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本完本的建国在南洋或者缅甸的架空小说？
主角不要过多的参与抗日，然后描写二战后期的建设和各种政治格局的小说
09-12-24 &海外华侨·南洋篇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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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从北极圈的阿拉斯加到南美的阿根廷，从欧洲平原到美国的内陆腹地，到处都可以见到华人的踪影。“海水到处，就有华人”，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它生动地反映了这个现实。海外华人的总人数多达两三千万，他们分属不同的国家，能熟练地掌握和使用居住国的语言，但许多人还能讲华语（中国的普通话）和中国的一些方言，还保持着中国的传统习俗，并且有众多的亲朋是中国人。有些华人经济实力雄厚，有的在科学教育领域崭露头角。他们的成就，他们的传统美德，博得了世人的赞羡。他们的今天，已广为人们所熟知；相对来说，他们的过去，人们就不那么清楚了。各国华人的祖籍国是中国。他们自己，或者是他们的先辈，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从中国故土启程，循着不同的路线，以不同的方式，年复一年，历尽艰辛，散布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有相同的辛酸血泪、不同的奋斗历程。有一位华人作家这样写道：“……感谢我们的祖先，没有他们当年的刻苦耐劳，就没有今日的繁荣美丽。每一块砖瓦，每一根木头，哪有不沾染祖先的血汗。”
南洋，即东南亚地区。这个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地理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古国海上交通必经之地，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受两国的影响很深。中国和南洋的友好关系与和平交往可以上溯到久远的古代。伴随这种联系和交往，中国人开始踏上去南洋的道路，有些人在那里定居下来。定居在外国的中国公民，就是华侨。不过，“华侨”一词是19世纪末才出现的，在中国古书中，华侨被称作“唐人”、“北人”，等等。在历史上，南洋是华侨聚居的地区。这本小书要讲的是南洋华侨的历史和故事。
一、古代华侨移居南洋
中国人是在7世纪即唐朝时开始移居南洋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鼎盛的朝代，对外贸易、航海事业都很发达。这时期就有些中国人旅居海外，从事商贸和宗教活动。唐朝的高僧义净，671年从广州出发去印度研究佛经，归途中，两度在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室利佛逝（Sriwijaya）居住，前后共十二三年。有学者认为，他可算是最早的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华侨之一。10世纪时，阿拉伯人马素提在《黄金牧地》一书中，记述了943年他经过苏门答腊时，看见许多中国人在该岛上从事种植业。南部的巨港（Palembang）中国人最多，他们是在黄巢起义（9世纪末）失败后避居在这里的。这说明，唐朝末年已有一批华侨因政治原因而在南洋定居。此时，华侨的人数虽然不多，但由于唐朝强大，经济文化影响遍于四邻各国，国际威望很高，因此华侨总豪迈地自称为“唐人”，称祖国为“唐山”，把自己的海外聚居地称为“唐人街”。
华人大批出国，并且在某些国家开始形成华侨社区是在宋朝。这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关。10世纪，宋朝建立，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方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北方。宋朝的手工业、商业兴盛，海上交通比唐朝更为发达。发展和南洋各国的贸易往来，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这些，为中国人去南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当时华侨下南洋，乘的是风帆，要依靠季候风向，有些人错过返航的季风，只好在当地住下来，待次年再北返。后来随着贸易的发展，为便于商品交易，渐渐有中国人居住下来，叫做“住蕃”，而且一住就是10年、20年，娶妻生子。显然，这些“住蕃”，就是早期的华侨。据中国史书记载，中国商人到南洋的爪哇、婆罗洲等地颇受礼遇，他们和当地人民的关系融洽友好。
元明两朝（），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都比唐宋时期发达，这样，移居南洋的中国人就更多了。14世纪时，印度洋的航运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明朝初年，在1405年至1433年间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郑和率领着当时举世无双的船队，访问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14个是在南洋。郑和的远航，增进了中国和南洋诸国之间的了解和联系，维护了通往南洋航道的安全，为华侨的出国和他们在南洋的经济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华侨在元明时期已广泛分布到南洋各地。他们开发侨居地，并形成了华侨的“新村”。在爪哇麻喏巴歇（Majapahit）帝国的几处要地都有这样的“新村”，人数相当可观，多的达到1000多户，大部分来自广东、福建南部沿海地区。其他如菲律宾、暹罗、马来亚均有类似的情况。据传说，郑和的船队曾在爪哇中部的北海岸登陆，他的副手王景弘因病重留居一个岩洞中。王景弘及其部下在这里休养、垦殖，使这个地区逐渐繁荣起来，成了一座纪念郑和（“三宝太监”）的城市，叫三宝垄（Semarang）。这传说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爪哇中部的名城三宝垄，最早是中国人开发的。这一时期，有许多华侨与南洋各国的当地居民杂居、通婚，并开始同他们融合起来。
从16世纪中叶的明朝中期到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300年间，南洋华侨人数急剧增加，活动的区域更为扩大。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剥削和压迫日益加重，闽粤两省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纷纷冒险出洋，寻求活路，久居南洋而不再返回“唐山”的人也多起来了。明清两朝交替之际，政治动乱，也使不少人避居南洋。这是中国人较大批出国的原因。从南洋各国的情况看，16世纪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开始侵略这一地区，到19世纪末，除暹罗外，整个南洋地区，都成了西方的殖民地。为掠夺东方的财富，西方殖民主义者需要大批廉价而又有较高技能的中国劳动者。因此，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将中国东南沿海的青壮年诱引到南洋去当华工。这样，华侨中除原先的商人、政治避难者外，华工的人数越来越多。到鸦片战争前夕，南洋华侨的人数已接近100万，分布更为广泛，出现了更多的华侨聚居区，如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新加坡、马尼拉等城市，华侨都在万人以上，他们在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鸦片战争前长达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人不断移居南洋，最后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在南洋形成了有浓郁闽粤特色的华侨社会。华侨移居南洋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概括起来不外乎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两个方面。商人到南洋经商而定居，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为谋求活路而远走他乡，这些都可看作是经济原因造成的。国内发生政治动乱，为躲避战乱、****而亡命南洋，成为长期侨居在外的中国人，这是政治原因造成的。
华侨出国达到高潮，那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
二、猪仔华工
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100年间，中国人，主要是东南沿海省份的劳动人民，大规模出国谋生，每年平均在10万人以上，累计出国人次超过1000万人，足迹遍及全世界，形成了“海水到处，便有华侨”的格局。
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大量移居国外的原因主要是：第一，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被破坏，大批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为寻求生路，不少人漂泊异乡。第二，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掠夺东南亚和其他殖民地的资源，加快了对这些地方的开发。特别是19世纪后期，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西方国家开始了向落后国家进行资本输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特别需要来自中国的劳动力。在殖民主义者眼中，中国人不仅是廉价的劳动力，而且是“不持武器而又勤恳的民族”，有较高的劳动技艺，这是矿山开采、园丘种植、公共设施的修筑中不可缺少的。因此，他们大批招诱中国人出国。此外，华侨的大规模出国，和清政府政策的改变也有很大的关系。清初承袭明朝的“海禁”政策，将出国视为大逆不道，一律禁绝，如有私出，要治杀头之罪。鸦片战争后，随着《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废除“海禁”政策，使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掠夺劳动力合法化，这也是形成华侨大规模出国的重要原因。
华侨在这一时期移居的地方遍及世界各地，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南洋。有一部分人是以自由人的身份到南洋去的，但大部分人是通过“契约华工”的方式出国的。
猪仔华工“契约华工”，是西方殖民者的叫法，是指华侨“自愿”通过签订契约，应招到外国去做工。其实华工的“契约”是在暴力、诱逼下签订的，几乎和卖身契差不多。也有把“契约华工”叫“苦力”（coolie）的，它源出于印地语。还有一种更普通的叫法是“猪仔”，说明“契约华工”在殖民主义者眼中与牲畜无异。“契约华工”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出现，但规模小，影响不大。大规模的“契约华工”出国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它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才结束。
　　“契约华工”的买卖（“苦力贸易”、“卖猪仔”）是在“招工”的牌子下进行的。它大致的过程是这样的：
（一）“招工”
