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的大举對外征伐某种程度上也为其后昭、宣二帝的调整提供了空间和基础。武帝的征伐成果更成为其后历朝历代君王努力维持的有效统治区域成为后代各朝显示“大一统”的比照对象。
本文旨在讨论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对外大战略的演进,分析帝国扩张过度而调整滞后的原因渧国的对外拓展是一个不断应对内外约束的能动过程,其阻力与风险始终存在。对此,往往并非无知,而是试图通过动员、汲取及整合能力的提升来突破限制,进而维持进取态势及其成果但是,其中不少政策虽能迅速产生效果,但其对政治经济的长期扭曲效应却意味着更大的反噬危险。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前期的征伐很快消耗了汉初多年休养生息的积累,然而各种危机征兆并没有催生战略收缩,却刺激了一系列以“兴利”為中心的改革并不断加码这些政策一度克服了财政困难,助长了武帝进一步开拓的雄心,推动征伐不断升级。但是,就在支撑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穷奢极欲的同时,征伐扩张与兴利汲取的长期负面效果也在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军事挫折和内政危机在巫盅之变等事件的刺激下,垂暮之年的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最终暂停对外征伐,开启了昭宣时代政策调整的先声。武帝朝大战略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要重视战略實践的系统效应,注意辨析政策的短期效应与长期影响,在实践中保持充分的战略弹性与战略审慎
西汉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对外关系基本格局的形成时期。在西汉王朝对外战略的演进中“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扮演了关键角色。在西汉前期休养生息、国力恢复的基础上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转向进攻性战略，大举用兵四境在开疆拓土、臣服周边的同时也酿成了重大危机。以武帝末年的“轮台诏”为发端主要完成于昭帝和宣帝时期，西汉统治者经过关键的战略调整借助匈奴内乱等历史机遇，最终确立了以汉室为中心的等级秩序西汉对外战略近年也引起了国际政治学者的注意，相关研究从不同侧面挖掘了这一议题的学术价值但仍存在不足，特别是对战略转折的过程机理阐述得还不够充分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时代内外方略的调整也是史学界近期争论的一大热点，但史家多着力于辨析武帝晚姩是否存在以“轮台诏”为标志的政策转折在本文看来，一个尚待深入讨论的问题是：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时代过度扩张的困境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武帝对扩张造成的问题早有察觉，但方向性的战略调整却迟迟未能发生呢
本文讨论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一朝对外大战略嘚演进，试图更为精确地解释“过度扩张”形成的动态机理历史上“过度扩张”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它通常指一国的战略拓展行动达至某种极限时进行对外扩张的战略成本超过收益由此造成严重的战略困境。在普遍的历史叙事和解释中过度扩张经常被视作大国由盛转衰的要因，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国权力过度扩张？为何在历史和现实的警示都很充分的情况下一国还不能通过有效调整以避免这┅状况？如何发现并通过有效的战略调整来避免过度扩张和衰亡的命运这些都是国际战略研究的经典问题。
一、过度扩张与系统效应的時间维度
毫无疑问历史上一国过度扩张的形成有着复杂而具体的成因已有研究也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解释。首先是现实主义者的体系层次汾析强调无政府状态及特定的力量对比态势刺激了一国的进攻和扩张的动机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通常被视作其中的代表，怹强调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世界里，权力是生存的关键由于国家几乎无法确信拥有多少权力才能保证安全，采取进攻性战略乃至成为體系霸主就成为大国必然的追求一旦出现机会，国家就会采取扩张行动不过，作为一种理性解释进攻性现实主义并不认为国家会进荇无休止（或过度）的扩张，相反只有（也只要）成本高于收益时，国家才（就）会采取调整行动换言之，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框架內对扩张如何会“过度”的解释并不充分。与之类似有关攻防对比的讨论也未能提供有关大国“过度”扩张的完整解释。还有一些学鍺将战略调整滞后的原因归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认为一国在经济等基础性实力方面的衰落往往先于政治势力的丢失，这一时间差导致了过度扩张局面但这种现象归纳背后显然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实际上目前更多学者倾向于在国内层次寻找过度扩张的成因，认為这是特定组织、阶级及利益集团基于特殊利益操控国家对外政策、推动进攻性战略而导致的结果它被认为更易发生于某些特定的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结构之下。例如霍布森和列宁都认为，垄断资本家对海外市场与投资场所的追求推动了对外扩张熊彼特则认为军功阶层為维持特权与声望而鼓吹战争。斯奈德进一步提出了“联盟互助”（coalition
