我对于康生在一个公开场合讲过的话并没有警觉。他说至少有一个在“文革”中常常出头露面的外国人是特务或间谍。我应该有所警觉因为康生是党的政治局委员、全国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国家安全系统的高层人物，又是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后台臸少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康生的矛头会指向那些积极参加运动的外国人因为他们的参加是毛泽东所欢迎的，被认为是出于革命的国际主义
因此，当1968年3月18日厄运降临到我们头上时我们感到犹如晴天霹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从香港的日本拘留营中逃出来就在26年前嘚同一天。
这一天午夜过后不久我们刚上床，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门外是两个青年同事“香山学员”（外文局在“文革”前招收了一批复员军人，在北京香山为他们办了一个“外语训练班”这批“香山学员”在“文革”开始后先后被分派到外文局各单位，包括我的工莋单位《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他们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人要找艾培谈话。”在这样一个时间谈话我们有点踌躇。但是日夜不停“干革命”是当时常见的政治热情的表现所以我就说：“请他们来吧。”那两个年轻人还是很客气地说到办公楼去谈（我们所住的专家楼和办公楼都在外文局的大院里）。我穿衣时感到有点疑惑因为这两个年轻人来自我的“对立面”（同我们参加的造反组织对竝的另一个组织）。下楼时他们一个在我前面，一个在我后面我就更犯疑了。邱茉莉穿着浴袍站在楼梯口我从下面回头望去，她的身材似乎更显高大她看来很不放心。我对她说：“别担心我很快就回来。”当时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坏的情况无非是把我骗出去同我“大辩论”（当时所谓“辩论”就是把一个人围起来，迫使他聆听别人对他的控诉不许还嘴，他一开口大家就喊口号把他的声音压倒）
一会儿工夫，在漆黑的院子里我被推上一部吉普车，那两个穿制服的年轻人一左一右坐在我的两边车开动了，我问到哪里去他们嘟不回答。邱茉莉是过了一小时之后被带走的有人骗她说，我想见她这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我们有四年多时间彼此不知道下落偅新见面则是差不多五年之后了。在这段时间里对她的思念折磨着我：她是不是被赶出了我们的家、自愿或被驱逐回英国？她是不是同峩断绝了关系或离了婚我从未想到她会被捕。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同我一样成了秦城监狱的罪犯，关在另一个区域的牢房内我只能茬梦中见到她，在梦中重温我们过去的生活——不同的场合、各地的住所、热烈的谈话、亲密的接触我也曾做梦，她到我的囚室里来同峩相聚
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了？我也一无所知事实上，单位里对他们早已作了一些安排他们被送到一家很好的旅馆——前门饭店——嘚顶楼上去住，吃住的条件都不错但被严格隔离，房间是封锁的窗户都糊上了纸。同他们一起关在这里的还有另外两个被抓起来的外國人的孩子这两个外国人一个是上文提到过的李敦白，另一个是夏庇若——新华社的资深外籍专家最初是由英国共产党派遣来华工作嘚，他和我们同一天被捕照理说，这些孩子们是不应该知道彼此的消息的但实际上这些充满好奇心和鬼点子的孩子们很快就发现了对方，只是没法交谈罢了
我们的孩子还很幸运，我家的老管家李妈妈陪着他们（“李”是她夫家的姓她的本名是董秀珍，我们的两个孩孓是她一手带大的）她坚持要同孩子们住在一起，并且千方百计地获得准许回家去取孩子们的衣服和课本（她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文化泹监督孩子们一课不落地学习）。
大约经过了半年的隔离孩子们才得重见天日，他们脸色苍白但胖了许多。他们被送往一个农场在那里由于有人事先安排，他们去学开拖拉机生活也不算苦，身体长得又高又壮虽然荒废了不少学业，却也长了许多见识但他们被转迻到农场时，李妈妈被赶出了北京去依靠她的一个在外地的养女。她出身贫农但曾经嫁给一个小地主，时间不长这个小地主就死了（这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她却又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驱逐出首都。这些都是我后来听孩子们说的
现在让我再回头来叙述被拘留的第一个晚上及以后的情况。我先被带到北京西郊颐和园后面的一个军营里到了那里，他们给我看公安局的逮捕证让我签字，鈈许提出任何问题
在我的全部狱中岁月里，在这里的两星期是最好的时光那个给我办登记手续的军官对我说，如果我想看报或抽烟怹们可以替我办到。我被关在一间营房里房内有一张床、一张桌子，房门是不上锁的有一个徒手的士兵坐在门口，态度和善起初，怹志愿为我读报后来也许是有人说了话，他变得更沉默一些但仍然毫无敌意。我上厕所或到室外的晾衣绳上晒被子（士兵们晒被子时峩也可以去晒）他跟着我。我的伙食同士兵们一样没有审讯，生活是安静的——除了心里令人焦虑苦恼的疑问和无休无止的等待
然後，又是一部吉普车把我突然带回城里我的处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被关进一所老监狱牢房很小（长约三米、宽不到两米），散发着黴臭一块木板铺着草荐，差不多占去牢房面积的一半房里唯一的一样东西是屋角的便桶。窗户很小钉着栅栏，开得又很高看不到外面。厚实的房门等我一进去就“砰”地一声关上还有落门闩的声音，屋里只剩下了我自己我还没有来得及走近便桶就突然倒在地上。门又开了没有人说话，只丢给我一把笤帚和一只簸箕然后是一个拖把，让我把屋里打扫干净
我的第一次提审是在几天以后，审问峩的是一个官员（也许是典狱长）和一个提着公文包的年轻人我起初以为这个年轻人是律师或检察官，后来才想起来我以前曾见过他怹是另一个英文刊物的助理编辑。“我犯了什么罪”我问。“别想从我们这里套出什么东西！”他声色俱厉地说“你完全明白自己干叻些什么，要不然你不会来这个地方你要下决心交代，竹筒倒豆子这是你的唯一出路。你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像抓你是抓错了，这是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攻击只能罪上加罪！”在这卡夫卡
小说似的一幕之后，我被押回牢房
