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a Visitor System永为异乡人|“家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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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为异乡人|“家国记忆”
大约人活到某一个自认为是生命节点的时候，总会沿自己的生命轨迹溯源一番。回忆中沿途的风景也许并不那么悦目，重拾脚印的努力却不会罢手。走得远了，行到水穷处，坐看的也许不是云起，最可能的倒是双眼一合，怆然涕下。
不愿回忆的部分，也许是内心的苦楚还没有到消散的地步，抑或是真相难以捉摸而不敢触碰。总之，困惑常有，苦痛随行。应该也有梦。——愈是绝望的处境，人的梦想反倒会越发瑰丽。这些可爱的梦想虽然于现实处境没有丝毫改变的可能，但足以在某一时刻慰安自己的灵魂，短暂地麻醉自己。
我不知道，也从没问过，父亲的梦想。我所知道的是，他为之耕耘过的那些曾经蛊惑和诱骗了他的所谓希望。这希望中，也许还有我吧。
用一种物件来形容我的父亲，“小舢板”大概是比较贴切的一个。在我的认知中，以人力划桨、摇橹推进的小舢板正是他持久的一种形象。
这一形象的渐次生成，说来久远。这就不能不说到家史。而说起家史，又不能不使我困惑和犹疑。困惑我的，其实也无解于父亲。因为很久以来，他都不能确信自己究竟缘何出生姚家却最终换作梁姓。为此，他内心经受的折磨和苦痛似乎比我要剧烈得多。保罗·高更当年徘徊于南太平洋上的塔西提岛，用题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的画作试图解答纠缠内心的天问，而我的父亲迫切想知道的是：“为何要把我过继到舅舅家去？为何是我？为何在大舅三舅家流转？”这个疑问他的父辈原本很容易给予解答，在父亲的探问中却并未得到确实的告知。
隐晦的历史，最终只能依靠揣测和推断，还有旁证。当二○一○年冬天的一日，值父亲的三妈（实为三舅妈）十周年祭日，我们一家四口回到那个养育了父亲，也生养了我的名叫盐池的地方，被时光打结的历史遗留问题终于被还健在的事件旁证者解开了小口。这个我唤作姨奶奶的老太太虽然作为旁证不过十来岁，但她凭印象还是将当时的情景勾勒出来：一九五七年的秋天，在山陕境内，不时有野兽出没的山野间，在杂草淹没的小径上，走在前面、手中牵条缰绳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身后的驴背上坐着一个怀抱婴孩的妇女。从位于山西中部的孝义县尉屯村出发，横穿陕北黄土高坡，翻山越岭，最后到达宁夏东部的边陲小城盐池。
那怀抱中的婴孩，便是我的父亲，而那妇女便是他三妈，牵驴的中年男子则是三妈的父亲。这段颇像小说的情节起始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亦有种悲凉的意味。而当事人的感受则无从得知，想来有的不光是颠簸。不记事的空白，只有除父亲之外的亲历者才能填补，偏偏这段空白在父亲随后几十年的生活里并没有人将之生动起来。而随着时光的流逝，父亲也终于没有机会解开心中的那团迷雾。如今，在那黄土高坡间曾留下片刻身影的行旅中人多已故去，只有那时的那个婴孩还被蒙在鼓里。那可是两千多里路，来回得一个月啊，到底是因为什么，他们有那样豪迈的决定，远赴千里之外完成一项注定悲凉的任务？不仅父亲在想，我也在想。
父亲幼时离晋赴宁的重要见证人：姨奶奶（前排左一）和其父亲（前排右二）。摄于一九八六年。