南洋各地的种植园主和矿场主将自己所需的华工人数及条件列出，交到设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洋行，由他们代招。洋行再转由专事人口贩卖的“猪仔馆”去操办。“猪仔馆”付款给人口贩子即“猪仔头”，由他们到各处去“招”人。所谓“招”其实是采取欺骗或掳掠等手段，将壮劳力拉进“猪仔馆”。常见的手段，是用花言巧语诱拐被招募的对象，如说出洋做工可以赚大钱，勾引那些赤贫的人们上钩。为凑足所需人数，在诱拐不成时，不惜采取野蛮的绑架手段，在荒村僻巷、通衢歧路，突然袭击，将人劫走。“猪仔”一进入“猪仔馆”就失去了自由。这种挂着“招工”牌子的“猪仔馆”，在我国东南沿海各口岸均设有，其中以澳门最多。1855年，清末著名学者容闳曾亲眼看见“猪仔馆”的“无数华工以辫发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这种“奴隶牛马之惨状”使他感到鼻酸。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猪仔馆”，囚禁的华工在登轮出洋前，还要受到雇工单位及当地官吏的盘查，供词先由“猪仔头”口授，要说外出做工是出自“自愿”，否则就押回去吊打一顿，直至说出“自愿出洋”而被记录在案为止。“契约”是洋文的，主要内容是出洋做工，完全出于“自愿”，并规定了做工年限、地点、工资等等。猪仔大部分是文盲，自然也认不得洋文，一切只得任人摆布，在“契约”上按上本人指印。契约合同一经签立，领得一点“安家费”后，就“已为砧上之肉，釜中之鱼，欲炙炙之，欲烹烹之”。下一步便是苦难的海上航程了。
（二）“浮动地狱”
运载“猪仔”的客船多是几百吨到一千吨的帆船，设备简陋，饮水不足，航速很低。由于贩运“猪仔”十分有利可图，船主为攫取暴利往往超额滥载。“猪仔”登船后即监禁于舱门紧闭的船舱里，形同囚徒。他们被锁在隔成几层的底舱里，非常拥挤，白天只能肩挨着肩屈膝而坐，晚上人靠人躺下。空气混浊，卫生条件恶劣，致使疾病滋生。“猪仔”们稍有不顺，即遭鞭笞。在漫长的旅途中，他们要忍受着肉体上病、饿、渴、闷、打的煎熬和人格的侮辱，死亡率高达20%—30%。在这海上的“浮动地狱”中忍无可忍的“猪仔”们常常被迫奋起反抗。他们杀死可憎的人口贩子、船长和水手。如果反抗失败，就宁可投海自尽而不屈服。“浮动地狱”的幸存者到达目的地后就被送进“新客馆”等待出售。
（三）“苦难岁月”
运到南洋的“猪仔”，主要以新加坡为集散地，那时那里共有六家“新客馆”。馆中设有一排圆木大栅栏，用来禁闭新到的“猪仔”。而且还有武装的秘密会党人物防守，严防“猪仔”逃脱。从这里，“猪仔”陆续被卖往东南亚各地的矿场和胡椒、香料、甘蔗等作物的种植园。在这些地方，“猪仔”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一名“猪仔”，从招募至运达南洋，盘缠食宿费用只约五六十元，售价却高达二三百元。根据契约合同，每月工资五元，期限三年，工资共180元，但经层层抽剥，“猪仔”本人所得不过几十元而已。如果无其他嗜好，三年约满，可以恢复自由。但是在种植园挑锡泥的华工内，往往有烟、酒、赌博引诱，稍有沾染，就需欠债，到时只能继续当“猪仔”以抵债。“猪仔”们还会遇到生命危险。在印尼的勿里洞岛矿区，劳动条件极为艰苦和恶劣。如挑锡泥，华工要踩着狭窄的木板从三四十米深的湖底把锡泥挑上来，每担有百多斤重，劳动强度极大，许多人因体力不支，失去重心而身坠湖底。正像广东客家山歌唱的那样：“挑等（着）锡泥过浮桥，千转（回）过得千转好，一转失脚命会无。”熬过了苦难的“猪仔”生涯，许多人获得了人身自由，虽然心怀家乡，总想攒够了钱，落叶归根，回归祖国，但实际上能实现愿望的人并不多，更多的是终生留在南洋。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在异国他乡辛勤劳动、生息、发展。
契约华工制度从19世纪中期起盛行至20世纪初期才结束。这是华侨史上血泪斑斑的一页。
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间，累计有上千万的中国人移居国外，人数多，规模大，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他们是在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中国迅速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历史大背景下，作为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流向世界劳动力市场的。离乡背井，移居他方的目的是谋生求温饱。他们是和平的移民，绝不是去征服和掠夺的殖民主义者。他们来自一个有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他们刻苦坚毅，有很好的生产技术。他们凭着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在远离家乡的新天地里，谱写出了有血有肉的历史篇章。
三、郑和在南洋
“郑和下西洋”的史事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明人，是一名穆斯林，同时又是一名佛教徒，明朝初年入宫做太监，称为三保太监。这位笃信伊斯兰教和佛教两种宗教的太监，在明朝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28年间，先后七次奉命率领强大的船队出使“西洋”。他访问了30多个国家，其中有14国是在南洋。郑和下西洋是当时世界航海史上规模空前的航行，它比哥伦布的航行早半个世纪，规模也大得多。郑和出访的目的，众说纷纭，但主要是两点，即“通西南海道朝贡”，发展互惠的海外贸易关系，以及“宣德化而柔远人”，即同各国建立友好的政治关系。他所担负的是和平的使命，因而所到之处均得到热烈的欢迎，郑和的名字，连同他的业绩，至今仍在一些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马来西亚被广为传颂。郑和的航行对东南亚华侨社会也有很大的影响。
郑和出航时，东南亚华侨人数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出现了聚族而居的侨居点。如爪哇岛有一个叫杜板的地方，大约有千户华侨聚居，离此不远的革儿昔（锦石），原是不毛的荒滩，由于中国人的留居，而成为千户人家的“新村”，“各处番人多到此买卖”。在苏门答腊岛的渤淋邦（今巨港），居住着许多闽粵籍华侨，且皈依了伊斯兰教。对上述侨情，在郑和的一些随员所作的文字记录中有相当详细的反映。这些华侨在国外侨居了很长的时间，由于明朝初年就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绝百姓出国和从事海外贸易，迫使华侨有国不敢回，怕回去后被惩处。后来，海禁政策有所松弛，皇帝敕令“大赦”华侨，招引他们“还乡复业”、“永为良民”。但海禁政策毕竟已经实行了几十年，不少人已在侨居地立足，且对“海禁”仍有余悸，因而愿意回国的不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侨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有一定政治经济实力和影响的社会上层人物。郑和一行在接触华侨社会的时候，也曾和这类人物打过交道，陈祖义和施进卿就是其中的代表。
陈祖义是广东人，全家逃到苏门答腊岛南部旧港（巨港），纠集海盗自封为首领，为人豪横霸道，专事劫掠过往商人财物。陈祖义一伙的海盗行径影响了旧港一带的海上贸易，很多商船视航行巨港为畏途，致使这个港口城市日益衰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曾抵旧港，诏谕陈祖义。陈祖义耍两面手法，一方面诈降郑和，同时又阴谋对郑和的船队进行袭击。阴谋败露，郑和先发制人，镇压了陈祖义海盗集团，杀死5000余人，焚烧船只10艘，陈祖义本人被俘虏，押回南京处决。之后，郑和扶持了施进卿为当地“中国人封祖”，授予“宣慰使”的官衔。施进卿曾告发陈祖义，并帮助郑和剿灭陈祖义，又是爪哇满者伯夷国王派往旧港的一位大臣，似乎一身而二任，“虽受朝命，犹服属爪哇”。1421年施进卿逝世后发生了权力争夺，郑和曾于1424年专程去旧港解决纷争。郑和镇压陈祖义集团之举，保障了海路的畅通，有利于东南亚海上贸易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又扶持他人为华侨领袖，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组织的完善。
郑和对伊斯兰教在印尼的传播也有很大的贡献。
13世纪以前，印尼是佛教和印度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13—15世纪是伊斯兰教传入印尼并最终取代佛教、印度教的历史时期。伊斯兰教通过印度商人传入苏门答腊岛，它的传播与商贸活动息息相关，是商业经济发展的产物，标志着印尼社会历史的一大进步。伊斯兰教从苏门答腊岛传播到爪哇岛，大约是从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时期才开始的，郑和可能是第一位访问爪哇岛的有地位的穆斯林。郑和下西洋后，在苏门答腊岛南部、爪哇岛都先后出现了华侨伊斯兰教徒社区，“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还修建了清真寺，出现华侨宗教领袖。
郑和下西洋在东南亚留下了许多和华侨社会紧密关联的历史遗迹。
最著名的是印尼的三宝垄（Semarang）市。
三宝垄市是印尼中爪哇省的省会，也是爪哇岛北海岸的三大海港城市之一。三宝垄市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依据有关资料，学术界有一种看法：即1416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在今天三宝垄市西南郊塞蒙安河河口登陆，华侨最初也定居在这块叫葛堂巴都（意为“石室”）的河口，他们称它为三保洞。在三保洞周围，华侨开始了垦殖和商业活动。大约在17世纪初，由于荷兰殖民主义者的胁迫，华侨被迫从三保洞迁入今日的三宝垄市区。当时这里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野和沼泽，华侨迁入后，在荷兰殖民当局指定的地区盖起了简易的竹屋，他们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建立和发展了互通有无的贸易关系，繁荣的港口城市三宝垄市就在这块沼泽地建立起来。为了纪念郑和的业绩和感三保公庙谢他保佑三宝垄市居民安居乐业，华侨在三保洞口建立了三保公庙。最早的庙，大约只在洞穴里供了郑和的雕像，别无其他。后来，洞穴在一次暴雨中塌陷了，一对正在洞中膜拜的新婚夫妇不幸遇难。真正的庙是1724年才集资修建的。三保公庙香火鼎盛，每年的阴历六月二十九日要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把郑和从洞中迎到三宝垄市内的大觉寺“赴宴”，宴毕，他老人家又在喧天的锣鼓和竞舞的龙狮中回到洞内。送迎队伍所经之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马六甲地处交通要冲，是马六甲海峡的咽喉。郑和七次下西洋都经过这里，并且将其作为远航的中转站。他在这里设立货物、钱粮仓库，并且围上排栅，设四门并各有鼓楼，晚上还有巡逻，俨然是一座小城。在今天马六甲市的东北面有著名的三保山（“中国山”），是华侨的墓地。这座实为丘陵的小山，有许多纪念郑和的古迹：三保庙、三保井、三保坡、三保街和明末清初华侨古墓。相传郑和的船队到马六甲就在这座山上驻军，设立官署。山下的三保庙供着一尊全副戎装的郑和像，此庙是当地居民为纪念郑和的功绩而兴建的。十分有趣的是，这个郑和是“雪髯童颜”，太监竟也长出了花白大胡子。郑和之所以被塑成这么一个近乎荒唐的形象，是人们崇敬他的心理反映。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经验丰富但又青春永驻的神化人物。三保庙的后山，有三保坡，是当年郑和经常驻足远望的山坡。三保庙旁有一口井，马来人称之为“王爷水井”，华侨则称之为“三保井”，是郑和的部下为取饮用水而挖掘的，传说喝过这井水的人，就会念念不忘马六甲。
在东南亚，特别是在东南亚华侨中，郑和如同在祖国一样，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不同的是，在东南亚，有关他的传说，神话色彩更浓厚些，人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他的崇敬与爱戴之情。