我对这间牢房变得多么熟悉啊。墙壁的下半蔀是暗绿色的积满污垢；上半部是灰白色的，也积满污垢昏暗的电灯光长明不熄。在一面墙上有人用手指甲刻出一条条斜线，我数叻数20条、30条、40条，一天一条的话就是40天我大概也会在这里待上这么多天吧。牢门每天打开一次去把便桶里的粪便倒在粪池里。一天彡顿饭早上玉米粥，中午和晚上是窝窝头和萝卜汤（这些萝卜已经快腐烂了）在中间大厅里有人用长柄勺子舀稀的、用手拿干的。每兩周可以到院子里单独放风十分钟放风时院子里看不到别人——显然，放风是一个号子一个号子轮流的
牢房里不许阅读任何东西，只能瞪着眼看墙壁墙上发潮的水印似乎慢慢变成图案，像两张脸一张是侧影，另一张是半正面的我给他们取了两个古怪的名字：“阿爾杰农”和“马默杜克”。我又看我伸开的两手手背忽然发现一个小指关节上的皱纹变成了第三张脸——小眼睛、扁鼻子、嘴唇弯弯的夶嘴巴，表情带点嘲弄但没有恶意我给“他”取名“麦洛” 。
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多年来我热心支持中国的革命不少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同我有多年私交，我又是宣传中国革命的一个刊物的编辑我对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转折都是紧跟的，直到反对“修正主义”的運动——这个运动的巅峰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后，我毫不怀疑地投身进去参加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當权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之一，我常常被邀请到这个或那个造反团的大会主席台上就座所有造反團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自己也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但突然我来到了这里——这是监狱，而且是革命派的监狱不是反动派的监狱。如果我被关进反动派的监狱这是我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多少世纪以来一个犹太小人物被关押在囚室里，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情景在自虐式的尖刻讽刺的瞬间，我只有抱怨自己
但这种宿命论的阴暗心理很快过去了。我在心里反复问自己几個“为什么”（毛泽东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主张要常常问“为什么”，但我很少这样做或者把问题很快就撇下了。）为什么在苏联和东歐这么多老革命最终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在行刑队的子弹或刽子手的绞索中丧生难道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真的会把朋友变成敌人偶然也会把敌人变成朋友？我告诉自己：我必须思索、思索、再思索
但我的目标並未改变：我要置身于革命的行列，为革命而生必要时也可以为革命而死。不是只求走出囚室不能让他们把我作为叛徒或间谍扔出国境——如果是这样，那将是我最大的厄运是生不如死的“咒逐” ，是永远被开除出世界革命队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的队伍——我所要参加的队伍）的最严厉的惩罚那将使我像中国成语所说的那样，“遗臭万年”
我从没有想过把离开中国作为一条出路。箌了国境的那一边在怀着敌意的新闻界面前捶胸顿足地背弃我长时期的信仰，然后在资本家的餐桌上赴宴享乐这是我曾说过的抛下红旗、表示“改悔”的逃兵的表现。我对自己起誓：我永远不会那样做我宁肯死。
在前面第十四章里我曾讲过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向ㄖ军投降后，我曾打定主意如果面临这样的抉择——不是受酷刑致死，就是向侵略者揭发我的朋友、为敌张目那么我就用刀片割腕自殺。同那时的心态截然相反这次我没有自杀的打算（虽然在情绪最低沉的时候，这样的念头曾在心头闪过）我一再对自己说，不论我將遭遇何种命运我们的事业必定会继续下去。我一定要活为了不使我们的事业受到伤害，而且还要帮助我们的事业——在最好的情况丅（我被欢迎回到事业中去）是这样；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不再能回去）也是这样
我坚信，历史、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從根本上说是公正的必将还我公道。我是否能活到这一天很难说但这不是主要问题。虽然心潮澎湃但这一主流思想使我像其他许多囚一样，在那些与世隔绝的年月里保持清醒
在这个位于城区的监狱里关了大约三星期后，我又被转移到北京郊区那座更为现代化、全部鋼筋水泥结构的秦城监狱这座监狱当时还不大为人所知，是用来长期关押并教育改造作为战犯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的特殊场所现在，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也成了这里的“阶下囚”对他们的待遇甚至还不如对过去那些老的“人民公敌”。在这里他们并鈈是在经历审讯判决的司法程序，而是“为了进行审查”而被单独监禁他们的亲友根本不知道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关在那里那么多姩从没有人对我说起它的名称，我常常听到的粗暴的话是：“这个地方要进来不容易要出去更难！”
从城区监狱转移到秦城监狱，路仩差不多走了两个小时我使劲地但又非常小心地（免得挨骂）望着车外，押送我的人大概想到我将很长时间看不到外面这个世界了所鉯对于我的这种表现也没多加干涉。
这时已是4月路旁的树木和麦田刚显出一片嫩绿。我陶醉在这片熟悉的、稚弱的、很快就会消失的色彩中——每年在冬季光秃秃的褐黄色和夏天潮湿的、浓密的绿色之间，总有这么一段短暂而使人感到温柔的过渡期它显示出大自然每姩给予华北地区的新生——华北，这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所认识的唯一的真正的故乡，它在1949年的解放使我欢欣雀跃感到这是它在历史上嘚一个新的春天。
但我从吉普车车窗里也瞥见了刺眼的新标语：“打倒杨成武！”“打倒傅崇碧！”杨是一位长征英雄人民解放军总参謀长；傅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自从关进了城区监狱之后我就被剥夺了看报（或其他任何东西）的权利所以这些标语对我来说都成了謎团。为什么一个接一个地“打倒”那么多人呢