作为旁证的姨奶奶当时只知道这个婴孩是从遥远的山西抱回来的，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个中缘由也只能揣测。种种推断后，较为可信的版本大概是这样的：那时父亲的生母在山西老家生下父亲，因种种原因婚姻此前已破裂，经济也很困难，于是想让两个哥哥来帮助解困。因躲避抓兵远走宁夏的大哥和三哥，此时已在盐池扎根多年，知道妹妹带着三个孩子和母亲生活无以为继，遂商量决定收养妹妹的一个儿子，为其减轻负担。此时大哥有一养女，三哥有俩女儿，谁来养育这个妹妹的孩子，成了哥俩商量的重点。按理说，大哥家要儿子的理由较为充分，这样可以有顶门立户的主儿；三哥家此时还正怀着一个，在不知男女的情况下，再要个儿子理由不充分。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决定，实际发生的是，三哥的丈人领着女儿去山西打了个来回，带回了年幼的父亲。从此父亲便落脚盐池，之后更是度过了他人生最初的近十个年头。而此间所见所历，也成了他孤单童年一段倍感辛酸的回忆。
起初父亲是在他的三舅家生活。想想便知道，不会有什么好事关照这个孩子。客观讲，没有谁能心甘情愿养育别人家的孩子，尤其在并不缺丁的情形下。好在是亲戚，不咸不淡便成了常态。之后不知怎么，他又转到大舅家生活了许久，似乎也是不咸不淡。试想一下，便会明白缘由：或是为了救急，哥俩并没有商讨清楚谁来抚养。这里有家庭经济欠丰的原因，也有哥俩掰扯不清的可能，总之，父亲像是一个皮球，虽然这个皮球上写着梁家的姓，却轮流翻转在两个家庭，吃着两家的饭，喝着两家的粥，也经受着两家被窝的冷暖。至于哪个养父是名义上的父亲，是他多年后才得以确信的，而此前无有定论之时，应该是叫过两个爹的。而那个一直存在但身影未现的生父，还是他在少年时回到山西才知道的。
父亲生母（左）和三妈（右）合影。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据父亲回忆，一九六六年，他的大大（实为大舅）从宁夏迁回山西，他也随之回到出生地孝义县尉屯村。让他感到奇怪的是，耳边总有人唤他“二明子”，村人的街头巷语令他纳闷，明明姓梁，怎么被称呼为姚家“大明子”的弟弟。看看长相，确乎有点儿像：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少年的思忖持久而尴尬。终于有一天，他见到了那个从未谋面、业已与母亲离婚多年的男人。我无法准确描述父亲在那一刻的感受，而拙于文辞表达的父亲也无法将之写出，但自那时起，在父亲的脑际，在他的情感世界里，便堆积起一团又一团的阴云，从未散去。
我只能说，父亲是个漂泊者，从生命的开始便是，山西宁夏，成了他往返的区间，梁家姚家，成了他奔波的两端。在父亲心里，也许并不那么在意爹的分量轻重，但爹们留下的诸多困惑，还是经年累月地伴随着他。而遗留给我的，便是“我的父亲有几个爹”这一命题的延伸。
这些爹们的故事，没有给儿子交代清楚，当然作为孙子，也就没有机会像很多人一样，在夏日乘凉的树下，搬个小凳，听爷爷讲述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了。
我一直以为自己有爷爷，虽然知道不止一个，实际上我也确实称呼父亲的三爹（实为三舅）叫爷爷，但当我了解到父亲孤单童年真相的时候，我突然悲哀地发现，我竟从没有真切感受过爷爷的爱。因为没有，所以很难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到了我三十岁的时候，才觉察这一不幸的事实。
反正你是我儿子
说起爷爷来，竟不知该从哪里说起。我出生在盐池，一九九二年随父母迁往山西，虽然在盐池待了十多年，但因为并没有和爷爷生活在一起，所以关于爷爷留存的记忆并不多。只记得一九九五年爷爷过七十大寿时回过盐池一趟。还有就是一九九七年，爷爷去世的消息传到家中，父亲把一家人拉到他的办公室，和远在盐池的亲戚们通了电话。让我现在都纳罕不已的是，我那时竟然哭得十分伤心。至今想来，似乎都算得上哭得最豪放的一次。再有便是奶奶十周年祭日这次，若不是工作变动中的间隙，我是万不可能随家人一起回到那个生养我的小县城的。而在我心里，思乡的念头也是更胜于对爷爷、奶奶的祭奠的。
