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贴名《评长篇小说<东望长安>》
2008年4月由陕西出版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东望长安》，是一部向读者介绍中亚陕西村的书，小说的内容简介说：“一百多年前的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为求生存与统治阶级进行了十余年顽强不息的抗争，他们被残酷杀戮近百万人，被赶出家园以至国门时，只剩下两千余人。到今天，成为在中亚地区繁衍派生保持着关陇民风民俗，讲清末陕甘方言，大约二十余万人的东干族。百余年来，他们东望西省，日夜思念着自己的故乡。流年似水，物是人非，当中亚‘陕西村’东干族的兄弟们重返故土，轻抚西安古城墙西大门的时刻，怎能不让我们与他们相拥而泣，热泪横飞？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民族浩劫，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回乱’，‘回汉仇杀’，而是统治阶级挑动民族矛盾，宣扬实施‘秦不留回’的屠杀政策，实质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揭示了清官府，团练对回民杀戮的真相。而作品以大量的篇幅，感人至深的细节描写了回汉人民之间和谐相处，生死相助的兄弟情谊，深刻表现了中华回族与汉族血缘至亲的历史渊源。”
这本书上市以后被誉为“民族史诗之作”，荣获首届“陕西图书奖”、首届“白鹿文学奖”最佳创作奖。作者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陕西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荣誉称号。还有更多的声音称赞这本书讲述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著名作家陈忠实为该书题词：“这是一部给人以黄钟大吕荡气回肠之感的大书是一部建立和谐民族关系的启示录”，该书编辑曹彦也在《编辑荐言》写道：“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望长安》是一部表现了重大民族题材、饱含着凝重的历史厚重感、散发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具有地道陕西气派的史诗之作。”
改革开放之后，加强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包括和中亚陕西村的联系，这些都符合当前的国家利益，文学作品中表现中亚陕西村，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在这样的作品中，既然讲述的完全是历史问题，是否就应该完整地介绍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否应该尊重起码的历史事实，是否应该遵循赞颂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批判破坏和分裂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如果以上这三个方面，在作品中都看到了否定的答案，那么，这样一本书，还能够当得起那么多的奖项、那么多的溢美之词吗？这样一位作者还能够被称为“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吗？
既然是表现中亚陕西村题材的小说，当然要以白彦虎为主线，诚如编辑曹彦所说，“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让我过目难忘。回族英雄白彦虎坚毅勇敢、睿智多谋；女首领马玉莲美丽干练、善解人意；回族将领麻腾大义凛然、慷慨赴死；朝廷大员左宗棠阴险残忍又颇具韬略；以及崔伟、禹得彦、郝明堂、多隆阿、刘锦棠等等正反面人物，均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作品中描述的人物众多、事件庞杂，然而作者令情节层层递进、张弛疏密得当，着笔点始终紧紧地围绕着一个伟大民族悲壮的血泪史、围绕着这个民族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而展开。”
要真实地反映一段历史，当然不能屏蔽相关历史的重大背景，然而，正如所有批判左宗棠“镇压陕西回民起义”的著作和文章一样，这本书也完完全全屏蔽了左宗棠进入陕西之前，入侵新疆的阿古柏已经占领了整个南疆，并且完成了立国称王的程序，新疆的形势正在急剧恶化，中国的国家版图正面临着空前的巨大危机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
