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文章--领袖人物纪念馆--人民网
冀南平原造“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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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到冀南　　一九三八年春，日本侵略者趁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从华北抽调大批兵力南下，准备攻占徐州，进窥武汉。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进入一个不仅向着山地，而且向着平原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四月二十一日，对一二九师作了发展河北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　　(一)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当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　　(二)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秘密的抗日斗争，只有在敌人统治的城市与铁道附近，才成为主要形式。　　(三)报据上述的方针，应即在河北、山东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的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　　为贯彻这一方针，朱彭命令我师迅速分兵，向冀南、豫北平原及各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四月下旬，师部在辽县召开会议，确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全师主力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左纵队为“路东纵队”(平汉路以东)，以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及曾国华支队(五支队)组成，由我率领，向冀南挺进；右纵队为“路西纵队”，以三八六旅主力组成，由陈赓率领，向邢台、沙河一带展开，配合路东纵队的行动。这一部署，以发展冀南平原游击战争为重点，直接威胁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并可形成，东接鲁西北、南进豫北的有利态势，因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四月二十六日，我和刘志坚等同志告别刘伯承、邓小平，率“路东纵队”从辽县出发，翻越太行山，横穿平汉路，经四昼夜行军，抵达南宫，与率先在冀南开辟工作的陈再道、宋任穷等同志会合。　　冀南平原地势坦荡，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为河北的主要产粮、产棉区。包括邯郸、邢台、巨鹿、南宫等三十四个市县，人口六百五十余万，面积约―卜匕万一千余平方公里。早在大革命时期，那里就有我党的活动。一九三五年，党组织又领导任县、隆平(今隆尧县)等县人民武装暴动，扩大了党的影响。抗战爆发后，中共北方局和平汉线省委加强了对冀南特委的领导，由马国瑞任特委书记，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斗争。一九三七年十月间，冀南地方党派了几个同志来一二九师师部，说国民党军队都跑了，要求我们派武装力量去收拾局面。伯承和我商量的结果是暂时抽刁；出部队，先派几个人去看一看。于是，令张贤约同志带了几名干部，名义上叫先遣支队，进入冀南西部的沙河、邢台一带，了解情况，配合地方党发动群众。―卜一月间，为扩大晋冀豫根据地，更大规模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师部正式制定了“路东计划”，派孙继先，胥光义率三十多名营连干部，组成挺进支队，进入冀南乎汉路以东的任县、隆平等地活动。短时间内，队伍发展到三四百人，并且将部分农民和收编的地方武装，组成了两个游击支队，证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大有希望。十二月中旬，我们又派陈再道、李菁玉同志率七六九团四个步兵连及一个机枪连、一个骑兵连组成东进纵队，去冀南会同孙继先、胥光义支队，在南宫地区消灭了一些伪军、土匪，立住脚跟，向周围各县开展工作，扩大力量。一九三八年三月，复派宋任穷同志率骑兵团前往，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根据地。原冀南特委撤销，成立中共冀南省委，李菁玉任：书记。他是南宫县人，曾任中共南宫中心县委书记、平汉线省委书记，对冀南的情况很熟悉，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那时，晋察冀的游击战争已扩展到平原地区，山东的抗日游击武装亦在平原初试锋芒。