我只能这样承认，爷爷在我心里，一直不够亲近。爷爷在我，似乎一直只是一个我叫“爷爷”的老人。小时候，逢年过节，都会去给爷爷奶奶拜年祝贺，也照例会在饭桌上看到他每餐必喝三杯白酒。除此之外，记忆所存寥寥。只知他是做小买卖的，所贩松花蛋是用砖茶腌制、煮蒸而成，味道极美。听父亲说，他的买卖做得很有销路，除了本县以外，邻近的定边、靖边等县一直都有他的客户。但这样的成绩，似乎并不能给我幼小的心灵以震撼，所以他的形象也从没有高大起来。倒是生长在他院中的一棵沙枣树，却一直高大地生长在我的记忆中，毕竟，那是一株我爬过的大树。
如今，再想看到那株大树，已经很难寻到了。时光就像推土机，记忆中的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就连人，也不再能一一对号。爷爷离世已快二十年，我对他的了解却是那么粗浅和凌乱，我甚至不能准确说出他的生卒年月，更不要说在这世界上他所经受的那些悲欢离合。
我不知道的，父亲还知道一点，我想知道的，父亲也想知道，但似乎没有那么强烈。三个都是爹的人，到底哪个该亲一些，哪个更愿意去亲，如今父亲已经六十岁，想来内心也从未真正思虑清楚。本是情感的事，得让位于重重思考，这本身就让人纠葛万分。或者说，对父亲而言，三个爹的分量，是没法从情感和理智上去划分亲疏、定论远近的。生活本来就像一锅粥，既然已经熬成，就无法再一一分辨米的成色和种类了。
脑袋里想不明白的，行动上却能见出真心。想得明白，做得未必清楚。但做出来的，往往会让自己更明白自己的情感所向。
记得父亲生父去世那年，大伯和父亲经历了一回要爹未成的败局。所谓爹，确实是大伯和父亲生物学上的父亲。只不过，这个爹后来他乡再婚，又抚养了一众老小。及至爹亡，大伯力主要把爹从别人家接回来，安葬在自个儿妈的坟边。在大伯心里，这可是不能含糊的事情，自己的爹妈不能共葬一室，哪里对得起老妈？又有何颜面立世？父亲的态度，看来也是很果决的，但感情自然不比大伯，这归因于他很小便被过继他处，和生父并无多少感情，而生母呢，因为共同生活过一些时日，感情则要浓些。大伯不同，自小就在爹妈跟前，及长，也是和妈一同生活的，感情更强烈些。因种种原因，兄弟俩最终没有成功，悻悻而归。父亲后来说起这事，仍旧愤愤，但也未到念及此事便落泪的情状，而大伯确实伤心和义愤，总觉得愧对母亲，还曾有过和父亲商量以非法手段抢夺爹来完成夙愿的想法。但事情过了这么多年，入土为安的爹估计也不会答应子辈的这一行为了。这个爹，血缘上的父子关系，在父亲心中，究竟是什么分量，是能说明白的吗？
父亲生父（前排右二）八十大寿时，父亲（中排右二）、大伯（中排右三）祝寿合影。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能说清道明的，还得是那一起生活过的。自父亲记事起，就已经是梁家的姓氏了。更名改姓这事，在一个人心中能掀起多大的波澜，那要看他更名的人家和改姓的缘由，还有那最最要紧的时间。谁也没有跟父亲打过招呼，便把这事给办了。你再有多大的不情愿，只怪你那时年纪还小。姓名权的问题，在家境面前，在父辈心里，只不过是顺水而下的事情，只要哥哥们疼这个妹子，愿意为其解困，姓甚名谁还是个问题吗？至于父亲何时何地被取了“和平”这样的名字，他自己也不得其详。爷爷们之所以为父亲取了这样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名字，难道是预感到将会有不太平的日子，或者是自己经历了太多的大灾大难，只希望这个孩子能平平安安？不管当初他们怎么想的，这个名字所寄托的是一种内心求安宁、天下盼太平的愿望。从此以后，父亲便再没有更过名改过姓，但更名改姓之后的遗留问题却从未止息。