这场回族同胞揭竿而起的内战，起因是由于长期的民族压迫所导致的，正如左宗棠所一再呼吁的那样：“关陇肇衅，曲在汉民”，回民不是这场内战的责任方。但是，这场内战进行的过程中，已经出现外敌入侵，这种入侵正在使新疆的形势迅速恶化，而如果陕甘内战不能及时结束，中国将不可能在新疆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而如果新疆不能收复，必将给整个中国的国防带来巨大的危害，由于西部门户洞开，一旦俄罗斯拥有新疆并且从新疆出兵沿长城东进，中国将根本无法在一马平川的蒙古草原上组织有效的防御，俄罗斯的国力本来就强于中国，因此，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掠走长城以北的所有中国领土。接下来，因为陕甘地区刚刚结束长期的内战，整个地区并不稳定，在新的极其复杂的边界形势下一旦爆发新的反清起义或者革命，已经极度衰败腐朽的满清王朝，还能再赢得一场内战吗？如果不能，这一地区的归属如何？还有，失去了新疆，西藏将孤悬于西南一隅，那里本来就不太安定，没有了新疆的依托，西藏还会一直保留在中国版图之中吗？新疆只是这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一旦倒下，将会有一大堆问题接踵而至，使得大半个中国的国家版图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唐宋元明，无论强盛时有过多么辽阔的疆域，等到王朝终结，全都出现了急遽的萎缩，大片领土化作乌有，晚清的中国如果失去新疆，也必将步唐宋元明的后尘而去，之前的明朝末年，中国版图只剩下350万平方公里，晚清不仅腐败衰朽至极，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它的结局，有什么理由好过晚明？这些可怕的前景如果变成现实的话，后来的中国将永远不可能拥有辽阔的疆域，今天的中华民族，也绝对不可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生存空间。面对这样的事实，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究竟是应该主张立即结束那场陕甘内战，还是应该主张将那场内战继续下去？显然，只有结束陕甘的内战，中国才能收复新疆，保住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避免当时所面临的空前巨大的领土危机，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将反清内战凌驾于这个头等大事之上，无疑是在混淆历史，是对读者的严重误导。
也许，有人会搬出清朝不是中国，当时的回民起义高举反清大旗是正义的，镇压起义就是犯罪的理由来对上面这样意见进行反驳。我觉得以这样的理由来否认领土危机已经上升为当时中国西北首要矛盾的事实，是不能成立的。正如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新疆简史》所说：“清政府是一个日益腐败的反动政府。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依然是一个统一的象征。在反侵略战争中，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该书第二册
第198页），而这个共同的利益，就是中国的国家版图，中国的领土完整。当中国遭到入侵，大片国家版图已经或即将遇到空前巨大的危机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停止内战，并肩携手共同对外，去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反之，则违背了这个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作品中向读者介绍这段历史的时候，完全屏蔽了如此重要的历史背景并且站在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立场上，竭力宣扬把这场内战打下去的主张，给结束内战的人强加罪名并贬为历史罪人；书中对白彦虎将这场内战坚持到底的做法大加赞扬，即使他最终走上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入侵中国领土的外国势力共同以武力阻挠中国收复自己的被侵占领土的道路，也依然将其塑造成英雄，予以全面肯定，以这样的手法去诠释历史当然是对读者的一种误导。
小说中的主人翁白彦虎，尽管在五十年代曾经被一些文章当作英雄来介绍，但很快就遭到史学界的质疑。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新疆简史》，是一部研究新疆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籍，这本书在谈到白彦虎时这样说：“白彦虎原为陕西回民起义领袖之一。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春至肃州。该处回民首领马文禄不纳。白彦虎乃会合西宁等处回民，携带家眷约万余人，经敦煌于九月（七月）抵达哈密。至哈密后，白彦虎与当地维族头目玉素皮联合，攻占哈密回城。十月（八月），清兵攻入回城。白彦虎掳哈密王迈哈默特之母至吐鲁番，降附于阿古柏，出卖了回民起义的根本利益，成了民族罪人。……当清军征剿阿古伯入侵者时，白彦虎不思反戈一击，却剃发易服向阿古柏效忠，将自己的命运同这外来的匪徒紧紧地拴在一起，同马人德一样，充当了阿古柏的忠实鹰犬。阿古柏也利用这一小撮内奸，作为抵御清军进剿的炮灰”（《新疆简史》第二册
