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建设50家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地中医药，朋友圈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中医药服务贸易“朋友圈”，拓展了中医药市场

4年前，俄罗斯第一所获得法律认可的中俄合作中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圣彼得堡中医中心成立。刚开始，医院没有多少病人，当地居民并不认可中医院。圣彼得堡中医院院长、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朝阳很头疼。于是，他带领四五名医生去找病人，到当地西医院义诊。一位60多岁的老人中风后，腿脚行走不便，王朝阳就用针灸为他治疗，老人恢复了自主行走。随着这样的病例越来越多，中医院在当地渐渐站稳了脚跟。

在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传统医学大会上，王朝阳被俄罗斯国家杜马传统医疗委员会主席授予荣誉勋章，以表彰其在俄罗斯推广传统医学上的贡献。这一勋章授予一个外国人，在俄罗斯历史上是第一次。

近年来，北京中医药大学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注重把中医药打造成中外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名片，着力“讲好中医药故事，唱响中医药声音”。学校首创了集医疗、教学、科研与文化传播于一体的“海外中医中心”模式，实现了中医药走出去的历史性跨越。

“这是茯苓”“这是麦冬”……在南非同仁堂，一位来自莫桑比克的店员用流利的中文介绍中药饮片。北京同仁堂走向海外，走进当地民众中间，靠的是“本土化”。在南非同仁堂30余名员工中，25人来自非洲国家，本地化率高达70%。

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和地区加入中医药服务贸易“朋友圈”，拓展了中医药服务贸易市场。同仁堂、天士力等60家中医药服务贸易机构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中医医院、中医诊所、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年营业收入达8亿美元。中医药人员赴境外更加便捷，我国每年派驻中医临床医师约2200人，占外派医疗劳务人员总数的60%。海上中医国际医疗健康服务平台不断向“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拓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带动旅游、餐饮等相关产业全面发展。

与此同时，境外来华就诊人数规模不断扩大。2017年，境内292个中医药服务机构和企业共接诊外籍患者25万人次，接收住院3.1万人次，营业收入达到19亿元。

“一边治病，一边度假，太棒了。”斯维特兰娜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俄罗斯妈妈，不久前，她来到海南三亚。斯维特兰娜饱受腰颈椎病的折磨，在老家伊尔库茨克，她常去医院打止痛针，不过药效维持不了多久。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听朋友介绍中医治腰颈椎病有效。于是，斯维特兰娜决定带上孩子，飞到三亚市中医院治疗。她每天治疗两小时，其他时间和孩子们在海边度假，感觉很开心。

中医药走向一带一路，需要一个“转换插座”——中医药国际标准

“文莱现在都改用电子秤了，物品有多重，顾客都能看到，但是你们称药品，我们看不到，你们为什么不用电子秤？”北京同仁堂文莱分店刚成立时，遇到一个小麻烦。当医师调配处方时，一名当地男顾客一边数药方上的药味数量，一边查看调配的药物，调配结束之后，当一名员工正准备把药物装入纱布袋去煎药，男子马上阻止，质疑为何不用电子秤称重？

分店经理李德亮答道：“这种秤叫戥子，是调配中药的专业计量工具，每年对秤进行校验，很准的！”

那名顾客仍然表示怀疑。李德亮当即把电子秤拿出来，顾客摘下了手上的戒指，放到电子秤上显示是15克，放进药戥子里同样显示是15克。他的怀疑表情一扫而光，竖起了大拇指：“好！”

药戥子转化为电子秤，就像不同国家电源接口需要转换插座。中医药走向 “一带一路”，同样需要一个“转换插座”——中医药国际标准，这是中医药走向海外的必答题。

目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已经发布了17个标准，包括中医药常用的名词术语翻译标准，收集了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6000多个条目，先后发布中英、中法、中西、中葡、中意、中俄、中匈的对照标准。专家表示，如果名词没有标准，中医药很难进行国际推广。

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中医药技术委员会成立以来，至今已有31项中医药国际标准发布，其中23项由我国专家主持制定，包括“一次性使用无菌针灸针”“中医药—中药材重金属检测方法”等国际标准，实现了中医药国际标准零的突破。

