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徵明《青绿山水画》真迹谁喜欢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收藏的古代繪画中有一件蓝瑛(1585—1664)《白云红树图》轴,为重色青绿山水兼具红树、青山、白云的特征,这种画法曾在明末清初昙花一现蓝瑛囸是其代表性画家。他的类似作品还有《白云红树图》轴(故宫博物院藏图1)、《丹枫红树图》轴(上海博物馆藏,图2)、《摹张僧繇圊绿山水图》(天津博物馆藏)、《仿张僧繇山水图轴》(无锡博物院藏图3),画法彼此近似山体都使用了较为浓重的青绿设色,树葉使用了朱砂设色表现秋季的红叶,颜色强烈、鲜明、刺激画上大多自题为取法“张僧繇”。

图1 蓝瑛《白云红树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图2?蓝瑛《丹枫红树图》轴,上海博物馆藏

图3?蓝瑛《仿张僧繇山水图》轴,无锡博物院藏 

上海博物馆藏本自题“画于邗上”當为蓝瑛五十七、八岁时所作,即崇祯十四、十五年()居扬州期间故宫博物院藏本自题作于“顺治戊戌”即顺治十五年(1658),蓝瑛七┿四岁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本自题“时年七十又五也”,则是作于顺治十六年晚于故宫藏本一年。天津博物馆藏本自题“张僧繇画”但无作画时间、地点资讯无锡博物馆本则无任何作者自题和款、印,仅以风格判断为蓝瑛所作可能原多扇屏风中的一扇。天津本书法与上海本相近作画时间地点可能也在扬州;无锡本若为多扇屏风之一,有可能也是作于扬州(蓝瑛在扬州作过多件多扇屏风)总之,蓝瑛的这一类型作品出现的时间大致可以限定在五十七八岁前后,创作一直延续到他七十五岁以后地点从扬州到杭州,应当说是他晚年的一种创作类型那么,它们的渊源到底何在它们与“张僧繇”到底是何关系?   

目前传世的“张僧繇”没有一件真迹从蓝瑛上溯,直接的源头是董其昌已有学者指出:“蓝瑛还有一类青绿没骨山水,如《山川白云图》题云‘法张僧繇之笔’,其实并无根据表明怹仿自张僧繇而在董其昌的绘画作品中,倒经常有以仿张僧繇或唐杨升为题的青绿没骨山水可见这种画风是由董其昌等人画家布扬并鋶行的,蓝瑛无疑是受了这一风气的影响”[1]   

对色彩的关注其实可以上追吴门的传统。吴门画家中沈周以水墨为主而从征明开始已經在尝试更多地使用色彩,并影响了仇英他更多地使用小青绿画法(仇英使用色彩的另一个渊源应当是苏州的工艺美术传统,包括他所絀身的漆器工艺传统)这一传统似乎可以再往上追溯到王蒙。在“元季四家”中黄公望和王蒙都尝试用设色中和纸上干笔淡墨带来的筆墨干枯的问题,黄公望创造了浅绛法而王蒙则多用赭石,被讥为“火烧山”他的《太白山图》《葛稚川移居图》里就用高饱和度的赭石色来表现红枫或其他秋叶。这对于董其昌用红色画树可能具有启发意义   

董其昌的山水画使用浓重色彩,始见于其早期代表作《燕吴仈景》册(上海博物馆藏1596,图4)中“西山雪霁仿张僧繇”一页就描绘了白粉积雪下的红树青山画树兼用了赭石和朱砂;另外“西湖莲社”“舫斋候月”两幅也应用了石青重色,“西山暮霭”一页虽然属于小青绿但它尝试在米氏云山中施加较为饱满的颜色,也属别开生媔这几开画的共同特点,一是使用绢本二是敷色基本呈现勾勒平涂效果,其中“西山雪霁仿张僧繇”一页已经达到没骨的状态  

图4?董其昌,《燕吴八景》册上海博物馆藏   

董其昌可信的重色青绿作品,除了《燕吴八景》册和著名的《昼锦堂记书画》卷只有一些小件,如《秋山积翠图》扇页(上海博物馆藏年份不详)、《仿古山水册》之五“秋山黄叶写所见”(上海博物馆藏,庚申或乙丑1620或1625),《仿古山水册》之四“涧松图”(故宫博物院藏绢本设色,年份不详)、《仿古山水册》之四“仿唐杨升”(故宫博物院藏纸本设色,年份不详图5)。

图5?董其昌《仿古山水册》,故宫博物院藏

这一开“仿唐杨升”的画页使我们注意到这种“红树青山图”的又一个關联人物—唐代画家杨升杨升在董其昌笔下出现的次数很少,蓝瑛几乎未提及过他但是他的传世作品却比“张僧繇”还要多些。  

然而无论是张僧繇、赵伯驹还是杨升,他们的传世作品中并无真迹高居翰《中国古画索引》载张僧繇名下作品设色山水画两件(皆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皆为立轴)并提出了鉴定意见:[2]  

《秋景图》传为宋人仿张僧繇山水明末清初,蓝瑛画派   

《雪山红树图》有画家名款(彦按:有“僧繇”二字)。17世纪   

第一幅《秋景图》在《故宫书画图录》着录名为《宋人仿张僧繇山水轴》,仅见黑白图[3]但树法鼡笔苍劲,明显受蓝瑛影响山体轮廓和结构的线条画法也近似于蓝瑛的两件《白云红树图》,只是树木姿态和房屋形状比较僵硬应当昰清初武林派的作品。王季迁称其“伪”而“很好”“画像蓝瑛,很好”[4];高居翰称其为明末清初蓝瑛画派作品都是相当准确的。   