冀南、晋察冀和山东的经验，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从而制定了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我们初到冀南，中心任务是进一步刀：创新局面，大规模地开展平原游击战争。　　冀南的情况十分复杂，三十多个县的范围内，敌我友三方犬牙交错，会道门组织及各色杂牌武装，盘根错节。什么日军喽，伪军喽，义勇军喽，民军喽，保安队喽，六离会喽……五花八门。当时，邯郸、邢台，威县、丘县、南和、临清等县城，均在日伪军手中。枣强、冀县、衡水，武邑、景县、阜城等地，由赵云祥的民军二路盘踞。南宫、巨鹿、武城、清河、广宗等县，则为我东进纵队和骑兵团占领。六离会的势力很大，主要在南宫、枣强、冀县、武强、清河地区活动。各种杂色武装，则遍布各县的乡里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拉上几个人、几条枪，便自封“司令”、“主任”的人物，简直不可胜数。　　控制在我军手中的南宫县城，是冀南的政治、经济中心。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公路运输方便，处在津浦、平汉两大铁路干线的中间地带，利于我军生存发展和周转回旋。陈再道、宋任穷他们来到后，与冀南特委相配合，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建立了战地动员会、妇女抗日救国会、自卫队等群众组织，并与国民党代表赵云祥、杂色武装代表段海洲协商，选出了冀南军政委员会，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权机构，行使权力。以南宫地区为中心，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平原游击战争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冀南的局面就难以巩固和发展。我和一些同志反复交谈，研究这里的地形、民情条件，总结前一时期的斗争经验，提出了“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口号，写成《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发表在五月二十一日的《群众周刊》上。　　这篇文章里有几段话，可以反映我们当时的基本指导思想：　　“开展河北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与取得抗战胜利上，是有其伟大意义的。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可以破坏日寇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使日寇的资源掠夺，物资补充，兵力转移，陷于麻痹的状态，可以使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归于泡影，而且在扩大抗日的阵地，充实抗日的力量，即在供给抗日的资源上，对全国的抗战有极大的帮助。　　“河北的资源，除西北两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余都是广漠无垠的平原地。如果单从战术上的眼光看来，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象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相反的，敌人的机械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条件了。……有些人说游击队既无山的依托与荫蔽，自然地形上的帮助是很少的，而人的两条腿又哪能跑过机器的汽车或坦克车呢?不错，在平原地上进行游击战争，上面这些困难，确实是存在着的，但这仅仅只是困难，不能因此作出平原地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否则必然会否认华北广大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这种观念，对于开展河北的持久抗战，扩大抗战的阵地，与充实抗战的人力物力，是非常有害的。　　“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但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　　“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永。’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　　“无论从主观上或客观上来说，造成人山的条件是具备的。但是必须同样地指出，空喊是不成的。必须我们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决心，必须一切的游击队有良好的纪律，具有抗日的高度积极性，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站在保护人民的利益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　　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大家就有了信心，有了方向。