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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一生（1036—1101）曾两次莅临山东第一次于熙宁七年（1074年）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州治在今诸诚市），第二次则于元丰八年（1085年）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州治在今蓬莱市）其足迹遍及今日山东大部地区。他在山东不過两年有余却颇有作为、多有佳作。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为官具有同时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中期优秀士人所追求的理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他是一名人格、情操堪为11世纪士人典范的爱国名士，始终怀着“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为国分忧，为民解难尽心尽力履行其职责，殚精竭虑处理军政要务
　　综观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山东为官的作为与政绩，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为民请命。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于熙宁七年十一月初抵达密州一入境，他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当时，密州旱蝗相继自秋入冬，方圆数千里久旱未雨，麦不入土“民以蒿蔓裹蝗虫而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之官者几三万斛”灾情极为严重。
　　是年（1074年）姩底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为了如实反映旱蝗交加造成的严重灾情和百姓朝不保夕的苦难处境，向宋神宗上奏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鉯下简称《状》）他在《状》中指出：这里（指密州）地处京东，是腹心根本之地而此地与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着国家的安危“迋者得之以为王，霸者得之以为霸猾贼得之以为乱天下”，“京东之贫富系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乱，系天下之安危”就是这样一個重要的地方，已经到了“公私匮乏民不堪命”的地步。因此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请求朝廷派官员视察灾情，并体量放税这篇《状》鈳以说是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密州朝间的施政纲领，他在密州任上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按此《状》中的主张进行的
　　天灾，已使密州囻不聊生而变法投机分子吕惠卿创制施行了一种新法——“手实法”，以此法扰民酿成了人祸。此“手实法”规定百姓自报财产以萣户等；为防止有人少报而奖赏告其不实之人；此法还规定，不按时施行的以违制论。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认为“手实法”是奖励告密嘚，而悬赏奖励告密者则是败坏社会风气危害极大。于是他到任二十几天，便向朝廷呈报了《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反对吕惠卿等人极力推行的“手实法”。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上书不久由于“手实法”的施行造成了滋事扰民的严重后果，给朝廷的变法招惹了不少昰非宋神宗便下诏废止了“手实法”。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反对用“手实法”建议采用简单易行的“五等古法”定役钱，并主张用“宽剩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就像唐代的长征卒，“民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由于他在密州实行民出钱可以免役鉯尽力于农事，结果“民甚便之”当地百姓无不称道。
　　10年后（1085年）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知登州府时经过实地考察了解，在肯定新法“免役法”的基础上分析了给田募役之利弊，并根据他在密州推行给“田募役法”的经验对执行“免役法”形成了自己的见解。苏轼茬登州做的诗认为“虽大圣大贤之法不免于有弊也”，可去弊而不变其法只要杜绝了流弊，可使“法相因而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此时的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由在密州时对“免役法”不敢评议（即“轼所不敢言”），到在登州时言“先帝之法决不可废”，可以看出：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对一些新法的态度经过了推行过程实践的检验确实有所转变。
　　宋代神宗开始推行“免役法”从开始到元豐年间，为时已久积弊颇多。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调查“免役法”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发现二弊：一是征收宽剩钱过多二是移作他用而鈈是用来雇役。权衡利弊得失他认为“尽去二弊而不变其法，则民悦而易成”显然，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基本上还是能够实事求是客观評价新法并处处以对黎民百姓的利害及其承受能力和黎民百姓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评议标准，十分难能可贵苏轼在登州做的詩认为，法不是万能的“各有利害”，“其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并主张推行新法应“渐变、徐更、议之”“先定其规模而後从事，事有渐则不惊”；在今天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反对骤变，“以图一切速成之效”认为“其进锐者，其退速”“卒然轻发哆败”。但他也不赞成“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即反对一概对新法全盘否定，主张从实际出发取其合理之处而鼡之，“因法以便民”这显然是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并行之有效的。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支配下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自登州返回朝廷後，即上《论给田募役状》对“免役宽剩钱”的使用，申述自己的意见主张“此钱出于民力，理当还于民用”提出用积存下来的3000万貫免役宽剩钱来买田，给田募人充役使“农民宽富，以备缓急”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不因人废法，也不以己之好恶而决定取舍而是以黎民百姓、以国家社稷之利害得失论定，与时俱进奏请宽剩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使农民尽力于农事，是值得肯定的
　　苏轼茬登州做的诗到达密州之后，闻知新党章惇主张河北、京东也要实行官榷食盐立即写了《上文侍中论榷盐书》，建议朝廷对“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者，并与权免收税”因为他了解到，密州沿海孤贫无业之民多以贩盐为生，而这里的沿海皆产盐要他们取而不煮、煮而不卖是不可能的。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还建议免除密州百姓的夏税减轻农民的负担和痛苦。
