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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内容：
书名：沉醉湘水
序　　唐浩明
　　《沉醉湘水》结集，甚感欣慰。版权http://futian.xbaixing.com/因为，它凝聚了一位业余作家的辛勤劳动，它是汗水和智慧的结晶，它反映了优秀文化的传承，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
　　２００９年元宵节，玉明到我办公室谈创作。记得他讲过“东山之梦”的故事，说的是湘乡邓永吾与“文革”前浏阳县一位老县长的有关往事。
　　当时，我说过“浏阳是一块文化沃土，文脉厚重”的话。没有想到，作者努力探索，致力文化渊源。他以此为切入点，花了几年的业余时间进行调研，把握大量素材，通过艰苦磨砺，硬是生发开来，写出了一系列的随笔散文。由此可见，作者非常勤奋，是一位有心、有情、有识、有文的人。说明xbaixing.com
　　——文学需要有心人。作者到张家界工作，被那里的山水催化。他敏于事物，有感而赋，歌之咏之，创作了许多“古风新韵”，结集《沉醉张家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回到长沙，他放眼星城，坚持笔耕，又续集《麓山惠风》。看了《沉醉湘水》，深感作者勤奋。他是有心人，且非常用心，在前后３年多的时间，他对毛泽东“游学”浏阳等近现代浏阳的“文史”，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尤其是“秋收起义耀乾坤”、“文光杜鹃映洞庭”，放开思路，视野比较宽阔。阅读xbaixing.com作者通过文学进行反映，有积极的创新精神。
　　——文学创作要有情。作者在金融战线工作，沉醉湖湘文化。他把握身边的事，着力史海钩沉，富有激情，撰写的“一河浏阳润之情”、“情系湘水魂梦牵”、“用真情放牧邵阳文化”、“情动于心感临澧”、“一江湘水屈子情”，以及“红豆相思难忘情”等一批随笔，充满感情。这种创作热情，完全源于作者的自觉。
　　——文学凝聚人心。作者用纪实文学的写作手法，深入历史题材，能够较好把握，既着眼全局，又注意辩证思考。网站http://futian.xbaixing.com/通过大量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原浏阳县一些健在的老领导、老同志进行采访，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非常不易。他积极挖掘，采撷加工，为湖南文学史留下了难得的宝贵资料。
　　作品虽有许多值得加强的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予以鼓励。是为序。
　　２０１２年3月26日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岳麓书社首席编辑，当代著名作家。有感《沉醉湘水》　　周青云
　　《沉醉湘水》结集，玉明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005年，作者到我家中，我曾提议他整理写作“文革”前浏阳县县长李映兴的有关事情。说明http://futian.xbaixing.com/后来，他到张家界任职工作。在繁忙的公务之中，作者一直用心把握，特别是在唐浩明主席的指点下，他致力从历史文化角度展开研究，取得进展。
　　2012年3月，当他拿着近50万字的稿子到我家中时，着实让我感到欣慰。我从这位辛勤写作的“后生”中，看到了一种历史责任。作者沉醉其中，作了大量艰苦的调研工作。他勤奋写作，以浏阳为着力点，围绕湖湘历史文化展开，比较深入。他撰写的随笔散文，大多数刊发中国金融文化网、湖南作家网，并引起省内外读者、文学爱好者关注，有的还写有阅评。推荐xbaixing.com
　　作者作风严谨。有的史实，与当事人有关，作者写好初稿后，又请有关人员审阅，作了进一步修订，创作态度勤勉、务实。史料引用，注意出处，把握比较好。
　　看了本书，特别是“秋收起义耀乾坤”、“文光杜鹃映洞庭”，叙述清晰、翔实，前后贯串自然，把历史变故和近代史实有机结合，从理论到实践阐述较深。
　　他挖掘的史料，非常难得。对浏阳“会党”的文脉梳理，作了积极研究。作为曾经参与过浏阳“平反冤假错”案的一员，有的也是第一次看到。史海钩沉，文笔生动，引人入胜，读后感慨至深。
　　余以为，对过来人是一种回思借鉴，对后来人是一种启迪和激励。
　　周青云，男，汉族，1934年出生，湖南浏阳市人。1951年参加工作，1955年入党。曾任浏阳县财贸办副主任，县粮食局第一副局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市）委顾问，1995年退休。笔耕不辍　　张海帆
　　继《麓山惠风》出版后，玉明笔耕不辍，又写作近五十万字的新著——《沉醉湘水》即将问世。玉明君文思敏捷，才华横溢，殊堪敬佩。
　　他的作品，涉及面广。但以湘江为主轴，一气呵成，内容丰富厚重，颇有参考价值。文章以纪实为主，辅有史料，或感于事物，情景交融，诗文并茂，相映成趣，使人读后感到真实、生动、新颖，回味无穷。
　　本书是玉明君撰写的第五卷。由于他爱动脑筋，敏于事物，并有坚强的毅力和深厚的文学功底，故能在文学创作上结出累累硕果。他是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节假日基本上用于写作品，更足珍惜。为此，特予祝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共勉。
　　附“七律”、“西江月”、“自度曲”各一，及某些章则读后小吟。
　　七律新著喜吟
　　文光射斗笔生辉，熠熠骊殊映彩霓。
　　新著喜吟胸臆畅，豪情纵放楚云飞。
　　溪经七汇银流涨，岁历三春景物奇。
　　万丈高楼宜再上，天涯远处更芳菲。
　　西江月
　　昨夜乍温还冷，今朝日暖风宜。新章喜诵畅心扉，人在其中陶醉。
　　字里行间金果，清香扑鼻而随。细咽慢嚼品甘饴，越品越多滋味。
　　自度曲
　　讶我潭州地，有新章，辉光闪丽，珠镶玉缀。为振文坛挥大笔，不许湘英失记。就千古，雄文试比，风骚各领新鲜意。畅胸怀，更得风雷济，七溪畔，卧龙起。
　　湖湘文杰成知已，常相议，文章兴国，诗书济世，积蕴多年吟湘梦，终圆新成书里。欣写就，百年史事，堪比洞庭潮浪满，似香醇，溢漾金杯内，尝点滴，也能醉。
　　书内某些人物及章则读后赋感：
　　读《有感敬畏自然》
　　自然广袤漫无边，打造人间万物妍。
　　顺则昌隆逆则败，堵为愚拙疏为贤。
　　鼓喉征服乃狂语，论道和谐是正言。
　　大禹治洪留典范，安能不着祖先鞭。
　　伴咏湘江
　　千里清波涌大江，凭高纵目气吞洋。
　　精英陶铸今兼古，鹏翼扶摇慨且慷。
　　济世经纶传后代，兴邦事业胜先唐。
　　我来一凑胡君兴，为咏潇湘写颂章。
　　共君放歌浏阳河
　　风雷当日震湘东，浏水河边起蛰龙。
　　戎马关山千里隔，险道惊途一剑通。
　　扫尽狼烟开国运，迎来福祉济时穷。
　　丰功伟绩凭谁写，都在胡君卷页中。
　　湘滨吟
　　信有骚人无限意，湘江边上动吟声。
　　可怜赤子一支笔，难写江山万里情。
　　已有前雄开国运，岂无后杰续鹏程。
　　何当手把龙泉剑，一扫平湖浪万顷。
　　哀杨度
　　一代才人图报国，热衷立宪志无酬。
　　不先测脉盲医病，空惜丹心付水流。
　　颂唐浩明先生
　　如雷贯耳久闻名，数卷鸿篇海内惊。
　　不仅高才能倚马，更欣妙语可怡情。
　　畅谈今古珍分析，漫话兴亡重点评。
　　心底灵犀胸上墨，轻轻一点化春霆。
　　读湖湘文化有感
　　湖湘文化底根深，欲探芳仪处可寻。
　　屈贾雄章滋国策，朱张哲理润民心。
　　船山宏论光华夏，黄蔡新旌震上林。
　　尚有毛刘彭总辈，奇韬妙略更堪吟。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８日
　　８６岁于长沙湘江河畔书院路
　　张海帆，作者小学启蒙老师，年虽高寿，思维活跃，坚持诗赋写作。第一篇
湘水源长吐灵韵　　导言：
　　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他强调，“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笔者沉思，我们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因此，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这是十分智慧的。
　　10月，中共中央第十七届六次全体会议，专题“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这是十分难得的！它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金融悟道醉湖湘
　　引言：
　　人是文化的存在。马克思称人是“社会条件的总和，世界历史过程的总和”，而历史的真正主体是精神。不仅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社会形式、艺术和科学也是如此。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造就了一代代人。文化的具体体现，或许该称之为渊博、宽阔的容纳、学识和创造力。代表一个地域的文化特征，则集中表现在人的精神品质。
　　不断挖掘、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有利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唐双宁在中国银监会主持的“辉煌银行业”系列形势政策（视频）报告会，作第八讲时，概括金融文化即金融之“形而上”，如果用一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即金融之“道”。还倡议“有好事者可以共同探讨”。
　　笔者溯源湖湘文化，管窥悟道：人，还是要有一点精神。
　　屈贾流放，忧乐天下；道南正脉、程朱理学，动静阴阳，人贵养心；理依于气，道器相须；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改革兴邦，传灯破暗。
　　——管窥湖湘文化的“忧乐”
　　2008年，一次，聆听“湖湘文化”开坛演讲。由湖南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主持，请著名历史作家、湖南作家协会主席唐浩明先生讲授。
　　先生认为，唐代以前，湖南的主流文化，主要是“流放文化”，体现一种“忧乐”精神。
　　作为屈、贾之乡的长沙，屈原、贾谊的“伤心”处，就是被流放。因而，楚湘文化的初始，便带有一种悲壮、忧郁的色彩，也透露出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参政意识和修身、格物、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雄心。屈原的《离骚》，篇名就是“遭遇忧患”、“离别的忧愁”之意。这位楚王朝的远房宗室、左徒、自称为古帝颛顼的后代，以香草、美人、明玉为喻，将自己刻划成“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的艺术形象。屈原是位政治诗人，其诗也是政论性极强的“政治抒情诗”。《九章惜往日》中的“受命昭以昭时”，“明法度之嫌疑”，便是直写楚怀王让屈原制定“宪令”，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政治变革。
　　《离骚》的艺术成就，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形态，开创了楚辞，竖起了诗歌新的里程碑。可中外诗史中第一个自杀的诗人，给了我们什么启示？“不忍”离去，却彻底离去了。
　　最近，参观临澧县文化博物馆，更直观、形象地了解到：屈原还有一位弟子——宋玉，又名子渊，湖北宜城人（也有称归州人的）。生于公元前290年，殁于公元前223年，是继屈原之后的浪漫主义楚辞大家。据《安福县（临澧）志外纪流寓》记载：“周宋玉，归州人，屈原弟子，悯其师忠而放逐，作《九辩》五首，以述其志，又怜师命将落，作《招魂》以复其精神，延其寿命。与景差、唐勒并称。客仕楚为大夫。尝居于邑，有城与庙，及看花山，放舟湖诸迹，后殁葬邑之（临澧）浴溪河南岸。”
　　宋玉隽才善文。他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历代诗人、作家对宋玉十分尊崇，将他与屈原同称为“辞赋之祖”。