中医药技术委员会国内技术对口单位挂靠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负责中国提案遴选申报及中方专家选派工作。该所研究员王燕平介绍，我国专家主持制定的部分行业通用标准，打破了贸易壁垒，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以中药材重金属标准为例，各国对限量值争议颇大，难以统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黄璐琦院士、郭兰萍研究员团队提出了中药材重金属标准。他们发现，目前世界各国以农作物和食品相关标准作为中药材合格标准存在重大缺陷及误导。在此基础上，团队根据美国环保部和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重金属安全限量，在综合考虑服用周期、频次、服用剂量、煎煮方法等的基础上，首次利用靶标系数建立科学实用的中药材重金属国际标准，最终获得各国认可。“中医药—中药材重金属”国际标准于2015年7月21日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公布出版。这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关于传统药用植物的首个重金属标准。标准颁布以来，中药材5种重金属超标率平均降低了13.27%，消除了中药材国际贸易中的重金属技术壁垒，避免了巨大损失。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中医药“走出去”提供了难得契机。《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要求，到2020年，颁布20项中医药国际标准，注册100种中药产品，建设50家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地。

把中药产品注册成为“保健食品”或“食品添加剂”，不能在外盒上标注功能主治，降低了产品的竞争力

波兰华沙亚太博物馆研究员玛切依·古拉尔斯基是一位失眠症患者。他常年奔走于华沙各大医院，却始终没找到解决办法。2012年8月，北京同仁堂在欧洲的首家门店——北京同仁堂波兰华沙一店正式开业，玛切依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求助。经过半年多的针灸和中药调理，他终于能睡个好觉了。他的妻子琳达长期受过敏性荨麻疹折磨，这种病频繁发作，用西药只能抗过敏，无法根治。经过中医药治疗，琳达很久没有出现荨麻疹了。玛切依母亲患有阵发性心律失常和一些老年性疾病，经过3个月的中药调理，身体各项指标都趋向正常。玛切依说，同仁堂彻底改变了他一家人的生活。

中药走出去，靠的是“以医带药”，不少中药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时“身份”受阻。面对各国法规，制药企业不得不改换产品“身份”，有实无名，把药品注册成为“保健食品”或“食品添加剂”。由于身份改变，不能在外盒上标注功能主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产品的销售，无法指导消费者用药，降低了产品竞争力。

在天士力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闫希军看来，中成药在海外发展受阻，除文化差异外，原因在于三个“不对接”：中西药品审批体系不对接；中西药研究原理不对接；中西药生产模式不对接。

中医药“走出去”与现代医学互融互通面临诸多困难。政策准入仍是中医药对外合作面临的最大壁垒。目前中药品种在国际上没有公认的许可标准，以药品名义注册和出口困难重重，加之注册程序复杂，没有针对性的检测标准，耗时费力，企业压力大。

“国内中医药企业在国外注册、认证、推广时，需要承担不确定风险，单靠企业一己之力难以快速有效推进。”闫希军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契机，开启中药国际化的“绿色通道”。截至目前，天士力有复方丹参滴丸、养血清脑颗粒、荆花胃康胶丸等6种药物作为处方药，进入俄罗斯、蒙古、越南、菲律宾等8个国家。

闫希军认为，中医药走向“一带一路”，是中药国际化进程必不可少的环节。他将中药国际化道路概括为“三步走”：第一步，让中药“走出去”，直面国外消费者；第二步，让中药“走进去”，进入发达国家主流医药市场的注册和研究体系；第三步，让中药“走上去”，走向产业高端，走向医保目录和临床一线。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我国将支持中医医疗机构、科研院所、中药企业等运用现代科技和中药传统研究方法开展多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并推动产品、技术和服务转化，推动成熟的中药产品以药品、保健品等多种方式在“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进行注册，实现卫生资源共建共享。

在北京同仁堂波兰华沙店，一名当地患者（左）正体验中医养生保健疗法。 晓 晔摄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中医药服务贸易“朋友圈”，拓展了中医药市场

4年前，俄罗斯第一所获得法律认可的中俄合作中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圣彼得堡中医中心成立。刚开始，医院没有多少病人，当地居民并不认可中医院。圣彼得堡中医院院长、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朝阳很头疼。于是，他带领四五名医生去找病人，到当地西医院义诊。一位60多岁的老人中风后，腿脚行走不便，王朝阳就用针灸为他治疗，老人恢复了自主行走。随着这样的病例越来越多，中医院在当地渐渐站稳了脚跟。

