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中国第一强匪,白宝山真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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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强匪,白宝山真实照片!
白宝山是一个在中国刑侦史上有坐标地位的杀人犯。1996年3月至1997年8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刚因盗窃、抢劫罪出狱后不久的白宝山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袭军袭警，先后抢枪3支，抢钱100多万元，打死打伤15人。下面是白宝山的一些谈话片断：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穗苞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被冠以抢劫罪，加判了有期徒刑10年。“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我对我母亲说，派出所要我送礼，我连吃都吃不上，拿什么东西送给他们？”“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才有权利在这儿讲几句话，这个代价太大了，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今天……我对无辜死亡的人……（哭）……说声对不起……（哭）希望以我为诫，不要做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法庭上的最后陈辞）“每次作案前，我都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想过几遍。包括作案的方法，行走的路线，允许的最长时间，在作案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怎样处理等等。我想好一件事，就把它定下来，全部想好之后，我觉得有把握了，再行动。”“我对如何防备公安的调查做过专门研究：第一，我抓住正常人的心理。平常的人，在碰到突发事件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先保护自己。由于内心恐慌，对当时发生的人和事，一般都记不住。甚至连打过几枪，打枪的人多高，什么模样，都记不清楚。第二，我自己要克服心理障碍，抱着这次出去干事，就回不来的打算，不考虑自己的得失，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怕。第三，我事先准备得很充分，不允许自己有一丁点疏漏。别人可以犯错，我不能犯，一个小错，就可能断送掉自己的性命。我是个冥思苦想的人，先往最坏处想，做好应付最困难的局面的准备。第四，我主要是于抢劫的，我比较主动，抢劫时我有准备你们没准备，反应过来需要一段时间。我在行动中尽量减少所用时间，在你们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所以我不怕你们调查……’”“买枪不如抢枪，买枪更容易暴露。”“枪是一定要开的，而且一定要打死人，不然没有震撼力，谁也不甘心巨款被抢走。”“我劝过吴子明，我说那些钱不能花，一花非丢了性命不可。他就是不听，总惦记着分钱。那时我就想了，为了保全我自己，我必须杀人灭口。”白宝山被捕后，他认为一定是谢宗芬出了事，把他供了出来。否则，公安局不可能找到他的家。可是入狱后却没有抱怨谢宗芬，无论在公安局预审阶段，还是在法庭上，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涉及谢宗芬却很犹豫。后来说：“这些事以她所说的为准吧，我记不清了，说乱了我怕害了她。”“我本来想拿枪打死他们，可是，我母亲进来了，我就不能打了。我不忍心当着我母亲的面杀人，我做不到……”（“他们”指去他家带他走的警察）……个人的性格扭曲，思想极端不仅仅是个人的过错。体制或者社会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白宝山当时跑户口，要是顺顺利利的办下来也许会少出很多事。妥协，我们的政治的最大的标签。从上到下，从高层到低层，一个模子出来的。这三首唱白宝山的歌会让人处于一种反乌托邦的氛围之中，不是盘古反，而是听者反。从木鱼伴奏的《白宝山名言》，到有电子成分的《白宝山教导我们》，到拨弦演奏的《白宝山思想》，无一不让人心惊胆战。这三首歌都像在向毛泽东和之后的执政者的话语进行致敬或者解构，“名言（语录似乎更贴切）”，“教导我们”，“高举某思想奋勇前进”……这些话语像皮肤一样伴随在我们的周围，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些话同样在白宝山的周围，白宝山的案例并不仅仅反映了白宝山是个混蛋。犯罪和歌曲的联系，我们能想到的或许只有迟志强，那时候我真的很喜欢听迟志强，因为在监狱里能发出声音本来就是一件无论在艺术，政治，经济上都有重大意义的事。但是现在想想，那些悔恨的歌曲有几首真正是犯人的心声，大多还是其他的词曲作者写的。对于监狱里的真实声音，我更相信廖亦武，他把监狱里极端残酷的事实给披露了出来，监狱不是我们电视中说的互助，学习的好地方！那里是地狱！一、电厂武警战士和装甲兵司令部哨兵遭袭击１９９６年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２２日，北京市连续发生袭击解放军哨兵、袭击人民警察的恶性案件，震惊了北京市公安局，震惊了国家公安部，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一、电厂武警战士和装甲兵司令部哨兵遭袭击１９９６年３月３１日晚上，石景山高井热电厂像平日一样，厂区里非常宁静。晚上２１点４０分，值勤的武警战士范龙泽接电厂西大门岗。与他同时换岗的还有战友杨志明。杨志明负责电厂的内部巡逻。在西大门岗亭值勤的只有范龙泽一个人。范龙泽接过上一班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子弹袋，扎好。子弹袋是空的，枪里也是空的。按照纪律，哨兵值勤不带子弹。这时，他听到岗亭里的电话响。电话是支队长打过来的，例行公事，询问哨兵位上有无反常情况。他报告说，一切正常。放下电话，范龙泽提着枪走出岗亭。大门外没有情况。他转过身，向厂内的方向走了几步。不远处是备件库的夹道口。那儿伫立着几根粗大的暖气管道。他恍惚看到有个人影晃动了一下，消失了。当他走过来时，黑影在暖气管道底下仰望着他，并不慌张。范龙泽朝远处看看，并没发现异常，返了回去。电厂大墙很高，那条黑影是从东边翻高墙进来的。他在电厂外选择了一处靠近大墙的屋顶，从那里爬上高墙。跳下来后，他沿着墙根的暗影，迂回着向西大门靠近，选择了这个离哨位不到２０米的夹道口，隐藏下来。黑影没携带武器，只带了一只大号手电筒。范龙泽没有想到，他自己会成为袭击的目标。他今天胃口不好，腹胀，肚子一阵阵疼得厉害。他终于忍受不住了，就在他返回哨位后不久，胃里向上翻，他紧跑两步，蹲下，呕吐起来。夹道内的黑影认定这是个极好时机，回身走到备件库，从一个木箱上抓到一根粗铁棍，迅速回到夹道口。哨兵范龙泽仍蹲在原地，呕吐不止。黑影悄悄从他身后走来，恶狠狠地举起了铁棍。范龙泽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头上血流如注，染红了岗亭前的水泥台阶。黑影迅速从他的怀里抽走了“五六”式步枪，打开大铁门上的侧小门，跑出电厂。三分钟之后范龙泽醒过来，挣扎着走进岗亭向中队报警：“我是西大门哨兵，我遭到了袭击……”中队长迅速带领武警战士赶到现场，问明情况，向大门外追击。那条黑影已逃得无影无踪了。行凶用的粗铁棍斜躺在距岗亭不远的地面上。它是备件库里的备料，上面没留下指纹。岗亭内的电话、登记簿、手电、灭火器等均未翻动，范龙泽值勤用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被抢劫，枪号为９２２７３５９。范龙泽马上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位置在石景山区金王府附近，距西山八大处不远，周围有矮山和松林环绕，风景优美。４月７日晚上２１时３０分，哨兵余启明接戴少伟的班。余启明是四川省巫山县人，身体结实，爱好运动。他的上哨时间为晚２１点半至２３点半，两个小时。在哨位上，他没发现可疑情况。２３点１５分，余启明准备去哨岗。这时候有几名外出人员骑自行车进院，他做了登记，然后进营房叫醒下一班的哨兵尚国玺，又返回哨位。等待接岗时，他在院内运动了几下，然后走到大门外。余启明走到距小松林最近处向后转。这时他的位置是面对岗亭，背向松林。刚刚走出两步，就听见“砰”的一声，像打枪的声音。很近，仿佛就在他身后。他感觉到子弹从身后射过来，并看到子弹穿越他的身体射到岗亭上，迸出了火花，一块砖头掉了下来。他觉得他中弹了，但不知道子弹打在什么部位。他还能跑。他喊了一声，立刻朝大门里边跑去。这时又听见一声枪响，并再次看到前边的铁栅栏上冒出火花。这次他感到自己的右臂被击中，木胀胀的。所幸他没有倒下，坚持着一直跑到大门里边，跑回营房。营房里的战友敖祥军被惊醒，问：“你这是怎么了?”他捂着手臂说：“我中弹了，被打了两枪。”敖祥军没弄明白，追问：“谁开的枪?”余启明说：“我也不知道。”敌情来得突然，敖祥军、徐健几个战士立刻起身，摸到大门口。余启明因抢救及时脱离了危险。余启明回忆不起值班时有什么异常，直到被击中，他也只听到枪声，看到子弹打在岗亭和铁栅栏上溅起的火花，他根本就没看见开枪的人。开枪的地方很近，仿佛是从松林里射出来的。但那里没有人，至少他没看到有人。二、凌晨，又发生两起枪案４月８日深夜，北京市石景山公安分局防暴大队的巡逻车在本辖区执行巡逻任务。车上有６名巡警，携带着微型自动步枪和五四式手枪。他们是：巡逻分队长孟彬，巡警杨斌、姜书启、王炜、肖远和王建庆。值勤时间为晚上８点至次日早晨８点。姜书启驾车。午夜前，他们在八角街绕了一圈，在１２点１５分左右，驶到石景山高科技园区石兴大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这时有一辆宝石蓝色面包车，逆行从斗源饭庄方向开过来。对方行车速度很慢，车身左右摇摆，有司机酒后驾车之嫌。他们决定拦截该车进行盘查。然而，当对方看到警车之后，立即刹住，在路面上打个回头，速度突然加快，企图逃脱。巡逻车迅速追上去，并很快超过面包车，把它逼在距路口不远的便道旁。巡逻车在面包车左侧大约三米的地方停下来。巡警孟彬、肖远、王建庆三人提着自动步枪相继下车，准备盘查。面包车的右后门突然拉开，一条黑影蹿出来———这时肖远站在巡逻车后门的位置，王建庆站在前驾驶的位置，孟彬站在中间。对方刚一下车，枪就响了。下车的三名警察全部被击倒。那条黑影继续开枪射击，边打边退，向东边逃去。巡逻车车身连中两枪，留下横向排列分布均匀的四个弹孔。持枪的黑影一边射击，一跃一跃地向东逃窜。那辆宝石蓝面包车突然启动，加大油门朝西开去。一车一人，逃向相反的方向。分队队长孟彬忍着伤痛用步话机向分局报案，杨斌和王炜检查几位战友的受伤情况。孟彬分队长撑着一条腿，站在路口拦车，运送伤势严重的王建庆，其余人在出事现场等待援兵。“４•０７”案现场，警方在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大门外的松林内，发现持枪人潜伏的痕迹。在距哨位３５米的松树下，提取到可疑足迹一枚。在附近的草地上，找到７．６２毫米步机枪弹壳两枚，弹底标识为７５－８１。在岗亭外的砖墙、铁栅栏附近，找到弹头碎片。“４•０８”案现场，犯罪分子逃跑距离较长。在犯罪分子下车后和逃跑途中，共开了９枪。警方在现场提取到８枚７．６２毫米步机枪弹壳，弹底标识均为７５－８１。在其逃跑路线上发现１枚遗留的未发射子弹，弹底标识与提取的弹壳相同。在其翻越的墙头上提取到微量血迹(墙上有玻璃碴)。两处现场提取的弹壳，经公安技术部门鉴定，歹徒使用的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与高井电厂被抢劫的枪支枪种相同。两处现场的子弹，发自同一支步枪。半个月后，罪恶的枪声又在北京市丰台区的八一射击场响起。４月２２日凌晨１时４５分，某团七连哨兵张海峰、郭占平在值勤时听到军体大队管理处院东有放爆竹的声音，未能辨清是否是枪声。２点４０分，军体大队公务员靳先国在值班室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是男性，从声音上判断大约３０－４０岁。对方先问靳先国的姓名，然后说：“大门口出事了，有人被打死了。你赶紧向领导报告，快一点带人过来。”靳先国拿着听筒问：“喂，喂，你是谁?”对方已把电话挂断。靳先国感到事情严重，马上打电话给军体大队代理协理员陈采良、代理军务参谋胡春利，一字不落地报告了匿名电话的内容。陈采良、胡春利立即带人赶到大门口，发现哨兵赵长文遭到枪击，已经死亡。经法医解剖，赵长文身中两枪，均为枪弹贯通伤。