　　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独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司马相如写《子虚》、《上林》等赋时，尚需摹仿宋玉《高唐赋》。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宋玉评价极高：“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自对问以后，东方塑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老，疏而有辩。”（《杂文篇》）“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才篇》）。
　　刘绍说：“屈宋逸步，莫之能追。”
　　李白说：“屈宋长逝，无堪与言。”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更称宋玉“风流儒雅亦吾师”。
　　晚唐李群玉自称：“宗师屈宋。”
　　宋代欧阳修甚至说道：“宋玉比屈原有出兰之色。”
　　明代陈第在《屈原古音义》中写道：“宋玉之作，纤丽而新，悲痛而婉，体制颇沿于其师，讽刺有补于其国，亦屈原之亚流也。”
　　王夫之评价说：“故嗣三闾之音者，唯玉一人而已”等等。
　　中国文坛上历来以屈宋并称，历代文苑泰斗无不被宋玉的人品才干折服，且把他尊为师表，引为楷模。
　　屈宋之后，长沙还有一位贾谊，被贬后被称为贾长沙，亦是一位“政治家”。上《治安策》批评政治；写《过秦论》分析秦之成败得失；俟罪长沙，写《吊屈原赋》，以屈原的遭遇比况自己，抒发胸中愤懑。其著名的写猫头鹰的《鹏鸟赋》，在文学史上颇有价值，为骚体诗发展为汉赋的代表作，系“出风人雅大文章”，其中仍充满着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和哲思，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不妥协的精神。
　　从屈原之《离骚》诞生，到陶渊明《桃花源记》、柳宗元《永州八记》、范仲淹《岳阳楼记》；从李白、杜甫、孟浩然、王昌龄、韩愈到白居易、贾至……名人佳篇数不胜数，偶巧的是，这众多名家的诗颂，大多是寄托诗人的各种理想，在落魄时挥发自己的意气。或许正是这样的缘故，才有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正是有了这些文人诗客来到潇湘大地后，才就开始了对湖南文化以后发展的影响。
　　据先生研究，因历史局限，唐以前，湖湘之地属蛮地，关山重重，特别是八百里洞庭湖，每有学子北上考学，就会因交通阻碍，遥望烟波浩淼、浊浪排空的湖泊，只有望湖而止。
　　另据考证，魏晋之前，五溪蛮和武陵蛮已遍布湖南全境，后在五胡侵华，隋文帝伐陈、统一南北，宋室南迁，满清入主中原等历史过程中，有中原人士与湘域土著（主要为苗、土、瑶民），因生活习俗、婚姻、文化的相互融合而逐渐形成为湖南本土之人文面貌，这个地域与中原蒙古人种和沿海一带粤系，即百越分支和越——东南亚混血，一直保留着其独立的一面。
　　有人说，湖南民性因血脉关系，既有着苗蛮之蛮，又有着中原之智，既有着南国之秀巧，又有着北方的沉稳。林语堂说：“湖南人是以勇武和坚韧为名的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曾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七次来华采访、研究的德国学者利希霍芬，曾对中国各省人文民性作过详细论述，他说：“湖南人长期保持着其独立的一面，勇猛，忠直、诚实，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抗心是该地区居民的性格特点，是军事人才，政治家的重要源地，但是在银行、商业界则找不到湖南人。”其这种说法，自有其历史局限性，他没有想到，后来还有朱镕基这样的代表，并且肩负总理重任。
　　——管窥湖湘文化的“脉络”
　　许多湖湘文化学者研究，概括说：从东汉湘人蔡伦发明造纸术500余年后，湖南才真正出了一名书法家长沙人欧阳询（557-641），再过500年，湖南在学术上有了第一位文化代言人，北宋国子学博士，理学始祖之一的周敦颐（），又过了500年就不得不提王夫之（）了，具有进步爱国思想的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与他改造的程朱理学即“务实经邦”的“新船山主义”对后继者的人格和思维模式的形成和定位有着必定的联系。
　　今年，国际道教论坛将在湖南举办。
　　由此，笔者一直对岳麓书院的“道南正脉”、“学达性天”、“潇湘洙泗”沉醉于心。
　　“孔孟后一人”，濂溪唯一脉，千载永追寻。
　　品读千古名文《爱莲说》，人们无不为周敦颐那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情操所感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晚清大文豪王闿运撰写的这幅楹联，至今仍挂在湖南岳麓书院里。他道出了周敦颐学术思想、湖湘文化在全国文化界的影响和地位。日前，笔者有缘探访了濂溪故里，在周敦颐的诞生地感受到了名句名联的意蕴。
　　道山东南脚，有泉从修篁石隙间涌出，清冷可鉴，幽韵涵澹。岩壁有“寻源”、“圣脉”的古石刻，有许日让的诗：“山根活水静成渊，不作人间第二泉。一自派分伊洛去，千秋遗泽任留连。”此诗与周子的理学传承相合。这是濂水之源，陪同的道县同志建议，这是“圣脉”甘泉，喝一口解渴生津。于是，我掬一捧甘泉入口。
　　饮水思源，心灵感慨：这可是湖湘文化的源头啊！的确，不到濂溪，体会不到湖湘文化的源流。顿时，心灵深处好像灌注了一泓圣灵赐予的智慧，让我思绪泉涌。回到长沙，抑止不住，总想深入一步学习，探索……
　　濂溪一脉誉天下。据方家考证，鲁迅（周树人）、周恩来均为濂溪后裔，祖籍道州。
　　瞻仰周敦颐故居，正在全面修复之中。2006年4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将濂溪故里景区批准为省级风景名胜区。
　　说程朱理学，周敦颐是开山鼻祖，入祀孔庙，为万世宗师；溯湖湘文化，于斯为盛，世称“总揽源头”。但是，与部分年轻人交谈，都不知详情。因此，激发笔者学习借鉴，以便大家作些了解。
　　周敦颐，又名敦实，宋朝道州营道（现今湖南道县）人，著名哲学家，谥号元公（谥号，死后所给的称号），号“濂溪”，世称“濂溪先生”。理学派开山鼻祖。周敦颐著有《周子全书》行世。周敦颐曾在莲花峰下开设濂溪书院，世称濂溪先生，濂溪书院是他讲学的讲坛，他的学说对以后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周敦颐是把世界本源，当做哲学问题进行系统讨论的鼻祖。
　　周敦颐是我国理学的开山祖，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学者黄宗羲在他的《宋儒学案》中说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在以后七百多年的学术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课题。
　　周敦颐生前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人们只知道他“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有仙风道骨。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理学思想，只有南安通判程太中知道他的理学造诣很深，并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到他的门下，后二程均为著名理学家。南宋学者，胡宏对敦颐的理论学加以尊信，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他评价很高，为他作事状，又为《太极图易说》、《易通》作了注解。张栻称他为“道学宗主”，其名声逐渐大起，九江、道州、南安等地纷纷建濂溪祠纪念他，宁宗赐敦颐谥号为“元”，因此敦颐又被称为“元公”，到理宗时，从祀孔子庙庭，确定了周敦颐的理学开山地位。
　　周敦颐性情朴实，自述道：“芋蔬可卒岁，绢布是衣食，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廉名朝暮箴。”他从小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平生不慕钱财，爱谈名理，他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他虽在各地作官，但俸禄甚微，即使这样，来到九江时，他还把自己的积蓄给了故里宗族。
　　周敦颐酷爱雅丽端庄、清幽玉洁的莲花，曾于知南康军时，在府署东侧挖池种莲，名为爱莲池，池宽十余丈，中间有一石台，台上有六角亭，两侧有“之”字桥。他盛夏常漫步池畔，欣赏着缕缕清香、随风飘逸的莲花，口诵《爱莲说》。自此莲池名震遐迩。
　　周敦颐在重庆合川还挥毫手书了“养心亭”三字，写毕，意味深长地解释：“人，贵在养心也。”周敦颐任合州通判五年，治绩卓著。后来，不管他走到哪里，他都惦记着合州州学，惦记着八角亭，还曾作了一篇《养心亭记》，刻于亭内。清光绪年间，地方官员在八角亭附近修建了一座甘泉寺，塑周敦颐塑像，香火十分兴旺。如今，人民政府又将八角亭（即“养心亭”）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不可多得的名胜古迹。
　　九江的烟水亭，最初是由周敦颐修建的，因为亭在湖心，一墩如月，故名“浸月亭”。后不断兴废，取“山头水色薄笼烟”之意境，改名“烟水亭”。清顺治十七年，巡道崔抡奇复修烟水亭建立五贤阁，奉周敦颐为五贤之一。九江市区现在还有濂溪路、濂溪居委会等。
　　——管窥湖湘文化之“道器”
　　周敦颐之后，又过了500年就不得不提王夫之（）了。
　　王夫之（年）明末清初启蒙学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湘西蒸左石船山，自署船山老农等，学者称为船山先生。
　　1642年，24岁的王夫之考中举人。王夫之学识极其渊博，举凡经学、小学、子学、史学、文学、政法、伦理等各门学术造诣无不精深，天文、历数、医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旁涉兼通，且留心当时传入的西学，他的著述存世的73种，401卷，散失的约有20种。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思问录》……
　　王夫之在自己的理论中，坚持“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的唯物主义道器观。他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所标志的一般（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个别（具体事物及特殊规律），二者是“统此一物”不可分离的。提出“天下惟器而己矣”，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存在的，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其特殊本质，又具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
　　王夫之在自己的学说中驳斥了“理在事先”“道本器末”的观点。得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结论。
