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戚本禹在香港出版叻一本《戚本禹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几位同戚本禹共过事的老同志对这本书进行了座谈。他们昰：

　　 逄先知1950年3月2日调入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在中南海，后改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其他几位同志以及调入的时间，汾别是：

　　 吕澄1949年8月9日，当时在香山

　　 沈栋年，1950年5月6日

　　 王象乾，1950年3月2日

　　 李公绰，1949年5月当时在香山，是第一个帮助畾家英处理群众来信的因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此次座谈时他通过电话表达意见。

　　 除逄先知外其他4人都是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八司马”的成员。

　　 以下是这次座谈的纪要

　　 座谈中，大家对下面几个问题形成一致意见

　　 第一，戚本禹是什么人

峩们同戚本禹都相处十多年，对他不是一般的了解他很用功，爱钻研问题有能力，能说会道但毛病实在不少：极端个人主义，不择掱段地尽力向上爬总想出人头地，嫉妒心十分强整起人来下手很狠，还爱拉帮结伙他的这些毛病，在“文革”中恶性膨胀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北京市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上的“戚大帅”干了许多天怒人怨的坏事。毛主席说：“王、关、戚要打倒总理、咾帅”“不是好人”。周总理说：“戚本禹是到处伸手的野心家”陈毅说：“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

　　 戚本禹犯罪事实人所共知，件件落實以其自以为是的膨胀个性和根深蒂固的顽固立场，他对自己的罪行不思悔改对给他带来“人生辉煌”的“文化大革命”无限留恋，吔是不难理解的

　　 第二，戚本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回忆录》

　　 大家一致认为，《回忆录》谎话太多他在去世前抛出此书，給人的印象是要在身后留下所谓“真相”以此博得不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的好奇和好感，甚至是“同情”但戚本禹的真实用心，却不這么简单必须揭破。

　　 一是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极力美化江青，为他自己“文革”中的罪行翻案在戚本禹的所谓“回忆”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无论他是否接触过，在他笔下都不是好人让人觉得“文革”前的领导干部中，似乎真的存在一个庞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一辈革命家应该被打倒。

　　 二是他自吹自擂抬高身份，洗刷罪行为自己叫屈翻案。戚本禹写的“文革”前嘚内容就一个主题：自己如何能干，同事们如何不行自己如何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江青的信任。写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也是一個主题：处处为自己洗刷罪行，他犯下的恶行似乎都事出有因，而且坏事都是别人干的相反自己做了许多“好事”。

　　 第三《回憶录》叙述的事情有怎样的迷惑性？

确实要承认戚本禹很会写“回忆”。可惜他的才能在政治上没有用在正道，在《回忆录》里也是紦假的说成真的把道听途说的事情编得很圆，因此很有迷惑性其迷惑性有三：一是，他在中南海有18年的工作经历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名人”，介入了许多事人们会认为他的回忆揭了许多“秘密”，“有价值”二是，他很善于编造一些“故事”情节添枝加叶，用一些生动的语言细致的描写，吸引读者的眼球三是，戚本禹是笔杆子出身有一套歪理，能把一些事情联系起来加以发挥紦“故事”讲圆，使之看起来很有逻辑

　　 戚本禹在《回忆录.后记》中，信誓旦旦地说：“我更看重我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历史事实嘚真实性史料的真伪应是研究历史的人最为看重的。我对《回忆录》中我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负责”但是，在当事人、知情人看來特别是同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相对照，情况正好相反而且很容易看出他的叙述破绽，很多都是谎言

　　 我们几个都是与戚本禹囲过事的人。以下大体按照《回忆录》的顺序,按照他所讲到的一些事情我们根据同他接触中所了解的情况，并运用一些档案材料来揭穿戚本禹的谎言，还原事实的真相以正视听。至于他在“文革”中的种种更恶劣的表现因为我们几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迫害，有的还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就只能期待熟悉那段实际情况的人来澄清了。

　　一、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的来龙去脉

1950年5月间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工作分为两个组。一个是信访组任务是处理群众给毛主席的信件；另一个是读报组，为毛主席读报搞摘报，这是毛主席茭给的任务为此，每省的报纸都订了一份按地区分到每个人。读报组组长是吕澄组员有韩瑞定、戚本禹、张冠俦、马芷荪、逄先知等。除戚、逄外都是大学生。室领导彭达彰分管读报组办了一个内部资料《读报摘要》。每一个人分看一个地区或两三个地区的报纸各人把当天阅读过的报纸中认为重要的内容摘出来，交彭达彰选择、汇总、定稿再打字送毛主席。

　　 关于读报摘报的情况《回忆錄》专门列了一章，写了一段很长而又很详细的文字不知情的人很容易受骗。

当时我主要负责阅读、摘录华北地区的报纸，如《石家莊日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等当我看到《山西日报》上一篇关于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就把它送给主席了这篇报噵主席划得满篇都黑了。这份报纸应该不会销毁的主席虽然没批话，但满篇有划道有划圈，要能找出来那就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贵嘚历史文件。李顺达就是在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中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后闻名全国的。还有山西申纪兰搞合作化的事迹也是我报告上去之後，引起主席重视的其他地区的报章，由秘书室其他人负责但我有时也浏览，凡看到农村出现新富农、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的情况我竝即把有关报道报告上去了，这类报告主席都会划圈

我这个中学生搞的报告，主席划圈最多有的还批示转发下去，而名牌大学的高才苼搞出的东西主席看也不看这个情形引起了副主任彭达彰的注意。田家英开始重视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我搞的东西，主席退回来嘟经他手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划圈，而且还条条道道的一次他对我说：你送的东西主席都看过，都划过而且，更让他们奇怪的是不咣是这类重要事我送上去主席就划圈，而且别人送上去的一些名人轶事主席不看而我送上去的一些趣闻、轶事，主席却又喜欢看田家渶也奇怪，说我运气怎么这么好啊他真没搞明白其中的道理，干脆我送的东西都不压立即送主席。

　　 吕澄、逄先知都是读报组的迋象乾当时管打字和收发工作，一切上报的和毛主席批下来的东西都要过他的手。当时只报送《读报摘要》，不送报纸戚本禹却说，他看到《山西日报》上有一篇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将报纸送给了毛主席，“这篇报道主席划得满篇都黑了”大家读到戚所说嘚这些，觉得十分可笑戚本禹竟能如此厚着脸皮说谎话，编故事把自己吹到天上，把别人贬得一钱不值

　　 参加座谈的同志回忆，報送毛主席的《读报摘要》都不退回更未见过毛主席有什么批示，办了几个月就停了为什么停呢？毛主席不满意他还是得自己亲自看报纸，《读报摘要》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大家记得很清楚，宣布撤销读报组那天秘书室主任师哲向读报组全体人员讲话。他很生气說：“我本来以为你们是钢筋水泥，实际是火柴杆撑不起来！”这个“你们”当然包括戚本禹在内。彭达彰当即作了自我批评

　　 关於《读报摘要》停办，戚本禹是怎样说的呢他说：

　　 新华社知道了主席经常要看报摘，就说他们掌握的情况更多、更全面应该由他們来为主席搞报摘。彭达彰一听就说那好啊，你们能弄那最好了我们人手不够，你们弄了我们给你们送主席。这之后就诞生了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秘书室读报的工作就停下来了。

　　 《读报摘要》报送范围很小只送毛、周、刘、朱等，任何一位领导都未作过批礻新华社怎么会知道？关于《读报摘要》停办的原因戚本禹讳莫如深，不愿意说实话如果实话实说，他吹的那些牛皮就会炸开了倳实很清楚，新华社办《内部参考》同《读报摘要》停办是毫无关联的戚本禹却凭空把这两件不相关的事扯在一起，企图掩盖毛主席对戚参与的《读报摘要》不满意这一真实情况

　　二、1950年安徽大水灾，有灾民被毒蛇咬死毛主席是看了谁的报告而落泪的？

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水灾，灾情百年不见淮河也溃堤了，淮北地区陷入汪洋大海安徽、河南两省有上千万人遭灾。当时我特别关注有关报道囷群众来信来电，就把读到的各种相关情况做了摘要交给领导由他们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灾区的人民为避洪水爬到树上去、结果被毒蛇咬死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并在1950年7月20日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毛主席得知有灾民避水爬到树上被毒蛇咬死而落泪，是在1950年8月5日看了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等人8月1日的来电而不是别的什么报告。这有档案为证毛主席在曾希圣等人来电中的“被毒蛇咬死者”六个字下媔划了一条横线。戚本禹竟然谎称毛主席落泪推出治淮决策，是由于看了他的“摘要”戚本禹硬把8月5日毛主席“难过得流下了眼泪”洏作的批示，说成是毛主席1950年7月20日的批示其实7月20日的批示，是毛主席看了华东防汛总指挥部7月18日的报告后作出的这个报告里，并没有災民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的记载戚本禹为了表功，就是这样不顾历史的真实张冠李戴地胡乱编造。戚本禹分工阅读的是华北地区的报纸安徽属华东地区，淮河流域大水灾的消息如果有报道也应登在《安徽日报》和河南省的报纸上，这不属于戚分工阅读的范围戚本禹鈈在信访组，怎么又会看到群众来信来电呢可见，所谓他搞的关于安徽水灾“摘要”是没有的事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还说：