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对现场提取的７．６２毫米步机弹进行鉴定，与日前“４•０７”、“４•０８”案件同出自一支步枪。哨兵身上携带的手枪枪套连同空弹夹去向不明。给靳先国打匿名电话的是军体大队院内居住的一名职工。凌晨，他还没入睡，在宿舍听到外边有枪声。他长年在靶场工作，对枪声是很熟悉的，不可能听错。而且，枪响的地方应该在大门附近。他知道大门值勤哨兵只背着空枪套，里边并没有枪———那么，这枪是谁打的呢\?出去看看，很可能有危险；不去看看他又不放心。坐在床边，连着抽了几支烟，他还是决定骑自行车兜一圈，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果然不出他所料，大门内侧躺着一名战士，已经被枪打死了。他先在哨兵值班室给大队打电话，没打通，返回宿舍再次打电话时没透露自己的姓名。几分钟之后，他从宿舍的窗口看到大门处聚拢了许多人，这才熄灯睡觉。第二天，他如实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反映给了保卫部。三、现场，现场，现场“３•３１”高井电厂袭击武警抢劫枪支案件发生后，北京市公安局成立“３•３１”案件专案组，随即开展工作。“３•３１”现场犯罪分子遗留的物证痕迹不多，行凶的铁棍系现场采集，上边未留指纹。公安人员对电厂内部因素做了广泛的调查，并一一排除。专案组作出此案为外部人员作案的结论，并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一、犯罪分子有备而来，犯罪目标明确；二、对作案现场及周围环境熟悉；三、身体强健，有较强的奔跑能力和攀登能力；四、不是初犯，有用铁棒等钝器袭击头部的习惯动作。由于犯罪分子抢走了枪支而没抢到子弹，对于犯罪分子下一步将如何动作，专案组做了多种设想，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果然，一周后便连续发生了“４•０７”、“４•０８”案件。“４•０７”案与“３•３１”案在时间上有承接性，“３•３１”案中被抢劫的是“五六”式步枪，“４•０７”案出现了“五六”式步枪，在使用武器上有内在的因果联系。同时，两案均发生在石景山区，且袭击目标一致，都指向部队的值勤哨兵。“４•０８”案显然是“４•０７”案的延续，犯罪分子袭击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后，在撤离途中与警方巡逻车遭遇，双方发生枪战。两案发案时间前后只差一小时，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相同，案发地点恰在犯罪分子自“４•０７”现场返回的路上，两案的衔接十分自然。“４•０８”现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子弹等物证线索，现场还出现过一辆宝石蓝色面包车。这辆面包车从一开始就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石景山公安分局迅速布置警力，对本地区所有蓝色面包车司机进行调查，寻找车源。在强大的外部压力和内心压力下，第三天，面包车司机来到派出所主动交代了当天的事情经过。司机讲述的过程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驾车在高科技园区附近转悠，遇到一个高个子男人拦车。我问他去哪?他说去３３７路汽车总站。我让他上了车。上车时，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有两尺多长，挺显眼的。我问他：“您拿的什么?”他说：“打家具的木板儿。”当时我试探地说：“前边戒严了，要查身份证。”他立刻改了口，说：“要不就去古城地铁站吧。”我出来就是想多挣俩钱儿，便说：“去古城地铁２０块钱。”他说：“行。”我看他拿出钱后才掉头。掉头的时候前边来了辆警车，开始我没太在意。可刚开到十字路口，警车就追上了我的车。我看见车上坐满了警察，都拿着枪。我车上的那个人说：“你赶紧停。”同时还拉右边的车门。我的车门不好使，拉两三下才拉开。这时警察已经下了车。那人也下了车。他刚下去我就听见“砰砰砰”几声枪响，像放炮一样。接着就见那些警察都趴在地上，警车的边门上一下下地直冒火星子。我吓坏了，先是双手抱头伏在方向盘上，听着枪声不那么密了，我抬头看看路面，挂上挡就朝西边猛开，后面的车门都没来得及关。驶出开发区，往西开进郎川村，顺着河西的土路一直朝前奔。我听后边没动静了才敢回头看。这时我发现后车厢里有块红色旧毛毡提兜，是那个乘车人留下的。我顺手就把它扔到了车外边。又开了一段路，我回过味来，拐了个弯，顺着３１１路朝南开。在路口遇到警察查车，他们看了我的驾驶证和行驶证，见车里没人，就放我回家了……司机向警方证实：歹徒只身一人，高个子，大约有１．７８米。石景山分局刑警大队根据面包车司机提供的线索，在郎川村一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访问，寻找那块红色旧毛毡提兜。但那块毛毡仿佛钻入地下，始终没有找到。但“４•０８”现场至少还给我们提供了如下情况：对方有高超稳定的射击技术，对军用武器熟悉，从持枪和跳跃的姿势上看，很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据此，专案组认为：犯罪分子可能是受过警方打击的累犯，可能有过服役史，或接受过军事训练，有接触军用武器的经历。“４•２２”现场也证明了嫌疑人枪法的准确，且手段极其残忍。犯罪分子在这４起案件中侵犯的对象都是现役军人，作案目标都是为了抢夺武器。为什么他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作案?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目的?是为报复社会，制造混乱，还是另有企图?这完全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犯罪分子３月３１日在高井电厂抢到的是一支空枪，在此之后，突然出现了弹底标识为７５－８１的大量子弹。他的子弹，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四、北京市全力侦破案件北京市公安局“３•３１”案件专案组提出三项果断措施。首先，专案组通过对几起案件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如下认识：几起案件相距时间不长。第一起案件，犯罪分子抢夺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第二起案件，犯罪分子使用抢劫的步枪袭击装甲兵司令部哨兵，抢夺手枪未能得逞；第四起案件，犯罪分子打死八一射击场哨兵，抢走空枪套，其抢夺手枪的目的仍未得逞。因此，不能排除其以同样方法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基于此种分析，专案组制定了“抓现行”的工作方案。专案组在石景山巡逻支队设立指挥部，组织了１００多名精干警力，分成若干小组，配备好火力、防弹装备和夜视装备，每天晚上启动，在北京西部所有部队驻地的哨位附近布控蹲堵。哨兵为军营站岗。我们的刑警暗中为哨兵站岗。在重点哨位布网守候的同时，指挥部还安排了武装机动车辆在这一地区巡游，以备突然事件发生。第二项重点工作，查子弹。子弹，始终是一个谜。犯罪分子在抢枪之前，就存有充足的子弹，或者有获取子弹的办法和渠道。从几起案件现场所提取的弹壳、弹头上看，犯罪分子所使用的子弹的弹底标识都是７５－８１。这说明他获取子弹的途径比较单一。在这项工作中，专案组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他们查访了兵器部，一批批地查找该批号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区域。终于查清了这批子弹的来龙去脉。这批子弹生产于文革后期，由河南某兵工厂制造，主要配备给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没有下发到部队；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主要分发给了新疆的阿克苏、吐鲁番、石河子、奎屯等地区。这是本案第一次涉及到新疆。专案组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情况，但因子弹数量过大，分布面广，且下发时间长，无法进一步划定核查范围。第三项重点工作，是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活动地区和落脚点。面包车司机是几起案件中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因此专案组十分重 视对他与犯罪嫌疑人短暂接触过程的挖掘工作。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对犯罪嫌疑人口音的确定。专案组请来语言专家，把面包车司机与犯罪嫌疑人的对话反复进行分析。双方在车上只说了几句话，一共２７个字。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犯罪嫌疑人所说的“木板儿”这一句。专家们反复推敲后认定，对方所操的是北京地方话而不是普通话。这有重大意义，由此可确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北京市人，而不是外地人。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及居住地在石景山区之内（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丰台西部，距石景山区并不远，而且交通方便），其中“重中之重”，应该在３３７路汽车总站附近。专案组明确了侦查范围，决定在３３７路汽车总站周围５公里范围内，挨门逐户，进行地毯式排查。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工作，并没摸出有价值的侦查线索。由此，“３•３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披上了越来越浓郁的神秘色彩。传闻中他被描绘得能够飞檐走壁，作案时忽来忽去，遇事反应之快，动作之迅速，逃匿之巧妙，均非常人所能想象。又一说法，对方枪法神奇，与警方遭遇时，子弹仿佛长了眼睛，凡拿枪的都被击中手腕，凡追击者都被打伤腿，而且弹无虚发。虽然事实与传闻有很大的差别，但对方枪法精湛是毋庸置疑的。现场勘查和现场访查都在昭示着一个方向，使你在判断上形成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的递进式四重推理：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中的特种兵；案犯可能是特种兵中的特等射手；案犯可能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参加过越战的人员。这使我们的侦破工作兜了一个大圈，直到最后，你也不能完全排除它。这是由现场的特点决定的，现场特征就是这样的一个导向，否则你将无法解释———所有另外的解释反而都是不科学的。通过对４起案件所获得的线索的综合分析，专案组对犯罪分子做出了如下刻画：犯罪分子身高在１．７４米以上，年龄３０－４０岁之间，身体健壮，北京市人，住地（落脚点）在石景山区模式口３３７公共汽车总站附近，有参军史或者服刑史，有接触军事武器的经历。他单独作案，目标是袭击军人哨兵，手段残忍，手中有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一个幽灵，回到北京时间倒推到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２日，白宝山的身上带着“释放证书”，盖着朱红的印章———白宝山，３９岁，北京市人，原籍河北省徐水县，因抢劫、盗窃罪，１９８３年９月９日判处有期徒刑１４年，剥夺政治权利２年，现裁定释放。签发单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新安监狱。签发日期：１９９６年３月７日。本文内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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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白宝山一回到北京就想犯罪，就想抢劫武器去杀人———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两年后的１９９８年３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说：“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下午，白宝山携带笨重的行李，穿着一身绿军服———那是在石河子军人服务社购买的，风尘仆仆地回到他住过的老屋，北辛安的两间平房。