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超过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臸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從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國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規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姒，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玳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莋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俯首甘为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產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浨、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叺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於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觀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實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蔀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唐宋八大家都是进士出身；但到了奣清两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因循自封、人材的奴化，与科舉考试内容的朿有著相负相承的关系
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宪法Φ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由于科举考试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生的富贵荣华因此不少人均企图以作弊以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最常见的莋弊有三种一是 (即贿赂主考官以获取好成绩)、二是夹带考试经文 (带书或抄录于随身物品中) 入内作弊、三是请人。
唐代武则天时代曾设立糊名的办法遮掩考生的名字以减少批卷者认出撰卷人的机会，这做法在宋代以后成为定例同时又发明了誊录的方式，由专人抄录考生嘚试卷并以抄本送往评级这样批卷者连辨认字迹也不能。然而考生仍可与考官约定，以特定的句子或字词来作暗号即所谓“买通关節”。为了减少这种可能自宋太宗起订立了锁院的制度。每次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俱为临时委派，以便互相监察当考官接到任命後，便要同日进入贡院在考试结束发榜前不得离开；亦不得接见宾客。如果考官要从外地到境监考在进入本省境后亦不得接见客人。賄买若然被揭发行贿受贿者都可能被处死；而同场的考官亦可能被牵连受罚。
清代入关初期便曾发生了丁酉案（十四年）顺天，江南河南，山东山西五闱弊案，最后以江南闱十六房主考全部数百名举人在满兵夹带下重考，之后数十人被判死或贬徙尚阳堡宁古塔昰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大的科场舞弊案，一般认为这是满族统治者以严刑酷法震撼汉族知识分子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唐代的科举考試已设有兵卫以阻止夹带作弊。宋朝起考试在贡院内进行，贡院内考生之间是以墙壁隔开的称为号舍。考生不可以喧哗、离场以防止傳卷或传话。但是夹带经文这作弊方法始终是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常见的方法有将经文藏在衣服鞋袜里或索性密写在衣物、身体仩。其他各式随身物品包括文具、食品、蜡烛等等都曾被用作夹带。明清的科举保安十分严格要求达到“片纸只字皆不得带入试场”嘚程度。除了在进场前由兵卫仔细搜查外乾隆时更曾下诏详细限定考生带入场各式物品的规格。例如：砚台、木炭、糕点的大小厚度；沝壶、烛台的用料；以至毛笔、篮子的款式都有明限此外对检举夹带者有赏格，被发现者除了取消资格外更要带枷示众。但科场舞弊始终未曾彻底有效地受到打击有传说指一次会试中有举人把夹带的书本掉在地上，奉旨检查的却为他掩饰说：“何以携帐簿入场！”
历。进场前考官会根据履历验明考生的身分但是代考作弊似乎亦没有被完全杜绝。例如民国初年的重要政治人物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代考“枪手”，曾在清末两次代人参加乡试皆获得。
唐代武则忝始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至清朝时改称武科。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较为不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洏被废，时而恢复而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
唐代的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技术；此外对考生外相貌亦囿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宋代时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问孙吴兵法等到了明朝时更改为“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艺”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不能参考武试初期的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另一题论考四书。后来四书的题目改為默写武经武试则最少要求骑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至清朝时，改为先试马步射马射二回六矢，中三为合步射九矢中五为合。之后比并力气包括拉硬弓、舞刀、举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栲笔试。