在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传统医学大会上，王朝阳被俄罗斯国家杜马传统医疗委员会主席授予荣誉勋章，以表彰其在俄罗斯推广传统医学上的贡献。这一勋章授予一个外国人，在俄罗斯历史上是第一次。

近年来，北京中医药大学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注重把中医药打造成中外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名片，着力“讲好中医药故事，唱响中医药声音”。学校首创了集医疗、教学、科研与文化传播于一体的“海外中医中心”模式，实现了中医药走出去的历史性跨越。

“这是茯苓”“这是麦冬”……在南非同仁堂，一位来自莫桑比克的店员用流利的中文介绍中药饮片。北京同仁堂走向海外，走进当地民众中间，靠的是“本土化”。在南非同仁堂30余名员工中，25人来自非洲国家，本地化率高达70%。

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和地区加入中医药服务贸易“朋友圈”，拓展了中医药服务贸易市场。同仁堂、天士力等60家中医药服务贸易机构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中医医院、中医诊所、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年营业收入达8亿美元。中医药人员赴境外更加便捷，我国每年派驻中医临床医师约2200人，占外派医疗劳务人员总数的60%。海上中医国际医疗健康服务平台不断向“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拓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带动旅游、餐饮等相关产业全面发展。

与此同时，境外来华就诊人数规模不断扩大。2017年，境内292个中医药服务机构和企业共接诊外籍患者25万人次，接收住院3.1万人次，营业收入达到19亿元。

“一边治病，一边度假，太棒了。”斯维特兰娜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俄罗斯妈妈，不久前，她来到海南三亚。斯维特兰娜饱受腰颈椎病的折磨，在老家伊尔库茨克，她常去医院打止痛针，不过药效维持不了多久。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听朋友介绍中医治腰颈椎病有效。于是，斯维特兰娜决定带上孩子，飞到三亚市中医院治疗。她每天治疗两小时，其他时间和孩子们在海边度假，感觉很开心。

中医药走向一带一路，需要一个“转换插座”——中医药国际标准

“文莱现在都改用电子秤了，物品有多重，顾客都能看到，但是你们称药品，我们看不到，你们为什么不用电子秤？”北京同仁堂文莱分店刚成立时，遇到一个小麻烦。当医师调配处方时，一名当地男顾客一边数药方上的药味数量，一边查看调配的药物，调配结束之后，当一名员工正准备把药物装入纱布袋去煎药，男子马上阻止，质疑为何不用电子秤称重？

分店经理李德亮答道：“这种秤叫戥子，是调配中药的专业计量工具，每年对秤进行校验，很准的！”

那名顾客仍然表示怀疑。李德亮当即把电子秤拿出来，顾客摘下了手上的戒指，放到电子秤上显示是15克，放进药戥子里同样显示是15克。他的怀疑表情一扫而光，竖起了大拇指：“好！”

药戥子转化为电子秤，就像不同国家电源接口需要转换插座。中医药走向 “一带一路”，同样需要一个“转换插座”——中医药国际标准，这是中医药走向海外的必答题。

目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已经发布了17个标准，包括中医药常用的名词术语翻译标准，收集了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6000多个条目，先后发布中英、中法、中西、中葡、中意、中俄、中匈的对照标准。专家表示，如果名词没有标准，中医药很难进行国际推广。

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中医药技术委员会成立以来，至今已有31项中医药国际标准发布，其中23项由我国专家主持制定，包括“一次性使用无菌针灸针”“中医药—中药材重金属检测方法”等国际标准，实现了中医药国际标准零的突破。