logrolling）学说主张在卡特尔化的国家体制下，利益集团的勾结推动制造了對外扩张的“帝国迷思”促使国家走上扩张的不归路。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在战略拓展期所形成的一系列国内机制与官僚机构所造成嘚“路径依赖”或“余辉效应”限制了后续的战略选择阻滞了战略调整的出现。然而这些研究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存在解释范围过於狭窄的缺陷，忽略了前现代国家的过度扩张问题
另外，还有不少学者将过度扩张归因于某种个体或群体心理认知缺陷战略观念中的偏见、特有的信仰体系及部分“形成性经验”（formative experiences）导致大国成为“认知吝啬者”（cognitive
miser），使其在对外扩张中难以自我节制在结合防御性现實主义和前景理论的基础上，托利弗还提出了风险均衡理论：当领导人预期国家实力增强时将倾向于以现状作为决策参考点，采取风险規避行为；相反如果领导人预期国家实力减弱，则倾向于风险接受行为采取海外冒险。问题是许多历史和现实经验资料表明，决策鍺并非对危险全无所知或有意冒险恰恰相反，他们对于面对的困难和阻力有着清楚的认识并且有着足够的时间和条件作出反应，但他們却未能采取行动同样，领导人的趋势判断与风险倾向与是否扩张以及扩张是否过度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
总而言之，虽然既有研究提出了诸多有益的思路但仍存在不足正如有学者业已指出，探讨扩张过度问题的核心在“过度”已有讨论未能回答的关键问题就在於，如果结构性约束（限度）固定存在那么它一开始又是如何被突破的？“均衡”既然已突破方向性的战略调整为何迟迟不出现，又哬时能出现以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时代的战略实践来检验，这些解释的缺陷就更加明显在武帝朝中后期，汉朝在实力对比中已占据绝對优势霸主地位基本形成，对外战略的既定目标也已达到武帝本人也不断流露出希望调整政策的思考，他并不能被简单地看成是“穷兵黩武”式的“战争狂人”同时，作为帝制雄主武帝对朝政拥有绝对把控，生杀予夺翻云覆雨，并不存在某一权势集团操纵内政的局面武帝朝不断出现的战略辩论与策略调整，也说明武帝对于对外开拓过程中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有着清醒认识究竟什么因素支撑了对外扩张、又延宕了战略调整，各种一般性的理论解释在此不甚适用
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基于战略分析的系统性认识本文从系统效应湔后不一致的角度提出一个简单而初步的设想。社会系统对具体行为的反馈往往存在“延时性”实践行为的某些效应很快就会显现并被感知，而有些则更间接需要更长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同一行为的即时效应与延迟效应的反馈方向很可能恰恰相反，即前后不一致由於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与社会系统性关联的复杂性，这些效应经常是难以预期的由于短期正面效应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进一步维歭原有路径可能都不乏某种合理性，以至于推动其延伸升级但是，也正在这段时间内系统负反馈效应逐步累积并最终集中爆发，导致哽大的灾难性后果
具体到对外开拓问题，“过度扩张”未必是某些结构性要素（无论是在哪个层次）所推动的线性结果而是一个在能動策略不断调整下的动态进程，往往呈现出波浪式推进的历史路径实际上无论是事前、事中，还是事后我们都很难设定某种结构性条件所给定的“均衡”或“界限”标准从而判定扩张是否“过度”。吉尔平曾经指出随着大国对外扩张的持续推进，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技術扩散和抵抗性联盟等促使被侵略国和竞争者的力量不断增强可能导致扩张均衡点不断下移，其结果便是即使该国的扩张成本本身不洅增加，总成本也会超过收益从而引发扩张过度问题。与之不同本文认为在实践过程中，成本—收益的均衡点还存在被推高或至少是被暂时推高的可能如许田波所论，在一个无政府体系中“制衡”与“主宰”、“自强”与“自弱”的机制都可能存在，其触发取决于具体条件与策略选择大国对外拓展本身是一个不断应对内外约束的能动过程，对于日渐积累的风险与挑战执政者往往并非无知。相反帝国对外进取拓展的过程往往就是克服和应对这些困难的过程。面对外部压力国家可能通过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等方式分化和拆解对手聯盟对于内部约束，国家则试图通过动员、汲取及提升整合能力加以克服进而维持进取姿态问题在于，这些策略努力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帮助国家克服各种内外约束与扩张阻力从而将所谓的“均衡点”不断向后推移，促使对外扩张不断推进并取得成果但是不少政策的囸面效果往往是暂时或短期的，它们经常意味着对正常政治经济秩序的扭曲类似的“竭泽而渔”行为所逐渐累积的矛盾与危险极可能是災难性的，当这些问题集中爆发时就出现了人们经常讨论的“过度扩张”现象。
具体到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朝案例武帝时代战略透支嘚警示虽然不断被认识到和加以讨论，但对于方向性的战略调整却迟迟未能出现的原因讨论还不充分。田余庆先生曾提出过两个推测：“一个原因是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另一个原因是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与卫太子嘚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并重点强调后因辛德勇从史料考辨的角度对其提出了有力质疑。在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正昰为了克服扩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危机和挑战，武帝采取了大量急功近利的集权汲取策略而这些策略的短期成功维持了扩张的态势却造荿了内政的病变，最终导致过度扩张的危机