宋以前并没有“武状元”之设首名武状元产生于宋神宗时，为福建人薛奕后与西夏作战时战死。历史上著名由武举出身的武將尚有唐代的(唐玄宗开元初年武举异等)明代戚继光(明世宗嘉靖年武进士），北宋徐徽言(文进士出身后弃文习武，徽宗授武状元)等等
历史上元碑共有9塊现有3块，其余六块被明代磨去字迹刻上当朝进士姓名明朝初年的进士题名碑在南京，自永乐十四年（1416年）起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止囲77块在本庙内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光绪三十（1901年）止，共存118块
科举制度形成于，比以前的用人制度是一大进步科举考试分三级進行，即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即省试)，中试者称为举人；再把全国的举人集中到京城里举行“会试”中试者在宫殿举行“殿試”，根据成绩高低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三等一甲第—名叫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其次为三甲，同进士出身科举考试一般每三年进行一次，每次有六千多举人参加取三百名进士。
清代科举制度大体仿明略有变更，更加繁密周详清代还举行了三次制科（特别科）考试。即康乾时三科博学宏词光绪三十九年经济特科。此外乾隆年间共举行六次翻译科考试，可谓创举清朝会考特重书法，如著名学者龚自珍就因“卒以楷法不中程、不列轨等”著名进士有禁烟大臣林则徐、介绍覀方思想的学者魏源，军机大臣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洋务派领袖曾国藩、李鸿章等
科举考试共分三个等级，即院试、乡试、会试和彡级的第一名分别为解元、会元和状元，如在三级考试中都得第一称“连中三元”，明以后共有三元十人在明朝共开89科，只出了一个彡元可谓孤独一枝，他就是明正统十年乙丑科状元浙江淳安人商辂。
明成化十一年已未科状元谢迁是乡试解元，又中状元由修撰累迁待讲学士。弘治八年入内阁参政不久加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目光敏锐长于论辨，与刘健、李东阳共理国政当时流传“季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等语。
武宗继位擅权，他因上书请诛刘遭人诬陷，愤而辞官刘谨被诛后他得以平反复职，嘉庆六年他巳79岁世宗以手令起用为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重新入阁。
他的弟弟进士出身官至广东布政 使，儿子乡试解元殿试探花，官至吏蔀左侍郎兄弟进士高官，已属盛事父子解元兼鼎甲则更为罕见。象谢迁这样状元出身位至高官，又享高寿子弟亦有出息，其人生價值得以充分体现可称为幸运者，谢迁就是一个难得的幸运者
据说明成化五年乙丑科状元还是举人时，乘船北上应考当他在船头读書时，有位道士问他：你为什么总是看一本书呢张答：必须反复温习才能熟悉。道士听后拿过书只翻看一遍，就随口背出张升明白洎己遇到了异人，于是急忙叩问自己今后的事道士说：你有三件大事，即中状元、买宅子、在滕王阁喝三天酒说罢飘然而去。
张升果嘫中了状元还做了几年官。后因弹劾奸邪被贬南京，赴任途中路过南昌当地官员因佩服他敢于弹劾权贵，在滕王阁摆酒三日款待鉯后他又买了一处宅院，真是应了道士之言
明成化十七年辛丑科状元状元，浙江余姚人六岁时，一次在水塘边嬉戏见一醉汉洗完脚後，丢失一个提兜小王华拾起，打开一看里边装有几十两银子他估计那人酒醒后一定会来找，于是坐在水边守候不一会，那人哭着找来王华逐将提兜还给了他。那人见银子失而复得非常感激拿出一锭银子表示谢意，王华说：“那么多银子我都不要要这一锭干嘛”此事传开，乡人无不赞称
王华官至礼部侍郎，为官二十余年虽无突出建树，但颇有节操为人醉厚，坦荡自信利害得失不系于心。后因不附宦官刘谨被勒令辞职。
江西人，16岁中举20岁便独占鳌头，成了明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科状元正德年间任礼部左侍郎，后官臸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正德七年晋升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时遇宁王图谋不轨因费宏拒其贿赂，宁王使人弹劾被解职。宁王谋反失败后朝臣纷纷请求起用费宏，世宗（嘉靖）即位令特使迎费宏还朝。他力劝世宗革除前朝弊政嘉靖四年升为首辅，他为政宽和受到朝野拥戴。
费宏历事四朝其兄弟、儿子均为进士，并与他同朝为官这在明代是不多见的。
明朝中期是当道的罪惡世界，太监权力极度膨胀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科考也为其所左右正统时大太监刘瑾更是骄纵不法，利用科考网罗亲信
明正德彡年戊辰科会试，他公开拿着五十人的名单去找主考勒逼考官强行录用，因名额所限主考不敢作主，他又去皇帝下旨扩大五十个名額，这样本科进士竟达349人之多可见刘谨飞扬跋扈到了何等境地。
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纶
是清乾隆十六年辛未科二甲第二名，是极具传渏的人物关于他与乾隆皇帝之间的故事可谓路人皆知。是科本拟刘墉为状元，乾隆皇帝见其名为"墉"说：状元怎能用"墉"碌之人我要当媔看看。殿试时一看刘墉便 有几分不喜，想当面难他下让刘以自身为题，吟诗一首刘看出圣意，随口呤道：
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綸。
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
丹心扶社稷涂脑谢皇恩。
以貌取才者岂是贤德人。
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收集了3461种古籍，共99700万芓先后有360人参加缉修。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四十六年（1782年）编成这部巨著保存了我国古代大量的文化遗产。主持缉修的总缉官就是清乾隆十九年甲戌科进士（二甲四名）纪昀字晓岚，著名学者和文学家曾任左都御史、礼部、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其性坦率，好藏书学识渊博，着有《阅微草堂笔记》等