中医药技术委员会国内技术对口单位挂靠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负责中国提案遴选申报及中方专家选派工作。该所研究员王燕平介绍，我国专家主持制定的部分行业通用标准，打破了贸易壁垒，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以中药材重金属标准为例，各国对限量值争议颇大，难以统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黄璐琦院士、郭兰萍研究员团队提出了中药材重金属标准。他们发现，目前世界各国以农作物和食品相关标准作为中药材合格标准存在重大缺陷及误导。在此基础上，团队根据美国环保部和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重金属安全限量，在综合考虑服用周期、频次、服用剂量、煎煮方法等的基础上，首次利用靶标系数建立科学实用的中药材重金属国际标准，最终获得各国认可。“中医药—中药材重金属”国际标准于2015年7月21日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公布出版。这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关于传统药用植物的首个重金属标准。标准颁布以来，中药材5种重金属超标率平均降低了13.27%，消除了中药材国际贸易中的重金属技术壁垒，避免了巨大损失。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中医药“走出去”提供了难得契机。《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要求，到2020年，颁布20项中医药国际标准，注册100种中药产品，建设50家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地。

把中药产品注册成为“保健食品”或“食品添加剂”，不能在外盒上标注功能主治，降低了产品的竞争力

波兰华沙亚太博物馆研究员玛切依·古拉尔斯基是一位失眠症患者。他常年奔走于华沙各大医院，却始终没找到解决办法。2012年8月，北京同仁堂在欧洲的首家门店——北京同仁堂波兰华沙一店正式开业，玛切依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求助。经过半年多的针灸和中药调理，他终于能睡个好觉了。他的妻子琳达长期受过敏性荨麻疹折磨，这种病频繁发作，用西药只能抗过敏，无法根治。经过中医药治疗，琳达很久没有出现荨麻疹了。玛切依母亲患有阵发性心律失常和一些老年性疾病，经过3个月的中药调理，身体各项指标都趋向正常。玛切依说，同仁堂彻底改变了他一家人的生活。

中药走出去，靠的是“以医带药”，不少中药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时“身份”受阻。面对各国法规，制药企业不得不改换产品“身份”，有实无名，把药品注册成为“保健食品”或“食品添加剂”。由于身份改变，不能在外盒上标注功能主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产品的销售，无法指导消费者用药，降低了产品竞争力。

在天士力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闫希军看来，中成药在海外发展受阻，除文化差异外，原因在于三个“不对接”：中西药品审批体系不对接；中西药研究原理不对接；中西药生产模式不对接。

中医药“走出去”与现代医学互融互通面临诸多困难。政策准入仍是中医药对外合作面临的最大壁垒。目前中药品种在国际上没有公认的许可标准，以药品名义注册和出口困难重重，加之注册程序复杂，没有针对性的检测标准，耗时费力，企业压力大。

“国内中医药企业在国外注册、认证、推广时，需要承担不确定风险，单靠企业一己之力难以快速有效推进。”闫希军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契机，开启中药国际化的“绿色通道”。截至目前，天士力有复方丹参滴丸、养血清脑颗粒、荆花胃康胶丸等6种药物作为处方药，进入俄罗斯、蒙古、越南、菲律宾等8个国家。

闫希军认为，中医药走向“一带一路”，是中药国际化进程必不可少的环节。他将中药国际化道路概括为“三步走”：第一步，让中药“走出去”，直面国外消费者；第二步，让中药“走进去”，进入发达国家主流医药市场的注册和研究体系；第三步，让中药“走上去”，走向产业高端，走向医保目录和临床一线。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我国将支持中医医疗机构、科研院所、中药企业等运用现代科技和中药传统研究方法开展多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并推动产品、技术和服务转化，推动成熟的中药产品以药品、保健品等多种方式在“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进行注册，实现卫生资源共建共享。

(责编：关喜艳、周恬)

也许，中国人始终都是在一个他们自以为是的意义上误解了西医，因为中国人认为的西方并不是真正的西方。在西方，今天中国人认为的西医只是众多医学中的一种，是主流而已。另一个更大的误解就是西方人早已没有把“科学”这个词等同于“正确”及“唯一”，而今天的中国人仍把“科学”当作一个好的形容词。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带来了目前在中国和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状态：传统中医在西方比在中国更容易得到继承。　

这绝不是一个嘲讽。提倡中医“现代化”的中西医结合作为中国大陆中医界的主流派，几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治愈的病人都很多。不过，我的心中还是感到一点遗憾。遗憾什么呢？我觉得现代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和效果暗藏了中医的灭亡。　

“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的遗产，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赐福给中国人并丰富了中国博大的文化。它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与夏商周时期的诸种理论，另加上本地的药材、医疗用具，形成了一种比较完整的医疗体系。