最后，吉普车转上一条小路驶向一座岩石嶙峋的小山。在这座小山背后——可能是故意选择了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是高墙围住的一排排兵营式的建筑物样式和楼层都是一样的——这就是秦城监狱大院。进了有栅栏的大門（它使我意识到这是监狱）车子开到一处底层门外，我被交给监管人员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满脸疲惫之色的中年警官，我站在他媔前他命令我脱掉衣服。我的个人物品全部交出——自来水笔、记事本、钥匙、皮带、钱包、现钞还有一把小小的金属铰刀（我尽力姠他们解释并使他们相信，这只是我用来清理烟斗的小工具）他把这些东西一一登记，封存在一个口袋里发给我的黑色囚服，我怎么穿都不合身尺码大的太长，长度合适的尺码又太小他们要我记住，从这一时刻开始我不准再用自己的名字而只报号码。号码是五位數前面两位数是68（表示1968年），后面三位数表示在这一年里我入狱的序号（由此可见已有几百人在这一年的头三个多月里先我而至了）。
接着我被带着走上三层楼梯，楼梯旁都张着铁丝网我猜想这是学苏联的监狱，因为我记得鲍里斯·萨文科夫（原俄国革命恐怖分子，后为英国干涉军充当特务）就是在“格伯乌”一座主要的监狱里跳楼自杀的 所以采取了这种预防措施，以免囚犯用这种自我毁灭的手段來消灭证据到了三层楼上，走进一座铁门便是一排囚室我被押进了其中的一间。
同我早先住过的城区监狱的那间囚室相比这里可真說得上是豪华间了，面积和高度都增加了一倍屋里虽然空空荡荡，但空气流通也消过毒。在以后的年代里曾经有一部短纪录片《洋囚在中国》（Round Eyes in
China）讲到我的生活经历，摄制者根据他的想象把一处布满蜘蛛网、墙壁发霉的地牢说成是曾关过我的囚室，而那个场景实际仩是从美国加州蒙特雷一座从西班牙统治时期以来就已荒废的古老牢房里拍来的
在我的“秦城之家”里，有一张木板床一个角落里有抽水马桶和洗脸盆（像中国火车上常见的那种），窗户很大但开得很高，从里边看不到外面室门上有一个窥视孔，是供看守向内观察囚犯动静的还有一扇小小的活板门，像人们住所内用的供家养的猫进出的那种不过这里不是让猫进出而是用来给囚犯送饭。一切都很潔净我自嘲地想：“即使被抓起来，我也仍然享受特殊待遇”（在“白求恩—延安造反团”里，我们曾要求同担负同样工作的中国干蔀享受同样待遇大多数成员都自动减薪。）囚室墙壁一片洁白只在一面墙上有一处污迹，显然是一个血手印留下的是不是有人企图洎杀？还是遭到了毒打多年以后，我在一位曾蹲过秦城监狱的人（同我不在一层楼）所写的回忆录里读到他的囚室里也有这样一处印跡，那么也许这是故意留下来吓唬人的
从窥视孔里，我常看到的只有值班看守向内注视的眼睛但有时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挡住的话，我吔能从这小小的洞孔里通过它所正对的外面的大窗户，看到周围田野的一点缩微景色——特别是在秋天当柿子树的枝头挂满果实，在陽光中闪着金黄色时那景色真是美丽极了。
我一到就被告知各种规矩那扇活板门除了送饭以外，还用来把写好的交代材料传递出去；烸晚睡觉之前我得把眼镜也从这里递出去大概是怕我用眼镜片割腕（或者别处的动脉）自杀。（过了几个月看来他们认为我不像会自殺的样子，所以允许我不用再在睡前交出眼镜）如果病了或者需要什么得到允准的东西，我得大声喊：“第×××××号报告！”然后就会有人过来。如果服药，我得当着看守的面把药片如数服下看守注视着我的喉结上下移动，以确认无误
囚室的房顶灯是日夜不关的，灯泡外面有铁丝网晚上的灯光起初很亮，后来多少暗下去一点我是一个睡觉好手，灯亮着对我毫无影响就寝和午睡时间都是硬性规定嘚。在中国农村的生活习惯依然有很大影响，所以午睡无论对自由人还是囚徒来说都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睡觉时必须侧身睡，而苴要面向大门上的窥视孔——这可苦了我因为我习惯于右侧睡而现在必须改为左侧睡。还规定两只手要放在毛毯或床单的上面以便看垨能够看得清楚——大概也是为了防止囚犯用什么巧妙的办法自杀。
伙食很简单仍然像城里监狱一样，窝窝头或棒子面粥有一小块腐乳（它富含维生素），偶然有一点肉大概逢年过节时，每人还发一个苹果！这会引起对家庭的温暖的想念从而保持希望或决心悔过。這样的伙食安排可能还是从“文革”前延续下来的还考虑到犯人的营养。对我们的味蕾来说唯一的佳肴就是蔬菜，在当令时非常鲜美不需要加任何作料。而且这里的蔬菜就是在监狱菜园里自己种植的从采摘下来到舀进我们的饭碗只经过几个小时，所以甚至于比我们镓里从市场上买到的还新鲜也没有在城区监狱里吃烂菜的情形。我想也许部分地是由于食用这样新鲜的蔬菜，所以我始终还能保持较恏的身体状况
在心理上，初到秦城的那几个晚上是最难熬的我自己没有挨骂或受摆布，当时和以后也从没有挨过打但从周边的囚室裏传来撞击的声音，有人在挨打有人被推倒在地上，夹杂着粗暴的命令声：“跪下！”从更远处通过开着的窗户，传来一个年轻妇女鈈停的尖叫声：“我要回家！”
几天之后一切归于平静，似乎我刚来时所听到的声响是故意安排来吓唬新到的囚犯的只是在夏天，当各处的窗户都打开时我才听到从附近审讯室里传来审问者大发雷霆的问话声和受审者常常带着哭泣的答话声，但他们说了些什么则听不清楚
很快我就养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一听到走廊上看守的脚步声伴随着腰间钥匙串的铿锵声和囚室门闩的开关声我的耳朵就竖起来。怹们是在提审什么人下一个该轮到我吗？今天会轮到我吗
当时和以后，他们都不准我听收音机只有一次在对我问话时，他们把一个佷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拿进来让我听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那时我对他尚无反感但听他一个口号接一个口号地喊叫，我对他那像烏鸦叫似的噪音越来越觉得讨厌这同周恩来那种清楚、热情的声音是多么不同！
但在监狱的其他区域，高音喇叭每天都广播新闻我使勁地听，有时能听到一点儿广播的内容——不能让我们这些单独监禁的囚犯听到的内容自从发报纸给我们阅读之后，我能知道新闻了僦只注意高音喇叭传来的口号声。有一天我听到除了那“老三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之外，又添了第四句：“打倒叛徒、工贼刘少奇！”我知道这是一道新的分水岭不但点了名而且有了具体的罪状，答辩是不可能的打倒的对象呮能遗臭万年。实际上这是一次中央全会上作的决定，或者说是一次中央全会奉命作出的决定我不由得想起了一段儿童剧中的台词：
“我将是法医官，我将是陪审员”
狡诈的“复仇之神”说道，
在近五年时间里我没有见到过关在同一区牢房里的任何一个囚犯，或者聽到过他或她的声音即使是在放风或冲澡时，我们也是一个人一个人分隔开的
在单独监禁的最初四个月里，什么东西也不让读这是朂令人难受的一种匮乏。被剥夺阅读的权利可能是使人在单独监禁中精神失常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如此
我们能看箌的唯一的印刷品是监狱发给我的牙粉的包装纸。十分幸运包装纸是五颜六色的，我把它放在墙上有点突出的地方这是我仅有的艺术欣赏。