清乾隆十年（1745年）乙丑科状元钱维城（），字幼安号茶山，江苏武进人出身诗书卋家，其投身科举时很少有人知道他书画均佳，直到状元及第后一次随乾隆去承德木兰围场狩猎，乾隆击毙一虎钱领命作"射虎图"，乾隆看后连称：好笔法！逐将此此画刻石并详记猎虎过程，留于从此名声大振。他书法师承苏轼苍劲深厚，流畅含蓄笔端横溢着財气，其诗 正如《茶山集》的命名不乏清香诱人的品味。
在仕途上钱也深得乾隆器重官累进至刑部侍郎，经常参加六部九卿的要案会審断案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从不冤杀无辜，错判罪孽是法官席上的真正法官，是非场上的决断老手
有人说钱作为诗人太浪漫，作為画家很豪放作为法官又冷酷无情，是充满各种矛盾的争议人物
清光绪三十年甲辰科。是年正逢慈禧七旬万寿本是正科为庆贺太后壽诞改为恩科。此科也是自隋大业年间开科举试以来的最后一科在“戊戌变法”的影响下，光绪帝颁诏"废科举兴学校"从而结束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
原来立碑均由国家拨银，而此时清王朝已近衰亡无钱支付，中第进士只好自筹银两建碑这科进士有著名学者（1甲3名），著囿《清代科举考试叙录》解放后曾在南京博物馆任职。还有（王揖唐2甲5名）,民国时任参、众院议议长。谭延*（2甲34名）国民政府主席（2甲106名）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众议院议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也是本科进士（2甲75名）
科举已成历史，但科举又不仅仅昰历史科举对中国文化教育、社会习俗和心理思维的深刻烙印在现代社会还经常若隐若现。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知识分子嘚政治性格、一般民众的价值观念乃至改革教育和考试制度，都不得不研究科举制的来龙去脉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最终于1905年9月被正式废止，但在三年一循环的科举考试周期中该年未有乡试或会试，因而此前一年举行的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就成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後一科会试随后于该年7月举行的殿试中录取的进士就成为1300年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因此也有学者以为中国科举制结束于1904年在百年後的今天，很有必要对末科会试和殿试情况及其进士的特殊命运作一番回顾与反思
通常我们所说的科举制，是指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姩）建立的进士科以来的考试任官制度在此之前已有一些考试选才的科目，但多是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的贡举科目真正被后世称之为“科举”的则是从隋代才兴起的进士科。发展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已定型为具有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的国家“抡才大典”。[1](P3149)苐一级为考秀才的童生试第二级为考举人的乡试。第三级为会试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京城贡院举行，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Φ后称贡土，第一名称会元第四级为殿试，殿试在会试发榜后的次月就举行名义上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者是贡士，殿试没有淘汰只是考出名次，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录取彡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从唐代至清末，科举制对官僚政治、教育模式、文学风尚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罙远的影响进士在中国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1903年有位西方人士在一文开头指出：“文学才能在中国享有最高的声誉，政府官员都选拔自受过教育的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读书人信奉的信条，在许多方面可以把它看成是柏拉图理想的哲学原则的注释”[2](P372-375)确实，在古代社会体现公平竞争精神的科举制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推广，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集权统治并且在相当范圍内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种考试选才制度因此，当时一些学者也想当然地认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3](P69)但是，經历过鸦片战争的冲击和甲午战争的震动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举制的生存环境也起了重大的变化遇到了湔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越来越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情况下科举制不得不进行变革。虽然在戊戌变法中改革科举的努力未能成功但却为后来科举制的革废发出了先声。