《东望长安》在描写收复新疆的过程时，对白彦虎百般美化，将其捧为代表正义的英雄，而把收复新疆的中国军队贬为罪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对入侵者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都进行了美化。这些内容，已经完全颠倒了在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题上的是非黑白，这和该书“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标签，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中国的回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是一个爱国的民族，回族同胞对于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当然是高度拥护和认同而不是坚决反对和阻挠，白彦虎在新疆的作为，根本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回族在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东望长安》在彻底屏蔽了同治年间中国面临空前巨大的领土危机这一历史事实之后，对一场各个民族的中国人搁置内部矛盾，并肩携手共同对敌，去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争，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歪曲，完全否定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这种立场，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中国对于新疆主权的合法性，尽管这本书打出了“民族”的旗号，却将所谓的民族问题凌驾于大半个中国版图的安危存亡之上，这些内容，当然是完全错误的。
《东望长安》的编辑曹彦先生说，当该书作者“下定决心为回族同胞写出这段史实之后，便不辞劳苦，走访了陕、甘、宁、青许多回族自治区、县、乡、村，查阅了许多历史档案、县志和民间闻录，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素材。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对典型人物、重大事件、编年、地名、奏章、圣旨等均按史料实录，以增强历史的真实感。”毫无疑问，作者和编辑都想通过这样的表白，来证明书中所描写的就是一段真真实实的历史，但实际情况却根本不是这样。
《东望长安》是小说，小说是允许虚构的，并不要求绝对真实。但是，这本书又是一本反应重大题材的历史小说，对于典型人物、重大事件等等基本事实把握，则是不能虚构的，必须符合历史的真相。非常遗憾的是，除了前面讲过的该书在基本立场和主张方面完全和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重要原则背道而驰之外，对于一些重大事件的陈述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有些地方则已经犯了违背起码历史常识的错误。
小说中用大量的篇幅描写六村堡这个村庄，其中的情节基本上都是虚构的，顶多也只是把某些清代笔记中的情节从其他地方移植到了这里。史书中关于这段历史时期六村堡的记载，其实要简单得多：“陕省距城二十余里，有长安县属之六村堡者，著名富足，居民万余。避难之民附之，又添数千口。墙厚壕宽，可资守御。”这个村子遭到回军围攻，坚持了一些日子之后被攻破，“堡中屠戮殆尽，自是民间无完堡矣”（《回民起义》第三册
第253页）。等到六村堡被攻破之后，关中民间已经很少有完好的村庄了，显然，它是较晚遭到屠戮的。一个一万多人口的村庄，加上好几千名从外面进去避难的百姓，人数之多可以想见，这么多人当中，有几个小说里的“河北狼”？但是，他们却全都在同治初年的民族仇杀中化作冤魂。史书中有大量关于当时发生的民族仇杀的记载，例如六村堡附近的渭河渡口：“自乱作乏船，不得渡，两岸露宿难民尝为贼所掳杀，积尸填溪，河水为之不流”（《回民起义》第四册
第219页）。还有更多的史料记述这方面的情况，《重修泾阳县志》记载：“十二月初四日，风霾四塞，赤黄修目，五更时，闻喊杀声，贼已由城东北角麻虎巷攀城而登。绅民男妇死者七万余人”（《马长寿民族史研究著作选》第345页）。为了逃避战乱，一些百姓即使躲入天窖、地窨，仍然不能幸免，《壬戌华州回变记》记载，仅纪家庄一处地窨，便被熏死四十余人，李家坡天窖被熏后，“人膏直流至崖下”，仅华州境内战乱开始后七个月时间，“男女被难有籍可稽者，两万八千三百五十二人”。这类史料极多，不再列举了，即使仅仅六村堡屠村，丧亡人数也已经远远超过各类批判左宗棠的文章中反复提到的肃州屠城的人数。