遗留下的最大问题，就是无论在哪边，自己都是儿子。生父就不说了，相隔千山万水，互不联络，也就形同乌有。但这只是短暂的，等你回到山西老家，有事自然还要把你拉挂上。夺爹一事，便是明证。而另两位养父，一个唤大大，一个叫三爹。年少时的事情，如今父亲也知之甚少，盖因长辈很少说到。他只记得在两家都生活过，至于何时转出，何时轮回，除了当事人，估计也就爷爷家院中的那株沙枣树见得最真切。说到尚在世的当事人，倒还真有一个，惜乎此人那时年纪尚幼。据父亲讲，参与其间并目睹过情状的是他的姐姐凤香（大大的养女），她曾告诉过他一些事情：那时大大和三爹为争这个儿子进行了一场拉据战，历时甚长，到了一九五九年，双方才结束了这场不亚于战争的争夺。“战争”的结束，让她再也不用两头受气了。原来，双方“交战”并不见面，而是让这个姐姐去领回弟弟而已。时过多年，对此她还记忆如新，可见夹板气之难以忘怀。事情最后弄到多大？据说，经居委会调解才确定了认养权归属大大。在数年互不相让过后，世界终于迎来了和平的局面，但这个叫“和平”的小孩，才刚刚四岁。
父亲在大大（右）和大妈（左）家时的全家合影。父亲后边是其姐姐（大大的养女）。摄于一九五九年。
父亲大大的故事，我听到次数最多的，就是父亲一九六六年随其回到山西，伺候他老人家，担水挑担，洗衣做饭，端盆倒尿，样样干得。那时父亲瘦小得像根芦柴棍，干的活、下的力，没有不在他老人家眼里的，但他照旧不管不顾，任其辛劳。父亲赚到的钱，也没有过手权，由他老人家掌握。妈（实为大舅妈）呢，对他倒是很好，多年以后，父亲回想起这位母亲的关爱，觉得自己内心的纯正多受她的影响。加上父亲的奶奶，一家四口（姐姐已外嫁）就这样过着，一直到老人们故去，父亲的赡养义务才算完结。这个爹，有无收养之心，不甚明了，但确有收养之恩，故父亲尽心尽力，伺候其颐享天年，孝顺的名实，那是干出来的。然而，父亲心里究竟怎么想的，码一码，总还是能码清楚的。我悬揣这位爷爷的心理，大概是这样的：做儿子的就得承担儿子该承担的，说是你命该如此也行，活该倒霉也罢，反正你是我儿子。
对于年幼的父亲来说，虽然爹很多，但自个儿的命运，实际从他三爹的丈人决定和女儿一起去山西的那一刻，就被注定了，注定了迁徙，注定了漂泊，注定了无法踏踏实实地待在一个地方。
永为异乡人
父辈如此，祖辈们难道不也是这样吗？想想那些年头，军阀混战结束，抗日战争来了，保家卫国刚完，国共内战开打，一刻不得消停的日子，怎能不在心中呼唤“和平”？兵荒马乱的年代，姥爷从河北逃兵到山西，爷爷则从山西逃兵到宁夏。不能想象，当时他们要是被抓了兵，吾辈今日安在？祖辈们，一介草民，犹如丧家之犬，千里奔走，逐食而居；父辈呢，草民二代，好似风吹转蓬，微若草芥。到了我这一代，虽未遭兵燹，亦未遇“文革”，国势家境俱有改观，然祖辈父辈之际遇，偶有提及便沉压心头。如今，祖辈足迹已然为荒草所掩，不知其踪；而父辈路径则还需仔细爬梳，方可辨识。
祖辈们经历过什么，得先从历史大脉络来探寻。自小，就听父亲说，他的名字入过书，闻之好奇，书那是容易上的吗？于是左翻右找，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被翻腾出来，果然，在这本由宁夏盐池县志办编的书中有篇题为《盐池县电影发展简况》的文章，记载有：“1976年11月……县科委、文教局又发展了两个科教放映队，放映人员梁和平……”让我惊诧的是，书里竟然还有我两个爷爷的名字。此书资料后来编入《盐州纪事：盐池文史资料选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一书，提到他们的条目在“史迹考证”一栏：
梁家瑞杂货铺 开业于1947年，业主梁家瑞，山西孝义人。铺面一间，位于北街，坐西面东。主营布匹、纸张、烟茶、日用小百货、小型家具等。资金约为一千元。1955年后参加公私合营。