党政军民拧成一股力量，为在平原创造“人山”，建立根据地，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创造了条件。　　首战威县。威县在南宫以南，是临(清)邢(台)公路的重要交通枢纽，日军高桥部及伪军一部驻守。我们计划首先依托现地，向南发展，袭击威县，伏击临清、平乡、邢台出援之敌，扩展根据地，鼓舞群众斗志。具体部署是：以六八九团一部攻击威县，吸敌出援，以骑兵团及东纵一部，位于临清至威县的公路附近，伏击临清援敌，以七六九团和五支队，位于威县以西的高阜镇，伏击邢台、平乡援敌。五月十日，战斗打响。六八九团夜袭威县县城，两个连悄悄从城东北角爬上城墙，摸到城东门时，抓住了敌哨兵。哨兵说：“你们别杀我，我去劝他们开城门。”我们的同志信以为真，上了当。那个哨兵跑回去报信，敌人开了火。我军的夜袭，变成强攻，部队冲进城去和敌人巷战，火力不行，又被压了出来，仅歼敌百余人，但自己却伤亡二百五十余人。当我部队猛烈攻城时，守敌派人去平乡求援，途中被我七六九团击毙，故打援计划亦未能实现。这一仗，得不偿失，证明一个战斗细节上出了差错，有时也会影响全局。我们平时反复强调各级指挥员要胆大心细，原因就在这里。敌人遭我袭击后，恐慌异常，威县、临清的守敌相继逃往邢台，那带便落入我军手中。　　次打六离会。南宫一带的六离会，不单是个封建迷信会道门组织，且为反动地主和汉奸控制，专与八路军为敌。该会信奉八卦教，以八卦中的第六位――“离”字命名，故称六离会。头头李耀庭，南宫人，保定武备学堂毕业生，曾在直系军阀部队当过中将旅长，“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侵略者，是个死心塌地的大汉奸。会员八万余人，多为受愚弄的农民群众。党中央指示我们，“对于会门土匪采取慎重的态度去应付，依据具体可能条件去改造他们。”因而，部队初到冀南后，并未将该会列为武装打击的对象。但是，就在我军进攻威县的第二天，李耀庭竟唆使属下，在南宫以东的小屯、张马附近，武装袭击我派往夏津的津浦支队，抢走电台、马匹，杀害我支队政委王育民以下二十余人，制造了“张马事件”。　　我们当即研究对策。我和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同志合作得很好，重要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商量决定。针对六离会的猖狂活动，我们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制定了四条措施：(一)主力部队向南宫附近集结，动员教育后即向六离会活动地区，进行武装宣传，(二)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群众，进行民族教育，揭破汉奸阴谋，(三)对反动首领坚决镇压，(四)散发告人民群众书，张贴布告，勿使群众发生恐慌。我们一面向师部报告，一面拘留了大汉奸李耀庭，并邀请小屯六离会会长宋印亭来南宫谈判。但宋印亭等人顽固不化，拒绝洽谈和交出我被俘人员。我们忍无可忍，令部队攻占小屯，夺回电台、马匹，救出几名被俘的战士，当场镇压了残害我方人员的六离会骨干宋殿元。　　刘、邓复电，同意我们的方针和部署。我军继续与六离会的头头联系，争取和平解决，平息事端。但他们鬼迷心窍，不自量力，决心顽抗到底。他们与附近各县的六离会联络，纠合二万多人，向孙村、甘狼冢、西高村地区集结，准备攻打南宫县城。五月十六日，六离会在南宫东南之张马，甘狼冢一带，向我发起进攻。会徒门虽是乌合之众，不讲战术，但吃过“碟砂符”，迷信“刀枪不入”，头扎红包布，身披红带子，排成一些方队行进冲锋，看上去红彤彤一大片。我军沉着应战，步机枪、追击炮一齐开火，连续打退了他们的几次冲锋，最后用骑兵迂回包抄，一举打垮了他们，抓获了一批反动首领。这一仗，六离会分子伤亡百余人，如果不是我军有意控制，他们死伤还要多。所谓吃了*砂符便“刀枪不入”的鬼话，被事实揭穿，这对瓦解和争取六离会的群众，颇有益处。次日，我们和地方政府在孙村召开万人大会，揭露六离会头头破坏抗日，残害八路军人员的罪行，宣布取缔六离会组织。接着，又派出工作队，去各村镇开展政治宣传，动员会员只要交出“包袱’’(红布包着的法衣、护身符等)，脱离六离会，便不咎既往，否则，将严加惩处。在我强大政治攻势下，各地六离会纷纷解散，许多受骗成员觉醒过来，积极报名参加抗日自卫队。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六离会组织即土崩瓦解，南宫、冀县，枣强、衡水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连成了一片。大汉奸李耀庭，反动首领高大奎等，均被处决。　　对付六离会，打是一个关键。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不打，我们就存在不住，只有回太行山去，所以非打不可。但是，打又不能太狠，目的在于镇住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分化瓦解工作。六离会的成员都是本地的老百姓，多数人受蒙蔽、裹胁，并非铁板一块，死心塌地与八路军为敌的，只是极少数。