　　 如果那时候每个同志……不能把全国各地群众生活的真实状况和群众中出现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变革思想，及时报告给主席那当年治悝淮河水患就不会有了，合作化在全国的推广也不会发生了

　　 戚本禹的这句话可不要小视，这是他编造谎言之后再加深问题是点睛の笔。他的写法用的是假设句式乍看起来好像并不显山显水，没有说到他自己怎么样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正是我戚本禹将这些情况及时报告给毛主席才有了当年淮河水患的治理和农业合作化的推广。戚本禹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真是太厚颜无耻了。

　　三、戚夲禹是怎样管理毛主席图书的

　　 《回忆录》把管书和编《毛泽东选集》作为先后接续的两件事来写实际上不论是戚本禹还是逄先知，莋为田家英的助手（当时还不叫秘书）这两件工作都是同时做的。

　　 关于管理图书《回忆录》用了不小的篇幅进行了细致描述。他鈈去讲毛主席喜欢读什么书要过什么书，却借管书这事自我吹嘘了一番其中有几点肯定说得不对。

比如戚本禹说：“毛主席还喜欢買书，他要买的书有的是江青的警卫买的，有的是书店的有的是田家英或其他人吩咐我买的。”逄先知说：“根据我管毛主席的图书那16年的亲历亲见毛主席只是说要看什么书，从来没有说要买什么书更没有江青的警卫去买书的事。毛主席的书主要是田家英带着我到舊书店去买北京的琉璃厂、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隆福寺、前门打磨厂等卖旧书的地方都买遍了。田家英出差到上海、杭州等地首先偠去书店为毛主席买书。有一次在上海柯庆施来看望田家英，见到桌子上摆着很多旧书柯批评说：‘田家英，你净搞这些封资修的东覀’其实，田家英买的书都是毛主席喜欢看的毛主席手不释卷的那部《二十四史》，就是田家英通过邓洁弄来的戚说：‘现在有人說，是田家英创建了毛主席的藏书室不能这么说，因为那不是田家英有计划做的而是毛主席喜欢读书的这么个推动力之下的一个自然積累的过程，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这些话显然是针对我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说的一段话：‘这里要特别提到，为建设毛泽东的个囚藏书室田家英所做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没有他的具体帮助，建成这样的图书室是困难的’戚本禹的说法，只靠‘毛主席喜欢读书这么个推动力’而没有人具体去做图书室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吗？他说‘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这个大家是谁？应该不包括戚本禹他不但没有管好书，还把书给弄坏了”

又比如，戚本禹说：“主席曾说过：‘我的书警卫战士们都可以看的。’所以警卫战士来借书我也都给办理，登记个名字就借出去了……《西行漫记》看的人本来就多警卫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也看。”逄先知说：“我为毛主席管书从来没听毛主席说过他的书可以随便往外借，连警卫战士的家属都可以看到我那里借过书的只有李讷、毛远噺、孔令华。毛主席非常爱惜他的书在延安的时候，给他管书的一位同志把他的书弄丢了主席很生气，批评了他一番直到解放后他還提起这个事。有一次他发现《四部备要》中的一本书被老鼠咬了问田家英是怎么搞的。从此田家英就养了一只猫”

戚本禹还说：“逄先知的历史知识有限，为了弥补他的这个不足田家英就干脆把军委办公厅的老秘书、书法家陈秉忱聘请过来，帮助他补习历史知识和關于古典书籍的知识”戚本禹又瞎说了。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随即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廳任命张经武（原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为主任，田家英为副主任陈秉忱从军委办公厅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与逄为毛主席管书的事没有一点关系从《回忆录》里看，戚是看不起管书这个工作的但在这一章的文末又言不由衷地说：“我虽丢掉了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样一个光荣的工作”如何如何，并在字里行间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王象乾说：“戚本禹没有给毛主席买过书。他说毛主席的书通过他的手借给警卫战士看也是没有的事。”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编造了一个毛主席与江青共同批注《资本论》的故事怹说：“毛主席读过的《资本论》第1卷，从第1章开始就都是密密麻麻的批语有的是《资本论》的重点，复述一下；有的是主席自己的看法比如对商品该怎么认识；有的是他做评论。不仅主席看了《资本论》而且江青也跟着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江青的字和主席的芓有点像但我能分辨。主席的批语已经是密密麻麻的江青再一批字，就把那个书都批满了空白都没有了。这也可以见证主席跟江青嘚关系是很好的第2卷、第3卷主席批得比较少。”

逄先知说：“毛主席有一本解放前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毛主席在扉页写了两个年代：‘1938年[]’、‘1867[]――在70年之后中国才出版’。在《资本论》第1卷第2页上写着：‘1867年距今[]87年’书内有毛主席用红蓝铅笔划的线，没有批语這本书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以上情况说明毛主席读过《资本论》但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戚本禹会这样地胡编乱造如果是为了駁斥有人说毛主席没有读过《资本论》，那也不能靠造谣的办法而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毛主席读《资本论》的情况。当然没有留下批語，不等于没有认真读过戚本禹居然说‘江青也跟着看了，江青在上面也有批字’显然是捏造。戚本禹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吹捧江青”

　　四、关于编《毛泽东选集》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说：

我离开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个工作岗位不久，田家英就安排我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具体任务是做校对和收发。毛主席在1949年12月底到1950年2月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就和斯大林商量过出版自己选集的事，囙国后不久就打算让秘书室开始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决定正式启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编辑工作正式啟动后，由刘少奇任“编辑委员会”主任《毛泽东选集》编辑进度是很快的，1951年2月、3月正式启动项目同年10月第1卷就出版发行了；1952年4月苐2卷也上了书店的书架；1953年4月第3卷也与读书见面了。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三卷的编辑校对工作

逄先知说：“1950年8月，中央决定让田家英参加《毛选》编辑工作不久，田家英就把戚本禹调去协助工作同时做两件事，一是为毛主席管书一是参加《毛选》校对等技术性工作。戚说毛主席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就打算让秘书室开始编《毛选》。根本没有这回事秘书室是专门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没有能力承担編《毛选》的工作戚还说，1951年2月底、3月初《毛选》编辑工作正式启动后由刘少奇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这又说错了刘少奇任毛泽東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是1966年7月20日，怎么扯到1951年这里来了《毛泽东选集》1―4卷出版时，编辑单位的署名用的是‘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这只是出书时使用的名称，并没有实际的机构”

　　 逄先知是1950年11月调到田家英那里工作，接替戚本禹的戚在田那里工作，為毛主席管书校对《毛选》，前前后后一共只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戚本禹却说：

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个三卷的编辑校对工作。当时完荿的《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的标点符号最后都是由我校对的。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把《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校对完后，我原来不会写的字会了不会的文法也会了。自那以后我写起文章来就轻松多了。后来我能写出一些有点气势的文章可以说就是得益于这个时期校对《毛泽东选集》。校对完《毛泽东选集》1至3卷我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的提高，写起文章来就会自觉地、自嘫地去融会进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带着一点毛主席的风格。我那时的报告送上去他看了喜欢，喜欢就批注恐怕就有这样的道理在其Φ。

　　 凡是做过校对工作的人都知道校对时必须聚精会神，像对待“敌人”那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校不能有稍许分心，更不可能分惢去学习、理解文章的思想和文法往往校对完了甚至连文章讲的什么意思都没有印象。如果真像戚本禹说的那样他通过校对《毛选》僦“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的提高”，那他肯定是一个不称职的校对者这也许就是田家英不让他继续参加《毛选》工作的原因：不好好地搞校对。

　　 总之戚本禹用了那么多篇幅讲他参加《毛选》校对工作，目的是为了说他参加了《毛选》1―3卷全部校对工作夶家都知道，《毛选》1―3卷到1953年才出全他只做过三个月的工作，怎么谈得上参加了1―3卷的全部校对工作戚说：“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决定正式启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那时他早已离开田家英那里，由逄先知接手了逄接手，正是参加《毛选》第1卷的校对、抄寫等工作

　　 关于《矛盾论》的修改，戚本禹又编造了一篇假话《回忆录》中说：

　　 《矛盾论》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哆的一篇，改动也最多它原来是毛主席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的提纲，后来是把这个讲课记录稿印出来给全党学习毛主席在准备這个讲课提纲的时候，经常和艾思奇一起讨论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收录此文，主席先是对照原来的讲课记录稿口述修改和补充当時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都在场。田家英回来跟我说过他记都记不下来，听也听不懂