　　一、两位开发加里曼丹的中国人
加里曼丹岛，是世界第三大岛，毗邻我国的南沙群岛。全岛约有2／3地区是在印尼版图内，该岛的北部地区则分别是马来西亚和文莱达鲁萨兰国的领土。加里曼丹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隔海相望，舟楫便利，很早就和我国有往来。这个大岛，地广人稀，资源丰富，18世纪以后就有成批的中国人移居这里。他们在热带的茫茫林海中披荆斩棘，辟出了良田，开挖了矿井，给大地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这里要讲两位杰出的开拓者的故事。一位是在西加里曼丹（今印尼境内）建立“兰芳公司”被称为“大唐总长”的罗芳伯（），另一位是率众在北加里曼丹的沙捞越Sarawak，今马来西亚东部领土。拓荒并被称为“新福州港主”的黄乃裳（）。
（一）“大唐总长”罗芳伯
18世纪中叶以后，广东省梅州、汕头一带的中国人开始成批移入西加里曼丹，并逐渐在那里形成较大的华侨社区。西加里曼丹盛产金矿和钻石，矿区集中在三发（Sambas）和坤甸（Pontianak）一带，华侨的到来，使金矿的开采业迅速发展起来。三发苏丹（土王）素知华侨的生产技术和优良品德，因此主动招请华侨到那里去采矿。大约从1750年起，华侨便成为这一地区金矿的主要开采者。苏丹将矿场以租让的方式交由华侨经营，华侨则多以同乡同宗关系，建立起名为“公司”的集体组织来承租。“公司”是一种独立经营矿业的经济组织。“公司”成员共同承担开采任务，共同养猪、种菜和冶制工具，年终时均分采出的金沙。“公司”各有自己的头领人物。由于金矿开采成绩喜人，华侨就不断到来，每年入境多达3000人。他们散居在各矿场，华侨“公司”也越办越多，罗芳伯领导的“兰芳公司”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罗芳伯是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家庭贫穷，为人豪侠，念过书，也习过武，是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他深感农村无用武之地，难于施展自己不平凡的抱负，因此决心浮海远航，到海外一展身手，干出一番事业来。他选择了西加里曼丹作为目的地，当时传说那里是黄金遍地，洗一双草鞋就能捞到半个金盾，这对罗芳伯无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而且在那里有许多和他一样讲客家方言的同乡。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34岁的罗芳伯和十几位亲朋结伴，登上远航的帆船，在南中国海中漂泊了40多天，到了坤甸。开始时，他以采金和教书为业，颇得华侨敬重。
当时在西加里曼丹从事金矿开采业的华侨约有一两万人，已建立了14个“公司”。初来乍到的罗芳伯，很难在市镇里找到立足之地。于是他邀集了百名志同道合者，进入内地采矿。1774年，罗芳伯在东万律（Mandor）着手创建兰芳公司。他采取联合、合并等办法，将周围的许多公司纳入兰芳公司中。这样，兰芳公司就发展为以东万律为中心，辖有南北数十里产金地的大“公司”，人口约两万。罗芳伯是“公司”的总负责人，称为“大唐总长”、“大哥”，另设副头人、尾哥和老大三个职位作为他的副手。“公司”规定，所有男性青年都有选举权，在一切重大的事情上，“公司”的首领得征求所属各区代表的意见。苏丹管不到兰芳公司的辖地，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势力也还深入不到这个地区。因此华侨得以在自己的社区内部实行自治，推行中国农民朴素的民主主义。在“公司”内部，由于罗芳伯实行严厉的法制，因而社会秩序井然。“公司”注重华侨教育，还建立武装，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善的具有自治性质的组织。年间，罗芳伯还应坤甸王国苏丹的请求，派兵帮助他平定内部骚乱，恢复了当地的平静。罗芳伯在他所作的《遣怀诗》里曾这样咏及这段经历：“平蛮荡寇经三载，辟土开疆已两回”。骚乱的平定，提高了罗芳伯和“兰芳公司”的威望，也使兰芳公司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
兰芳公司和西加里曼丹的其他华侨“公司”一道，开采金矿，促进当地商业和外贸的繁荣，还在原始丛林中开辟了四通八达的道路，整理和修建了港湾和河道，建设了市镇。同时，进出口贸易的兴起也大大刺激了当地造船业的发展。华侨还带去了牲畜，为当地的畜牧业奠定了基础。华侨的“公司”开辟了稻田，使西加里曼丹成为全岛唯一种植水稻的地区。
1795年，领导兰芳公司近20年的罗芳伯不幸逝世，年仅58岁。罗芳伯死后，兰芳公司还存在了90年左右。19世纪初，荷兰殖民主义者开始侵略西加里曼丹。他们除了征服各苏丹王国外，也企图消灭那里的华侨“公司”。他们施展各种阴谋诡计，威逼利诱，终于用武力在1884年消灭了兰芳公司。
兰芳公司和其他“公司”在19世纪中期以后相继被消灭。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一位西方人在他的一本著作中说：“这一地方便完全荒废，不但采金地带居民绝迹，其他地区也是如此”，“金矿衰落的结果，农业、商业和工业均随之而凋萎”。影响所及，当地原住民的生活也大受影响，如达雅克族Dayaks，加里曼丹内地山区的一支少数民族。的人口竟在50年内减少了2／5。
不过，无论如何，由于兰芳公司等华侨“公司”的努力，西加里曼丹终于被开发了。西加里曼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南加里曼丹，这是和罗芳伯生活时代的华侨的辛勤开拓分不开的。罗芳伯作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受到人们的尊敬，于1937年在坤甸为他建立了纪念厅。战前，每逢他的诞辰，都要举行祭祀活动。他是南洋华侨历史上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
（二）“新福州港主”黄乃裳
黄乃裳，是福建闽清人，1849年生于一个世代农民家庭。他大约于年间率众到沙捞越垦荒。在出国前，他还有一段值得一说的经历。
黄乃裳由于家贫，黄乃裳童年时代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基督教也传到了黄乃裳的家乡。1866年，18岁的黄乃裳，皈依了基督教。在教会里，黄乃裳除了诵读圣经外，还勤奋地学习英文和文化科学知识，初步接触了西方文明，了解了哥伦布、华盛顿的事迹，萌发了中国要“步美国后尘”、“以共和致强与富”的思想。1876年，27岁的黄乃裳半途出家，立志学习八股文。他这么做是为了“读书博科名”，走科举当官的道路。他在第二年成了秀才，后来在乡试中又中了举人。1897年，黄乃裳到北京参加会试，被选为拔贡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拔贡经朝考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应该说，这时期的黄乃裳在读书当官的道路上，是颇为得志的。但人到中年的黄乃裳却陷入痛苦之中。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而黄乃裳的弟弟黄乃模是“致远号”军舰的副管带，在甲午海战中和正管带邓世昌一道壮烈殉国。国难家忧，黄乃裳悲愤到了极点。在北京应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正在展开，年轻的黄乃裳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戊戌变法，他奔走于维新运动代表人物之间，自己曾先后八次上书光绪皇帝，献改良之策。然而，戊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就失败了，黄乃裳被列进慈禧太后要拘捕的200名维新分子的黑名单中的第11名，处境很艰危。他悲叹：“呜呼，三十年之热肠渴望，一旦飘荡于罡（ɡānɡ）风。”在朋友的帮助下，黄乃裳逃回福建，为避开慈禧太后的淫威，也为了给贫苦的乡亲找到一条活路，他决定“下南洋”去。
1899年，他到达新加坡，住在女婿林文庆家里。第二年，他遍历南洋的英、荷殖民地，进行考察，物色垦殖场，但条件均不理想。最后他到了沙捞越，对位于拉让江畔的诗巫（Sibu）地区进行了13天的实地考察，发现这里丛林蔚茂、平原广阔、人烟稀少、土质膏沃，并且有灌溉舟楫的便利，很适于垦殖，于是便选定这里为垦场场址。1900年5月，黄乃裳与沙捞越王（英国殖民主义者）查尔斯·布鲁克二世签订了农垦条约17条，垦场命名为“新福州开垦公司”，诗巫也改名叫“新福州”。垦约规定：沙捞越英政府贷款给中国移民，贷款在六年内偿还；沙英政府准许移民在诗巫拉让江两岸垦种，每一成年人三英亩，20年内免税，期满后，一英亩年纳税一角；政府如果要征用移民耕地，必须按地价收购，以补偿损失。垦约还规定，中国移民有相当的自治权。垦约第13条写明：“不准任何人在垦场内开赌”，“至于鸦片，不准外人在垦场内售卖”。这一条款打破了一个恶例：历来南洋地区的大垦场主都必然在垦场内开赌场，包卖烟、酒，牟取不义之财。
垦约签订之后，黄乃裳就动身回国招工。三年之内，他从邻近福州的侯官、闽清、古田、永泰等县招募了1100多人，先后分三批到达诗巫。
万事起头难。开始时，移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劳动条件也非常恶劣。他们使用从中国带来的犁、耙等农具，冒着热带雨林湿热的瘴气，驱赶出没无忌的毒蛇猛兽，垦荒种植，种上了蔬菜、番薯、木薯、玉米、芋瓜等速生作物，后来还种上了稻谷并获得了丰收。他们居住的是十分简陋的“亚答厝（cuò）”，即用“亚答”叶铺盖成的简易草房，睡的是“大统铺”式的连床，炊具简单，甚至有两三家合用一釜的。由于水土不服，生活艰苦，不少垦农患病或死亡。当时在垦场里流行着“今天去埋人，明天给人埋”这样的话，其艰苦状况可见一斑。作为垦场主持人（俗称“港主”）的黄乃裳日子也很不好过。他说自己“冒险艰、糜（mí）金钱、竭心力，任劳怨”，“食与共席，睡与同榻”，备尝艰辛。由于积劳成疾，胃病加剧，1903年他甚至感到自己已不能久于人世，竟写下了自挽联：“平生所愿事多违，差幸闻道壮年，天若有心，期尽藐躬分内事；故土每愁人太满，远辟殖民小局，我虽撒手，仍留余地后来人。”幸两个月后痊愈。
在黄乃裳的组织、带领下，1000多名中国垦农，经过三四年的艰苦努力，将昔日荒芜的诗巫拓展成了初具规模的“新福州”垦场。垦场除种植粮食外，还发展了胡椒、橡胶等经济作物。在这个新垦场里，学校、教堂、医疗机构也办起来了。
当时的地方官员、报章对“新福州”和中国垦农的业绩有很高的评价。他们说，中国人“具有清醒头脑、勤力、守法、成家立业之精神”。新福州垦场“其田园皆井井有条，一望而知其出自著名于世之中华农民之手”。这些评价是很符合实际的。
正当垦场建设初具规模，各业渐次发展时，黄乃裳却在1904年6月悄然离去，并且再也没有回过倾注了他心血的“新福州”。他的离去颇为蹊跷（qī、qiāo），主要原因是他碰到实在无法克服的困难。比如他坚持垦约第13条禁售鸦片的规定和英殖民主义者发生了冲突，后者为增加收入，一再施加压力要在场内出售鸦片，而黄乃裳则硬顶着。此外，“新福州”的1000多名垦农的一切费用都是以黄乃裳的名义借来的，以至他债台高筑，几年里总共亏蚀了四万余元，经济上的拮（jié）据，使他难于维持下去。此外，这个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蓬勃发展，而黄乃裳在戊戌变法后，在政治思想上就和康梁分道扬镳（biāo），认识到“非革命不能救中国”，他决心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黄乃裳是1924年病逝的，他生命的最后20年是和辛亥革命、兴办社会公益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虽也吃了很多苦头，但仍努力进取。1918年元旦，进入古稀之年的黄乃裳撰联寿己：“问已往于世何裨，历数二万五千日以来，成甚事业；愿以后对天无愧，不虚六十有九年之外，再度余生。”这很能表明他终生奋进的心迹。
黄乃裳的名字在马来西亚第三省省会诗巫是为许多人熟知的，在市区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路、学校，还矗立着他的铜像，生活在这里的许多华人仍然讲着福州方言。在他的家乡也设有黄乃裳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历史功绩。