虽然爷爷们在盐池生活的时间不短，但写到书里，就这么几十个字，实际上，这已很难得。自古买卖人就没有什么地位，如今写到书里，那不是高看你一眼啊。至于爷爷们除了做买卖外，还经历过哪些生死大劫，我就无从得知了。但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像个巨大的问号一直盘旋在脑中，使我不得不时时反顾，在历史书籍所展开的画面中，想象这些小人物的流徙奔突和艰难维生。
二○○九年，生活在盐池的大姑来山西的时候，带来几页爷爷平反证明的复印件。这应该是爷爷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字证明（其中涉及其二哥梁振瑞，县委文件却将“振”写作“根”，不知何故），兹录其下：
中共盐池县委文件
盐党落发（1978）34号
关于恢复梁家瑞同志公职的报告
银南地委落办:
梁家瑞、男、汉族，现年54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小商，原籍山西省孝义县人。一九四○年由山西来盐池县经商。一九四六年加入我民兵组织。一九四七年马匪侵占盐池后向敌人交枪一支，同年任伪甲长六个月。一九五五年参加合作商店，一九五六年过渡到供销社。曾任私改合作商店经理，公社供销社主任。
一九六五年县“五反补课”中，以“历史上携枪投敌，解放后仍坚持反动立场，为其被我镇压了的二哥梁根（振）瑞翻案，恶毒向我人民领袖像吐痰辱骂等问题，将梁家瑞开除公职，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三年，交生产队监督劳动。
一九七二年原县委对“五反补课”一案复查中，基层组织对梁的问题进行了落实：
（一）关于携枪投敌的问题。经查，梁家瑞一九四六年在盐池加入我基干民兵组织。一九四七年马匪侵战盐池后，我军暂时撤退，民兵组织也在一天深夜向城外撤出途中，该梁行至五、六里路便私自留下，躲藏起来，第二天返回盐池后，将其携带的步枪一枝交给敌人；同年任伪甲长六个月。上述问题属实，本人供认不讳，并向组织作了交待。
（二）关于为其被我镇压的二哥梁根（振）瑞翻案和吐痰辱骂领袖像的问题。经查，该梁的二哥梁根（振）瑞五○年因民事纠纷被我政府镇压属实。但经向当地组织和群众了解，梁家瑞五三年回原籍探亲时，没有为其二哥搞翻案活动。原定案材料中也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旁证。故给予否定。关于向我人民领袖像吐痰辱骂问题的起因是：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盐池县公安局对刘士林的预审笔录中，刘士林的供词称：“在五四年十二月间，梁家瑞和我在郭廷梁的家，墙上有毛主席的像，梁家瑞就向毛主席的像吐痰，刘士林当时就问，你为什么要吐呢？梁就说他把我的兄弟杀了。”经向当时（事）人刘士林了解证实：原预审笔录中有关梁家瑞问题的供词纯属当时逼出来的假供，实际上梁家瑞并没有向毛主席像吐痰辱骂的事。郭廷梁也证实梁家瑞在他家时，没有向墙上贴的毛主席像吐痰辱骂的情况。同时，原定案材料中也没有这个问题的旁证。故应予否定。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原县委第二十八次常委会议研究，撤销原处理决定，按退职处理，恢复本人和家属的城镇户口。现在第一□□当季节临时工。
梁家瑞同志对原县委的处理认为不彻底，要求恢复公职。对此，县委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常委会议研究复议，原给梁家瑞所定主要问题均已否定，历史问题本人已交待且属一般历史问题。梁处理后表现尚好，目前身体健康，且又熟悉商业工作业务。我们意见，恢复梁家瑞同志的公职，退职前和复职后合并计算为连续工令（龄），开除和退职期间工资不予补发，退回退职费，恢复原工资级别□□基本工资52元）。
妥否，请研究批示。
中共盐池县委（公章）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时隔一年，批复下来了：