　　王夫之在历史观方面系统批判了历代史学中弥漫着的神学史观和复古谬论。驳斥了以往学者“泥古薄今”的历史观点。依据他“理依于气”“道器相须”的一贯思想，提出了“理势相成”的历史规律论和“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论。反对在历史运动之外谈论“天命”“神道”“道统”主宰历史。主张历史本身去探索其固有的规律，“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所以他说的“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实过程，“理”是体现于历史现实过程中的规律性。他肯定“理”“势”相成，人们的历史实践的复杂性，形成历史事变的复杂性，应当“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别不尽然之实”，从“理成势”、“势成理”等多方面去探讨。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顶峰，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17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王夫之把程朱理学中的“理”（天地万物运动变化及人们行为遵循的普遍法则、道理，主要指道德、精神），与客观的“势”即理到势打通相融，使二者相因相随，互为表里，势激于理，理随势易。把程朱之“理先于天地万物且主牢于天地万物”的空泛苍白的伦理本位，降为充满客观内客的历史本体，并强调内在的“理”去探外在的“势”，使“理”的活动直接对客观历史规律和现实必然性的“势”来展开，又使外部客观规律和现实必然性牵系着理本体的活动内客。这种以“理”探“势”，“理”随“势”走，“势”激以“理”的思维模式，造就了一批批外倾感应型的湖南精英。同时，王夫之哲学中的“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提倡每个人都要“博学，审问，慎念，明辨，力行；而苦论五者有第一不容刻缓，则莫力行罢”，所以不仅要坐而言，尤其要起而行（即知行统一），以行之实践来做到“理”到“势”的准确把握，反对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理”到“势”的截然对峙，以及“理”到“势”的外倾感应型思维模式，使湖南知识精英们不可能仅仅停留在道德践履的思想幻觉中，而是必让其有所延伸，他们一般是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寻找最佳方式来最直接、最迅速的解决当务之急，并力求最准确实用，从某些方面的意义上来讲，湖南学风淡化了抽象性的玄论或纯思辩的启蒙工作，以考据辞章的儒风不多，起而行之的奋斗精神，便为百年以来湖南精英和众人普遍认崇的第一要义和准则。
　　——管窥金融文化之“道器”
　　学习了解上述两位先哲圣贤的思想要略，结合聆听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关于金融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他提出了“金融文化问题是我在工作实践中深感需要认真研究与解决的一个问题。”
　　唐双宁诠释：按传统说法就是加强金融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当然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寻找行之有效的方式），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德治；如果用三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即金融之“形而上”；如果用两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即“诚信”（经典作家称金融是道德的事物）；如果用一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即金融之“道”。“诚信”是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形而上”是金融文化的广度概括，“道”是金融文化的深度聚焦。建立健康的中国金融文化，关键是将国际金融文化的积极成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
　　2003年《中国文化报》采访唐双宁时，他提出一个观点，“政治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由此可见，唐双宁对金融文化的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是相当深入的。
　　《当代金融家》日，刊发唐双宁文章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是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从来没有这么快速；二是中国的金融法律法规从来没有这么健全；三是中国金融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从来没有这么先进；四是中国金融业的业务种类从来没有这么丰富；五是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从来没有这么高；六是中国金融业的管理模式和体制机制从来没有这么先进；七是中国金融业的监管和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也从来没有这么严厉。他回顾这个问题说：30多年前，中国还没有金融监管的概念。经过30多年的发展，金融监管已经成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通过各种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已对约20万人次从业人员进行过经济、行政、刑事等处罚（根据其10年前在人民银行监管一司司长任上和后来在银监会副主席任上的抽样测算）。
　　他还总结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一定意义上只是一场“出口贸易危机”。面对以上前进中的问题，也是金融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唐双宁分析，中国金融业自身纵比及与国际金融业横比，前进的步伐是最大的。但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中国金融业值得深思的问题：即“超越‘形而下’的层面，从‘形而上’的角度，思考一下中国金融文化”。“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有形而下必有形而上，两者对立统一，互相作用。
　　在唐双宁的《管窥“金融之道”》一文中，他提出：在光大银行(601818，股)上市后提出要“实现向更有内涵的发展转型”；还指出应对金融危机“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乃德、智、力之和”的观点，等等，不妨也可以作为其对“金融之道”、“金融文化”的某种理解。
　　盖于此，笔者从湖湘文化的切入点学习，深感与金融文化有不谋而合之道。
　　2006年，唐双宁在中央党校学习，就抽暇写了一篇《中国金融文化论纲》。今年5月25日，他为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中国银监会主持的“辉煌银行业”系列形势政策（视频）报告时，建议：要加强对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编制《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纲要》，规划和指导中国金融文化建设。可以说，他是有深入研究的，也是一位上上智者。
　　不仅而此，他强调中国金融业要进行整体的文化“反思悟道”。即：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提倡发展，重视安全，安全第一；竞争与服务并重，改善服务，文明竞争，服务第一；德治与法治并重，提倡德治，并用法治，德治第一；信任与管理并重，增进信任，加强管理，信任第一；信用与效益并重，提倡信用，合规增效，信用第一；信仰与约束并重，提倡信仰，兼以约束，信仰第一；谋技与通道并重，重视技术，更重“通道”，“通道”第一。
　　——管窥湖湘文化“经世致用”
　　到延安参观，可以看到1942年底，中央党校修建的一座占地1300平方米，可容两千余人的大礼堂。毛泽东为中央党校礼堂的题词“实事求是”，嵌于礼堂正门上方。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至今绵延。
　　值得一提的是，始建于北宋初年的岳麓书院，至今也悬挂着“实事求是”。可见湖湘文化的底蕴之深厚。
　　在北宋年间，长沙这所当时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经常有学者专程在此讲学传经。尤以南宋朱熹，张栻在此的讲学传播影响最深，光弟子达千人，其后学术界虽经过如心学、实学的几经变迁、清代之训诂考据之学的兴起，但受各项因素的影响对湖南士人的影响甚微，这也是自古湖南学者多习程朱理学，习汉学者少的重要原因。应该说：自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开坛讲学以后，湖南便开始文风大炽，教育逐渐发达起来。
　　古来湖南学风有两大特点，一是程朱理学占据主要地位；二是注重经世致用。
　　在湖南，无论是治汉学还是治理学，都注重讲究“有用”，注重研究社会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这种特征的产生，则有功于明代学者王夫之改造后的程朱理学，另外一个间接的原因，也许与湖南三面环山，东、西、南部均曾为多种民族杂居，社会民族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加上历史上湖南经济一直不发达，湖南民性自古刚烈、且好斗，如一旦遇辖域利益冲突、宗族矛盾、天灾人祸，便不是相互武斗就是起义叛乱。最早的杨么农民起义，拥兵20万余，震动朝野，妥拒招降；乾隆年间的湘黔苗民起义牵系七省，成为持续九年川楚白莲教起义的前奏，道光后瑶族赵金龙起义，四年后又起蓝正樽起义……各种大小起义频繁暴发，平常的乡斗群殴，就更是司空见惯。长期这种群体性斗争，反倒使湖南人具有了其天生独有的斗争倾向和极强的政治敏感性。
　　特别是自明末清初后，王夫之改造后的程朱理学所形成的“新船山主义”，开始影响和武装湖南人。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办的船山自修大学，如今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船山思想、思维，曾造就了一批批湖南精英，使他们都有一种起而行之的奋斗精神，一种经世济国的大气思想，使他们成了担当“天下兴亡”之最勇猛匹夫，由而造就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这种雄才大略，使湖南人在此后历朝军政界中光赫于世。有人说湖南人历来不擅长经商，而擅长两杆——笔杆和枪杆。说起文武，湖南湘潭人最为代表，可以说成一个时代并出两位：齐白石（美术界）、毛泽东（军事政治思想文章）都是中国在各自领域无人能望其项背的。
　　还记得有位现代学者也说过一句话：善武不擅文不是湖南人，善文不擅武不叫东北虎。自绍兴师爷后，坚韧而不服的湖南人开始以笔杆讨伐生活者多有，后又逢曾国藩，他募练湘军，振兴湖湘军制，并一举扑灭了太平天国，这个胜利当时最大的刺激了湖南人“从军”的心理。从此便有了“无湘不成军”，紧接着又有了“湖湘将帅，绍兴师爷”之说。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其传奇而富有争议的一生给世人留下众多难以解开的谜团。
　　在不同时期或同期不同阶段，曾国藩所获得的评价是那样天壤之别，敬爱与憎恨、推崇与指责同加于一身。他因维持腐败满清政权而镇压起义军，被人认为是民族的逆贼，杀人不眨眼的“曾剃头”。同时，他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下，能以“孝悌忠信”作为生平的准则，尤以充分反映了传统儒学的为人处世立道，能表露其在人格、精神上夺目一面的曾氏家书为代表性，曾国藩在立德、立言、立功上可以说成就了三“不朽”之业。他为近代人树立了一个读书人的形象，其虽官附于腐政，但他善用人才，引用贤能，更能以转移社会腐风建立廉能政治为己任，为官清正，注重修养。所以又曾被人推崇为导者、大师、乃至圣贤。
