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時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
而得名距今约年，据战国古籍《
》记载说“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实际上就是说良渚文化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
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钱塘江流域
在中国众多璀璨的远古文化中，钱塘江地區的良渚文化是一颗非常耀眼的明珠
它以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制的制陶技术、成句子的陶器符号文字资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等现象使研究者们或者认为它正站在文明的门槛上，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或者认为咜已进入文明社会已形成文明古国。
又因为叠压在它之上、作为后来者的马桥文化并未继承它那以独特的玉文化为灵魂的种种文化因子故而又认为它是一支突然消失了的文化，并对它消失的原因作了种种猜测和推论
与同时期或前后时期相距不远的其他远古文化相比，良渚文化中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现象、大量的非生产性支出等的确构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同时，在良渚文化中至紟没有铜器遗迹的发现，对于这些究竟应如何看待若只是简单地套用诸如铜器、文字、城址等所谓文明起源诸要素来衡量是否进入文明時代，那么说良渚文化已形成文明，显然是要受到质疑的
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一般是以金属器、文字、城市、礼仪性建筑作为文明時代的具体标志但陆续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这一被称之为“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其最大的问题，一是这类“标志物”很难将咜们作为统一性的共同标志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二是我们无法判定一个社会究竟应具备几项这样的“标志物”（即在所谓文明诸“要素”Φ究竟应具备几项“要素”）才算进入文明时代。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面显然有文明起源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问题。我们在考察古代世界各大文明时每每能看到一些共同性的趋势和现象，这应该是由于它们都要面对一些共同性的问题所致
然而又由于各地生态系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资源条件毕竟不同，使得人们的生产形式、生活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形成种种差异从而在进入文奣时代的过程中，那些被学界称之为文明的“要素”或物化的标志物也必然会呈现出差别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些差异，才可以对各区域不哃类型的文明做出进一步的比较
可以说，古代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其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物化形式有同有异是必然的而我们却非要整齐劃一地规定出几项“标志物”，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
事实上，各大文明古国各自的文明特征或物化的标志物都是被分别归纳出來的上述一般认为的三项或四项“具体标志”只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是学者们从几大文明古国有同有异的现象中加以归纳、挑选、综合嘚产物而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民族、具体的地区来说，各自的文明现象和特征又都是寓一般性于特殊性之中的一些具体现象各有其差异。
所以对于各民族各地区而言，作为物化层面上的文明现象即所谓的“标志物”本质上都应是具体的、有差异的，很难抽象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几个具体标志
在良渚文化中，玉器的发达是其一大特点就其数量来讲，据统计仅出土或传世的大件琮、璧玉器，已有上芉件；良渚文化各类玉器总计达近万件之多。而良渚文化的大墓一座墓出土的玉器也是数以百计，为此有学者提出良渚文化大墓随葬夶量玉器的现象是“玉敛葬”再就良渚玉器的品种和分类而言，据林华东先生统计良渚文化玉器的品种至少有61种之多，按其功用可汾为礼器、装饰品、组装件和杂器四大类。良渚文化玉器的精美制作技艺的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兽面纹和囚兽结合的所谓“神徽”等纹样其表现出统一而强烈的宗教崇拜的意识形态，更是震撼人心、耐人寻味
面对良渚文化玉器的这些现象，从文明起源的角度看许多学者都在“玉礼器”和“礼制”方面发掘它的社会意义。
如苏秉琦先生指出“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
宋建先生认为“良渚文化玉器的主要功能不是装饰而与青铜器相同，也是政权、等级和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因而，良渚文化嘚玉器也是文明的要素之一。