这里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已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白宝山离开时，大弟还没结婚。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白宝山推开房门，大弟和弟妹还没下班，屋里只有１０岁的侄女在写作业。他与侄女从未见过面。白宝山叫出侄女的小名———他是从大弟的来信中得知的，并做了自我介绍。他没在大弟家久留，仍背着他的行李，让侄女带路，找到父母的新居———北京模式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见面是尴尬的，这一点白宝山早有预料。无论如何，他是从大西北回来了。然而，他的归来，也给家中带来了许多麻烦。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最初几日，先住母亲家，将来再从长计议。生活出路也是个问题。他没有钱。他还没办户口，也就无法找事干，一时没有生活来源。母亲周济他一些钱。大弟也常塞些钱给他，供他日常花销。白宝山打算做点小买卖，还打算学开车———但这都需要他先把户口落下来。１９５７年，白宝山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首都钢铁公司的职工。他３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一人靠工资养活他的两个姐姐、他和刚满周岁的大弟４个孩子。因贫困所迫，母亲不得不把他送到徐水老家。直到１９７１年，白宝山１３岁的时候，才返回北京。此时母亲已经改嫁，继父姓梁，也是首钢工人。母亲和继父已生下了小弟。小时候，白宝山没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农村，家里没钱上学。回到城市，１３岁的白宝山与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一年级，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上到小学三年级时，他便辍了学。辍学后，白宝山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开始在一家街办的酱菜厂当临时工，那年他仅１６岁。后来，到１９７６年，他１８岁的时候，正式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录用，成为一名装卸工。在工厂期间，他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因为他不爱说话，许多工友对他都毫无了解。厂里民兵搞训练，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每人打３发子弹，他居然打了个优秀。那次之后，白宝山千方百计向亲戚借到一支气枪，下了班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转悠，打鸟。一年之后，他的枪法练得极准，１５－２０米内，枪响鸟落，弹无虚发。同时，他的残忍性也有所表露，夜里他不睡觉，用气枪瞄着打老鼠，一枪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进墙角里。孤独的人未必心理不正常，只是他们不喜欢交流。当然，孤独并不决定一个人走什么道路，不过孤独的人可能比开朗的人危险。如果白宝山能走正道，或许他能成为射击高手，说不定能获得奥运金牌，但他偏偏走上了另一条罪恶的路。白宝山２３岁结婚，妻子是本厂女工，也姓白。一年后，他们生下一双儿女，龙凤胎。白宝山的家庭生活非常贫困，不能说贫困一定导致犯罪，但贫困对白宝山的心灵的确产生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加上他的独来独往，加上他无论白天黑夜喜欢四处游荡，加上他的“蔫大胆”，加上他排斥外界的阴暗心理，加上周围“坏孩子”的影响———盗窃的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开始是小偷小摸，渐渐发展到偷人家院里的自行车，勾结邻居家的孩子，结伙入户行窃，潜入工厂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领地扩大了，但他“顾家”的意识并没泯灭。他的盗窃行为触犯了法律，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４年。直至刑满获释，完成了他前半程的人生道路。白宝山回到北京，已经跟１０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小偷小摸的事是不打算干了，做什么他还要再想一想。现在他的首要任务，是先把户口落下来，办理好身份证等手续，然后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现在的白宝山应该说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犯罪，并不是他惟一的出路。六、户口、程序和它的负面效应据白宝山交代，他第一次来到派出所，是由大弟陪同一起来的。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他呈上释放证和有关材料。释放证上标着这样一行字：“本人必须在３月２４日前将本证明书送达北京市石景山区×××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这位片警正忙着其他事情，晾了他一阵，口气冰冷地说：“户口马上办可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白宝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片警听着不舒服，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白宝山受到深深的刺激，一种愤懑、一种敌意，甚至一种仇恨意识，立刻从心底翻了上来。在此之后，他一遍遍地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说的一样，被一次次地向后推延。白宝山的户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关于白宝山申报户口的问题，有关部门做过调查。派出所原负责该片的那位片警说：“１９９６年３月，白宝山持释放证来我所办理户口，我要他写出书面申请，交一寸免冠照片，４月份交来，因照片不符合规定，要他补照。几天后重新交上来之后，我对其进行入户调查走访，多次上门，白宝山均未在家。５月，白宝山的姐姐称他已上外地。１１月，我把白宝山的户口事宜转交给新任外勤民警小吕。”字里行间，都是秉公办事。那么，白宝山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新任民警小吕接手后，曾去白家访问，白宝山外出未归。１９９６年１２月派出所核查户口，小吕在白家见到了白宝山，与本人做了谈话，访问了周围群众，掌握了基本情况。１９９７年３月向上申报时，再次到白宝山家回访。白宝山的大弟说，他已去了外地。白宝山的户口于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５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入户。在给白宝山办理户口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宝山作案１０余起，杀害１５人，而他的户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宝山做最后一案，杀掉同伙的前一天。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距注销它的日子也已经不远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讽刺。在法庭上，白宝山一遍遍地强调，他之所以重新犯罪，就是因为派出所不给上户口。“不给我办户口，就是不让我生活。我只能去抢。我认为，派出所故意刁难我。”不久之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后边的小山上，时常出现一个穿着绿军服的高个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潜伏下来，静静地观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他的目标。白宝山出狱时为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回北京不到一个月，他就认为第一条道路已被堵死，他只有第二条路可走。他要抢劫武器，在他仇恨的意识里，抢到武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死那个片警。在一个月内连续不断袭击军人哨兵的犯罪分子正是白宝山。３月３１日晚上，白宝山跳墙进入电厂，并没想当天动手，他是来踩点的。但他遇到了好机会———值勤哨兵身体不适，蹲在地上呕吐。这使他轻而易举就得了手。搞到枪，白宝山反而冷静下来。他想，杀掉那个片警，他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暴露他自己，那就不如先干点别的。“五六”式步枪目标大，不好隐藏。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把步枪埋了起来。有了枪白宝山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但长枪携带不方便，白宝山打算利用长枪再搞短枪。于是他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哨兵，但他不知道哨兵背着的是空枪套，里边并没有装枪。在逃跑时，又与突然出现的巡逻警车发生枪战。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带着短枪。于是就发生了“４•２２”枪案。枪案发生后，他来到母亲家，这时他已不住母亲家，母亲为他租了间小房，白宝山单独住在外边。这样，家人就更不知道他晚上都在做什么。白宝山连续作了４案，都逃避开警方的打击。他并不把杀人当回事，毫不顾及他所造成的后果。他多次开枪，打死打伤军人和警察。除了与巡警交火是一场遭遇战，其余全都是他有预谋地在进攻。白宝山已成为一个冷血动物，一部血腥的杀人机器。他的残忍性就在于：当他确定了某一攻击目标之后，无论是谁阻碍了他，他都要把对方在肉体上消灭掉。七、报复心理的形成与预谋犯罪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着外部和内部的原因。白宝山返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作案，５０天内连作４案，打死哨兵１人，打伤军警人员６人，除了他反复强调的户口问题外，当然有着他自身的更深层的根源。早年因盗窃，他被判刑。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他离婚，儿女也跟着受牵连。他认为前罪判得过重，这影响到他的整个前程。他把这笔“账”记到法律和社会的头上。按照白宝山的说法，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４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因抢劫罪被加判了有期徒刑１０年。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我仔细阅读过有关方面的材料，应该说，北京市两家初级人民法院当年对白宝山的量刑应该说是恰当的。１９８２年前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数公职人员月薪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白宝山的盗窃数额不菲。他多次与同伙入户盗窃，性质恶劣。而在刑法上，对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有着明确的规定，持械行凶，抢夺他人财产，伤害他人身体，以抢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确的。但白宝山并不这样想，他从自身的私利出发，认为法律对他不公平。