　　近代文化先锋之一的梁启超，曾对曾国藩评价说“……在并时诸贤杰中，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而称最笨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吾以为使曾文正今日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两位政治对手、死冤家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曾推崇曾国藩其人其精神。
　　毛泽东在早年致好友黎锦熙信中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在《伦理学》一书批注中，还引用了曾国藩日札中的经典话语“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在与老对手蒋介石的较量中，他还从曾的《讨粤匪檄》中受启发，适时打出了“土地”、“统一阵线”等合适的政治口号，最突出的要算以曾国藩的《爱民歌》为基础而启发起草的著名纪律规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介石则在繁忙之中还不忘带阅两本书，一本是《王阳明文集》，另一本是《曾文正公家书》他多次告诫他的弟子僚属，要多读曾氏等人的著作，开办黄埔军校时，也以曾国藩《爱民歌》来教训学生，以其家书来教化子女。台湾《蒋总统秘录》中说，蒋青年时期所学曾国藩精神是其以后终生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之一。到奉化溪口参观，蒋经国先生从前苏联回国后的三年，所读之书，主要为《曾文正公文集》。
　　同治初年（）曾国藩在南京印行《船山遗书》（有删节）使王夫之的进步爱国思想大彰于世。曾国藩善于把性理之学与经世之道结合贯通，受湖南之学风影响，其一生也尊奉理学，他以“理”为世界之本的同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既研究地理，又酷爱文学，有人说朱熹集秦、汉、唐、宋儒学之大成，曾国藩集明、清儒学之大成，虽有过褒之嫌，但其一生都以儒教卫道士自居，历史上也极少否认过其在精神、人格、及学问上的成就。
　　毛泽东（），湖南韶山人，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家子弟，一介书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其光辉成就有目共睹，人们常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的确，“他把欧洲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庞大思想体系，并用这种思想教育武装全党全人民，使千万党员，数亿人民都自觉或不自觉的按他的生活去生活，按他的思维去思考，甚至按他的表述方式去表达”（萧诗美），同样，毛泽东的思想明显突出了对社会形势和趋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问题的实质性的剖析和行之有效的改造。他的著作也都是根据历史和现实出发，而且大多都是为了直接指导当时革命而写“他具把普遍真理具体化，紧紧围绕实践而进行思考的思想家”（周恩来），其永存的乐观主义，钢铁般的意志，博大精深的谋略智慧，以及前古后今仅有的文采武略，无不让人敬仰。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像他一样“不但掌握了世俗权力，而且还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领袖”（惠特拉姆），他的身上很明显的表现出了湖南人“起而行之”“务实经邦”的学风遗韵。其“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更是意气风发，鲜明突出。
　　——管窥湖湘文化之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陈独秀说：“湖南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光，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我们欢迎湖南人民的精神，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所造的桥比王闿运，曾国藩，黄克强（黄兴），蔡松坡（蔡锷）造的桥还要精美得多。”从张拭以通晓军务闻名起，魏源《海国图志》历新变革，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舍生取义，曾国藩、左宗裳、罗泽南、郭嵩焘，胡林翼等洋务运动先导，促使近代资本工业的兴起。旧民主主义革命中，黄兴，蔡锷等湖南英雄南征北战，艰苦卓绝，一直延续到大革命时期湖南革命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发展为全国最猛烈省区，成为全国革命的一面旗帜。使得百年以来，湖南人民在中国的军事地位，革命地位无愧当之为中坚分子，各类英才辈出。
　　例如：清末革新先锋魏源，谭嗣同等。
　　在近代史中，最令人尊崇者，当首推谭嗣同，这位长沙浏阳人，是为中国近代革新事业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其“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伟大献身精神，曾鼓舞了千百万爱国志士。戊戌变法失败后，领导自立军反清起义的首领唐才常是他的密友；以反袁护国、“再创共和”而彪炳青史的蔡锷，是他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中最年幼的学生。
　　因为洋务运动，用今天的话，就是改革开放，也是一种精神。
　　其中，胡林翼就是湘军的洋务派
　　胡林翼(年)，字贶生，号润芝，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1836年（道光十六年）进士，授编修。1840年先后充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1846年以知府分发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在任强化团练、保甲，镇压黄平、台拱、清江、天柱等地苗民起义和湖南李沅发起义，后总结战争经验编成了《胡氏兵法》。
　　胡林翼为人文武双全，且能诗能文，为官清廉，且重视教育，生前倾其所有，在益阳石笋瑶华山，修建了箴言书院“以公邑人”，培育人才，造福桑梓。
　　蒋介石特别崇拜胡林翼的军事才能。他把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用兵之道编成《曾胡兵法》，作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必读教材，并签名题词赠给学生。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阅读了《胡林翼遗集》，也十分钦佩胡林翼的文韬武略和做人为官之道，遂把他当成学习的楷模，还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为毛润芝。
　　胡林翼是湘军悍将，晚年任湖北巡抚。一次。他去安庆和曾国藩会面，返回武昌，路过长江，正好见湘军水师浩浩荡荡逆流上行，鼓着风帆，乘风破浪。胡林翼很高兴，他感觉耀武扬威，非常气壮。这时，突然开来一艘英国的火轮船，也是逆流。火轮船迅速超越了湘军水师，激起的波浪，把湘军水师的一条船给掀翻了，有人落水，旁边船上的士兵纷纷跳下去救人。胡林翼当时一个跟头从马上摔下来，周围人把他弄醒，问胡大人怎么了？
　　胡林翼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天要变了”。这是他洋务思想的启蒙。
　　跟随胡林翼同时看见火轮船的人很多，但他们觉得只是个稀罕物，没有人觉得天要变。但胡林翼不同，他第一次看见人类获得了异己的力量，这条船不靠风帆，不靠桨橹，它是个怪物，吐着黑烟，嘟嘟嘟嘟，就开上来了，速度还非常快。胡林翼感觉到天要变了，这是当时先进者对危机的认识，这种认识需要高度的敏感。
　　为守武昌，胡林翼请官秀峰去会见英国舰队司令何伯、参赞巴夏礼。这是他洋务思想的表现。
　　如果说“曾、左”是洋务派的主要发起人，那么胡林翼则是洋务运动的倡导人。“曾、左、胡”应为一个整体，都应归为洋务派。
　　像魏源这样杰出的思想家，谭嗣同、唐才常这样的维新志士，是用智慧和鲜血，点亮了照彻暗夜的薪火。
　　还有辛亥革命等旧民主主义杰出英雄：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禹之谟、马道福、刘道一、刘揆一、杨毓鳞、焦达峰等。其相片、简历，悬挂在长沙烈士公园纪念碑陈列室，供后人们瞻仰学习。
　　当代革命领袖及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邓中夏、何淑衡、胡耀邦、郭亮、毛泽覃、杨开慧、向警予、徐特立等，几乎尽人皆知。
　　在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各类将帅更是群星璀璨。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湖南有3位（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员大将，湖南人占了6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57员上将，湖南人有19位（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彭绍辉、傅秋涛）；100多名中将，湖南人有45位；红军时期为革命捐躯的还有：黄公略，王尔琢，左权，段德昌，蔡中熙……
　　对此，正如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所指出的：“近百年来，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湘土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也许正如杨昌济先生所说的“湘人之气质”“实亦学风所播”，湖南自始传承和积累下来的学风及人文底蕴，湘域民性，历史时机，对其“士风雷兴”产生了直接影响。
　　张明圆在《近代湖南人性格试释》中说：“湖南人的敏锐警觉性，有救中国当从湖南始而见之。”杨度《湖南少年说》感叹：“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光。”这些，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湖南学者留心“经济”之学的特点。打开众多湖南思想者的文集时，最鲜明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们都对地理态势，攻防之策，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他们往往过多的谈兵谋、讲现实问题的解决。他们的议论、研究、奔走、忧虑的焦点，往往与纯粹的政治目标和迫在眉睫的现实形势有关。
　　最近，看放映的《建党伟业》电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湘弟子，突出奋斗，讲究实际，“起而行之”的积极主动态度，对待具体的社会形势和现状，二者的融合在一起，服务于注重“务实经邦”，就是湖南精神的生动彰显。
　　斗转星移志不改，在继承发扬思想、文化、精神的同时，我们更应具有历史远瞻观和扬弃意识。精神无论多么强大，文化底蕴不管如何深厚，都要经受历史的考验、时代及发展潮流的冲刷，只有在时代的不断进步过程中将其向积极的一面不断整合，融入自己的文化当中，才能真正的保持其生命旺盛之长久，这也是实际的精神。
　　黑格尔说得好“存在即合理”。要敢于面对，但更要胸怀洒脱，肩负使命、发扬我们的大气精神、坚守信念，永葆希望。