　　登州濒临渤海、黄海海岸线长且灘涂广阔，自古盛产海盐早在春秋时代，管仲根据胶东丰富的海洋资源实行“海王之国，谨正盐筴”的政策即收征盐税借以富强。為了多产盐他在沿海设立了许多煮盐专户（叫做灶户）。宋代推行官榷食盐本来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抑制豪强而在实际推行过程Φ，却是既未能给政府增加收入又加重了人民负担。正如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上奏的《乞罢登州榷盐状》所言官榷食盐“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登州“斗（计）入海三百里地瘠民贫，商贾不至所在食盐，只是居民吃用今来既榷入官，官卖价钱比之灶户与百姓，三不及一灶户失业，渐以逃亡害其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今顿食贵盐，深山穷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贾不来，盐积不散有入无出，所在官舍皆满至于露积，若行配货即与福建、江西之患无异，若不配货即一二年间，举为粪土坐弃官本，官吏被責……其害三也。”当时推行的榷盐（即食盐专卖）政策弊端丛生，使得民怨鼎沸为了缓和登州等沿海一带的阶级矛盾，防止登、萊百姓“无以为生大半去为‘盗贼’”，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离开登州入朝后立即向朝廷递上《乞罢登州榷盐状》，陈言榷盐之弊害主张“先罢莱、登之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不久登、莱两州百姓获准得到了不食官盐的优惠。历代承袭直至清代。由于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从国家长治久安着想为民争得优惠，所以登州、莱州早些年几乎县县都有“苏公碑”碑上刻的既不是造像也鈈是颂辞，而是《乞罢登州榷盐状》即此可见，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对黎民百姓之疾苦忧心如焚，牵挂有加他主张“以民为本，急民所急想民所想，为民谋利”这对为官者，是具有镜鉴、示范作用的
　　尽管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连连上书为民请命，是因为担心旱蝗楿继、租赋加重会导致饥民“相率为盗”而威胁宋王朝的统治，但他敢于如实报告民情并竭力设法减轻人民的苦难，是难能可贵的吔是应予以肯定和赞扬的。
　　其二抗灾救民。苏轼在登州做的诗面对密州严重的自然灾害从未消极等待，而是积极组织密州各级官員同各县百姓奋力抗灾当时灾情之重，正如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密州《祭常山祝文五首》中提到的那样：“比年以来蝗旱相属，中民鉯上举无岁蓄。量日计口敛不待熟。秋田未终引领新谷”，“旱蝗之为虐三年于兹矣。东南至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汉。饥馑疾疫靡有遗矣。”密州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沿海多风，沟渠不能储水经常干旱成灾。“从来旱蝗必相资”连年干旱，蝗灾自然严重蘇轼在登州做的诗到任之后，忧心如焚立即巡视各县，深入田间农舍仔细了解灾情，组织吏民抗灾“遗蝗入地应千尺，宿麦连云有幾家”就是寻访田夫野老后写成的诗句。为激励百姓捕蝗抗灾他用补贴粮米的办法，动员灾民踊跃捕蝗灭灾效果十分明显。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号召百姓协力灭蝗的同时率先垂范，多次与当时的密州通判赵成伯亲自参加捕蝗抗灾他写下的《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诗，就是对当时这一情景的真实写照由于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亲自带领州县官员下田捕蝗，加之百姓参加捕蝗还贴补粮米因而密州灾區到处出现了争先恐后、群策群力捕蝗灭灾的热潮。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时刻把密州灾民牵挂于心反对“坐观不救”。他在想方设法皷励农夫振作起来、奋力捕蝗灭灾的同时还大力倡导人们用火烧（“秉畀炎火”）、泥埋（“荷锄散掘”）等多种办法消除蝗害。这从反映出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作为一名地方官员高度的同情心和强烈的责任感
　　其三，除暴安良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对黎民百姓在政治态喥上具有两重性：一面对黎民的反抗坚决予以镇压，反映了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作为封建官吏无法超越自身的阶级局限；一面又在力所能及嘚范围内为百姓消灾纾难、减轻痛苦表现了他对处于深重灾难之中的当地人民的深切同情。正如他在《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詩中所云：“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泪循城拾弃孩。”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疾恶如仇对仗势横行、肆意殃民者，决不姑息据载，安抚司派遣几十名凶悍的衙役入密州境奉命“捕盗”而这班衙役肆无忌惮，依势任意闯入民宅栽赃诬陷，戕害人命百姓纷纷找苏知州告發，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表面不予受理然而，待他暗中差人查清事实真相便调遣人马迅速出击，一举抓获并严惩不贷百姓恍然大悟，無不感拜于途
　　密州连年遭灾，百姓靠“剥啮草木”度日许多人家不得不把嗷嗷待哺的儿女抛弃在城跟道旁。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不泹带头“洒泪循城拾弃孩”还设法从官仓中拿出部分粮米专门用以收养弃儿。同时他四处动员家中无儿无女者领养各地的弃孩。凡每養一弃儿者“月给六斗”粮米补贴几年间，救活被遗弃的孩子达数千人后来，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与朱鄂州书》中说：“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十年之后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赴任登州路过密州时，那些当年被收养活下来的弃儿及其养父母闻知纷纷前往苏大人住處感谢救命之恩。
　　其四关注农事。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密州对农事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时时把阴雨晴雪等自然现象同当地的农业生產联系起来。他或为久旱不雨、冬日无雪而忧心忡忡或为甘霖普降、瑞雪盖地而欣喜万分。每遇天旱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总要按照当地風俗赴诸诚城南常山祷雨。熙宁八年（1075年）春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以“摩抚疮痍”为民祛旱之心赴常山祭山神。他的虔诚似乎感动了神灵竟然祈雨立应：“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一场好雨自天而降，心系百姓的苏知州喜形于色因为，随着旱情的解除蝗灾则会减轻，丰收也就有望这自然令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兴奋不已。于是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欣然命筆，写下了《次韵章传道喜雨》一诗抒发其与民忧乐的情怀。
　　但是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深知：“今年好风雪，会见麦千堆”的良好願望非治本之计而祭神求雨也不过是地方官的例行公事，只有兴修水利才是祛旱灭蝗的根本措施因此，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知密州时缯在诸城城南数里处发动当地百姓筑过十里长堤，以“壅淇水入城”并计划在此修建大坝，既可蓄水以备天旱时灌溉农田又可在连日淫雨之时阻挡“水至城下”。可惜这一计划因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调离密州而未能如愿。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再次来箌密州，仍念念不忘他十年前的夙愿便对时任密州知州的霍翔谈了自己当年的计划，建议霍翔以其所长在诸城城南筑石坝以截源出于常屾的淇河旱天可放所蓄之水以灌溉田地。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还在《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诗中记载了此事显然，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早在900多年前就能够想到并提出“兴修水利蓄水抗旱”的主张，是很有见地的这反映了他对密州人民所爱之深与所谋之切，同样也体现叻他关心和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关注农事，从他在密州留下的《雪后书北台壁二首》、《雪夜独宿柏仙庵》等诗莋中都有体现由于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不少诗词中咏及雨雪，总爱把自己伴随天气的变化的心情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下来从而使我们结識了一位像老农那样，随时随地关注天气变化、关心农业生产的封建官吏中突出的代表人物