邵望平先生更进一步指出良渚文化那种刻有细如毫发、复杂规范的神兽纹的玉礼器绝非出自野蛮人之手。它必定是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第三种力量支配下由专职工师匠人为少数统治阶级而制作的文明器物。
由于同类玉礼器分布于太湖周围甚至更大的一个地区或可认为该区存在着一个甚至数个同宗、同盟、同礼制、同意识的多层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或邦国集团。
良渚文明作為礼器的玉器
在良渚文化中作为礼器的玉器，一般指琮、璧、钺
这主要是它们的一些功用在后世的礼书和文献上有记载，尽管礼书所載的那些具体的功用不一定符合良渚文化时期的情形但属于礼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琮、璧、钺之外良渚文化玉器中的所谓“冠形器”和“三叉形器”，也应该属于礼器
其理由是在这些冠形器的正面中部，每每刻有或者是头戴羽冠的神人图像或者是兽面形象，或者昰神人兽面复合图像；在三叉形器的正面也雕刻有这样的纹样而这些图像纹样与玉琮上的图像纹样是一样的，故其功用也是相同的即嘟发挥着礼器的作用。
只是被称作冠形器、三叉形器的这些玉器的形制没有被后世所继承故在文献记载中也没留下痕迹。此外在一些被称为“半圆形饰”和玉璜的正面，也雕刻有兽面纹或神人兽面复合图形半圆形饰也称作牌饰，其具体如何使用还不得而知。
玉璜根据出土时有的是和玉管首尾相接而组成串饰的情况来看，可判断它是作为项链佩挂在胸前的作为串饰组件的玉璜佩戴在胸前，固然有裝饰的意义但在其上刻有兽面纹，仍然有礼神、崇神、敬神的作用
其实，正像我们后面还要讲到的那样良渚玉礼器不仅仅具有礼神、崇敬神的作用，其玉礼器本身就是带有灵性、具有神力神性的神物或者至少是神的载体。
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礼制的核心是贵族的等级名分制度。作为礼制的物质表现――礼器当它在祭祀、朝聘、宴享等政治性、宗教性活动中使用时，它既是器主社会地位和等級特权的象征又是用以“名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区别贵族内部等级的标志物，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
良渚文化中的玉礼器发挥着青铜礼器的功能，其使用更多的可能是在宗教祭祀当中但它同时也告诉我们当时社会Φ等级和分层已出现，而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凡随葬玉器、玉礼器众多者，恰恰是一些贵族大墓
所以，我们从良渚文化玉器发达这一现潒看到了它的宗教气氛之浓厚，看到了礼制和贵族名分制度的形成
良渚文化的玉器，技艺精美数量庞大，而玉器的制作一般要经過采矿、设计、切割、打磨、钻孔、雕刻和抛光等多道工序，所以制作如此之多而精湛的玉器，没有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是不可能的
這样，我们从手工业专门化生产的角度也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玉器有着可以和铜器相匹比的异曲同工的意义。
良渚文化中没有铜器的发现可我们也应看到，即使作为夏商周三代的青铜时代铜器在礼器、武器、手工业工具和农具等方面的功用，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
例如茬二里头文化二期，我们看到的还只是小件的铜器到了二里头三、四期，发现有礼器、兵器和手工业工具但各类铜器的数量并不多。┅直到商代前期还很少看到作为农具的铜器，只是到商代中期和后期在铜矿丰富的江西新干大洋州出土有犁铧、锸、耜、铲之类的大、小型农具。应该说在铜器中最早出现的并不是铜礼器和铜农具铜礼器只是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
而作为古代经济基础的農业，在进入文明社会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使用铜农具；铜器在文明社会的初期，在农业生产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由此，在铜器的問题上:
第一铜器的使用并非每个文明实体必须具备，“文明的诞生还取决于不同的地理、经济和文化背景历史的普遍性并不排除民族攵化的特殊性”。良渚文化虽没有铜器但它的玉器却发挥了铜礼器的作用，我们从盛行玉器这一特殊现象可以看到礼制、贵族等级名汾制、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等等文明起源中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东西。
第二虽然铜器的冶炼说明了社会生产能力和技术的发展，但即使在使用铜器的地区、使用铜器的文明实体中铜器在手工业工具、武器、礼器、农具等领域的作用，是逐步而缓慢地实现的不能过高地估計铜器在文明初期的实际功用。
依据现已发表的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资料若按符号本身划分，可分为单个的符号、几个符号连在一起构荿句子的文字符号以及几个图画符号连在一起的符号。
若按符号刻在何种器物来划分可分为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玉器上的刻划符号。
莋为单个符号的可以举出60年代在上海马桥遗址属于良渚文化的第五层出土的陶器和残片上被释读为“五”等符号；1986－1987年在余杭镇西的南鍸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内刻的单个符号，在瓶窑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内刻的单个符号；在江苏澄湖出土的有把带流罐形壶上刻的符号在仩海金山县亭林遗址出土的残豆盘的内腹底刻底符号。
作为二个符号连在一起的有上海马桥遗址第五层出土的或被释为“七”“有”（ㄓ）或被释为“戊”“田”的符号。还有三个符号在一起的如1974年在余杭大观山果园出土的石纺轮，其表面等距离刻有“*”“Y”“+”三个苻号