但不幸得是，近代中医遇到了西方科学。科学在世界文化里的全面胜利，迫使中医去迎合西医的科学观。具体的说，中医在西医面前的失败来自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科学的唯物主义，中国中医界删除了或者改变了很多传统的概念。但是这种借用外来标准来判定自己，很像用英文的语法来判断中文是否有价值。　　

中国在临床上已经很少使用中医和中医的病名来诊断一种疾病。这有什么不对吗？西医的化验诊断要比中医的主观诊断法更为精确。然而事实并非这样简单。西医的确在肉体的层次上可以做得很精确，但问题是中医的治疗对象并不仅仅是肉体。如果用计算机作为比喻的话，西医的诊治对象是计算机的硬件；而中医的诊治对象则不仅是计算机的硬件，还包括它的软件。当“硬件”的标准来要求中医诊治一个“软件”时，不仅会出现不少误诊，同时还无法按照中医本身的理论去治疗。　　

我每次生病时，就来到北京一家著名的中医医院门诊部，但每次医生都为我开西药。当我强调一定要吃中药时，大夫们都会觉得我很奇怪。我的这种待遇，并不是因为我是洋人，习惯吃西药。因为我的国内朋友去中医门诊看病时，医生首选药往往还是西药。　

西医理论根本不承认中医理论中的气、经络、阴阳五行说等等。所以中医为了“科学化”，其治疗配方中的思维就越来越接近西医的思维模式，现在选药越来越不按传统的性味模式相配而是按西方科学的药理作用相配。

5年前，我在一家中医医院实习时，有一位患胃酸过多的老太太进来就诊。老师按照中医的望闻问切循序诊断后，告诉我们说中草药里有7味药能控制胃酸过多，随后他竟在一个只有12味药的方子中把这7味药全用上了！中医的思路不应该是这样的，顶多有一两味控制胃酸的要就足够了，其它的药都是用来调整她胃酸产生过多的原因。这位老师的思路显然是西医的“胃病治胃”的思路。第二个星期老太太又来了，显然这个方子没有达到疗效。这种思维模式的最后结果只会是丰富了西医而弱化了中医，于是中医伟大的传统就变成西医的一个附庸物。　　

虽然我是一个西方人，但出于连我都不知道的原因，我很热爱中医，希望它能丰富人类的智慧，使人不分种族、国籍，他们的身体、心灵均因中医而得到健康。中医几千年来应用了它自身独特的理论与手段治愈了无数人，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而有效的医疗体系，没有必要以外来的秤杆“纠正”中医的“不足”。　

近几十年，主流的西方医学在西方已发生了一种悄悄的但却是深刻的改变。替代医学因能够解决人们的身心疾病而开始广受欢迎，中医是这几十种替代医学里发展最快的一个。西方人已经发现西医的模式很难在身心这一领域有所建树，因为西医擅长的仅仅是把人的肉体看作诊治的对象。所以当有西方学者认为21世纪应该是精神的世纪时，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医里的“不足”与“迷信”的那部分，也许恰恰能够揭开蒙在科学和西医身上的那块帘布，从而使中医得到更客观、更圆满的对待。

中国中医自己“不团结”

胡碧玲感到中国中医自己“不团结”，这将导致中医发展困难。

首先，中国中医存在学院派和民间派之争。

“中国中医有学院派和民间派，学院派以为民间派不懂理论，民间派以为学院派看不了病啊。”

胡碧玲解释，就是谁也瞧不上谁。学院派专业学中医，但很多却不能实战或疗效不佳；但学院派看不起民间中医，以为他们不是科班出身，没有理论基础，纯粹凭个人经验治病。学院派指从高等院校毕业的中医治理者和中医从业者；民间派指在传统的师承方式和实践方式中产生出来的民间中医。

胡碧玲称确实很多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都看不了病，但这样的说法也不是尽对的，学院派里也有一些很好的医生，同样民间派也不乏吹嘘之辈和江湖骗子，但争执和相互看不起是解决不了题目，也不利于中国中医发展。

其次，中医保守，经验秘方不公开交流。

胡碧玲觉得中国很多中医都有点敝帚自珍，不愿意把自己的中医技术拿出来大家一起交流研讨，或者毫无保存地进行传授。她以为，假如说中国的中医们都能团结一致，把自己擅长的医术拿出来取长补短，中国中医肯定能蓬勃发展。