同治元年初夏爆发的陕甘内战，是由于回民长期受到欺凌和压制，被迫揭竿而起，这一点毫无疑义，有大量的史料可以证明当时回族同胞长期遭到的歧视和压迫，以及这次内战爆发之前遭到的血洗。但是，内战爆发之后，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民族仇杀，也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这个事实，根本不会因为《东望长安》的作者矢口否认并在书中完全屏蔽便不复存在。后来，成明、胜保、多隆阿等人入陕，对回民进行了大肆屠杀，尤其是多隆阿，所过之处鸡犬不留，根本没有任何善后安置措施，也从未考虑过战后的回民生存问题，陕西回民不仅人口数量锐减，而且被全部逐出，逃往甘肃。到了同治三年年初，陕西关中地区除西安之外，已经没有回族常住人口，回民留下的产业也全部被当地官府变卖，所得充作军饷。同治五年，捻军进入陕西，年底在西安十里坡击溃陕西巡抚刘蓉的三十营湘军，声威大震，董志原的十八大营陕西回军趁机杀入关中，和捻军一道，并力攻打省城西安。同治六年六月，左宗棠进入陕西。
此前，曾国藩负责对付捻军时，将手中的野战部队分为六支，各以其中的三支分别应对东捻和西捻，另有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的常驻兵力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动。后来西捻进入陕西，刘松山跟随进陕，他仅仅属于六支部队中的半支。其余的五支半由李鸿章统领对付东捻，加上上述四省以及湖北的部队，总共十好几万人，仍然被打得狼狈不堪，部队长中不乏被杀、被俘的例子，就连最强悍的铭军部队长刘铭传，也摘去顶戴、脱下官服，和士兵们混在一处，束手待毙，捻军的战斗力可见一斑。左宗棠入陕之后手中可以调动的所有能战之兵不足五万，却要面对西捻再加上好几万回军，兵力的严重不足使他只能制订先捻后回的战略，将主要力量集中于应对捻军，而对回军则仅仅采取防御和牵制的方针，捻军在这一过程中越过黄河冰桥进入山西、河北。等到同治七年十月结束西捻之役，左宗棠第二次进入陕西，这才开始正式和回军作战，回军迅速撤回甘肃，陕西百姓从此才脱离战乱，开始了和平生活。五年之后，陕甘内战结束，甘肃也恢复和平，左宗棠又出兵新疆，并且将丢失十多年的新疆重新收回中国版图。
这段历史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后来的中华民族应该永远记取。同治陕甘内战的爆发，确因回民遭到长期极不公平的欺压，忍无可忍才揭竿而起，这次内战的责任当然不应该由回民来承担，回民属于正当防卫。但是，内战中也出现了防卫过当的情况，那就是大规模的民族仇杀，超过战前回民总人口的汉民在仇杀中丧生。这次内战不仅使陕甘两省的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使陕甘两省人口出现急遽的锐减，更使得外国入侵者得到可乘之机，使得中国的领土完整，遭遇到了空前的威胁，中国的西部国防由于失去新疆而门户洞开，晚清，极有可能步晚明的后尘，大半个中国的国家版图处于危险之中。整个中华民族都应该牢记这次极其惨痛的历史教训，防微杜渐，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在中国重演。但是，一直以来，中国主流学者却总是屏蔽了陕甘内战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外敌入侵、国土沦丧、大片中国国领土面临空前巨大的威胁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这一客观事实，也屏蔽了内战过程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仇杀这一事实，把这段历史的所有问题全部划在左宗棠的名下，包括多隆阿等人造成的问题都一概由左宗棠来买单，却完全否定了左宗棠进入陕西之后，为了化解回汉矛盾、维护回族百姓生存方面所做的大量努力，否定了左宗棠早在进入陕西之前就做出的回民已经在中国繁衍生息上千年，必须尊重他们的生存权力的表态，以及在多种场合大声疾呼“关陇肇衅，曲在汉民”，以期起到保护战后回民的目的的事实。在对于左宗棠所进行的批判中，不仅严重违背客观的历史事实，也颠倒了在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维护中华民族子孙万代核心利益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是非黑白，这样一种设计思路，完全不符合中国今后所面临的相当艰巨的反对分裂、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历史使命，《东望长安》，就是这种错误设计思想之下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产物。只要稍稍浏览一下，这本小说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东望长安》把左宗棠当作“要把回回赶尽杀绝、往死里整”的“杀人魔王”（该书第345页）来描写，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陕西的内战爆发之后，清廷先后委派成明、胜保、多隆阿等多名满族大员前去平乱，尤其是多隆阿，在整个战争进行过程中，攻克回民村庄之后，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杀光，造成了回族人口的巨大丧亡。