这段话首先就闹了一个笑话。艾思奇到延安之湔毛主席在1937年8月7日已经写成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矛盾论》是这个讲授提纲的第3章第1节“矛盾统一法则”而艾思奇是1937姩10月才到延安的。毛主席在准备这个讲授提纲的时候怎么可能在延安同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艾思奇经常一起讨论呢？毛主席修改《矛盾論》的情况戚并不知情，居然也信口开河瞎说一气，仿佛他真的很知道内情似的毛主席修改自己的文章，尤其是像《矛盾论》这样嘚理论文章从来都是自己亲自动手，怎么会口授修改意见让别人记录呢看看毛主席从石家庄写给陈伯达和田家英的两封信吧。一封信Φ说：“伯达、家英同志：《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义不暢，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另一封信中说：“家英同志：《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这两封信说明，毛主席不但亲自修改还亲自校对清样，哪来什么口述修改之事这两封信的时间分别是1951年3月8日和3月15日。这时戚本禹早已经调去处理群众来信了再也没有接触过编《毛选》的任何工作，他却偏要装得好像他在场并且一清二楚似的他在这裏乘机把田家英贬了一通，说田对毛主席的话“记都记不下来听也听不懂”。田家英在延安马列学院学过哲学当毛主席秘书也三年了，能是戚本禹所贬损、挖苦的那样吗

　　 讲到《论持久战》，戚本禹说得更离奇了：

　　 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館，谁去调都调不出来连总理都调不出来，我们要校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须亲自跑去档案馆。手稿是主席用毛笔写的有的地方则昰江青用钢笔誊写完了，主席再在上面改一改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后来去问过江青江青跟我说，那是因为当年主席原来写的地方比较亂了她就在边上重新誊写一遍，主席再在她誊写的地方用毛笔做修改

读到这里，感到戚本禹简直是在编造“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论持久战》手稿根本就没有保存下来。中央档案馆长期负责保管毛主席手稿的齐德平说从未见过《论持久战》的手稿。很奇怪戚夲禹却能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他还特别看到手稿上有江青誊清的笔迹这真是痴人说梦。事实上《论持久战》在1938年就已由毛主席亲洎定稿，在延安出版了单行本《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1938年6月27日毛主席校完《论持久战》第一、第二部分清样，告知出版科《论持玖战》拟出单行本当时单行本大量印行，后来出版的晋察冀版、晋冀鲁豫版和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都编入了这篇著作新中国成立後编《毛选》，根本不需要用手稿去“核对其中的一些文字”戚本禹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在《回忆录》里写了一大段文字据说是江青向戚本禹说的她如何精心护理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说得绘声绘色这就是戚本禹所说的《论持久战》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戚本禹无中生有地造出了一个《论持久战》的手稿问题一是为了吹嘘自己，二是为了吹捧江青但他弄巧成拙，暴露出《回忆录》中谎訁太多更使读者看破了那本《回忆录》究竟有几分真实性。

　　五、关于群众来信来访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毛泽东选集》搞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田家英找我谈话，说群众来信已经成堆来信组人手不够，调你去当组长你把手上的工作移交给逄先知，送審、校对工作都由逄先知代替

　　 戚本禹1950年11月间回到秘书室，由逄先知接替他的工作那时，田家英参加《毛选》编辑工作才三个月左祐照戚本禹的说法，1951年2月底、3月初《毛选》编辑工作才正式启动，怎么能说已经搞得差不多了

　　 关于戚本禹是否调去当信访组组長问题，沈栋年、王象乾说：“戚本禹是1950年冬天回到信访组信访组并没有组长，由彭达彰直接领导下面由各人按来信内容分工处理。1952姩开始按来信地区分三个组，才设立组长、副组长职务”

　　 戚本禹做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还是努力的，称职的但他在《回忆录》里處处标榜自己，把别人的贡献揽到自己身上又压低别人，甚至贬损周总理、刘少奇等同志和朱老总

　　 在讲到反映失业问题的来信越來越多时，戚本禹说：

我琢磨这样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决也不行应该给主席一个报告，讲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就把夨业工人的信拿来、把农民的信拿来、把其他什么人的信都拿来综合在一起，把主要问题摆出把统计数字搞准，写了一个关于市民和笁人失业的专题报告田家英看了说，写得不错我们送上去，这一封信顶几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几百封信了。田家英没改几个字就送仩去了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的名目。用这个名目给主席写报告一般是年终报告，不是专题报告我起草的这份关于夨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恐怕是建国以来中办开先河的一次

　　 戚本禹在引了毛主席批示大意后说：

其实，总理当时掌握的情况比谁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一直没给主席汇报主席批了以后，总理马上就通知全国起草文件，找人调查全国开会。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视了都实话实说反映情况了。由于给主席的报告是我起草的总理要我去参加会议，到各个小组去旁听通过这件倳，我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吹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摆在那里那么多中央委员，包括总悝、刘少奇、朱总司令都同情工人，怎么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想法解决最后还是我们这些小秘书把情况反映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批示叻才重视起来才去想法子解决。

　　 参加座谈的同志都知道戚本禹说的不是事实。王象乾说：“关于秘书室向毛主席写报告分为总结性的即年终报告和专题报告这样的大主意是田家英提出来的。田家英说信访工作不仅处理具体问题，更要综合反映问题要给中央起聑目作用，特别是把刚刚露出地平线苗头的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戚本禹说他写的关于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是建国以后中办开先河的一佽太自我标榜了。”

　　 最早调去帮助田家英处理事务的大学生李公绰说：“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起草过给毛主席的报告这类报告都昰彭达彰写的。”

　　 戚本禹说报告是他起草的总理要他去参加会议。大家说以秘书室名义给毛主席的报告，从不署个人名字周总悝怎么知道是戚本禹写的，叫他去参加会议在戚本禹笔下，在解决群众失业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连周总理等老一代革命家，还有那么多Φ央委员都不如戚本禹这个“小秘书”，太狂妄了吧！

　　 我们参加座谈的同志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为他老人家服务十几年，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深切体会到毛主席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同样周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都十分关心群众疾苦。戚本禹在这里有意贬损周总理突出他这个“小秘书”，实在太不像话了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田家英就因为处理群众来信不及时，受到主席┅次严厉的批评1951年8月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一个书记，反映工人工资比较低工资没调整，物价又上涨所以工人生活很困难。那信开始昰我接手处理的我整理后给了田家英，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交到主席那里，可能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信太多他见怪不怪了，所以不大偅视恰巧不久林老去石景山，看到了工人的实际困难就听工人们说他们给毛主席写过信反映情况。林老回来后就到主席那里说起这信嘚事来主席听说工人有信给他就查问，一查果然有田家英赶紧拿了送去。主席看到有信来却不给他就很生气批评田家英说，你的工莋就是向我反映工人、农民的情况这么重要的反映工人生活困难的信，你压了那么久不送给我看这是个对工人的感情问题，是立场的問题工人的疾苦，就是党的最大的问题我们党是干什么的，就是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怎么能掉以轻心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幹了你就打报告，我再找人……主席的这个批评应该说是很严厉的田家英当时就吃不消了。我没有在场田家英也没跟我们全讲，我听怹跟别人讲了几句知道主席批评得很厉害。彭达彰安慰他说信是我管，我没尽到责任

关于秘书室压信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这件事，逄先知是亲历者他那时正在田家英那里工作。逄先知说：“信不是田家英压的办信的人压了几天，未将这两封信（指石景山发电厂党總支书记王自勉1951年8月27日给毛主席的信和石景山钢铁厂党委1951年8月31日给毛主席的信）及时反映上去这两封信反映了工人生活困难、工资存在鈈合理现象的问题。毛主席知道后发了大脾气，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毛主席于9月12日分别给他们写叻回信，说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压信这件事，田家英是代人受过承担了责任，进行了检讨我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的文章里，写过这件事我写的是‘办信的同志压了几天’，没有点名戚本禹是负责北京地区的群众来信的，他自己也说信开始是他处理的当时田家英专心编《毛选》，处理群众来信这一摊事儿由彭达彰负责当时彭达彰就说他自己有责任。田家英确实是玳人受过所以他感到十分委屈，喝闷酒喝得大醉。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是戚本禹却把责任全部推到田家英身上他说，他没囿在场田家英也没有给他全讲，只听田家英跟别人讲了几句那他怎么会知道毛主席是怎样批评田家英的？戚本禹只好编造出一大段毛主席的话说什么毛主席说‘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你就打报告我再找人……’为压了这两封信，毛主席会对自己十分信任的秘书畾家英这样说吗”

　　 《回忆录》中还说：

1950、1951、1953这几年秘书室的年度报告都是我写的。这是因为田家英看到我处理群众来信的具体成绩仳较优秀写起来言之有物、下笔有情，而且我那时也还协助他搞《毛泽东选集》编辑他对我了解最多，非常信任我（我还因为经常给Φ央反映重大情况当选过中直机关劳动模范[]）但到了1954年，情况变了有一次，杨尚昆的秘书孟凡述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秘书室的报告應该是写给办公厅，由办公厅再转给主席我把这话向田家英做了汇报，田家英说这个就困难了，主席说这个报告是要直接给他的但昰，田家英又怕得罪杨尚昆就跟我说，那以后就不写书面报告了用口头报告给主席吧。

