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红二纵队抵达广昌的尖峰。毛泽东看见一路上走着办年货的农民，才想起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于是想到“怎样让大家过上一个像样的春节”的问题。第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也有这样的考虑，来找毛泽东计议。“是呀，我们应该好好过个年，叫化子也有年节呢。”毛泽东自语般说道。
怎样让大家过个好年？胡少海在犯愁。忽然毛泽东对他说道：“少海呀，这么说我们得要打广昌了，拿下了县城，春节就好过。”胡少海一听感到正合心意，点头道：“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这就派人去广昌城打探敌情，要他们连夜赶回来。”
翌日凌晨4时，派去侦察的战士赶回尖峰，报告说广昌县城没有敌人的正规部队，只有一支200余人的靖卫团。毛泽东听后对胡少海说：“胡司令，天赐良机啊，赶到广昌城去过年吧。”
大年三十这天，正及辰时，红四军第二纵队突然出现在广昌城外，摆开架式以凌厉攻势向守敌发起进攻。出乎意外，该县靖卫团大部分兵丁已回家过年，只留下几十条枪唱“空城计”。红军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城池，胡少海自带一个连扑向县府“衙门”。国民党广昌县县长车福正与太太在美美地品味佳肴，忽被城外的剧烈枪声惊得掉了筷子。
这个可怜的国民党县长，一餐年饭还没有吃到一半，就连同太太成了红军的“年猪”。红军轻取广昌县城，过上了热闹而丰盛的春节。因为缴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一批银洋，每个官兵还得到了一份压岁钱，大家别提有多高兴。毛泽东高兴地对胡少海等人说：“广昌过年，好运连连啊！”
1931年春节：小布让位于项英
1931年2月16日，又是一个大年三十。就在不久前，红军5天内两战两胜，先于永丰龙冈歼灭敌第十八师9000余人，生擒师长张辉瓒；接着又于宁都东韶歼敌谭道源师，光是俘虏就有8000余人。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被红军彻底击败。
这天，一向晚睡晚起的毛泽东，起了一个大早。因为上午8点钟项英就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
这年的1月初，中共中央的一位大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项英，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按照中央的决定，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周未到达苏区之前，项英担任代理书记，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小布正式成立，但还有相应的工作来不及进行，要在今天的会议上最后落实。
毛泽东吃过早饭，来到苏区中央局驻地参加项英主持的会议。会议作出了正式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决定，包括正式建立直属中央局的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宣布由项英兼任主席，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只保留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实职。会议在吃年饭之前——上午11时结束。项英带着轻松的语气对众人说：“今天是传统佳节，大家留下来庆贺一番。”
毛泽东没有留下来庆贺的雅兴，以有家属为由，向项英打了招呼，回到居住的地方。从这天起，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与红军最高负责人的职位，全部让位于项英。这也是“左”倾中央发出的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领导地位的信号。
1934年春节：与小儿嬉戏玩耍
“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调离前线召回后方。1934年2月1日至3日召开的“全苏二大”会议上，又将毛泽东原来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拿掉了。这样，毛泽东所担任的最后一个实职被剥夺了，他成了一个完全挂着虚名的“主席”！这才是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所要的结果。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来临了。1934年2月13日，尽管战争局势是那样的险恶，沙洲坝的军民仍旧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上午10时，在“元太屋”的围院里，贺子珍正带着儿子毛毛在大樟树下玩。毛毛想起爸爸，吵着要找爸爸。贺子珍抱起这个3岁孩童，哄着说：“毛毛乖，爸爸在看书呢。”
正说着，毛泽东从房间里走出来，一边走一边说：“好啊，爸爸带毛毛玩。”贺子珍站在一旁，望着丈夫托着儿子逗玩，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受。她深知，丈夫这些年来不断受到排挤与打击，名义上是中央政府主席，在政治上的处境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军队指挥员，过着如同小媳妇般的生活。在丈夫受到冷遇的日子里，来看望他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成了像毛泽东在延安说的“连鬼也不上门”。闲暇之余毛泽东除了在家“相妻教子”，陪同小儿玩耍，又有什么可作排遣呢？
这天上午，毛泽东与毛毛有滋有味地玩耍了1个多小时，直到贺子珍来叫父子俩去机关食堂吃年饭，毛泽东方抱着毛毛进屋。
春节里与小儿嬉戏玩耍，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在瑞金过完最后一个春节。是年10月中旬，随同中央红军主力离开苏区，踏上了突围西去的漫漫征途。
毛主席和得道高僧的对话，对毛主席钦佩不已
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