　　借用瞿秋白评价丁玲的话说，繁荣文化，钟情文学，要像丁玲一样有“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精神。
　　是啊，湖湘文化，金融文化，中华文化，自始至终不要忘了领袖一句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瞻仰周敦颐故居有感
　　（一）
　　盛夏五岭探游踪，濂溪故里荷映红。
　　楼田圣脉衍爱莲，吾今有缘沐仙风。
　　（二）
　　构亭植莲凤凰山，参经悟道入云端。
　　宇宙生成游玉阙，入祀孔庙列仙班。
　　（三）
　　遥望群峰白云游，太极图说映神州。
　　理学开山通日月，湘水滔滔万古流。
　　（四）
　　莲出淤泥不染尘，独喜莲花留美名。
　　光风霁月尔独尊，衡岳赤松注精魂。
　　（五）
　　动静阴阳天下闻，濂溪维学树楚俊；
　　于斯仁德建华经，湖湘文化播远名。
　　（六）
　　追今溯古浩如林，胸怀洒脱养心声。
　　百代绝学齐仰止，千古宗师俱空灵。
　　注：周敦颐（日～1073），字茂叔，号濂溪，汉族，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宋史道学传》将周子创立理学学派提高到了极高的地位。
　　“构亭植莲”：指北宋乾兴元年(1022)八月二十日周辅成病逝，时周敦颐五周岁，因家贫一家四口随母来衡阳投靠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他聪慧仁孝，深得郑公喜爱，郑公视甥如子，按郑家敦字辈取名入藉。又因他喜爱白莲，郑向就在自家宅前西湖凤凰山下“构亭植莲”，(今衡阳市二中处俗称祁阳白)他负笈其间参经悟道。直到郑向任两浙转运使疏蒜山漕河才随母同迁润州丹徒县（今江苏丹阳市）。衡阳人世代相传衡州八景“西湖夜放白莲花”的典故和“白莲仙子戏西湖”的传说，即出自他舅甥情深和悟道的故事。
　　楼田村穿越高速
　　度越五岭万千峰，楼田高速喜心中。
　　沉思敦实神功显，联想圣人易理通。
　　眸观濂溪留胜迹，源流不断耀碧空。
　　大江东去春秋笔，湘水余波展雄风。
　　咏周元公
　　孔孟而后岁月悠，道南宗主志追求。
　　二程胡宏传真谛，朱张纵笔展宏猷。
　　宁宗赐敦谥号“元”，同祀孔庙贯春秋。
　　传灯岂可忘先哲，人伦师表万代讴。
　　日作于长沙
　　一河浏阳润之情
　　（上篇）
　　引言：
　　罗霄层颠仰北斗，湘水源长忆先贤。
　　奔流不息清泉涌，海阔心期纳百川。
　　——题记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６日，就是《时代》杂志评选２０世纪最具影响１００人之一的毛泽东——诞辰１１８周年。他是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毛泽东是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人，他是智慧集大成者。他在青年时代，受泽良师，自觉磨砺，发奋学习，勤于探索的精神，愚以为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笔者在浏阳，从小就耳闻许多有关毛润之（毛泽东）到浏阳考察调研的故事。２００８年夏季至２００９年夏天，历时一年多，与罗丽先后利用节假日，战高温，斗酷暑，冒着瓢泼大雨，有时租摩托车，有时徒步，循着毛润之行走的“游学”路线，重点作了部分采访。沉淀至今，谨予作文，以表寸心，深切缅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罗霄高耸，湘水源长。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文化资源，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浏阳河
　　浏阳，浏阳河，与青年毛润之就曾结下深厚的文化渊源。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一曲《浏阳河》，你唱过，我唱过，大家都唱过——名扬中外，她从大围山孕育而去，一路跌宕，直奔大溪河。
　　浏阳河原名浏水，又名浏渭河，因县邑位其北，古城称浏阳，浏阳河因之得名。
　　浏阳河其源有二，一为大溪，一为小溪，分别出自于罗霄山脉北段大围山的北麓和南麓。二溪在流过半个浏阳后，于浏阳城东１０公里处会合，始称浏阳河。
　　现实中的浏阳河，全长２３０多公里。她一路滔滔，把弯和急抛在浏阳，而把阔和悠，蜿蜒整个长沙，最后泻入湘江，奔流入海。
　　近代湖南，人文荟萃，闻人盛续，云蒸霞蔚。
　　有时行走于三湘大地，投足举手间，稍不留神，都会与名人的故处摩接。
　　浏阳河流域自不例外，九曲十八湾的浏阳河，从浏阳奔涌而出，一路上不时冒出——让移动在史册上的双目，为之凝神的名人名士，他们或以文，或以歌，或以教，或以义，或以战，甚至以死而丰沛，展露浏阳河的张力。
　　沿河两岸，可以让人触摸其文化底蕰，那是浑厚渊深的历史，那是博大的文明精神。
　　循着文化的浏阳文庙，穿越历史长河，孙思邈洗药炼丹，李畋把一锅丹药熬成了火药。
　　火药引燃，进而成了五彩缤纷的花炮。
　　礼花鞭炮，撑开了浏阳后人谋生致富的大门。
　　尤其是“花炮之乡”盛名，漫不经心的浏阳人，如今把它做成了一项覆盖全球的产业。
　　特别是近代，浏阳文化名片誉满神州。
　　满门俊彦的发端者欧阳中鹄，为谭嗣同生前最为推崇的学者和恩师。
　　自从有了作家、戏剧家的长孙欧阳予倩和文学家的曾孙欧阳山尊后，欧阳中鹄对浏阳人文的启迪之劳和于欧阳家的发韧之功才被世人真正认知。在中国戏曲史上，就有“南欧（阳予倩）北梅（兰芳）”之誉。
　　浏阳的谭嗣同、唐才常、焦达峰、陈作新，作为旧民主主义的革命烈士，他们的画像悬挂在湖南省烈士公园，每次瞻仰，总会让人感受到一颗颗血性的、良知的、正直而又善良的伟大的灵魂存在。
　　薪火相传，直至当代，仁人志士，浏阳仍是人才辈出。胡耀邦、王震、宋任穷、王首道、杨勇、李志民、唐亮、张启龙、李贞、叶子龙、李白、彭佩云……等等，一段时间，仅中共中央委员就有１２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有３０位！
　　有人说，在这众多的名人中，最让人怦然心动的有两个名字——谭嗣同和胡耀邦。
　　还有，就是喝着浏阳河水长大的徐特立、章士钊、田汉、黄兴，他们四人依浏阳河自东向西的流向排列，仿如为浏阳河撑开了一条通道，使之有了生生不息飞溅泅移的挺展。
　　是啊，就是一条真正以浏阳河命名的水域，全流域面４６００多平方公里。从地图中不难发现，徐特立、章士钊、田汉、黄兴这四人的出生地，恰好就在浏阳河的下游，而且形成了一个四足分立的态势。
　　他们都有过于国外的求学经历；都是中国２０世纪声名远播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有着于非凡毅力濯浣下的优良品性和人格。
　　如果，将他们每个人的人生跨度加以链接，恰恰就是百年中国——天崩地裂、而又兵连祸接的存亡之时，乱世，张扬了无数卑劣人格的恶性，也磨砺和煅就了优异品性的异禀和光辉。
　　从“辛亥无役不从”的黄兴的“笃实厚重”和“披肝沥胆”，到徐特立的“高洁自守”和“师表完人”；从章士钊早年于《苏报》案的“憨直敢任”和晚年的“追风逐浪”，再到田汉困境中砥砺出的绝世才华和杜鹃啼血般的“慷慨悲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部完整而又精确的中国近现代百年史。
　　浏阳河因《浏阳河》而名闻天下，斐声四海。
　　上至耄耋老人，下到黄口小儿，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开始，《浏阳河》的旋律总能从哪怕是最偏远的瓜棚豆架间缭绕。
　　据说，早在这首歌流入民间前的１９５１年，就得到了歌词中的主人公毛泽东的大力赞赏。
　　１９７１年，年近八旬的毛泽东来南方几个省市视察，一路上对《浏阳河》更是喜爱有加，久听不厌。
　　一次，在长沙欢迎他的文艺晚会上，这首歌一下子被他点唱了两次。这在那样的特殊年代，于一首歌确乎有着至高无上的荣耀。
　　“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湘潭县哪，出了个毛主席……”
　　但我们都知道，浏阳河在湘江以东，从伍家岭以北汇入湘江。而毛主席的家乡在湘潭韶山，在湘江以西。与浏阳河根本就没什么关系。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清楚，有的甚至说，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
　　那么，当年这首歌是为什么这么写呢？是不是有什么典故？
　　追根溯源，浏阳是毛主席老人家早年干革命的地方，比如文家市的秋收起义等，浏阳人民对主席的感情比较深厚。
　　另外，在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８３年间，浏阳隶属湘潭市，当时还没有置出韶山市，那时候韶山隶属湘潭县。所以在写这首歌曲时，没有过于强调地理位置，而是强调它们的文化相同，毕竟都是湘潭的。
　　特别是毛润之多次“游学”浏阳，就更是鲜为人知。笔者也是采访之后，才有更多的感性认识。
　　放飞思想
　　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１９０２年－１９０９年，他在家乡韶山六所私塾读过书，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１９１０年秋，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此期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心，开始放飞世界。
　　１９１１年春，毛润之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受其影响，撰文表示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１０月，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列兵。半年后退出。
　　毛润之酷爱读书
　　新中国成立时，已是６５岁老人的彭友胜，后来回忆与毛润之在一起当兵的情景，就讲到了这一特色。
　　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冬的一天，彭副目（副班长）班里来了一个相貌英俊、一副书生模样的青年列兵，他就是毛润之（毛泽东）。
　　彭副目得知毛泽东是湘潭人，年仅１８岁，当兵前还是个学生，正在念书，对他这样小小年纪辍学当兵，来受军旅之苦，十分惋惜。
　　经了解，毛润之早有鸿鹄之志。他说：军队对于建立一个新中国有一定作用，他决定响应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的号召，体验军队生活，学习军事技术。因此，就投入了湖南新军。
　　毛润之来到军营仍像在学校一样，习惯看报纸。那时士兵的军饷是七块大洋，毛润之把两块用于伙食，其余的几乎买了报纸。他阅读报纸时，总是全神贯注，旁若无人，不为周围的嘈杂声打扰。他看完报纸后，总要将报纸上的时事、趣事告诉大家，与士兵们一起分享、议论。
　　民国元年（１９１２）春的一天，毛润之突然告诉彭副目决定离开军队。彭友胜听了感到非常惊诧。毛润之坦率地告诉彭副目：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已经退位，中国现在是民国。孙中山和袁世凯也达成了妥协。“革命已经过去”，“决定回去念书”。彭友胜听了觉得有道理。
　　润之相传故事
　　毛泽东博览群书，并投入“湖南新军”体验生活，不是偶然的。
　　在他心目中，清代“中兴名臣”胡林翼，就是一位值得深入研究的对象。后来，其字润之，如同，盖源于此。
　　胡林翼（１８１２－１８６１年），字贶生，号润之，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汉族，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授编修，先后充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在任强化团练、保甲，镇压黄平、台拱、清江、天柱等地苗民起义和湖南李沅发起义，后总结战争经验编成了《胡氏兵法》。
　　１８５４年（咸丰四年）春，出黔抗击太平军；７月，升四川按察使，仍驻防岳州；９月调湖北按察使，赴援九江。