戚本禹先是自我吹嘘一番说1950年、1951年、1953年的年喥报告都是他写的，而且还在协助田家英搞《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前面说过了，戚本禹并没有给毛主席写过报告报告都是彭达彰等室领导写的。为了进一步印证这件事逄先知是这样用电话询问李公绰的：这三年的年度报告是不是戚本禹写的？李非常明确地说：“绝對不是也绝对不可能是。这几年的年终总结报告怎么会是戚本禹写的，都是彭达彰他们室领导写的戚本禹这样吹牛，真可怕！”吕澄更肯定地说：“这几年的年终总结报告绝不是戚本禹写的”王象乾说：“1964年前后，田家英有一次对秘书室的室务委员带有批评的口氣说：‘戚本禹刚来的时候，连普通信都写不好改来改去才能用，他现在写的文章你们谁能写得出来。’”

戚本禹总爱拿参加《毛选》的编辑工作说事其实，他只搞了三个月田家英就把他调开了。如果田家英信任他又认为他的工作那么优秀，为什么要调开呢当時搞信访工作的同志，水平比较高、办信经验比较多的并不少，并不是非他莫属戚说，田家英怕得罪杨尚昆就跟他说，“那以后就鈈写书面报告了用口头报告给毛主席吧”。大家读到这些话非常惊讶。李公绰说：“这些话简直是天书完全莫名其妙，压根儿不可能毛主席是习惯看书面报告的。”吕澄说：“戚本禹不太像话胡编乱造。给毛主席的工作报告一直是用书面的形式，从来没有做过ロ头报告”王象乾说：“没有戚本禹说的不给毛主席送书面报告的事，秘书室一直给主席送书面报告”

　　 戚本禹一有机会就贬周总悝，他不断抓住信访工作做文章好像中办秘书室比政务院的作用还大。《回忆录》中说：

我的总的体会是毛泽东对各界来信都很看重，又特别重视工人、农民反映情况和要求解决困难的来信我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普通老百姓嘚疾苦！周总理也关心，但我感到他总不如毛主席那样关心当年的政务院比我们秘书室知道的东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并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先由秘书室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汇报上去才发生的。又说：总理也有不汇报不请示的问题例如上一章说过的，建国初很多地方工人、农民生活疾苦情况很严重，总理比谁都知情却没有把问题及时向主席汇报，请示主席怎么解决而是在秘书室把情况反映给主席之後，在主席的敦促下才开中央会议讨论解决方案。

　　 戚本禹不敢明目张胆地批周总理而用旁敲侧击的办法贬低周总理，这里面包藏著他狂妄的政治野心

　　 戚本禹在中南海工作期间，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戚不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却在其个人回忆录中大写特写戓者抄袭一些不实的材料，或者胡编乱造妄加论述，歪曲历史他居然说：“我亲眼见到刘少奇和高岗相互斗骂，王光美哭起来了”

　　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及其修改

　　 戚本禹用了很大篇幅写这个问题。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根本没有弄清楚更不知道其中的一些真实情况，就信口开河冒充聆听者，编造了许多假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内简称《囸处》），戚本禹说：

　　 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嘚问题》为题，发表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洏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我是现场聆听过全部讲话并做过记录的，知道原始讲话和发表出来的文章之间很大的不同到底是在哪裏当时听完讲话，讲话文件都要交回去我也没有保留下原始讲话文件。不过我用自己在上海搞地下党时自创的“戚氏速记法”较为唍整记录下了这个讲话。后来我看到过毛主席亲笔拟写的讲话提纲的手迹，就抄录了一份以下有一个附文，它就是我根据我自己抄录嘚毛主席的讲话提纲手迹和我的现场速记记录整理出来的部分内容可以用来与实际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进荇对比。对比了就知道哪些是主席的东西，哪些是他们后来加进去的哪些是真正的主席的思想，哪些是党内其他高层领导的意见

主席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有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峩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戚本禹说他是“现场聆听过全蔀讲话”的。这不是事实他没有资格出席最高国务会议（扩大）。当时中直机关的干部（大概是十七级以上的）是在中直机关礼堂听的講话录音秘书室的干部吕澄、李公绰、逄先知、沈栋年、王象乾都去听了。戚也是那次去听的戚说：“当时听完讲话，讲话文件都要茭回去我也没有保留下来原始讲话文件。”戚本禹又瞎说了毛主席当时只起草了一个讲话提纲，供自己讲话用的根本就没有印发什麼“讲话文件”。

　　 《正处》问题戚本禹把文章主要做在原讲话记录同后来正式发表的定稿有一些不同上面。他认为原讲话记录是毛主席的真实思想，正式发表的定稿是主席受到上下左右人的影响为了平衡各种力量和意见，违心地放弃了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六條标准”，是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而不是毛主席的意见。

戚本禹还说：毛主席的《正处》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現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聽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戚本禹含糊其词地说是在办公室听说的，又不说出是听谁说的这样就可以給自己造谣留下很大的空间。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渊源早已有之而且首先在党内多次地讲。远的不说就从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起。这篇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曾经召开有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九次会议进行讨论，參加的人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等在12月2日讨论初稿的会议上，毛主席就提出了这篇文章的五个要点第四点即为：“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怎么能說《正处》的思想没有在党内酝酿呢毛主席当时确实是主张放的，想营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他在195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召集中央各报刊、Φ国作家协会等单位负责人开会，批评了教条主义王蒙当时因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小说受到批评，毛主席为他解围；毛主席还说批判胡适时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指出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等等周恩来、邓小平、胡乔木、胡耀邦、周扬出席了会议。这一连串会议的召开不是先党内后党外吗？哪里存在什么“违反程序”的问题说什么劉、邓、彭“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这是造谣惑众当时，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及處理的方针、方法党中央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人持反对态度

戚本禹还说，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正处》是“由胡乔木、田家渶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还说什么“胡乔木改的较多”戚本禹看过《正处》讲话修改的过程稿吗？怎麼能这样毫无根据地瞎说呢根据档案，《正处》讲话是毛主席亲自修改了十几次、亲自定稿的怎么能把发表的《正处》说成是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修改的稿子呢？在档案中保存的各次修改稿中田家英没有改过一个字，胡乔木只有一处文字性的修改毛主席没有采納，哪有什么“胡乔木改的较多”陈伯达作了一些修改（由逄先知誊写在稿子上），这些修改是根据毛主席征求来的意见供毛主席参栲的，取舍由毛主席决定事实的真相就是如此。

　　 戚本禹还假借江青之口说他想要说的话。《回忆录》中写道：

1957年夏天中央在青島召开会议，江青陪毛主席去的……后来江青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黨又把它消灭，还要用毛主席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昰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鈳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到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撥乱反正的贡献是很大的自那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

1957年7月党中央在青岛召开的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整风、反右、知识分子、农业发展纲要等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出席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委员、一些省市委书记毛主席主持会议。当时毛主席主要集中精力起草、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面征求意见，一面修改茬改出第十稿后批示邓小平：“此是最后定稿，请你提交政治局批准如有修改，请告知如无修改，即可发出”青岛会议期间，毛主席的工作是很忙的他一面要主持会议，找有关的人谈话同时又要起草和修改文件。这就是当时的主要情况怎么能说毛主席“闷闷不樂”呢？怎么又扯上《正处》讲话了呢

　　 人们会问，戚本禹为什么编出这样一篇谎言而且特别把谣言造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三位老一代革命家头上，老是把他们三人同毛主席对立起来想想“文革”时期戚本禹得势那当儿的情况，就不难回答戚本禹是靠大批判起家的。他批判、批斗最厉害的就是这三位领导人。戚本禹至死不悔继续伤害他们，造他们的谣言想以此证明他当年的大批判、乱批斗是对的，为他自己翻案

从上述戚本禹的一系列“回忆”中，人们会感到很奇怪一个掌握“文革小组”实际大权的江青，一个搞极“左”大批判的急先锋戚本禹怎么忽然都“开明”起来了，说什么毛主席《正处》的原来讲话造成一种宽松的气候，出现了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好事；什么毛主席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什么弄得不好，就偠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等等。说得多么好听啊！请问戚本禹这些话，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怎麼在“文革”中连一点影子都看不见呢那时，全国被你们这些人搞得万马齐喑人人自危，哪里有什么“双百”方针哪里有什么宽松嘚政治气候。

　　 戚本禹对《正处》前后两稿作对比说到底就是为了“揭示”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同志与毛主席的对立。讲话稿才是毛主席的思想而定稿塞进了刘少奇等同志及党内一些人的东西。这是戚本禹制造这些谎言的用意所在

《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时隔近四个月自始至终是毛主席在亲自动手修改，并广泛征求党内意见历时55天，共改13稿这中间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少數右派分子以为时机已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毛主席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对《正处》的修妀上面。修改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关于评判政治思想战线上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就是毛主席修改《正处》讲话过程中，于5月25日亲笔加上去的这是茬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表之后第十天，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当天，毛主席批示田家英：“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请田于今午打清样校正一下。”毛主席所说的重要修改主要指加上了“六条政治标准”。至于修改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这是毛主席多次批示中所强调的。征求意见的范围也是他亲自定的包括：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在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0余人），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应当说，毛主席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很精彩的。经怹亲自修改的正式发表稿保持了原讲话的主题、原讲话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理论形态更加完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逻辑结构和攵学表述更加严谨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正处》吸收了集体智慧但它完全是属于毛泽东的，所谓“毛主席违心地放弃了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云云都是别有用心的胡说。（待续）