评价一个人有一种比较客观的办法，就是把一个人从历史上抽走，假如他在历史上不存在，看人类社会是不是更好一些。如果更好一些，那麼这个人起的是负面的作用，而如果是更差一些，那麼这个人起的是正面的作用。对制度也是一样。比如说，假如历史上希特勒不存在，那麼就不会有几百万犹太人被屠杀，欧洲就不会有二次大战。假如历史上斯大林不存在，那麼法西斯德国就完全有可能占领俄罗斯，占领高加索油田获得石油之後，恐怕美国也难对付。假如历史上日本天皇不存在，那麼亚洲人民就不会有日本侵略时的苦难。等等。
那麼，假如历史上毛泽东不存在，历史将怎样演化呢？
首先共产党不会有机会执政，当然现在也不会出现一个统一强大与令人敬畏的中国。实际上即使有毛泽东，共产党的策略只要错那末一点点，就不会有後来的全国胜利。无论是象博古、王明那样或者象陈独秀那样，共产党都会失败。因此，假如历史上毛泽东不存在，可以合理地推论是，蒋介石统治中国直到七十年代。实际上，亚洲的许多国家共产党就是因为缺少了一个毛泽东，所以革命才惨遭镇压，如菲律宾共产党，印尼共产党都是这样。这一点就象足球教练的天才对球队所起到的作用一样。
而蒋介石这套统治结构，亚洲许多国家也都是实行了的。比如说李承晚朴正熙就是南韩的蒋介石，苏哈托就是印尼的蒋介石，马科斯就是菲律宾的蒋介石，马哈蒂尔就是马来西亚的蒋介石。这些国家的统治方法和手段与蒋介石的方法和手段极为类似，而且都亲美，同美国友好。因此，从这些国家的今天状况来推论，如果历史上没有毛泽东，用这些亚洲国家的现状来推论中国的现状是相当合理的。尤其是印尼和菲律宾及马来西亚的现状可以供我们参考。而朝鲜则不同，因为朝鲜是单一民族国家，不会自动分裂，而菲律宾和印尼等与中国一样，是多民族国家。
下面就来推论历史上没有毛泽东中国发展到现在的情况。
首先，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也不会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中国的版图也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外蒙还是会丢掉的，国民党当年已经同意外蒙的丢掉。而新疆、西藏及内蒙等，则都会爆发独立运动，国民党政府军会进剿，但效果就和印尼政府军镇压东帝汶的後果一样，无法彻底平息那里的武装反抗。因为国民党军队没有毛泽东那个气魄，特别是在列强压力下。
这和美国军队及印尼军队很类似，就是只管打仗不管做群众工作，同人民是油水关系，这种情况下根本无可能长期维持一个地方的治安。如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治安情况越来越糟。因此，搞到後来，也许就会在联合国的安排下进行一些公民自决，然後中国的版图会被一次又一次地分离出去。最后只剩下中原地区一小片，而西藏将成为印度的势力范围，这样印度及西方国家的军队就会进驻西藏，在青海和四川等处与中国对峙，经常发生冲突。
也许吸毒将泛滥成灾。因为国民党虽然禁毒，但也和美国禁毒一样，根本就禁不住。而云贵川一带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由此发展起来的反政府武装，政府军屡屡进剿，收效甚微。只要看看菲律宾和马来西来对反政府武装直到今天也还是束手无策，就知道这一点。
黑社会和匪患也将到处泛滥。国民党对黑社会从来没有多少好的办法，直到现在台湾也没有彻底剿灭黑社会。如果在中国大陆统治下来，广东和上海的黑社会将发展状大。而东北，西南和湘西的土匪，政府军的打击也不见效。
将不会有土地改革。国民党为什麼到了台湾会搞土地改革呢？因为这时候国民党已经成了外省人，台湾的土地并不是它的，也和它的官员没有关系，当然就会搞土地改革。而如果国民党在内地一直统治下来，国民党本身主要就由地主豪绅构成，当然不会赞同土地改革。如果要搞，那麼政府就必须拿出巨额资金来赎卖，但国民党在台湾那麼小的地方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在中国那麼大的地方，恐怕拿不出这麼一笔巨额资金。因此，中国直到现在也会处於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归百分之十以下的地主富农所有的情况。
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将长期受到外来资本的打击，而萎迷不振。中国的油田大多给美孚石油公司这样的大公司所长期拥有和开采。中国将长期不会造飞机汽车轮船和军火。蒋介石是一个不注重民族工业的人，特别是独立的战略性、重工业。这一点同南韩就不同，南韩的朴正熙注重工业，因此南韩造出了万吨轮，造出了很好的汽车。而台湾到现在也不会。这一点很象印尼和菲律宾，印尼和菲律宾至今也不会造汽车。
也就是说，中国早就进入了全球化，为帝国主义国家造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中国当然也不会造得出卫星,导弹，不敢造原子弹。就说导弹吧，如果蒋介石有决心制造，他的资金和技术人才并不弱於当年的大陆，是一定能够造出来的，但蒋介石不是那种人，一要打仗，首先想到的就是向美国要钱，买军火。看别人脸色行事。
第二、假如中国没有毛泽东
中国也可能会成为世界最大的色情基地，妓女们泛滥成灾，有几百万之多，现在的家庭如果有女儿的很可能都会趁著年轻去捞一些外快，性病泛滥，中国成为艾滋病人数最多的国家。很多中国男人，穷的则三根筋挑著一个头，长期营养不良，富的则因为纵欲过度，奶油小生，说话娘娘腔，总之东亚病夫的形象不会改变。
当然长期不会有什么中国的世界冠军。
台湾人也可能个个都是穷光蛋。为什麼呢？因为台湾今天的富裕完全是毛泽东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台湾人民的富裕。美国正是为了要遏制并肢解中国，证明"资本主义好"才大量地对台湾人实行各种优惠，因为台湾人少，比如每人都有去美国的绿卡，加上国民党从大陆带过去的巨额资金。而如果蒋介石统治著整个中国，就无理由特别照顾台湾，在镇压了台独的起义之後，更无可能在经济上对台湾倾斜，上海广洲和福洲等地都会比台湾发达得多。外国资本也更倾向於投向大陆，而台湾人也决无可能那麼容易拿到美国的绿卡。
美军将在大陆恣意横行，英国军舰和美国军舰都将自由地在长江游弋，美军士兵经常会有强奸或者杀害中国人而无罪的事情发生。美国会借口向苏联对峙而在中国建立大的军事基地。
中国人民後来发起象印尼那样的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与此同时大量的商店被抢烧，到处发生流血冲突，反政府武装到处起事，各个教派之间的冲突也加剧，最後上台的某一个党的头儿。开始努力稳定局势，但因为政府军不行，因此邀请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许多地区开始要求独立。
总之，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那麼中国现在可能就是菲律宾或印尼的样子。当然，在那个时候跟西方对着干，在内部可能也避免不了反右、大跃进、文革专政等等，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灾难。