左宗棠在第一次到达陕西之前，在途中写了这样一段奏折来表达自己对陕西形势的看法：“此次陕西汉回仇杀，事起细微，因平时积衅过深，成此浩劫。此时如专言‘剿’，无论诛不胜诛，后患仍无了日。且回民自唐以来，杂处中国，繁衍孳息千数百年，久已别成气类，岂有一旦诛夷，不留遗种之理？”（《左宗棠全集》第三册
第423页）他对于多隆阿之前的做法，表示了异议，认为回民已经在中国生存了上千年，当然应该尊重他们的生存权力，根本没有一旦诛夷，不留遗种的道理。
在结束捻军之役，从直隶返回陕西的路上，面对即将开始的和陕西回军的正面战争，他专门向河南巡抚李鹤年借调了一名名叫穆胜春的回族总兵，希望他能够在和陕西回民的沟通中，求得一条和平解决陕甘内战的途径。但这种做法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这种风险来自汉民中强烈的仇回情绪。左宗棠在给李鹤年的信中说：“就秦陇大局而言，其终必归于抚……。穆镇（穆胜春）请饬其俟弟入关之后再来何如？鄙意不欲携之同行者，盖虑秦人误疑弟一意主抚，故带讲款之人回秦也。秦中士大夫恨回至深，每言及回事，必云杀尽乃止；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诚不知其何谓？近时西关外民团竟有纠众杀死回人一家八口之案，并不报官。中丞取首从五人尸诸市，而论者谓其袒回，亦可怪耳”（《左宗棠全集》第11册
当时的陕西，经过惨烈的民族仇杀之后，有数百万汉民丧生，因此产生了空前强烈的仇回情绪，根本不同意对回民实现和解，以和平方式结束这场内战。尽管如此，左宗棠却依然借调了穆胜春赴陕，只是要求他不要跟自己通行，而是单独前往陕西。关于穆胜春的情况，马长寿的调查报告中有过这样的记录，调查组在泾源县上金村访问了一位八十七岁的余彦福老人，他说：“当时曾有一位穆大人前来劝十八大营投降，他的说调是：‘你们造反许多年，结果还是穷的穷，富的富，还是做啥的做啥。’十八营元帅和下面的头目研究一下，这话不对，还是不投降”（《马长寿民族史研究著作选》第451页）。虽然穆胜春的沟通没有取得效果，但这种说法从另一个角度映证了左宗棠上面这封信中所谈到的希望尽量以和平方式结束内战的努力，尽管他的态度在当时会遭到汉民的强烈反对，他却丝毫不为所动。
左宗棠上面的这封信里还提到了西安西关外民团杀死回民一家八口的惨案，这件事在马长寿的调查报告中也可以找到互相映证的内容。西安洒金桥清真寺的马实轩说，“我们家是西关回回巷人，离解家村很近，我们当时有六顷多地。我二曾祖父是一位兽医。变乱以后，他为西关汉人绅士保作良民，从此就称作汉人了。但他暗地里不愿背叛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过了六年，在他做六十大寿时，汉人给他送了猪肉，他把肉埋在厕所，并私杀牛羊待客，结果为汉绅发现，当晚全家八口被害。我祖父在洒金桥得到消息，诉状于官，西关五位汉绅辩以‘先良后莠’，但我二曾祖因伤臂失镯，结果我们以‘见财起意，砍伤事主’打胜了官司，西关主谋五绅偿了命。我父亲还常提起此事”（该书第229页）。事件的脉络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马实轩的说法，打胜官司的理由是丢了一只镯子，而左宗棠的说法，原因要重大得多，让五名绅士偿命，并且全部暴尸街头，仅仅为了一只镯子显然不可能做出如此严厉的处理，暴尸街头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警告那些仇回的汉绅，也是为了对于西安城内的回民进行保护。这个事实，也可以充分证明左宗棠进入陕西之后，对于所必须面对的回汉矛盾的基本立场，这和《东望长安》中的描写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此后，左宗棠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这次陕甘内战的责任方是汉民而不是回民：“关陇肇衅，曲在汉民”。当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态度的，只有左宗棠一人，他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化解空前高涨的民族矛盾，平息汉民中的仇回情绪，其出发点，仍然是为了保护幸存的回民。如果左宗棠果真是《东望长安》中所描写的那种一心想着要灭绝回族的人，恐怕不仅不会去平息汉民的这种情绪，相反还会煽动和利用这种情绪，那样，就绝对不可能反反复复地在各种场合做出“曲在汉民”的表态了。
对于陕西回民在这场内战中的重大人口损失，左宗棠从来没有幸灾乐祸，许多人都引用过他的这段话：“以陕回人口计之，从前无事时，散处各州县地方丁口，奚啻数十万。现计除西安城中土著两三万外，余则尽族西行，陕西别无花门遗种。即合金积、河、狄、西宁、凉州等处现剩陕回计之，丁口亦不过数万。其死于兵戈、疾疫、饥饿者盖十之九，实回族千数百年未有之浩劫。区区遗种，既无归陕之望；就甘地安插，而甘民痛定思痛，又不免他族逼处之虞。此安插之难也”（《左宗棠全集》第四册