　　１８５５年３月，升湖北布政使，率大军回援武昌；４月，武昌失守，奉诏署湖北巡抚，负责南岸军事，与曾国藩策划围攻武汉。次年１２月，破武昌城，实授湖北巡抚。此后，援赣、谋皖、图江南，全力支持曾国藩。１８５７年派兵援庐州。１８５８年攻陷九江。次年谋划攻取安庆。１８６０年移营莫山。次年进驻太湖，调兵遣将，出谋划策，并大力筹饷，以厘金、盐课为主，兼行各种捐输。注意整饬吏治，引荐人才，调节各方关系。曾多次推荐左宗棠、李鸿章、阎敬铭等，为时人所称道。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有功，与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等被史学家并称为“中兴名臣”。
　　１８６１年春，太平天国西征军入湖北，武昌势危，他急回援。９月５日，所遣之军会同曾国荃，湘军攻陷安庆。同月３０日，因病呕血死于安徽军中。谥文忠，追加太子少保，兵部侍郎。所著《读史兵略》４６卷，奏议、书牍１０卷等，辑有《胡文忠公遗集》。曾绘制《大清一统舆图》，为我国早期较完整的全国地图。
　　胡林翼为人，文武双全，且能诗能文，为官清廉，且重视教育，生前倾其所有，在益阳石笋瑶华山，修建了箴言书院“以公邑人”，培育人才，造福桑梓。后人蔡锷，特别崇拜胡林翼的军事才能，把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用兵之道编成《曾胡治兵语录》，蒋介石把这本书作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必读教材，并签名题词赠给学生。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阅读了《胡文忠公全集》，也十分钦佩胡林翼的文韬武略和做人为官之道，遂把他当成学习的楷模，把自己的字也改为“润芝”或“润之”。
　　胡林翼虽早殁，但生平推功让能、调和诸将之力甚强。
　　咸丰六年，胡林翼升为湖北巡抚，极力笼络时任湖广总督的满洲权贵官文，其母收官文之妾为义女，又处处让利给官文，故胡林翼所言，官文无不言听计从，为平定太平天国奠定良好基础。
　　史载“林翼威望日起，官文自知不及，思假以为重，林翼益推诚相结纳，于是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不数年，足食足兵，东南大局，隐然以湖北为之枢。”
　　曾国藩说：“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进德之猛。”他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并称为“中兴名臣”，赐谥号文忠。
　　崇拜《新青年》
　　毛润之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
　　１９１３年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１９１４年秋，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在校期间，他深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
　　难忘杨昌济
　　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特别提到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情形：“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
　　每个人的一生中，在学校生活时，老师的关系最大。一个好老师的思想学识行为品德，往往对学生发生深远的影响。
　　杨昌济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教育家。
　　他一生“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曾有明志诗句：“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被人称为：“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受其影响。”
　　当年，以萧子升、毛润之、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
　　他们课后常登门聆教，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阅读书笔记，或论天下大事。
　　老师的教导，首在思想志向和抱负，尤鼓励精读哲学；次为独立奋斗精神，即父子兄弟间也不可互相倚赖。
　　读书治学。提倡自学为主，由博而精，重批判分析，决不盲从；尤讲究实践，学以致用，知行统一；做事有效率，深谋远虑；生活方面，严谨刻苦。
　　所有这些，直到为人处世，养生之道，老师无不讲到做到，以身作则。
　　就是在这样的师生相敬、相得、相爱的情境中，潜移默化，终于开花结果：继承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传统，以第一师范这批进步青年为基础而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很好的组织准备。
　　特别是在学会成立时，毛泽东特别讲明这个学会的创立，同杨昌济的教导分不开。
　　世代书香
　　杨昌济（１８７１－１９２０），号怀中，长沙县板仓人。他家世代书香，外祖父平江向家出过翰林，尤以理学传世出名，父亲终身授徒为业，关心时政，是儿子的蒙师。
　　发愤自学
　　杨昌济“八岁失恃，十四岁失怙”，幼年曾受父亲影响，发愤自学，学古人的闭门不出，专心读书，持之以恒。
　　１８９２年，他在《达化斋日记》中这样写道：“恒之云者，判数年之功，治指定之数书；一旬之中，不容有一书之阙；一月之中，必须有数十条通透之识。一年之中，或抄或作，必须有一二卷之成书；十年之中，必须小成；三十年之中，必须大成。如是以终身焉，则恒之谓也。”
　　“然恒之云者，非必死守一书，弃绝百氏，读上句如无下句之云也。贵攒零合整，融化贯串。古人书文，为类百千，而各有其相通之处。”
　　他提倡这种治学精神和读书方法，也一生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并影响于他的门徒。
　　求教谭嗣同
　　杨昌济１９岁考取秀才，乡试（考举人）未中，即弃科举。
　　１８９５年到１８９８年，他继承父业，在家乡当塾师。
　　他发愤自学，重点转向王船山、顾亭林等知行统一、经世致用之学，接受龚（自珍）魏（源）康梁影响。
　　他借古鉴今，以“张三世”为改良变法的理论根据，认真研读《春秋公羊传》，也相信“天下大同”的儒家理想。同时刻苦自学英文和日文，准备出国留学。
　　１８９８年，他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后，积极参加南学会的各种活动，为“通讯会友”。
　　一次，他在讲演会上，向谭嗣同请教，谭很赞赏他的提问。
　　在“百日维新”发布新政诏书时，杨昌济的论文：《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在南学会课卷中被评为第三名，并发表在《湘报》上。
　　先生认为，农工本性为“朴钝”，“苟无士人为之联络，则各事其事，没世而不能相通”。
　　“振兴农工之法，约有三端，一曰学堂，一曰学会，一曰学报，而三者之中，又以学会为最先。”必由“读书明理”之士人倡导，“慨然以振兴农工为己任，则随处聚会，随处讲论，而振兴之策，自日出而不穷也”。
　　谭嗣同为变法牺牲后，杨昌济对这种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特别钦佩。
　　后来，先生在他的著作《论语类钞》中这样写道：“世之君子，有杀身忘家而不悔者矣。”“天下万世有大难，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万世，仁人所愿也。”
　　“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
　　杨昌济先生的这些理念，必然影响其后来的学生——毛润之。
　　心怀中土
　　杨昌济先生自学成才，同时不断充电。
　　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开始实行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饬令各省设立专款奖励留学。
　　杨昌济是在留日高潮中较早出国的。
　　他自己说：“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出洋求学，留于日本者六年，复至英国留居三年有余，又往德国留居九月。”
　　１９０３年，他赴日本留学时，改号“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
　　在同行的３０多人中，他的年龄最大。
　　杨昌济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后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
　　１９０９年，他离开日本，转赴英国留学，在阿伯丁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
　　那时，正是清朝末年。外侮频仍，国事江河日下，留学生中多有一种执著的忧国之心。仅留日学生办的刊物，就达２０多种。
　　杨度、杨毓麟等办的《游学译编》，以政治革命、种族革命为宗旨。杨昌济将他的部分《达化斋日记》发表于该刊。
　　他宣传个性解放，尊重个人理性，“天地万物，以吾为主”。
　　他强调变法维新，要以民为主，主张依靠下层“小民”，着力于改变思想：“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变科举，变学校，变之自上者也；变学术，变之自下者也。”
　　他特别强调思想精神的能动作用：“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
　　以死报国
　　同学中，与杨昌济一道去日本留学的陈天华，著有影响极大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通俗革命读物，最后留下了激励同学“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的绝命书，蹈海自杀，使杨昌济感到极大的悲愤。
　　陈天华是湖南省新化县人。
　　１９０３年，赴日本留学。同年４月，写血书，抗议俄国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参加留日中国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作《猛回头》、《警世钟》等书。
　　１９０４年，陈天华回国，同黄兴、宋教仁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准备在湖南发动武装起义，事泄，逃亡日本。
　　１９０５年８月，他参加组建中国同盟会，任机关报《民报》的撰述员。
　　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８日，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从海边的浅处一步步走向海的深处）自杀，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
　　陈天华用蹈海这样一种死亡方式，抗议日本，唤醒同胞。他挥笔写下《绝命书》。１２月８日晨，陈天华蹈海自杀，年仅３０岁。
　　天华之死，是用自己的生命试图换来两个目的的实现：
　　一是告诉人们，特别是几千来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中国民众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二是用自己的死，让每一个中国人在羞愤中意识到我们族人的缺陷与陋习，督促、劝诫、警醒国人务必正视这些缺陷与陋习，并加以改变。
　　一句话，陈天华因国人之陋而死，他是死给我们自己人看的警世钟。