但从这些方面讲，毛泽东就是中国的脊梁。在二十世纪，毛泽东这个巨人为中华民族撑起了腰杆，为全世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撑起了一片天。毛泽东是一位敢于藐视任何强权、敢于挑战霸权主义的人类英雄。是他，让愚昧落后、一盘散沙的中国不再遭受外国列强侵略；是他，让昔日贫苦落后“东亚病夫”们，在全世界面前受人尊敬；是他，打败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后，让几百年来漂泊海外、饱受西方歧视的数千万华侨，从此扬眉吐气；是他，让中国在那样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避免沦为外来垄断资本的奴隶；因此毛泽东，厥功至伟！
中国人永远应当珍惜毛泽东，因为他的精神已经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他代表了汉民族灵魂中最刚强的一面，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结晶。而一个民族没有刚强的气魄，就不可能迅速发展与壮大。
只有毛主席是唯一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领袖.活着的时候是领导人民的领袖,死了是人民心中的精神领袖，这就是人民所喊的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为什么镇得住腐败？不只是杀头！最后一条才狠！
新中国第一贪腐案，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人们说：“毛主席用两颗人头换来中国30年的政治清廉”……但毛主席的治腐，不只是杀头，细细想来，实在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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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警卫员给毛主席多领了20个辣椒，就被毛主席严令退回！
建国后，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水还要交一毛钱给公家。
毛主席很“抠门”，留省委书记在家吃饭只吃面条，让他们也尝尝挨饿的滋味！
不经毛主席同意，没人敢扔他一件旧衣服，也没人敢给他买新衣裳。他总是苛刻自己，与民同苦，他的睡衣、毛巾、袜子，都是补了又补，直到不能再补为止……
他用自己的朴素换人民的富足，他用自己的勤俭换国家的强大，他用自己的言行教导党员干部！
毛主席缔造的人民军队之所以不同于旧军阀，是因为他还亲手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过之处的百姓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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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是因为他组织发动“延安整风”“三反”“五反”，对党员干部要求“六不”，与人民群众进行“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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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三反”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六不”指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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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反腐最引人瞩目的一战，是严惩刘青山、张子善一案。
毛主席为什么敢杀刘青山和张子善？原因很简单：毛主席绝不会当贪官！
“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斩头誓让贪官们不寒而栗，让人民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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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公仆”的所作所为是否真的“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看得最真切！
若有人贪污腐败，用不着有偿检举，用不着全国通辑，贪污犯甚至不敢转移财产、逃跑出境，因为“人民”的眼睛，比满大街的摄像头还要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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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经说过：“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邓小平被起用原因：因频繁给毛泽东写信？
▲ 资料图片：毛泽东与邓小平
《邓小平传()》编写历时8年，书中讲述“文革”中毛泽东对邓小平态度，两人通过书信保持联系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邓小平传()》，即日起在全国出版发行。这是官方首次为邓小平立传。
邓小平“文革”期间被打倒的经历如何展现，尤为引人关注。该书用三个章节，讲述了邓小平从“文革”初期被打倒到1973年复出工作的历史。
该书称，促使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毛泽东的联系。
新京报从中央文献研究室获悉，书中引用的毛泽东、邓小平书信往来，展现出当时两人关系的微妙变化，其中部分书信首次公开。
邓小平一开始对“文革”认识不清
邓小平曾说过：“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标志着“文革”正式开始。
“文革”开始后，北京大学内突然张贴出攻击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针对当时一些报刊的反常举动和北大出现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召集会议，决定向《人民日报》社和北大派遣工作组。