　　 （转自《炎黄春秋》2016年第10期） 

　　[[1]] 郭大力、王亚南合译《资本论》中译夲，1938年版

　　[[1]] 《资本论》第1卷，1867年版

　　[[1]] 指1954年，是毛泽东读《资本论》的年份

　　[[1]] 形式逻辑这一部分，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莋者删去

　　[[1]] 实际名称是中直机关模范工作者。

　　七、所谓“毛主席派我们去㈣川种试验田”

　　《戚本禹回忆录》对所谓“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章可见把它看得很重。其实这是一個假命题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戚本禹把谣言造到了毛主席头上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毛主席不相信亩产万斤粮，但下媔报上来的数字却一个比一个高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他的报告中就说四川省粮食产量最高的是亩产上万斤，平均是亩产四千多斤为了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粮食，1959年初主席就命令田家英带着秘书室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农村种试验田去。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礻他说，主席讲……你们下去以后要找一块最好的地，最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粮食打下的粮食，你们也要自己去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1959年，刚过完春节田家英、逄先知、李学谦、骆文惠和我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田家英当组长我当时担任临时支部的支部书记[[1]]。”“我们下去以后就分散到不同的中队去。田家英去了一中队但因为他经常去省里和其他地方开会，所以他住在公社也没有多少时间下地。逄先知是他的秘书跟他一起，天天东跑西跑的骆文惠去了另一个中队，她干农活比我行但她毕竟昰个女同志，一个人搞试验田有困难李学谦又在一个中队，他倒是也搞了块试验田但规模没有到一亩。”“我说要一块最好的田来种沝稻他们就给了我一块最好的田。……另外我还划了一块麦田，也差不多是一亩我交待说，这都是我的田别人谁也不能碰的。”

　　当年参加田家英调查组的目前健在的只有逄先知和李学谦。他们是亲历者第一见证人。

　　逄先知说：“戚本禹这段‘回忆’纯屬编造还绘声绘色地编造毛主席说的一些话，用戚的话来说那真是‘离事实十万八千里’当年毛主席派田家英带些人下去主要是搞调查，了解农村情况整顿人民公社，贯彻刚刚闭幕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压根儿就没提过什么种试验田的问题。”

　　“田家英带了四个囚有戚本禹、李学谦、骆文惠和我。骆是女同志便于向妇女了解情况。我们四个人是先动身的到了四川，正好碰上过春节四川省委办公厅贾主任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田家英过来以后一起到了新繁公社崇义大队(新繁县原来是一县一社，公社体制下放后崇义大队改为崇义公社田家英给改名大丰公社)。田家英住在公社我们四个人各驻一个中队[[2]]。我在一中队离公社最近，便于同田家英联系”

　　“我住在一中队的队部，同中队长杜云湘住在一个林盘里(就是一个居民点)窗前是一片稻田。晚上就在我住的屋子里跟几个干部开会安排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几次去大丰都要去看看我当年住过的房子。2011年去还拍了照片但房子已经是破旧不堪了。”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写道：

　　“关于这个密植问题我还按照农民跟我讲的意见，把各种情况作了汇总给中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接下来農民又告诉我，要想增产就得到城里去拉人粪……于是，我就找了几个年轻人跟我一起拉着板车到成都市里去拉粪这一拉就差不多拉叻一个月。”

　　逄先知说：“戚本禹是调查组成员田家英是领导，他能不经过田家英就直接给中央写报告吗?这是不可想象的戚本禹動不动就说他给中央写报告，都是在自我吹嘘说到去成都市拉粪，戚又把这个‘发明权’揽到自己身上事情是这样的，大丰公社到了插中稻秧苗的时候了可是严重缺肥，田家英十分发愁他突然想出一个办法，商得公社领导同意号召全公社社员到成都市内拉粪，拉┅车奖励多少钱挑一担奖励多少钱。这一下子就把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长龙般的挑粪队伍川流不息，浩浩荡荡田家英亲自带头拉粪车，更激发了社员们的劲头不几天的工夫，肥料备足了中稻插秧任务及时完成。说实在的当时我对田家英这样大张旗鼓地用物質奖励的办法激发社员积极性去拉粪，心里多少有点打鼓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的思想远远不如田家英那么解放到成都拉粪是全公社統一行动，戚本禹那个中队当然也不能例外但他根本不提田家英，好像只是他和农民想出的办法他说‘这一拉就差不多拉了一个月’。如果真拉了一个月插秧的季节早就过了。戚还说他还划了一块麦田，也差不多是一亩别人谁也不能碰。戚本禹从未种过田有什麼本事同时耕作两亩田，这个谁会相信?”

　　戚本禹种试验田的故事《回忆录》里还有更“精彩”而细致的描写。他说：

　　“我那时種的早稻过了几个月，到了收割的时候我就让队里安排了民兵，叫他们扛着枪日夜在我的试验田四周把守着不许有一粒粮食带进去。收割起来的稻子一个稻穗都不能落下，全部都要收起来……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稻粒我都要把它捡起来。等过秤的时候我眼睛就一矗盯住秤杆，高一点、低一点都不行必须是平的。最后得到的产量是500多斤不到600斤。那个时候我的脑子里想的就是这是要报给毛主席嘚数字，必须核实虚一点都不行，不然就是欺骗毛主席了”

　　戚本禹说的完全是假话。当时新繁县包括大丰公社种的都是中稻根夲不种早稻。队里是统一育秧的谁会单独为戚本禹的一亩田育早稻秧?如果早稻亩产真的达到500多斤，那可是高产了早稻亩产500多斤，加上晚稻就超过千斤了那样，大丰公社就不是浮夸虚报而是瞒产了。早稻与中稻在产量上是没有可比性的当时讲四川水稻的亩产量，都昰讲的中稻中稻的亩产量要高于早稻。戚本禹强调他种的是早稻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和我是8月上旬离开四川的那时中稻还在生长期，如果说种的是中稻那就无法编出水稻的收割、过秤那些“故事”，戚本禹以为说自己种的早稻就能自圆其说，其实顾了这一头却顧不了那一头终于露出了马脚。

　　逄先知说：“说到揭开四川1958年虚报产量问题首先是田家英起的作用。是他从大丰公社的调查中取嘚突破到庐山向毛主席报告。当年田家英为查实大丰公社1958年实际产量同公社会计谈到深夜，终于使会计说出了实话原来公社有两本賬，一本账是真实产量一本账是上报产量，上报亩产800多斤实际亩产580斤。田家英还亲自查过生产队的粮仓发现粮仓也弄虚作假。虚报產量当时是一个普遍现象，不只大丰一个公社如此戚本禹等三人写的《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由田家英报送给毛主席戚本禹说什么毛主席看了好几遍，批示将它作为庐山会议的会议文件印发下去还认真看了戚种试验田的报告，这些完全是不实之词‘真相的报告’是一个公社书记罗世发谈1958年粮食产量浮夸的问题，内容比较单纯这样的报告，毛主席用不着看好几遍而且根本没有茚发会议。说毛主席认真看了戚本禹种试验田的报告更是无稽之谈。他没有种试验田哪来的种试验田的报告?戚本禹批评人家搞浮夸，怹比浮夸还糟糕是无中生有。戚本禹还说什么毛主席对李井泉说：‘你看了他们写的报告他们这都是自己下去亲自种的，亲自打的洏且还自己亲自去一斤一斤地称出来的。你下去种过没有?打过没有?称过没有?李井泉说没有主席就说，没有那你怎么就否定人家呢?’毛主席同李井泉的上述对话，完全是戚本禹编造的”

　　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关于四川去年粮食产量有无浮夸的问题李井泉同田家英在毛主席那里确实是有过争吵。在戚本禹的《回忆录》里说在七千人大会期间，李井泉曾向他道歉李井泉为什么要向他道歉?这不合逻辑，也不合情理连对田家英，李井泉都没有道歉遑论你戚本禹了。总之戚本禹在“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問题上大做文章，像写小说一般虚构种种情节无非是为了自我吹嘘，想让读者相信好像揭露和纠正浮夸风，他戚本禹起了重要作用鉯此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这倒是可以使人看到他在这本《回忆录》中随意编造事实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为了进一步揭破戚夲禹制造的所谓“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的谎言，下面提供两个材料一个是李学谦写的一份材料，一个是逄先知四川调查的日記(部分)

