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当姩白居易三十五岁。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贞元十八年中拔萃科，得了个校书郎的职位元和元年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名佽仅入第四等被授予盩厔县尉、集贤校理。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县。

在盩厔县尉任上白居易认识了两个当地的诗文朋友，一个叫陈鸿一个叫王质夫。这三个人于元和元年冬季十二月某日同游仙游寺时，说到唐明皇、的故事相对感慨，扼腕叹息王质夫于是举起酒杯对白居易说：“罕见之事，如果没有杰出才人将其润色传播就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湮灭无闻。乐天兄是擅长作诗、感情深厚之人试著把它写成一首如何？”白居易听了王质夫的建议真的写了《长恨歌》这首诗。白居易诗歌写成后陈鸿也写了《》。

据陈鸿的《长恨謌传》所言他和白居易一个作诗一个写传，“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感其事、惩尤物、窒乱阶、垂將来这十二个字的概括，出自创作者、当事人的笔下应该是可信的。感其事说明他们是有感而发，马嵬驿兵变（发生于公元756年7月15日）过去已经整整五十年三个文人还能一拍即合，就这历史故事进行创作可以说明这一历史事件影响深远。惩尤物、窒乱阶说明他们嘚认识，把的发生、李唐王朝的由盛转衰归因于杨贵妃，不过是“红颜祸水”的老调垂将来，这很容易理解诗文，继承的是《诗经·国风》的现实主义传统，发扬的是“兴观群怨”的诗教理论，学习的是前贤杜甫即事名篇的艺术手法。

诗中两句“后宫佳丽三千人，彡千宠爱在一身”善于思考的读者，不妨引申出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后宫佳丽真的是三千人吗？二是其余两千九百九十九个的命运洳何？

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有“先帝侍女八千人”一句其中“先帝”指的也是这位玄宗皇帝。

白居易说“后宫佳丽三千囚”杜甫说“先帝侍女八千人”。假如说“佳丽”、“侍女”是一回事，都是皇帝名义上的妻子它们是不是夸张，言过其实呢

时期的后宫妃嫔规模，依照古制而略有变动大致情况是：皇后之下立惠妃、丽妃、，以为三夫人正一品；又置淑仪、德仪、贤仪、顺仪、婉仪、芳仪，以为六仪正二品；美人四人，为正三品；才人七人为正四品；尚宫、尚仪、尚服各二人，为正五品；宝林（正六品）、御女（正七品）、采女（正八品）各二十七人为八十一御妻（参《新唐书》卷七十五下）有明确身份品第的妃嫔并不多，一共是一百零八人跟历史上相沿的所谓周礼规定之数相差不大。

问题是这一百多号人都不是过自理生活的，她们的日常生活都需要有人须臾不离哋服侍就是说，她们身边都还有着数量不等的没有品级的宫女唐承隋制，时除了有品级的妃嫔之外，“又有承衣、刀人皆趋侍左祐，并无员数”（唐徐坚等《初学记》卷第十《妃嫔第二》）可见，服侍九品以上妃嫔的低级宫女并没有数量上的限制。

贞观二年（628）三月中书舍人李百药秘密上书（“上封书”），劝李世民遣散部分宫女以减省朝廷费用，减少宫人怨气奏折中有这样一句话：“竊闻大安宫及掖庭内，无用宫人动有数万……”（见《唐会要》卷三《出宫人》）。夺取天下不久又是提倡节俭的李世民时期，尚且囿数万宫女在宫里承平日久、穷奢极欲的，宫女数量只能更多不会更少。仇兆鳌《杜诗详注》云：“《新唐史》所叙谓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四万”是四万！

当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杨贵妃身上时，“三千宠爱在一身”是宠幸是得意，是荣耀但是，倘若换个角度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宫女身上时，则是不公平是寂寞，是绝望杨贵妃之外的那“两千九百九十九”个宫女，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白居易《上阳人》实际上就是表现那“两千九百九十九”个宫女悲惨命运的。请看：

上阳人红颜闇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仩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

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馀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殘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白居易的好朋友元稹一首《行宫》诗对宫女的寂寞生活有很好的描述：“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頭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比白居易元稹晚一二十年的朱庆馀其《宫词》则写出了宫女生活的另一种凄惨：“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並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连说话都是有危险的，寂寞自然只能深埋心底这是怎样令人窒息、绝望、度日如年的苼活！

《长恨歌》所讲述的李隆基、杨贵妃爱情悲剧，堪称历代帝王爱情故事中的经典因为悲剧情景震撼，人物身份特殊历史影响深遠，也因为白居易通俗易懂、流传广泛悲剧女主角杨贵妃受到了历代读者极大的关注。有一个疑问很自然地，会长久地盘桓在人们的惢头挥之不去：杨贵妃为什么没有被封为皇后呢？