围绕着派遣工作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等和林彪、江青等展开了争论。最后工作组被迫撤回，刘、邓在“文革”初期的这次抗争以严重受挫而告终。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和我两人。”
会上，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了一种特殊的不满。毛泽东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1959年起，6年来从来不找我。”
对于上述史实，《邓小平传》称：“毛泽东的话，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某种疏远。这种疏远的背后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有分歧。”
“特别是，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邓小平表现得‘很不积极’，还屡次坚持派工作组‘阻碍运动’。另外一个原因是：党中央领导人在八大以后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邓小平作为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在处理经常性工作中向毛泽东直接汇报少了。”《邓小平传》写道。
毛泽东转告邓小平：要忍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震惊。他感到，《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意味着对他的批判已经公开并且大大升级了，他的问题很可能由此“定性”。
4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从1月12日起(在家中受到中南海造反派围攻批判——编者注)，我一直再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宜，所以一直忧虑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静候你的指示。”
信转呈毛泽东后，没有立即得到回复。
五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告诉他，毛主席最近刚回北京，让他来看看。汪东兴还告诉邓小平，毛泽东还让他转告三点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传》称，毛泽东让邓小平有事给他写信，这一方面是他想看到邓小平思想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他对邓小平的一种保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使邓小平避免了遭受刘少奇一样的厄运，而且还为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保留了余地。
通过频繁写信维系和毛泽东关系
1968年5月，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再次求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小平谈话。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极力反对毛泽东见邓小平。
当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又先后两次致信汪东兴，希望见汪东兴或是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他在信中说：“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补过自新的机会。”
对于频繁“致信”，《邓小平传》写道：“邓小平深知，只要能保留党籍，继续留在党内，他的问题就不会无法解决。此外，他也想通过这种频繁写信的方式，维系同毛泽东的关系。”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批准“刘少奇专案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这就意味着这次会议同时决定邓小平的前途命运。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就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句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
毛泽东说：“他(邓小平)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一讲到做工作，许多同志都摇头。我说，现在很大的工作也难做，叫他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这样的工作，总是可以嘛。”
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留有余地
1969年10月，在京老干部全部战备疏散。临行赴江西前一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说：
“我保证在自己的余年中，努力在工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向工农兵学习，好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头做起，重新做人。”
他想继续用这种方式保持与毛泽东的联系。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1年林彪叛逃，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很大影响。毛泽东重新考虑用人问题。
1972年建军节前夕，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革”中受打击的老干部，出席国防部招待会。这对邓小平是很大的触动。