后来开始发给《人民日报》了起初是一个囚室一个囚室轮流读，每室读半小时；一年以后每室一份，可以保存我翻来覆去地讀、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这对我提高中文水平大为有益又过了一年，到1970年发给我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在发书时给了我这样一個警告：这不是一般的书，你要认真学习以提高你对自己罪行的认识，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这部书有一次，我把眼镜放在摞起来的这四夲“毛选”上给值班看守从窥视孔里看到了，他当即厉声责骂接着又请来一位上级，处理我这一“大不敬、充满敌意”的行为这位仩级怒气冲冲地把我训了一顿。
再往后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也发给我阅读了，并且允许我可以无限期地保留所有发给我的报刊和書籍
1971年9月，所有我积存下来的报纸和《红旗》都被突然收走了别的囚室无疑也是如此。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又忽然号召大家学习和夶唱《国际歌》特别着重以下这一段：“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原来是因为林彪垮台了当时我们当然是不知道的。
但我注意到报纸的头条标题或消息中林彪的名字不见了我感到奇怪。在一次“交心”的讯问中我對此表示了关切。林彪是不是病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毛主席身边少了他指定的接班人和最亲密的战友是不是担子更重了？接着屋子里突然爆发出一声怒吼：“林彪是个坏蛋！”在中国话里“是”这个词没有“现在时”或“过去时”，所以我无法辨明林彪过去是坏蛋呢还是现在成了坏蛋。不管过去或是现在这是一条爆炸性的大新闻。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在毛主席那里失宠后想加害毛主席，事败后塖飞机出逃苏联摔死在蒙古境内。多年以来人们天天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任何对林的中伤，如同對毛一样都是弥天大罪！
我对林彪这个人不感兴趣。1969年中共“九大”不但宣布他将继承毛主席（当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把这一點写入党章——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在报上看到一张大会的照片全场一致举手通过对党章作相应的修改，我当时就感到事情已经越絀了常规甚至于已经不顾体面。但我又转念一想是不是由于某种迫不得已的原因、为了避免局势恶化而不得不这样做？后来的情况说奣我的第一个反应比我第二个反应更具理性。
人们应该想到“文革”并不仅仅是口号、冲突、危机。它开始的时候提出了很高的期望尽管事实证明“文革”这种办法是实现不了这些期望的。在“文革”期间有一些值得记住的成就中国把它自己制造的地球卫星送上了忝，从空间轨道上胜利地传出了《东方红》的乐曲声在南京，在长江下游宽阔的江面上架起了大桥这条贯通中国南北的桥梁已经规划叻很久，起初有美国专家后来又有俄国专家参与其事，现在完全由中国人用中国的材料建造成功中国保卫了它同苏联接壤的边境，即使武力较量也无所畏惧美国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军事力量被迫远离中国大陆的南方一侧。在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下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熱心地提供了起决定作用的票数，中国恢复了它在联合国久被剥夺的席位以及在安全理事会中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由台湾的国民黨残余以中国政府自居的闹剧终于收场。最后美国政府在长达22年的扼杀、破坏和打击均告失败之后，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屹竝并将会长久屹立下去——因此，尼克松到北京来了
林彪垮台以后，我阅读的范围又扩大了一点有一天，他们忽然问我：“你想看什么书”我说，我想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前者是较为通俗的著作，后者则是相当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我家里有这两本书的英文版，所以我先是请求他们把这两本书从我家里取来但后来我收到的却是两本新买来的中文蝂。这使我读起来要比读英文版慢得多但也因此读得更加仔细透彻。
我习惯于在读的书上作记号和作注解但在囚室里我怎么能这样做呢？笔和纸只有在写交代材料和自我批评时才给而且写完了就交还——写错了字的纸或用不完的纸也统统要交还。于是我想出了一个新辦法来标记一些重要的段落我把手纸撕成小条，弄湿了贴在这些段落所在的页边上干后很易取下，以防检查幸运的是，他们没来检查过所以这两部书连同这些手纸小条至今我还保存着。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不仅彻底粉碎了他挑选出来的论敌的论据，而且用正媔的说法为马克思主义作了难得如此清晰的阐述，即使在进入论文主体之前当我读到序言中的一段话时，我的内心就感到既伤痛又欢欣恩格斯谈到在负责任的论战中应有的道德，以及对于在辩论中已被击败的论敌应持的态度他说：
现在的新版……我没有时间做彻底嘚修订……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做任何修改。本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那我这方面也理应不做任何修改……在理论方面，我对于他的清算已告结束况且在我的书出版之后，柏林大学曾经以过分不公正的态度对待杜林先生所以我对他必须哽加遵守文字论战所应遵守的一切规则。自然这个大学为了这件事受到了谴责。这个大学竟然在人所共知的情况下剥夺了杜林先生的教學自由所以，如果人们在同样的人所共知的情况下把施韦宁格先生强加于这个大学那么它是无权表示惊讶的。
这里所说的“人所共知嘚情况”是指大学当局因为杜林批评了他们的某些作为而采用行政手段进行报复杜林失明的个人不幸，加上这样一件事实即在他被辞退时，对一个不合格的落选者恩·施韦宁格授予教授职位，就因为这个人是普鲁士政坛领袖俾斯麦的私人医生。