二、新加坡历史上的华侨“先贤”
美丽、繁荣的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新加坡人是从中国、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移居而来的。华族，是中国的移民及其后裔，占新加坡人口总数的76%，它和马来族、印度族及其他种族融洽共处，同心协力，将原先只是一个荒凉的小渔村的新加坡建设成为生气勃勃的共和国。
今日新加坡
新加坡旧称淡马锡（Temasek），也叫狮城（Singapura）。新加坡的近代历史是从1819年开始的。这年的一月，英国殖民主义者莱佛士（Stamford、Raffles）率众在这里登陆。当时的新加坡是一个海盗出没，居民只有100多人的荒凉小渔村。莱佛士之所以在这里登陆，是出自英国殖民主义政策的需要。英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东南亚以及整个亚洲的商业利益、控制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通道马六甲海峡，急需在马来半岛南端找到一个贸易港口。新加坡以她优越的地理位置，被相中了。在新加坡的史书中，把莱佛士在新加坡的登陆，当成是这个岛国的“开埠”之始。1824年，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中国人很早就到了新加坡，莱佛士登陆时，约有30名左右的华侨住在那里，他们开辟了几处种植园，生活贫困。中国人和其他邻国的人民较大规模的移民新加坡是“开埠”以后的事。为了开发新加坡，英殖民政府采取鼓励外来移民，特别是中国移民移居新加坡的政策。中国的贫困、苦难，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的悲惨境遇将许多中国人抛出国门。为了谋生，他们离乡背井，来到新加坡。新加坡的人口在猛增，1820年底是一万，1830年增至三万。华侨人口增加更快，1860年时新加坡总人口是八万，其中华侨有五万，占总人口的63%，1901年时华侨已增至16万多，占总人口的71?8%。应该说，今天新加坡公民中华族占大多数的格局，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形成了。
新加坡今日辉煌的成就，离不开早期各族移民披荆斩棘、拓荒营建。种族不同的新加坡人在“新加坡是我的祖国”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新加坡是一个非常现代化而又重视历史传统的国家。新加坡人认为，一个国家不能是一个漂浮物，随波逐流，而要像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扎根于深土。因此他们重视自己的“根”、不忘自己的“源”。华侨在新加坡早期发展中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的新加坡人永远铭记这些先辈的业绩，称他们是“先贤”，表达了缅怀与景仰之情。“先贤”的业绩浓缩了华侨在新加坡历史中的一部分贡献。在这一篇里，我们试图通过介绍几位“先贤”，一展早期新加坡华侨历史的片段。
陈笃生（）、陈金钟（）父子，是著名的慈善家。陈笃生陈笃生医院是出生于马六甲的福建华侨。新加坡“开埠”不久，他从马六甲移居过来。初时，当过小贩，以卖果菜、鸡鸭为生，后有积蓄就开商店做土产生意，渐致富而成为华侨领袖人物。陈笃生致富后，热心社会公益，领头建了一所平民医院。医院是1844年落成的，他担任董事会主席。新加坡地处热带，早期烟瘴弥漫，疾病滋生，但当时的殖民政府忽视城市的福利设施，医疗设备很差，陈笃生有鉴于此，就办了这所医院。医院的经费由陈笃生及其他华侨领袖资助。这所医院后来叫陈笃生医院。陈笃生医院的服务对象包括新加坡的各族人民。他不但倡办医院，还兴办了一些其他的慈善事业，甚至乞丐饿死街头，他也施棺安葬。陈金钟是陈笃生的长子，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子承父业，继续经商。他捐款重修陈笃生医院，而且努力调解华侨社会的矛盾和纠纷，是一位颇有威望的人物。
胡亚基（）是19世纪中期新加坡另一位著名的“先贤”。他的官名叫璇泽，生于广州市黄埔乡，15岁时移居新加坡，后来经营“黄埔公司”致富，因此人们称他为“黄埔”或“黄埔先生”。胡亚基虽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勤于学习，竟掌握了多种语言。他对新加坡社会公益事业很是热心。在市郊修建花园别墅——南生园，对公众开放；出资买地开辟植物园，这是今天新加坡植物园的前身；支持陈笃生办医院，支持创办女子学校。由于他为新加坡社会做了许多工作，因此享有较高的声誉。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他被选为第一任领事。在任内，他在保护华侨利益、加强侨社团结、发动侨胞捐款赈济祖国水灾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分文不支领。后来，他还被俄国沙皇政府、日本政府任命为驻新加坡领事，一人兼三国领事，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陈金声（），和陈笃生一样，也是在新加坡开埠不久，由马六甲移居来的。是地产和贸易商。他的名字和新加坡的自来水供应相联系。地处热带的新加坡虽然雨量充沛，但大量的雨水却白白注入海洋，十分可惜。随着市区人口的增加，饮用、消防用水剧增。为满足需要，竟在十字路口掘井汲水。白天虽在井口加盖铺板，但仍然影响交通。有鉴于此，1857年他捐款13000元促殖民政府兴建蓄水池，并建引水设备，引食用水入市区。但这笔相当可观的赠款却被殖民政府糊里糊涂花掉了。新加坡的第一项自来水工程直到1877年才完工，此时陈金声离开人世已经14个年头了。为了表彰陈金声的功绩，政府特别在市中心建成一座高10余尺的“陈金声纪念喷泉”。陈金声重视教育和社会公益，先后创办了崇文阁和萃英书院两间学塾，为华侨子弟提供教育机会。他还出资铺设了一条道路，即今天新加坡的“金声路”。对陈笃生医院他也有很大的帮助。
章芳琳（），是稍晚于上述各位并同样对新加坡的早期发展作过贡献的人。新加坡有芳琳选区、章芳琳街、章苑生坊、芳琳码头等，这些都是为纪念他而取名的。章芳琳生于新加坡，从父亲手里继承了家业，在19世纪中期成为巨富。富而不忘社会公益，在南洋华侨中是相当普遍的。他对新加坡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对公用事业的建设上。在闹市区建“芳琳埔”，供市民休息，这就是今天的芳琳公园；倡办学校，使贫穷华侨子弟免费受教育；1886年独资建立一支编制近40人、纪律严明的消防队，帮助政府做好城市的消防工作。他身居新加坡，但十分关心祖国，曾屡次捐巨款赈济祖国的灾民。后来，他几乎立下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慈善机构向他募捐，他都捐3000元相助。
陈笃生等被称为“先贤”的新加坡华侨领袖人物为现代新加坡早期开发所作的贡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移民与新加坡休戚与共的关系。新加坡接纳了一批又一批被自己祖国苦难岁月抛离在外的中国移民，而勤劳智慧的中国移民和其他各族移民一起，为新加坡的繁荣与发展倾注了心血，作出了奉献和牺牲。新加坡的博物院前树立了一座无名老年华人的纪念碑。新加坡博物院前的无名华人像老者安详地凝视着前方，从他的眼神里我们仿佛看到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在回眸历史的同时，还憧憬着未来生活的图景。纪念碑底座的碑文上镌刻着这样的文字：“华人素以坚忍耐劳著称，叻（lè）、屿、甲三府叻，是华侨对新加坡的别称。屿，是槟榔屿。甲，是马六甲。这三个地方是华侨聚居处，他们称之为“三州府”。暨马来全属，今日之繁荣，得诸华人能力者，良非鲜者。”这段碑文对华侨在新加坡乃至马来半岛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评价是十分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叶亚来与吉隆坡的营建
马来西亚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马来西亚的历史是其境内包括占全国人口1／3左右的华人在内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风光旖旎，绿树繁花，有“花园之城”的美称。而在100多年前，这个位于河口的城市还只是雪兰莪（é）土邦内一块荒芜的沼泽地，只有三间草房。吉隆坡的营建渗透着马来西亚各族人民的心血。华侨叶亚来（）是和吉隆坡的历史分不开的人物。他一生奋斗不息，对吉隆坡的开发和重建，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奠定了吉隆坡现代化的发展基础。在吉隆坡有叶亚来街，那里的叶氏宗祠和神庙内，供奉着他的遗像，人们怀念这位传奇人物。
（一）年轻的华人甲必丹
叶亚来，字德来，日出生于甲必丹叶亚来广东惠阳县淡水镇一个世代贫苦的农民家里。据一些传记说，少年叶亚来“慧敏勇敢”、“豪迈侠义”，但因为家庭贫穷，只在私塾里念了两年书，便辍学在家。他八岁开始替人家放牛赚工钱，一干就是五年。13岁时结束了牧童生活到邻村当雇农，替别人种地，这样又过了几年艰苦的日子。在贫困的家乡，叶亚来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只好“过番”漂泊异乡。1854年，17岁的叶亚来搭乘帆船，经过两个月的航行，到达马六甲。据说叶亚来身上只带着18个铜钱，算得上是赤手空拳闯南洋。
刚到马六甲，人地两生，幸好遇上族叔照料，介绍他到附近的一家锡矿场当粗工，干点掘土挑砂、挖塘养鱼的苦活儿。四个月后，这家矿场倒闭，他转到另一个族叔的杂货店里当小店伙计。大约干了一年，杂货店也关了门，叶亚来再次失业。两次挫折，精神颇受刺激，加上劳累过度，水土不服，他染上了疾病，族叔给了盘缠送他回家乡去。当搭乘的帆船在途中上水添粮时，叶亚来随伙伴上岸赌博，结果把族叔给的一点钱也输光了。处于窘境中的叶亚来，沿着海边小路徒步到了一个叫卢骨（Lukut）的小地方，在那里他的一生出现了转折。
当年的卢骨是一个处在兴旺阶段的锡矿场。1824年，约有200名华侨矿工在这里开矿，1828年猛增到1000人。这里的条件十分艰苦，在垦荒建矿的过程中，将近有20%的工人死亡，大部分是死于恶性疟疾。19岁的叶亚来在矿场里找到了一份厨师工作。他干了三年，用心学习采矿技术和矿场管理方法，并且省吃俭用，不再赌博，积蓄了一点钱。22岁那年，他开始自立门户，做起了生猪和锡矿砂买卖，由于经营有方，赚了些钱。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双溪乌戎（Sungei、Ujong）华人甲必丹（管理华侨事务的头领）盛明利和他的副手刘壬光等人，渐渐打通了各种社会关系。为求得进一步发展，他迁往经济较为繁荣、矿藏丰富的双溪乌戎，担任了盛明利手下的“副总巡”（相当于保安队的副队长）。
1860年，双溪乌戎境内两名马来族头领为争夺矿场的权益而发生战乱，华侨矿工也卷入了这场纷争。盛明利为首的一派吃了败仗，他本人被杀，叶亚来腿受枪伤。在六个月的战乱中，华工战死或被杀害的，据说多达6000人，真是一场大惨案。之后，24岁的叶亚来被推举担任双溪乌戎华人甲必丹。
（二）营建吉隆坡
吉隆坡城市的历史是从1860年算起的。在这以前，这里只是河口灌木丛生的沼泽地。大约在1857年，有几名华侨到这个新的锡矿中心垦荒，盖了三间草屋，从事锡矿砂收购和粮食日用品的零售生意。这个“三家村”就是今日吉隆坡的摇篮。随着锡矿的开采，新矿场的发现，吉隆坡日渐繁荣，华工人数也越来越多，邱秀出任了该地的第一任华人甲必丹。邱秀把刘壬光请来当助手。不到一年光景，邱秀病逝，刘壬光继任甲必丹。刘壬光约请叶亚来当他的总管。1869年，刘壬光病危，在征得马来苏丹（土王）同意后，决定由叶亚来继任甲必丹。