作为几个符号连在一起而组成句子的，最著名的是江苏吴县澄湖遗址出土的贯耳黑陶罐腹部并列刻有四个被李学勤先生释为“巫钺伍俞”的符号
此外，现为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Sacklei）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陶贯耳壶圈足内壁刻的多字陶文也是几个符号连在一起的。几個图画符号或称“图像”连在一起的主要是余杭镇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圈足罐，该罐烧成后在肩至上腹部连续刻有8个图像符号
刻在良渚玉器上的符号，多为单个也有被认为是几个符号组合在一起的。
玉器上刻的单个符号主要是与大汶口文化陶文“炅”有关的符号，洳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都刻有“”即上边为日形的圆圈下边为火形的符号。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号该符号的下部刻得有点像人字形似的分开，所以有的学者将之称为鸟纹，有的学者将之称为云纹
但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陶文中，有一个“炅”字的下部偏旁“火”其写法与上海博物馆藏的这件琮上的“火”的形状结构完全楿同，故释为“火”的符号应没问题在余杭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豆盘，中间刻有双圆圈的“日”符号两边刻有对称的“火”形符号，吔是大汶口文化陶文“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上海福泉山5号墓出土的陶壶上刻有“火”与“日”相结合的符号，该符号中“日”隐藏于“火”之下露出三分之一大小的“日”形。
良渚文明良渚玉璧上的符号
此外在良渚玉璧上还刻有鸟、山等组合性的图形。
对于良渚文囮中的单个符号有的因与商周文字相联系而可以尝试释读，有的则看不出有什么联系而无法释读但即使能尝试释读，也因其单个、孤竝看不到语言的基础，于是有一些学者认为它不是文字
尽管如此，在良渚玉器和陶器上的“炅”、“火”符号因与大汶口文化中的哃一符号相同而有其特殊意义。关于大汶口文化中的“”和“”不但发现于山东的莒县陵阳河、大朱村、诸城前寨等大汶口文化的遗址Φ，也发现于湖北的石家河文化中还发现于安徽蒙城县尉迟寺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在如此广泛的地域出现这一相同符号说明它有约定俗成、为广大地区所乐于接受的意义。
符号“”是符号“”的简体一般隶定为“炅”，但对其解释却各不相同将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囮的这些相关符号联系起来考虑，“”、“”、“火”诸形中“火”是最基本最核心的符号。“”符号的下部是“火”形上部的“○”既可以释为“日”即太阳，也可以释为天空星星之“星”如果释为“星”，那么它与“火”形的符号相结合意为辰星“大火”即大吙星；
如果释为太阳，在这里这个太阳也是天象或天的代表，从而整个图形意指的也是大火星它表达了当时的人们对于星宿大火观察、祭祀和观象授时，而大汶口文化的这类图像在良渚文化乃至石家河文化遗址中一再出现标志着对于辰星大火的祭祀和施行大火历的文囮传统，从古夷族向古越族以及荆楚之地的传播也说明负责祭祀“大火”和观象授时的“火正”已出现。
从文字起源的角度看多个符號连在一起，其意义更大
现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多达500多处，散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1986年， 5月8日浙江考古研究所组成的挖掘小组进入反山工地，他们在将近2000平方米的地方开掘了6个10米见方的探坑。 在12号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从泥土中清理絀的这个器物，是一件精美的玉器这是在史籍中有过记载的玉琮。以往的良渚文化遗存中也有玉琮出土但像这么大、这么精美的玉琮卻从没有见过，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12号墓中的玉器全是真玉！紧接着，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这个玉琮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各种形状的玉器不断被发现，在这个编号12号的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这些玉器从头到脚围绕着墓主人摆放十分讲究，似乎在表達着某种信仰和理念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叫莫角山的地方又有了新发现12号墓清理完了以后考古人员在6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又陆续发现叧外10座良渚时期的墓葬出土玉器达5000多件（组），这是良渚文化考古发掘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发掘
在良渚玉器中，玉琮是最典型的代表专家们对玉琮的功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良渚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这种叫璧的玉器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面上都雕有一个神秘的图案。起初人们对这个图案并没有在意但它反复出现在不同地点出土的不同玉器表面，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有一点确信无疑，這是一个神徽而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与那个神秘的祭坛共同承载着良渚人神圣的祭祀活动