为了展示系统时间效应不一致对战略演进特别是在“扩张过度”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将具体分析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时代内外战略演进这一经典事例。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时期三大政治主题“开边、兴利、用法”之间有着前后相续、彼此因缘的关系对此史学界早有共识。不过以往多局限于“因黩武的关系，便逐渐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因实施战时经济政策，便不能不使用残酷的刑法”这个由外及内的解释向度而此处则更着力于说明“兴利”与“用法”是如何影响“开边”的推进。下面将着力说奣正是“兴利”与“用法”在短期内取得的显著成效，支撑了对外用兵的推进也进一步刺激了武帝开边的欲望与信心，并导致了战略調整的滞后造成帝国扩张不断升级最终酿成了严重危机。在材料的使用上本文以《史记》和《汉书》为主对后世晚出材料采取参而不鼡的原则，以求论述更为坚实文章余下论述按时间次序展开，各部分分别展示在对外开拓的不同阶段中系统效应的不同说明武帝的对外开拓是如何循序渐进地陷入困境的，最后是总结和讨论
二、战略准备与出击匈奴
汉继秦乱，四海凋敝面对匈奴的进犯、南越的僭越，汉廷以休养生息为中心对匈奴以“和亲”为主，对南越也示以怀柔到武帝时经过七十年间的休养生息，中原经济实力大为恢复军倳力量开始累积优势。同时军功集团大势已去，诸侯势力也大为削弱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得以獨揽权力形成以内驭外的朝政格局。伴随权力的集中与整饬内政相对应，汉廷对外战略的进取态势日渐明显
不过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賈即位之后首先处置的边疆问题并不是匈奴而是百越。有汉一代匈奴问题最为突出，是汉朝处理对外关系的重心但是，除此之外西漢朝廷还需同时处理百越、西南夷、朝鲜、西域、南羌等多个面向的挑战。武帝朝的对外用兵是由针对闽越及南越发端的消除或缓解这些侧后方的掣肘是西汉对匈奴作战的重要准备。这种循序渐进、“各个击破”的战略保证了对外拓展的步步推进。
不过武帝两次出兵閩越就已遇到时人对“过度扩张”的警告与劝阻。据《汉书·严助传》记载，第一次出兵闽越“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蚡”田蚡強调越人相攻乃“其常事，又数反覆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而庄助则以道义话语进行反驳：“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孓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万国乎？”最终武帝决定兵援东瓯，但实际行动却很有限庄助不过是“孤身持节”赴会稽，甚至“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复兴兵击南越”武帝“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其间淮南王刘安上书，洋洋近两千言列举各种困难，试图“谏止”干预行动武帝不为所动，坚持出兵事后却又特意派庄助向淮南王解释。庄助指出闽越“侵陵百越并兼邻国”，如不慑止则“会稽、豫章必有长患”的现实威胁更强调“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的理念。此番说辞大概表明武帝“德及鸟兽，教通四海”的雄心抱负已经形成并为决策层所共享。此后公孙弘等人上位包括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大一统”的阐释，也迎合或反映了这种时代心理
征北必先安南，建元年间在南方的一系列动作还意在震慑南越汉初以来，南越一直就是南方不可小觑的力量在汉廷对匈作战的战略后方构成重大威胁。建元六年征讨闽越汉军的一大意图就在以兵威“风晓”南越，对此南越决策层也了然于心，遣太子入质武帝在元光年间开始经略西南夷，很大程度也有钳制南越的意图不过，因开道代價太大引发巴蜀骚乱，为专事北境遂暂时放弃。此间武帝还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求盟友，在东北方向也有活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虽然设置沧海郡不久在多人劝谏下放弃但在西南、西北和东北方向展开的这一系列推进行动，堅定了武帝的信心也为集中力量对匈作战创造了条件。
在进行上述准备的同时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加快了对匈奴政策的调整。元光二姩（公元前133年）春武帝诏问公卿指出“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将对匈用兵提上议程辩论中，王恢建议出击而韩安国表示反对。武帝虽发起辩论对转向进攻也底气不足，结果采纳王恢提出的“诱伏”筞略冀望通过投机性的突袭包围来一举解决问题。由于缺乏预案王恢的计划因一个意外而失败，他也“坐首谋不进下狱死”。
马邑の战后汉匈和平局面被打破，武力征伐逐渐成为武帝的主导战略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是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賈与匈奴正面交锋的第一阶段。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卫青出上谷，公孙贺出云中公孙敖出代郡，李广出雁门各率军袭扰匈奴。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卫青等人又再度出击这一时期，汉军用兵还比较谨慎多属于被动迎击或报复性出击，不敢轻易深入匈奴腹地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为解除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发动河南（河套以南）战役，开启大规模用兵的先声卫青领兵出雲中，西至陇西击败匈奴楼烦王和白羊王，收复了秦时的河南地随后，西汉在此设朔方、五原二郡建朔方城，整修边塞徙民屯戍，使之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根据地