中共银南地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文件
南党落字（号
关于恢复梁家瑞同志公职报告批复
盐池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
你县报来关于恢复梁家瑞同志公职的报告，经地委落实领导小组日会议研究决定。收回工作，从批准之日起执行。
中共银南地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公章）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听姨奶奶说，“三反”“五反”的一个冬日，爷爷被一堆人围住往死里整，裤子里的棉花被拽得满地都是的时候，他也没有反抗过。最终被扒了个精光，从白天一直跪到晚上。不管怎么说，最终爷爷得以平反了，公职也恢复了，比起徐星拍的《罪行摘要》中很多类似情况的人，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但这些故事却让我感到沉重。
要说爷爷这辈子，和很多人的祖辈们一样，该受的苦，该遭的罪，没少一样。但平头百姓，顶多也就随风拂动，没什么大灾大难。据父亲讲，爷爷十五岁丧父，十六岁到盐池谋生，凭着骨子里特有的精打细算、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的晋商传统，很早便有了自己的商铺，也在他乡娶妻养女。按理说，跟着国家的大形势走，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但就是这么一个小老百姓，在一九六五年“五反补课”时，却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帽子。说起被戴帽，这就又说到爷爷的二哥，故事也是一串串的，惜乎多捕风捉影，说不清楚。只知道，这位离世之年和我出生相距三十余载的二爷爷，原来是哥仨所在尉屯村的村长，在那个血雨腥风的红色年代，说“因民事纠纷被我政府镇压”，什么民事纠纷严重到能被镇压，鬼才晓得。至于爷爷有没有向毛主席像吐痰辱骂这事，按《关于恢复梁家瑞同志公职的报告》来看是没有的，但这事隐含着一种立场，那便是爷爷隐忍多年，心里憋的那是一口气。自家兄弟被镇压，却无由为之申报，这事是能忘了的吗。不过，这故乡是再也不想回，也回不去了，自此便永为异乡之人。说来也怪，奶奶十周年祭日那天，立在二老坟前，想到爷爷在外漂泊多年，便从坟堆上抓起几把土，想带回他的故乡去，结果，到头来也没有如愿，心想，也许是他不愿意吧。
人这一生，总得有那么一两次怒发冲冠，才见得本心，爷爷虽是胆小怕事之人，却也真真有那么一股子不平则鸣的气魄。还有一件事，也可看出爷爷的行径有些另类，但这事还真是最见晋人根性。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间，正当全中国闹饥荒的时候，爷爷竟然盖起三间房。现在看，爷爷似乎很不明智，咋就那么大的胆子。但在那时，到底是胆子忒大，还是真不明智，已无法知晓。让我不解的倒是，那时他是怎么攒下那么多钱的。当一个人不能预感陨石即将砸来，要么是对政治风暴不大了然，要么是执拗个性使然。我以为，爷爷也许还真是二者兼备。
父亲三爹家的家庭合影。三爹（前排右）、三妈（前排左）坐抱孙女，三个女儿和儿子、儿媳立于后。摄于一九八○年。