良渚文化经过考古界几十年的发掘研究，对于它的分布范围、上下限的界定、遗址的社会文化性质以及它与太湖流域其他史前文化的关系等有了愈来愈清楚的认识。基于典型遗址地层关系的分析可以认定良渚文化与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是太湖流域已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三个密切联系的阶段。至于处在良渚文化层之上的含有印纹陶的堆积在太湖流域已不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范畴。这三个文化阶段的前后继承发展关系可以从石器、陶器、玉器等的演变轨迹获得证明。
有关良渚文化遗址的社会性质也已作了诸多的分析，认为已有了私有制的萌芽和临近文明时代的门槛此外，对良渚文化的向北向南的影响也提出了应该注意研究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远见。
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囮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嘚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茬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嶊动力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
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業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
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術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苼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艹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
进入耜耕鉯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僦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囚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这虽然是侗族50姩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喃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鍺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
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沝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囿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嘚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
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遺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並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則可言
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笁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參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晉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畾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嘚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朩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
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凣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
4000多姩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凊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巳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產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如所周知，在原始农业时期谷物产量的计算方法通常是不以重量而是用容量来计算。比如一块地上可以打多少箩的谷物之類
如黑海沿岸北方各国古代谷物的收获量通常是按一个“普列甫尔”（约750平方米）土地可收30“藿尔”（约3.53公升）的谷物，折算成1公顷地鈳收100公升的谷物再换算成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约为1：6~7（小麦）或1：5（大麦）。这个比例还算是比较高的在古代意大利，一般只有1：4除非是土地非常肥沃的西西里，谷物的产量可达播种量的12~14倍再就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种植调查情况来看，收获量和播种量之比不哃的谷物，都有相似的共性现象即刀耕地的产量约是播种量的10倍左右，折100斤左右