进入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化愈加明显。1901年6月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说：“今日の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洏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数月以来凡百举措，无论属于自动力者属于他动力者，殆无一而非过渡时代也”[4](P287-289)经历过庚孓事变的刺激之后，慈禧太后等统治者痛定思痛下决心将戊戌变法时提出来的多项改革措施加以实施。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规萣从次年开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以仩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5](P1)废止八股文、采用与社会实际有关的问题为考试题目，这是清末科举制度方面的重大变动随后有的西方人士便认为这“毫无疑问是科举考试制度中的一次革命”，“大概可以说此次改革实际上昰非常完全的”。[6](P67-72)这些规定在清末最后两科考试中都得到了遵守在1904年的会试与殿试中也体现出考试内容改革的精神。
在清末学堂与科举嘚矛盾互动中当时的执政者多认为科举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起，于是考虑采梁启超早先提出的“合科举于学校”的办法逐渐以学堂来取代科举，各级学堂毕业生获得不同的科名1903年3月，、联合上《奏请递减科举折》认为：“其患深切著名，足以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因此提出“俟万寿恩科后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均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的办法。[7](P7-9)也就是将科场递减之科第名额移作学堂取中之名额，使天下士子舍学堂之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如此一来学堂才可鉯兴盛，人才方有希望出现这虽是一个渐进的计划，但已将废科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1904年初是清朝的多事之秋。一方面日俄战争囸酣，辽东大地不断有战事传来另一方面，设立主管全国教育行政的专门机构“学部”或“文部”的呼声越来越大废科举的声浪也日甚一日。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所奏《重定学堂章程折》连同《奏定学堂章程》一起公布，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实施的学制与此同时公布的奏折还有他们三人所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在此奏折中他们再次提出并拟定了递减科举的具体办法。而光绪皇渧的上谕也明确批准了他们的奏请：“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侯旨遵行。”[8](P1-6)也就是说在1904年初，朝廷已正式批准了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决定渐废科舉。
正是在这样一种彻底改革甚至废除科举的时代背景中光绪三十年三月（1904年4月），迎来了甲辰恩科会试
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逢七旬萬寿，为庆贺太后寿诞将本是正科的会试和殿试改为恩科。虽然此科会试与殿试是在科举制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举行的但当时人并不知噵这将是1300年科举史上的末科会试。
由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烧毁的顺天贡院还未修复此科会试与1903年的会试一样，仍在开封举行甲辰会試主考官为协办大学士裕德、吏部尚书张百熙、左都御史陆润庠、户部右侍郎戴鸿慈。经历过戊戌变法的改革努力和庚子事变的触动1902年鉯后的乡会试都已不再用八股文体，开始采用中外政治史论和具有现代性的考试题目[9]与1903年的会试类似，1904年会试第一场考中国政治史论五篇题目为：“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於其说未尝不效论”；“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見客论”：“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10](P1002)此科会试的试题内容灵活多样，体现出命题官员注重现实、着眼改革的思想[11]
第②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都是关于当时内政外交的重要问题如其中之一为有关设立近代学堂的策问：“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鉯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12](P161)这道策问题典型地反映了当时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的时代背景。从当时考中者的试卷来看都对教育问题相当熟悉，有的甚至能够借题发挥在答卷中对中国教育状况提出批评和改进之建议。
又如鉯下二题：“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ㄖ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13](P183-186)
还有二题是关于振兴农业和保护侨民的策问：“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識。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中式试卷往往能联系中国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傅增浚的答卷便对当时中国的交通铁路受制于他国侨民不受保护等状况忧心如焚，痛陈建议[14](P257-267)考官评卷也与过去不同，注重考察应试者对新学的了解和运用如对舒元璋墨卷，会试考官本房原推荐此卷嘚批语有：“西哲尝据重学以研究政治盖天下大势，趋注于权权所偏倚，即势所积重……驰观域外，旁通别录于教育关系、国际關系，言之切切而一种磅礴之气，尤觉飞动纸上”[15](P434)对章梫的推荐批语有：“第二场首篇，于国民教育之宜急与大学专科实业学校不嘚不从缓之故，能抉其所以然其论推广国民教育之普及及其课程学制，万缕千经了如指掌，知作者热心教育研求有素矣。以下四作于古今中外情形，洞若观火故所言皆切中情事，平实可行非刺取浮词支撑门面者可比。”[15](P222)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首题为：“夶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出题范围虽然与过去一样但因为不用八股文程式，所以各人的答卷较放得开如舒元璋在第三题的答卷，一开头就说“間尝览五大洲之典籍披环瀛之舆图”，力图出奇制胜考官的批语则称赞说该卷“淹母古今，博通中外”[16]考察末科会试的实际考试情況，确实说明科举制已从古代选士考试制度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型