第405页 奏稿《收抚回民安插耕垦片》）。这段话完全是以极其沉重的笔触来写出陕西回民遭遇这场千年浩劫之后的惨痛现实，没有一丝一毫洋洋自得的情绪。为了使这些幸存回民能够获得生存的条件，必须进行善后安插，而这种安插面临的困难是空前巨大的。
首先，由于陕甘内战爆发之后，曾经发生过严重的民族仇杀事件，有大量的汉民在这一过程中丧生，回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此时回族人口锐减，力量对比早已不是战前的形势，如果重新回到陕西，很容易因为寻仇之类的原因爆发冲突。其次，早在左宗棠入陕之前，陕西官府已经将原属回民的土地全部作为“叛产”没收，以现金出售或承包的方式处理完毕，所谓承包，即约定每年缴纳的地租，经过三五年后，土地所有权归承租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陕西回民重新回到原籍，必将引发新的矛盾和纷争。由于这些原因，不可能让回民重新回到陕西安插，这就是“既无归陕之望”的原因。
甘肃的汉民不满对于回民的安置，曾经发生过一些欺压和敲诈被安置回民的事件，左宗棠对平凉武生李振基、宁夏豪绅吕廷桂，都做了“就地正法”的处理。这些事件都不是命案，不存在杀人偿命的问题，这样的处置显然过于严厉，但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正如西安西关的杀人案处理思路一样，是为了压制一些汉民中的仇回情绪，一旦由少数人煽动这种情绪酿成事件，后果将不堪设想。尽管采取了如此严厉的措施，但也并没有彻底平息汉民中的这种仇回情绪，后来，一位叫做韩尚德的老年绅士，以平凉公局的名义投递禀帖，正式向官府提出将已经投诚的回民迁徙到远方的要求，反对在平凉地区安插回民。左宗棠亲自写信，对于这一要求做了书面回答：“……不思回民籍本陕、甘，陕、甘汉民不能与之相安，远方之民独相安无事乎？如谓回民性情叵测，前此戕官踞城，杀害百姓，罪不容诛，斯时无论良莠，均为中土所不容。然则今年长发、捻逆均中土人士，其受抚解散之众将尽屏之远方乎？犹如孙百万、苏存鸿、侯得印（当地的土匪）等党众均系甘肃汉民，亦因此数起乱贼，将甘肃汉民徙之远方乎？”非常坚决地将这个要求驳了回去，并且特别提醒“本年五月讯决武生李振基一案，该生等谅有所闻”（《左宗棠全集》第十四册
第232页）。经过了大量的努力和付出之后，才使安置工作终于得以完成，使这些饱经战乱、九死一生的幸存回民，得到了起码的生存条件，得以平安度过那段非常时期。正因为如此，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许多回民都对左宗棠心存一份感激，无论是白寿彝三十年代发表的由回族同胞亲自写下的笔记中，还是回族同胞自己进行的讲述中，以及马长寿五十年代所作的采访笔录中，都可以看到尽管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那么长时间，但许多回族同胞依然保留着对于左宗棠的尊称，他们并不直呼左宗棠的名字，而是称他为“左宫保”。
左宗棠的这些做法，和多隆阿有截然不同的区别，在一些汉民中引起强烈的不满，最有代表性的是咸阳人李岳瑞在他的《春冰室野乘》里的一段文字，对多隆阿表示了深深的怀念，而对于左宗棠不能灭绝回族的做法不以为然。这篇笔记说道：“回匪逆巢，在渭北者凡三城，最东曰羌柏，在同州。迤西有苏家沟，再西为渭城。苏家沟渭城，皆在咸阳境。贼于渭城建府治，盖居然以伪都视之矣。公（多隆阿）督师入关，径趋羌柏，力战三昼夜，克之，歼悍贼几尽。移师西指，群贼慑公威，苏渭两城，皆一鼓下，陕回皆西走甘肃。大军方欲上陇，而蜀匪骤出山，据周至户县，乃移师而南。周志甫下，公亦致命，千钧之弩，伤于鼷鼠，惜哉！回逆最悍耐战，过粤匪远甚，赖公先后十余战，尽枭其魁杰。左军西征，直因公成局而蒇其事耳。微公造攻于先，后来成败，未可知也。然公苟不死，则必举逆孽而尽殄之，平庆泾固间，无花门踪迹矣。文襄（左宗棠）后来招抚，直出于不得已”（《清代野史》第五辑
第110页）。这篇笔记把左宗棠实行的对于回民的招抚安置政策，说成是由于军事能力低下的原因，作者深切怀念多隆阿：“然公苟不死，则必举逆孽而尽殄之，平庆泾固间，无花门踪迹矣”，这句话是说如果多隆阿不死的话，肯定会将回民全部灭绝，甘肃东部的平庆泾固地区，根本就不会再有回民的踪迹。这种思想在某些汉族士绅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李岳瑞本人的其他笔记中，还有些内容反映了完全相同的思想。从上面这段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种族灭绝式的屠夫”是多隆阿，把这顶帽子强加给左宗棠，完全是张冠李戴。
左宗棠二次入陕，正式开始和回军作战时，陕西回民的总人数到底有多少？史料中说：“西南则陕回马正和、白彦虎、余彦禄、崔伟、陈林、禹得彦、冯君福、马长顺、杨文治、马正刚、马生彦、毕大才等，踞甘肃宁州境董志原，号十八营。甘回及汉民被胁者，孱入其中。寇氛北接庆阳，南连邠、凤，东北直达富、延，人数逾二十万”（《左宗棠年谱》第170页）。