19世纪的马来半岛，仍然停滞在封建的分裂状态中，各土邦的苏丹大权衰微，土王拥兵割据，经常争权夺利，大动干戈。为了争夺矿地，华侨矿商中敌对的派系经常发生械斗。总之，这是一个混乱的无政府时代。叶亚来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当上甲必丹的，他费了很多的精力、付出很大的代价去战胜各种分裂势力。早在1866年，雪兰莪的马来王室就爆发了被称为“巴生（Kelang）之战”的内战。一方以拉查马迪为领袖，另一方以拉查亚都拉为头头。两方为争夺经济特权，争夺锡矿征税权而打了起来。后来拉查亚都拉虽被逐，由雪兰莪州的摄政东姑古丁接替，但斗争继续进行。东姑古丁求援于叶亚来，叶亚来和他结成联盟。到了1870年，华侨秘密会社组织领袖张昌，企图夺取叶亚来的权利，就参加了拉查马迪那一方。从年的四年里，吉隆坡曾经两次失守三度被焚，叶亚来为保卫吉隆坡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叶亚来曾经在战场上遭到重大的挫折。1872年8月的战斗中，吉隆坡陷落，叶亚来损失了700多名战士，他只好在夜幕的掩护下，率残部逃到巴生。但是，叶亚来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在困难面前不灰心，碰到挫折不动摇。他在巴生招兵买马，制定作战计划，自己亲任总司令，终于在1873年3月收复了吉隆坡，结束了内战。
叶亚来这个中国农家的孩子，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他懂得爱护战士，奖励有战功的人，绝不让部属的生命无谓牺牲。在战术上灵活机动，而且研制出被称为“花河”的土火箭炮等较为先进的武器去摧毁敌人的堡垒。所有这些，都帮助了他去赢得战争的胜利。
光复后的吉隆坡，经历多年战火的浩劫，已是一片废墟，居民逃散，只剩下12间茅屋，所有的锡矿场都因水淹而无法继续开挖。许多人失去了信心，主张易地再建。叶亚来说服了他们，使他们同心协力来重建一个新的吉隆坡。
年，叶亚来被雪兰莪土邦委任为吉隆坡行政官，负责领导城市的重建工作。
他首先把破烂的土路改铺成红泥碎石路，并疏浚河道，架设桥梁，便利了市内交通，还修通了吉隆坡周边市镇的公路，使它成为交通枢纽。接着清理废墟，大兴土木，到1789年时，已建了400多间房子，其中半数是砖瓦房。
　　吉隆坡是在矿场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因此重建城市的关键是恢复锡矿业。他让随他征战归来的士兵全部解甲回矿场，并利用自己的影响，招集别处的华工前来。结果响应的人很多，仅巴生和双溪乌戎就来了2000多人。人齐了，购置设备的资金从哪里来？只有靠借高利贷渡过难关。他不断发展新矿场，并首先使用蒸汽抽水机，提高了功效。在叶亚来控制下的吉隆坡锡矿业日益发展，年的10年中，锡产量足足增加了10倍。有人说，如果没有叶亚来，吉隆坡早就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废弃矿区了，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在重建吉隆坡时，叶亚来很关心教育事业。1884年开设了“唐人学塾”，请了一位举人来当教师。他自己还经常到学校检查学生的学业，对学习成绩优良的，他给予物质奖励。
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从1862年到吉隆坡，备尝艰辛，胼（pián）手胝（zhī）足，20多年如一日，为现代吉隆坡的兴起打下了基础。他是吉隆坡的开埠功臣。1884年，漂泊异乡30年的叶亚来想功成身退，返回自己的家乡。但繁重的事务，使他一直无法分身登程。而长期艰苦的生活，又大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在这年年底，他病倒了。翌年5月，他不幸病逝，年仅48岁。
为了哀悼他，政府当日停止办公并下半旗志哀。出殡之日，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参加殡葬仪式，政府机关再停止办公一日，人们怀念他。1959年，吉隆坡庆祝开埠百周年纪念并举办历史展览会，叶亚来唯一健在的女儿、83岁的叶金兰应邀主持开幕剪彩仪式，这充分表明马来西亚人民对叶亚来营建吉隆坡的丰功伟绩的缅怀和肯定。
四、南洋华侨与橡胶业
橡胶是东南亚许多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作物。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地区橡胶种植业的先驱，我国的橡胶最早也是从马来西亚引种的。但橡胶的“祖籍”不在东南亚，而在巴西的亚马孙河流域。南洋华侨对橡胶种植、制造业在新马地区的发展和橡胶传入我国，有着开创性的贡献。
（一）华侨与东南亚橡胶业
橡胶在19世纪以前，被视为巴西的“国宝”，统治巴西的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严禁种子出口。通过对橡胶贸易的垄断，巴西政府攫取了巨额利润。为了打破这种垄断，英、法等国开始探索种植橡胶的途径。1873年，有个英国人受派遣到巴西偷采了1000株幼苗，运到伦敦试种，其中有六株被送到印度的加尔各答栽种，结果是徒劳无功，一株也没有成活。1876年，一个名叫赫里·威克汉（Herry、Wickham）的英国人，在巴西用连偷带买的办法，先后搜集到70000粒种子，运到伦敦畿辅皇家植物园播种，结果长出了2700株幼苗。其中有22株在第二年被移植到新加坡植物园，还有几株被送往马来亚栽种，大部分成活了，这是东南亚土地上的最早一批橡胶树。但橡胶移植的成功，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连英国驻马来亚总督也认为这纯属浪费时间和金钱。橡胶树只是作为一种观赏植物种在植物园和私人庭院中。
橡胶被作为一种价值很大的经济作物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性种植，首先应归功于华侨。为首的是被誉为“橡胶种植之父”的林文庆和“橡胶艺祖”的陈济轩（齐贤）。1894年，林文庆组织联华橡胶种植有限公司，在新加坡购置4000英亩土地开始种植。1896年，陈济轩在林文庆的鼓励下，在马六甲试种橡胶获得成功，信心大增。他又联合一批华侨资本家，投资20万元，垦地5000多英亩，种植了50万株橡胶，建成了马来亚第一个商业性橡胶种植园，掀开了马来亚橡胶种植业历史的第一页。林文庆、陈济轩等人获得的成功给了新马地区的华侨很大的鼓舞，他们纷纷投资这一新兴的种植业，一时大、小胶园遍及各地。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就是在1906年用1800元从陈济轩、林文庆那里买了18万颗种子，在新加坡“福山园”栽种，从而开始了他的橡胶种植业的。
华侨割胶工伴随着橡胶种植业的发展，橡胶加工业也出现了。华侨开办了许多加工工厂。如陈嘉庚从1906年开始种植橡胶，经20年的发展，到1925年，他除有15000英亩的橡胶园外，还建立了谦益橡胶制造厂，职工有三万多人，将种植、制造和销售联成一体，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企业。
华侨为东南亚的橡胶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二）何麟书与琼安公司
我国橡胶的种植和橡胶工业的发展，也是和南洋华侨分不开的。
橡胶的引进、种植要归功于马来亚归侨何麟书。何麟书（）是海南岛人。18岁那年，贫困的何麟书到马来亚谋生，曾在橡胶园里当工人。在有了点积蓄之后，何麟书自立门户，从事锡矿的采掘，渐渐成为一名实业家。积累了橡胶培植、管理经验并且又很熟悉海南岛自然条件的何麟书决定在家乡种植橡胶。1906年，他集资5000银元，建立了琼安公司，由马来亚引入橡胶种子开始种植。万事起头难。何麟书何麟书带领民工，胼手胝足，垦出了200多亩的胶园，并及时播种。但失败紧接失败，前后历时三年，把集来的5000银元花光了，橡胶还是没种出来。何麟书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坚持认为海南岛和马来亚的自然条件相似，橡胶树能从巴西移种马来亚，也一定能在海南岛生长。在实践中他逐渐了解到，要进行苗栽才能成活。于是他卖掉房产，再集资15000银元，冲破重重封锁，从马来亚运回了5000多株胶苗，经过精心培育，有3000多株成活了。1915年，琼安公司的首批橡胶树终于产出了胶汁，10年辛劳有了收获，何麟书激动万分。
除琼安公司外，还有许多南洋华侨在海南岛垦荒创办胶园，到抗战前夕，已发展到90家。
华侨不仅是我国橡胶种植业的先驱，而且是我国橡胶工业的最早创办人。中国第一家橡胶厂是“广东兄弟胶厂”，它是1917年马来亚华侨陈玉坡等人在广州合股创办的。
原产巴西的橡胶在东南亚被大面积种植，并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之一；它又从马来亚移种我国海南岛，经几十年的精心培育，巴西橡胶北移至我国北纬18—24度的广东、云南、福建、广西等省区并获成功。这个成就包括了几代人的努力，其中南洋华侨所作的开创性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五、中国移民和南圻开发
今天越南南部（Nam、Bo）地区，旧称南圻、交趾支那，原属柬埔寨（下柬埔寨），它是于17世纪至19世纪初被越南逐步蚕食兼并的。这块包括胡志明市（原西贡市）在内的广大地区，虽然地处富饶的湄公河三角洲，但直到17世纪，它还是人烟稀少、未经开发的荒丘僻壤。它的早期开发和尔后的建设都离不开华侨，正像越南历史著作《嘉定通志》评价的那样：“其出力垦地者，惟唐人为勤，而海网、江簦、行商、居贾，亦唐人主其事矣。”
（一）杨彦迪、陈上川率众南移
中国人大批移居越南南部地区是17世纪中叶的事。1644年，清军占领北京，明朝官僚在东南沿海建立南明政权。到17世纪50年代末，南明政权趋于衰亡。1683年，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的政权也被清军攻取，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局面完全形成。此时，有一些抗清失败后又感到“复明无望”的中国人，移居印度支那半岛。走陆路的，到越南北方；走水路的则大多数落脚越南中部和南部。到越南南部地区的主要是以杨彦迪、陈上川和莫玖为首的两支军民队伍。
1679年，明广东镇守龙门水陆等处地方总兵杨彦迪和镇守高、雷、廉等处地方总兵陈上川率部下及军眷3000余人，战船50余艘从海路到达越南南部。他们自称是“为国矢忠”的明臣，因为“力尽势穷，明祚告终，不肯臣事大清”不得已而南来。当时的越南，由于各封建集团的长期争夺割据，出现了北部郑氏集团和南部阮氏集团各据一方、南北分治的局面。阮氏集团从17世纪开始，经过多次征讨，扩张了领土，势力推进到了湄公河平原。地处湄公河平原的南圻，当时还是柬埔寨的领土。对于这块尚未开发的沃野，阮氏集团垂涎颇久，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手。此时的柬埔寨王室也处在内讧中，争权的各方都向外投靠，以求助力。阮氏集团抓住时机，采取先分裂、削弱柬埔寨势力，进而兼并南圻的做法去实现扩张领土的目的。杨彦迪、陈上川率领数千人南来，使阮氏集团颇为犯难。这些人“情伪未明，况又异服殊音”，留在自己统治区内，恐有后患；但他们又确是“穷逼投奔”，驱之不走。怎么办？阮氏集团采取了“三举而数得”的对策：将中国移民安排在湄公河三角洲柬埔寨境内，并利用他们的力量逐步挤走柬埔寨势力，以实现扩张的既定目标。于是，他们要柬埔寨方面让出土地供杨、陈所率的中国移民居住。当时的柬埔寨国王是投靠阮氏的，对此无可奈何。而对处在“力尽势穷”的逆境中的杨、陈等人来说，尽早为几千部众找到一个立足之地，这是迫在眉睫的大事。至于越南方面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柬埔寨方面将会怎么对待他们，就没有工夫去多作考虑了。果然，过了不久，杨彦迪、陈上川等人就陷入了各方面的矛盾冲突中。阮氏集团乘机坐收渔人之利，于1688年正式吞并了这块地区。但无论如何，杨、陈带来的几千中国移民毕竟在这片沃土上立足生根了，他们“起房舍，集华夷，结成廛（chán）里”在异国他乡建设起了新的家园。
移居并开发南圻的另一支中国移民队伍是莫玖率领的。莫玖是广东海康人，明亡后不服清朝统治，大约在17世纪70年代率领一批仁人志士从广东南逃柬埔寨。先在金边、柴末等地通过设赌场、开银矿发了财。尔后，带领一批人到茫坎一带开发，建立了七社村。居民相传有仙人出没于河上，这个地方被叫作河仙。莫玖以河仙为中心，组织领导着东至金瓯角，西至磅逊湾口广大地区的开发。由于开发有功，他被柬埔寨国王委任为这个地区的地方长官。后来，阮氏集团将河仙七社村并入越南版图。1735年莫玖死，其子莫天赐继位，子承父业，继续开发河仙，河仙后来成为南圻的一个重镇。