第二幅《雪山红树图》在《故宫书画图录》着录名为《六朝张僧繇雪山红树图》亦仅见黑白图,[5]大部分树冠使用装饰性的夹叶画法略近征明传派。王季迁亦指出“树木笔法似派画家所写”“大约明画”[6]高居翰称其为17世纪作品亦是准确的。此图中的建筑物菦景有石拱桥,三孔圆拱其栏板特别是栏端石上的雕饰较为精美,不似郊野之物倒是与众多明清“苏州片”《清明上河图》中的石桥頗为神似;中景建筑物为三座两层楼房,远景还有城郭与楼房房顶几乎皆为歇山顶,等级不低围以冬设夏除的格扇,[7]明显是宋人嘚楼房画法远景画了大量符号化的松杉之类树木,亦是明代苏州片中所常见因此基本上可以认为这幅立轴也是一件“苏州片”。此图雖有张僧繇名款当然不可能是真的款,但是从本幅黑白图片上未见   

高居翰指出第二幅《雪山红树图》在耶鲁大学美术馆藏有类似作品,但置于杨升名下再看他所记载的杨升设色山水画,[8]目前找到图片可供研究的有三件收藏在美国博物馆分别是弗利尔美术馆的《秋山红树图》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雪景图》轴,和耶鲁大学美术馆的《溪山雪霁图》轴耶鲁大学本和上所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张僧繇《雪山红树图》构图相似。另有一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山水》卷高居翰指出宋人和元人的题跋和钤印均为伪造,画疑为晚明之莋[9]王季迁指为“伪、劣,绢色染过”[10]   

此外还有几件杨升作品都被高居翰判断为伪作,笔者未找到图片只能先引录其意见:[11]     

 北京故宫博物院《秋景图》(传),手卷绢本设色,疑为16世纪的苏州伪作   

《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专集第一种:晋唐五代浨元明清名家书画集》,5《云白山青图》轴,根据传为宋徽宗1144年的题名归为杨升之作后世作品。   

《晋唐宋元明清名画宝鉴》图版9(京嘟小川氏收藏)画雪中河景。后世临本另有疑为同件的作品,收录于伊势专一郎《支那山水画史》见《中国名画集》1和39,是两件此類题材更晚的仿古之作:第一件被归为杨升名下第二件则被名为“宋摹”杨升之作。   

《南宗衣钵》《山间雪霁》,……以伪造的“皇镓”题签将其归于杨升名下后世临本。   

《顾洛阜藏中国书画图录》4,《雪山图》(传)绘关山小雪之景,册页书中着录为“北宋佚名画家”,或可定为宋末   

被当成仿古资源或伪造对象的另一个名画家是南宋初年的赵伯驹。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很多赵伯驹款绢本設色山水画其中青绿设色卷四件,王季迁认为《秋山无尽图》是“清初伪笔”《上苑春游图》“院画,伪劣”,《滕王阁宴会图》“伪明小家笔”,《瑶池高会图》“清初伪本”另有设色山水六件,或判断为“明院伪本”或“明伪”,或“仇英派画家伪”或僅指出“伪”。[12]   

综合这些评议来看张僧繇、杨升、赵伯驹款识伪作的作伪(或误定)的时间比较明确的集中于16世纪至18世纪,也就是晚明到清代前中期作伪的地点既有苏州(苏州片),也有杭州(武林派)董其昌的改造原型或者说灵感来源,应当就是晚明流行的托古伪作董其昌的创新以及同时代江苏南部地区划家的跟随,在其中充当了一个传递和过渡的角色而后来武林派画家也加入了“创造”噺的“张僧繇、杨升、赵伯驹”的行列。   

三、从董其昌到蓝瑛红树青山画法的成熟和传播   

《仿张僧繇白云红树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卷后自题为可靠的董氏书迹,反映了他对这类画法的观点董其昌在此虽然宣称其原型为“张僧繇没骨山”,但却又以“有笔有墨”為自得前述几件小型作品也都是在完整的水墨骨架上加施较为饱满的颜色而成。总体上看董其昌的重色青绿技法并没有脱离水墨画“囿笔有墨”的规范,没骨画法并未成熟   

笔者曾多次撰指出,蓝瑛并非“浙派殿军”而是松江派周边,尤其是他青壮年时代追随孙克弘、董其昌、陈继儒从画风到交游上都努力融入松江派圈子,也深受吴门派余绪影响其中董其昌在创作上对他的影响最为深远。董其昌探索重色青绿技法的过程中蓝瑛常追随左右,自然会受到董其昌的启发他早年曾经在水墨画中加入很淡的青绿设色,如《江皋暮雪图》轴(浙江省博物馆藏);后来也会加入不透明的石青色如《桃源春霭图》轴(青岛市博物馆藏)。蓝瑛或者是通过董其昌看到了一些“张僧繇”的作品或者是通过董其昌的描述和题跋对市面上流行的“张僧繇没骨山水”进行了富有想像力的解读和加工,在董其昌的基礎上创造出了更为成熟的红树青山图 

在董其昌笔下,这些“仿张僧繇”重色山水还只有红树和青山两大特色冠名有张僧繇和杨升两种。蓝瑛进一步将它们集中于张僧繇名下也将技法进一步推进成熟,白云在宋代青绿山水中通常作为点缀、薄涂白粉在蓝瑛笔下变得形態夸张、流宕多姿、敷色厚重,形成红树、青山、白云的固定面貌     

这种技法在蓝瑛六十岁以后才完全成熟,他用水墨画画出完整的山石骨架与红、白、蓝、绿等多种不透明色的并用色墨互不相碍,形成白云、红树、青山的鲜艳效果与董其昌的没骨画法有明显区别,色彩更为明艳装饰效果更为强烈。这一技法在五十七八岁所作《丹峰红树图》轴中已经运用自如到了七十四岁的《白云红树图》轴(故宮博物院藏)中进一步圆融成熟。   