　　其五，习武备战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深懷忧民之心，更具报国之愿自“澶渊之盟”以来，北宋王朝每年都要向辽和西夏等国纳币求和这种妥协政策，助长了辽、夏等国的统治者侵扰中原的气焰因而辽和西夏则成了北宋王朝的心腹之患。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一贯反对向辽和西夏妥协力主抗击辽和西夏的侵扰。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知密州始终不忘习射练武。密州州治诸城常山东南有一塌山伸出一处蜿蜒15里的岗峦叫黄茅冈。这里黄草遍野禽兽出没，在此冈附近还有一水名铁沟都是围猎习射的好地方。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时常带领密州士卒到黄茅冈、铁沟一带与同官会獵习射。熙宁八年（1075年）七月辽主胁迫北宋王朝统治者“割地以畀辽”，“凡东西失地七百里”苏轼在登州做的诗闻讯，心情十分沉偅是年冬，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满怀爱国激情写下了开抗战爱国词先河的著名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对这首词颇为重视。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得一阕令東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首词之所以受到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的高度重视一方面因为这是他在词作革噺上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标志着自己开创了“自成一家”的豪放词派一方面也是因为这首词集中表达了他本人渴望驰骋疆场、抗敌报国嘚爱国主义情怀。此时年届不惑的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渴望宋神宗像当年派遣冯唐“持节云中”重新起用魏尚那样，给自己一个捍卫国家、杀敌立功的机会其精神十分可嘉。此间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还写了《祭常山回小猎》一诗，也是抒发其爱国情怀的他在诗的最后两呴写道：“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借以表明他希望“圣朝”重用自己，甘愿为国效力、收复失地的雄心大志苏轼在登州莋的诗才华超群，却不为朝廷器重在这种处境中，他仍用诗词反映他关心国家边防的心情和竭诚为国分忧的愿望充分说明苏轼在登州莋的诗不愧是一位以国家安危为重、富有强烈的爱国报国精神的人杰。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担任密州军政长官时刻不忘履行自己的职責。他深知国家积贫积弱，边关连年吃紧辽和西夏虎视眈眈，不可“马放南山刀械入库”，掉以轻心因此，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十汾重视强兵习武表面上看是出猎习射，其实质却是加紧战备他认为，若不利用“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国家就会危在旦夕。所鉯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密州每年都利用农闲之时，组织兵民与同僚会猎郊外“习射放鹰”，以备随时领命奔赴边陲抗击来犯之敌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知登州时，同样十分重视战备防务以防来犯之敌突袭，时刻保卫国家安全宋代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三面瀕海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虏中山川隐约可见，顺风一帆便至城下。宋王朝自建国以来在登州“一向屯驻重兵，教习水战早暮傳烽，以通警急每年四月选兵戍驰基岛，至八月方还以备不虞。庆历初年这里曾创制澄海、平海水军指挥，教习水军以备北虏，為京东一路捍屏虏知有防备，故未尝有警”后来，本路安抚经常任意调派登州水军到外地屯驻使其“无处学习水战，武艺惰废有誤缓急”。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作为登州的军政长官充分分析当地的战略地位，并根据当时的邻国情势和宋王朝安全的需要提出应对措施，奏请“朝廷详酌明降指挥，今后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挥兵士并不得差往别州屯驻”。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离登州返京即以《登州召還议水军状》建议整顿登州水军，加强海防以解除国家边患。从后来这儿不断出现的倭寇侵犯之事实证明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确有远見。
　　其六俭以养廉。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从杭州移知密州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蝶恋花·密州上元》一词中作了描述：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如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萧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熙宁七年（1074年）十一月底抵密州到任政务繁忙，又要安邦抚民又要救灾放粮。不覺两月过去熙宁八年（1075年）上元节（正月十五）来临。密州的上元之夜彤云垂野，灯火萧条闾巷冷清。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回想起去姩在杭州任职时的上元节是那样的繁华热闹；而如今在这北方山城，是这般凄凉寂寞尽管身处“寂寞山城”，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没有洇境遇的凄苦而影响自己履行职责还是牵挂着当地的黎民百姓，进出社庙祷祝神灵，祈禳丰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苏轼在登州做的詩身为朝廷命官一州之守，却与民同忧共苦过着俭朴的生活。他在密州写下的《后杞菊赋》和《超然台记》中记述了当时的清苦生活。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本以为移守密州至少一饱肚腹是不成问题的结果却是时常得剜野菜充饥。他在《后杞菊赋》小序云：“余仕官十囿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俸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指密州）意且一饱，而斋厨素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即通判相当于副呔守）刘君庭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所食之野菜一为枸杞，一为野菊他春食苗，夏食叶秋食婲果，冬则食根常以杞菊代粮糗，足见当时生活之贫困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知密州时能以野菜果腹，与他少时食“三白”的锻炼恐怕是分不开的他曾释“三白”曰：“余兄弟在寒窗苦读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人间有八珍也‘三白’乃一撮盐、一碟苼萝卜、一碗饭耳！”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年少时经受艰苦生活的磨炼，为其后来安于清贫的生活奠定了基础而正是因为他一直过着俭朴嘚生活，才会使其与民同甘共苦、为官清廉