（二）开发、建设南圻
以杨彦迪等人为首的大规模海外移民集团和以后陆续到来的华侨，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刻苦耐劳的优良品质和较高的生产技艺、文化素质，他们和生活在那里的越南、柬埔寨人民一道披荆斩棘，共同开发南圻。
农业是兵民衣食之所依，而湄公河流域又有发展农业所必需的良好条件，所不足的是，那里人烟稀少，是一块灌莽丛杂、未经开垦的荒地。于是，华侨在困难的条件下，垦地开田，变不毛之地为“桑蔗之野”，栽植烟草、瓜果，筑屋建店，为荒原注入了生机。这个地区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产米区，这是和17世纪中期开始，大批华侨的艰苦创业分不开的。
地处湄公河平原的南圻地区，河港交叉，有水利与河运之便。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水利建设，致使河道“迂远狭小，屈曲浅涸”、“泥淤草木壅塞，舟楫不通”，利反成害。定居在那里的华侨，于年，分别参加了疏通瑞河、开浚永清河、兴修安通河的水利工程。其中，安通河兴修工程最为浩大。安通河在藩安镇西南，由于年久失修，河道弯曲窄狭，影响航运。1819年约有11000多名华侨在修河工地上劳动，他们“改故道，开新泾”，费时三个月，使旧河道变得“深广便捷”，便利了西贡市的对外运输交通。为纪念华侨在兴修河道过程中所作的贡献，安通河更名为中国河。瑞河、永清河、安通河三项水利工程的完成，对于越南南部地区的水利交通事业和经济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构立铺市，致力于城市建设，这也是南圻华侨的一大功绩。在17世纪以前，南圻地区不仅没有城市，连村庄也十分疏落。杨彦迪等人率众来后，在垦地种田、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的同时，也在华侨的聚居点构立铺市。最早出现的是陈上川招揽华侨商人在此营建的农耐大铺。到十七八世纪，它成为南圻地区的经贸中心，出现了一些被称为“巨擘”的富商大贾。莫玖在17世纪下半期营建的河仙镇是一个港口城市，到他儿子莫天赐时代，河仙镇更具规模，镇内市铺分立，胡同穿贯，店舍络绎，颇有些气派。不过，上述铺市如果和柴棍铺比较起来就有些逊色了。1771年，越南爆发了西山农民战争，许多华侨迁往藩安镇新平江畔居住，在这里逐渐兴起了新市镇——柴棍铺。柴棍铺内，笔直的大街与横街各相贯穿，成田字型布局。街内各式各样的商店林立，关帝庙、天后庙及福州、广东、潮州、温陵、漳州等同乡会馆分峙各街区，还有水井、小溪上架大板桥……完全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柴棍铺后来称柴郡，法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后将柴郡东面一带辟为政治中心，并以柴郡谐音拼作Sai、Gon，华侨再转译为西贡。而原来的柴棍铺（柴郡），广东籍华侨称它为堤岸。今日越南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胡志明市（旧称西贡）正是在200多年前华侨营建的柴棍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越南南部一些市镇，有莫玖街，还有陈上川、莫玖等的墓、庙，逢他们的诞辰日还有纪念活动，这说明华侨先驱人物在开发、建设南圻地区的功绩是为人们所肯定的。
　　（三）“明乡人”
讲越南华侨历史的时候，一定会接触到“明乡”（Minh、Huang）这样一个词，在堤岸还有“明乡会馆”。“明乡”原来叫“明香”，它源于明朝灭亡后，一些不愿臣服清朝的明朝遗民相继亡命越南后建立的“明香社”组织。建社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明朝香火”不绝。其后，南来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杨彦迪、陈上川等率领明朝军眷大规模集体移来南圻后，华侨人口更是猛增。阮氏集团在安置这些新来的移民时，沿用了“明香社”的名称，为他们建立了特殊村社聚落。阮氏集团于1802年统一全越南后不久，特令在全越北、南、中圻建立明香社，用以管理中国移民，这样，明香社就在不少地方出现了。明香社的成员最早是那些以“复明”为己任的明朝遗民，随着时间的流逝，清朝统治越来越巩固，“复明”已成泡影，明香社的政治色彩就越来越淡，其成员也就渐渐由那些遗民的后裔和清代以后移居而入明香社的新华侨所代替。到了1826年，阮朝皇帝诏令，改“明香社”为“明乡社”。明乡社的成员称明乡（或明乡人），包括中越混血儿在内的中国移民后裔。前边提到的堤岸“明乡会馆”是明乡人的社团，该会馆内有一副对联：“明圣先王，越国亦闻声教；乡党宗族，亚洲同此冠群。”此联大致可以反映出早期的明乡人的心态，虽然落户“越国”，但念念不忘明朝皇上和宗乡梓里，割不断和故国的联系之情。
当时越南把华侨分为两类，一类是新移民，称“清国人”，另一类是明乡人。从阮氏封建王朝到法国殖民政府，都对明乡人实行不同于“清国人”的特殊政策。明乡人可以有独立的村社组织，并自主管理。明乡人税额较低，还减免徭役。可入试应举，入宦海为官，因此明乡人担任中央政府尚书（部长）、地方经略大臣、外交使节的人不少。在行政管理上，不让明乡人混居于一般华侨之中。1842年颁令规定，凡有五名以上明乡人的地方，可以另立乡社，但要单立户籍，并且禁止剃发结辫。法国殖民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将明乡人一律当越南人看待。明乡人生于越南、长于越南，还保持了一些中国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这一群体仍是越南华侨社会中颇具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越化，融合于当地社会中，也是事实。
六、大企业家
20世纪上半期，南洋华侨中出了几位著名的人物。他们都是成功的企业家，曾为东南亚、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依靠自己的财力，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祖国、为东南亚和居住国的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解囊出力，建树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黄仲涵（）、胡文虎（）和陈嘉庚（），他们的业绩在南洋华侨历史上占有一定的篇章。
（一）“爪哇糖王”黄仲涵
黄仲涵从19世纪60年代起的100年间，印尼曾出现过一个算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也最闻名的华侨家族和华侨大企业，这就是黄仲涵家族和建源公司。黄仲涵从19世纪末至1924年逝世为止，主持建源公司近30年，以“爪哇糖王”而蜚声国际。建源公司的创建人是黄仲涵的父亲黄志信，他于1858年由福建同安移居印尼三宝垄。1863年创“建源栈”，经营土特产，这是公司之始。经30余年的经营，到1890年，由黄仲涵主持业务时，该公司已发展为爪哇地区的著名企业之一。黄仲涵在三宝垄出生，在当地接受私塾教育。他虽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精明能干，永不满足于现状，锐意进取并努力学习先进的管理制度，且知人善任。在他的主持下，建源公司的业务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1893年，他将公司改组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扩大了经营范围。公司经营甘蔗种植园，并从1894年起先后接办了五家糖厂，总投资达到1000万盾盾，印尼的货币单位。，其中的里约阿贡（Rejoagung）糖厂，是印尼最早实现电气化的工厂。1923年，全印尼有糖厂179家，其中华侨糖厂13家，建源公司虽只占了五家，但产糖量却占57%，产品行销世界各地，黄仲涵本人也因此拥有“糖王”称号。建源公司还经营木薯粉、橡胶、咖啡、胡椒、木棉等印尼土特产的加工和销售业务。为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黄仲涵先后在印尼、马来亚、欧洲各处设立公司分行和办事处，其中伦敦和新加坡是建源公司最主要的贸易及商品集散中心。1906年，创建了黄仲涵银行，作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金融机构。1911年，开始投资航运业，先后创办“协荣茂轮船公司”和“顺美轮船公司”，成为华侨航运界的一家重要公司。在黄仲涵主持下的建源公司，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虽然企业曾遭受多次的困难和挫折，尤其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击更大，但凭着黄仲涵的精明，知人善任，在经济活动中能审时度势，因此，到1924年他在新加坡逝世时，建源公司已是东南亚屈指可数的大企业之一。建源公司后来在黄仲涵的两个儿子主持下，业务曾一度迅速发展，但经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逐渐走下坡路。1961年建源公司被印尼政府没收和接管。
（二）“万金油大王”胡文虎
胡文虎是另一位著名的华侨企业家。1882年生于缅甸，父亲开了“永安堂”药铺，并挂牌行医。1908年，胡父病故，胡文虎和弟弟胡文豹继承父业，精心经营，创制了万金油等五种方便成药，推向市场。这些药都以老虎图案为商标，“虎标良药”在南洋一带颇受好评。20世纪20年代初，胡文虎转往新加坡发展事业，先后在那里设立永安堂总行和制药总厂，职工600余人，每年营业额叻币叻币，新加坡货币。1000万元。30年代，虎标药品销售量扩大，胡文虎在南洋和祖国设立永安堂分行20余处，汕头分行还设有制药分厂，营业额与新加坡不相上下。胡文虎的名字和虎标药品在中国和东南亚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虎有“万金油大王”之称。胡文虎的事业，除制造药品外，还有新闻事业。早在20年代，胡文虎在仰光就办过《仰光日报》、《缅甸晨报》，这是他办报的开始。1929年，在新加坡创办《星洲日报》，后来陆续在国内、南洋各地办了《星暹日报》、《星槟日报》、《星闽日报》、《星岛日报》等十几份报纸，形成了庞大的、很有影响的“星系”报业系统。1941年在新加坡成立了星系报业有限公司。胡文虎办报虽有给虎标药品做广告、扩大影响的商业目的，但他说过自己办报是为“改良风俗、促进文化”，星系报纸在宣扬中华文化、鼓舞人民爱国抗战等方面确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华侨旗帜”陈嘉庚
陈嘉庚陈嘉庚，这是华侨史上一个光辉的名字，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国外有的学术著作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东南亚华族史上、甚至于亚洲近代史上的一位杰出的社会与政治领导人物”，是一位“传奇人物”。
作为一名杰出的东南亚工业企业家，陈嘉庚有自己的一番经历。