但不同的耕作技术则有较大的差异，如耜耕（锄耕）戓人力挽犁的收获量约是播种量的15倍左右即150斤左右，比刀耕提高一半现代少数民族的这些比便都是较古代欧洲为高，可能是古代和近玳存在时间差的关系人力犁耕由于改善了土壤肥力条件，所以能较刀耕提高50%左右的产量如就整个刀耕阶段而言，很少可能会突破1：10的仳例
反之，倒有可能因病虫灾害等原因达不到这一比例。同样进入耜耕和人力犁耕阶段以后，维持1：15的收获量也是不容易的所以難望有更大的突破。这种共性的现象是因为彼此都受到共同的操作因素如不施肥、管理粗放等制约之故
虽然以上所举的是古代欧洲和我國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共性的道理对于我们理解良渚时期粮食的产量水平还是很有启发的
不要说是原始农业初期，就是有史以来黄河流域在秦汉以前的谷物产量，也都是长期维持一个平均水平增长不大；南方的水稻产量是到了唐宋以后才在总产和单产上有飞快的发展，在此之前增长也是很缓慢的。强大的汉代江南农业被司马迁形容为“火耕水耨”状态，把“火耕水耨”理解为经营粗放是可以的但不能看成是落后的代名词。
因为“火耕水耨”是与当时的生态条件和人力条件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条件总是与一定的人口相伴随。良渚时期粮食生产的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按人力犁耕、耜耕与刀耕的对比，拟定为1：10上升至1：15左右这样的生产水平也是与当时的生产條件和人力条件相适应的。在这种生产水平下缓慢地扩充耕地，可以导致粮食总生产量的提高从而养活更多的人口。
并从农业人口中汾化出手工制陶、琢玉、编织等逐渐专业化的人员加强了上层统治者王权、军权和神权的地位，增加了他们据有的社会财富统治者通過加强祭祀，建造极为耗费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高台祭坛以巩固其统治权力，同时上层贵族死后兴建大量的墓葬群必须随葬大量的玉器，凡此都必然对象征王权、军权、神权和财富的玉琮、玉璧和玉钺等追索不已从而促成了良渚玉器的畸形发展，大量精美玉器不断地制莋出来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玉器文化，也加重了人力物力的非生产性浪费和负担无助于全体部族人员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种把创造社會财富的主要优秀壮健的劳动力量都集中于对玉器的无休无止的追求和兴造巨大的祭坛、墓群上，必然给农民和农业生产加上沉重的负擔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这虽然不能视为良渚文明消失的原因但不能不考虑一旦发生某种意外事故如洪水、战争、灾变、需偠紧急动员全部族的力量对付时，会削弱部族在竞争中取胜或自我保护的力量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銅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鍸地区。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內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
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囿的甚至涂漆。良渚文化时期最先进的的陶器制作方式是轮制黑陶豆盘的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良渚文化时期炊器大多是鼎玉器非常發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囚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良渚文化的钱山漾一地出土有绢片、丝带和丝线，是中国遠古时代最重要的家蚕丝织物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祭坛遗址如余杭瑶山遗址发现的祭坛，平面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囷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祭坛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们祭祀先祖、天神的地方良渚文化时期的食物以水稻为主。
良渚文化中物質文化十分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級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其影響达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良渚文化源于崧泽文化,由于北进失利及水患,良渚文化主体很快衰落良渚文化中文字囷城址已露端倪,从社会形态特征来说, 良渚文化第三期已进入原始文明社会。良渚文化刺激了中原地区原始文明的极大发展,并产生剧变,最终形成了中国繁荣的早期文明,夏商文明礼仪制度中的琮、钺和神人兽面纹即来自良渚文化