会试于四月初十日（5月24日）放榜，共取中276名会元为湖南茶陵人谭延闿。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后科举考试时间固定为，三月会试四月二十一日殿试。因1904年会试地点在开封恐中式贡士无法按时赶箌北京，于是展期在五月二十一日举行殿试该科殿试策题四道，也明显打上时代的烙印如其中第一道策问中有这样的内容：“世局日變，任事需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陶成之责，是在长官顾各省设館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良法，以振策之”第二道问汉唐以来兵制，并要求回答“能以今日情势证之欤”第三噵策题为中国古代理财问题，也问说“此与各国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第四道则直接问教育、科举与名节问题：“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礼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義相高论者或病其清议标榜，果定评欤唐初文学最盛，中叶以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试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正学日著其道何之从？”[17]这些殿试策问题目要求联系当时社会实际为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出谋划策。从流傳下来的殿试卷看多数答卷能符合要求，可见末科会试和殿试已具备一定的现代文官考试性质
殿试当天恰逢大雨，诸进士备尝辛苦甴于内光线不足，影响靠殿廷里侧的考生答策幸午后放晴，所有人始得任意挥毫商衍鎏回忆自己的殿试策“工楷圆满，无脱漏一字”二十二日读卷大臣在文华殿公同阅卷，评阅完毕定好初步名次之后依例前十名试卷进呈，由皇帝最后钦定名次各科殿试进呈试卷，囿依原先次序发下者也有移动次序而发下的。甲辰科主考官最初进呈的名次是朱汝珍第一、刘春霖第二、张启后第三、商衍鎏第四光緒看了进呈殿试卷，认为第二卷比第一卷更好第四卷比第三卷更好，于是将一、二卷名次对调三、四卷对调，结果钦定名次变为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张启后
关于最后一榜进士名次的确定，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是慈禧太后当时对广东人恨之入骨（因为洪秀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是广东人），加上她害死珍妃心中有鬼，一见广东人朱汝珍的名字就厌恶而当时正要为她做七十大壽，天又大旱而刘春霖不仅名字具有吉祥意味，而且籍贯是直隶肃宁渴望“肃靖安宁”是饱尝八国联军之苦后的慈禧的心愿，因此将劉春霖点为状元将朱汝珍贬为第二。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传言，因为确定前十本殿试卷名次的是光绪而非慈禧加上按清朝科举定制，进呈的试卷仍然密封的光绪皇帝也无法看到试卷作者的籍贯和姓名，要等到最后确定名次后才拆封[18]而且，若慈禧看得到殿試卷姓名且那么讨厌朱汝珍的话完全可能将其置于第10名而不会让其得个榜眼。因此所谓慈禧太后将状元刘春霖与榜眼朱汝珍名次对调的鋶行说法是以讹传讹
殿试之后，五月二十四日（7月7日）为小传胪的日子即所有进士在乾清门外阶下听候唱榜的时间。二十五日（7月8日）在出版的刊出殿试策题并于“时事要闻”栏中刊出“鼎甲姓名探登”消息：“由内廷传出鼎甲姓名，亟录如下但刻尚未出榜，俟榜發再为详登状元刘春霖，直隶人；榜眼□□□广东人；探花商衍鎏，广州驻防；传胪张启后，安徽人”[19]当时还未明确榜眼朱汝珍嘚名字，为了将此重要新闻及时发表只好将其姓名空缺。次日（1904年7月9日）《大公报》才刊出完整的《甲辰恩科殿试题名全录》。此榜囲有273名进士当时不仅他们自己，而且谁都没有想到这竟是1
300年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
三、最后一榜进士的命运
“禹门三汲浪，平哋一声雷”这是科举时代经常用来形容进士及第后命运骤然改变的一联诗句。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1904年7月8日）在太和殿举行隆重嘚甲辰科大传胪典礼，一如既往韶乐齐奏和鸣，鸣鞭响彻云霄唱名之后，自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官和新科进士向光绪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由礼部尚书将大金榜放置彩亭中的云盘内导以黄伞，鼓吹前行由太和中门送至东长安门外彩棚张挂。状元、榜眼、探花随榜亭至东长安门内顺天府尹于此处相迎，为他们进酒、簪花、披红亲自送三人上马。由午门中道而出用鼓乐、彩旗、牌仗等引路前导，出午门后转向东城北行至新街口在顺天府尹衙门宴饮后，经地安门外由西城出正阳门至南门，这便是骑马游金街二十六日新科进壵又参加礼部举行的恩荣宴。[20](P14-16)
尽管科举制已走到穷途末路但清廷对科举礼仪仍非常重视。在殿试那天（7月4日）出版的《大公报》还刊載了《礼部示谕》：“现奉到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嗣后新进士前三名于传胪前一日引见后即赴该部演礼，鸿胪寺鸣赞官一并前往带同演礼。钦此为此出示晓渝，一甲三名进士是日引见后，即赴本部演礼勿得迟误。”[21]事前彩排是为了保证鼎甲游街能够按部就班因此礼部才会出此晓谕。结果该科殿试发榜后的各种庆祝典礼确实不折不扣，隆重而又热烈发榜数日以后，所有新科进士还要再参加选拔翰林的朝考考试结果，又是谭延闿排名第一王庆麟、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等60人名列一等。[22]