中国中医的“秘方”、“验方”之类让西方人看不懂，他们不能理解中国很多中医成就没有传承就宁愿湮没而不公然，让后人在故纸堆里拼命钻研挖掘，以为一个好的学术成果就是要公然或者保存；而中国中医却以为哪怕是一个普通的药方都是自己多年的心血所凝，也是在杏林立足之本，哪能随意传人，要传也要传给自己的后代，所以造成“独门”、“祖传”之类在中国中医当中屡屡可见。

胡碧玲为了学习中医，除了在中国中医药大学和广州中医药大学求学以外，还经常四处走访求师，研究学习中医的各种诊疗方法和经验。为学一些独到的针灸技术，她往过山东学习一种靠传承沿袭的针灸方法，但所获未几；她也曾在兰州一家医院中学习针灸，而只能靠自己在旁仔细观察，针灸医师并没有有过多的言辞和解释，胡碧玲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来针灸方案的原理。

中国中医的传承难以为继

“中医太伟大了！”胡碧玲出自肺腑地说，固然她至今还觉得自己是很奇妙地决定来中国学习中医的，但这并不妨碍她一直坚定地走下往——即使是其间她曾到中国社科院攻读研究道家哲学的博士，她也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道家的朴素辩证思想，以求更好地理解中医学习中医。

在中国学习的历程中，她深深感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感到在这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国度里，传统文化失往了应有的地位——因此，她以为中国中医的传承面对巨大的题目。

胡碧玲是在西方教育制度下长大的，在中国的院校里也获到了博士、博士后等学位，然而她从自己学习中医的经验和体悟总结：中医的学习是特殊的，应该有自己的教育方式，而不应照搬西方的教育体系。

中国中医为什么难以传承？

胡碧玲以为，现在中国中医药专业的学生看不了病，这就说明“中国中医的教育失败了”，而民间的中医传承由于种种题目也将面临断代，中国中医怎么能发展下往呢？

“看不了病的医生谁会要你呢？”胡碧玲的话很直接，“有很多学中医的都改学西医了，以后学中医的人会越来越少。”

    “很多学中医的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有的只能往药房抓药，有的就西医研究生，有的转行当编辑，这样的事情不是个例，太多了！”

在她看来，这就说明了西方的教学体系不适合中医的发展和传承。

胡碧玲之所以学习道家哲学，是由于她熟悉到中医和西医具有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方法论，中医看病需要具有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现在从小学到高中都是西方的教育模式，而且现代教育里西方的东西特别多，当你进进中医药大学学中医的时候，不能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思考题目，很多中医的东西就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现在有中医医师开西药、开化验单的现象？由于他是在按西方的方式思考题目！”

至于民间中医的传承，胡碧玲以为只会有部分很关心中医热爱中医，并且有医术传承的才能够得到继续发展，但规模太小，随时可能断代。

“由于现在真的把握中医的这些人还有一部分，再过几年这些人就根本没有了，那么下一代的人有几个能真正的把握中医？”

“即使有人得到了医术传承，假如他不在正规的院校里面取得一个学位，社会不承认他，不会找他往看病。”

自1998年《执业医师法》颁布后，假如民间中医没有取得执业医师资格为人看病是非法行医。而《执业医师法》第11条和卫生部第6号令、第52号令对“师承或确有专长”的民间医生考取“执业医师证”门槛较高，民间中医假如没上过医学院而又不在公立医院供职，很难获得医师资格。胡碧玲说。

“很多得到医术传承的民间中医会由于没有医师执照不再行医，医术的传承往往也会因此而断。”

中西医结合将导致中医消亡

胡碧玲的另一个观点是，中西医结合是行不通的。 对中西医结合疗法在中国中医界成为主流感到很遗憾：

“我觉得现代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和效果暗躲了中医的灭亡。”“这尽不是一个嘲讽。”

“由于西医是不会容纳中医的，容纳的是一些技巧，但不会接受中医的理论。”