这种思想在他漫长的服刑过程中，在他承受离婚等人生打击时，不断得到加强。白宝山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１９９８年３月，白宝山在法庭上曾相当清晰地表述过他在狱中产生的报复思想。他说：“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２０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１９９１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５年之后，白宝山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大约在１９９２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１０岁的女儿的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苦。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同监犯人李清亮（化名）说，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情绪极不正常。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发誓说：“我出去之后，一定要弄到３００万（元），给我的两个孩子买房子，每人买一辆奔驰车，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能比别（的有钱）人差。”李清亮比白宝山年长，人性不错，有见识，服刑前曾在北京某军事单位供职，懂得枪械知识。与白宝山要好的还有两人，一个叫吴子明，一个叫小蛋子（化名），他们都是本地人。吴子明对白宝山非常佩服，小蛋子曾跟白宝山住一个监号，他对小蛋子格外照顾，两人是另一种友谊。在监狱里，白宝山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他知道，要作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这时的白宝山在外表看来很老实、很勤奋，这正是他“立大志” 的阶段。同时，他开始研究案例。劳动之闲，他常常跟李清亮“探讨”。在白宝山“预想”的那些案件里，作为主人公的他，必须有武器。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而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还要有车，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还可以设法收集子弹。新疆的劳改监狱，把犯人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两部分。部分零星犯夜里不收监，又叫外宿犯。他们有单独与外界的农牧民接触的机会。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趁机“买”到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并把它们藏匿起来。弄到子弹，只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一个环节，他还要熟悉枪械的性能和使用方法。这一点上，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在某军事单位工作过的李清亮。据李清亮回忆，白宝山对各种型号的枪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求知欲”极强。白宝山在监狱里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在一个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好评。１９９３年初，即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即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在狱中最让白宝山感到解气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两个平时老欺负他的“恶人”。１９９３年９月，与白宝山一起放牛的李宝玉突然失踪了。狱方对李宝玉失踪事件进行了调查，李宝玉并没带走任何东西，况且他还有一年就服刑期满了，按照常理，犯人在这种时候没有特殊理由，是不会逃跑的。虽然存在着许多疑点，因找不到其他证据，事情最终仍以李宝玉脱逃定案。李宝玉因何失踪，最清楚底细的人，莫过于白宝山。白宝山第二天就着手准备。他一声不吭，背着人在牛棚后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一米、深约两米的土坑，然后，把２００元钱塞到牛棚的墙缝里。傅克军放牛去了，白宝山来找李宝玉，说：“我的钱藏在牛棚里，抠不出来了。你帮帮我，弄出来我请客。”李宝玉认为这是白宝山在讨好自己，就跟白宝山走进了牛棚。他问：“钱在哪儿？”白宝山指了指墙缝。李宝玉低头往里边瞅，钱卷成一卷，果然在墙缝里，用手指是抠不出来的。他找到半截细铁丝，弯个钩儿，猫腰帮着白宝山钩钱。这时白宝山站在他的身后，摸出事先准备好的铁锤子，对准李宝玉的后脑就是一下。李宝玉翻翻白眼，一声不吭地栽倒在地。白宝山抡起铁锤，对准李宝玉的头部连续又打了四五下。白宝山看李宝玉被打死了，就把他的尸体扛出牛棚，扔进他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土坑边上放着一把铁锨，三下五除二，没用半个小时就把李宝玉的尸体埋好了。一切都收拾停当，白宝山坐在牛棚外晒太阳。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２日——距李宝玉失踪仅半年，另一个与白宝山一起放牛的傅克军再次失踪。这次引起了中队的警觉和重视。当时在牛房放牛的共有四人，白宝山、傅克军、秦百川和田守水（后两人为化名），四人全是北京调犯。３月２０日晚上９点钟，秦百川和田守水就回监号了——他俩不是外宿犯。当夜，在牛房住的只有白宝山和傅克军两个人。２１日早晨，秦百川来牛房干活，没看见傅克军。他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去团场送牛奶了。”中午，傅克军没回来，但谁也没意识到傅克军会失踪。这天白天，秦百川发现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都不见了，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走时都带走了。”秦百川起了疑心，他想，傅克军去送牛奶，带被子枕头干什么？田守水也是一大早就过来的，他去打扫牛棚，发现牛棚已收拾干净，地上还洒了水。白天，监狱的焦中队长过来一次，谈今年承包的事。因傅克军不在，田守水说：“等克军回来，大家商量商量再定。”到了晚上８点，仍没等到傅克军。田守水、秦百川一同回了监号。到了２２日晚上，白宝山才向中队报告说：“傅克军自２１日早晨外出，至今未归。”晚上１１点，监狱的魏中队长、焦中队长带领武警把白宝山、秦百川、田守水三人收监，说：“傅克军跑了，中队要对你们进行审查。”当晚，魏中队长安排另一名姓唐的犯人住进牛房。夜里，唐某躺在傅克军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有什么气味刺激着他。他伸手在土墙上抹一把，觉得腥乎乎的，打开灯辨认一番，发现墙上有许多喷射状的污点，像是血迹。再仔细检查，在房子的顶棚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污点。他吓坏了，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向中队做了报告。事情上报到狱政科和１４２团场派出所，当天就对牛房进行了检查，墙壁和顶棚上的点状痕迹，经化验确定是人血（其中夹杂着鸡血），同时，在傅克军的床铺底下，找到未被带走的７００元人民币。有人反映，２１日清晨，看见白宝山在院里烧棉被或大衣那样的物品。此外，中队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步枪子弹、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共９５发。因出事当天只有白宝山与傅克军两人住在牛房，白宝山自然成了重点嫌疑对象。狱政科王永康副科长提审白宝山，审讯工作持续了十几天，白宝山态度死硬，只交代了藏匿９５发子弹的问题，拒不承认与傅克军失踪有任何瓜葛。劳改中队和狱政科曾判断傅克军遇害，尸体可能用马匹驮到周围的荒野里掩埋掉了。他们在监狱周边的可疑地段进行搜索，并动用了警犬，未能发现傅克军的尸体。同时，据监狱的犯人反映，傅克军跟白宝山的关系时好时坏，两人也没什么深仇大恨，按说白宝山不会杀人。事实上，傅克军就是被白宝山杀害的，他采用了与杀李宝玉同样的方法。３月２０日深夜，黑暗中白宝山爬了起来。傅克军睡得烂熟，他微微地打着鼻鼾。白宝山低着头看他一阵，慢慢地举起了铁榔头，狠狠地砸在傅克军的脑袋上。傅克军长长地哼了一声，就没了气息，那身死肉也松垮下来。掩埋傅克军的尸坑已经挖好，打死傅克军之后，白宝山拿着铁锹出去，又把土坑整理了一遍。再返回牛房，白宝山吓了一跳。傅克军又起来了，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木床上。但他反应迟钝，两眼直瞪瞪的，似乎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白宝山的铁榔头又砸过去，因用力过猛，竟把半个榔头砸进傅克军的脑壳里——这就是造成鲜血四溅的原因。傅克军再次倒下，鲜血立刻染红了他的被褥和枕头。白宝山没有开灯，他把傅克军的尸体背出去，埋到坑里——这个土坑是紧贴着牛棚的墙根挖下去的，距墙皮不到半米远，挖了两米深。处理了尸体他才觉得这事做得有漏洞，他弄出了血，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上到处都是血。他坐了一阵，便把染血的铺盖抱出去，点火焚烧了， 用沙土把灰烬埋了起来。凌晨时分他又在牛棚周围搞了卫生，洒上水——这就是后来田守水看到的情景。这次，白宝山的疑点太多，但是，监狱方始终没有寻找到傅克军的尸体，无法确认他已经死亡。白宝山又态度死硬，拒不认账。监狱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法给白宝山定罪。两年过去了，傅克军失踪案只能作为“悬案”挂到一旁。因傅克军案，白宝山被单独关押了１２５天，写过保证书后，继续回去放牛。１９９６年３月７日，他如期提前一年获得释放。３月１２日，白宝山回到北京。白宝山前期收集的子弹被劳改中队没收了。在他重新获得“自由”之后，利用恶劣天气里附近牧民的羊群误入监狱草场的机会，他把羊扣住，要挟对方。作为交换条件，他从牧民手中弄到了三包步枪子弹（７５发）和５０发手枪子弹。这一次，他把子弹埋在水渠附近。释放后，他把子弹挖出，全部缠在身上，带回了北京……下午两点，汽车到达徐水县城。下车后白宝山漫无目标地乱走，出了县城大约走了三四里地，白宝山发现一处兵营的哨兵身上背着折叠式自动步枪。这让他眼睛一亮，这种枪他没见过，枪身较短，金属枪托可以折起，携带方便。一刹那间白宝山就做出了决定，要抢这里哨兵的自动步枪。从下午到晚上，白宝山都没离开兵营左右，他选择好了潜伏地点和射击位置，确定了进入路线和退出路线。白宝山对地形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当他确信把一切都安排清楚了之后，于当天晚上返回了北京。从第二天，北京就开始下雨，一连下了三天。到徐水后，他在靠近兵营的一家水泥管厂与果园的交汇处，挖了个坑，把包着塑料布的步枪埋藏起来，子弹埋在了另一个地方。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两天后白宝山再次来到徐水。白宝山先在街上吃了点东西，等着天色黑透后，到他的藏枪地点取了枪，坐在果园里，先把枪擦拭一遍，子弹也一颗颗擦好，做这项工作他戴上了手套，避免在弹壳上留下指纹。他向枪膛里压满子弹，余下的仍缠在身上。然后，他在夜幕的掩护下，按照看好的路线，悄悄进入距哨兵不到十米的预定射击点，然后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在那里整整趴了四个小时，直到午夜１２点半左右。在哨位上值勤的哨兵一共三个人。他掐算好时间，知道下一班换岗的时间已经临近。岗上的情况，一般是两个哨兵站在外边的岗台上，另一个哨兵站在大门口，岗台距大门有１５米。现在，那个哨兵出来了，也站到岗台前——他觉得，可以动手了。白宝山先瞄准背枪的哨兵开了一枪，那个哨兵应声倒地，不动了。他一转枪口又朝背子弹袋的兵打了一枪，那个兵也不动了。