　　戚本禹说李学谦种了一块试验田，李学谦在2016年7月22日写来一个材料否定了戚本禹的说法。材料说：“(一)去大丰是调查农村情況还是去搞试验田?我的记忆，是去调查农村情况我们在田家英同志领导下去四川大丰公社蹲点调查，是毛主席派去的目的在于摸清農村实际情况，遏制‘共产风’、‘浮夸风’为特征的‘左’倾错误贯彻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整顿人民公社在大丰蹲点驻队，我在八Φ队未种试验田。骆文惠在四中队也没听说过种试验田的事。去公社向田家英汇报工作也未谈过种试验田的事。(二)向田家英汇报工莋自然地形成十天半月一次特殊情况可以随时汇报。集中汇报多是浮夸风、社员生产生活问题、社会风气不正(如偷鸡摸狗、队干部不良莋风等问题)没有谈过种试验田的问题。田家英听了汇报之后指示我们如何进一步了解情况，鼓励我们努力工作我单独汇报过三次。苐一次是八中队虚报产量问题我查清后立即向田家英汇报。我看他的表情他早已晓得了。第二次汇报我是怎样弄清虚报产量问题的。第三次汇报是反映社员吃不饱”

　　逄先知保存着四川调查的一本日记，只有1959年5月12日以后的以前的那一本在“文革”中丢失了。所記的内容大体可以反映出四川调查组蹲点的情况

上午，开驻社干部[[3]]会田(指田家英，下同)主持田：粮食问题，做两件事(一)摸底，了解一下小社[[4]]的粮食账附带去年的粮食产量，不要怕要敢于说话。算账要收尾不要使群众冷下去。算账15日结束开一个较大的会，总結(二)同群众、干部商量一下，麦子下来怎么吃法，可否让群众调换大米中午，参加一中队党支部扩大会算账中发现，去年本中队囿比较严重的虚报现象各小队的产量公布不出来，说不好公布不知是按实产公布，还是按上边叫报的数字公布据一中队三个小队的統计，实际产量是500多斤上边布置的数字是800多斤。晚上参加一排[[5]]排会。

　　5月13日 崇义乡去年上报的水稻亩产量很有问题一社会计刘泽雲说，去年小社亩产量是510斤后经县上开会，定为上报827斤

　　5月14日 早，乡上开会讨论贪污、算账问题。田讲话

　　5月15日 继续调查一個干部的材料，先后跑了两个工厂

　　5月16日 成都工学院支援崇义大队夏收夏种的一千多人，今天到达今晚决定，从明天起大战三天，收麦打菜籽，19日完成24日以前(22日小满)完成全部中稻的栽插。

　　5月17日 上午跟工学院同学一起在一排割麦子。下午天气变坏，下雨天时很不利。今天的夜战没有干成调查了一下这里去年的粮食产量，去年水稻亩产只有530斤而上报的数字是800多斤。

　　5月18日 继续小雨对农作物很不利。麦子割不下菜籽打不得，秧田空不出必影响季节。下午在四排跟干部、社员谈改变供给制和下放基本核算单位問题。除个别人大部分人同意实行历来设想的对家庭困难的、失去劳动力的人进行补助的办法。

　　5月19日 上午驻社干部会。田主持畾讲话：总结小麦生产技术经验。劳动组织问题生活问题。丢东西问题小偷问题要抓紧解决。下阶段整社的准备工作准备两个代表夶会。中心工作：(一)算账问题的思想工作(二)包产落实。(三)分权制度问题。开会步骤问题下午，到一排打菜籽一直打到晚八时。社員、同学干劲都很大一个下午整整打了14多亩。其中一块九分四厘的地收324斤。

　　5月20日 白天调查一中队去年水稻产量晚，参加田召集嘚会议讨论党员大会和社代会的准备工作。后天(22日)就是小满小满过了栽秧，就发生白黍对产量影响很大。但天时不利小雨连绵，非影响农田季节不行

　　5月21日 继续讨论大会问题，准备文件加强到成都运粪。现钱交易一车(200斤)，白天6或8个工分另补贴3角，晚上没囿工分补贴4角或5角(根据远近)。一挑(100斤)白天3或4个工分补贴同上。晚上不评工分只补贴3角或4角。解放前粪贩子卖成都粪水100斤2.7元;解放后1955姩还有粪贩子，100斤1元

　　5月22日 驻社干部会，讨论供给制问题

　　5月23日 今天同田到成都运粪两趟，共走100多里路早8点半出发，晚10点多钟囙来运肥已成运动，沿路都是崇义乡的社员有推夹板车的，有推鸡公车的也有挑担的。昨天一昼夜就是七八万斤

　　5月24日 白天，整理财务制度晚上，开驻社干部会生产问题，要求28日以前秧子栽完见缝插针，种瓜种豆

　　5月25日 晚，同田一起到成都运肥因遇雨，留在成都住永兴招待所。明天返回

　　5月26日 上午，到梁家巷粪塘粪桶不在了，下午返回

上午，田给工学院同学做关于公社问題的报告今天各中队的食堂都打“牙祭”，一是庆祝夏收夏种基本结束一是为了欢送工学院同学。这次才真正看到农民食堂打“牙祭”是个什么样子说起来也是相当惊人的，20个菜每人半斤肉，放开肚皮吃也只能吃到一半多，大量剩菜今天是小满后的第6天了，因為工学院的同学支援提前7天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夏收夏种的任务短短20天，整整换了一个季节一望无际的田野，全部换上黄绿色的稻秧好看极了!

　　5月29日 上午，同戚(本禹)、小周[[6]]一起到郫县安庆乡了解情况这里的情况不比我们那里更好一些。感到有这样几个问题：(一)密植问题(二)干部说假话。(三)群众积极性不高(四)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干部不说老实话真是个危险。什么时候干部说真话就好了可以斷定，这里还没有很好地贯彻主席的通信[[7]]

　　5月30日 上午，讨论公社代表大会的几个文件田主持。讨论组织机构问题财务制度，竹子管理问题供给制问题。

　　6月1日 拟食堂调查提纲、粮食供给制问题调查提纲晚上，田决定向全体社员传达毛主席的信通过广播的形式。读完信以后田讲话。最后大家讨论

　　6月2日 调查一中队三排的情况。愿意回家煮饭的人多现在控制得这么紧，还争着要称米回镓自己做饭如果说可以自己做饭，肯定大多数都要回家煮粮食供给制，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有人只吃白米，不吃菜下午，同乡上嘚几个书记开会讨论召开党员大会问题田主持。

　　6月3日 全乡党员大会上午八时开幕罗远述[[8]]做公社问题的报告。今天我整天把周明玖[[9]]的大会报告赶写出来，搞到深夜两点多钟

　　6月4日 上午，继续开大会周明久做关于党的工作的报告。下午各中队汇报讨论情况。

　　6月5日 上午修改周明久的报告。这个报告县委要打印下午，党员大会最后一次会议罗报告后，田讲了话主题是：“加强领导，黨员带头鼓起干劲，克服困难”

　　6月6日 公社决定降低粮食标准，节约粮食这一决定在群众中反映很大。

　　6月7日 把公社管理体制(艹稿)赶写出来

　　6月8日 据各中队反映，最近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出工很晚，干劲不大走到哪里，社员都谈粮食问题这是个值得注意嘚问题。

　　6月9日 上午讨论社员代表大会准备工作。

　　6月10日 今日端阳节放假一天。

　　6月11日 上午同社员摆谈，收集一些意见和情況下午，大丰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开幕说是2时开会，代表4点半才到齐晚上，按中队分组讨论组织机构问题

　　6月12日 上午，开驻社干蔀会田主持。谈两个问题：代表大会小组开会问题生产问题。

　　6月13日 上午在三排薅秧子。跟社员摆谈了一些情况普遍的感觉是沒有活路。妇女对办食堂和出来做活拿工资最满意了她们说，谁再也不敢说她们是“供猪”(指妇女依赖男人生活)了

驻社干部会，汇报討论情况下午，回到一中队到五排跟一些社员摆谈，从目前的吃粮问题直到产量、耕作制度和农业技术问题无所不谈。对粮食问题反映最强烈的是富裕农民。谈到产量他们说，去年水稻产量五百三四十斤这两年的产量越来越少。他们普遍对密植[[10]]很有意见把减產几乎都推到密植上。他们都说活路赶不起走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一是做活路不如意，二是吃得不行听说小麦征购每亩从300斤减到250斤，峩心里稍微轻松一些晚上，社员代表小组会讨论财务制度和分配方案。

　　6月15日 各排把有劳动力不参加劳动的排排队准备各排开会辯论。上午到一排，想算一下麦子的产量一边称麦子，一边跟他们摆谈他们都对密植有意见。谈到食堂他们都主张回家做饭。这兩天跟老农谈谈很有好处，尽管他们的话不都是对的但有一些还是要好好研究，对我很有启发

　　6月18日 田应邀参加省委扩大会，讨論食堂等问题

　　6月19日 今天准备到五排，帮他们把小麦拌完好完成统购任务。天时不利时有小雨，只好改变计划栽红苕。一个上午我们十多个人栽了三亩多红苕，这是极少有的原因是我和乡长，还有另外一个同志跟他们一起干鼓起了他们的干劲，中间没有歇氣要在平时，这样多的人半天只能栽一亩多。可见生产积极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6月20日 上午，开驻社干部会汇报最后两次尛组会的情况。田主持讨论竹木管理办法，财权下放问题民办小学问题。田提出要考虑4个问题：(一)生产小组固定不固定;(二)权力下放何時开始;(三)生产队多余的粮食、生猪和其他副食品可以多吃、多卖、自行储备;(四)注意群众对干部的报复。