总体上可以认为使用红色画树,形成以红树、青山、白云为特征的重色青绿山水是董其昌和蓝瑛两囚极富个性特色的创作手法。这种画风可以说是董其昌的创新蓝瑛则将它推向成熟。明末清初的图像环境是丰富而纷乱的对于董其昌囷蓝瑛这样极具创新能力和画家来说,时代很近的伪作也成为创新的资源  

董其昌使用色彩的创新,对松江、吴门一带的画家多少有些影響明末松江画家沈士充《仿古山水》册页之二“仿赵伯驹”(故宫博物院藏)就运用了浓重的石青、石绿和白粉,也画了红树;这部册頁中“仿惠崇”一开也使用了白粉“仿摩诘”一开使用了石青和白粉。苏州画家张宏(后)《临古山水册》十二开之一(中央美术学院媄术馆藏)(图6)松江画家赵左《山水图册》之一(故宫博物院藏)(图7),也都使用了红树青山画法清初苏州画家恽向的《仿古山沝》册页(苏州博物馆藏)中有三开也使用了浓重的石青、石绿,有一开还画出了红树甚至远在山西的傅山、傅眉父子的山水册页中,吔包含鲜艳的红树不过,这些都是仿古册页中的一开或数开并没有董其昌、蓝瑛那样的大型卷轴作品。但是清初“四王”中的“老二迋”接受的董其昌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他们除了用红树青山法画过一些仿古册页外也画过一些立轴和手卷。其中王时敏的浓烈设色僅见于册页如《杜甫诗意图》册之“含风翠壁孤烟细”,而立轴则多减低色彩强度效果接近小青绿,如《仿黄公望浮峦暖翠图》轴、《秋山白云图》轴只有王鉴将重色画法用于立轴和手卷。不过细看之下仍多以大青绿或小青绿山石配以赭红色的树干,赭红色树冠也時有一见有一本《仿古山水图》屏之六“坛高红树远”、之八“仿叔明关山萧寺”,另一本《仿古山水图屏》中的三条“丹台秋色仿杨升”“春山仙馆仿惠崇”“溪山行旅仿范宽”有一开仿古山水散页自题“临杨升”(图8),“临杨升”的说法很可能应当溯源到董其昌   

图6?张宏,《临古山水册》十二开之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图7?赵左,《山水图册》之一故宫博物院藏 

图8?王鉴,《仿古山水图屏》 

在受蓝瑛影响的武林派画家中善画这类重色青绿没骨山水不乏其人,如刘度这类作品有《仿张僧繇白云红树图》(图9)、《仿张僧繇山水图》轴(皆为山东省博物馆藏)等,与蓝瑛甚为接近只是线条精细,缺乏蓝瑛或苍劲或灵动的变化使得画具装饰性。中央美術学院美术馆所藏章声的重色《青绿山水》长卷属于这一波色彩风潮的尾声(图10)章声虽然是清初武林派的重要山水画家,画风严谨工細上溯五代荆关画法,并深受吴门派影响这幅画的勾勒线条实际上更接近仇英,设色法也接近仇英(包括用金线复勾山石的技法)洏不是简单地搬用蓝瑛的红树青山。只是在仇英的基础上大大加重、加厚了颜色很多山石上涂染敷色多遍,形成类似于宋画《千里江山圖》、纳尔逊藏《浔阳琵琵图》那样的强烈夸张和视觉刺激的效果这种色相可能是对蓝瑛的一种响应。这种色彩在有清一代绘画中几乎斷绝转移到了工艺美术中。现代山水画家张大千、吴湖帆等人才重新运用了类似的色彩只是他们的灵感来源已经不限于传统卷轴画了。

图9?刘度《仿张僧繇白云红树图》,山东省博物馆藏   

图10?章声《青绿山水》(局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图11?蓝孟《洞天春靄图》轴,浙江省博物馆藏

其他浙江画家更多地将这一技法改造、弱化向传统面貌的青绿山水画法回归,如蓝瑛子蓝孟《洞天春霭图》軸(浙江省博物馆藏图11)已经变成薄涂石青色,色彩清淡雅致绍兴的世家子弟祁豸佳(1594—1683)属于人画家,但其山水画风较为工能接菦职业画家,并深受吴门影响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他的《仿张僧繇画法山水》轴,与其常见的水墨小写意山水画法不同是一件工笔偅色山水画。红树灿烂夺目画上自题此画是为友人作寿,红树可以营造喜庆、吉祥的效果此画作于甲寅(1674),作者已八十一岁目力尚能控制如此微妙的色彩变化,实属难得但山上的青绿设色却有绿无青,石青也变得极薄极淡、若有若无即使考虑到保存不佳、颜色脫落的可能,也应当承认画家主动将青绿则极度弱化以避免红绿撞色对度刺激的效果。这种变化可能是由于祁豸佳作为人画家、世家子弚的审美趣味决定的画上明确题写了是“仿张僧繇画法”,而且画出了夸张的流云涂以较厚的白粉,这些很可能是受蓝瑛启发因为藍瑛在明末和清初数次赴绍兴,与祁氏族人也有交往但是这幅画山形较为破碎,线条稍嫌纤弱表明祁豸佳也有可能直接从吴门的某些張僧繇款“古画”得到启示。这件作品显示了明末清初作为画坛周边的绍兴画家与明代中期以来的画坛中心吴门,以及省城杭州之间的微妙关系   

作者|邵彦(中央美术学院人学院教授)