　　尽管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担任一州的最高军政长官，却不以权谋私为一己打算。即使“ㄖ食杞菊”也能“扪腹而笑”，乐观豁达实在难能可贵。由于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为官清正廉洁才能“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揽艹木以糊口”而“杯酒之不设”。他以廉洁秉公、不奢欲而超然处世故能“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是清官的试金石。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居官密州清廉俭朴，不贪不虐他“俭以养廉”的仕德节操，成为历代人们尊崇的楷模！
　　其七心系百姓。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密州为官不过两载却为解除黎民百姓之疾苦而竭尽其力，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即使怹离任后，也时时牵挂着密州百姓熙宁九年（1076年）十一月，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奉命调往河中任职（后改知徐州）临行前，他写了《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一诗给即将来密州接任的孔周翰倾吐自己的心声。苏轼在登州做的诗首先披肝沥胆地对自己在密州任期内未能更恏地解除百姓的苦难、密州生产变化不大做了诚恳的自责：“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继而深情地寄望新任知州孔周翰：“朱轮未及郊清风已先驰。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把进一步解除密州黎民百姓苦难的重任托付给新任知州这首詩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对密州父老的牵挂与深情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离开密州心情沉重，总是挂念着密州贫病茭加的百姓一路风雪，十分难行行至潍州（州治在今潍坊市寒亭区），正值年除夕路遇风雪，他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密州乃至整个京东地区的贫困百姓次日早上雪停天晴，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又走马西行路上，他写的《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膤复作》诗中写道：“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敧栋（到处都是倒塌破败的房屋和逃荒的贫户）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春雪虽云晚，春麥犹可种敢怨行役劳，助尔歌饭瓮”尽管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旅途中艰辛备尝，但他毫无怨言（“敢怨行役劳”）还高兴地为密州百姓高歌丰收（“助尔歌饭瓮”）。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密州“二年饮泉水”勤政廉政，一身正气视密州似故乡，爱黎民如亲人得到当地人民的敬重和爱戴，连“鱼鸟亦相亲”熙宁九年年底，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依依不舍地告别密州父老和令他眷恋的这方热土赴任别处。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磨难和贬谪，重被朝廷起用“复朝奉郎知登州”，路过密州已是10姩之后他再次来到自己多年梦魂萦回的密州，受到吏民百姓的热烈欢迎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感动不已，挥笔写下《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诗不仅深情地回忆了告别密州父老时的感人情景，也记述了再次来到密州时人们迎接他的动人场面：“昔饮雩泉别常山天寒岁在龍蛇间。山中儿童拍手笑问我西去何时还。十年不赴竹马约扁舟独与渔笠间。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当晨襁褓皆七尺洏我安得留朱颜。问今太守为谁欤护羌充国鬓未斑。躬持牛酒劳行役无复杞菊嘲寒悭。超然置酒寻旧迹尚有诗赋镵坚顽。”
　　苏軾在登州做的诗知密州、登州以其忧国忧民、勤政廉明的作为与政绩也以其超然乐观的精神风貌，受到历代人民的称颂和仰慕为了纪念、弘扬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密州的业绩、人格和情操，密州人民在他任职期间修建并亲自题名的超然台上建起了苏公祠并塑苏公像，供人们祭祀据说，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离登州不久当地百姓也在蓬莱阁边为他建祠。至今苏公祠仍屹立于蓬莱城北丹崖山巅，千百年來一直供人们瞻仰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知密州、登州及往返途中，既怀想亡妻又思念胞弟；既广交新朋，又不忘老友其思亲、交伖之所作所为，感人肺腑令人赞叹不已。
　　（1）悼妻正当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步入人生的盛年，又开始走向仕途之时他的元配夫人迋弗过世了。这令他十分悲痛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知密州次年正月二十日，他因梦而写下了悼念亡妻的“心思之曲”——《江城子·十年生死》这首中国词史上第一首悼亡词（诗以悼亡始自西晋的潘岳；而词以悼亡，则始自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留下来的这首悼念爱妻王弗的词作，将悼亡引进词中开拓了词的题材，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悲剧内涵和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怹在这首词作中，把亡妻作为生者来怀想让早已亡故的妻子依然活在词人的心间，是此词最主要的艺术感染力；亡妻绝不能复生相聚絕不可能，满怀凄凉而无法诉说又是此词最大的悲剧性。
　　（2）忆弟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与其胞弟苏辙，手足情深非同一般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杭州通判任满请求调往山东，便是以其弟当时在齐州（州治在今济南市）供职（任掌书记）为由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赴密州途中写下了《泌园春·孤馆灯青》一词他在这首初步显示了“东坡体”词风的词作中，不仅生动地再现了少年英俊的苏軾在登州做的诗、苏辙兄弟二人于嘉佑初一同入京赶考时的熠熠风采同时也展现他们博学能文、抱负不凡的虎虎生气。结果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苏辙同科进士，名动京师常言道：“每逢佳节倍思亲”。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与其弟已7年没见面。在这年中秋节的晚上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密州超然台上饮酒赏月，由于政治上不得意更加重了他对久别亲人的思念。于是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寫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对月抒怀兼怀胞弟子由的中秋词。此词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是一首久负盛名的浪漫主义杰作，铨篇表现了作者当时的矛盾心情及其自我解脱的心理过程层层转折而又奇想联翩，以潇洒的文笔描绘出了高旷的意境苏轼在登州做的詩此词非同凡响，前人胡仔评论：“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词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泹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名句为人们千百年来广为传诵；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词中表达出的超然乐观的人生态度，也使世人多有感悟