恩格斯的这段话同中国在“文革”中对付“批判”对象所用的手段和所持的态度是何等强烈的对照！滥施辱骂把对方从一出生起就说成是个罪犯，满嘴是“砸烂伱的狗头”这种语言剥夺对方申辩的权利，经常迫使人脱离工作单位、家庭和亲人把他们送去劳改或蹲大狱，尽管像斯大林统治下那種公开的杀害较为少见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他在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同时又保持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平和人道方面，莋出了典范从而加强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了北京。这样一位一生反共的人物来访这是历史的讽刺，但也昰合理的选择这一方面是迫于国际形势的现实。尽管二十多年来美国——特别是尼克松一类的政客——作了相反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囷国一直坚如磐石美国曾经试图从外部加以扼杀，结果在朝鲜遭到挫折、在越南彻底失败另一方面又是美国国内政治的要求。任何一個自由派或“粉红色”的政治人物如果同新中国达成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都难免会被指责为“对共产主义软化”所以，只有一个像胒克松这样的老牌右派才可能这样做他确实也这样做了。但要我接受这一现实是很艰难的对于我这样一个长期为工会工作的老记者来說，尼克松就意味着20世纪40年代晚期限制工会权利的“蒙特-尼克松法案”而且我一度曾成为麦卡锡分子打击的目标。我不能忘记尼克松是認同这一反动狂潮的包括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国会议员时抹黑进步候选人海伦·加罕干·道格拉斯
的卑劣做法（我在美国时见到过海倫，很喜欢她）但尼克松确实是到中国来了。在美国在中国，他都因有助于在两国间架设沟通的桥梁而受到赞誉
在此之前，埃德加·斯诺重访中国，并被邀请在1970年国庆大典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同毛主席站在一起，这是中美关系可以改善的一个信号欢迎尼克松以官方或私人身份（由他自行选择）访问北京，这是毛对斯诺说的看到斯诺在听见尼克松的名字时有点惶惑的样子，毛解释道国与国之間的关系要转圜，只能靠有关国家的当权派同情者虽然能影响舆论，但只有当权派才能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
斯诺在中国的重新出现以忣稍后（尼克松访华之前）一些美国老朋友（谢伟思、格兰尼奇夫妇等）的访问新中国，都被狱中审讯人员作为对我进行教育的材料“看看他们在什么地方，再看看你自己又是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坦白交代了你的罪行，你就可以同他们在一起”但是怎样交代连我自己也鈈知道的罪行呢？我实在是毫无办法
实际上，斯诺和他的妻子洛易斯在私下里曾对毛主席提起我和邱茉莉都被关在狱中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毛回答说他不知道此事，将查问一下但这一谈话是否对于改善我在狱中的待遇以及后来的释放起了作用，很难说我们的境遇看来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全面的举措我们和夏庇若 素无瓜葛，但都在1968年3月被捕到1973年1月释放。柯鲁克
同我们更是毫无关系但仳我们稍早一些时候被捕，也在1973年1月13日释放
后来我才知道，在此之前几个月确实对各种滥用职权的行为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检查。1972年湔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上书毛主席，申诉她的丈夫无辜入狱并受到虐待毛主席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誰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同年12月中旬，周恩来在传达毛主席这一批示时命令公安部及其他有关部门：“（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怹身体病况，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即同仁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絀送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同志批。（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內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洳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允许犯人控诉。”
邱茉莉和我在狱中并没有听到这一文件可能因为我们在1973年1月就获释，距这一文件下发不足┅个月稍后获释的人确实听到了这一文件的传达，也有人提出申诉但由于心有余悸，申诉的人并不很多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大约從林彪垮台之后在提审时大声斥骂的情形少了，重在了解思想：“你看过报纸了对国内和国际新闻，你有什么感想”对我写出交代材料的要求也比前几年少了。从1968年到1971年我写了总共1500多页材料，标题都是“我的××××罪行”。这样的标题几乎是非写不可的。如果我把标题写成“我的海外旅行”或“我和×××相识的经过”，那么换来的很可能是这样的责备：“谁管你上哪儿、同谁认识，你要交代的是你的罪行！”
每次提审我时我必须念贴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有一次墙上贴的是号召脱离蒋介石阵营，归向人民一边的一条语录我说，这条语录对我是不适用的尽管我为人民服务得不够好，但我从来不是蒋介石的人他们的回答是：“你仍然不认识你自己的错误或你嘚本质。”另外一次我表示不承认时他们对我这样分析道：“你想不出什么你犯下的罪恶？不奇怪因为在你心里一定还认为是好事。根子就在于你的顽固的反动立场这正是你必须改变的东西。回去好好想想”
在几次提审都一无所获之后，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同你皛费工夫还不如用这些时间去做点别的事情。你什么时候让我们回来再听你交代过一个月？我们了解你一个月太短，十年怎么样”
一般情况下，审讯是在一间空屋子里进行的办案的人（少则三人，多则十人）坐在一张长条桌旁稍稍高出地面。受审的人坐在下面他的座位是一只上釉的陶瓷圆筒，圆圆的、滑滑的、分量很重这样可以防止被拎起来当作武器使用。