韩敏的《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史》一书中这样说：“董志原十八大营有多少人？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林寿图给清帝的奏折中说：‘现在回军马步六七万之多，……上自寺沟、西峰、驿马关，下自焦村、泰昌、枣社二百余里，尽属贼踪。’同年十二月三十日，陕西巡抚乔松年奏折中说：‘回逆麇集甘省庆阳、宁州一带，大股以六七万计。’十八大营马步六七万人，这应是最初聚集的人数，当时分散屯扎在其他地方的义军并未计在内，而且是指具有战斗力的青壮年，不包括随军的老弱妇幼，加上眷属人数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至少也有20余万”（该书第120页）。
马长寿在平凉进行调查时，也曾经非常注意向调查者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谈到这里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十八大营，每营有若干人呢？他说：‘每营只有两三千人，因为沿途损失很多了’”（《马长寿民族史研究著作选》第427页）。按照这样的数字计算，十八大营总共也只有五万人，加上眷属，应该和左宗棠叙述的情况相吻合。
去掉其中的甘肃回民和汉民，左宗棠同治七年十月正式和回军交战时，陕西回民的总人口，大约只剩二十万左右，到整个战争结束，约有六七万人被安置在平凉、清水一带，加上散落于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以及俄罗斯的人数，总共约有十万人幸存，另外的十万人，则由于兵戈、疾疫和饥饿以及长途跋涉中的劳累而丧生。这是左宗棠正式开始和陕西回民交战之后陕西回民的人口丧亡情况，自从五十年代以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以及大量批判文章中的所谓左宗棠杀了上百万陕西回民的说法，显然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尽管《东望长安》是一本描写陕西回民同治年间故事的书，作者仍然以很大的篇幅描写了甘肃的金积堡战役。
在该书的第305页，有这样的介绍：
“金积堡位于灵州的黄河之滨，由新旧二堡成犄角态势，近在咫尺，遥遥相望。旧堡建于西夏年代，新堡于同治二年建成，名为保生寨。堡墙高四丈，厚达三丈，褒中有磊，坚固异常。堡居秦、汉两渠之间，黄流分酾，可以阻水自固。金积堡东北面，从吴忠堡至灵州，有堡寨四百余座，从鸿乐堡、老马家寨到青铜峡南口的张恩堡，有堡寨一百二十座。河东有中营、秦坝、金积、汉伯上四堡；吴忠、胡家、新家、河中下四堡；红山、惠安、新宁、盐池、红寺、夹道、个个、兴隆山八堡。河西尚有南北两营十堡。这是一个堡寨林立，遥相呼应、固若金汤的防御坚垒。陇东、陇南皆在节制之下。
“马化龙是哲合林耶的第五代大阿訇，又纳捐提督官职，对朝廷年年缴税，岁岁上贡，立堡练勇自是当然。边陲之地，宁夏各任知府，只管收银，相安为好，懒得过问。马化龙得此厚土，传教兴农，汉、回相安，远近汉回皆悦服，建起一个兴旺的金积堡。
“金积堡周边，有马化龙的长子大忍爷马耀邦的金积大营，凤翔马三元，米拉沟老金爷，云南那老八，兵力达五十营。还有坐镇平凉的穆生华，防守灵州的马三重……加上从董志原投奔的陕西回军四营，马化龙，这位宁夏将军穆图善的座上宾，早已于朝廷修好的大阿訇，总以为左宗棠不会对自己下手。”
马化龙自49年以后，一直在各种历史书中作为回族英雄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这次陕甘内战中，始终坚持反清，尽管他有过“就抚”的经历，但都被肯定那只是一种麻痹清廷的假象，实际上他从来都没有真正退出过陕甘内战。《东望长安》中，则把马化龙完全描写成了一个年年缴税、岁岁上贡的“顺民”，已经根本不反清了，这种描写，已经完全颠覆了之前所有关于马化龙的叙述。作者的意图很明显，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把左宗棠打扮成一个战争的祸首，金积堡之役，完全是左宗棠一手挑起的。
在白寿彝编辑的《回民起义》第三册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治四年清军进攻金积堡的记载，这时，多隆阿早已在陕西周至战死，他所留下的两支最强悍的部队，一支由陕西提督雷正绾率领，一支由甘肃提督曹克忠率领，联合对金积堡发起攻击。马化龙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领袖人物，他足智多谋，先向清军示弱，让他们长驱直入，尝点甜头，并一再送钱送粮麻痹敌人，然后选取适当的时机切断清军的粮道并正式与其展开战斗，让上万事前埋伏的骑兵从十里之外冲入战场，使得这两支当时清军最强大的主力一败涂地，相关记载对这次战斗的描述非常精彩，不仅充分展示了马化龙远超常人的智慧，也可以使读者充分了解金积堡的军事实力：
“时，金积堡回目马化龙招纳党羽，西窜中卫，攻犯梁生岳营垒，声言渡河救中卫。（曹克忠）乃直趋金积堡老巢，中卫贼解围回救。雷正绾亦由下马关沿途攻剿，至惠家堡，与克忠联络。时，克忠与贼战强家沙窝，大捷，擒斩二千余。于是粮运不济，师旅饥困，竟日一餐糊粥，后乃撷草根木叶以食。贼侦知之，日率悍党攻扑，截克忠运道，掘放沟水。旬日之内，士卒绝饮。金积堡素称饶沃，遂思因粮于贼。