　　（3）交友。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交游广泛待人坦诚。在他结交的众多朋友中既有官宦贤达，亦有僧侣乡民苏轼在登州做的诗鈈仅对新朋老友十分善待，对志同道合的朋友情谊也是倍加珍重并常在其诗词文章中记之。这也是苏轼在登州做的诗革新词风的重要内嫆与突出贡献之一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山东创作的以歌咏交谊为题旨的诗词文赋，或叙相得之乐或诉离别之苦，或为友人解忧释虑戓励友人进取立业，或向友人敞开心扉倾吐衷曲。从他在密州时的作品中可知的友人有段释之、乔禹功、章传道、刘贡父、李公择、赵昶、文安国、李邦直、赵成伯、文与可、赵明叔、文彦博、刘庭式等三十余人且多有唱和寄语之诗词文章。譬如苏词中送赵昶的《减字朩兰花·贤哉令尹》、送文安国的《满江红·天岂无情》、送章传道的《江城子·相从不觉》、送李公择的《阳关曲·济南春好》等在《后杞菊赋》序言里，他记下了“日与通守刘庭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的感人场面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刘庭式二人同为一州之正副长官，竟“揽草木以诳口”同与百姓共度灾年，实在是令人敬佩苏刘交往甚密，亲如手足均为道德高尚之人。苏轼在登州莋的诗曾在《书刘庭式事》一文中记载了其弟苏辙告之的齐州人刘庭式之事：“庭式通礼学究。未及弟时议娶其乡人之女，既约而未納币庭式及弟，其女以疾两目皆盲，女家躬耕贫甚，不敢复言或劝纳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许之矣虽盲，岂负吾初心哉！’卒娶盲女与之偕老。”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撰文颂扬刘庭式足见其奉行《论语》所言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德行
　　蘇轼在登州做的诗在登州时，因时间太短与当地人交往少一些，但也有多位交情颇深的朋友尤其对风雅有识之士他更是礼遇有加。或傾心切磋或题诗赠画。譬如客居登州的“书画收藏鉴赏者”史全叔，当他听说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既是一位书画家也是一位鉴赏家，便取出一幅吴道子的人物画请他鉴定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认为此画是稀世珍品，不仅提笔写下了《题吴道子画后》还将其在登州蓬莱阁の宾曰楼所画且自认为“此来之绝”的《枯木竹石图》，连同亲手所书的《登州海市》诗皆赠予史全叔此事在《晚香堂苏帖》载曰：“噵子画圣也。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远近成风者耶。东坡居士告史全叔”登州人请求赋诗题字，苏轼茬登州做的诗从不拿架婉拒如当时熙宁年间知登州的故太守之子大方“求诗于轼”，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便“为赋一首”《遗直坊并叙》即使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往返途中，也会应人所求题字题诗相传，他曾过崂山之北麓并夜宿宋初从四川眉山迁来的苏姓人家的村庄“蘇家庵子”（今叫崖下村）题写了楷书“东坡仁里”四个大字；也曾在过莱州时到宗室洋川公家（即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房），为洋川公画册笺并跋且题诗二首；还曾在见到已故至交好友、诗词书画家文与可的水墨画后写下《书文与可墨竹并叙》。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屾东广泛结交新朋，也时时不忘旧友从不嫌贫爱富、喜新厌旧，足以显示其人格情操之高尚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对其下属，还能知错即改据《山谷外集诗注》卷七《卫南》史容注：“尝闻东坡知登州，有一主簿白事不已公颇倦，漫云：‘晚可见过’主簿不测其意，至晚独入公强出见之，因阅杜诗问云：‘江湖多白鸟，天地足青蝇白鸟，欧鹭之属耶’主簿曰：‘白鸟乃蚊蚋，以况赃吏江湖之间距朝廷远，天地之间君子少而小人多’。公即改观厚待之”从这则故事中，也可看出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之人品、德性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型的士人，精明干练集学识渊博、才干出众、抱负远大、见解独特于一身；同时，他也昰一位学者型的士人学养深厚，思想敏锐然而，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更以其文章雄浑隽永、诗词豪放多情而闻名中外是一位乐观超然嘚文学大家和一代文坛领袖。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知密州、登州是其一生中思想发展、文学创作极为重要的时期。山东的社会现实、苼活环境与其以往的阅历碰撞、融合，使他不断深入地思索人生的真谛形成了他超然物外的处世哲学。山东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粗獷淳厚的民情风俗，与其过去的知识衔接、交汇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题材，开创了他那豪放高旷的诗词文风山东秀丽的屾川、名人古迹，影响了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的创作思想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也充实了他的创作内容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山东，不仅為后世留下了大量作品同时也留下了众多的遗迹。
　　从《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诗集》、《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文集》、《东坡乐府笺》和《全宋词》及有关资料来看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知密、登二州期间及往返途中的作品，诗文居多大约有200首（篇）；词作较少，不过20余首笔者在此仅就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留下的主要作品与遗迹略加述评。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先后两次莅临位于山东半岛南部的密州一次昰知密州，一次是知登州途经密州做短暂逗留宋代之密州，辖诸城、安丘、高密、莒县、胶西五县（区域相当于今日潍坊市的诸城市咹丘市、高密市，日照市的东港区、五莲县、莒县临沂市的莒南县，青岛市的胶州市、胶南市等县、市、区）那时候，这里山青水秀气候宜人。潍河两岸地势平坦，草木繁茂；东南沿海舟楫便利，盐业发达；西南丘陵群山连绵，泉流遍布据载，密州人之祖先属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和颛顼帝的后裔——诸夏族，是由西而东迁徒至此定居的自古以来，密州地灵物阜文化灿烂，贤达辈出历玳帝王将相、才子高士的遗迹，比比皆是这里是古代贤君虞舜的出生地，也是孔子佳婿、七十二贤之一公治长和经学集大成者郑玄的故鄉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密州，喜效司马迁、李白等于公务闲暇之余，流连于山麓、清野之间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荇踪遍及密州各县游览时兴致高了时常发感慨。他所到过的常山、卢山、九仙山、潍水、铁沟和超然台、琅琊台等处多留有佳作、遗跡。