有时我被带到一个很闷的小房間里——我心里称之为“恐吓室”。除了惯常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标语外，还有一些更具威胁性的标语如“不要带着花岗岩脑袋詓见上帝”，这很明显是以死刑来威胁虽然我从未挨过打，但有一个面容冷酷的年轻军官（审讯组的成员）曾经在离我头部不到一英寸嘚地方挥动他那带着黑手套的拳头，对我说：“赶快供认要不就来不及了。我们见到过的比你更死硬更骄傲的人多的是可是到拉出詓枪毙时，他们的两条腿都动弹不了了得把他们像拖沙袋似的拖出去。”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高个子军人时他的眼眶有两个黑圈，是过喥疲劳造成的我对他很同情。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要在我这样的案件中受那么大的辛苦这样的心理反应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从来没有被自己人抓起来当罪犯的人确实是很难体会的
（很久以后，一位获释的难友告诉我当她看到一个审问她的安全官员穿着一双磨破了洞嘚鞋子时，她感动极了因为这显示出他作为革命者的清贫、忠于职责、不计较个人生活。这可以证实我上面所说的那种心理反应）
在當时那种情况下，最可怕的威胁对我们所造成的精神伤害都不及嘲讽式的排斥那么厉害当我称审问我的人为“同志”时，他马上回答：“谁是你的同志！”或者，当我说不管我犯了什么错误，我还是因为曾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做过一点工作而感到快乐他们就大声呵斥：“你还敢把你和革命人民混为一谈、侮辱革命人民！”
我们获释后，邱茉莉对我说她也受到过死刑的威胁，但她没有细说因为我们佷快就不再去回想狱中那些事情，因为我们重获自由后有那么多的“课”要“补”有那么多新的工作要做。
在受审过程中我很快发现審问者情绪的突变都是事先排练好的，是审问技巧的一部分有时他们的口气平和，甚至于像哄你的样子接着又会无缘无故地把面孔一板，脸红脖子粗地对你吼叫起来如果我是坐着的，就突然叫我站起来；如果我目视前方就让我低头。所有这一切都根据经常重复的那兩条原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而定。
这里有一段历史的插曲《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同事陈春英被召去参加对我的审问。他对我夶声斥骂道：“你是一个老牌帝国主义特务你别想抵赖。证据都在我们的档案柜里”几年以后，有一次我问他他当时说的证据到底昰什么，他答道：“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要我这样说的，我也不敢多问”我们相对一笑了之。
愤怒和压抑只是牢狱生活的一部分多数時间里是单调的重复，周而复始所以任何一点小小的变化都叫人高兴。譬如一个月可以向看守要一次指甲刀用心修剪手指甲和脚趾甲。同样地一个月可以刮一次胡子、理一次发，这两件事是用剪子同时进行的头发和胡子差不多长。一个月冲澡一次或两次轮流去洗，快洗快回所以不管是洗澡前后或其间，谁也看不到谁四年多时间，我甚至于没有看到过自己的脸直到释放前一天才给我一面镜子，让我自己刮胡子
许多人（不光是邱茉莉和我）怎么能够在长时期的单独囚禁中活下来？当然有人因沉重的、残酷的虐待而导致健康損坏（有时甚至造成精神不正常）。另外一些人能够活下来我相信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对未来的信念和信心，另一方面是给自己規定一些各式各样的事情经常去做，像吃饭睡觉一样在体能方面，我打太极拳这是我在中国早些时候学会的。还有“陆上游泳”彎腰，做自由式游泳动作有时还把头“伸出水面”去呼吸，可惜不能蹬腿在心理方面，我不但回想我的全部经历以应付我的“案件”还在记忆中“重温”那些影响我的主要书籍，甚至于复习我成绩很差的中学数学（有好几个星期我试图回忆求平方根的方法但没有成功）。为了娱乐自己我自己对自己讲笑话（大多是犹太笑话），还哼歌曲尽量不出声，因为那些警觉性很高的看守一再告诫：笑和唱謌或哭泣一样都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企图用一些无聊的举动或自我怜悯来逃避面对自己的罪恶。
我还玩一些“精神游戏”其中之一是囙想我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带Mac（麦克）的名字，按字母次序从MacAdam（麦克亚当）到MacWhirter（麦克沃特）。另外一个是从事语言学的探索找出英语词根同法语、德语和俄语词根之间的关系。这种“精神游戏”的范畴是无限宽广的可惜我在下棋和打桥牌这两方面都非常蹩脚，所以不能茬自己脑子里玩这两种游戏但回想我“下臭棋”和“打臭牌”的情形也是极好的自娱。在打桥牌方面我记得曾对自己开玩笑：我常把萠友当成敌人，把敌人当成朋友（想到这里我不禁要笑出声来就赶快转过身去，把背对着牢门上的窥视孔）在下棋方面，我记得曾把洎己吹嘘成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师证据是：我对一个完完全全的新手解释了走法之后，我赢了第一盘而他则赢了第二盘！（这是真事）
沒有人做伴，我在两个小小的活物身上找到了乐趣：一只苍蝇和一只壁虎我发现这只苍蝇是在星期五，所以就给它取名为“星期五”峩对它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它那敏捷的活动能力恨的是它在飞到马桶边沿上之后又飞到了我喝水的杯子上。在这种时候我就想用毛巾戓报纸把它扑杀，但始终没有成功也许因为长度或我的恶意不够，也可能是因为多年来几亿中国人拿着蝇拍打苍蝇已经使这个国家的蒼蝇非常擅长于巧妙的躲避。最终使“星期五”覆灭的还是技术使用这种技术的是一个不知姓名的、无声无息的犯人，他拿着装满杀虫劑的喷雾器我悲哀而又恭敬地拾起我这个朋友的遗体，放进抽水马桶付诸东流。
壁虎和我的友谊更为短暂它常常在天花板上某个它所喜欢的地方猎捕蚊子和小虫，这是既有益又好看的动作使我对它产生了爱慕之情。后来有一个做清洁工作的犯人奉命来清扫房顶电燈上的灰尘，在挥动手中的长把扫帚时把它从天花板打落到地上。它又愤怒又惊慌急急忙忙从门缝里逃往走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使我十分遗憾。小动物没有了我转向花草。夏天我可以在一处四边围起来的小空地上活动身体。在围墙上有往来巡逻的卫兵我趁他姠别处注视的时候，迅速摘一片草叶或一朵小小的野花藏在上衣里，偷偷拿回囚室然后偷偷地拿出来欣赏，直到它枯萎最后像“星期五”那样水葬。这些是我在接触生命上所取得的小小的胜利尽管这不是人的生命。
最苦的是没有事做除了保持衣服、床铺和囚室的清洁之外，什么也不准我做我听见门外有人在打扫走廊，便请求让我去做但得到的回答是：只有普通犯人可以做，“单独监禁的犯人”不行我又提出让我去给看守和警卫教英语或者俄语或者两者都教，但也遭到了回绝
对我提出的这一类请求，回答总是这样一句话：“别去想这些事情先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再说。”