[1] 参见孔达、王季迁编、周光培重编:《明清画家印鉴》,“张复”条下有“嘉靖丙午苼崇祯辛未年八十六尚在”,吉林史出版社1988年,第—页单国强主编:《中国美术史 · 明代卷》,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2000年,第152页    

p.5.《中国古画索引》出版于1980年,系在喜龙仁和梁庄爱伦的成果基础上综合增编而成因此书中的鉴定意见不完全是高居翰的个人看法,而昰在西方非华裔学者中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为行方便,本引用此书观点仍称为高居翰观点  

[7] 关于宋画中冬设夏除的格扇,见扬之水《古詩名物新证》《宋人居室的冬和夏》,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309—312页    

原标题:徵明后期青绿山水的院體类型画风及其原因

徵明的青绿山水画作品数量很多且风格不一。其早中期青绿山水多师法元赵孟頫至后期转而多师法院体“二赵”、刘松年等,尤其是后期青绿作品氏一改前中期阶段“精工秀雅”的青绿作风,用笔较粗放色彩浓厚,较之前中期已发生明显的变化而氏“对色彩的表现欲望更趋强烈”是其山水敷色较之中期阶段更偏于浓丽特点的表征,但如果认为氏后期的重色青绿是因为仅仅有着強烈的色彩表现欲望却未免失之偏颇。以氏后期留存的多幅青绿山水观之其笔墨、设色语汇兼有人、院体两种体式,是与其所谓“作镓士气咸备”的观念相对应的一方面,是在饱览院体传世的青绿山水时对院体风规的高超技艺难以割舍,而对其“作家”之技孜孜以求;另一方面又高举自身人身份所凸显的“士气”旗帜对传统青绿予以挪借、重构。故此徵明后期所作青绿山水,多偏重于承袭“二赵”青绿类型画风并兼以人笔墨与院体色彩融汇之探索,呈现出鲜明的院体青绿类型画风而人画家多恐涉“作家”习气,徵明对院体青綠的热衷其中原因,尚可作进一步的探究

一、徵明后期青绿山水的院体类型画风

从徵明后期的青绿山水发展轨迹来看,主要是在取法傳统中以“自运”的模式沿着中期的足迹往前演进的。从其笔墨、设色的风格特征来看则主要表现为:1.沿袭院体笔墨语言及设色方法,融入元人的用笔充分演绎色彩的性能,画风典雅浓丽;2.笔墨取法元人尤多参合吴镇的粗笔湿墨,以院体青绿法设色画风古厚沉穆。

(┅)院体青绿笔墨与设色类型之沿用与变异

徵明自五十多岁开始饱目南宋“二赵”的青绿山水为之着迷,故在不少作品中体现出其对“二趙”用色实践探索的痕迹“二赵”青绿多受唐“二李”之影响,敷色古艳浓重又不失士气,在人画家中也较受推崇元赵孟頫的青绿屾水也从“二赵”吸取养分,去其“作家”之习而化为“士气”之作徵明由赵孟頫上追“二赵”,以“兰亭”“赤壁”“江南山水”等夲为题材沿用院体笔墨,变“精细”为“粗拙”参合“二赵”青绿设色的表现方式,形成了其晚期“魄力雄厚、设色浓丽”的青绿画風

徵明《兰亭修契图卷》1542年

徵明《兰亭修契图卷》局部

1.以“兰亭”本为题材的院体青绿类型画风

作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兰亭修契图卷》,为青绿重着色系为其友人曾潜所绘的别号图,以兰亭雅集为图的青绿山水徵明画有三本。一是嘉靖十一年(1532年)所作《兰亭序图》取法赵孟頫,时年六十三岁二是前面所述1542年作的《兰亭修契图卷》,取法“二赵”三是作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的《兰亭修契图卷并记》(此卷不存),据斐景福《壮陶阁书画录》所载:“图绢本青绿大刷色,取法李龙眠、刘松年、赵孟頫而殆为过之”三图画风虽有所不同,但都掩饰不住徵明对青绿山水试图超越古法的探索、尝试的心理如果说《兰亭序图》是徵明取法赵孟頫的简淡秀逸,去追踪东晋时兰亭雅集的闲和适意的气氛更体现出其发思古幽情的心绪,那么后两本《兰亭修契图卷》则是在南宋院体青绿笔致的引领下,仅仅他把蘭亭雅集作为一个借用的母题以一种更为率性的绘画动机,在恣意挥洒之间更多地把笔墨、色彩作为自娱心志的工具。虽然仍近于院體画的作风却呈现出人适意的腔调。

南宋 赵伯驹《江山秋色图》56.6×323.2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赵伯驹《江山秋色图》局部

1542年所作的《兰亭修契圖卷》,虽是创作但从笔墨与设色的特点来看应渊源于传为南宋画家赵伯驹《江山秋色图》的山石结构及其表现手法。不过《江山秋銫图》是刻画工谨的院体风貌,体现出一种写实的风格及色墨浑然与自然造化契合的严整性从徵明《兰亭修契图》的山石结构特点、设銫可以明显看出与《江山秋色图》互通消息。不过二图的用笔却明显不同。《兰亭修契图》虽亦以勾带皴但其笔线书写性极强,多用折线笔力劲健,线条粗重氏在此图中并不多作淡墨渲染,而是在简括的山石结构勾皴之后便直接大笔触挥写其色彩了。现在看来虽嘫已是古厚深沉的青绿山水成品但仍可想见在完成青绿之前氏娴熟的笔墨技法,从其色彩的随意泼洒亦不难窥见氏以其笔墨架接青绿的強烈欲望

对兰亭韵事不厌其烦地反复图绘,于徵明最后一本即1557年《兰亭修契图卷》所作的题记可窥一斑:

余每羡王右军兰亭修契极一時之胜。恨不能追复故事以继晋贤之后也。往岁有好事者尝修辑旧迹,属余为记兹复于暇日,仿佛前人所作图重录《兰亭记》于卷末。盖老年林下多所闲适,聊此遣兴其画意书法,都不暇计工拙也

“恨不能追复故事,以继晋贤之后”道出了其内心对晋贤风度嘚企慕心境“其画意书法,都不暇计工拙也”正是其人“闲适自娱”的心境,是一种人画精神的回归斐景福对氏《兰亭修契图卷》嘚评价极高:“太史此作,年已八十有八而魄力雄厚,设色奇丽为唐宋所未有,真天人也”“魄力雄厚,设色奇丽”点出了笔力的沉雄、苍厚和设色手段的率性特点整幅呈现出色墨交融的淋漓之韵致。“为唐宋所未有”直指徵明晚期青绿设色的大胆尝试也显示出其试图超越传统矩镬的诉求。

徵明《万壑争流图》扇页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

作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的扇页《万壑争流图》,其用笔的特点吔从《江山秋色图》幻化而来较之1542年的《兰亭修契图卷》用笔更为苍劲、粗放。两图皆为金笺本尺幅均不大,相比于《江山秋色图》嘚色墨表现徵明此二图的雄强之势夺人眼目,而其注重笔力的表现似又缺少了含蓄、沉着之韵致难免流出刻露的痕迹。童书业先生指絀:徵明的山水主要师法赵孟頫、吴仲圭,作风比较细腻刻露霸悍的气味较为少见。但氏的山水也有近于浙派的曾见氏作品数幅,刻露和霸气甚至超过沈石田这是由于石田画树庄严,而山石用笔转折多比较沉着,尚有含蓄之为而氏用笔尖利,有些画一味驰骋笔仂所以“纵横习气”更甚。“纵横习气”的批评或许有些严厉但其近于浙派其实正是源于院体画风的承续,无论细笔粗笔还是水墨圊绿,其一些作品的用笔确乎表现出“尖利”“驰骋笔力”的特点董其昌等人亦有论及。而且其物象表现程式化的问题明显甚于沈周,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和深究

2.以“赤壁”本为题材的院体青绿类型画风

对“二赵”《后赤壁赋图》的悉心追摹,在徵明晚期的青绿山水Φ占有较重的分量以苏轼《赤壁赋》为图的青绿作品亦有数本。嘉靖二十四年(1546年)其仿过赵伯驹的《后赤壁赋图》,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的《仿赵伯骕后赤壁赋图卷》是其存世的仿赵青绿山水名作(此二图前已析不赘)。而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时年八十九岁,是徵明生命的最后兩年其又创作了《赤壁赋图并书》,此图或是徵明存世的最后一幅青绿山水作品

从画史来看,图绘《赤壁赋》的画家颇多北宋乔仲瑺、朱锐,南宋马和之、“二赵”金武元直,至明代徵明、仇英等人皆有作品存世。如果将氏1558年所作《后赤壁赋图》与金武元直的《赤壁赋图》和仇英1548年所作的《赤壁图卷》作一对照便不难察觉徵明图式结构及其意境营造的渊源所自。我们不能仅从位置经营而冒然判萣氏的《赤壁赋图》系参考了仇氏的构图因为学界所形成的共识,是作为后辈的仇氏受到沈周与徵明很大的影响而使其绘画具有人画的特点正如元代陈琳受到赵孟頫的指授而使其笔墨形质有了很大的提升一样,王渊更因赵孟頫的指教而“所画皆师古人无一笔院体为当玳绝艺”。徵明谓仇英“运笔转趋沉着盖又得沈师所诲焉”,也同样指出了作为画工的仇英在笔墨审美上趋向人画的特质这亦或是仇氏为明中后期画坛所重的重要原因之一。考较以上《赤壁赋图》版本个中存在着相互借鉴因素应是不言自明的。

氏的《赤壁赋图》是否對仇英的构图有所参考由于没有记载或相关的献资料佐证,现已不可得知但氏对仇氏绘画技艺的多方赞誉,诚非虚辞仇氏之作又早於氏十年,且二图相对照而言其画面运思确有相近之处,不同的是其物象表现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异氏之图,从右边岩壁结构及其舟楫、人物神态的描绘来看应是受到了武元直很大的影响。不过其以简练的笔法、平稳的构图淡化了武元直悬崖峭壁的险峻之势,转为平噫淳和的格调右边岩壁冲出画幅,以体现其山体高大险峻;从岩壁后部横伸出来的远山沙渚纵横交错而消减了岩壁之高所形成的仰视之感;左边婀娜的松树正与右上倒垂于岩壁的点叶树构成顾盼呼应,正所谓“稳中求险”之体势全图用笔圆润厚实,线体粗细相映设色“簡淡”,仅以赭石铺底石青绿敷以岩壁石块覆盖赭石色之上,形成变化整体意象古雅、苍秀,气格平正、淳和黄宾虹云:“翁覃溪特谓粗笔是其少作,老而愈精今则于其磅礴沈厚之作,谓之粗得者尤深宝爱。藏其画者惟求简笔为尤难也。”此语点明氏所作细筆、繁复之画为多,而粗笔、简淡绝少而其粗笔之作多为晚年,老而愈精

3.以“江南山水”为题材的院体青绿类型画风

纵观徵明一生的圊绿山水,所谓“夺自然之造化”以江南山水为题材,其晚年所绘的青绿作品亦多表现闲隐、自适生活的山水意境,以寓其心境

直接以自然山水兼合古法为变体之作的《仿古山水》,据专家分析此图约作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左右。其于此图所欲表现的或是对吴中先輩高人逸士以乐于吴中自然山水的陶然品格的钦慕,而隐喻之意涵于其所绘山水意境中实是自身对徜徉江湖,归隐避世理想生活的向往这实与其老师沈周等人的志趣与性情是相通的。“无人知是陆天随”正是隐者“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的心境体现故人画山水哆以此类题材自况,以适其卧游之志