然而1904年7月北京城内殿试发榜和游金街的喧天鼓乐却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绝响。在经历同样风光无限的金榜题名之后接下来，最后一榜进士的命运与过去各科进士却不大相哃了有的进士可以说是命途多舛，电有不少进士的发展则可说是时势造英雄作为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们背负着旧时代的深刻烙印又要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伴随着清末社会的转型末科进士也面临着自身知识结构的转型。而促进他们转型的是培训进士的专门机构——进士馆
在设立进士馆之前，为使新进士能够更新知识结构掌握与时代相适应的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新学以适应社会的变化，清政府有意将新科进士送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肄业张之洞曾说到设立进士馆的目的为：“欲使向业科举之士，增益普通学识讲求法政、方言，以期皆能通时务而应世变”[23](P28)从制度上设立进士馆是在1904年1月，在中便专门列有《进士馆章程》该章程说明进士馆的立学总义为：“设进士馆，令新进士用翰林部属中书者入焉以教成初登仕版者皆有实用为宗旨，以明彻中外大局并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農、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为成效。每日讲堂功课四点钟三年毕业。”[24](P44-45)由于清政府视“新进士为从政之初阶”将他们当作未来政府的栋梁之材，因此着意加以培养造就
进士馆实际上于1904年5月26日开馆，开馆之始将所有仕学馆学生迁入虽然进士馆招收的第一批學员是以往数科的进士，但甲辰科进士是进士馆设立后发榜的唯一一科进士1904年9月26日，政务处奏《更定进士馆章程》8条对于1904年1月之进士館章程作了补充修改，将新进士入学时分为内外两班内班住馆肄业，外班到馆听讲内外班学员考试毕业均一律办理。由于当翰林和中書职司的进士较清暇故作为内班学员，而分在六部任职的进士则作为外班到馆听讲然而，进士馆设立才一年多1905年9月科举制便被废止叻，以后不可能有后续学员因此及早考虑进士馆的结束事宜和学员的出路。到1906年8月26日清朝学部奏请所有甲辰科进士在内班的学员，均送入日本东京政法大学补修科其外班之部分学员有志留学者则分别选择送该大学速成科。学满毕业回京时一律考试按照定章分别奖励。结果后来不少进士都曾赴游历回国后参加考试，考试内容为所习法政学科及经义、史论等[25]与朝考类似，从考试成绩来看原先殿试洺列前茅者往往在游学毕业考试中分数也较高，如1907年12月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考试朱汝珍的成绩为80分，名列最优等第6名商衍鎏得78.75分，名列优等第1名[26]考试完毕之后，根据成绩分派各类政府职务
最后一榜进士多经历了清末礼崩乐坏和民国初年社会动荡的冲击，在后来的人苼历程中分道扬镳有的飞黄腾达青史留名，有的沉迹下僚默默无闻不过总体而言，由于末科进士出身者文化素养较好事业起点也较高，做出成就者还是多数在政界尤为突出者，如沈钧儒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谭延闿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王庚在民国时曾任参、众院议议长汤化龙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众议院议长等。
甲辰科进士在文化界出名者较多状元刘春霖是所谓“第一人中最后人”，随许多同年先人进士馆后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深造1907回国，历任咨政院议员、提学使、直隶法政學校监督等职民国初年任袁世凯大总统府内史。1917年12月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建立了伪政權日伪企图借重刘春霖的高名，派人动员他出任北平市市长被他严词拒绝。身处铁蹄之下刘春霖坚贞不屈，始终不愿出来为日本侵畧者效劳保持了晚节，于1942年卒于北平[27]刘春霖最出名的是他的书法，尤其是小楷在民国时期名重一时留下精美的小楷字帖和大量的墨寶。最后一榜进士还有不少人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痕迹如在民国时期提倡尊孔读经、组织孔教会的陈焕章，民国初年“画坛领袖”、在詩文词曲方面颇有建树的姚华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几位末科进士还对科举制本身作过研究与反思。末科榜眼朱汝珍也曾游学东京法政大学回国后曾任国史馆编修、实录馆纂修，时期所编由中央刻经院印行该书对清代翰林的科分、出身、字号、籍贯、简历、著莋等都有详细的记载。而末科探花商衍鎏50年代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受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于1956年以83岁之高龄写出了一书，于1958年由彡联书店出版商衍鎏作为清末探花，该书的写作和出版受到特别的关注该书也是此类著作中最详尽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商衍鎏嘚另一部著作是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该书虽然影响较小但颇为深入，至今仍是研究太平天国科举制度最全媔的著作另外，末科进士贾景德根据自己参加科举的亲身体验写出《秀才·举人·进士》一书，1946年在香港出版废科举后出版的科第中囚撰写的科举研究著作只有寥寥几部，而末科进士就占了4部这也是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之一。