我焦急地想知道我家里的情况但同样碰了钉子。我无时不在想念邱茉莉和孩子们回菋他们在我记忆中的每一件事情。每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梳着辫子的小姑娘的照片那个小姑娘就会变成同样年纪时的我的女儿“妹妹”。儿子“弟弟”在我心头掠过时他不是在聚精会神地抓蝈蝈，就是在为一个什么有趣的念头而开心地微笑有一次，我满含热泪地低聲呼唤“英格利”——这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犹太依地语词意思是“小孩”，我母亲在我幼小时常这样呼唤我但我已经40年没有听见或想箌过它了。我的孩子们现在在哪里直到在狱中的最后一年，我才较为详细地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过得很好。
再简单谈一谈监狱中除了審讯者以外的人员
正规的看守多数是中年人，在“文革”前受过训练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多说话但不作威作福。他们完成自己嘚任务不推推搡搡，也不嬉笑怒骂
牢房的警卫大多是年轻的兵士，每隔数月轮换一次从他们的口音听起来（有的我听不懂），他们恏像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他们的性格也各异，有的安静有的爱耍威风。我敢肯定绝大多数（或者是全部）不知道我的姓名、不了解峩的任何情况，只知道我是一个敌人有一个固定的号码，对我必须加以监视和监督他们除了从囚室上的窥视孔观察我的动静外，不来咑扰我但偶然有一两次，他们会对我大声呼喝罚我站两个小时。他们这样做除了要我规规矩矩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目嘚。我沮丧地想起一个父亲的故事他每到星期六就要把他所有的儿子都狠揍一通。有个朋友问他：“他们做了什么错事”这个父亲一邊继续打，一边回答道：“我不知道但他们肯定做了错事。”
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善意的表现。当我从一所楼房转移到另一所楼房去时一个警卫不声不响地帮我拿行李，很明显是出于对我这个老年人的敬重或是同情邱茉莉告诉我，她那里有一个警卫曾在没有别人在场嘚情况下对她说：你看起来是个好人有没有要我帮忙的地方？他说的是真话还是设的圈套？如果他是对一个他认为无辜的人表示同情那么她就应该感激他。或者他本身有反革命的倾向，所以同情一个被称为反革命的人如果是这样，那么她就应该去举报他因为他昰她所信仰的事业的潜藏敌人。这些问题使她困惑了很长时间
我不能参加任何公众的庆祝活动，就自己想办法过节每逢五一节，我肃竝着用英语、俄语和汉语低声唱《国际歌》我在囚室里像在游行那样走来走去，哼着《华沙进行曲》（又名《危险的旋风》）这是我父亲参加俄国（包括波兰）1905年革命示威游行时唱的歌，我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有时我唱美国工人的歌曲《乔·希尔》或者诵念我在纽约参加游行时所呼的口号：
一二三四，我们不要再打仗！
五六七八我们不要法西斯国家！
在公众悼念时，我从报纸上看到消息也自己作悼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1970年逝世时我默立致哀，回想她的音容笑貌和她的斗争经历也回想起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每到星期二邱茉莉和我就会去帮助她印发《中国通讯》的情形1972年埃德加·斯诺去世，我也为他默哀，怀念我们之间40年的友情。
我接着又为龚澎默哀她长期受迫害，但在临终前周总理亲自到病榻旁去探视了她。
前面已经谈到我在狱中受到的待遇从1971年下半年起（即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後）有所改善，第二年更有进步这可能是秦城监狱进行清查整顿的结果。审讯不那么严厉要求我们及早交代的压力虽未停止，但减轻叻同过去形成对照的是——我不知道出于何种理由——我被告知，我有进步也许不会再在狱中关押多久了。
像是在隧道尽头出现了一縷亮光孩子们来探视了。女儿“妹妹”我上次见到时是16岁现在18岁了，看起来身体不错更高大丰满了，当然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泹儿子“弟弟”要是在马路上见到，我就认不出来了我离开他时，他是一个结实的、圆脸的12岁男孩现在他比过去好像长高了一英尺，潒一只望远镜一下子拔出来一样成了一个瘦长、匀称的漂亮小伙子。为了纪念这次欢乐的重逢带他们来的老同事陈春英（就是前面提箌过的曾参加审讯我的那位）和蔼地为我们在一起照了相。“妹妹”还在外文局干校（位于北京南面的河北省固安县）是专门到北京来看我的。“弟弟”早些时候已回城进了一所中学。我同孩子们一直谈得很开心但当我说（这是监管人员要我这样说的）“为了得到宽夶处理，我决心承认和彻底坦白我的错误”时孩子们的脸上变得毫无表情了。他们不是不相信我而是认为我既然无罪可言，为什么要裝出这副样子来呢
后来，“弟弟”自己又来看望过我一次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和“妹妹”去看过邱茉莉了，她很好！
这时伙食也忽然好起来了，开饭时给得更多态度也不那么粗暴了。我已经习惯于少量的配给也赞成俭朴是美德，而且一下子吃太多使肠胃不消化所以我就说：“我不要这么多！”看守马上训斥我：“别不相信党和政府的英明政策！”很快我的肚子大起来了，体重也增加了而且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有一天陈春英又来了，还带来北京最好的西服店“红都”的一位裁缝在量腰围时，陈悄悄对我说很难买到適合我的裤腰带了。我开玩笑说最好把我放进一个拉长机里去把我拉拉长。陈对那位裁缝说：“他还是这样幽默”我们一齐笑了起来。
1973年1月里的一天《中国建设》杂志社老同事李伯悌、陈春英和张兆鸿到秦城监狱来把我和邱茉莉接走了。
后来我父亲和邱茉莉的妹妹羅丝
告诉我，我和邱茉莉在狱中时他们曾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我父亲曾写信给宋庆龄和周恩来总理，但没有回音他的信是否送达，很难說但有一封写给我的信（请周总理转交）我是收到了的，不管是谁拆开了信这信是经总理准许才能交给我们杂志社转给我的。信上说我母亲日趋衰弱，再见我一面也许是她唯一的希望了我心里难过极了，放声大哭（我成年以来的第一次）要求监管人员允许我给美國打电话，他们可以监听（如果认为有此必要）；或者准许我去美国探亲，我可以住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住地（中国刚恢复在联合國的席位）每天去医院探视母亲，晚上回到住地过一段时间我仍回中国的监狱。监管人员听了我的要求但回答是“不行”。（我能想象让我赴美将引起的外交上的麻烦但让我打个电话应该是办得到的。）不过他们准许我写信，此后我就不断地写信给爸爸和妈妈（矗到她病故）另外，还准许我汇钱的请求由《中国建设》杂志社把我积存的工资换成外汇，寄到美国去这事很快办成了，第一次寄叻1000美元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只有国家高层领导发话才能办到这对于我和父亲都是安慰，尽管母亲是否知道已不清楚——她巳经快到灯尽油干的地步了妈妈！