他正要朝第三个兵射击，发现那个兵已匍匐着进了大门，他瞄着那人连开三枪，均没打中。他快速从槐树丛后边出来，把自动步枪拿到手。这时兵营里的警报响了，但没有人马上出来。他背着两支枪，猫着腰从原路跑回，沿预定路线向西跑过１０７国道。他经过一个加油站，天太黑，没人注意他。再跑过铁道——他的速度慢下来。然后，他沿铁道朝徐水火车站方向走去。天快亮的时候，他发现铁路边上有个废弃的烧砖的土窑。他在窑地里挖了两个坑，把两支枪和子弹分别埋在这两个坑里，做上记号。然后他脱掉身上的绿军衣和绿胶鞋，换上圆领衫，把鞋和衣服埋进一个烂泥塘。然后，他在露天的土窑里隐藏起来。早上８点，白宝山从旧砖窑里走出来，这时他已经焕然一新，圆领衫大裤衩，两手空空，只拿着一个小包。他穿过铁路，在公路上拦住一辆开往北京的长途车。７月２８日下午，白宝山返回北京。发案的当天，北京军区保卫处就提出与北京并案的提议，他们十分熟悉北京几起案件的案情，河北省公安厅与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联系，送去了物证样品。仅仅一天的时间，就把徐水袭击哨兵抢劫枪支案与北京市发生的四案并在一起。案件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均为一人单独作案，犯罪嫌疑人有枪，作案手法相同，袭击对象、作案目标一致；经技术鉴定，犯罪嫌疑人在徐水“７。２７”案件中所用的枪支，与北京“３。３１案”被抢枪支一致，与“４。０７案”、“４。０８案”、“４。２２案”中用的枪支为同一支步枪。并案扩大了警方的视野，提供了更多的物证线索。犯罪嫌疑人在果园内软土地上留下的脚印，进一步为警方提供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年龄、体貌等方面进行模拟画像的依据。此时，白宝山仍觉得没有短枪十分不便，恰巧他的同居女友谢宗芬说她姐夫在四川一家兵工厂工作，这立刻引起了白宝山的注意。他在徐水已经弄到了一支自动步枪，他还想再弄一支手枪——北京是不能再作案了，徐水近期也是不能去的，但他可以去四川。说不定，在四川他能达到这个目的。 但此行却让他大失所望，十天后，他和谢宗芬一道返回北京。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７日，白宝山和谢宗芬一起来到木樨园。谢宗芬要在这里的批发市场进布，白宝山也恰好在这里乘坐长途汽车去徐水。事先，白宝山并没告诉谢宗芬，到了木樨园他才说要出门办点事情，谢宗芬也要跟着去。白宝山想了想，去就去吧，路上有个女人，说不定还能掩护一下。到了徐水，谢宗芬看到枪后，骤然害怕起来，劝白宝山把枪扔了，白宝山不同意。但因为没有找到子弹，两人当晚返回了北京。夜里，白宝山像讲故事一样，把他在北京连续犯的几起案子以及在徐水开枪打死军人的过程，一件件讲给谢宗芬听，谢宗芬听着心里害怕，始终没有作声。三天后，白宝山独自一人再下徐水。他不放心，惦记着那些没找到的子弹。这次他没告诉谢宗芬，单独行动，只去了一天。来到旧窑前，果然不到半小时就找到了埋子弹的地点。然后白宝山把它们重新埋在铁道旁，距上次埋枪的地方大约十米。下午，他坐长途车赶了回来。拖了一星期，他对谢宗芬说：“子弹找到了，你跟我把枪和子弹取回来。”两人下午出发，仍带着上次购买的尼龙包。来到徐水，挖出枪支和子弹后，白宝山把“８１－１”式自动步枪装进尼龙包，将那支他使用过的五六式步枪重新包好埋回原处，子弹则全部裹在身上——处理完毕之后，他让谢宗芬在玉米地里掰了３０多穗青玉米，放在尼龙包上边做掩护，两人直奔徐水火车站。后半夜２点半，他们登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慢车。凌晨５点，他们在丰台火车站下车，坐３５４路市郊公共汽车回家。６点钟来到母亲家，白母出去晨练了，继父值夜班还没回来。白宝山把自动步枪取出来，独自背到电碳厂三角墙外的山坡上，藏在挖好的那个土洞里——这也是他从前藏五六式步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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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宝山事件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这个社会的悲剧。社会的不公造就了极端的白宝山，毁灭了一位很有可造之材的奥运射击世界冠军。我们的整个社会尤其是社会的高层管理者都应该反思自责：不要再让一个又一个优秀的人才用他们自我毁灭的方式走上白宝山式的不归路。白宝山悲剧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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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逼只是一个瞬间，像你这样的傻逼才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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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逼只是一个瞬间，向你这样的傻逼才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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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宝山事件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这个社会的悲剧。社会的不公造就了极端的白宝山，毁灭了一位很有可造之材的奥运射击世界冠军。我们的整个社会尤其是社会的高层管理者都应该反思自责：不要再让一个又一个优秀的人才用他们自我毁灭的方式走上白宝山式的不归路。白宝山悲剧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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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大的失败是不该找人合伙，不该把那个女人带着，要干就一个人干，搞点钱就收手。尤其不该找认识的人要子弹等，他妈的，他尽然傻到向退役武警要子弹，打野猪要用7.62mm子弹吗？这种智商都能当犯罪，只能说明我们公安人员智商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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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看了白宝山的连续剧，但是没找到比较真实的照片和当时的视频，好可惜，不过这家伙的确是太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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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电视剧，非常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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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什么？？？？？？、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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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朋友说话。是说着玩呢？还是当真啊？你要敢妈妈的就枪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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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白宝山死的冤枉啊。他杀死的那才叫罪有应得呢。公安局的人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呢。就把白宝山大哥杀了呢？虽然我岁数不大但我感觉是这样的。你们警察好好反省一下。看看这件事有什么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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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白宝山，尤其是他的作风我很是钦佩。我要向他学习。他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以后我要像他一样杀人、抢劫。做一个社会的败类。我感觉只要跟着白宝山这样的人同流合污是多么荣幸啊。谢谢有人的话也向我学习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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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就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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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950263 头衔：铁血国安组长 工分:37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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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个叫张山的，抢劫杀人，也是说被警察非人的对待，于是就要报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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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437654 头衔：扫奸团执委会委员长 工分:95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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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改队就杀人了这个劳改队能够放虎归山真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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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898316 工分: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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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路——中国刑侦一号案》，据真实案例改编电视剧，拍的不错，当年收视率很高，多数视频网站有，感兴趣的网友可以看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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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900476 