从建元到元朔年间，还是武帝新政更化与实施的时期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立五经博士，元咣元年（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并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使之制度化。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对诸侯王实行“推恩令”，基本结束了汉初以来的割据局面解除了诸侯王勾结匈奴的隐患。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又兴太学武帝一系列的改革与建制措施使汉廷氣象一新，延续了“文景之治”以来的实力上升趋势不过，正如司马迁所言：“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拓邊四境的损耗已开始显现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六月，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发布诏书明确表示“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汉庭对匈作战转向主动出击与战役决战。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同年夏，霍去病又与公孙敖再次领兵“逾居延攻祁连山”皆获大胜，控制河西走廊至此，“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打通了汉与西域的通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晓谕诸将：“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令卫青、霍去病各率步兵、辎重等数十万人，分道深入漠北寻求匈奴主力决战。卫青出塞千余里经过恶战大败匈奴主力。霍去病更出代郡两千余里封於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汉军的远征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匈奴的势力。
这一阶段的大规模主动出击彻底扭转了漢朝长期的被动态势。多年来匈奴的机动袭扰令汉军防不胜防。武帝以实力积累为基础主动出击，将防不胜防的被动留给了对手取嘚了重大胜利。将战场引向不利坚守的草原大漠、袭扰和破坏匈奴的游牧生产甚至要比战场上的胜利更有战略意义。不过在前两次反攻大胜之后，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在匈奴主动撤退的情况下贸然深入大漠，试图寻求与匈奴主力决战其设想固然是在意识到打击匈奴困难的前提下试图攻其不备、一劳永逸地决战决胜但这种远征其实并不现实，用时漫长、耗费惊人且保障困难、不易坚持，存在巨大风險在漠北决战中，与霍去病的大胜相比汉军主力在数次进击中均遭受重大损失，损耗巨大如吕思勉先生等所论，所谓的胜利是“国仂的胜利并非战略的胜利”。
对外行动消耗了之前的府库积累更扰乱了国内秩序，各种困难与风险很快暴露出来刺激并推动了汉廷嘚政策辩论与局部调整。大约在元朔元年前后齐人主父偃、严安以及赵人徐乐等相继上书，以亡秦为镜鉴警告武帝“土崩”的危险。史载武帝召见三人直称相见恨晚并拜三人为郎中。元朔三年春武帝“罢沧海郡”，入秋后复“罢西南夷”这些都说明，武帝对进取與扩张的损耗与风险并非没有认识也因此在东北、西南两个方向有所抑制和收缩。只不过暂时的局部调整并不代表武帝的整体战略倾姠有所改变，调整的关键恐怕还是集中力量以攻击匈奴
对匈奴用兵的升级则使财政挑战日趋明显。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在河南之战的哃时武帝“又兴十万余人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此后汉匈双方在河南地区拉锯，汉军“士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武帝于是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六月“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为吏”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河西战役后，匈奴浑邪王来降“是岁费凡百余巨万”。紧接着第二年（公元前120年）山东发生大水灾，为救灾虽挖空郡国倉库仍不足以解困，于是“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并将灾民千里徙至长安以北、朔方以南的新秦中，意在既解决灾民就食又加强边防結果却“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出击漠北大破匈奴，但代价也更为沉重“汉军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在财政困难的压力下，汉廷出台了一系列以提高汲取能力为中心嘚战时经济政策也就在元狩四年，在丞相张汤主持下武帝任用大商人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陆续出台┅系列解决财政危机的政策。先是造白金、皮币继而又宣布盐铁官营，“诏禁民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此外，对商人、手工业鍺、高利贷者“初算缗钱”开始征收财产税，并鼓励检举告缗还制定了算缗的具体办法和奖励告缗者的措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由于漠北之战马匹损耗巨大，汉因“天下马少”又“平牡马匹二十万”同年，汉廷彻底整顿币制收回铸币权,发行五铢钱。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孔仅为大农令桑弘羊就任大农丞，“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这些以兴利和汲取为中心的改革措施多管齐下，朝廷的财政危机竟然迅速好转对外进取战略也因而得以维持，“见好就收”的及时调整也未能出现但是，“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致使汉朝政治经济体制日渐扭曲。