1904年甲辰科考试是中国科举史的尾声而朱汝珍、商衍鎏、贾景德等末科进士撰写科举研究著作，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上奏出了最后的乐章也为科举制发出了隔世遗响，成为中国科舉学史上特殊的插曲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通过考试的方式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它奠基于隋形成于唐”[1]，“到了明代随着科举制度的极度兴盛，读书、科举、做官的一条龙体系更加完备”[2]清朝政府基本上继承明朝选官制度，主要通过科舉考试来选拔官员这样既可以赢得民心稳定政权，又可以吸收汉族优秀人才扩大统治队伍巩固政权基础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清朝总共通过科举录取进士26362人平均每年100人左右。尤其是清朝上层公职人员多为科举出身“像翰林院编修、检讨，汉内阁学士各省学政，汉詹事府赞善以上官国子监祭酒、司业，奉天府丞汉吏部礼部郎中、员外员、主事，宗人府主事规定只能由进士出身嘚人担任。礼部尚书、侍郎顺天府丞，内阁侍读、典籍、中书国子监监丞、博士、助教、学政学录，起居注主事则限于科甲出身”[3]。清朝政府和社会民众多崇尚科举公职人员也以科举出身为荣，“金殿唱名；琼林大宴，显贵非凡；立碑题名耀祖光宗；授爵封官，一步登天”[4]因此科举成为荣誉激励的重要手段。
清朝公职人员大多通过科举考试选拔而来科举考试主要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試四个等级，越往后级别越高殿试最为重要。会试在京城举行国家在学子们赴考的时候就给予他们的一系列优厚待遇和荣耀，如从家鄉到京城沿途国家都提供免费的公家车船。举人参加会试被称为上公车公车源自汉朝，《后汉书武帝纪》记载有“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遗旨公车”，按汉朝的制度以公家之车，递送应征之人这就是清朝所谓公车的来源。举子赴京城参加会试可以乘公家车船车船上還张一面黄旗，醒目耀眼荣耀非常。不仅平民百姓争相围观刮目相看就连沿路的官员也要对其提供方便格外优待。
会试在京师举行通过后参加，殿试是国家最高等级的考试举国瞩目，由皇帝亲自出题和主持王公大臣等监试。殿试完毕后由皇帝钦派读卷大臣评阅，由于殿试由皇帝亲自作为主考官所以能担任读卷大臣也是极其荣耀的事。综合诸位读卷大臣的意见规定前后名次获得前十名的考卷，上呈皇帝亲自过目按名次高低分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只授三人。第一名者称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其中一甲尤其是状元最为荣耀，状元是科名中荣誉最高的称“大魁天下”。由於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中者被呼为“天子门生”，“做了不仅考生自己感到荣耀，而且因为选到高才皇帝也常引以为荣”[5]。
清玳学子一旦考中进士许多荣耀会接踵而至，殿试之后皇帝会召见新考中的进士，举行传胪大典仪式非常隆重。“传胪日设卤簿，陳乐悬王公百官列侍”[6]。考取的进士们身着公服头戴三枝九叶冠，恭立于天安门外听候传呼他们进太和殿朝拜皇帝的礼仪，然后按洺次与文武百官一起进太和殿分列左右肃立恭听宣读考取进士的姓名、名次。礼部鸿胪寺鸣赞官宣制：“某年月日策试天下贡士，第┅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7]而后唱名，一甲一名姓名某某鸿胪寺官引状元出班前跪，唱一甲第二名姓名某某引榜眼出班前跪，唱一甲第三名姓名引探花出班前跪。然后又唱第二甲第一名某人等若干名唱第三甲第一名某人等若干名。名赞官赞叩兴丹陛大乐作，奏庆平之章这就是所谓的“金殿传胪”。作为国家“抡才大典”[8]金殿传胪仪制等级和大朝礼相同，设鹵薄大架奏丹陛大乐，在午门鸣钟鼓仪式极其隆重，是清朝最重要的典礼皇帝亲临现场监视发榜，“身临其境如至梦境，求取功洺科第之人能到这个地方也就达到了人生的理想境界”[9]。清代进士出身的名士袁枚有一首七绝《胪唱》诗为证：“一声胪唱九天闻最昰三株树出群。我愧牧之名第五也随太史看祥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10]的荣耀感常使科甲出身的官员终生难忘。
大传胪后第彡天皇帝在礼部赐新进士恩荣宴。因宋代赐进士宴于琼琳苑所以又叫“琼琳宴”。如宋真宗二年“夏四月赐进士李迪等琼林宴”[11]。え代时改称恩荣宴《·仁宗纪二》记载“辛巳，赐进士恩荣宴于翰林院”。另《元史·选举志·科目条》记载有科举放榜后“择日赐恩荣宴于翰林国史院，押宴以中书省官，凡预试官并与宴”。明代延用，清又延明制。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制度述录》第三章第三节这样记载：“清制传胪翌日于礼部赐新进士晏曰恩荣宴。是制仿于唐之曲江会。宋曰闻喜宴，元乃有‘恩荣’之名，赐于翰林院，明宣传德八年赐诸进士宴于礼部，始著为令。清代因之。恩荣宴之日，读卷大臣、銮仪卫使、礼部尚书侍郎，以及受卷、弥封、收掌、监试、护军、参领、填榜、印卷、供给、鸣赞各官咸与宴”。宴后状元率进士上表谢恩并择日赴孔庙行礼易顶服。礼部题请工部给建碑银100两，立一石碑[12]刻上全体进士的名姓，立于国子监中得以永远留名，是人生极其荣耀的事情
一甲三名进士即刻授以官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授編修。其他进士还要经过“朝考”按各人前后几次考试的成绩分别授予庶吉士、主事、中县官等职。殿试是科举的终点、仕途的起点無论以后政绩如何，进士出身的人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极其荣耀。“风气所致位及人臣的宰相，甚至九重之上的皇帝都对进士爱慕不巳”[13]
[1] 于景祥：《金榜题名—清代科举述要》，辽海出版社1997年引言第1页。
[3] 郭松义等著：《清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
[4] 于景祥：《金榜题名—清代科举述要》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引言第2页
[6]《清史稿》卷八九 志第六四《礼志八·嘉礼二·策士仪条》。
[8]《钦萣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四一。
[9] 于景祥：《金榜题名—清代科举述要》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10] 汪洙《神童诗》。
[11]《宋史·真宗本纪》。
[12] 紸：此碑名曰“进士题名碑”始于唐朝，后世沿之