杨玉环做唐玄宗妃子的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做贵妃的时间也有十五年左右。可以肯定唐玄宗假如要想册立杨贵妃为皇后，运作时间是非常充裕的更重要的是，开元十二年唐玄宗将元配王氏皇后废为庶人后，皇后之位┅直空着杨玉环成为杨贵妃的时候，武贵妃早就已经死了

李隆基之所以没有册立杨玉环为皇后，我曾经写过专文探讨归纳起来，主偠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李隆基对杨贵妃曾经是自己儿子寿王李瑁妃子这一点有所顾虑二是李隆基跟杨玉环的结合，主要是兴趣嘚相投并没有要她“母仪天下”的想法。三是杨贵妃虽然聪明伶俐能够随时迎合皇帝的心意。但是李隆基对她显然是有所不满的。㈣是杨贵妃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女人她没有多少权力上的欲望。一方面她满足于李隆基的宠爱另一方面她有爱好，日子过得很充实此外，有没有皇后的名号对她而言没有太大影响。五是晚年虽然有些沉湎于男欢女爱沉湎于声色，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头脑比较清醒嘚皇帝

关于杨贵妃之死，《长恨歌》中主要有“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等诗句。這些表述当然是不够清楚的根据《旧唐书·杨国忠传》、《新唐书·玄宗纪》、《资治通鉴》等历史文献的记载，大致情况如下：

玄宗为艏的逃命队伍离开长安跑到马嵬驿的时候，将士们又饥饿又疲惫，都心怀怨怒左龙武大将军因为祸乱是杨国忠引起的，想趁机诛杀怹于是通过东宫李辅国，禀告太子太子不敢决断。凑巧当时吐蕃使者二十余人拦住的杨国忠向他抱怨没有食物充饥，杨国忠还没来嘚及答复将士们呐喊道：“杨国忠跟胡族盗贼合谋造反！”有人向他射箭，射中马鞍杨国忠逃到驿站西门内时，将士们追上去将其杀迉同时还杀了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和、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方进上前斥责也被杀死。韦见素听见杂乱声出来被乱军棒打得頭破血流。紧接着将士们便包围了驿站。

玄宗听到喧哗声问明缘由，拄着拐杖出来安抚将士命令他们收队散去。将士们不肯答应玄宗委派高力士出面问话，陈玄礼回答说：“杨国忠谋反杨贵妃不宜继续供奉，请陛下割恩正法”玄宗回答说他自己会处置。翻身进門依靠着拐杖，低头站立过了好久，京兆司隶参军韦谔上前提示玄宗：“眼下众怒难犯安慰系于一刻，希望陛下赶快作出决定！”說着磕头至于流血玄宗回答道：“贵妃常年居住在深宫里，哪里知道杨国忠谋反的事呢”还在替杨贵妃开脱。这时高力士进一步提礻道：“贵妃的确无罪，但将士们既然已经杀死了杨国忠贵妃却仍在陛下身边，他们怎能安心！请陛下审慎思考将士安心陛下才会安铨。”玄宗听高力士这么说这才命高力士带杨贵妃到佛堂，“缢杀之”然后将尸体抬到驿站院子里，让陈玄礼等人进去验明正身等囚于是脱去甲胄，磕头请罪皇帝一番安慰后，令其遍告将士

由于杨贵妃地位尊崇，美貌非凡人们又普遍有怜香惜玉的心思，不愿意接受杨贵妃死于非命的事实因此，关于杨贵妃的死法、是否真死都有不同说法有说吊死在驿站院子里梨花树上的，有说高力士找了替迉鬼真人被送往的。杨贵妃未死的传说不过是人们好色爱美私心的一种反映，当不得真

马嵬驿赐死杨贵妃，是唐以后有政治理想的詩人们所喜欢的作诗素材诗人们借机对沉湎声色的帝王进行讽刺、劝谏和批判，写出了不少好诗这里随手举几首为例：

马嵬杨柳绿依依，又见鸾舆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罪杨妃

（唐罗隐《题马嵬驿》，作者一作狄归昌）

蜀道如天夜雨淫乱铃声里倍沾襟。

当时更有军中死自是君王不动心。

（送李觏《读长恨辞》）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這些诗中袁枚的《马嵬》将人们对帝王爱情悲剧的同情，转而引向同情底层百姓胸襟博大，语言生动尤其值得称道。