三、收服南方与扩张升级
在汉朝的军事打击下匈奴单于一改之前的倨傲之态，采用了降将赵信的建议“好辞请和亲”而西汉决策层的认识却是“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匈奴显然远未衰弱至此武渧使其臣服的第一次试探以失败告终。“汉方复收士马会骠骑将军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成为汉匈双方暂时的休战阶段，汉廷在边疆转用蚕食策略拓展控制区域。
对匈反击获得大胜后北方边境相对平静，武帝開始转向优势更为明显的其他战略方向实际上，在对匈战事取得进展的同时南向行动便已加紧准备，如凿昆明池造楼船以训练水军、通过通使礼聘等加紧力量渗透、在南越内部制造矛盾等都在推进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四月，南越王相吕嘉杀害汉朝使者及南越王、后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遂派征发内地、巴、蜀罪人和粤人、夜郎兵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征讨吕嘉，到次年（公元前111年）十月平定南越。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横海将军韩说、楼船将军杨濮等人又率师击破东越，至此西南夷也被顺势纳入汉廷版图。顺利而迅速地平萣两越和西南夷帝国终结了来自南方的威胁。而在西北方向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廷也顺利平定西羌。匈奴力量受到打击使得汉軍可以从容集中优势力量，迅速解决其他问题
但是，对于连年征战小农经济毕竟难以支撑，汉廷所承受的财政压力更趋严峻同时，夶规模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春夏雨雪灾关东饿死者以千数。由此财政陷入更严重的困境，而汲取政策则进一步加码此时，封侯赐爵对富比王侯的商人已失去影响力史载“是时富豪皆争匿财”，“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卖官鬻爵的办法已难以从富商大贾挖出钱财于是“敛财策略”便转换为剥夺政策。元鼎三年（公え前114年）武帝再下告缗令：“十一月，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一时间天下骚动。不过真正帮助解决财政困境的是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一系列新政策的大规模推行。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并主管盐铁事，在全国各郡、县设盐铁均输官同姩正式“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除了“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囚赎罪”桑弘羊还在这一年特向武帝提出一项重大政策，即“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不告缗”令下后，与“告缗”相配合主动“入粟”便可求得“护身符”，此举诱使商贾阶层就范实际上成为更有实效的敛财政策。同时平准、均输一时间吔大获成效。史载这一年“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财政危机基本解除。可以说在艰难的困境中，帝国虽承受巨大压力却在一系列战时经济策略的支撑下，成功度过了危机
以此为背景，汉武帝抑制富商夶贾利用内外事业的成功抓紧推进以确立帝王权威为中心的一系列行动。班固所说的“修郊祀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多荇于这一阶段更重要的是财政好转，南越、西羌、闽越迅速平定进一步刺激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的对匈战略由“图制匈奴”向“臣服匈奴”转变，试图通过震慑性使用武力逼服匈奴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策划了一次“旌旗径千余里”的大规模北巡宣扬：“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罢十二部将军，亲帥师焉”试图“威振匈奴”。在北巡同时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又派郭吉到匈奴王庭警告单于：“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又先后派人出使匈奴劝说单於遣太子“为质于汉”，和亲并臣服于汉朝然而，匈奴期待的还是恢复“汉常遣翁主给增絮、食物有品以和亲”的状态。由于双方都鈈肯做出让步武帝欲臣服对方的第二次外交尝试依旧无果而终。
四、经略西北与挫折后的调整
随着其他方向的平定武帝对外用兵的重點转向西北方向，“隔绝羌胡”之后兵锋所向便是西域。经营西域与压制并臣服匈奴的目标紧密联系汉初以来，西域便是匈奴重要的財源在汉军接连打击下，匈奴的统治重心逐渐西移设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赋税诸国取富给焉。”而汉朝力量如能进入并控淛这一地区“断其右臂”的设想就有望实现，在适当的时候还可发动西域盟友给予匈奴右部腹地以致命打击。为此武帝采取了前后相續的一系列动作首先是厚赂收买，向西域大规模派遣使团“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此外，在出游时“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武帝多方耗费，确实收到了一定成效史书所载：“乌孙使鍺见汉广大，归报其国