他生于福建同安，父亲在新加坡谋生，开了一家顺安号米店。幼年陈嘉庚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学习过四书五经。1890年，他17岁时到新加坡，在父亲的米店里当帮手，两年后任经理。陈家除经营米业外，还经营房地产、菠萝罐头厂和一些商号。到了20世纪初，由于父亲不大过问店务，加上地产跌价，各业亏损严重，已濒于破产。陈嘉庚因母亲逝世，于1900年冬返乡葬母，守孝三年。1903年重返新加坡时，见到陈家的经济事业一片萧条景象，顺安米号也倒闭了。但陈嘉庚并没有经此打击而一蹶不振，他看准了销路正在走旺的菠萝罐头，当机立断集资7000元（叻币）创设新利川号菠萝罐头厂，不久又接收同样也是经营菠萝罐头的日新公司。两厂在三个月内获利近四万元，陈嘉庚的事业呈现了生机。年的六年间，是陈嘉庚事业发展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除了菠萝种植和加工业外，他还经营米业，特别是橡胶移植马来亚及新加坡获得成功时，他立即认识到橡胶业将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因此在1906年向试种橡胶成功的陈济轩和林文庆购买18万颗橡胶种子，将名为“福山园”的菠萝种植园从500亩扩为1000亩，套种橡胶与菠萝。福山园的种植，是他橡胶王国的开端。1910年，陈嘉庚在马来亚的柔佛新辟“祥山园”和“福山园”，继续橡胶种植业。这时，他已是一位拥有两座橡胶园和几家菠萝罐头厂、米厂、米店的实业家了。1912年以后，陈嘉庚在继续经营米厂和菠萝罐头厂的同时，还从事海上运输业，并把重点转入橡胶种植和橡胶加工业，他的“谦益”橡胶厂的各种橡胶制品，销售至世界各地。1925年，在陈嘉庚的企业中就业的职工有32000多人，拥有15000多英亩的橡胶园，30多所工厂，资产共1200余万元，这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他成了南洋地区的橡胶大企业家，有“橡胶大王”的称号。从1926年以后，陈嘉庚的经济事业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日本奸商的排挤、破坏，加上厦门大学及集美学校经费的沉重负担，经营十分困难，终于在1934年宣布公司收盘关闭。
（四）爱国情怀
黄仲涵、胡文虎、陈嘉庚这三位著名的华侨企业家，在本世纪的上半期，特别是二三十年代，经济事业达到鼎盛。他们的企业繁荣了侨居国的经济，创造了就业的机会，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技术专才，并且出钱出力，兴办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为侨居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像当时的许多海外华侨一样，他们虽长期身居海外，但对多灾多难的祖国仍然念念不忘，倾注着赤子情怀。
黄仲涵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曾以“轩辕后人”的名义，向革命党捐款50000盾。1915年护法战争，他汇寄25000盾，支持蔡锷在云南发起的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他还多次向华侨学校捐款，以使华侨子弟得到学习中华文化的机会。胡文虎“以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为职志”，曾先后捐助国内的一批大中学校。1935年，他宣布捐款350万元，10年内在全国各地建立1000所小学，最终因日本的侵略和尔后时局的变化，这项计划没能实现。他还积极捐款，在国内兴办医疗卫生慈善事业和赈济灾民。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步步入侵，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胡文虎捐款捐药，支持华侨的抗日爱国行动，仅在“七七”事变后到1939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胡文虎共认购“抗日救国公债”250万元，加上义捐，超过300万元，表现了一个华侨的可贵爱国热情。胡文虎虽然只在童年时在福建永定家乡上过几年学，但对家乡“祖宗坟墓所在，宗族戚友所居”，“莫不低徊想之”，有着很深的感情，曾积极策划家乡的建设。抗战胜利后，他倡议成立“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想利用华侨中小资本，筹足300亿元法币来开发建设福建，自己投资10亿元。但由于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这个公司未办一事就夭折了。对此，胡文虎曾痛心疾首。
陈嘉庚倾资兴学、爱国爱乡的精神更是感人。
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在新加坡结识了孙中山，并在1910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胜利，他筹款20万元分别支援光复后的福建和支持孙中山。并且从1913年起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还陆续增办各种类型学校10所，另加医院、图书馆、科学馆，统称为集美学校。1921年，他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共300万元，独资创办了厦门大学。当他的经济事业遭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面临困难时，他仍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真的卖了三座大厦，以维持厦大。1937年，厦门大学改为国立，他颇为痛心。陈嘉庚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单独创办与维持一间私立大学达16年之久的华侨，他为这所大学共捐出400余万元。他还热诚兴办和赞助侨居地的许多学校，其中有新加坡的道南、爱同、崇福等小学，厦门大学奠基石南侨师范，水产航海学校，最著名的是1919年成立的南洋华侨中学，这是南洋第一所完全正规的华侨中学。陈嘉庚所创办的教育机构，为中国和南洋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今天仍然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文教领域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陈嘉庚在抗日救国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是他一生中十分光辉的一页。
　　1928年，日本出兵侵占山东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陈嘉庚闻讯后，立即领头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并被推选为主席，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宣传，并募集了130余万元，救济受难同胞。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嘉庚被选为新加坡华侨组织的“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主席，开展募捐及抗日救国活动，他自己以身作则每月认捐国币2000元，直至战争结束为止。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立，陈嘉庚被选为主席。“南侨总会”名义上是“筹赈祖国难民”，实际上是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它是南洋华侨的爱国抗日组织。在陈嘉庚的领导下，南侨总会组织侨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支持祖国抗战。南侨总会最大的贡献是将通过各种方式劝募得的巨款汇回祖国，共达5亿多元。而1939年抗战军费是18亿元，可见其数额之大。南侨总会还组织了3200多名机工回国服务。当出现汪精卫叛国投降的逆流时，陈嘉庚大义凛然，迎头痛击，曾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一个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虽只寥寥11个大字，但字字千钧，曾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1940年，67岁的陈嘉庚亲自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回到祖国。他说，他“有颗心，这颗心随时随地都惦念着祖国”！这次回国，“带来的是一颗心，一颗赤裸裸而又热诚的心”。在回国9个月的时间里，慰问团在15个省进行了慰问和考察。抗战时期的祖国之行，使他看到了民族与国家希望之所在，也对他个人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坚定了他坚持爱国、追求进步的信心和决心。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嘉庚在险境中出面组织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新加坡沦陷后，他到印尼爪哇岛避难。在避难的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写成了自传体的《南侨回忆录》，并且身怀氰化钾一小包，准备一旦被敌人发现，立即服毒殉国，表现出了一个爱国华侨领袖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当战争结束，陈嘉庚安全回到新加坡时，受到盛大的欢迎。
七、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李光前
继陈嘉庚之后，东南亚地区最著名的华侨领袖，当推李光前（）了。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20世纪20年代末他亲手创建的作坊式小厂现在已发展成为多元化的跨国大企业集团。他热心兴办文教福利事业，还拨出巨款建立“李氏基金”，作为资助文化教育及其他公益事业的永久性基金。生前，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有很高的威望；死后，他仍为人们所怀念。
（一）从作坊到企业集团
李光前，1893年生于福建省南安县。父亲李国专先后在厦门和新加坡做小生意。幼年的李光前在家乡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0岁到新加坡，在英印学堂念英语和数学，周末到养正学堂学中文。1907年，清政府在南京办了专招南洋华侨学生就读的暨南学堂（暨南大学前身）。李光前由于李光前学习成绩突出，于1909年被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席资送到暨南学堂学习。暨南学堂毕业后，他先后到北京清华学堂（预科）、唐山路矿专门学堂深造，1912年回到新加坡。这次出国，他孤身一人，举目无亲，父亲已回国内。他先担任华侨小学教师，兼任《叻报》电讯翻译工作，后来考入测量专科学校，同时攻读美国某大学的土木工程函授课程。10余年苦读，李光前成为一位既受中华文化熏陶、又饱浸西方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兼通中英文、视野比较开阔的知识分子。但他未能如愿完成学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生活所迫，李光前只好辍学从商，到庄希泉开的中华国货公司任职。1916年，为扩展欧美国际市场，陈嘉庚将年轻的李光前招至帐下，处理中、英文函件和对外联络工作。陈嘉庚很赏识李光前的才华学识，不仅委任他当了部门经理，而且还把长女嫁给了他。在陈嘉庚的公司里，李光前贡献颇多，同时他也向老岳父学习了很多橡胶经营的知识，并建立了各种业务联系。耳濡目染，在言行品德上也颇受陈嘉庚的影响和熏陶。总之，在陈嘉庚的公司里任职11年，其所积累的经验，李光前终身受用不尽。陈嘉庚的恩情，李光前是终身不忘的，即使是老人家的事业遭到巨大挫折时，他也是初衷不改。