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大串，是我们抗日的团结对象、依靠对象。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不利于发展抗日力量。事实证明，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对头的。　　三是分化和打击伪军。伪军是日寇“以华制华”的工具，但他们和日本侵略军也有矛盾的一面。尤其是多数劳动人民出身的官兵，并不心甘情愿充当民族败类，为皇军卖命。对待伪军，我们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并重的方针，一面进行武装打击，一面加强敌工工作，积极争取他们反正。五月下旬，我六八九团、东进纵队二团和第五支队，在临清附近一举消灭“皇协军”张屏卿、冯午桥部一千余人。接着，又消灭李殿清、李守兰部千余人。冀南伪军见我势力大增，纷纷弃暗投明，携枪来降。其中，成建制倒戈反正的有三千余人。　　四是收编杂色武装。党中央指示：对冀南的杂色武装“必须迅速设法改造或收编，以免被日寇及其他人利用”。我们一到冀南，就重视抓好这项工作。不久，邓小平同志打电报来催，说鹿钟麟将要来河北，收编杂色武装，必须加快步伐。杂色武装的主要特点就是杂：政治目标杂，组织成份杂，内外关系杂。因而，既有被我争取、改造的可能，又有被敌收买、利用的可能。他们是敌我友三方都在争取的力量。　　原来，冀南特委和东进纵队，曾积极开展争取杂色武装的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他们与势力较大的段海洲青年义勇军团、赵辉楼民众抗日自卫军等部，均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另外还收编了些小股杂色武装。我主力部队挺进冀南，兵强马壮，声威远震，更是吸引杂色武装的巨大磁力，愈加有利于这一工作的开展。　　我刚到南宫不久，就会见段海洲，商谈收编青年义勇军团的问题。他是个地主出身的大学生，满斯文的，国民党员。在冀南拉起一支六千多人的队伍，骨干多系旧军人和土匪，不完全听他的话。慑于八路军的声威，为保存实力，他一再表示愿意接受改编，与我军共同抗战。我们对他的要求，表示赞赏。我说：部队是你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收编时不给你拆散，保持原有的干部和编制。为了统一序列，名字改一改，叫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吧！他回去后，就把队伍拉到南宫以西的苏村整顿，宣布改编，他当司令员，由我们派去的李聚奎同志任政治委员，徐深吉同志任副司令员。后来，那些旧军官和土匪，过不惯我们的艰苦生活，不愿受八路军纪律的约束，陆续拉着队伍溜走。反摩擦时，段海洲见国民党要收拾共产党，也吓跑了。剩下的一千多人，加入我军。　　另一个是赵辉楼，宁晋县人，．旧军官出身，办过学校，有爱国思想。他领导的抗日自卫军共三千多人，在孙继先、胥光义挺进支队进入冀南时，即初步接受改编，活动在束鹿、宁晋、藁城及石家庄一带。我们到冀南后，他派政治部主任赵月舫来南宫谈判，要求正式改编。我和宋任穷等同志接见了他，谈得很顺利。赵月舫是共产党员，和赵辉楼关系甚好，办事干练，能全权代表赵部处理问题。双方商定，将赵部编为三个团，受一二九师领导，定名为“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暂仍在原地区活动。经师部批准，该支队由赵辉楼任司令员，赵月舫任政治委员。不久，与汪乃贵支队合并，组成东进八支队，成为八路军的一支劲旅，在抗日和反顽斗争中作出了积极贡献，赵辉楼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对杂色武装中的顽固派，则坚决予以打击，枣强县有个杨玉昆，自称忠艾救国军，与日本人勾结，相当反动。我带七六九团去把他抓起来，送往太行山去了。　　我们正式改编段海洲、赵辉楼的队伍，打击杨玉昆，有力推动了冀南杂色武装的收编、改造工作。仅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有二十余县的大小数十股武装加入我军，部队扩展到一万八千五百余人，拥有一万一千五百多条枪，分编为十八个团及支队。　　杂色武装蜂起的局面，是在日寇深入我国领土，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些分散在敌后广大乡村间的武装力量，除极少数为坏人操纵外，大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某些抗日要求，实际上代表着农民群众抗战图存的自发愿望。只要我们高举抗日旗帜，抛弃关门主义，大胆而积极地进行争取、收编、改造，溶化工作，就有可能把相当一部分武装争取过来，变成真正抗日的力量。杂色武装是在分散的农村自然经济环境中产生的。他们与旧社会、旧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论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来看，均明显带有分散性、落后性、封建性的特点。收编他们，既要讲条件，又不能要求过高、操之过急。还必须特别注意保持八路军的先进性、纯洁性，以免被旧式武装力量影响和侵蚀。　　五是联合范筑先。