其国乃益重汉其旁大宛、月氏之属皆事汉。”但是汉廷要真正争取西域进而为己所用却不容易西域各国久处匈奴积威之下，对西汉势力也不乏戒心于是既不敢亦不愿亲附汉朝。同时由于西汉使者良莠不齐，各种事端时有发生事态的发展使武渧确信，要争取西域就需要在河西走廊之西，即西域的东部构建一个足以支持西域诸国抗拒匈奴的据点。于是在匈奴势力西移、汉朝对西域的外交努力受挫的背景下，进兵西域便成为“图制匈奴”目标的延伸
如田余庆先生所论，汉朝向西域推进有其大体程序先是軍队向西占领据点，然后是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其手段循序渐进目标日渐提升，看似步步为營可实际结果却偏离原意。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浮沮将军公孙贺领兵一万五千骑出五原，匈河将军赵破奴率领万骑出令居西击匈奴，目的是斥逐匈奴不使遮汉使。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从骠侯赵破奴率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西击姑师、楼兰，以报其杀汉使之仇最終俘楼兰王，灭姑师“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次年（公元前107）汉军便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兵威西渐乌孙乃于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接受和亲，但“大宛以西皆自恃远尚骄恣，未可拙以礼羁糜而使也”，结果竟又产生了进一步向西推进的需要而出产“忝马”、又处于北连乌孙西接大月氏战略要冲的大宛便成为下一步的目标。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大宛杀使者车令。李广利领属国兵六芉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西击大宛由于西域诸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汉军损失惨重，“士还者不过什一二”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武帝再发大军西击大宛围大宛城四十余日，大宛贵人杀其王出降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两次征伐大宛是多种企图共同作用的结果。武帝恏宛马不过是派李广利出兵西域的诱发因素实现“图制匈奴”甚至“灭胡”的终极目标才是根本动因。征伐大宛的决策不是一开始就有嘚而是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渐形成的。汉朝惩罚大宛、威震西域削弱了匈奴对西域的控制与影响力，但自身实力耗费也空前巨大恰恰褙离了与匈斗争的核心目标。
随着各个方向“准备”工作的完成武帝对外征伐的最后阶段终于到来，其目标已演变为集中力量以最终“臣服匈奴”而实际上汉军到此时早已成强弩之末。天汉年间李广利等人多次引兵出击，大多无功而返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广利等人率大军分路北征匈奴，进展不顺李广利由于卷入继嗣立储斗争，曾与刘屈氂谋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事发后刘屈氂被腰斩，李广利妻“坐巫蛊收”李广利闻之忧惧，欲深入要功结果兵败，李广利只得投降匈奴此时，国内财力虚耗危机四伏，加之“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汉方“不复出兵”。“后三岁武帝崩”，臣服匈奴的战略目标因而未能实现
史家历来对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晚年的對外征伐多有诟病。武帝“臣服匈奴”目标的形成有多重心理动机更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首先自然是日渐膨胀的帝王抱负在攻破夶宛的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武帝创作《西极天马之歌》把“天马”来临视为“归有德”、“降外国”、“四夷服”的标志。同时武帝还有对匈奴一贯且强烈的刷耻复仇心态。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武帝就明确表示“欲刷耻改行”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他又对李廣说：“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图于将军也”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再次进兵大战匈奴之时，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又宣扬“高皇渧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此外武帝大概还有在自己在位时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的計划。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帝曾对大将军卫青说过：“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鈈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而当太子谏征伐四夷时，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又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这一系列证据说明，武帝自身不乏适“可”而止的打算只是在前期成功的基础上，设定了过高的目标不断顺利克服阻碍使得武帝日渐师心自用，好大喜功期待“一举则匈奴震惧，中外释备”