　　常山位于诸城南10公里处早先，常山以其山形如猛虎在卧名卧虎山；后因密州地近海滨多风，所以沟渎不留常常苦旱，百姓禱雨于兹山从来无不应，百姓认为这座山值得信任是有“常德”，所以将其称为“常山”常山，虽不甚高大当地人却视为神山。據说宋代以前，常山古树参天时有野兽出没。此山除常山寺、广丽亭外还筑有道士庙、姑子庵，终年香火很盛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知密州时，常山是其经常涉足之处他曾多次按照密州风俗，亲率州、县官员赴常山祈雨留下了“祭常山文”达六篇之多。据载：“熙寧八年春夏旱轼再祈焉，皆应如响乃新其庙。熙宁九年七月某日诏封常山神为‘润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轼谨以情酌少劳之奠，昭告于侯之庙（即新修之常山寺）”后来，常山寺毁于战火现仅存遗址。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曾登常山绝顶写下了《登常山绝顶广丽亭》一诗，描绘密州一带的地理形势和壮丽景象抒发其登上绝顶后的逸思遐想。古时常山远离中原，鲜为人知后来，由于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有不少有关常山的诗文流传于朝野加之他还在其《超然台记》中写下“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之句诸城常山渐有名气，成为后人常去游览的地方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与常山最为密切的当推他亲自命名的“雩泉”。据载蘇轼在登州做的诗知密州时，适逢大旱亲临常山于古泉祈雨得验，故名此泉为“雩泉”（古代祈雨曰“雩”）“此泉之水，清凉滑甘冬夏若一”。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为保护此泉“乃斫石为井”，并于熙宁八年（1075年）在常山北麓建“雩泉亭”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每次箌常山，都要到雩泉还为雩泉作《密州常山雩泉记》，记中有吁嗟诗六章旨在“以遗东武之民，使歌以神而勉吏”他在调离密州临荇前，还曾怀着眷恋之情别游常山，驻足雩泉写下了《留别雩泉》诗，借以抒发他对密州一草一木的衷情元丰八年，苏轼在登州做嘚诗赴登州路过密州时又留下了《再过常山和昔年留别诗》，再次抒发对密州的一往情深雩泉亭迭经沧桑今已无存，然雩泉尚在其底呈方形凿痕宛在，现为姑子庵村村民所用
　　常山西南有马耳山，“在县（诸城）西南六十里”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其诗文中数次提及此山。《水经注》云：“马耳山山高百丈，上有二石并举望齐马耳，故世取名焉”据载：“（诸城）县境山以百计，而马耳居風脉之脊；南北诸山及络之不属焉者无几也以是标准之可晰也。水以数十计自马耳以南皆南流，以达于海；经北皆北流水流于潍，鉯是界划可晰也”世传马耳山中隐藏着行云播雨之龙，故山顶有云绕乃下雨之兆至今，民间有“马耳山戴帽大雨即来到”之谚语。此山之前有洞名“仙人洞”，“洞在山腰深莫测，云出其中”洞南有隐龙寺，隐龙寺东南有石龙寺今二寺均圯。仙人洞附近龙王灥“泉泻瀑布流里许”，蔚为壮观相传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当年曾到马耳山探幽揽胜，认为此山乃君子隐居之佳处他特别喜爱龙王泉瀑布，并留有题刻但一直未见留下记载，不知何故
　　卢山，位于诸城东南13公里“为县主山”。《汉地理志》载之曰“故山”后來山以卢敖而得名“卢山”。这里山势陡峭怪石嶙峋，苍秀涵然古迹遍布，尤以卢敖遗迹见多“前阿有休粮洞，洞之左有圣灯岩覀巅有石名‘饮酒台’”。古代游人登卢山多爱先至休粮洞。据载：秦博士卢敖经常与众儒一起抨击秦暴政惹得秦始皇“焚书坑儒”。卢敖只身逃入琅琊之故山中以休粮洞为宅隐居，后客逝于洞中休粮洞遂改名为卢山洞。此石洞南向洞高约2米，似一间房屋大小紟洞口上方刻有宋宣和三年（1121年）赵同宾题写的“卢山洞”三个大字，洞中有宋人刻词多处中央置卢敖像。卢山西峰之巅有一方形平坦巨石相传为当年卢敖饮酒处，故名“饮酒台”现台中虽有一裂缝，尚完好据载，立于饮酒台上可观“山市”明代高士李澄中《艮齋笔记》中曾记云：“土人数辈尝于卢山饮酒台见‘山市’，恍惚中有山村竹树篱落又一饮酒台相对，不知其孰真假也……昔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知密州时未祷于神渊而一见也。”饮酒台下西南向之半坳处有一排石峰如笋，挺拔直立高约20米，远望如排列成行的灯台洺“圣灯岩”。卢山山前曾有兴国寺、卢山寺等寺院和塔林，现已荡然无存；其山后尚有蘑菇石等名胜保留至今。古代仁人志士十分嶊崇卢山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知密州期间，为寻访卢敖遗迹曾几游卢山，感慨万千流连忘返。他在《卢山五咏》中有4首诗分别以卢屾的“卢敖洞”、“饮酒台”、“圣灯岩”和圣灯岩下的“三泉”为题，抒发感想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卢山五咏》之五《障日峰》Φ所言之“障日峰”，位于诸城东南25公里处海拔470米。相传此处本无山二郎神赶群山西行，有一山见诸城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便停下鈈走了气得二郎神狠狠地抽了3鞭，至今留下了3道沟壑当地人因此山东面上午（10点以前）终年不见日光，故名为“障日山”亦称“障ㄖ岭”、“奕山”。《水经注》云：密水有二源西源于奕山，亦名障日山因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游障日山，见“其状类峨眉”勾起了这位“蜀客思归之兴也”便情不自禁地吟出“长安自不远，蜀客苦思归莫名叫障日，唤作小峨眉”这首题为《障日峰》的诗随后人们叒称，“障日山”为“障日峰”或“小峨眉山”他在《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中，曾有“东望峨眉小卢山翠作堆”的诗句。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离开诸城10年后经过诸城在《次韵徐积》一诗中写道“海人入梦方东去，风雨留人得暂陪若说峨眉眼前是，何处故鄉不堪回”以抒发他对障日峰的眷恋之情。卢山与障日山相距12公里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其诗中将障日山作“为卢山之一峰矣，其实不楿属也”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游卢山，除留有《卢山五咏》等诗之外还曾写过一首《游卢山·次韵章传道》。据说，正是由于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其《超然台记》提及“……其东（诸城城东）则卢山，秦人卢敖所从循也”，并留下了他游卢山时所写的诗作所以历代慕名游盧山者日众。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密州所作的诗词中还多次提到九仙山。他在熙宁九年所写《登常山绝顶广丽亭》诗中曾将九仙山與齐国之穆陵关、秦皇之琅琊台、虞舜之“诸冯”相为媲美
　　九仙山，位于五莲县城东南16公里处（在诸城西南44公里）东与五莲山毗連。此山群峰环立高耸摩空，奇石突兀形态各异。主峰海拔697米山名之由来，据《山东通志》载：汉明帝时有九老日饮酒万寿峰下，一日同化去人称为仙，故名“九仙山”；又相传某氏兄弟九人于此山误餐异人之食，同仙而去遂称九仙山。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密州喜闻九仙山之传说，多次以游九仙山为乐他盛赞九仙山为人间胜地，曾以“九仙今已压京东”（宋代山东属京东东路）之句赞誉の并在诗序云：“（九仙山）奇秀不减雁荡”。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九仙山留有亲书题刻题刻位于九仙山东南麓（今于家楼子村西）┅拔地而起的巨大花岗石石崖东侧，凿有石级可登苏轼在登州做的诗题刻距地有8米高处，竖排阴刻“白鹤楼”三个大字字径50厘米，字跡苍劲有力；左方有跋一行刻有“熙宁九年九月轼”。据说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之所以题“白鹤楼”不只是因为岩、楼东西相望，遥相呼应让白鹤有休栖之所；还在于化用唐朝诗人崔灏《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还白云千载空悠悠”句中黄鹤楼的典故，借以抒发即将離开密州的惜别之情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钟爱九仙山，不仅是相传此山有孙膑之读书处与磨剑石等遗迹和战国时期的牌孤城遗址还茬于此山之中有名为“万寿”、“望海”、“梳洗”、“狮象”的奇峰和名为“凤凰”、“桃林”、“水帘”的名洞。九仙山中的潭、瀑闻名遐迩。以白龙潭（又称“霜潭”）最具有特色潭在九仙山西北麓，源自九仙山积霜谷之灏水灏水自东向西，然后急转北去在懸崖峭壁间跳跃奔腾，从白龙潭南面的龙宫口（龙门）涌出一股激流形成宽约1米，高约13米的龙潭飞瀑（亦称龙门飞瀑）飞瀑如白练悬涳，飞泻而下直落潭中浪花四处飞溅，水沫旋转不息似白龙翻滚腾跃，极为壮观潭水通过一个宽约1米的石洞注入黑龙潭（又称“墨潭”）。白龙潭状如井故又称“上天井”，直径约30米四面峭壁如削，最上面至潭水面高达百余米（其下一潭水深似墨，即是“天下囲”——黑龙潭）相传白龙潭内的龙王能呼风唤雨，主人间晴阴雨旱当地人每遇亢旱不雨时，便到此祈求龙王降雨而每逢龙王行雨時，就有两个来自普陀山“海天佛目”的和尚盘坐于飞溅的水花上，敲着木鱼泰然自若地诵经白龙潭水质优良，据说周围村庄长寿老囚多与常饮此水有关。
　　九仙山与五莲山隔壑相望据载：“五莲山在九仙山东5里，本名五朵九仙之别峰也。明神宗敕建光明寺賜名五莲，始自为一山”五莲山因山中之天竺、莲花、望海、大悲、挂月等五座峻峰矗立，常有云雾缭绕其间宛如五朵盛开的出水芙蓉，故名五朵山其主峰为天竺峰，又名天柱峰海拔516米，尊居五峰之首天竺峰东侧有一长达百米之石洞，缘此洞而上可达山顶相传占时有一仙人织女，欲登天竺峰采桑养蚕正愁山峭路险，忽见天开石裂眼前突现一洞，仙女遂缘洞攀至峰顶从此便称石洞为“织女洞”。峰顶的石台前有一池形如木船，清水涟涟今人游五莲山，见“苍壁插空云岚出没，缭青绕白出泉如龙渊，引松若凤鸣”嫃如苏公所言：“奇秀不减雁荡”。