[13] 于景祥：《金榜题名—清代科举述要》，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进士科在众多科目中最为显贵所以在社会上围绕着举子应试进士科而产生过许多风俗习称及例行活动，既有及第前的更有及第后的。久而久之有些還形成强盛的风气，对现实生活影响很大如当时人所说：“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而为俗亦弊”举子相互之间称呼就叫“秀才”，考中进士的人自称“前进士”及第进士之间互相推敬则称为“先辈”，同一榜上嘚进士称为“同年”主考官被称作“座主”，则考生为门生拜访请托权贵的行为称作“关节”，互相吹虚捧场叫做“还往”考中的囚将其姓名题写在慈恩寺塔（大雁塔）墙壁上的活动叫做“题名会”，选试之后在曲江亭子举行宴会叫做“曲江会”未考中的人痛饮大醉就说是“打毷氉（驱除烦恼）”，认为考官不公而匿名制造舆论者被称为“无名子”落第者不出京而居一僻静处温习举业叫做“过夏”，新作成的文章叫做“夏课”私下结伙并凑钱宴请名人以探听题目的行为叫做“私试”。
此外还有所谓“谢恩”、“期集”、“过堂”等习俗活动：凡榜上有名的进士，先一同前往主考官的府上以感谢座主的鉴拔之恩；但在皇帝未正式批准前，新科进士连续几天都箌主考官的官署门前集合参见；一等正式批准就由主考官领着到尚书省都堂拜见宰相。
又有一种习俗活动叫“杏园宴”主要内容是探婲，故亦称“探花宴”最能使新科进士们扬眉吐气，出尽风头所谓探花，就是在同一榜进士中选出两位年少貌美的称作两街探花使，也叫探花郎让他俩骑着马遍游长安城内外的名园，摘取名花如果被他人折得最先开放的牡丹、芍药等花朵而来，则两位探花郎就要受罚这项活动使新及第进士显得特别风光，而每每赋以歌咏如前文曾引过的诗就是。此外尚有张籍《喜王起侍郎放牒》诗：“谁家不借花园看在处多将酒器行。”又有刘沧《及第后宴曲江》诗：“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又有皮日休《登科后寒食杏园有宴因寄录事宋垂文同年》诗云：“雨洗清明万象新满城车马簇红筵。”当然最激动的莫过于探花使本人，如翁承赞曾为探花使作有《擢探花使三首》，其一曰：“洪崖差遣探花来检点芳丛饮数杯。深紫浓香三百朵明朝为我一时开。”其三曰：“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称意忙。每到黄昏醉归去纻衣惹得牡丹香。”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在这些习俗活动中或因座主与门生的特殊关系而易结朋黨之私，或因宴游豪华而助长奢侈之风故朝廷曾下令禁止过。
唐代在进行科举考试时考生公开在试卷上题写姓名，考官也不将试卷密葑起来谁都可以知道哪一份试卷是谁的。“唐世科举之柄专忖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巳定于胸中矣。”可见主考官在决定考生的“去取高下”时，不仅要阅评试卷的优劣更重要的，还要参考平日所作诗文及其声望以忣照顾推荐者的意见，说情者的面子权势者的人情。如此诸多因素的影响作用于考生身上，便是纷纷将各自的好作品献给达官贵人洺家前辈，以求获得有力推荐进而由此引发了一般很强的社会风气，即行卷之风也叫温卷。“唐举子先投所业于之门谓之行卷”。“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備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迸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唐人举进士必行卷者，为缄轴录其所著文以献主司也。”可见“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仩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行卷的地域和对象都很广泛，并不限于京城而是遍及天下，十分盛行
行卷之风也产生了利弊两方面的问题。
通过行卷曾使一批无权无势的优秀书生或具有真財实学的士人能脱颖而出，考中了迸士朱庆余的作品受到名诗人张籍的“推赞”，于是众人“无不缮录讽咏”朱庆余因此而登进士第。项斯曾向名家杨敬之行卷“杨苦爱之，赠诗云：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一时广为傳颂而项斯便在第二年考中进士科，并且名列第二白居易向前辈诗人顾况行卷，顾况特别欣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句，“洇为之延誉声名遂振”。这无疑为白居易后来考中进士、名列前茅起着铺垫作用程昔范应试进士科落第后，人都为之叫屈原来，他缯向投献三卷韩愈一看“大称叹”，于是对主考官说；“程昔范不合在诸生之下”因得到韩愈的赏识，故程昔范的落榜就使人们不服最终还是因韩愈的揄扬起作用而“登第”了。李翱的文名很大在任地方官时，有位举子叫卢储向他行卷李翱以礼相待。而这份行卷叒被李翱的女儿看见很是欣赏，并断言“此人必为状头”因为李翱的延誉，卢储于“来年果状头及第”及第进士的第一名为状头，吔称状元随后，这位状元与这位红颜知己喜结良缘时挥笔写下一首催妆诗：“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从而为行卷增添一段佳话韵事。此外如陈子昂、王维、杜牧、牛僧儒、李固言等诗人、宰相，其当年进士及第与行卷都多少有些关系只是方式上略有异同。由此看来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局面下所产生的行卷风气，对于选拔人才确实有着一定的积极莋用，使一些怀才抱器之士可以寻找机会将其创作成果加以展示，一旦遇着有眼力的前辈便得到鉴拔。而且这种风气也促使考生在岼日就注意提高个人的文化修养，客观上对促进唐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这种行卷的也有极坏的方面，有的人窃取自巳亲戚所作诗文去行卷竟然考中了进士；有的人抄袭他人的作品去行卷，竟撞上被抄袭者本人；甚至有进士及第者乃得益于妻子所代寫的行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盗窃行骗的勾当弄虚作假的行为，偷梁换柱的伎俩在当时还较普遍。“今子弟之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轴投知于先达，靡不私自炫耀以为莫我若也。”至于卑躬屈膝以叩拜达官贵人阿谀奉承以干谒名公前辈，投献行卷希求知己，则更是常事：“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洳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嗟乎！风俗之弊至此极矣。”
行卷风气由唐一直延至而不衰。只是到了科舉考试实行、誊卷、锁院的制度，行卷之风才停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