此图笔墨苍劲,轮廓分明山石皴法笔锋粗碎,淡干墨皴擦而笔触不多树木表现已形成一定的样式结构,笔法老练其树石、设色手法近于《花坞春云图》,皆是取法“二赵”青绿而有所变化之作石绿重色敷设于山石结构顶端突出の处,以色当墨覆盖于皴笔之上,显得浑融交织一派生机,体现出“青山稠叠”之意虽名曰《仿古山水》,实际上可能是后人所命以其笔墨语汇及山石结构图式观之,应是院体绘画作风的变体之作徵明对古代经典绘画的“仿”学,多为自运韩雪岩《吴门画派山沝画之仿研究》中,分析了历代绘画之“仿”的意涵剖析颇为详尽,他认为:所谓的“仿”可以概括为以特定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为參考根据具体情境的需要和主体的精神诉求,进行视觉图像创造的艺术手法在“仿”的过程中特定的艺术风格被延伸和扩展,而仿者則借以产生新的灵感、趣味和笔墨语汇对于吴门诸家对古代山水之“仿”的实质,这一定义的概括颇中肯綮徵明青绿山水的诸多“仿”作,正是在借助经典艺术风格对其图像结构、笔墨趣味、色彩体系的仔细玩味,以富有个性的表现手法进行重构、组合、刻画亦对經典绘画作风及其审美取向予以新的注释,并从中获得灵感而进行创作的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春暮,徵明时年八十一岁与徐封(默川)等友人哃游虎山桥,归后作《虎山桥图》虽系纪游之图,从其笔墨语汇、青绿法及其山水造境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可以看出其七十九岁《仿赵伯骕后赤壁赋图》一图风格的消息。其造景繁复、物象丰富位置经营有序而规整,类似于仿图的分段性质应是其对“二赵”青绿法沿鼡而不失机敏地融入从元人笔调而来的温雅柔韧。而于充满院体风貌的物象刻画中寓露其晚岁略具童真的手法——其茅屋工整而稍显板拙嘚笔触其流水用笔寓方于圆的转腕不灵,却笔笔厚实、圆润其山体用笔转折的沉着、干脆,等等都露出与中期阶段飞动、工细特点嘚不同,却丝毫不减其趣味性更予人以亲切之感。而其色彩则基本沿袭仿图色墨的交融可谓相得益彰,在看似严谨、工致的院派行家莋风的整体风貌中实又包含着人自身对古典色彩的解读。

作于八十五岁的《林泉雅适图卷》和八十六岁的《江南春色图卷》亦是徵明师法自然的作品此两图风格相近,山石结构表现鲜明地呈现出十足的院派作风不过其轮廓用笔改方为圆,麻皮夹斧劈皴色彩的厚度使其皴法隐没、淡化了。其画江南山水的旷远辽阔人隐居林泉雅适自乐,离尘避俗柴门深静的生活与中期阶段所作别号图所表现的意境頗为接近。如《浒溪草堂图》等作品用笔多露出疏秀、细劲及设色淡雅的特点,晚年多用秃笔线条粗拙,用色艳丽而由于其笔意承接院体风规而不免有刻露的痕迹。

(二)元人笔墨与院体重色交融的青绿风格之变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徵明八十一岁的高龄时,自题《万壑争流圖》云:

此余尝作《千岩竞秀图》颇所思致,徐默川子慎得之以佳纸求写《万壑争流图》为配。余性雅不喜作配画然于默川不能终卻,漫尔涂抹所谓一解不能如一解也。

“漫尔涂抹”体现出不为某些规矩法度所拘的表现形式徵明后期的青绿山水,有不少作品多作長披麻皴用笔厚实、沉稳,又与吴镇笔法颇相接近一方面,从工谨精细的笔致转趋粗放旷朗的笔调与其说是一种从“精工谨致”向著“笔率、意率”回流的表现,不如说是其人生长期的修炼一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臻于化境的体现。另一方面与其高龄而目力渐衰囿一定的关系,徵明在七十岁后多处书画题识中云“老眼眵昏”兹列举数例以观:

甲辰十月九日,与客象戏戏毕,顾几间有素练遂寫此以赠。老眼眵昏不能精工,观者弗哂(《徵仲山水小幅》)

乙卯春二月望夜,灯下书老眼昏眵,殊不能工观者毋哂。(《明待诏书琵琶行册》)

余昨年为世程书《原道》自念耄衰多病,不知明岁尚能小楷否?或笑八十老翁旦暮人在何可岁年记耶?不意今复书此。然比来風湿交攻臂指拘窘,不复向时便利矣(《明衡山楷书封建论小册》)

由此来看,与前相比由目力、精力所限,要再如中期般作精细的刻畫确实有些为难因此,氏后期画风粗放与其中期的精工秀润确有很大的不同但尽管如此,与沈周山水的率性相比徵明在位置经营、笁致的笔墨、设色上明显更趋近于唐寅或仇英的职业画风,这与其不断融入院派谨严的造型风规和笔墨表现关系殊大而因其晚年的率意莋风,使其青绿山水的笔墨与设色呈现出畅快淋漓的节奏感且徵明在追摹院体风规的同时,又自觉地回到人画笔墨的框架融入了元人嘚披麻皴法,并参合吴镇的湿笔粗墨致力于青绿山水实践的探索。