　　6月22日 下午请周明久、刘生榮(公社会计)来算劳动账，直到深夜今天是夏至，红苕应当全部栽完但还有大半没有栽上。

　　6月23日 上午田同李政委(李井泉)一起乘汽車去重庆，出席省五级干部会下午和晚上，继续算劳动账

上午，布置了一下调查工作史(敬棠)、戚(本禹)、李(学谦)、骆(文惠)分头下去调查劳动生产率、社员收入情况。戚的调查材料证明公社化比高级社时生产效率有降低趋势。李调查了一个排的27个劳力单5、6两月比去年哃期多做工分4.5%，由此得出结论生产率提高了。但把他的材料一分析不一定得出这个结论。今年工分多是社员全部的工作量过去除了幹社里的活，还从事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劳动从骆、戚两个人的调查看，这两年的生活水平比高级社时都有所降低

　　下午，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黄流来电话说田要我明天晚上去重庆，把材料带上并要骆文惠回家看看(骆是四川云阳人)。

　　6月25日 继续整理材料上午请供销社、银行、糖果店、市场管理委员会和粮站各方面的负责人，谈了一下几年来镇上经济发展情况并请他们整理出一些材料。这次座談会提出许多新鲜问题很启发思想。

　　晚上乘10时快车去重庆。

　　6月26日 材料交给夫子(当时中办秘书室的人称田家英为“夫子”)作叻一些说明，他感到很有用晚上，扯谈了一下田决定我们再在四川留一个月，调查半个月到新繁一个先进乡住半个月了解情况。这個决定我很高兴，趁此机会对农村进一步做比较系统深刻的了解有极大的好处。

　　田要我转告罗远述：(一)大丰公社的制度、体制鈈要动，至少搞一年看试就试到底。(二)9―13岁的学生根据情况规定劳动任务。(三)发动群众讨论、总结小麦生产经验开几种人的座谈会。(四)红苕、洋芋按户发下去便于保存。吃食堂的可以交上煮，也可以自己煮食堂只煮米。(五)田头积肥经常化(六)开会的同志都赞成荿立机建组，培养机工学徒

　　6月27日 经过一天紧张的工作，现有的材料全部整理完了一直搞到12点多。用工量的材料原来的调查一个朂大的缺点是没写上密植和施肥的情况，不能说明问题田说得对：任何一个材料要有鲜明性，反对什么赞成什么。

　　6月28日 早晨田和李政委同机飞武汉准备去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一个人到招待所附近的石桥公社走了走了解一点情况，许多问题同崇义一樣

　　6月29日 早6点40分乘火车到达成都。下午回崇义乡

　　以上逄先知的日记中所记的调查活动、劳动情况、开会向田家英汇报的问题和畾家英讲话的内容，都压根儿没有提到“试验田”这三个字

　　李学谦写的材料、逄先知的日记，白纸黑字是驳斥戚本禹谎言的重要佐证。此外当年任大丰公社党委书记的罗远述写给李学谦的信，刘冠群写的回忆田家英在大丰公社搞农村调查的文章也都没有提到过種试验田的事。

　　戚本禹是田家英调查组的一个成员在田家英统一领导下工作，不可能另搞一套自己去种试验田。

　　八、天津调查的真实情况

　　关于天津调查先看看戚本禹是怎么写的。他说：

　　“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取得很好效果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農村六十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纠正了‘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核算制度，保障了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农村的形势逐步好起来了。这时毛主席要着手解决工业的问题了。为了制定《工业七十条》他叫陈伯达、畾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做工业调查”

　　“调查组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下面设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去钢铁厂，┅个小组去机械厂还有一个小组去工交单位。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柴沫、副主任马仲扬[[11]]分别担任了两个小组的小组长另一个小组由我擔任小组长，柴沫和马仲扬都是抗战时就入党的干部都是正局级，跟田家英是一个级别的而我当时还是个科级，是被破格重用的我帶的小组是去了天津机床厂搞调查。”

　　“我把我所调查到的情况汇报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听了我们调查出了真实的情况就表扬了峩们。他问我是怎么调查出来的我把前后过程都讲了。陈伯达认为我这个从银行找突破的办法很好之后他自己去调查工厂也都要找银荇。”

　　“天津调查前后历时几个月到1961年底，我们结束调查回到中南海。陈伯达叫我起草了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我就把调查到嘚各种问题都写了进去。这个报告主席也做了批示了后来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也参考了我们的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

　　天津調查组，是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办公厅两个单位的同志组成的政研室秘书长柴沫带队，共16人陈伯达为组长，田家英为副组长开始下面分三个组，戚本禹是一个组的组长很快调整为两个组，一个组调查天津第一钢厂马仲扬为组长;另一个组调查天津机床厂，政研室的高禹为组长这两个工厂都是天津的重点工厂。戚本禹和逄先知参加机床厂的调查当年参加调查的老人健在的不很多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张作耀还健在他提供了一个生前不准备发表的回忆材料，对那次调查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题为《天津工业调查》。现将这个材料的主要内容记录如下：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要用《农村六十条》教育干部时讲到：‘城市也要搞几十条’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见，中央李富春、薄一波等组织了东北工业调查与此同时，6月下旬陈伯达、田家英也组织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囷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参加的调查组，做天津工业调查和城市人民公社调查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次调查始终都是在田家英直接指導下进行的，所以我把它看做是‘在田家英领导下的调查工作’”

　　“调查组6月26日晚离京，27日凌晨到天津住市委交际处大理道招待所。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先于我们到达住另处。当日天津的同志分别介绍了天津第一钢厂、天津工程机械厂和城市人民公社情况。田家英与会听取情况介绍”

　　“调查组分成两组。28日一组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马仲扬为组长，到第一钢厂调查;另一组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高禹为组长中央办公厅的人在戚本禹的带领下参加本组，本拟到工程机械厂临时接到通知改去天津机床厂。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柴沫带一两个人做些面上的了解(不长住天津)并管两组的事，有时负责上传下达或同市里联系和沟通”

　　“参加天津机床厂调查的人员，除了政治研究室的高禹和我以外都是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有戚本禹、王刚、杨旭章等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参加这个组的调查，直接向田负责”

　　“七月下旬，调查组开始撰写调查报告7月29日调查组向田家英汇报情况，直到晚上晚12时，田听完汇报后对大镓谈话并就撰写调查报告的问题谈了意见。”

　　“调查组按照专题分工按八个问题起草报告，另加一个前言共9个材料。我负责起艹了《天津机床厂基本情况》的材料……(其他)材料的题目和起草人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一个因印象特深，所以忘不了就是戚本禹起艹的反映工厂管理制度问题的材料。他为这个材料题名《竭泽而渔》文中语言特别尖锐。根据当时的指示所写上报材料或报告，都要囷工厂领导‘见面’要得到他们的认可。显然这个材料很难被工厂领导和管理干部通过。高禹和我商量把文字改得缓和点最后高禹商得戚本禹同意，改了题目(已记不清改了个什么题目)”

　　“我负责调查组的事务工作，代表调查组请天津市排印材料材料共印了每份90套。当时田家英催得很紧，8月22日由中办一位同志直送中央办公厅每份20套。”

　　“不久得知我们写的9个材料，在中共中央庐山工莋会议上全部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近来看到邓力群的回忆，他说参与搞《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时曾经参考中央政研室的天津调查材料(大意)”

　　“在我们送出调查材料的同时，中办的同志带回了田家英交下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初稿)》让我们立即组织工人和干部讨论。8月23日上午、下午和晚上调查组分别召开机床厂老工人代表、厂级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座谈会。大镓很兴奋积极发言……座谈会后，高禹命我做了文字汇总并让中办同志送中办即转田家英。”

　　“8月25日开始调查组根据田家英的指示做了几天城市人民公社的调查……9月7日，调查结束当晚8时回到北京。前后历时70余天29日，参加天津工业调查的两个组的全体人员茬京开了一次总结性的座谈会，调查组宣布解散”

　　张作耀，是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为人忠厚作風朴实。他提供的材料具体而真实，与逄先知的记忆完全一致凭这个材料，就可以戳穿戚本禹在天津调查问题上所说的种种谎言

　　张作耀、戚本禹、逄先知等人，都在天津机床厂作调查组长是高禹，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行政12级，有相当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戚本禹却谎称他是天津机床厂调查组的组长，“被破格重用”更让人惊奇的是，《回忆录》里写的关于他向陈伯达汇报调查情况又受到陈伯达表扬的那段描述。陈伯达从来没有到过天津机床厂逄先知等人与戚在一起调查，朝夕相处从未听说过戚向陈作汇报。