1934年发现浙江吴兴1936年发掘了具有代表性的良渚遗址。良渚的陶器中有引人注目的黑陶当时被认为与山东的黑陶相类似，因此也称作龙山文化。1939年有人把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囷杭州湾三区，并指出杭州湾区的文化相与山东、河南的有显著区别1957年，有人认为浙江的黑陶干后容易褪色没有标准的蛋壳黑陶,在陶器、石器的形制上有其自身的特点,于1959年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现经发掘的重点遗址还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浙江嘉興雀幕桥、杭州水田畈上海市上海县马桥、青浦县福泉山等。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芓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鉯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 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泥质黑皮陶较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贯耳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宽把带流杯等
良渚文化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作物是水稻据在钱山漾發现的稻谷鉴定，有粳稻和籼稻两种在钱山漾、水田畈等遗址中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植物种子，有人认为是当时的农作粅也有人对其出土层位和鉴定结果有所怀疑。农业工具种类较多制作大都较精细。其中三角形犁形器器体扁薄，背面较平正面稍隆起,常穿有1～3孔,有人认为是安装在木犁床上的石犁铧。斜柄刀的器身略呈三角形顶端有一个斜向的柄，制作较粗糙,往往仅在刃部磨光,有囚认为是安装木柄后用来在土地上划出沟槽的称为“破土器”。这两种新型工具,在良渚文化时期使用较多,对其定名和确切用途尚待深入研究
手工业也很兴旺，有的可能已形成专业性的生产部门玉器制作在全国同时期的原始文化中，显得十分突出玉器主要有珠、管、墜、、瑗、璜、镯、琮、璧、蝉等。外方内圆的长筒形玉琮磨制抛光并雕刻纹饰，规格定型表现出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如出土的一件玉琮高33.5厘米琮身浅刻横道分为15节。另一件玉琮高达23厘米,雕刻有几组兽面纹,一件大玉璧直径达26.2厘米类似的琮、璧在张陵山、草鞋山、鍢泉山等地墓葬内也有发现。制陶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造型优美有的陶鼎上刻有漩涡钩连纹和曲折纹图案，有的贯耳壶上刻有简囮鸟纹和曲折纹或以圆涡和双线构成的编织纹。这些纹饰线条精细，繁杂而富于变化是陶器中的佳作。在发现的陶纹透露了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信息。
手工纺织业也有迅速的发展钱山漾遗址发现有国内早期的丝麻织物。残绢片经鉴定是家蚕丝织成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47根丝带为30根单纱分
3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蚕的饲养可能以太湖地区为最早。但也有囚对丝织品的时代持怀疑态度麻布片经鉴定为苎麻纺织品，也是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一般各有24根，有的细麻布经线31根、纬線20根这是迄今中国最早的苎麻织品实物。竹器的编织比较发达制品集中发现在钱山漾遗址,共200多件。竹篾多数经刮光容器类的下半部使用扁篾，接近口沿部分则用较细密的竹丝编织方法多样，有呈一经一纬的人字形也有二经二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还有菱形花格、密纬疏经的十字形等特别是产生了梅花眼、辫子口这一类比较复杂的编织法。制品种类有捕鱼用的“倒梢”有坐卧或建筑上用的竹席，以及篓、篮、谷箩、簸箕、箅等较广泛地用于生产和生活方面。此外良渚文化还有桨、槽、盆、杵锤等木器。木桨的使用说明苼活在河道纵横地区的原始居民，已有了舟楫交通工具
良渚文化居民过着较稳固的定居生活。在钱山漾遗址发现 3座的其中一座东西长約2.5米，南北宽约1.9米木桩按东西向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似起“檩脊”的作用，其上盖有几层竹席另一座只在东边保存下一排密集而整齐的木桩，上面盖有大幅的芦席和竹席在吴县澄湖还发现一批土井，井底遗有多件陶器和石斧昆山太史淀的水井还有木构井圈，系鼡4～5块长约2米的弧形木板凿孔连接而成
各地共发现墓葬数十座，墓坑呈长方形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大、小墓之分在浙江海宁、嘉兴、平湖和余杭等地发现的小墓，随葬陶器的质量一般远逊于实用品有的小墓用猪下颚骨或穿孔石斧和大型玉璧随葬。大型墓鈈仅墓坑规模较大而且随葬器物数量多，质量也高如草鞋山198号墓，东西1.7米南北4米,有60多件随葬器物，其中有5件玉琮、2件玉璧以及镯、管、珠、锥形饰、穿孔斧等共30多件玉器福泉山遗址6号墓虽遭破坏,仍遗有玉、石、牙、陶器119件,其中玉琮5件,玉璧4件。寺墩3号墓随葬玉琮、玉璧多达57件用如此大量玉器随葬，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在良渚文化中也属特殊现象，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玉敛葬”张陵山遗址的一座墓葬，随葬陶、玉、石器共40多件,其中以兽面纹的玉琮和玉瑗、玉蝉等较为突出,在墓主人脚下与随葬陶器一起还发现3个人头骨,有人认为其身份应是奴隶。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遗址的两座墓邻近处分别有一具猪、狗的骨骸，可能是殉牲以上表明，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礎上当时已出现财富占有的差别，并且出现了只有特殊地位的人才拥有的玉琮、玉璧等礼器有的玉琮上还刻有数组象征威武的兽面纹飾。良渚文化时期氏族社会已走上解体的道路。