工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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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宝山案例对社会、对公民都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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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296523 工分:1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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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还有 传说中的图片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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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500171 工分:1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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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此次重庆抢枪不是为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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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480337 工分: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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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宝山案例，最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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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463238 头衔：没有头衔 工分:125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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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当一篇精彩的中篇小说来看。8890年代的社会治安还真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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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054045 工分: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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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几集这电视剧，播了一半电视台就停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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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046192 工分: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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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多端又有几份悲情色彩的复杂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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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296523 工分:1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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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 关入监狱是为了教育 而不仅仅是为了惩罚 永远记住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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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值得认真思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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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技术部门详细的比对和枪弹专家准确的鉴定，得出结论，枪种不是五六式自动步枪，是８１－１式自动步枪。根据这一物证，完全可以将发生在新疆、北京 和河北徐水三地的案件串联起来。不久，一条重要线索进入了警方视线。武警六支队支队长廉常保反映了一个情况：六支队有个复员的武警战士说，今年７月，有个他看押过的犯人找他要过子弹。这人是个已释放的北京 调犯，要子弹回去打野猪，战士没给他。办案人员立刻感到，对上了——北京 调犯，已释放，又返回新疆，要子弹打野猪？北京 哪儿来的野猪？办案人员马上派人对此事进行了核查。９月４日，侦查员找到反映情况的退役武警刘保富。刘保富回忆说：“今年７月有两个我看押过的犯人来找过我。一个叫白宝山，另一个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是一个朋友告诉他们我家的地址的。白宝山找我要子弹，说是要回去打野猪。北京 那边哪有野猪？我没给他。”侦查员很快找到了刘保富提到的那个朋友，那人反映：“今年７月，跟我一起在新安监狱服刑的白宝山、吴子明来找我，问我刘保富的地址，我告诉了他们。白宝山是北京 人，吴子明是１４７团场的人。”侦查员马上开车来到石河子监狱管理局，调白宝山和吴子明的档案材料。白宝山的履历表上写着，身高１。８０米，北京 石景山人。北京 石景山——这跟北京 的案子联系起来了。吴子明的档案不在监狱管理局。侦查员当天下午就来到１４７团场派出所，想通过户籍卡了解吴子明的住处，不想在这里遇到了莫索湾公安局的探长魏江年。魏江年了解到吴子明家开春时曾来了两个北京 人，一男一女。男的曾与吴子明一起服过刑，来这里做生意。９月３日上午，魏江年决定带上８月３１日下午在天池附近发现的尸体照片，让吴子明的堂弟和吴父辨认一下。１９９７年９月５日上午，魏江年等人在市场上找到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魏江年和吴子兵漫无边际地聊天。一来二去，吴子兵打开了话匣子，他对魏江年说：“我哥（吴子明）走了，没说上哪儿，也没带什么衣服。”说话间，已流露出伤感情绪。魏江年看条件成熟了，把天池无名尸照片拿给他看，一边观察他的表情。吴子兵默默地看了一阵，渐渐地，眼泪流了出来，身子一软，坐了下去。吴子兵抬头看看魏江年，说：“这个人就是吴子明。”接着吴子兵说：“他家里有个蓝皮笔记本，那里边有他们的地址……”魏江年等人立刻来到吴子明家。魏江年说明来意，把尸体照片拿给吴子明的父亲。吴父戴上老花镜看了好一阵，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老人把笔记本找出来交给魏江年。魏江年翻到中间一页——上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正是白宝山和谢宗芬在北京 和四川的住址。随后他们来到白宝山、谢宗芬、吴子明合租的房子。魏江年等人谨慎地提取了一块旧帆布（与提枪袋的背带材质相同），提取了室内留下的水杯以及玫瑰酒瓶子等２０余件物品，以备查房屋居住人的指纹，然后他们封闭了那套住房。这时，他们才打电话向指挥部报告。案犯已经基本确定了。警方宣布：白宝山、吴子明上升为“９７系列枪案”的１号线索，称为“９。５专线”。目前的任务是：调动所有警力，围绕“９。５专线”全力展开工作。对犯罪嫌疑人白宝山、谢宗芬立即进行布控、缉捕，要尽快找到白宝山、谢宗芬的近期照片。乌鲁木齐要对公路、铁路、航班进行严密控制。同时，向北京 方面发出协查通报，如果白宝山返回北京 ，请北京 方面配合，适时予以抓捕。请公安部协调四川省公安厅，如果谢宗芬未返北京 而回四川，请四川省厅协助缉捕谢宗芬……新疆方面的侦查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白宝山被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此线索被新疆警方以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名义电告了北京 市公安局。北京 市局接到新疆方面提供的线索，立即行动起来。北京 市公安局专案组负责人傅政华通知石景山分局刑警队，根据新疆提供的线索，马上出动，迅速缉捕白宝山。石景山刑警队先与派出所联系，摸清外围情况，得知白宝山的户口刚刚批下来，还未最后办理。片警做过访问，对白宝山家比较熟悉，提供了白宝山在北辛安和模式口两处居住地的地址。北京 方面的侦查员决定以白宝山的户口问题为契机，把他带到派出所，再适时予以逮捕。晚上７点，刑警大队和派出所民警一行四人来到北辛安白宝山的住所。白宝山不在，他们又来到模式口白宝山母亲家，敲开了房门。开门的正是白宝山，显然他毫无防备。片警说：“你的户口市局批下来了，是８月２５日批的，你跟我们去趟派出所，把表格填一下。”白宝山是个聪明人，一看来了四位警察，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白宝山说：“好吧，你们等我穿件衣服。”说着，他转身走过去，要拉柜门。枪就放在柜子的抽屉里，子弹顶着火。这个时候，白母推门走了进来，白宝山迅速放弃了反抗的念头。他穿好衣服，对母亲说：“没什么事儿，我的户口批下来了，民警同志要我跟他们去办户口，完事就回来。”然后，他跟警察出去，上了车。在当晚的问讯中，白宝山态度十分顽固。９月６日北京 警方凌晨对白宝山的两处住所进行了公开搜查。在模式口白宝山住处的衣柜抽屉内，搜出五四式１支，枪号为６５３８５８９，正是石河子被害民警姜玉斌被抢劫的***，搜出现金人民币１１３万元。至此，主要赃证到手，白宝山再百般抵赖也已毫无意义了。９月６日早晨，白宝山便开始交代自己的罪行，包括每一桩案件的作案时间、地点、过程；包括杀人地点、埋人地点、埋枪地点的位置和周围的地貌特征。他的确不需要思考，他所做的１５起案件，包括警方未掌握的五起，每一处细节他都记得非常清楚。９月２日下午２点５０分，谢宗芬上了飞机——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所有的感觉都是新鲜的。当天晚上，她已经乘坐汽车回到自己家里。她发了财——这次回来，衣服讲究了，戴着金项链金耳环，给丈夫、女儿、父母都买了礼物，一家人见面都喜气洋洋的。９月３日，谢宗芬就开始还账。第二天，她带着家人出去购物，大包小包提回来一大堆。她回家仅两天，手里的钱就花出去３万多，还剩下７７０００元。９月６日下午，谢宗芬在家里吃饭，门外来了几名筠连县公安局的人。公安局的人问：“你是谢宗芬吗？”谢宗芬说：“是我啊。”她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一副冰冷的手铐已经铐在她的手上了。谢宗芬在老家风光了三天，就进了牢房。谢宗芬被抓起来，这个蠢女人仍不敢说出白宝山的实情。其实她真应该感谢公安局，她被抓获，结束了她参与白宝山犯罪的丑恶历史，却保住了她行将消失的生命。