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对毛泽东对他的一些不满再次做了检查，并说：“我过去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看过信后，作出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邓小平传》称，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
《邓小平传》分析，毛泽东对邓小平之所以始终留有余地，一是邓在中央苏区时坚决拥护和实行毛泽东关于反“围剿”的作战和根据地建设主张；二是，没有历史问题；三是，民主革命时期作战有战功；四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做过好事。
“促使毛泽东这个时候来解决邓小平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他的联系。在这些书信中，邓小平数度含蓄、婉转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传》写道。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3年多的北京。3月29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1977年邓小平写何信给华国锋 并要求将信印发全党
1977年早春时节，当邓小平再一次成为矛盾中心的时候，叶剑英把他从三〇一医院接到玉泉山上，住进了25号楼。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时局来说，这个行动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就从这时起，拥护邓小平的人不停地来到玉泉山。毫无疑问，报纸上所说的“紧密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全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京城西郊高山密林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与城中心的中南海遥遥相对。比如1977年2月18日这一天，春节，邓小平的25号楼就分外热闹。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万里，他们都来了。邓小平笑着说，老帅也都来了。老帅却说，邓小平是老帅的领班。邓小平此时尽管还没有任何权力，但他心情舒畅，知道有了这些人的支持，他重返政治舞台大干一番的日子不会远了。
城里城外两个阵营遥遥相对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三个星期以后，大家就坐在一起了。1977年3月中旬，华国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争执不可避免地涌到表面。拥护邓小平的联盟蓄势已久，准备发起新的攻击。开始的时候，大家互相都不愿意撕破脸皮。叶剑英的话说得也挺委婉。他要求华国锋在报告里面把对邓小平的说法改写一下，说得稍微好一些，以便能够更快地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而世人也不至于在心理上感到突然。他还说，“两个凡是”不行，“天（四）安（五）门事件”是个冤案，应当予以平反。后来人们在谈论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多把邓小平作为反对“两个凡是”的第一人，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邓是反对“两个凡是”的，这不假，但是，从现有的记录来看，公开表明不能同意“两个凡是”的，以叶剑英此次讲话为最早，他比邓小平在5月份直接说出“‘两个凡是’不行”的话，要早大约两个月。
然而问题在于，党的主席华国锋不能同意叶的看法，他表面对叶点头称是，可是却不肯按照叶的意见修正报告。他不肯直接地论辩邓小平的是非，但却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把“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发给与会者。“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华耸人听闻地说，“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汪东兴副主席则拿出毛泽东的话来对付现在的对手：“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第一个回合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拥邓联盟”早已成竹在胸，不肯退却。至于华国锋所说“上阶级敌人的当”，在这些政治老手看来，简直就是骗骗小孩子的把戏。小组会讨论华的报告的时候，轮到大家来说话了。3月17日，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邓小平与‘天（四）安（五）门事件’是无关的。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举出毛主席的一些话来对抗汪东兴，话也说得更加难听了：“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天（四）安（五）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四）安（五）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胡耀邦原本准备一个长篇发言，事到临头却没有说。他也许觉得自己的地位和资历都还不能和陈云这些人并论，又是邓小平的“错误道路”上的人，眼下还需静观时变，等待时机。
叶剑英的意见未被采纳。陈云和王震虽然说了，但他们的发言却被华国锋搁在一边，连会议的简报也未予刊登。胡耀邦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华批评这些人一味在“天（四）安（五）门事件”上纠缠不休，让大家不要再争论这些问题。不过，“拥邓联盟”的行动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邓小平的问题上，有了明显的回旋余地。华国锋许诺，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让他出来工作，但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18个月的“批邓”全都白费了