范筑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六专区督察专员兼聊城县长、保安司令，鲁西北的著名爱国人士，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当过师长。他的大本营在聊城。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即派张霖之同志与他联系，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先后派去张维翰、张郁光，张承先、齐燕铭、袁仲贤、任仲夷、朱穆之等数十名共产党员，在该部工作。联合范筑先，把冀南与鲁西北的抗日力量连成一片，是我们挺进冀南的任务之一。六月上旬，我们接到鲁南特委的来信，说范先生要来冀南，和我们商讨抗战大计。中旬，我们在威县迎接了他，陪他来的有朱穆之等人。我们特地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我在会上致词说：“范司令是山东的抗战老人，他曾坚决拒绝了韩复榘叫他退到黄河南的命令，团结了鲁西北的广大民众，组织了抗日武装，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范司令这样的年纪，为了保卫民族的生存，不辞劳苦与敌人艰苦斗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后我们两个抗日根据地，要亲密的团结，加强联防，合力打击共同的敌人。”范老先生精神矍铄，心情激动。他在致答词时说：“我们过去是孤军作战，现在来了八路军，有了依靠，今后不再孤军奋斗了。我们要亲密配合，共同作战，保卫神圣国土。”欢迎大会上，上，万群众高呼口号，气氛热烈而感人。　　次日，我和宋任穷、陈再道、刘志坚等同志与范老先生正式会晤，开诚布公，交换意见。双方达成了互通情报，八路军帮助范部培训干部，冀南归八路军驻防和鲁西北归范部驻防，以及互不收编对方防区的杂色武装等协议。范老先生兴致勃勃，与我剪烛夜话。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坚持鲁西北抗战很有信心，讲了些对付日寇的办法，还说他们那里有山，城里顶不住了可以上山。他不懂游击战，我讲了些这方面的战术和发动群众的问题，供他参考。　　六是建立政权。根据地发展很快，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必须紧紧跟上。可是，我们的干部有限，派不出那么多人去。怎么办?就采取“放县长”的办法。省委专门办了个县长训练班，培养县长。部队每收编一股武装，接管一座县城，就派去一名县长主事。开个群众大会，请些有名望的人土参加，会上宣布八路军派某某人为县长，请大家举手表决。群众对八路军有好感，容易通过，县政权就是我们的了。七月间，邓小平同志来到冀南，加快了政权建设的步伐，提出了建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方案，付诸实行。八月十四日，公署正式成立，杨秀峰当选为主任，宋任穷当选为副主任，公布了施政纲领，下设六个专署，辖五十一个县政权机构。一些爱国进步人士都担任一定职务，影响很大。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成立，标志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杨秀峰那时叫杨秀林，是个大知识分子，当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授。一九三○年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以国民党政训处长的名义，组织冀西游击队，建立了我党在冀西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他在冀南丁作期间，同省委和部队配合很好。这个同志党性强，谦虚谨慎，诚恳朴实，工作细致深入，对干部和群众特别温和，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教授”。他对冀南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付出―了艰辛劳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过上述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冀南根据地出现了大好局面。截至九月底，我军和地方武装相配合，解放临清、高唐、临漳、内黄、清丰、滑县等二十多个县城，消灭日伪军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五千余人，收编数十股杂色武装和二十余县的民团、保安队，建立了五十一个县的政权，控制了西起平汉线、东至运河，南起豫北，北至滹沱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人口逾八百万。　　会见卡尔逊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美国参赞伊?福?卡尔逊来南宫采访。恰好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检查和指导工作，我们一起会见了他。