念及爷爷的遭际，不由又想起大爷爷的一桩事来。大概是在一九七三年，已经回到山西的大爷爷，收到了宁夏盐池落实政策办公室来函，说是可以恢复工作退休安置和儿子的城镇户口。大爷爷喜出望外，立马就公布了一项重大决定：让父亲先去盐池找三弟安顿下来，他随后也去。但摆在他面前的是三道坎：双目失明、九十高龄的母亲得人照料；城乡生活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儿子在城市立足十分困难。实际问题就在眼前，他也不说怎么解决，直接就来个“我死也要死在盐池”。我猜想，大爷爷也是胆小怕事的人，经历了自己二弟三弟相继被打成“反革命”，胆子更是愈见其小。但在这件事关三代人死活的大事上，他却没能做出合理规划和切实安排，到头来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心愿。虽然没能终老盐池，但他却成功地将父亲逼上了西行之路。事隔多年后，对大大坚持让自己离晋赴宁这件事上，当初曾视西行为畏途的父亲也坦陈此行的确成为自己人生的转折。在遵父命独自远行前，当时乡贤曾建议父亲改名梁炯桓，寄望从今往后，开始独立的人生道路，但不知缘何从未用过。
爷爷们这辈子，改变了父亲的，也改变了我，留给父亲的，也留给了我。父亲的名字是爷爷们的杰作，而在我出生后的某天，父亲请爷爷给我起个名，爷爷说：我给起个小名吧，三家顶门，叫三宝或三虎吧，虎勇猛一些。爷爷一辈子隐忍，知道梁家要的就是敢闯敢干，也因他这一辈子担惊受怕，锐气渐衰，希望子孙能顶门立户，不受人欺。时至今日，我那“三虎”的小名，依然挂在族人们口边。
父子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最惊心动魄的一种关系。很多时候，它以战争始，以和平终。父亲前半生，慷慨激烈地反抗父亲对自己命运的摆布，有两次。第一次大概是在一九七三年，当父亲无法忍受大大的颐指气使，曾愤然出走过一回。还有一次，便是因为不服从三爹就工作的安排，对峙起来。父子间的“战争”，是一个原本弱小的力量逐渐成长，直到和本就强大的力量逐渐衰弱之间的抗衡。正是通过抗衡，父亲发现儿子已经长大，而儿子也在感到父亲走向衰老。这一长一消，家庭的原有格局便已松动。谭嗣同在《仁学》中认为五伦中的三纲即君臣、父子、夫妇，都有压迫性，兄弟之间也是有压迫性的。如是观之，那个时候的父亲显然已感受到某种压迫，但这种压迫最终转化出的行为，只有一条：离家出走。父亲的第一次离家出走实现得慷慨激昂，但最终并未反抗成功，而第二次，还未离家，三爹便已默认。两个父亲，都感觉到了某种力量的崛起，指手画脚已不如原先应手。
在某些时刻和两个养父的剑拔弩张，最终让父亲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而和生父的“战争”，其实更加隐秘。没有硝烟，有的是持久的焦灼。如果“战争”有其必然性，那么父子关系也终究还会以某种和解的面目呈现。
在爷爷们和父亲之间，已有重重阻隔，无法言说。原先载荷着的丰厚家族信息变得稀薄，族人的面影也随之越来越模糊。如今留给我的，也只有一席残编断简的家谱和无数鸡零狗碎的记忆。
我的爷爷们，那些早已化为尘土的骨肉，无法再亲自告知我他们生命中负载的历史信息和真实细节，那些属于他们的故事也不再频繁地在我和父亲的谈话中出现。对于家族历史，我们只有按图索骥、顺藤摸瓜，但索到的可能是骥，摸到的可能是瓜，但并不是原先的模样和形状。想起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说过的一段话：“在一个时代，必须有了一本本的小历史，才可由后人来汇集成一部大历史。现在大家都束手不写，将来变成一笔糊涂账，试问叫后人再如何下笔。”现如今，我家的糊涂账是留下来了，笔也还下得去，但能不能算清楚这百年旧账，已不是我一个人所能作为。
试问，父亲哪里还知道爷爷们的千里奔袭和悲欢离合，那一代的故事早已无从知晓。家史追寻得越早，背负的使命常常会越重，有时候觉得没有那么多背负反倒更轻松，但随之便会迷茫无着，并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感虚无。就像你没法选择自己所出生的国家一样，你也无法逃避家族历史所给予你的负重，当然除了负重，也还有希望。“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钱穆如是说。其实，一个家族之命脉亦是如此，往迹不但要寻，还要寻出兴衰之缘由，得失之大体，否则那希望，要么为自大所伤，要么为自卑所灭。