看来，就连华国锋也已经意识到，邓小平的出山已经无法避免。不过，华仍然不愿操之过急，其实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阶级敌人正在等待着邓小平上台之后，一举为“四人帮”翻案之类的说法。他只是在担心，承认邓小平没有错误以及承认“天（四）安（五）门事件”中的几百万群众没有错误，也就等于承认毛泽东主席和整个党错了。
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现在轮到邓小平本人说话了。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不过，这一回不是写给华国锋一人，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党中央”。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还要求中央把他的信印发给全党。邓小平已经看准了自己复出的障碍在于毛泽东认定的“天（四）安（五）门事件”，所以他打算绕开这些具体的问题，让自己的昭雪不至于影响毛泽东的伟大。邓小平的信在权力中枢流转了23天。这一次华国锋和汪东兴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但是，他们把邓小平在六个月前的那封信也找了出来，用党中央的名义将邓小平的两封信一并下发了。在那一封信里面，邓小平不是为华国锋成为党中央主席欢呼过么?有了这些，当然可以认定华国锋的核心地位仍然会牢不可破。
5月间，华国锋召见汪东兴和李鑫，要他们去找邓小平面谈，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既可以让邓小平出山，又能将邓小平老老实实地约束在自己麾下。于是这两个人就在5月24日前往邓小平家中。谈话持续了好半天，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告诉邓小平可以出来工作了，但又要求邓在此前写个书面声明，承认“天（四）安（五）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等于是要邓承认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乃是英明决策。他们也许以为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因为这在多年以前已有先例。那一次是在1971年林彪垮台之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自称自己错误严重。华国锋和汪东兴现在也许认为，邓小平如果能够再次认错，一切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邓小平也就自然地成了他们这些人中的一员。原来，华国锋的两个使者说来说去，就是想把邓小平拉上这条快要沉没的“文化大革命”之船，这被邓小平一口拒绝。“我出来不出来没有关系，”邓小平说，“但‘天（四）安（五）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还坚决地告诉眼前这两个人：“‘两个凡是’不行。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汪东兴和李鑫不免面面相觑，他们终于明白，华国锋不是毛泽东，至于邓小平本人，不仅已经不再是1971年的样子，而且也不再是1976年10月给华国锋写第一封信时的样子了。
邓小平把这两个人打发走了之后，就坐在家里静观时变。如果他的眼光没有足够的敏锐，看不出大局已定，万事俱备，他完全不用再作任何妥协，那么他就不会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了。但是，在那个春夏之交的季节，他就正好具备这样的眼光。他并没有等太长的时间，到了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全体中央委员都同意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以及总参谋长。邓把他18个月前被剥夺的一切全都拿了回来，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这种方式的象征意义是不能小看的。这等于是宣布毛泽东在18个月前的那些指示全都错了，所谓凡是毛主席说过的就一律不能动的逻辑，也就不攻自破。
消息公布，举国为之震动。在北京，官员们也许要约束老百姓的喜悦之情，不肯像组织“双庆大会”那样鼓励大家上街游行，但有些城市还是出现了盛大的集会游行。7月30日晚上，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上。一时间，欢声雷动，这哪里还是一场球赛呢?分明是一场政治集会。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他还是剪着平头，微笑着，样子和衣着全都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人在过去的18个月里承担着所有的罪名。党领导的所有报刊都宣布他是一个坏蛋。可是这才一转眼间，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向他投以如此热烈的欢呼。看来，过去18个月的大批判全都白费了。
邓小平官复原职。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就绪，“文化大革命”“积重”尚未返还，阶级斗争仍然是“纲”。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邓的理论体系也还没有最后形成，更不要说成为社会的主流了。他再三告诫中国人：“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但是这话让人听来还有些笼统和含混，距离彻底否定“两个凡是”和开创新的时代，还远着呢。那些政治老人们把他推上了前台，下面的事情就要看他的了。
聂荣臻力阻平反终致粟裕抱憾离世
1977年3月，粟裕同聂荣臻等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
来源：作者著《粟裕“得罪”聂荣臻的又一重要往事》
1958年，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聂荣臻与彭德怀、陈毅等人一起批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蒙冤数十年。粟裕与聂荣臻究竟有何过节？作家张雄文在《粟裕“得罪”聂荣臻的又一重要往事》中披露：1980年春节，粟裕登门拜访聂荣臻请求为其平反帮忙，然而聂荣臻却表示要“考虑考虑。”加之其他因素，粟裕也就只能带着遗憾见马克思了。以下为文章摘录。