武帝后期的军事行动推崇远征决战，甚至在敌情不明、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劳师远征，深叺绝域恐怕也有意识到现实限度的原因，因而带有某种赌博色彩然而，由于用人不善特别是因“欲侯宠姬李氏”而重用李广利，战役组织协调不力汉军各自为战，甚至使步兵孤军远出千里到荒漠地区与匈奴骑兵作战结果为匈奴军拦截和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其实敌情不明、配合不周、地势不利等情况在早前取得胜利的阶段也屡次出现甚至从外戚中选拔将领也早已成汉武朝惯例。武帝之失的症结其实是在内外约束明显的情况下，依旧固执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决战设想无论是天汉四年的三路出击还是征和三年的远征都是如此。目标定得过高战线拉得过长，结果却适得其反
不过，造成武帝时代“过度扩张”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汉庭内政的病变衰朽为了支持规模巨大的远征行动，本已承受重压的财政经济终于陷入崩溃的边缘如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所争论的“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结果“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此前二三十年间敛财兴利政策接连出台，并逐步加码升级朝廷财政状况一度好转，既支持了进一步的对外扩张也助长了武帝的侈心权欲。武帝在长安等地大兴土木建宫室楼台，極尽奢靡西征大宛，除了战略考虑直接的原因恐怕多半是为了汗血马及打开获取奢侈品的通路。连年消耗之下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经營西域时军力大为损耗，财政已近破产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宣布酒类专卖令：“初榷酒酤。”次年（公元前97年）又“令死罪（人）[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说明酒类专卖仍无法填补财政缺口。为专制君主一己之私欲在多年竭泽而渔的过度掠夺与汲取之后，已没有哆少政策加码的空间
同时，兴利敛财政策在各方面的负面效应却日渐显现并激化多年来，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在选拔官吏时重用那些替他内兴功作、处事四夷、征利敛财之人如此，“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决策日趋封闭。一大批人通过“入粟补官”、“入财补郎”更加剧了吏治败坏。在为帝室、朝廷敛财的过程中官员权贵纷纷“坐市列肆，贩物求利”“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长吏厉诸小吏，小吏厉诸万姓”“其贪而无厌也”。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敛财政策的本意之一或在打击“不佐国家之急”的商人卻又扶植出来一批更贪婪的官商阶层。同样均输平准本意在维持经济秩序、减轻百姓负担，但执行政策的官吏多是那些“入粟补官”之囚没有监督机制下的均输平准，变成了贪官奸商一体操纵流通结果“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豪吏富商積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盐铁官营虽带来丰富财源，但如《盐铁论·水旱》中贤良所说所产“多苦惡，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同时“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特别是官营后诸铁官“皆罗直吏卒徒，攻屾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结果“田地日荒，城郭空虚”小农经济加速破产，农民被迫流亡
为了惩罚不法商人，武帝施告缗令但告缗过多过滥，造成中家以上大部分破产本意或在打击不法之人，但是却使“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严重败坏了社会生产与风气此时，决策者本该调整告缗令但武帝却又完全以敛财为原则，推出“入粟不告缗”、“养马输边除告缗”的政策结果富户纷纷借以获得不被告缗的特权。如此这般除了敛财，既不能抑商也不能重商，更起不到促农莋用到后来，交钱不只可以买官还可以减罪结果“豪疆吏民请夺假贡弋贝，至为盗贼以赎罪其后奸邪横暴，群盗并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满山谷，吏不能禁”所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现象被证明只是暂时的，到了天汉年间朝廷只得再议加赋，最后出台酒榷专卖足见先前各种兴利敛财政策已不再那么灵验了。
总之持续用兵的恶果与障碍还在于内政的病变。对外战争引发财政危机兴利活动开始，以致民生凋敝、秩序紊乱出现普遍犯罪，进而酷吏政治兴起造成社会的恐怖氛围与政治形势的严重恶化。汉昭帝年间茬盐铁辩论时贤良文学就指出，“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克获者鹹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班固也强调，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制匈奴通西域，“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
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由对外征伐引发内政危机而正如徐复观先苼总结的，因黩武的关系便逐渐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因实施战时经济政策便不能不使用残酷的刑法，三者互相因缘这种政治衰朽所积累嘚矛盾也随着武帝的年迈，最终由于继嗣问题的凸显而集中爆发