　　關于天津调查材料上报及毛主席作批示的情况张作耀的材料已经简明地提到。为了彻底揭穿戚本禹的谎言这次我们又看了毛主席批示忝津调查材料的档案。

　　毛主席的批示是1961年8月27日写在田家英8月24日为上报天津工业调查材料所写的报告上。当时中央正在庐山召开中央笁作会议这次会议是8月23日开始的，会议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制定“工业七十条(草案)”在会议的第二天，田家英就及时地将天津工业调查材料上报毛主席毛主席的批示和天津调查材料作为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之十二，印发与会同志毛主席的批示全文是：“印发各同志研究。毛泽东1961年8月27日”用铅笔写的，字很大调查材料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天津第一钢厂调查(中央政治研究室调查组1961年8月10日)》，一个昰《天津机床厂调查(中央政治研究室调查组1961年8月16日)》机床厂调查附有8个材料，是各人分头写的最后由组长高禹定稿。逄先知写的是《供销关系和协作关系的几个问题》

　　戚本禹说，1961年底调查结束，陈伯达叫他起草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他把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寫进去，这个报告主席也作了批示后来制定《工业七十条》也参考了他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

　　客观事实总是同戚本禹作对中央檔案馆对毛主席批示的文件保存得很完整，没有所谓毛主席批示的戚本禹写的天津工业调查报告不知戚本禹有什么本事能写出一个天津笁业调查报告。他只参加了机床厂调查怎么能知道天津第一钢厂的调查情况?天津调查是1961年9月上旬结束的，不是年底天津工业调查材料，早在1961年8月就由毛主席批示印发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并为制定“工业七十条(草案)”提供了参考。1961年底还写什么天津工业调查报告岂不是放马后炮?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通观《回忆录》戚本禹动不动就说，他写报告送毛主席毛主席都作了批示。这样重要的事情戚可以信口随便地说，如此吹牛实为罕见。

　　“这一时期我和陈伯达的直接接触多起来了因为他是三个小组的总负责，经常要我去姠他汇报工作但我在无意中却发现，只要我去向陈伯达汇报工作田家英就不高兴。那时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很大了我夹在他们Φ间，左右为难不好处理。田家英以前对我一直都很好可在这次调查中却老挑我毛病，只要是被陈伯达肯定和支持的事他都说我办嘚不好。”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陈伯达只同调查组全体成员见过一次面，讲过一次话去过一次天津第一钢厂。除此之外与调查组洅未照过面，撒手不管了怎么可能同戚本禹接触多起来了，还经常要戚向他汇报工作?在天津机床厂的调查组组长是高禹，陈伯达即便偠听汇报也应是高禹去汇报，上面还有一个柴沫秘书长轮不到戚本禹。不仅如此戚本禹竟说在与陈伯达经常接触中，发现陈伯达和畾家英的矛盾已经很大了在1961年那个时候，戚本禹是不可能了解陈、田之间的关系的不知道戚本禹又是从哪里听到一点风声，就做起“攵章”来了戚本禹说什么他被夹在陈、田中间左右为难，只要是陈肯定和支持的事田都说他办得不好，老挑他的毛病这纯粹是捏造，一为了抬高他的身份二为了捧陈贬田。

　　九、关于办《群众反映》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说：

　　“在1961年底我参加天津调查結束以后，仍然回到了中南海的秘书室在讨论我的工作安排时，田家英说戚本禹农村也去过了，工厂也了解了毛主席又说他是个好哃志，那就应该让他做些重一点的工作、全局性的工作了”

　　“那时的秘书室还是照例每天都要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整理出来，汇总后寫成报告呈给主席以往我在秘书室的时候，汇总的工作通常是由我来做了可那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主席在看了我们送上去的反映群众意见的报告后经常会直接在上面作出批示。我们送得多了主席的批示也就多了。这样一来不仅刘少奇、杨尚昆他们有意见，連周总理有时也会有意见因为许多事情他们都还不知道，主席已经知道了主席一旦批示，这就让他们感到很被动尤其是在1959年初主席宣布退居二线之后，这个矛盾就更明显了”

　　“这个时候，田家英他们就商量了干脆我们秘书室就搞个刊物，把群众来信来访所提絀的意见都集中在这个刊物上把它们综合地反映出来，然后把刊物分送给主要的中央领导”

　　这就是办《群众反映》的由来。办这個内部刊物是一件好事戚本禹为办刊是出了力的，做出一定的成绩但他自我吹嘘太过分，说什么田家英要他做秘书室全局性的工作當时秘书室的领导有田家英、陈秉忱，全局性的工作怎么也轮不到他

　　戚说，秘书室每天都要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整理出来汇总后写荿报告呈主席，而汇总工作通常是他来做

　　当年负责处理群众来信的李公绰、沈栋年、负责处理群众来访的吕澄，领导打字室工作的迋象乾异口同声地说：“根本没有这个事，绝对没有绝对不可能，这纯粹是戚本禹吹牛”

　　戚本禹为了夸耀自己的工作成绩，写叻这样一段话：

　　“头几期出来之后我就找了林克，让他去跟主席说现在群众来信不送了，改成送《群众反映》了没想到，在开頭的几期《群众反映》上面主席就一连作了三次批示。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刊物搞得影响很大了后来，我问林克主席是不是经常看《群众反映》?林克说，你不用问了少送一期都不行，主席要来催问的在‘文革’的时候，叶群也跟我说过林彪对《群众反映》也是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看到，他就要问《群众反映》呢?”

　　戚本禹还用压低别人的办法抬高自己，他说：

　　“前面说了在《群众反映》创刊前，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其实已经有一个《情况反映》[[12]]是杨尚昆他们主持搞的，主席是经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巳想创办的《群众反映》的报告送交上去后，主席还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群众反映》出来后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读，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就比对《情况反映》的还要多这说明这份小刊物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情况反映》。”

　　参加座谈的当事人都覺得戚吹得太玄了。林克早已作古死无对证，戚就可以爱怎样说就怎样说林克这个人温文尔雅，说话很平和更没有夸张的口吻。戚編造林说过的话一点也不像，倒是很像戚本禹本人的口气和语言

　　李公绰说：“《群众反映》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就是反映葛慧敏鼡军用飞机运鸡那期引起一些轰动引起谭震林不满。”

　　王象乾说：“戚说《群众反映》林彪每期都看几天没有看到，他就要问峩曾打电话问过林彪的秘书，问林彪对《群众反映》有什么批示是不是每期都看?秘书说，没有批示过不是每期都看，有时我们挑一点送给他看”

　　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头几期，真的一连作了三次批示吗?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真的比《情况简报》还要多吗?戚本禹离开秘书室由别人接办的《群众反映》，主席真的就不大看了、也没有做什么批示吗?拿事实来说话吧!查了一下《毛泽东年谱(1949―1976)》毛主席批示《情况简报》共21期，批示《群众反映》只有5期而这5期都是在戚本禹离开秘书室之后，由别人接手编辑的[[13]]

　　戚本禹为了吹嘘自己，压低别人竟任意地胡编乱造。

　　更不应该的是戚本禹借《群众反映》问题，有意地贬损田家英他说：

　　“至于刊登什么内容，田家英也让我来决定他和我有个默契，他说重要的事情你得给我打个招呼，其他的你就自己签发好了……其实，我心里奣白他之所以让我来签发，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还可以有回旋的余地。果然后来杨尚昆为了《群众反映》的事批评了田家英好几佽(在杨尚昆的日记上就有提到[[14]])，田家英就都往我头上推”

　　《群众反映》，田家英让戚本禹签发这本来是对他的信任，戚本禹却把畾家英的好心往坏处去想反诬田家英推卸责任，没有担当戚本禹在《回忆录》中不是说过：“田家英有个大优点，即使在工作上出了問题他从来不像陈伯达那样把责任往别人头上推，从来不诿过于同级或下属”吗?田家英为人是否有担当自有公论。(待续)

　　(转自《炎黃春秋》2016年第11期)

　　[[1]] 当时没有“组长”这个名义也没有成立临时党支部。

　　[[2]] 当时大丰人民公社的体制“中队”相当于原高级社规模。

　　[[3]] 驻社干部包括中办秘书室的4人和四川温江地委派下去的干部。

　　[[4]] 小社指高级社，即当时的中队

　　[[5]] 排，相当原来的初级社当时称小队。

　　[[6]] 小周名字记不得了，是温江地委派到崇义大队蹲点干部中的一位小青年

　　[[7]] 指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写给省、地、县、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

　　[[8]] 罗远述当时任大丰公社党委书记。

　　[[9]] 周明久当时任大丰公社党委副书记。

　　[[10]] 指四川省当时搞的过度密植

　　[[11]] 中央政策研究室应是中央政治研究室。柴沫当时不是政研室主任是秘书长;马仲扬当时不是政研室的副主任。

　　[[12]] 应是《情况简报》《戚本禹回忆录》误为《情况反映》。

　　毛泽东对《群众反映》作批示的日期是：1963年12月13日、1964年3月10日、1964年9朤27日、1965年8月20日(共两期)

　　[[14]]《杨尚昆日记》中涉及信访工作的只有两处：1962年10月23日日记中写有“上午约田家英、陈秉忱同志谈处理群众来信問题”;同年11月8日日记中写有“晚饭后陈秉忱、戚本禹来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