1927年，李光前开始独立经营。他先独资创办了一个作坊式的制胶烟房，继而成立了南益橡胶有限公司。在他主持下，业务不断发展。他不仅经营传统的橡胶和菠萝种植与加工业，而且涉足金融界，是著名的华侨银行的股东之一。1939年他当选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李光前已是闻名中外的实业家、银行家和华侨领袖。从30年代以后，由于诸种原因，陈嘉庚的企业遭遇了重重困难，并在1934年正式收盘，李光前则一如既往地支持陈嘉庚的爱国兴教事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李光前正好在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橡胶会议，由于交通中断，他被迫留居美国。日本占领东南亚时，因为他在战前积极抗日救国，产业被列为“敌产”全部被没收。战争结束后，李光前回到浩劫后的新马，出任新加坡咨询委员会委员，在协助新加坡重建工作的同时，还着手恢复橡胶业。此时的李光前刚50岁出头，正值壮年；在美国的儿子学成回新，也投身于南益公司业务。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作为战略物资的橡胶业经营旺盛。李光前在橡胶业之外，还积极投资其他领域，逐渐使企业经营走上了多元化的集团道路。1954年李光前退休，南益集团的业务由他的三个儿子成义、成智、成伟分工负责，对外活动由第三子李成伟代表。到1967年他去世时，南益集团已拥有26家公司，分布在新马泰及欧美，经营橡胶、食品、种植、航运、商贸、工程、木材、印刷等行业。主要企业是南益集团和华侨银行。李氏家族的资产估计超过16亿美元。
　　李光前在事业上能获得巨大成功，原因何在？首先是机遇。李光前的企业王国虽然也屡经挫折，但从总体上看，他在战前打下了基础，又抓住了二战后的发展机遇。但更重要的是，他在企业管理上有自己的一套，又吸收了陈嘉庚公司管理的许多优点。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儿子在李氏企业的管理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和陈嘉庚一样，李光前为人办事公正、诚实、节俭，为社会、为国家谋利益。他笃信儒家学说，将儒家的伦理应用于企业人事管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关心雇员的疾苦和升迁，在企业中形成了大家庭的合力、向心力。他是那个时代文化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位企业家，精通中英文，常去欧美，因此也接触到很多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企业管理方法。有学者说他推行“中西合璧”的企业管理方法。比如，他在坚持企业家族所有制的同时，又将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开，形成了法治的家族企业管理法。南益集团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总部的董事会，他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是董事，全权负责整个集团的业务决策，但他们不参与企业的管理及执行事务，而是聘请专业经理人员负责。选择这些管理层和执行层的干部时，会充分考虑亲情乡谊因素，因此在南益员工中闽南籍华侨占多数，但首要的条件仍是专业知识和操行。李氏家族成员是企业股东，年终可按规定分红分息，但任何人无权挪用企业公款。这样，最高决策层以家族纽带维系，彼此没有利害冲突，人人以发展企业为己任。专业经理人员则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总之，南益集团管理制度的基础是法治，这就有效地防止了一些华侨企业的通病，如裙带关系、人情面子、包庇纵容、权力滥用等，避免了“富不过三代”的结局。同时，又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指导，讲忠孝仁义恕敬廉，讲求人际关系中亲情与和谐。因此，当他在1954年退休时，有条不紊地交下了企业的指挥棒。李光前在企业中建立了各种福利制度，且很早就使用了电脑，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不仅创出一个至今还充满活力的多元化跨国企业集团，而且还为华侨家族企业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成功的管理模式。
（二）重教兴学
李光前企业经营成功，富甲东南亚，然而克己节俭，不抽烟、不喝酒，私生活十分严肃。对于个人财富，他反对挥霍奢侈，认为把它用之于他人，用之于社会，才越显出真正的富有。于是，他对人、对社会，特别是对文化教育、社会公益事业非常慷慨。李光前热心文化教育事业，早在“打工”阶段就开始了。那时，他每月工资最高是110元，仍对侄儿、亲戚的学习给予帮助，还寄钱回家乡修祖厝和寺庙。后来，随着企业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使他有了更大的能力去资助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新加坡的第一所印度中学的校舍是李光前捐赠的，创办马来西亚第一所伊斯兰学院时，也是李光前慷慨解囊的。当然，他资助最多的还是新马的华文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恢复被战火破坏的华校，马来亚成立了华校复校辅导委员会，李光前出任该委员会主席。他运筹策划，出钱出力。福建会馆新办一所学校，李光前给了它大力支持，但拒绝以他的名字命校名，这所学校后来定名为光华学校。为创办南侨女中，他捐地捐楼。1953年，一些新加坡侨领倡办南洋大学时，李光前认捐该校实收捐款总数的10%，到1957年止共捐叻币104万余元，还捐建了文物馆、电脑中心，并每年为南洋大学的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李光前倾注最多心血的还是华侨中学和马来亚大学。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成立于1919年，是东南亚最早的中文中学，首创人是陈嘉庚。从1934年起，李光前出任该校董事会主席，连任16届，前后达21年之久。在这21年中，他领导董事会成员和教职员，尽心尽力办校。在物质方面，他承担了学校日常经费和扩建费用的大部分。上任之初，即先代为偿还华侨银行的七万元借款，巩固了学校的经济基础。又先后在1940年和1957年，独资捐建了科学馆和图书馆各一座。南洋华侨中学今天仍然是新加坡一所设备先进、教学水平较高的学校，陈嘉庚、李光前等华侨前辈苦心经营该校的功劳，将被永远铭记。
新加坡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李光前分两次共捐款叻币50万元。第二笔捐款是为该校图书馆购置图书文献之用，在捐款函中，他希望能多购一些东方文字的图书，注重东方文化的研究。
新加坡马来亚大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建议建造一座国家图书馆，并主动捐献巨款，附带的条件是：购藏中、马、印等东方文字图书，并免费借阅。该馆于日奠基，今天在图书馆的大门壁上铭刻着“李光前先生奠此基石，这座房子是由其慷慨捐款所促成”字样。他还担任过新加坡福利协会主席，主持赈灾救济工作。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学者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也得到过李光前的资助。
1952年，李光前创立了“李氏基金”，把南益集团的部分资产捐作基金。1964年，他又将自己名下的全部南益股权（总股份的48%）捐献给“李氏基金”。这样，“李氏基金”就成了南益的最大股东，每年数目可观的股息，全部用作发展科学文化教育、社会慈善福利事业。其赞助范围十分广泛，几乎遍及世界各地。40多年来，“李氏基金”共捐助了将近三亿新元，对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贡献巨大。
由于李光前对文化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杰出贡献，他获得过各种荣衔。1962年，马来亚大学一分为二，成立新加坡大学和马来西亚大学。德高望重的李光前担任了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这个荣誉职务，他是以一介平民而荣膺此职的，相当难得。在隆重的就职典礼上，他发表了一个演讲，结尾时引了三句话：“我们对国家的贡献，有什么更好或更大于为它教育青年！”（古罗马西赛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孟子）“凡是要收获好稻的，必须先种好种子。”（马来格言）三句话的中心都是“重教”，这大概也是李光前的心声。
（三）情系祖国
李光前只是青少年时期在祖国生活、学习了十几年，他的事业、贡献主要在居住国，晚年成为新加坡公民。但他对祖籍国是十分热爱的。1993年10月，李光前诞辰100周年时，在福建举行了“李光前学术讨论会”。他的一位得力助手在会上讲了这么一段话：“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祖国。祖国若是政治安定，经济较好，他就高兴；祖国若有些不妥之处，他就烦恼。韩战期间，美军若胜了，光前先生就吃不下、睡不着；若是中国胜利了，他就开怀大笑。可见他对祖国的感情是多么地深厚！”《李光前学术讨论会文集》，第20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关心、热爱祖国，在家乡兴办教育公益事业，这是李光前辉煌人生中的部分篇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李光前即投身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他积极支持陈嘉庚出面领导筹款抗日工作，并率先捐献10万元。1938年10月，“南侨总会”成立，他参与筹备并当选为常务委员，带头认购了大量公债。
对于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李光前给予大力支持。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陈嘉庚的企业连年亏损，陈嘉庚难于维持两校经费。此时包括李光前在内的许多华侨企业家雪中送炭、慷慨输财，支持了陈嘉庚的“倾家兴学”壮举，如在1936年他就捐了5万元给陈嘉庚建立一项支持厦门大学的基金，占了捐款数的37?5%。1950年，为修复和扩建被炮火破坏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李光前响应陈嘉庚的劝募，慷慨捐赠港币600万元。从1951年开始，陈嘉庚用李光前的捐款，费时八年，扩建了厦门大学，共建楼24幢，总建筑面积等于解放前全校建筑面积的两倍。陈嘉庚曾被誉为厦门大学的“校主”，他为厦大的创办和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李光前为该校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致力于新加坡、马来亚的教育事业，积极支持陈嘉庚的兴学活动的同时，从1939年起，他在家乡福建南安芙蓉乡独资兴办了“国专小学”和“国光中学”。1943年创办国光中学时，他正流亡美国，在东南亚的产业已作为“敌产”被日本没收，经济情况困难，为筹措学校经费，他不惜变卖衣物。新中国成立后，他决定扩建国光中学，还请了已回国定居的陈嘉庚代为选址筹划。经几年努昔日国光中学力，一个以国光中学为中心的“梅山学村”终于建成。学村坐落在一个叫“大宇山”的荒坡上，方圆500亩，不仅建了国光中学的新校舍，而且建了四所小学、幼儿园和配套的医院、影剧院、体育场，总建筑面积七万余平方米。为梅山学村的建设，他共捐资400余万元。梅山学村不仅培养了很多人才，而且随着人的素质的提高，以学村为起点形成的梅山镇也成为一个文明富裕的侨乡。
一个熟悉李光前的人曾这么说过：“对于社会公益事业，李光前先生往往一掷千金而毫无吝惜。但在个人生活方面，李光前甚为克己。”在60岁以前，他曾经无偿献血18次，家人劝他说：“你把钱给人就行了，为什么连生命都要豁出去？”他却说：“人家今天要死了，若没有血就会马上死。而我们可以慢慢吃补的，紧急时血输给人能救人。我们是要做个榜样给人看，不然谁肯献血？”为别人、为社会他想得很多，肯“出血”。对自己的生活，他严苛得几乎有悖常情。1958年去日本观光，他竟以公共交通工具代步，和马来亚留日学生一起吃学生饭堂，令日本人惊讶不已。1965年他因癌症到上海治疗，作全面体检时，竟然发现他有“营养不良症”！奉献和克己，这是李光前魅力之所在。他留给后世的不光是一个跨国企业集团，而且还有不朽的精神。人们永远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