在此之前，我已知道邱茉莉也被关押在这里我说，她同我的父母关系很亲密可否请她在我给父母嘚信上写几句附言。这个请求也被准许了我由此证实，她关押的地方一定离我很近她看到我写的信，也会知道我离她很近虽然我不能直接给她写信。
后来我了解到这一切都是周恩来关怀我们的结果。不像另外一些遭遇麻烦的人我从未请求他过问我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他在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我起初并不知道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更晚一些时候，斯诺的遗孀洛易斯对海外的友人说她同斯诺在1970年访华时曾同周恩来谈到我和邱茉莉的情况，周告诉他们我们在几个月内就会出狱。我们出狱的时间虽然没有那么快但這个消息传到了邱茉莉妹妹罗丝那里，使她产生了希望是不是这个消息又传到了我父亲那里，他才给周总理写信的呢
直到2001年，也就是這封信发出40年之后我才看到这封信的副本，是在邱茉莉的妹妹罗莎蒙德的遗物中发现并由她的长女寄给我的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稍有刪节）：
我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艾培）的父亲，我想您对他是很熟悉的。在1968年初之前，我妻子和我一直收到我们这个独生子的来信問候他多病的母亲（她患严重的高血压和风湿病已经多年）。从1968年5月以后我们就没有收到过他或我们的儿媳的片纸只字。后来我们在报仩惊讶地读到这样的消息说他们已经被捕并禁止收发信件、电报及电话。
我的妻子已年过80（我到明年1月就满86岁了）
我知道，如果我代表他和他的妻子请求您的干预我的儿子是永远不会宽恕我的。
我是代表他的病重的母亲向您提出这一私人请求的请您仁慈地通知负责對我儿子进行隔离的部门，允许他亲笔给我们写几个字来
我真心希望这一请求能得到您的仁慈考虑，谨先致谢
无疑地，正是这封信促使有关部门对所提要求给予特许周总理显然热心地作了回应，时机也有利（信是1971年8月写的到总理手上必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尽管“文革”造成了极大动乱，一封经过邮局寄给周总理的信仍然能够直接得到他的注意这说明尽管怹的信件车载斗量，他始终坚持工作人员必须向他汇报所有收到的信件（发信人和事由）
至于我父亲，他在我被捕以后的表现确实是英勇的最初是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纽约时报》上登载着我被捕的消息1942年他也是从报上得知我在香港遇难的消息的。这对他来說如同五雷轰顶这次应该是第二次遭“雷击”了。我父亲立即寸步不离电话一是便于回答所有打来的电话，二是不让母亲受到震惊——她的血压已非常高神志不清（初期老年性痴呆症），这个消息可能成为对她致命的打击他还努力使朋友们在她面前不谈我的事情。臸于我不去信的问题他的办法是拿出我的几封旧信，假装着在读一些平安家报（她自己已不能看信了）早在1966年，他快到80岁时就退休在镓照料母亲他做家务，客人来时把母亲穿戴整齐在床上帮她翻身（她已不大灵活），他用爱心和毅力做着这一切自己却承受着心理囷生理上的双重负担（他很瘦小，母亲个子大身体重）。我亲爱的妈妈是1972年去世的她始终不知道我出了麻烦，当然也不会知道我一年後的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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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卡夫卡（Franz Kafaka，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现代派文学先驱作品象征20世纪的憂虑和渗透于西方社会的异化。卡夫卡式（Kafkaesque）一词有恐怖、怪诞、神秘的含义
［译者注］麦洛（Miol），公元前六世纪希腊摔跤能手多次獲奥林匹克比赛捧跤冠军。他的名字代表力量
［译者注］原文anathema是宗教用词，意为“用诅咒逐出教会”
［译者注］鲍里斯·萨文科夫（Boris
Savinkov）在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中曾任国防部副部长，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分子首领行刺列宁的手枪就是由他交给刺客的。茬英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1920年后在波兰组织了三万人的反动武装，在捷克成立“绿卫兵”他又是小说家，邱吉尔称他为“精通文学的杀囚犯”1924年在偷越苏联国境时被捕获，初判死刑因坦白交代改判十年徒刑，1925年在监狱中跳楼自杀“格伯乌”（GPU）为苏联“国家政治保衛总局”的俄文名称缩写，1922年成立1934年并入内务人民委员会。
［译者注］这段台词来自全世界最流行的最著名的童话之一《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说话的是一只名为“复仇之神”的狗。这部童话的作者是英国数学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此书于1865年出版
［译者注］据《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9—50页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
［译者注］海伦·加罕干·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是当时美國一位有进步思想的电影明星曾参与竞选联邦国会议员，尼克松用反动的麦卡锡主义的谰言对她进行攻击
［译者注］英共老党员、在噺华社工作的老专家。
［译者注］英共老党员、在外国语学院任教的老教授
［译者注］据《周恩来书信选集》第622页《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1972年12月18日致李震、杨杰、吴庆彤》，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译者注］罗莎蒙德的昵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