一九四○年他在纽约出版了《中国的双星》，其中有一章是专门记述这次会见的，比较详细、生动地介绍了谈话内容和他的感想。现转录如下：　　在南宫会见徐向前和邓小平　　经过五天的艰苦路程之后我们到达南宫。非常幸运，我又见到徐向前将军。他还象我在辽县看见他时的那样和蔼和满面笑容，但是也瘦了一些，而且看起来他很疲倦。　　南宫是一个水果之乡。当在这里逗留的两天之中，我们谈话时，小鬼们便拿来桃、梨和苹果。朱德的总政治部副主任(按：实为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当时正在这里视察，他也跟我们谈了话。　　这里有一种冀中所缺乏的沉着和自信。我试图分析一下这种不同的原因，感到这种不同在于领导人是沉着而自信的。这些八路军的人是满怀自信心的。他们在为生存而战争的漫长年月里，深入而全面地考虑了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问题，他们的主张是肯定的和明确的。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军事战略和自己运用这个战略的能力，也具有无限的信心。　　河北省南部地区(用中国话说叫“冀南”)位于构成冀中南部边缘的那条公路以南，介于西边的平汉铁路和东边的山东大运河。它的南部边缘是在大名以北不远的一条线之间，河北省在那里变窄，象一支平底锅的锅柄，一直伸延到黄河边。这个地区大约有八千平方英里，面积约和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相等。　　日本人一度占据了从东到西横贯这个地区的一条公路，它把两条铁路联结在一起了，结果是人民遭受很大损害。在日本人向前推进时，中国的正规部队已经南逃了，人民只好自己想办法。有些人成了土匪，而另外一些人则试图组织起来，保护一些具体的地区。但是他们没有基本的计划，而且他们的活动也很分散。　　徐向前告诉我：“那是在十二月间，这一地区的某些城市的代表来到辽县我师的师部，要求我们去帮助组织游击队。当时我们正在忙得腾不出手来，所以我派了三个训练有素的非武装人员和他们一起回来。几个星期之后又接着派了二十四个人，一月间又派来四个连。这些部队组织了巨鹿和南宫的人民，并为我们在这儿创建了一个根据地。三月间，宋任穷带着一个骑兵团开到这里，扩大了发展规模。在响堂铺打败了日本人之后，我率领主力部队到达这里。”　　“你们在响堂铺是怎样打败日本军的?”我问道。　　他回答说：“那是三月三十一日，一支约有三千人的日本纵队，带着一百八十辆卡车通过一个关口向山西开来。我们突然从侧翼对他们发动攻击，打死近一千人。但是战果中最出色的是烧毁了他们的全部车辆，”　　我非常想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中国土匪的。“你们消灭了他们吗?”我问。　　他回答说：“在我们向他们说明了他们正给中国人的事业造成危害之后，他们还是欺压人民，否则我们是不会消灭他们的。”然后他对我讲了土匪必须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被编入八路军，他们必须同意：　　坚持抗日直到日本撤出中国，　　服从八路军的命令；　　接受八路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人员，　　不危害人民；　　定期提出收支详细帐目的报告，　　实行八路军的薪饷标准(等级是战士每月一元，指挥员每月五元)，　　吃同样的伙食。　　他说，汉奸部队(指编入日军的中国部队)必须通过消灭日本人来证明他们的诚意。　　“仅仅这个地区，大约就有五千名汉奸部队官兵向我们投诚了。”他说着慢慢地笑了。　　我说：“徐同志，在我们谈条件的时候，我想具体知道每一个八路军战士都宣誓遵守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当我们谈话时，邓小平一直在大吃水果。这时他靠在椅子背上，积极地参加了谈话。　　他说：“这些原则是：收复失地，开展我们所有军队的集体行动，动员人民；铲除汉奸和机关中贪官污吏，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和日本、朝鲜和台湾农民一齐开展反法西斯运动；没收汉奸的财产用之于抗战；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教育秩序；检举并逮捕汉奸，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他指出这几点时，我心里暗暗用我在山西、河北观察到的活动来和这些原则对照。我看到了实行每一项原则的具体事例。自离开晋西黄河地区以来，在我们访问的每一个地方，人们都非常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雨季正在开始，滂沱大雨下了两天，这使我们延迟进发。但是，这也为和徐向前，邓小平谈话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邓小平在参加八路军之前，当过工人。他在法国呆过一段时间，并在那儿研究劳工运动。邓小平个子矮些，身体结实健壮，他的思想极为敏锐。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整个的国际政局，他对情况了解的范围之广使我大为吃惊。他讲的一则消息使我感到震惊。　　