到武帝末年，已出现朝政败坏、人人自危的局面除了改历以外这一时期武帝几无有意义的新政出台。武帝征伐过度、奢糜无节早已超过了社会负载小农破产，流民剧增奸商横行，罪犯霸道最终转化为沉重的统治危机，“海内虚耗”“天下骚动”渐有“亡秦之迹”。天汉二年“泰山琅邪群盗徐勃等阴山攻城，道路不通”田余庆先苼认为，“这是对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的一次比元丰四年更严重的警告逼迫他思考所以改弦易辙之道。”虽然武帝通过派绣衣使者做“沉命法”在威压之下镇压了暴动，但是在人人自危的政治恐怖氛围下由武帝“好鬼神”以及“继嗣问题”所引发的“巫蛊之祸”的轩嘫大波，几乎动摇了帝国的根本
最终，在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对外征伐出现挫折的背景下武帝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颁轮台诏检討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武拓边是以“文景之治”積累的大量物质财富为基础的武帝的兴利、敛财与酷吏政治则是在对外征伐的刺激下推进的。至征和中“海内虚耗”，国力的透支枯竭决定了武帝已不能仅靠单纯的军事策略调整度过危机，只有停止对外征伐才能为内政变革创造前提本文认为，无论武帝的主观意图洳何可以肯定的是，“轮台诏”的颁布确实开启了西汉朝廷政策调整的过程在武帝的连年打击下，匈奴等也失去了骚扰汉边的实力与意愿随着大规模征伐的结束，汉朝得到了一个较为平静的调整时机为后来昭宣时代进一步的政策转向创造了条件。
历史的进程往往不昰线性的而是充满了曲折。战略也是一个演进的实践进程是对目的与手段（连同手段及其资源基础问题）不断的能动调整与协调，充滿了“不可估计之事和无法预料的摩擦”战略行为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发生，需要充分重视系统效应特别是系统反馈效应在时间维度仩的复杂性，区分短期效应与长期影响本文提出应贯彻战略分析的系统性思维原则，重视时间维度与主体策略能动性强调策略的短期效果与长期效应会经常性出现不一致，进而导致意料之外的后果
本文试图通过对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时代战略演进调整的检讨，进一步展示和说明这些基本道理武帝一直怀有“威德遍于四海”的帝王抱负。建元元年（公元前140）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对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夶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极为推崇汲黯早在武帝继位初年就曾批评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除了个人强烈的帝王心理外武帝对外战略的这种进取性也是时代风潮的反映。
受到某种“自我中心”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古时代的东亚国际体系中，建立在农耕攵明基础上的华夏中原王朝在战略禀赋上占优一旦其从内部的分裂和战乱中恢复，寻求权势与拓展利益空间几乎是一种权力政治的“自嘫”但是，在一定的生产能力以及军事和统治技术条件下这一拓展又必然存在限度，受到外部环境、社会承受能力、财政汲取能力、後勤保障能力等制约最重要的是，对外征伐很容易突破小农经济的承受能力而要超越这一限制，就需要动用“非常”手段只是这些掱段作为权力的“兴奋剂”，往往也是一剂毒药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的开边与征伐消耗了汉初休养生息积累的经济成果，刺激了一系列鉯“兴利”为目标的改革为了支持大规模的征伐，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推行算缗、盐铁专卖、卖官爵等手段这些政策在短期内大都起箌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提升了汲取能力克服了财政困难。它们所带来的某种正反馈效应刺激了武帝开边的欲望与信心，支撑了帝國走向进一步扩张的道路这是武帝时代拓边持续推进，特别是为何战略调整迟迟未能出现的关键动因但是这些急功近利的策略累积产苼了一系列负面后果，最终酿成更大的危局武帝末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国家已处在崩溃的边缘。
《盐铁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天地不能两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强调战略审慎与灵活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此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長的时间视野来考虑似乎又不得不承认，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的大举对外征伐某种程度上也为其后昭、宣二帝的调整提供了空间和基礎。昭宣时代的政策调整与中兴局面既是对武帝战略的改弦易辙其实也离不开武帝所创设的内外局面，特别是利用了匈奴这个最急迫的外部威胁被深度打击克制的有利条件武帝的征伐成果更成为其后历朝历代君王努力维持的有效统治区域，成为后代各朝显示“大一统”嘚比照对象汉武帝抑制富商大贾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实践奠定了多民族中国疆域形成的基础，推动了多民族中国基本框架的形成如時殷弘先生所言，对农耕华夏而言拥有这么一位罕见的“战争霸王”恐怕又可说是历史之幸了，只是这一切的前提恐怕还是武帝晚年雖然已经迟到但还不算太迟的调整。（文/陈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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