作为历史中人，其实一出生，我们便是不同序列中的一员。从家族传承上讲，你上有父母，下有子女，是家族特定基因的中转站。从社会角色上讲，你的到来，最终会成为这个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不管从事何等职业，身处哪个阶层，你无法不从中获取衣食，亦得为其贡献劳动。再从个体生命来说，作为地球上诞生的生命体，你和所有生命一样是独一无二的，身为地球公民，你享有这个星球的各种资源，同时也在消耗着它的一切。不知道我的爷爷们在仰望星空时有过何样的感叹，在我翘首的那一刻，总能想到这样一幅画面：爷爷们不就是那星河中滑行的小舢板吗，或许他们也曾像我一样，遥望星汉，浩叹宇宙之神奇瑰丽。
小舢板样的人生，从爷爷们就已经开始，而漂泊者的故事却还在继续。
【后记】此篇动笔于二零一一年九月底，彼时正在看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和葛剑雄《亿兆斯民》，便有将家史做一梳理的打算，而此念最初的萌动，则在二○一○年十二月逢奶奶十周年祭日，一家人重返离开近二十年的宁夏盐池的所见所历。在盐池待了不过两三日，但内心所触发的震动却经久未息：回晋后，父亲竟写了几万字的回忆录。起初，催促他写回忆录，遭拒。对于过往，让他说说是可以的，但要写下来，确实有点难为他。后来不知何时起，他总算动起笔来，时断时续，写了小半年，停笔时已达几万字。这着实让我有些吃惊。后来姐姐将这些手写文字录入后发我，反反复复看了几遍，不时停下来，自己都能听到长长的叹息。
回忆录截止我的出生，便再无下文，探问才知他在撰写的过程中，多次落泪，直到再也写不下去。对于一个不擅文字的人，撰写几万字，不是件容易的事，可见此次回宁经历对父亲触动至深。这几万字，对作为写作者的我来说，是上佳的一手材料，可以剪裁出一个自己家史的“小褂子”；对作为儿子的我而言，却像一道看得见、摸不着的“幕布”。怎么说呢，我父亲的三个爹，生父在我年少时只见过一面，两个养父，一个压根没见上，另一个确在一地生活过，但并不在其身边，十二岁后也只见过两次。从记事起，“爷爷”对我来说，就是个远距离的存在，更何况随着年龄增长，爷爷们“出现”得一个比一个远，最终成了我始终无法抵达的一个存在。经由父亲，我对这些谋面或未谋面的爷爷们多少有一些了解，而直到开始收集材料，下笔成文，才感觉他们离我近了许多。在我年纪尚幼之时，虽然和爷爷们在时空上更近，但对他们并无探究之念，随着年岁渐长，才对已然逝去的他们渐生追索之想。其间所历种种，让我觉得一家族之历史就像一条长河，随着岁月的流逝，会决口，会改道，但只要还在流，其生命力就让人肃然，而其间惊心动魄的程度亦不逊一民族、国家之历史。
三年前初成此稿，觉得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搁下了，没想一放就是三年多。因了“历史百人会”征文的机缘，才又想起这桩事。于是动员一家人再次核证信息、增删校改、寻找照片，力图让此文细节更准确，文字更严谨。此间过程，当为多年后家人的一桩美好回忆，也许这回忆会连同父辈的记忆一同淹没在历史的荒野中，但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一代，能够将家族史一脉之剪影较为清晰呈现出来，让家族后人回溯起这段历史来不是了无痕迹，也不枉我们曾为此努力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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