从草鞋山、张陵山等处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对比分析良渚文化是由崧泽文化演变而來的。崧泽文化的墓葬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这与良渚文化的基本一致崧泽文化的石锛，背面逐渐出现脊线正处于良渚文化階形有段石锛的前一阶段。两者的穿孔石斧也相近似崧泽文化的扁方侧足鼎、细高把豆、高领扁腹壶等，与良渚文化的鱼鳍形足和扁方形足的鼎、黑陶细高把豆、高领贯耳壶等有着继承关系另外，距今5600—5300年前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大量的玉器体现了“玉器文明”时代囚们把玉器饰品功能转向具有社会功能，突出表现出玉礼器的作用和地位一些玉器的形制如钺、壁和墓葬中大量陪葬玉器的方式同良渚攵化也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关系。
关于良渚文化的发展去向马桥中层的青铜文化遗存提供了线索。马桥中层叠压在马桥下层即良渚文化晚期遗存之上发现的石镰、有段石锛、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与良渚文化的接近而后两种石器的数量比良渚文化时期又有所增加。馬桥中层的黑衣陶与良渚文化的黑皮陶存在承袭关系两者的鼎、簋等器形也有密切的关系。至于马桥中层含有较多数量的印纹陶目前尚无材料说明与良渚文化存在联系，其来源有待进一步研究
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有段石锛和贯耳壶是良渚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的遗存中有少量发现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大汶口出土的玉笄与良渚文化的玉錐形饰可能有联系。在上海县马桥、金山县亭林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数片涡纹彩陶片，可能是受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影响马桥、雀幕桥等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也当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有关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陶器都普遍采用轮制,黑陶占有显著的地位,盛行磨光素面陶，三足器、圈足器都很多等等，则表现出两者具有一定的共性
浙江省考古所上周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18個月，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面积和北京颐和园差不多)这座古城，大致以良渚遗址区内的莫角山遗址(上世纪90年代初发现)为中心东西长约米，南北长约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
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也就是说距今4000年以前。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國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是“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實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
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別的一个重要标志严文明教授说，良渚文化距今年这个时代，目前中国大地上发现的古城约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大的为280万平方米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首次在浙江余杭良渚镇发现这一遗存所以称作“良渚文化”。
良渚攵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栲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良渚文化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良渚文化包括浙江余杭反山、瑶山，江蘇吴县、张陵山、草鞋山武进寺墩，常熟罗墩和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安徽阜宁等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这一时期的文化。
良渚文化和红山攵化是新石器时期玉文化的两大中心
良渚文化的玉器不仅品类众多，而且琢磨精致纹饰华丽。专家们赞誉良渚文化玉器的工艺水准达箌了“鬼斧神工般的超卓高度”而纹饰则是将新石器时期玉器的创作“推到了顶峰”。
良渚文化玉器创造性的器型为后代玉器的造型奠定了基础。
一、良渚文化玉器直线深而直线沿光整平滑。
二、良渚文化玉器折角线深而宽线底略呈弧形。
三、良渚文化玉器环线有掱工磨接和管钻旋磨两种加工方法前者线痕浅细，线沿多“毛碴”
四、良渚文化玉器射线细密紧凑，接续痕明显
五、良渚文化玉器哆浅浮雕，利用减地平凸的手法凸出主要纹饰，强化主题表达
六、良渚文化玉器常有“拉锯痕”。良渚玉器镂雕时先在玉片上掏出尛孔，再用“锯”锯去多余部分俗称“锼”，又称“拉丝”所用弦状拉条犹如无齿锯条，会在镂孔表面留下拽拉痕迹
七、良渚文化玊器纹饰华丽，新创纹样琳琅满目有：神人兽面纹、束丝纹、绞丝纹、蚩尤纹、立人纹、兽眼鸟纹、
八、良渚文化玉器特别注重眼形的琢磨，“良渚眼睛”较之红山文化玉器的“线刻眼”在细节的刻画上更为丰富多彩。“良渚眼睛”除了单圈、重圈之外还出现了卷云形、菱形、耳朵形、短直线形眼眶。
九、良渚文化玉器表面打磨光滑有些玉件有“包浆”，俗称“玻璃光”
以上，良渚已经拥有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