1980年2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回忆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当时我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德怀）和聂（荣臻），半个是陈（毅）。”
得罪聂荣臻的事情的确很简单。
粟裕与聂荣臻同在总参谋总部搭档时，代理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担心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事情太多，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
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粟裕，自然也必须照聂荣臻的意见办理。
不想毛泽东对此格外关注，在1952年夏提出了批评。聂荣臻因此不得不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于是也向毛泽东做了书面检讨。
毛泽东不仅在粟裕的检讨上批示“检讨很好”，还把粟裕和聂荣臻在总参的工作做了对比，认为“粟在半年中所反映的情况和看出的问题，好的多”，同时他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粟裕年谱》）。
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人传阅，这引起了聂荣臻很大的误会。
多年后的1958年7月17日，聂荣臻批判粟裕时，便直接点出他的罪状之一是“告阴状”。
聂荣臻与彭德怀、陈毅等人一起，最终给粟裕扣上了“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帽子，最后还上升到“里通外国”与“军队的坏人”，严重影响了毛泽东对粟裕的看法与信任，使之撤销了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降为新组建的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闲职，从此打入“冷宫”。
1979年，粟裕在陈云、叶剑英的支持下，提出申诉报告，请求中共中央给自己1958年的冤案平反，但直到去世依然石沉大海，不了了之。
其时，彭德怀、陈毅早已不在人世，仍然健在并身居高位的只有聂荣臻。
1980年春节，粟裕登门拜访聂荣臻，汇报了自己已向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并请求他为这件事说说话，聂荣臻宽慰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
但他实际上并未真的准备“说话”，杨尚昆曾专门为此事同聂荣臻商量，问他怎样处理？聂荣臻却说：“我考虑考虑。”
杨尚昆因此对请求平反的粟裕夫人楚青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问题是怎样处理？怎样不引起新的矛盾？”楚青说：“那时的当事人基本上都不在了。”杨尚昆马上说：“当时有意见的现在还有在的嘛！聂（荣臻）嘛。搞得不好那头又起来了。”
聂荣臻这一“考虑”，加上别的因素，粟裕也就只能带着遗憾见马克思了。
那么，聂荣臻为何要“考虑考虑”呢？
除了众所周知当年总参时期粟裕曾“得罪”他之外，还有“文革”期间一件往事，或许使之耿耿于怀。
“文革”爆发后的1967年3月，周恩来召集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粟裕、王树声开会，交代军科院要负责国防工业口子，对国防工办和第二至第七机械部实行军管。
他还当面宣布中央的决定，任命粟裕为国防工办军事代表小组组长、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并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为成员。同年4月，粟裕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
据《粟裕年谱》记载：“（1968年）3月12日，负责国防科委的某领导之秘书，电话传达该领导指示，提出要对七机部一批干部，点名重点批判，粟裕未遵行。”
正因为粟裕这种按照周恩来部署的军管行动，军事科学院实行军管10个月以后，“解决了许多难题，包括制止武斗，解放干部182名，保护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多数企业的出勤率有显着提高，生产略有回升。”
但粟裕却从此得罪了这位“负责国防科委的某领导”。
为尊者讳计，《粟裕年谱》将这位“领导”的姓名隐去，不过，细心的读者依然能看出端倪。
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是聂荣臻，他同时还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能够让秘书给中央军委常委兼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粟裕“传达指示”的人，显然只能是他当年的“老搭档”聂荣臻。
粟裕再次“得罪”这位军内著名的“忠厚”“老实人”，他的冤案直到聂荣臻1992年去世后才能着手平反，也就不奇怪了。
据一左派作家、资深老干部恽仁祥2008年9月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的回忆文章《从国防科委文革看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可以看出聂荣臻在七机部的重要地位：
“聂核心”（按：指聂荣臻）经过积极策划，认为大树“聂核心”已具备条件，于1968年1月，召开了科委系统“学习毛泽东着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企图借此打压持不同意见者，代表资格一条核心内容：“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的正确领导”。“代表大会”事实上是对拥护“聂核心”的大动员、大演练，也是聂荣臻公开树旗拉山头。
当时的背景是，七机部相当一部分工人、干部、知识分子“打倒王秉璋、解放七机部”的大标语随处可见，王是聂荣臻的得力助手，后成了林彪死党；同时还“炮轰聂荣臻”，这部分同志显然被剥夺了代表资格。
由此，聂荣臻的“学代会”，就成了名符其实的拉山头搞宗派的山大王会；本人（即恽仁祥）在大会上发表了反对声明。由于聂荣臻的错误行为，七机部一些同志的强烈不满，那个会议无法开下去。
问题反映到了毛主席、党中央，4月20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来处理“学代会”的问题。总理发表了有名的4.20长篇讲话。
总理问：“（七机部军管会主任）阎奎耀同志来了没有？”阎答：来了。