　　陈天华留下《绝命书》万余言，鼓励人们“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有《陈天华集》。１９０６年７月１１日，长沙学生与各界数万人，为陈天华举行公葬。
　　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士惨烈殉国之后，一同在英国留学的同族好友杨毓麟（笃生），也愤而蹈海自杀了。
　　这些“以死报国，反对空谈救国”的事件，荡气回肠。激荡着热血沸腾的青年。
　　朋友的死，使杨昌济先生信念坚定，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以此来报效国家和国民。
　　考察欧洲
　　１９０９年，杨昌济去英国深造。
　　同时进入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的还有：杨毓麟、章士钊等同学。
　　这次学习，系统研读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以及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的学说。尤对伦理学上之禁欲、快乐、功利、利己、利他种种主义，对比中外古今，进行考察研究。
　　杨昌济注意调查英国风俗习惯，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等文明礼貌，都加注意，作为借鉴。
　　１９１２年，杨昌济在阿伯丁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接着，他前往德国考察教育９个月，并旁及政治法律等。
　　一次，参观波茨坦离宫时，他得一印象极深之事：德皇威廉一世曾为扩建皇宫，强行拆毁一磨房。主人向法庭控告，法庭依法判决德皇赔偿损失，重建磨房，德皇只得执行。
　　为此，他在《达化斋日记》中写道：“西人之尊重法则不屈于权势有若此者，乃东洋人之所未梦见也。”
　　杨昌济先生记载的这个案例，如今成为法学理论的经典。
　　所谓“风可进，雨可进，国王的军队不可进”。就是指的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不受侵害。特别是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致力教育
　　杨昌济于１９１３年春回国。
　　这时清朝已被推翻，成立了民国。湖南督军谭延闿想延揽他出任湖南省教育司长。
　　他的留日、留英同学范源濂等人，这时，都在北京政府当了总长。他不是个热衷仕途的人，决不肯做官，应聘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前身为岳麓书院）讲授伦理学、教育学和哲学等课程。高师是湖南当时的最高学府，也是第一次设这类课程，影响很大。
　　他是一个律己极严、办事极认真的人。他把教书当作终身的事业来做。从他的《达化斋日记》中可以看到这种态度。
　　如１９１４年７月５日：“长沙县公署委余为湖南第一联合中学校校董，余辞之，谓余将担负第一师范学校修身科之全责，加以教育每星期约２０余小时，不得不以全力注之；联合中学校校董负责重大，未敢兼营，恐致于两方面俱不能尽其责任。”关于他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影响，当年的学生舒新域在解放前出版的《我和教育》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人格上最使我受感动者为杨怀中先生。”
　　他律己极严，不吸烟，不饮酒，读书作文均正襟危坐，处以虔敬。在经济上尤为耿介，除以劳力所得，绝不妄取一文。
　　格物致知
　　杨昌济的思想，属于近现代新儒派。
　　他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主要是儒家典籍的熏陶，服膺孔孟程朱的学说，他的思想脉络，基本属于儒家。
　　同时，他又毕竟在外国留学１０年，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思潮和西方哲学。因而，他能够联系欧洲学术思想，重新解释孔孟程朱陆王的学说，他的思想，又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儒家。
　　杨昌济在思想史上，尽管远没有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显赫的地位，但是，就其思想的倾向和分野来说，他属于近现代新儒家的一员。
　　他在自己的《达化斋日记》中记有这样一段：
　　为生徒讲教育学史，至培根之倡实验派哲学，与笛卡儿之倡推理派哲学，因言朱晦庵之学近似培根，王阳明之学近似笛卡儿：一则求理于事物，一则求理于吾心。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则有实验之意，思则有推理之意。
　　又《大学》八条目中之格物致知，亦可作如是观。
　　格物则实验之事也，致知则推理之事也。
　　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辩格物致知之义甚详，船山时时辟像山阳明，而其所论致知之功夫，乃与陆王之说合，亦当注意之事也。
　　培根以前之学问，多研究社会问题。培根乃一转其方向，使学者之心力，专用之于研究自然现象，乃启近世科学之门径，其有功于人类者不小。
　　有治身治心之学，伦理学是也；有治人之学，政治学是也；有治物之学，理化博物诸科是也。
　　“吾国前此学问，于治身治心治人之学，未始无所研究，独缺于治物之学，此物质文明所以不能发达也。”（１９１４年３月１８日）
　　这样从中国重精神文明而论述物质文明不发达，“独缺于治物之学”，即自然科学自古不发达，这种观点是非常切实，非常深刻的。
　　中国确实产生不出而缺一个培根。由此可见杨昌济学术思想之一斑。
　　融会贯通
　　杨昌济的新儒家思想，学者们作了这样的概括：
　　一方面，他继承了王船山、谭嗣同的遗产；
　　一方面，他又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例如民主与科学的影响，而加以融会贯通。
　　他在《达化斋日记》中，多处说到王船山。例如说：“吾国人不惑于风水之说者鲜矣，虽朱子犹惑焉。近世如魏默深、曾涤生、郭筠仙、刘霞仙，皆有此迷信；船山独卓然不惑，力排五行术数之说，此其所以为卓绝也。”（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５日）
　　“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
　　“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４日）
　　当时，能够把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从反满发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不能不说是杨昌济先生的远见卓识。
　　动胜于静
　　他教书不是照本宣科，往往将自己的心得，如《论语类钞》和《达化斋日记》中的有关篇章，向学生讲解，以启发学生触类旁通，独立思考。
　　《达化斋日记》里记下了一次讲课的内容：
　　“余尝教人以有胜于无，动胜于静，乃是为太无作为之人而立论；其实有为固不易，有不为亦不易。”
　　“社会时时要求我做事，欲拒斥其不合为者，非有十分之果断与定力不能。船山尝言：‘动固动也，静亦动也；动则使静者动，静则使动者静，皆非用力不可。’此说，正与力学惯性之法则相合。”（１９１５年３月１７日）
　　杨昌济先生征引王船山的意见，进而加以发挥。这种动静观，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他完全赞成杨昌济的“动胜于静”的观点。
　　杨昌济自己多年实行冷水浴、静坐、废止朝食三种健身法。毛泽东对后两种则并不盲从老师。
　　１９１７年，毛润之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
　　好动，强调运动和斗争，不仅在哲学观点上，后来几乎成了毛泽东性格的一部分，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以民为主
　　在《达化斋日记》中，常见对谭嗣同的推崇。
　　日记里，他回忆了当年同谭的接触。
　　“谭复生于戊戌年在湖南创立延年会，其命意在于省去无谓之应酬，以所省出之精力时候读书办事。谓计人寿命之修短，不以其年龄之多少，而以其做事之多少；如做事多则虽中年亦可云寿考，如做事少则虽耄耋亦可云夭亡；省去无谓之应酬，则人人可多办事，人人延年益寿矣，故曰延年会也。”（１９１４年６月２日）
　　“戊戌岁，曾在南学会发一问（如何理解‘天地之大德曰生’）。谭复生答云：‘于圣贤微言大义晦盲否塞之秋，独能发如此奇伟精深之问，此岂秦汉以下之学者胸中所能有哉？兹事体大，余亦何敢论断，总之以民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道，众说皆通矣。’”（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１５日）
　　研究佛学
　　佛学即哲学之母。孙中山如是说。
　　在谭嗣同那里，杨昌济不只是接受了他的维新主张和“以民为主”的民主思想，还改变了自己对佛学的看法。
　　在《达化斋日记》里，杨昌济先生从谭嗣同的《仁学》中摘引了两大段谈论佛学的文章。他接着说：
　　“援儒入释，昔贤所讥，然沟通儒释之巧，未有过于以上所抄之二段者。余习闻儒者之言，颇不甚满意于佛说；谭浏阳乃重佛若此，使我意为之一转。余现虽尚未研究佛学，已确认其哲学上之价值矣。”（１９１４年６月１９日）
　　由此，可观杨昌济对佛学也产生了若干兴趣，似乎也接触了一些佛教典籍。
　　日记里，他记下了友人的一段谈话：“《四十二章经》似《论语》，《圆觉经》、《楞严经》似《大学》、《中庸》，《大乘起信论》似《孟子》，《六祖坛经》似《传习录》，《华严经》似《周易》，《祖宗八要》似论理心理。”（１９１５年４月７日）
　　这种影响，甚至也传递到了青年毛泽东的身上。
　　１９２０年６月７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表示了“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
　　至今，我们到韶山毛泽东遗物馆参观，还可以看到“毛泽东随身所带书籍目录”中，就有《六祖坛经》、《金刚经》等书目。
　　杨昌济先生研究《仁学》，还可以看到其留下的某些痕迹。
　　例如，《仁学》中说的：“佛之所谓眼耳鼻舌身，孔皆谓之身”（转引自《达化斋日记》１９１４年６月１８日）。
　　后来，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说：“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这５个字，至少这个“身”字，就是从那里借来的。
　　偶像曾国藩
　　在杨昌济心目中，最大偶像应该说是曾国藩。
　　这一位湖南老乡，是中国近代史上关系极大的人物。
　　他所创建和统率的湘军，是清王朝扑灭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军，他因此得到“汉奸刽子手”的称号。
　　如果不是只看这一个方面，那么，他的办事精神以及治学和文章等方面，都有过人之处。他在道德方面也是个律己很严的人。因而，在旧时士大夫阶层中，博得了广泛的尊敬。
　　杨昌济对曾国藩的尊崇，可说是一种时代潮流。他无论治学乃至立身行事，都是以曾国藩为自己的楷模。
　　这些都对他的学生发生深刻的影响。
　　正如毛泽东说的，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也“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格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
　　曾国藩的事迹和著作，也列入了杨昌济修身课的讲授范围。
　　毛泽东是杨昌济极为看重的学生。他在《达化斋日记》里留下了先生对学生的好感，而且正是以曾国藩为榜样来勉励之：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