他说：“去年，日本从国外购置的战争物资有一半以上是美国提供的。”　　“你肯定这一点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主要同情的是受侵略的中国一方，在我在中国内地旅行的八个月里，当我考虑到这件事时，我一直认为美国人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的国家，这是不成问题的。我太天真了！　　他对我说：“是的，这消息是战争第一年结束时，从美国发的一则电讯中说的。”　　这使我感到难过。我说这则电讯的报道准有错误，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助长我在过去一年来在这里所亲眼见到的大屠杀和苦难。　　徐向前进来了，话题重新回到当地的局势问题。我向他问到这个地区的现状。　　“现在日本人只守着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我们南面的大名城，这个地区的土匪已经肃清了。但是南边的一些地区并没有这么幸运。不过有一位很不错的人负责掌管大名与黄河之间的五个县，他名叫丁树本。我们曾给他一些帮助。”　　他想了解我打算怎样回汉口去。　　我回答说：“我想看看山东的情况，然后我希望能在黄河那边到郑州以西找到一条路线。”　　他对我说：“如果你难以找到一支护送队的话，回到这里来，我会设法送你过去的。”后来他的这个诺言对我很有用处。　　卡尔逊先生回国后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位反法西斯战争的指挥官。他已逝世。我在这里详引他的著作，也是对这位国际友人的一个纪念。　　反摩擦斗争　　我们在冀南平原搞了块天下，聂荣臻他们在冀察晋和冀中平原搞了块天下，使河北的平原游击战争走向一个新阶段。八路军力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人士欢欣鼓舞，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却难以容忍。　　早在国共合作抗战之初，蒋介石就玩弄种种阴谋诡计，企图“限共”、“溶共”，在抗战中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为此，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从而击破了蒋介石的阴谋，创造了敌后游击战争蓬勃发展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三八年秋，八路军在华北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四百余次，牵制了日寇三十余万兵力，自身亦由抗战初期的三万余人发展到二十五万人，控制了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冀南、冀西、冀东等大片区域。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坐不住了，处心积虑筹划“限制异党”的措施。他先是密令阎锡山在山西制造摩擦，“赶走”八路军和新军；接着又委任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带上一批反共专家，来河北“收复失地”。九月中旬，鹿钟麟一行，大摇大摆，来到了冀南。从此，在冀南展开了摩擦与反摩擦的激烈斗争。　　鹿钟麟到来时，党中央从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出发，对我们作了如下指示：“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害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谈判时我们的要求不妨稍高，如须让步时，待鹿提出方案后再说。”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在南宫召开了冀鲁两省各方人士和群众参加的盛大欢迎会，并与鹿进行了初步的谈判。参加谈判的有我和杨秀峰、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中心内容是双方应合作抗战；请鹿承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为唯一政权机构；已经当选的行署、专署领导人及各县县长，可由鹿以“省府主席”的名义，正式委任等。鹿钟麟是杂牌军出身，新来乍到，对我们的态度还算友好。他表示，自己一无枪炮，二无军队，今后抗战要多靠八路军，大家同舟共济，遇事互相商量等。但他有蒋介石的“使命”在身，周围又有一批国民党“眼线”，身不由己，除了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以外，实质性的问题一个也没解决。那时，我们还想争取他，一次谈不成不勉强，以后还可以慢慢地谈嘛！　　我党北方局代表朱瑞，也来到冀南，会见了鹿钟麟。双方商定，趁迎接鹿的冀鲁两省头面人物都在，召开一次两省军政联席会议，进一步推动抗日力量的合作与发展。会议是在南宫县城召开的，出席的有三十余人。朱瑞同志作了较长时间的发言，分析了抗日的形势，阐明我党的抗战决心及统一战线政策，高度评价范筑先先生与八路军合作抗战的爱国行为，对“鹿主席”来到敌后抗战，表示热烈欢迎。