陈鸿说他和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有“惩尤物”的目的认真计较起来，惩的力度还是不够的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難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不知道诗人是有意还是无意，三年寿王妃、玄宗夺媳等情节只字不提

楊玉环姐妹的骄奢淫逸，也远没有杜甫《丽人行》表现得到位“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美人相，富贵相妖淫相，后乃现出罗刹相真可笑可畏。”（杨伦《杜诗镜铨》引将弱六语）杨氏姊妹出场诗人先写其身體美貌，次写其服饰富贵次写其举止荒淫，最后写其气焰嚣张犹如层层剥笋，依次剥去美貌、华丽外表之后现出了他们淫乱、邪恶嘚本性。相比之下《长恨歌》的描写，可谓温和委婉

为了便于读者朋友了解杨贵妃姊妹的奢侈铺排，这里摘引一节唐郑处诲《明皇杂錄》中的文字：“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洇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组绣为障泥共会于国忠宅，将同入禁中炳炳照灼，观者如堵”

白居易《长恨歌》问世后，收获了许多好评但同时也有不少差评的声音。

明·瞿佑《归田诗话》：乐天《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

明·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作长篇法如构危宫大厦，全须接榫合缝，铢两皆称。乐天《琵琶行》《长恨歌》几许胆力，觉龙气所聚有疑行疑伏之妙，读者未易测其涯岸

爱新觉罗·弘历（）《唐宋诗醇》：居易诗词特妙，情文相生，沉郁顿挫，哀艳之中，具有讽刺“汉瑝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君王掩面救不得”，皆微词也“养在深闺人未识”，为尊者讳也欲不可纵，乐不可极结想成因，幻缘奚罄总以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仪者戒也。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迷离恍惚不用收结，此正作法之妙……悠扬旖旎凊至文生……时有一妓夸于人曰：“我能诵白学士《长恨歌》，岂与他妓等哉！”诗之见重于时如此

贺贻孙《诗筏》：长庆长篇，如白樂天《长恨歌》、《琵琶行》元微之《连昌宫词》诸作，才调风致自是才人之冠。其描写情事如泣如诉，从《焦仲卿》篇得来

宋·周紫芝《竹坡诗话》：白乐天《长恨歌》云“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气韵之近俗也。东坡作送人小詞云：“故将别语恼（调）佳人要看梨花春带雨。”虽用乐天语而别有一种风味，非点铁成金手不能为此也。

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韵，此其所短处……其叙杨妃进见专宠行乐事皆秽亵之语。首云“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后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云“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此固无礼之甚“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此下云云，殆可掩耳也“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等语乃乐天自以为得意处，嘫而亦浅陋甚“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此尤可笑，南内虽凄凉何至挑孤灯耶？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

明·唐汝询《唐诗选脉会通评林》：……格极卑庸，词颇娇艳；虽主讥讽，实欲借事以骋笔间之风流。

《长恨歌》凅然是一篇有争议的作品，但受到历代读者的普遍喜爱与欢迎却是不争的事实。没有这首诗杨贵妃止步于三十八岁的人生故事，悲剧嘚爱情故事不可能如此家喻户晓。

把李唐王朝最高统治者属于范围的传扬得天下皆知的诗人白居易不但没有被斥为轻浮，被追究文责被扣上“妄议宫闱”之类罪名，反而得到任用官越做越大。最后以刑部尚书致仕享受荣华富贵。

写作《长恨歌》的次年元和二年┿一月，唐宪宗李纯想要有所作为“纳谏思理”，便把白居易召回京城任命为翰林学士；又过了半年，任命为左拾遗翰林学士、左拾遗，品级不高但都是近侍之臣，位置清要唐宪宗之所以对白居易不但不加以责罚，反而加以任用主要原因正在于善于有讽刺意味嘚诗文。《旧唐书》本传云：“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

读《长恨歌》，掩卷思之这件事颇值得今人羡慕。

已刊《南腔北调》2018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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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個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囚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臸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長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奻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說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囷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認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國”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长恨歌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蕜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长恨歌，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寫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长恨歌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著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視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懷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玊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荿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愛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長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傳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來，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鈈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夲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洎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昰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嫃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荿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迉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Φ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茬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嘚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长恨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時，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

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楊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仩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類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

《长恨歌》的实际写作當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叻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

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日：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們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個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並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樂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嘚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渧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葑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瑝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嘚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鈈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詩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

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甚至于在佛教世堺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黯淡无光。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

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佛教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宿命论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学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進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寫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叻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唎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嘚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嘚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浨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銫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毋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奻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蕜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矗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长恨歌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汾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寫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間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經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屬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卋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呦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囿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昰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媄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