“六月丁酉，戊戌，忍饥攻克贼卡十余，粮亦无多。庚子，克忠自西路，正绾自东路，同时攻入。贼卡林立，复平其八卡，直抵老巢。贼预伏马队万余，从十里外绕越来抄，巢内贼倾巢出拒。我军腹背皆贼。鏖战半日，以荐饥之师，当久战之役，遂至败绩。伤亡弁勇前后二千数百，军火旗帜多所遗失，乃亟收队。徐复策励饥军，令王德胜、周朝望等四路游击，攻破高章及强家沙窝贼卡，毙贼六七百。金积之败，士气未靡。正绾以粮运既通，当即廓清灵州，回军向河狄。陕甘总督杨岳斌以狄道逼近省城，宜先致讨，乃调曹克忠一军去，而正绾亦多为牵制，不能自由，故灵州久无成功。于是马化龙复有投诚之请矣。当克忠之进讨也，化龙遣人奉千金求缓兵。克忠不受，令缚送陕回首逆，即予投诚。去后，我军至滚泉，又遣人送麦面十车，请辞恳切。迨进军至强家沙窝，则见碉卡环匝，屹如山立，壕宽水深，飞渡为难，碉墙上枪炮密布，轰声如雷。士卒相顾失色，始悟前此银面之馈，以皆觇我虚实耳。此其老谋深计，心怀叵测也”（该书第123—124页）。
这样一仗打下来，光是曹克忠所部饿死的军官就有十三人，士兵七十七人，更不要说两支人马战死的官兵了。可以说这些清军和马化龙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连交手的能力都没有，只能自找台阶撤退，从此再也没有正眼看看金积堡的勇气。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化龙主动提出“就抚”，这当然令接替杨岳斌担任署理陕甘总督职务的穆图善喜出望外，马化龙每年向他缴纳一定数量的钱粮，穆图善则向朝廷报告金积堡已经就抚，并且为马化龙请功，马化龙当上了提督，戴上了红顶子，他的儿子马耀邦等手下的人，也都封了大大小小的职务。提督是一品大员，是武官中的最高职务，这个级别靠捐纳花钱是买不来的，《东望长安》中的说法，并不属实。
正由于“就抚”是这样一种内情，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结束内战，只是金积堡这一小块地区表面上风平浪静而已，其周边的战争则愈演愈烈，穆图善对此睁眼闭眼，得过且过。
左宗棠进入甘肃之后，必须面对金积堡问题，根本无法绕越、无法回避。金积堡的实力是明摆着的，左宗棠深知和这样的对手作战，根本没有必胜的把握，即便最后取胜，也必然会付出巨大代价，解决金积堡问题的最佳选择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方式，无论是从避免交战双方的伤亡考虑，还是从自己的个人利害关系考虑，这一点都是毫无疑问的，和平方式是金积堡问题的首选，在这一点上，他和穆图善毫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左宗棠要求马化龙必须交出所有的武器，在这一点上，没有商量的余地。
在和马化龙进行和平交涉的同时，左宗棠也做好了两手准备，免得在和平方式的选择失败之后措手不及。他分兵三路，第一路由刘松山从陕西北部进入甘肃（当时的宁夏属于甘肃），通过花马池、平罗向南，这是主攻部队。第二路从陕西的宝鸡、陇州攻击秦州，再向西进攻两当、徽县，对河州采取攻击态势，使那里的马占鳌由于自己所面临的军事压力不敢贸然对金积堡进行支援。第三路由左宗棠自领，驻扎平凉，从南面对金积堡施压，截击河州可能出动的援兵，同时根据战场具体形势随时作出调整。
马化龙当时既然已经是一品大员的身份，当然也少不了来和左宗棠周旋。左宗棠的态度和穆图善并无两样，他一方面好言相待，一方面耐心说服马化龙顾全大局，交出武器。金积堡战役结束时得知，马化龙拥有车轮大铜炮四尊，九节藜炮四尊，威远炮二十八尊，劈山炮二十尊，仅仅火炮就多达五十六门。另外还有洋枪一千四百杆，鸟枪一千零三十杆，抬枪二百九十三杆，刀矛二千四百十八件，以及火药、铅子、硫磺等若干。在民间拥有如此庞大数量的武器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真正结束这场战争，尽管左宗棠竭尽全力避免跟金积堡开战，但提出让马化龙交出武器，已经是结束陕甘内战这个大局所能允许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左宗棠已经不可能有任何退让的余地。
经过反复的交涉，马化龙一直在用各种理由推托和拖延，实在拖不过去，便拿出一些毁坏生锈了的兵器以及羸弱不堪的马匹应付。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左宗棠甚至将送给刘松山的公函请马化龙代转，这种做法已经违反了朝廷的相关规定，公函是必须由驿站来传递的，根本不允许私人交接，尤其是由潜在的战争对手代转，采取这种非常的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于马化龙的信任和期待，希望他能够交出手中的武器，使得金积堡的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
但是，这种期待时间再长，也总有个期限，不可能遥遥无期地永远等下去，马化龙从来都没有交出武器的打算，这样，双方最终也必然摊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