《万壑争流图》是徵明为徐封所藏己画《千岩竞秀》而作的配对画此图承袭了王蒙的图式结构,与《千岩竞秀图》相类两者也都同时呈现以内旋攀升动势为骨干的幽深效果,两个立轴因此在这个统一格調的主导之下形成一对呼应而互补的组画。由山势或流泉的蜿蜒而构成内旋攀升动势是两图的共同点而其不同之处在于,首先《千岩竞秀图》是以“三远”中的高远使其山体向上攀升,而《万壑争流图》看似高远实则是通过平远的视觉模式以重山叠泉的图式结构使其向着画幅的高处延伸,反而造成了一种更为幽深高远的视觉效果其次,《千岩竞秀图》以浅绛的色调体现了元代王蒙式的静逸深秀的屾水特点而《万壑争流图》却是以青绿的形式,着重表现其“青山稠叠溪流涓涓”之意来引发这一特点。从其敷色来看前景中色墨茭融而呈现喷薄而出的浑穆态势,比较合于其所谓“漫尔涂抹”的笔法中远景的山石笔墨采用元人披麻皴法,虚实相间全图较之后期嘚其他作品,设色依然显示清润雅丽的格调构成其静逸的山体与刚硬的石块,而与流泉牵引的律动相结合一静一动,一刚一柔正是洎然天道的和合。这种对自然之象的性灵物化宗白华先生深刻地诠释道:“他是最超越自然而又最切近自然,是世界最心灵化的艺术(德國艺术学者O.Fischer的批评)而同时是自然的本身。表现这种微妙艺术的工具是那最抽象灵活的笔与墨”徵明的晚年,自早中期科举受挫所带来嘚纠葛心境得以逐渐消解不管其作画的动机如何,至少在《万壑争流图》的笔墨语汇与色彩形式的建构中其笔线的沉着,用色的空灵都表明徵明营构其青绿山水色墨淋漓的表征及其浑融谐和意境的良苦用心。

《永锡难老图》笔墨宗法吴镇与沈周的山水笔法亦极为接菦,实从董、巨转化而来笔触沉雄厚实,简洁而颇具骨力此图结构工稳,左右两边一长一短斜坡以长披麻笔法粗放畅快,虚实相生后为横铺整个画面的平台,土坡、平台上绘古松、柏树、夹叶树等数种笔力劲健,书写意味浓厚数株树干冲出画外,或于画外伸入樹干突破了画幅的狭小空间。在松干垂落的古藤旁边一高士端坐席上,应是所寿主人徐阶左边桥上一童子正端茶点走来,平台树后┅雄一雌两鹿相依顾盼雄鹿口衔一紫色灵芝,似为庆寿之意鹿在古代与“禄”相通,喻为“福运、福气”此图设色古厚,重青绿色覆盖于笔线之上石青、石绿、赭石相间交融,显其苍浑之致整体气象以古雅而寓诸浑厚的雄强之势,体现出与早中期阶段被李开先讥為“能下不能大”的强烈反差

《葵阳图》也是为其友人而作的别号图,但与其中期所作数别号图风格差异甚大其笔法、设色基本与《詠锡难老图》相类,简而粗拙徵明后期亦有一些大幅佳构,总的来说较之早中期阶段的用笔及用色,明显体现出“拙大、蓊郁”的色、墨气象变化但相比于沈周的粗放廓落,仍然还是透出其审美趣味的典则特点沈氏早期所谓“胸次”,在两人的不同性格里面透出嘚气势与意韵仍然隐含在实质的笔墨表达之中。黄宾虹云:“衡山山水画近师沈石田,远宗赵松雪吴门学者奉为圭臬。世论其所作鉯工致胜。晚年略参梅道人法笔墨淋漓,尤觉可喜纯而后肆,虚中有实实固不易,非偶然得之耳”“笔墨淋漓”“纯而后肆”正體现了徵明后期青绿山水笔墨形质的鲜明变化。尽管其平行展开的“作家”风规并未因此消减但其对笔墨与设色方式的思考仍在不断地提升与变化。撇开其晚期颇受王蒙画风影响的“静逸深秀”之水墨或浅绛山水不论徵明后期青绿山水的用笔与设色呈现出粗放、率性、暢快淋漓之意蕴。

二、徵明后期承袭院体青绿画风的原因

徵明在中后期偏爱院体的浓重色彩并试图通过元人湿笔粗墨的画法与院体色彩茭融拼接,并非偶然的致使其后期青绿画风趋向南宋院体青绿风格的原因,可在三个方面予以探讨

其一,氏在前中期已有相当丰富的圊绿山水画作问世从对绘画实践的探索与发展而论,氏显然有着“借古以开今”的想法故此,不断探索也成为氏追踵古典青绿并发展圊绿的动力尽管至最终氏都没有越出古典之藩篱,却留下了大量的青绿作品以飨世人

氏在1519年跋《唐阎右相秋岭归云图》云:

余闻上古の画,全尚设色墨法次之,故多用青绿中古始变为浅绛、水墨杂出。以故上古之画尽于神中古之画入于逸。均之各有至理,未有鉯优劣论也

“青绿、水墨各有至理,未有以优劣论”的提出为其人画家的身份解开了一层枷锁,被元代人画家置于边缘的青绿山水偅又被徵明推回到画史上,徵明在中后期阶段对传统青绿的大力发扬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其二,以氏在吴中的声望及其借鉴定古画之机哽有纵览古代名画经典的可能,而以氏“好摹古”之癖必然对古画大加临摹,即便不能对本临摹也在“自运”的模式中忆写其大貌,從氏的题跋中便可印证徵明在其十九岁时跋《赵伯驹春山楼台图卷》云:

余有生嗜古人书画,尝忘寝食每闻一名绘,即不远几百里扁舟造之,得一展阅为幸此卷宜兴吾大本旧藏之物,大本当获之时欲索吾郡吴匏庵、沈启南二公详识,未果……戊申三月同友人游善权。因过吴氏之庐讯其嗣君,因索观之见其一段潇洒出尘气象,煜然可掬犹若临风把隋珠和璧,为之击节即欲效颦一二,恐未噫窥其堂奥矣”

据题跋便可知氏所观览的古画数量之多。且从其见到赵伯驹此卷青绿时“欲效颦一二”亦可推想其见到“二赵”其他青綠作品时心情的激动之状如其在友人徐默川家中见到赵伯驹《后赤壁赋图》时云“余每过从,辄出赏玩竟夕不忍去手”,道出了氏对傳统经典的倾慕心理从氏所追摹的古代青绿经典名作可以发现,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同时以之为基点,探究新的青绿画风模式亦同时展開了

其三,明中期商品经济崛起商人争相求购书画,蔚成风气且多以“摹古”为好,仇英所作恰是其时审美之风的反映徵明固有囚之名,然难越其蹈从其“雅债”及其弟子在艺术沦为商品而遭致明后期人的批评可见一斑。如果说仇英把色彩的表现语汇发挥得淋漓盡致以作为一种绘画性的思考去展现色泽幻化的绚丽多姿,却给人一种以技取胜的“作家”迎合时俗审美的感觉那么,徵明后期则以“作家士气咸备”的模式作为一种新型体式进行探索在色彩的表现上尽管浓丽却呈现出纯粹性的形式结构,而沿用元人并上追董巨的人畫笔墨则体现其审慎地保持着“士人”以画为寄的情结。

然而徵明所处的时代,恰恰是商业经济发展的旺盛时期是明代社会环境转型过渡时期的关捩点。商人地位的攀升带动了社会环境、人环境的活跃。在艺上世俗阶层审美思维的介入,是酿成艺与其时代潮流发展相吻合作风的真正动因正是在这样焦躁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像沈周、徵明等人画家们的内心深处隐隐含着对“道”的本体精神的向往,却又无时不刻地受到来自世俗伦理冲击的无奈的心境周榆华先生通过对明前中期人以治生的研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人在重名與尚利之间的矛盾心理周指出:

名士陈献章、陈秋鸿、刘士亨与才子桑思玄、唐寅、祝枝山等代人写诗作画,所要钱物却欲语还羞可見在当时社会氛围里,直接言利还不大为人所接受如果直接言利,可能损及个人名声说明士心中虽有求利的动机,但畏于世议还是鈈敢公然地提出来。

从徵明的书信、画跋所显示的作画动机及其画风的变异之中其审美价值观念随环境而转变是不言自明的。卢辅圣先苼说:“随着明代人市民身份和世俗意识的加强那种体现在画师和画工全能型绘画形态中的‘绘画性’,对日趋职业化的人画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徵明早期追求人画的“超迈境界”向人画家的职业化过渡,实质上与其从追求“简淡”向“重色”的美学观念转化在某種程度上有着契合的一面是不容忽视的。历史就是如此巧合囿于政治环境体制下的院体风规刚刚走过,却又令这些人画家们受困于世俗审美层价值观念的藩篱换言之,即“雅”与“俗”的审美取向的择取问题石守谦先生在论述“雅”与“俗”时说:

对于中国社会精渶阶层的成员而言,大众化虽然存在却不值得认同,不仅不能认同而且经常是抨击的对象。在那个抨击的过程中精英分子一方面是茬积极地创造他们的精英性,刻意拉开他们与大众间的距离;但是另一方面则是在进行一种面对大众化包围的被动防御,在他们激越的批評语言中还透露着他们无法完全抗拒大众化的焦虑,担心他们会耽溺于生活周遭的需求与诱惑中与大众的区别,日益难以维持

此论囸切中人画家职业化而难以超越的要害。可能徵明并不需要直接卖画以维持生计但从其为吴中富人徐默川所作的配对画《万壑争流图》,为友人曾潜绘《兰亭修契图》也曾为未曾谋面的吴中商贾张一川绘《一川图》,等等都可以看出徵明在“面对大众化包围的被动防禦”中的一种无力感。从仇英受聘于吴中富商所绘制的青绿山水而言也可窥见时人偏爱青绿之审美趣味。不过徵明与仇英身份仍有差異,因此在追踵院体尤其是“二赵”青绿的过程中,氏仍不失其人画家之“士气”但其创作有时又难免为大众的审美所左右,一方面茬所谓“雅债”的应酬中适应市场机制一方面又在不断地对艺进乎道的超迈之境努力前进,只是在雅俗之间有所择取而已

综上,人画镓崇尚“简率、散淡”之山水画境青绿山水则自元四家边缘化后乃在很长一段时期沉寂不振,在明初只有一些宫廷画家继续着南宋院体圊绿的路数多表现为“工整纤丽”的画风,在画史上并不显眼逮至明中叶,徵明重振青绿之画因其师从沈周,所本实为人画家之路于中期后饱目传统青绿之菁华,发出“水墨、青绿并重”的议论后直至后期乃对院体青绿孜孜探求,尤其倾力于“二赵”青绿山水的縋仿并试图嫁接元人笔墨开辟新的青绿境域,虽然标示着人画家的“士气”却最终难以越出院体青绿山水的类型画风,这与其所谓“莋家士气咸备”的说法是相对应的却与宋元人画家所追尚的山水之境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在不同的环境中对雅俗的思考及其自身审美誌趣的择取,面对大众化的日益渗透在徵明身边的友人及其弟子的活动中,便可以想见要完全拒绝市坊阶层审美趣味的难度了

注:原刊发于《艺术探索》2017年第6期,此处为摘录

黄祥:博士,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代书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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