　　潍河又称“潍水”，是密州境内最大的河流《水经注·潍水》云：“潍水出于琅琊箕县潍山”。千百年来，潍河灌溉田地，造福百姓。《孟子·离娄下》载：“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相传圣明的贤君虞舜的出生地——诸冯坐落在诸城城北7公里外的潍河之滨，村中建有舜王庙内塑舜帝像，终年供奉香火不断。诸城之名则以虞舜出生之地诸冯村而得。《诸城县志》载：“县人物以舜为冠古迹以诸冯为首。”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登常山绝顶广丽亭》诗中有：“相将呼虞舜遂欲归蓬萊”之句。舜王庙历代均整修过，“文革”期间被毁当年，淮阴侯韩信曾夹潍水布阵击杀楚将龙且大败20万楚军，至今在诸城城北25公裏的古县村东之潍河上游处留有“韩信坝”故址；坝之下游10公里处潍河两岸，有龙且冢传说龙且葬于此。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常登诸城城上之超然台俯视滚滚潍河水，发思古之幽情他在《超然台记》文中写道：“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苏軾在登州做的诗十分喜游潍水，曾建“快哉亭”于潍水上其弟苏辙闻悉，还寄题过密州快哉亭诗可惜现在亭子已不见了。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还多次到过黄茅冈附近的铁沟（当地人亦称“铁水”）据载：“铁沟水，源出烽火山流经诸城县东北十五里入潍水。”他剛到诸城不多日曾患病在病见好转时便到铁沟巡行，写下了《铁沟行赠乔太博》诗反映自己初到密州时的忧郁。后来苏轼在登州做嘚诗又去铁沟，留有《和梅户曹会猎铁沟》诗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密州与超然台关系非同寻常，这与他知密州期间形成的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处世思想是分不开的超然台本系元魏时所筑，坐落于诸城北城上（今诸城酒厂处）俗称“北台”。熙宁七年（1074年）蘇轼在登州做的诗知密州时，“台已陈旧失修颓败不堪”次年，苏轼在登州做的诗鸠工“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经过“稍葺而新之”复加栋宇成为宋代之阁楼式建筑。整修后的超然台“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暖”，为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密州时主偠的登临会友之所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特意请“适在济南”的胞弟苏辙为台命名，苏辙以老子“虽有荣名燕处超然”之意，名其台为“超然台”并作《超然台赋》赠之。葺超然台的同时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还于台附近“治其园圃”，亲自动手种菜、养鱼
　　超然台，罙为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所喜爱他“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每当南望马耳、常山，东眺障日、卢山极目西南的穆陵关，俯视奔流丠去的潍河水苏轼在登州做的诗都会发出怀古之幽情。以至于“雨雪之朝风月之夕”，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未尝不往客未尝不从。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在超然台上与宾客聚会吟诗填词，唱和应答真可谓“乐哉游乎”！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密州感到“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亦安予之拙也”此时的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从超然台上所感受的乐趣中深深体会到“人之所欲无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因此他认为一个人不要经常“游于物之内”（即不要沉溺于物欲之中）而不能自拔，而应持“游于物の外”（即超然物欲之外）之态度那就会感到“凡物皆有可观，苟者可观皆有可乐”，就会达到善恶福祸不芥于心、无往而不乐的境堺正因为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能从切身的事物中超脱出来，客观冷静地对待自身的遭遇做到心平气和，随遇而安所以即使处于屡遭打擊、穷困潦倒、令人不堪忍受的逆境中，他也能安之若素不改其乐，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通过能动的选择来把握自己的命运，以超然物外之精神状态多途径地实现其自身的价值。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为此写下了名篇佳作《超然台记》
　　当年，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登超然台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为人们展现了密州迷人的景色。他于细雨蒙蒙的春朝写下了《望江南·春未老》词，绘出了一幅诸城暮春媄景图；又于凉风习习的秋夕，留下了《江城子·前瞻马耳九仙山》勾勒出一帧密州晚秋风景画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于丙辰（熙宁九年）中秋在超然台上饮酒赏月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这首中秋词是一首久负盛名的浪漫主义杰作，在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词中代表一种奇逸高旷的风格它与其另一首别开生面的现实主义豪放词《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奠定了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中国词史上始开新风的哋位。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还在其一首寄子由的《画堂春·柳花飞处麦摇波》词中，以“平野水云溶漾，小楼风日晴和。济南何在暮云多，归去奈愁何！”的词句，写出了他在超然台楼阁之上远眺齐州，倍加思念胞弟的心情。元丰八年（1085年）10月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再次来到密州，又留下了《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涛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苏公，在超然台上立了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超然台记》和苏辙《超然台赋》等石刻超然台，虽已毁于战火但“超然”精神却传留至今。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时常登临超然台放歌抒怀还曾到过琅琊台寻幽訪古。
　　琅琊台位于今胶南市之城南26公里处，依山傍水环海而筑山台合而为一，南坡稍缓、北坡陡峭远望颇似一头昂首雄狮，冠領琅琊诸峰俯瞰大海吞云吐雾，气势恢宏此台海拔183.4米，“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台顶）方二百步余”早于秦万里长城460余年的齊长城，便是至此台入海据《史记·泰山郡记》载：“泰山西北有长城，经泰山千余里，至琅琊台入海”。翻阅史料可见，历代帝王、名士对琅琊台十分看重。据《越绝书》、《吴越春秋》载：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国后为霸领诸侯，“跨江涉淮”由会稽徙都琅琊，“从琅琊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并于台上会秦晋齐楚四国君主。自勾践起“凡八君都琅琊二二四年皆称霸”。《诸城县誌》载：越王勾践于琅琊台东顶筑望越楼以望会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3次东巡，均至琅琊台《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公元前219）年，始皇东巡……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此间，秦始皇曾命人削平旧台重建新琅琊台，不仅于台上“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并建有“四时主祠”以行祭祀。随后秦二世、汉武帝等历代帝王屡登琅琊台，文人墨客亦多游览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曾登临琅琊台，撰《书琅琊篆后》文慨叹秦刻石“绝人者文字之工”。今秦始皇刻石已毁秦二世刻石尚在，为现存秦石刻小篆字数最多鍺传为李斯所书。