　　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１９１５年４月５日）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当时毛泽东对曾国藩也确是五体投地的佩服，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国事忧虑
　　杨昌济极其关心时政，忧虑国事。
　　对日本欲吞并中国早有所感。
　　“余前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听其西洋历史讲义，谓中国人与罗马人同，唯宝爱其文化；虽外人入主其国，苟不伤其文化，即亦安之。私心揣测，谓日人不怀好意，颇有继满洲人入主中国之思想，此吾国人所当深念也。”（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４日）
　　当时，日本正逼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达化斋日记》涉及此事时说：
　　“外人之谋我者，着着进步，而我之所以自卫者，毫无进步，甚可忧也。”（１９１５年２月２７日）
　　袁世凯屈于日本压力接受二十一条，日记写道：“此国民之耻也。”（５月１０日）可见他对国事的忧虑。
　　“五七”国耻，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怒潮。
　　杨昌济“至第一师范学校，为国事而讲演，余以‘不死、求己、猛进、坚忍’八字勉诸生。”（同月２７日）
　　在袁世凯阴谋称帝时，第一师范的爱国师生是一致行动的。
　　毛泽东曾以学生会名义，集康有为、梁启超的反袁文章，印发过小册子。
　　对于正在进行的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杨昌济也很关心。
　　《达化斋日记》中有多处涉及了战事，报纸上关于交战双方武器装备的情况，他都择要摘记。
　　他对时局的关心，毫无疑问也影响了他的学生。
　　教育改革
　　杨昌济在教学中，常常把自己接触到的国外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介绍给学生。
　　那时，他读了浮田和民的《新国民之修养》一书，极感兴趣。
　　在日记中，称“浮田氏则真有学者之价值，其学说将来必为日本社会中之一大势力。”（１９１４年９月２５日）
　　在翌日的日记里，他写下了读该书的心得：“浮田和民极言日本现在之教育制度强化斲丧人才，其弊在于偏重注入智识主义与画一主义。谓学校之试验（按：指考试），其弊较中国从前之科举更甚；盖科举仅害一部分欲为官吏之士人，日本今日之学校试验，则遍害社会中各种类之人也。”
　　其持论谓：“青年处于此恶制度之下，当不以试验之分数为意，课之可缺者缺之，可以迟刻（按：指迟到）者则不妨迟刻，省出精力独自研求，务求实益。能不入学校更善。”
　　这个思想，显然给了毛泽东很深的印象。
　　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泽东说：“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吾国学制，课程多于牛毛，……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
　　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说：“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入学校”（１９２０年６月７日），而主张“另立自修学社，半工半读。”
　　毛泽东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
　　杨昌济传授而又为其得意门生所接受的这些思想，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还起着作用。
　　毛泽东所倡导的教育革命，主张精简内容，反对以学生为敌，提倡自学，认为老师讲得不好学生可以睡觉，等等，其思想之发轫，当始于此时。
　　“五四”洗礼
　　１９１８年夏天，杨昌济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伦理学和伦理学史，举家迁往北京。
　　这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北大师生最为活跃，各种组织、社团和刊物很多，系内有，跨系校的也有。
　　杨昌济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进德会等活动。
　　杨昌济到北京后，还直接帮助了新民学会会员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他鼓励毛泽东、蔡和森等这一批优秀的湖南青年来到北京，直接沐浴了北京的新思潮春风。
　　１９１９年１０月，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办《国民》杂志。杨昌济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告学生》，这是他４９年教学生涯中最后一篇文章。
　　文中表达了他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以及对新思潮的态度。他主张积极研究各种西方的新思潮，根据中国国情，“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加以比较抉择。
　　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文章开头就说：
　　今日我等之急务，在树立一种统一全国之中心思想。
　　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在于有思想，而人品所以有圣贤庸众之分，亦以其思想之高尚或平凡而区别之。
　　……个人有个人之主义，民族有民族之精神。无有个人而无主义者，亦无有民族而无精神者。惟主义有纯驳，精神有盛衰而已。
　　近日中国与万国交通，政治上复经极大之变动，思想界遂生非常之混乱，新旧冲突，青黄不接，群众苦之，青年尤甚。
　　所望贤圣之士，学问、思辨共讲其事。务取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种种问题——加以新研究、新解释，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审思中华民族在世界之地位，审思自己对斯世当取如何之态度，在一己则立一贯通一生之思想，在一国则立一百年远大之规划。此乃我辈今日之急务也。
　　文中认为，根本办法仍在“唤起国民之自觉”。
　　“欲唤起国民之自觉，在于少数贤智之士”，有赖于这些“先知先觉”。
　　关于学者自处之法，“一在贵我，一在通今”。
　　这是毛泽东《讲堂录》上即出现过的老师的观点。
　　“所谓贵我者，乃谓各人宜自有主张之。吾以为是则力持之，举世非之不可顾也；吾以为非则力避之，举世是之不敢阿也。必有独立之思想，始能有独立之人格。”
　　关于“贵我”的这一段话，也是《讲堂录》上出现过的：
　　“吾尝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唯我；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可恃唯我者，求己责己之义；可据惟目前者，重现在之力行主义。”
　　关于“通今”，是充满了辩证法的：“无论何种之社会，莫不有公众承认之法则焉。”
　　“时势既变，则法则亦从之而变。”“法则为人生而存，非人生为法则而存也。”
　　“古人所立之法则，必不能尽合于今人，故不可盲从古人。”“士不通今，终鲜实用。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广游历，多读外人所著之书，多阅新出之报章、杂志，务求有世界之智识，与日新之世界同时并进，庶于此大世界之生存竞争不至以懵于时势，自居劣败。”
　　然后，文章阐发贵在实践的道理：“即知即行，知行合一，必然是可谓之自觉。”“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
　　“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当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博学而不行，何贵于学？深思而不行，何贵于思？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而已矣。且博学与深思亦力行之一事也。非真能力行者，学必不能博，思必不能深，故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
　　老师这种“贵我”、“通今”的教导，“知行合一”、“实践为本”的学说，被老师最看重的学生毛泽东，是一生实践了的，在言行中全面发挥了、发展了的。
　　综观毛泽东一生，尤其晚年，实践家的品质高于理论家的品质，不能不说同杨昌济当年的熏陶是大有关系的。
　　今日之中国，立于此全世界大改革、大整顿之时代，亦不能不为大改革、大整顿。
　　老师所贵之坚忍，所贵之勇敢，进行大改革、大整顿，翻天覆地所必须的大坚忍精神、大勇敢精神，不正是在他的学生——毛泽东身上，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吗，不是经过３０年的坚苦卓绝英勇奋斗，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吗？！
　　精神不朽
　　杨昌济没有活到５０岁，但是他的影响是长远的。
　　杨昌济不幸于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７日病逝。对于所敬仰的老师去世，毛泽东很觉悲痛。
　　当一些教育界名流，杨昌济的生前好友联名发起募捐，为遗族生活集资，毛泽东也列名为发起人。
　　当时，比起当过总长、次长的蔡元培、章士钊、范源濂、杨度等人来，那时的毛泽东，在列名者当中大约是最不知名的一人。但他顾不得这些，总想为老师做点事情，以尽学生的无限心意。
　　１９２０年冬天，毛泽东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谈到学会的成立，“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大家都知道新民学会同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关系，能够留下这样的影响，杨昌济先生可以永垂不朽了！
　　抑或，正是老师这些理念、风范，必然孕育自己优秀的儿女。
　　２００９年９月，杨开慧（号霞，字云锦）被评为“１００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４日，反动派的一声罪恶枪响，霞姑从此倒在了血泊中。
　　８０多年后的今天，让人想起来仍不寒而栗。特别是在那专门囚禁和屠杀革命党人、充满血腥味的阴森森的大牢里，任皮鞭、压杠、老虎凳、竹签在她那女儿身上疯狂地肆虐。霞姑，您能不痛吗？您把嘴唇一次次咬出了血，可您就是不屈服：“要打就打，要杀就杀，我什么都不知道！”
　　敌人用尽了种种酷刑，最终只得利诱您：“只要声明与毛泽东离婚，就可以获得自由。”
　　可令敌人没想到的是：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只要”，却是您贞操和信念的全部！
　　您把对丈夫、对革命、对孩子的点点滴滴的爱，都浓缩在这个“只要”里。
　　您，就是那样，用柔弱的双肩，肩负着历史赋予您的光荣使命：“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面对您这样一个坚强刚毅、早已把死置之度外的革命战士，敌人还能指望从您口中得到什么呢？！
　　您，真的很伟大，宁可牺牲所有的钟爱，也要保护好党的事业！
　　正因为这样，您，用鲜血写出了一首远胜于《上邪》的诗章，您，用生命谱写了一首对丈夫忠贞不渝的爱情绝唱！
　　后来，正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妻子牺牲的消息，痛彻心肝，他在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