“西医理论根本不承认中医理论中的气、经络、阴阳五行说等等。所以中医为了‘科学化’，其治疗配方中的思维就越来越接近西医的思维模式，现在选药越来越不按传统的性味模式相配而是按西方科学的药理作用相配。”胡碧玲说，“现在中国在临床上已经很少使用中医和中医的病名来诊断一种疾病。”

固然很多人都以为，西医的化验诊断要比中医的主观诊断法更为精确，但胡碧玲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西医的确在肉体的层次上可以做得很精确，但题目是中医的治疗对象并不仅仅是肉体。”

“假如用计算机作为比喻的话，西医的诊治对象是计算机的硬件；而中医的诊治对象则不仅是计算机的硬件，还包括它的软件。当用诊治硬件的标准来要求中医诊治一个软件时，不仅会出现不少误诊，同时还无法按照中医本身的理论往治疗。”

她尽不客气地指出，“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误区，是完全的西化。同时，她以为即使要中西医结合，应该是中医容纳西医。

“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来看，惟一能沟通的方法是把西医融进到中医里面，而不像现在，把中医融进到西医里面，由于中医看病是在生命的层次看病，西医看病是在肉体的层次看病。”

胡碧玲又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说明，西医大多以为疾病一定与各种细菌侵进、局部病变等有关；中医看病，是把人看成一个整体，而不只是集中在患病的部位。中医的重要特点是“辨证论治”，通过“看、闻、问、切”四诊，搜集到患者的证据，透过证候(现象)捉住疾病的本质，分清邪正，扶正祛邪。因此，中医更加具有整体观，而中医宏大的内涵足以够容纳西医。

她坚持地以为，中医药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与西医有本质上的区别，不能迫使中医往迎合西医的科学观。而中医药在“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思维变异中，逐渐丢失了本有的“中国特色”而被边沿化，假如再不及时以正确的方式拯救，或许过不了多少年，不排除像大熊猫一样成为“濒危国宝”，从现在的“危症”恶化成“尽症”。

中医在海外比西医受欢迎

胡碧玲谈到，中医在国外发展得非常好。据她所知，在欧美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有中医诊所，尤其是北美洲，往往规模较大并且不止家同仁堂也已经进进北美洲，在温哥华、多伦多都开设了分店，并且生意非常地好，往往都是病人主动求诊，由于西方人注重疗效。胡碧玲女士说，现在西医药在外国人的眼里快走到尽头了，主要有几个题目已令众人警觉，首先是发现病症后需要大量的检查，用度高昂，开刀更是天价；其次是很多疾病一旦发生，便面临终身吃药的痛苦，有的药物还会很快产生耐药性；再次是西药作为化学合成物，会有各种未知的毒副作用。

世界文明程度的进步，仅靠单一的现代医学技术已不能应付这种复杂的新局面，医疗模式的转变和回回自然潮流的掀起，以及人们对化学药品副作用的深进熟悉，使国际医药市场中传统药物的用途和影响不断扩大。

主流的西方医学在西方已发生了悄然而又深刻的改变，西方人已经熟悉到西医疗法的不完善，并开始寻找一些其他办法，包括中医在内。替换医学因能够解决人们的身心疾病而开始广受欢迎，中医是几十种替换医学里在西方发展最快的一个。西方学者以为21世纪应该是精神的世纪，而西医擅长的仅仅是把人的肉体看作诊治的对象，很难在身心这一领域有所建树。

据统计，现有60%以上的欧洲人使用传统药品，欧洲占全世界草药市场份额的44.5%；而美国公众和医学界逐渐熟悉到中国传统医学的安全有效和通用广泛的特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愿意接受中医治疗。

“美国的3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早已经批准针刺医疗活动，每年有100万以上的患者接受过针刺治疗，针刺医师达到1万多名，同时从事针刺的西医师约有3000人。”胡碧玲透露，“而我已经从广州中医药大学取得了博士后学位，即将往美国的一所大学担任中医相关课程的教学。”

“中医在中国在大陆可能会慢慢地逐渐走向衰弱走向消亡，反而会在国外的一些地方会慢慢地兴起。由于中国大陆的医学环境是不能够支持中医的发展的，中国中医现在的研究都是在用西医的那种理念往研究，而不是用中医的思维模式来进行研究，中医在中国没有发展的土壤。”胡碧玲理所当然地说，“你不发展，任何一件事情他很快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