对她来说，坐几年牢房总比长眠于山间树阴下的土坑里好，这是她天大的幸事。在审讯中，谢宗芬承认她认识白宝山，承认她和白宝山的关系，也承认她跟着白宝山去了新疆，但她隐瞒了白宝山的所有罪行。她说，她和白宝山去新疆是做棉花生意的，开始时住在１４７团场吴子明家，后来她租了刘秀芬的房子。生意没做成，打算下半年再去。由于她闹着要走，他们就回来了。先到北京 ，她又单身回到四川。公安人员问她白宝山在新疆都干了什么，她说白宝山在新疆和吴子明来往频繁，两人买了摩托车，天天早出晚归，有时整夜不回来，他们干什么自己不知道。公安人员问，你没问过他们吗？谢宗芬说：“我问过白宝山，白宝山打了我一巴掌，说不该我问的就不要问。”筠连县公安局从谢宗芬家搜出７７０００元赃款，谢宗芬说，这是她从北京 回来时白宝山留给她做生意的钱。谢宗芬避重就轻，１１万元也被说成了８万元，她谎称自己只花了２０００块钱。９月７日，北京 市公安局赵斌、宋树勇飞抵四川，当天在筠连县看守所提审了谢宗芬。这一次，谢宗芬才明白白宝山已经在北京 被捕，在强大的压力下（或许是她在精神上解除了白宝山的压力），她交代了全部事实，包括徐水取枪，包括德胜门取钱，包括在天池山上杀害吴子明以及自乌鲁木齐携枪携钱返回北京 的详细经过。白宝山给她的１１万元赃款也未再隐瞒了。９月９日，谢宗芬被押解到北京 。至此，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震动了北京 、河北、新疆的“京、冀、新系列枪案”的主要案犯已全部落网。１９９８年４月，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白宝山罪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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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吴子明一见面就表示要“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干大事”，白宝山并没过早把他携带***的情况告诉他。直到５月份，他才向吴子明透露了一些北京 的事情，自动步枪也给吴子明看了。白宝山说：“咱们一起做事，一支枪是不够用的，我们得想办法再搞一支枪。”吴子明听了，十分赞同。６月５日，白宝山和吴子明坐班车来到奎屯市，准备抢劫市郊奎屯驻军军事培训中心哨兵的“８１－１”式自动步枪。袭击哨兵，白宝山在北京 、河北已实施过多次。以前是他一个人作案，现在他有了同伙，可以做接应，但同时也需要他计划得更周密，两人谁也不能出差错。来到奎屯，时间还早。两人在街上逛了一阵，在一家饭馆里吃过饭，大约晚上１０点钟，两人出来。白宝山准备好***，压好弹药，两人一前一后向培训中心移动。军事培训中心与奎屯纺织厂和热电厂在同一条路上，因地点偏僻，路上行人稀少。晚上１１点钟，他们来到驻军培训中心大墙外，白宝山让吴子明在外面接应，他则携带着自动步枪翻墙入院，然后，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向大门哨兵迂回靠近。这是他在北京 作案的一个成熟经验，从内部袭击哨兵，能够攻其不备，容易成功。可是这次很不凑巧，一个士兵忘记收取晾在绳子上的衣服，从宿舍里走出来。他看见一个黑影，手里提着长包，正猫着腰，鬼鬼祟祟地贴着墙边走。他大声问：“喂，干什么的？”白宝山停了一下，立刻做出判断：他被发现了，抢枪的事，肯定不能再进行了。他没有答话，但也没跑。他的自动步枪顶着火，对方赤手空拳，他并不在乎这个兵，快步朝大墙走过去。那个战士追了两步，喊：“站住，你给我站住！”白宝山不予理睬，走到墙边，动作敏捷地一纵身跳了出去。里边的士兵没再追，他认为这个进入兵营的人可能是想偷东西，把他吓跑也就行了。回去之后，他把看到的情况向班长做了汇报。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翻墙者带着自动步枪，他的目的是抢劫大门哨兵的***。由于没发生直接冲突，兵营也没丢失物品，事情也就过去了。白宝山的心情是紧张的，他来到墙外，与吴子明会合。他说：“快走，遇到人了。”两人趁着夜幕掩护，疾步向南走，迅速离开军事训练中心。大约走了两三公里，他们来到奎屯郊外。这是一条石子路，前边不远处就是３１２国道（乌伊公路）。这时候前边开来一辆吉普车。吉普车开到跟前，嘎吱一声停住了。车上下来一名军人——白宝山刚从军营出来，因此把对方误认为是军人，其实这是两位巡逻的警察。民警拦住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白宝山说：“我们是过路的，去乌伊公路。”民警说：“我们在执行任务，请你们把身份证拿出来，我们要检查。”吴子明立刻走过去接受检查，白宝山留在后边。这时候白宝山还没想。他没有身份证，但吴子明有，编个理由总是可以搪塞过去的。然而，民警检查了证件，并没放过他们，又说：“请把你的包打开。”这下白宝山觉得，无论如何是混不过去了。他来不及取枪，来不及丢掉包枪袋，隔着布袋就扣动了扳机。民警一见对方有枪，立刻一跃上车。吉普车本来也没熄火，司机见自己人上来，一踩油门猛地就开走了。白宝山和吴子明见“军人”开车跑了，也撒腿开溜。吉普车向北开去，两人就猫着腰，朝东南方向跑。他们没敢走公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戈壁滩上。两人先向东南，再折头向东北，在荒无人烟的大戈壁中连续步行了２０多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两人才来到石河子下野地垦区的１４１团场，乘坐班车返回１４７团场住地。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没敢再去奎屯。从奎屯铩羽归来后，白宝山突然想起距他服刑的新安监狱较近的１４１团场有个军械库。当年白宝山服刑时，同监的一名犯人曾在１４１团军械库盗窃过武器。为了确保实施无误，他和吴子明多次骑摩托车到１４１团场踩点，摸清周围环境及军械库的值班情况。白宝山跟吴子明商量，他主张把作案时间安排在白天，这主要是想利用白天仓库无人值班的便利条件。关于采用哪种方式，白宝山认为，应准备专门工具，把大门撬开，这样他们可进可退，打开里边的库房大门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为此，两人找到１４８团场的一家修造厂，请锻工用六棱钢打了两把撬杠，一长一短，备用。如何对付院子里的狗？按照白宝山的计划，不，可以用“鱼钩套狗法”把狗制服。具体方法是用一束鱼钩，绑上肉，狗一吞就会被鱼钩挂住，不敢乱叫，然后再想办法把狗打死。其他一些细节，白宝山也都做了准备。７月５日，白宝山、吴子明坐班车来到１４１团场。下午６点，按照预定计划，两人从树林子里出来，一前一后走向军械库，还是像以前一样，白宝山拿着撬杠，动手撬门，吴子明在后边的墙角上做掩护。十分不巧，有位老汉途经军械库到自家菜地去干活，恰恰看到白宝山和吴子明。行动前遇到了人，打乱了白宝山的计划，他必须加快行动的速度。他撬开铁门，一进院子就端起了枪。他的枪法的确很好，两条狗都被击穿心脏，一条在院子里毙命，一条死在值班室办公桌下。白宝山、吴子明迅速撬开３号库房的大门，进去查找一遍非常遗憾，库房里并没有***弹药。两人出来，又撬开１号库房，结果是空空如也。这一次，白宝山又没达到目的。白宝山、吴子明返回他们的出发地——那片榆树林，处理掉撬杠等作案工具后，两人步行上路。仍然没骑摩托车，也不能坐班车，虽然慢一些，但留下的线索少，遭追捕的机会也就少。然而，这样却辛苦得多，两人整整走了一夜。凌晨４点左右，他们在路边休息，遇到另一个走夜路的男人。不幸的是，白宝山背着枪，被那个走夜路的无辜者看到了，他顿时起了杀心。白宝山把枪摘下，猫着腰追了过去。白宝山没追几步就开了枪，对方应声倒地。他走到跟前，又补了一枪，夜行者当即被打得脑壳开裂。白宝山检查死者的衣兜，翻出他的身份证，然后和吴子明在戈壁上挖了个坑，把死者掩埋掉。库房被撬，狗被打死，但并没丢失什么东西——现场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作案人目标并不明确。专案组人员分析案情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一起治安事件，不一定是刑事犯罪。当事人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打狗吃肉，原准备用鱼钩套狗，后嫌麻烦，干脆把狗打死。第二种意见比较尖锐，即：对方是奔着武器弹药而来，但他们并不知道军械库已经搬迁。这个判断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作为一种描画和推理，在逻辑上比较清楚。由于“７。５案件”的性质不好确定，那么侦查手段和侦查范围也就都不好确定。尽管如此，在石河子市公安局副局长周传强的指挥下，调查工作以１４１团场为重点，扩大到周围相连的几个团场。调查对象，一是公开使用***的人；二是能接触到社会上“黑枪”（文革期间散落到社会上的***及国外贩卖入境的***）及有犯罪前科的人；三是身份复杂的人员。技侦部门对现场子弹进行了鉴定，子弹弹底标志为“７５－８１”，使用的枪种应该是五六式半自动或自动步枪。根据采集到的鞋印判断，两名当事人，一个身高在１７２～１ ７３米，另一个应在１ ７５米以上。１０天过去了，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到新疆后的诸事不顺正让白宝山觉得来疆计划实在是策划不周时，谢宗芬突然给他提供了一个重大信息。原来谢宗芬的邻居，也是四川人，他家的女儿在乌鲁木齐市一个叫“边疆宾馆”的地方当翻译，大约每周回家一次。谢宗芬串门时跟刘家女儿聊过闲天。刘家姑娘说：“边疆宾馆的生意可好做了，赚钱容易得很。”谢宗芬不大相信，刘家姑娘说：“你不信啊？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那里的人都是拿着提包麻袋装人民币的。”这个消息让白宝山精神大振，决定立即前去踩点。第二天一早，白宝山和谢宗芬两人坐班车去了乌鲁木齐。走到商贸城，谢宗芬要到交易市场里边看看。白宝山在外边等她时，看到交易市场门口有很多人，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包，鼓鼓囊囊的。有人打开，那里边装的竟是一沓沓百元的人民币，还有美金。白宝山心里已有了不同于抢棉花款那样的全新的打算，他必须再搞一支枪，而且是。回去后的当天晚上，他和吴子明详细讨论了如何搞的事情。两天后吴子明就为白宝山提供了一个对象，他名叫姜玉斌，家住在１４７团场，工作单位在５０公里外的１４９团场，是１４９团场警务区的警长。两人立刻着手，利用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托姜玉斌帮他在１４９团场买羊的事为借口，对姜玉斌的值班宿舍进行了勘测。白宝山改变了前几次步行作案的方式，准备“搞”一辆摩托车。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９日，吴子明以搭车为掩护在距１４７团场约１５公里处拦下了新疆玛纳斯县新湖农场农民王吉平的摩托车。当王吉平把车停下后，白宝山突然窜出用自动步枪打倒了王吉平，并把王吉平的尸体抬进棉花地掩埋在不远处的一个埋电线杆的土坑。由于土坑太浅，他们在地面上埋出一个土丘，王吉平的一只脚还露在外边。然而，王吉平的尸体始终没被发现。８月７日晚上，姜玉斌和同伴时春勇在１４９团场农贸市场里吃晚饭，然后抱着向别人借的放像机和三盘录像带回到警务区宿舍。两人进屋说了会儿话，便一起看录像，他俩谁也不会想到死神已靠近了他们。时间大约是１２点半，白宝山推开值班室的门——门没上锁。他闪身进去，贴在火墙后面，举枪就打。向左向右，先一边打了一枪，冲进去，每人又补了一枪。前两枪都打中了对方，时春勇当时就不动了，姜玉斌还在喘气，补枪之后也不动了。他走到姜玉斌身边，从他枕下抽出五四式，转身就朝外走。跟他进来的吴子明把电话线拔掉，没动房间里的其他东西。走到门口，白宝山见电视机开着，顺手把电视机关上，但录像机没有关。从他们进去把人打死，到取了出来，前后没超过一分钟。离开一营营部，吴子明去取摩托车——摩托车藏在１００米开外的路边上，吴子明和白宝山迅速离开了现场。８月８日２０点５０分，石河子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慈新光接到市局１１０指挥中心电话，值班员报告说：“１４９团场一营警务区民警姜玉斌、治安员时春勇被人打死，１４９团场请市公安局迅速派人到现场。”两名人民警察同时被杀害，这在石河子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自治区也绝无仅有，案情迅速上报到兵团公安局和自治区公安厅，专案临时指挥部迅速成立。经过七天对２９５３人和２５条可疑线索的调查，案情没有任何进展。“８。８案件”发生时，人们并没有马上联想到“７。５案件”——两案不在同一档次上，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勘查和技术检验过程中，一个重要线索跃入技术人员的眼帘——“８。８案件”现场的弹壳与“７。