总理：“选积极分子代表时有一条标准提到‘要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阎答：有。
总理：“同意这个就选，不同意就不选”？阎答：对。
总理：“按这一条来选就必然出问题，聂荣臻同志我也熟悉，我们是老战友，我知道他不是一贯正确的，是有错误的嘛！当然啰，今天没必要在这里讲。我收到他一封信，我想跟他提几点意见，帮助他。在三月底，杨、余、傅问题出来后，他给毛主席、林副主席有一封信，也抄了一封给我，毛主席加了批语，然后准备继续写一份检讨。他自己感到不安，他写了一份检讨在我这里，我打算给他提几点意见。他是四月十六日写的，我还没有提意见，毛主席要我帮助他，我就帮嘛！”
中间有人揭发“科委机关压制群众，我们要到科委机关点火”。
总理：“你们不要管科委机关的事，要相信机关的群众自己会起来，你们怎么起来的”。
这以后，（周恩来）又传达了毛主席对“聂核心”的批评：“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 。从此，科委系统开展批判聂荣臻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
直至1968年1月，中央为解决科委的问题，而举办了中央国防科研系统学习班（称中央学习班），期间，中央把上述聂荣臻的检讨书发给中央学习班人手一份，掀起了批“聂氏山头”的高潮。并出现了原来护拥“聂核心”的部分同志贴了“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聂荣臻大树山头，结果是抓鸡不着，反倒贴一把米。但他不思悔改，反埋下了秋后算帐的大阴谋。
也许就在这种情形下，聂荣臻令秘书给粟裕电话，要求“点名重点批判”一批七机部干部。
据聂荣臻女儿聂力的《回忆父亲聂荣臻》一书的相关章节，也同样能印证粟裕“未予遵行”的“某领导”也是聂荣臻：
虽然不断挨批，名誉受到影响，但是父亲在国防科研系统的威信仍在。拥护他的同志在某些场合说，聂荣臻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还说他“是国防科研系统的最高统帅”。结果被反对他的人抓住了“辫子”。尤其是国防科委提出“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并作为选举出席“国防科委学习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的条件，更是把父亲架到了火上烤，使造反派有了“依据”。
1968年4月以后，“四人帮”一伙的人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直接添油加醋报告到毛泽东那里，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在当时的一些单位里，具体工作中提出以主要领导人为核心，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比如总参开始树立“以杨成武同志为核心”，空军提出过“以吴法宪同志为核心”，海军提过“以李作鹏同志为核心”。这都没有成为什么问题，也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据一些同志分析：那些自封为核心的人，在毛泽东眼里都不过是小参谋，翻不了天，但到了父亲这里就不行了，父亲在红军时期就是一个军团的领导人，后来又担任一个方面军的领导，是个元帅，影响力大，因此毛泽东就认为是个问题了。
但是，上面的那些提法，那些颂扬，我的父亲事前一概不知，他知道的时候，“学代会”的代表已经选出来了，不可能重新再制订条件选代表。显然，是那些支持、拥护他的同志“好心办了坏事”，当时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了这件事，周恩来批评他们“给聂老总帮了倒忙”。
尽管事前不知，检讨、挨批却是少不了的。父亲特意给毛泽东写了检讨，说自己“没有及时察觉和制止对自己的颂扬”。
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的社论，此后，国防科委系统掀起了批判父亲“多中心论”的高潮。
在批判“多中心论”的过程中，有人还提出，父亲历史上就曾有过不适当突出自己的问题。比如在1942年的《晋察冀画报》第一期上，刊登了邓拓的《晋察冀舵师聂荣臻》一文，对父亲进行了过头的赞誉，那一期里面的插图，父亲的照片也比毛主席的醒目。这个事情当时父亲也不知情，是别人编排的，事先父亲没有看到过。为此，延安整风时曾经批评过父亲，父亲也诚恳地作过检讨。
批判“多中心论”，这些历史老账都被翻了出来。对这类问题，父亲不回避，该检讨就检讨。
1968年8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父亲到京西宾馆听取七机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见，有人诬称父亲搞两面派，父亲立即义正词严地说：“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父亲在原则问题上的毫不妥协，使造反派们无计可施。
康生妻子的书法，你怎么看？
据悉，康生在书画方面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的书画之水平和齐白石不差上下，故有一个笔名叫鲁赤水，恰与齐白石相对应。上世纪60年代，坊间传闻康生真、草、隶、篆无不涉猎，写字能左右开弓双管齐下，这个可能有点夸张，但他确有多幅左手之书法传世。
也许是受到丈夫的影响，康生第二任妻子曹轶欧也写得一手“精湛”的书法！
篆书七言 草书毛泽东《采桑子·重阳》 立轴
伴竹为康生书画名款，曹氏亦用之。
曹轶欧，据传是八旗子弟后裔，原名曹蕙芬、曹淑英，曾用名林康、林娜，北京市人，大学文化。两人于1927年结婚。1949年，曹轶欧任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文革”中为康生办公室主任，为江青的亲信。
是品为曹轶欧抄写的蒲松龄《逃学传》，《逃学传》为蒲松龄所作的一篇鼓词，文词讥讽八股文语言如鹦鹉学舌。
曹轶欧的书法作品十分罕见，仅仅见到的几幅作品，多是草书，写得行云流水。甚至有网友评价：康生书法很有名气，康生妻子的书法也是不错，不落下风！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1964年1月29日伴林为元桢同志书条并请指正。
1981年3月6日，曹轶欧被撤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后被开除党籍，于1989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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