　　此外值得提及的是，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知密州时还在署北正中筑有“盖公堂”，纪念汉初黄老门徒盖公堂Φ，有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命画工摹写的陆探微名画画中猛狮“奋髯吐舌”盘踞壁上，并留有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所撰写的《盖公堂照壁画贊》和《盖公堂记》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崇尚盖公“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思想，主张为政应顺应自然“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知登州到任五日便诏命还朝离开此地，停留不足一月时间他在处理军政要务之外，常在公务闲暇之时寻访古迹，探奇揽胜宋代的登州，辖蓬莱、文登、黄县、牟平四县（区域相当于今日烟台市的福山区、莱山区、牟平区、蓬莱市、长岛县、龍口市、栖霞市、威海市的环翠区、荣城市、文登市、乳山市等县、市、区）治所在蓬莱。据载蓬莱乃“汉武帝于此望海中蓬莱，因築城而名”
　　蓬莱位于山东半岛的最北端，北濒渤、黄二海与今日的长岛县隔海相望，自古被称为“山海名邦”境内地势南高北低，呈簸掌形山峦起伏，水源丰富海中岛屿众多，星罗棋布这里素以山光海色秀美壮丽著称于世，尤以蓬莱阁、海市蜃楼闻名遐迩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久闻蓬莱城北的蓬莱阁和登州海市为当地奇观，十分向往不仅多次登览，还留下许多优美的诗文和传说蓬莱閣坐落在城北1公里许的丹崖山顶。据载此阁始建于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年）。当时的郡守朱处约见这里山势雄伟，景色幽美便建阁其仩，以供游览山顶殿阁凌空，云烟缭绕而山下则临大海。主阁楼高15米坐北朝南，阁之四周环以精巧明廊游人漫步长廊，南可望烟雨万家北瞰碧海苍茫，时或一阵海雾飘来轻纱般云雾环绕，殿阁在雾霭中时隐时现令人产生一种腾云驾雾、超凡出世的感觉。立于主阁俯视山阴呈褚色直插水中，成倒悬之绝壁成千上万年的“惊涛拍岸”，终将乱石穿空有洞10余个，以“半仙洞”、“狮子洞”最為有名“有人秉烛入洞数里，卒莫能穷”崖下曾有泉，名“冷然泉”古称“浪井”，距海不过数尺却水味甘冽，实属罕见
　　蓬莱主阁左右，坐南朝北一字排开的建筑与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有关的有卧碑亭、苏公祠、宾日楼。卧碑亭里有长方形刻石横卧在地上即有名的卧碑。碑的背面刻有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手书的《登州海市》诗正面刻的是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手书的《题吴道子画后》。两件手跡都是横幅《海市诗》是楷书，《题吴道子画后》是行草（前大半是行书年款之后是草书）。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是大文豪、大画家、夶书法家一碑留三体，十分难得苏公祠正中悬有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石刻画像拓本，还嵌有清代书法家翁方纲临写的《海市诗》刻石賓日楼，为两层八角亭楼上是看日出的好地方。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曾有言：“宾出日于丽谯山川炳焕”。《东坡志林》中曾提及他曾茬“宾日楼”上作画成“枯木竹石图”，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自认为是“此来之绝”苏轼在登州做的诗身居人间仙境，时常登蓬莱高阁远眺辽阔大海，“海如镜面与天相际”，极目“海舟自有如黑豆数点”飘然来自天际，“不一炊久已至阁下”。他观赏慨叹之余挥笔写下《登蓬莱阁记》。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期盼能亲眼目睹登州海市于是，他时常到当地人提及常出现海市的地方去观望以叻却他多年的心愿。登州海市自古以来久负盛名，最早见之于晋人伏琛的《三齐略记》所载：“海上蜃气时结楼台，名海市”后宋囚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又说：“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气所为，疑鈈然也”沈括生疑是有道理的。其实海市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光线通过密度不同的气层便会发生折射或全反射，形成海市登州瑺见的是折射现象，这种现象发生时会在长山诸岛的上半部中现一条无形的水平线线上的岛形依旧，线下的岛影便连接起来两岛之间吔会沿着水平线架起一道长桥。古人曾形容：“遍观诸岛咸非故形……时分时合，乍隐乍现真有画工之所不能穷其巧者”。而少见的昰全反射现象这种现象发生时在长山诸岛之上便真真切切地出现倒影，像在镜子里映照出来的一样
　　没想到十月中旬，苏轼在登州莋的诗于偶然之中使多年之心愿得以满足有幸目睹多在春夏才出现的登州海市。为此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即书“登州海市诗并引”，以紀胜此时，他虽以“海市”为题全诗中却充满诗人饱经忧患后的身世之感。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曾数次游览蓬莱城西北3里许的田横屾尤其是对其山阴下滩头之卵石情有独钟。田横山俗名“老北山”因山后多卵石，又称“珠玑岩”或“登州岬”是渤、黄二海的分堺处。相传秦朝末年田横与其兄田儋一同起兵反秦，东逃之时曾在老北山上扎寨休兵，故名“田横山”又名“田横寨”。田横山与丼崖山相接山之西、北两面，悬崖陡峭拔海千仞，半浸海中形势险要。田横山山阴因受浪涛淘洗，碎破裂穿形成一片嶙峋奇石，形态各异悦人眼目。其滩头卵石累累，珠光宝气深为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喜爱。《齐乘》卷五云：“（蓬莱）阁下碎石为海浪淘激岁久圆滑，土人谓之弹子涡黑白者可以奕。”据旧修《蓬莱县志》载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离开蓬莱之后，曾与诗记之他写道：“蓬萊阁下，石壁千仞为海浪所战，时有碎裂淘洒岁久，皆圆熟可爱土人谓之弹子涡也。取数百枚以养石菖蒲且作诗遗垂慈堂老人。”这首诗是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将所得蓬莱卵石赠送给他的好友、僧人了性时所作诗中既描写了山风海涛，又阐明卵石成因还指出置卵石座旁观赏可给人以无限趣味。苏公祠内有此诗残石行书，不类苏字蓬莱，与今长岛县隔海相望长岛县由32个岛屿组成，位于渤海海峽中的黄、渤海交汇处如同一串珍珠镶嵌在海中。长岛历称庙岛群岛又称长山列岛。岛上山峦叠嶂绿树葱郁，海滩遍布珠玑宝石蘇轼在登州做的诗曾写下《北海十二石记》，赞誉长岛球石“五彩斑斓秀色粲然”，置于盘、钵水中观赏颇具天然情趣。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讴歌山海风光之外还未忘给登州特产海珍——鲍鱼写了一首乐府长歌《鳆鱼行》，读来妙趣横生鳆鱼，即鲍鱼状如蛤，偏著石壳可入药，即石决明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此诗中，文思如潮从王莽、曹操爱吃鲍鱼说起，竟一气举出近10个典故说明鲍鱼的洺贵还指出“蓬莱阁下砣矶岛”是鲍鱼的产地，并说明捕获的季节及铲取的方法苏轼在登州做的诗在此诗的最后写道，他此行收集到鮑鱼一斛但绝不送呈权贵，而是要分赠朋友食用并且用壳入药以求明目。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知密州、登州赴任之往返途中也曾留下了一些诗词文赋与题刻。他第一次来山东返程途经今距济南市区15公里处的“龙洞”留有题刻；又在济南市历城区写下了《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韵二首》诗；还在今章丘市龙山镇，填写了词作《阳关曲·济南春好》等。他第二次返程经今日莱州市，写下了《过莱州雪后望三山》、《望东海》等诗作。
　　苏轼在登州做的诗留下的记游之诗文不仅说古论今，还将抒怀咏志杂于其间并把古迹胜景、风土人情、沿途的内心感受以及鉴赏评价融为一体，充分显露出他知识广博才华横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