５案件”现场的弹壳批号一致，都是７５－８１，这难道是巧合？技术人员连夜进行比对鉴定，并很快做出鉴定结论，证实两案的子弹发自同一支步枪。这是个重大推进，这不仅解决了“７。５案件”的定性问题，同时也为“８。８案件”的侦查，提供了更多的方便。８月１４日，指挥部再次召开侦查会议，决定将“７。５袭击１４１团场原军械库案”与“８。８杀害民警抢劫***案”并案侦查。指挥部把下属工作部门重新调整为五个大组：技术组、调查组、查枪取样组、摸排组和材料组。８月１６日，１４７团场第一中学临时工李华在打扫教学大楼后边的垃圾池时，捡到一个绿色塑料本，发现是姜玉斌的民警值勤证，上边贴有姜玉斌的照片。李华马上就把姜玉斌的值勤证交到１４７团场派出所，指挥部得到报告后立刻派人对姜玉斌的妻子牛晓红进行调查。牛晓红说，姜玉斌没有把值勤证带回家的习惯。而且姜玉斌上班或回家时并不经过一中门口，他不可能把值勤证丢在那个地方，他的值勤证更不会出现在教学楼后边的垃圾池里。根据上述情况，警方将１４７团场列入侦查重点。正当自治区警方对“７。５案件”、“８。８案件”展开更严密的调查之时，白宝山、吴子明已于８月１４日乘长途车来到乌鲁木齐。按惯例白宝山预先在与边疆宾馆相邻的新疆大学校园内选好一处秘密地点，并于当天挖好埋枪埋钱的土坑。挖坑的地方距边疆宾馆后围墙约７００米，少有人迹。白宝山把地点选在树林内，挖好后，白宝山在附近的树枝上绑了个布条做记号。当晚，两人返回石河子１４７团场。８月１８日，白宝山和吴子明携带着８１-１式自动步枪和五四式，再次来到边疆宾馆。此时因已临近“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开幕的日期，边疆宾馆显得格外热闹。当天因为白宝山和吴子明到达的时间太晚，边疆宾馆快要打烊了，所以他们没有遇到“大鱼”。藏好***之后，两人用吴子明的身份证登记，住进附近的铁路医院招待所。８月１９日早晨，边疆宾馆还没开门，白宝山和吴子明就来到这里。他们先挖出枪，压满子弹。然后白宝山把自动步枪放进提包内，揣进衣兜里。两人退到边疆宾馆入口处，等待机会。大约过了２０分钟，一老一少两个人提着包，走到俄式餐厅附近，在一根电线杆子底下蹲下来。他们放下提包，旁若无人地数钱。年长些的带一个红色背包，里边装着约５０万元现金；年轻人提着蓝包，比红包略大，看样子里边有７０～８０万元现金。白宝山把枪提在手里走过去，在距年长者仅一米远的地方，对准他的后背开了第一枪。老人当场便被打死了。吴子明跟着也开了一枪，但子弹卡了壳，没打响。年轻人立刻提起蓝包，朝边疆宾馆里边跑去。白宝山边追，边连放两枪打倒了宾馆保安小丁。吴子明则把老者装钱的红包背在身上。最终白宝山把背蓝包的青年打死在东楼前的汽车夹缝里，并把那个装有８０万元人民币的蓝格包背在肩上，右手持枪，转身朝回走，从早已看好的一个墙豁口逃入新疆大学的那片树林。白宝山把两个装钱的提包及作案时穿的衣服全部埋进坑内，带着枪离开树林，在一个堆放杂品的夹道内，把枪埋起来。然后，来到大街上，沿三屯碑路逃窜。从白宝山打了第一枪到他来到小树林止，一共走了９０５米，用时２０分钟，先后共开了１４枪，打死７人，打伤５人，抢劫人民币约１３０万元。边疆宾馆抢劫得手后，白宝山、吴子明迅速返回１４７团场。按照白宝山的计划，这笔钱目前不能动，至少要放到一个月后再去拿，否则，他们将很危险，但吴子明不这样想。从８月１９日回到石河子，吴子明天天催问白宝山，什么时候去乌鲁木齐取款？这让白宝山觉得吴子明的贪财和短视，萌生了除掉吴子明的想法。于是白宝山不动声色地对吴子明说：“我同意过几天去取钱。不过，咱们两个无论如何也不能分开，咱们分开了，谁也做不成事情。”吴子明对他的话将信将疑。８月２２日，白宝山和吴子明冒险跑了趟乌鲁木齐。路上他们看到了，过呼图壁，过昌吉市，进乌鲁木齐，沿路都有路卡。警察盘查得很严，旅客携带的所有包裹都要打开，他们根本就没办法把那么多的钱带回石河子。两人找到埋枪的地方，白宝山把挖出来，别在身上。长枪没动，长枪同样无法携带，然后他们原路返回了１４７团场。这次出门，吴子明也没别的话好说，他同意了白宝山的方案：他只能跟着他们去北京 ，只有这样才能把钱带出乌市。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做离开新疆的准备。白宝山提出：“走前，想到天池玩两天。”这时吴子明对白宝山有了警觉，他向弟弟表示：他要是一个月不回来，可能就不在人世了。并留了后手——把白宝山、谢宗芬的家庭地址写下来，交给他父亲。８月２５日，白宝山、吴子明、谢宗芬早上６点悄悄起身上路。事先，白宝山带好一把锤子，买了一小瓶二锅头，把酒倒掉，装上汽油。第二天三人来到天池风景区。三人在湖边转了一会儿，没有坐游船，谢宗芬就闹着要看雪山。吴子明兴致很好，爬山的主意又是谢宗芬提出来的，他首先表示赞同。白宝山却不动声色，阴沉着脸跟在他们后边。向上爬了近两个小时，三人经过大锅底坑，再向上攀登，爬到马牙山的半山腰上。白宝山说：“太累了，大伙歇一会吧。”说着他先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吴子明也坐下，喝了点水，观赏着周围的风景。这时白宝山突然站起来，悄悄拿出一把铁锤子，趁吴子明不备，照着吴子明的后脑恶狠狠地砸了下去。吴子明吓坏了，他惊叫着连滚带爬朝山下奔去。白宝山在身后紧追。无奈吴子明不择道路地拼命奔跑，眼看就追不上了。白宝山不得已掏出枪来，边追边射击。吴子明栽倒下去，他栽倒的地方恰在大锅底坑山洼处的草丛里。那地方在谢宗芬待的山坡上已经看不到了。白宝山仍怕吴子明不死，又用铁锤朝吴子明的头部猛砸一阵，直到把颅骨打得塌陷下去才停手。大约四到五分钟，白宝山拿着吴子明的军用挎包、匕首和他杀害吴子明的铁锤，到山上拿出了装汽油的小酒瓶。随后白宝山返回到吴子明尸体旁，把吴子明的身份证翻出来，把手表撸下来，然后把汽油倒在吴子明的脸和上半身上，用打火机点着了。白宝山直到看着吴子明的脸碳化了，牙齿露出，这才离开。他把吴子明的身份证等物埋在另一个地方。一切都处理完后，白宝山挟着吓瘫了的谢宗芬沿另一条路下山。回到乌鲁木齐，他们用谢宗芬的身份证在一家铁路旅店住下。白宝山带谢宗芬先到火车站，花高价买好了第二天去北京 的卧铺票。第二天早晨，两人先去新疆大学挖出埋在那里的１３０万元钱，随后又到埋枪的地方，把枪的部件拆散，分别埋在一处放废料和保温砖的狭窄的夹道内。上午１１点左右，白宝山带着谢宗芬携巨款返回他们租住的铁路旅馆５１０房间。白宝山拿出事先买好的两件军用马甲，他让谢宗芬把马甲拆开，把钱一捆捆缝进马甲里，然后每人一件穿在身上。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白宝山把短枪里的子弹压满，余下的子弹裹在身上。因为前一天买票时白宝山已经观察过，火车站气氛虽然紧张，对过往旅客仍然是只查行李不查人。只要他和谢宗芬神态从容，不露出破绽，混过检查关应该是没问题的。两人提上行李，穿着装满钞票的马甲，打出租车来到火车站。这正是剪票的高峰期，两人混在人群中，毫不起眼，行李是没毛病的，顺利通过了检验线，然后，两人剪票上车。列车启动，白宝山仍没放松警惕，直到火车开过哈密，驶出了新疆，白宝山才真正放下心来。８月３１日，白宝山、谢宗芬回到北京 模式口的母亲家。白宝山向母亲要了一个带锁的抽屉，把钱和枪都锁进了抽屉里。他从这笔钱里先后拿出８%（１１万）交给谢宗芬，并让谢宗芬回四川老家避风。谢宗芬走后，白宝山立即后悔了。毕竟这个女人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稍有闪失就会把他牵扯进去。他决定，等谢宗芬回来，他决不能手软，一定要把她杀掉。９月２日，白宝山送走谢宗芬，然后出去钓了一天鱼。转天，到北辛安收拾了一天房子。想到母亲这一辈子不容易，白宝山悄悄塞给母亲一万块钱，说是在新疆做生意赚的。知儿莫如母，老人把这笔钱原封不动地装在一只粉色的袜子里。白宝山被捕，公安局的人来搜查的时候，老人又原封不动地把它交给了警察。边疆宾馆发生了特大持枪抢劫案的消息震惊了各级公安机关，警方迅速赶赴现场。中午２点，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召开紧急侦查会议，认为“８。１９案”与石河子两案在时间顺序上有连贯性和因果联系：“８。１９案”反映作案分子是两个人，石河子两案反映的作案分子也是两个人；使用的武器一致，石河子两案是用一支长枪抢劫了一支短枪，“８。１９案”一长一短两支枪都出现了。同时对现场弹壳的技术鉴定结果表明与石河子案发现场的弹壳的所有技术特征完全一致，“８。１９案件”犯罪分子使用的***与石河子两案使用的***为同一支步枪。他们当即做出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抢劫杀人案与石河子两案并案侦查的决定。８月２１日上午案情有了进展。石河子警方在对“８。１９案”发现场所提取的包枪袋的调查中发现重要线索。据１４７团场的鞋匠刘兵介绍，大约在５～６月间的一天下午６点左右，有两个男人骑一辆摩托车来缝制袋子。此二人的情况与警方所掌握的案犯材料极其吻合，但也有两点缺憾：第一、刘兵原是１４７团场职工，认识吴子明全家，惟独不认识吴子明。第二、刘兵智力上有些问题。他十分肯定地说：“讲本地话的是大个子；那个小个子说话好听，是河北、东北那边的人。”这与警方掌握的情况正好相反。因为刘兵与犯罪嫌疑人接触的时间最长，他提供的线索应有较高的可信度，这曾给警方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麻烦。但无论如何，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在１４７团场附近，这一结论是清晰的。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２日，石河子市公安局根据自治区公安厅的指示，调整侦查力量，把侦查工作的重点放在１４７团场。新疆案件与北京 的“３。３１系列袭军袭警案”，无论在袭击对象、作案方式上都有很大不同，与北京 “１２。１６案”虽同属在市场上持枪杀人抢劫，但也有很大差别。作案地点横跨３０００公里，而且，北京 “１２。１６案”的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是８１－１式自动步枪，当时新疆在给公安部的电报中认定是五六式自动步枪。尽管如此，公安部五局出于对首都治安的考虑，也出于对案情的敏感，仍然提出了串并案的要求。两地案件串并的关键环节首先是对枪种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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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吴子明一见面就表示要“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干大事”，白宝山并没过早把他携带***的情况告诉他。直到５月份，他才向吴子明透露了一些北京 的事情，自动步枪也给吴子明看了。白宝山说：“咱们一起做事，一支枪是不够用的，我们得想办法再搞一支枪。”吴子明听了，十分赞同。６月５日，白宝山和吴子明坐班车来到奎屯市，准备抢劫市郊奎屯驻军军事培训中心哨兵的“８１－１”式自动步枪。袭击哨兵，白宝山在北京 、河北已实施过多次。以前是他一个人作案，现在他有了同伙，可以做接应，但同时也需要他计划得更周密，两人谁也不能出差错。来到奎屯，时间还早。两人在街上逛了一阵，在一家饭馆里吃过饭，大约晚上１０点钟，两人出来。白宝山准备好***，压好弹药，两人一前一后向培训中心移动。军事培训中心与奎屯纺织厂和热电厂在同一条路上，因地点偏僻，路上行人稀少。晚上１１点钟，他们来到驻军培训中心大墙外，白宝山让吴子明在外面接应，他则携带着自动步枪翻墙入院，然后，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向大门哨兵迂回靠近。这是他在北京 作案的一个成熟经验，从内部袭击哨兵，能够攻其不备，容易成功。可是这次很不凑巧，一个士兵忘记收取晾在绳子上的衣服，从宿舍里走出来。他看见一个黑影，手里提着长包，正猫着腰，鬼鬼祟祟地贴着墙边走。他大声问：“喂，干什么的？”白宝山停了一下，立刻做出判断：他被发现了，抢枪的事，肯定不能再进行了。他没有答话，但也没跑。他的自动步枪顶着火，对方赤手空拳，他并不在乎这个兵，快步朝大墙走过去。那个战士追了两步，喊：“站住，你给我站住！”白宝山不予理睬，走到墙边，动作敏捷地一纵身跳了出去。里边的士兵没再追，他认为这个进入兵营的人可能是想偷东西，把他吓跑也就行了。回去之后，他把看到的情况向班长做了汇报。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翻墙者带着自动步枪，他的目的是抢劫大门哨兵的***。由于没发生直接冲突，兵营也没丢失物品，事情也就过去了。白宝山的心情是紧张的，他来到墙外，与吴子明会合。他说：“快走，遇到人了。”两人趁着夜幕掩护，疾步向南走，迅速离开军事训练中心。大约走了两三公里，他们来到奎屯郊外。这是一条石子路，前边不远处就是３１２国道（乌伊公路）。这时候前边开来一辆吉普车。吉普车开到跟前，嘎吱一声停住了。车上下来一名军人——白宝山刚从军营出来，因此把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