范筑先及国民党代表韩梅岑、邵鸿基等，相继发言，均表示愿意加强国共团结，合作抗战。会议的气氛，比较融洽。　　但不久，我们就发现，鹿钟麟、韩梅岑等人，当面说的好听，背地里却在搞鬼名堂。他们四处网罗反共武装势力，以孙良诚为游击总指挥，张荫梧为河北民军总指挥，将民军赵云祥部及杂色武装胡和道等部拉了过去，还与山东的反共专家沈鸿烈结成“冀鲁联防”，同八路军对抗。九月下旬，胡和道勾结枣强县的会道门组织，向我驻姚屯的一个连进攻，杀害战士十多名，并包围枣强县城，叫嚣“撤换县长，驱走八路”。经我方强烈抗议，鹿被迫宣布解散胡和道收编的会道门组织，交还我被俘人员。不久，赵云祥又将新河县抗日群众团体战委会解散。十月底，鹿钟麟竟以南宫县长赵鼎新在给他写的工作报告中，书写“鹿主席”时未抬头另行，有失尊敬为理由，提出撤换赵的县长职务。在此同时，他们还单独任命了一批专员、县长、区长，造成我根据地内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并存的混乱局面。　　十一月中旬，日寇对冀南进行第一次“扫荡”，南宫失守。鹿钟麟等人仓皇逃往枣强，我行政主任公署机关转移到广宗活动。粉碎敌人“扫荡”后，日军放弃南宫。鹿抢先返回，竟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知去向”为借口，宣布予以撤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当即采取了反击措施：派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南宫“保护”鹿主席，如国民党武装前来挑衅，迫不得已时即坚决回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也回南宫办公，行使职权，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有的问题“先斩后奏”，有的则“斩而不奏”；广泛动员群众，开会庆祝八路军收复南宫的胜利，掀起反对赵云祥解散新河群众抗日团体、反对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请愿运动；我各专区专员、县长、区长一律照常行使职权；各基干游击队和群众团体提高警惕，防备国民党突袭等。鹿钟麟见大势不妙，南宫没有立足之地，被迫返回枣强、冀县一带去了。　　在枣强、冀县，鹿钟麟等人依靠反共武装势力，继续为非作歹，破坏抗战。他们任意解散抗战群众团体，杀害、活埋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横征暴敛，涂炭群众，拒绝与我党代表谈判，激起了公愤，各群众团体纷纷组织请愿团，要求鹿钟麟停止破坏抗战的罪恶活动，追查凶手。“驱鹿”的呼声，遍及冀南城乡。蒋介石为了给鹿钟麟壮胆打气，又任命他为冀察战区总司令。这时，石友三、高树勋部要求开来冀南抗日。该部是西北军的，在张北抗战中有一定贡献，当时算爱国官兵。中央指示我们，应对石、高部采取欢迎的态度，使之“能与我亲密合作以打破鹿勾结石、高排挤八路军之企图，而使鹿陷于孤立，迫使鹿进步”。省委、行政主任公署和部队，在领导群众“驱鹿”的同时，积极进行迎接石、高部的准备工作。　　就在这时，我害了一场大病，高烧十多天，身体虚弱不堪。十二月下旬，石、高部开来南宫。幸好伯承、小平同志均来到冀南，直接负起领导重任，我的担子就减轻了。分工由刘伯承、宋任穷重点做鹿钟麟的工作，邓小平、刘志坚则重点做石友三、高树勋的工作。小平同志去延安刚回来，带来了六中全会的精神，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要在部队和地方党中传达贯彻。与石友三部的联系，刘志坚出面多些。在这期间，石友三保持了中立，对我们有利，后来才向右转。鹿钟麟顽固不化，继续反共，弄得声名狼藉，于一九三九年春逃往冀西。　　冀南的反摩擦斗争，很有意义。中央认为“获得了很大成绩”，“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供‘七大’讨论的材料，因为这个区域是摩擦厉害的地方。”　　平原游击战　　我河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形成，严重威胁日军后方及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命脉，大大增加了敌人的后顾之忧。冀中、冀南、冀东根据地，是日寇“扫荡”的主要目标。　　一九三八年九月，日军在进攻广州、武汉的同时，向冀中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围攻。种种迹象表明，“扫荡”冀南，亦是指顾间的事。根据总部和师部的指示精神，十月下旬，我们在南宫县城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专门布置反“扫荡”的准备工作。我在会上作了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估计敌人在占领武汉后，必然打通平汉线，巩固平汉线两侧，抽兵“扫荡”我敌后根据地。那时，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已发营以上干部学习，起到了统一部队思想，增强胜利信心的作用。我读得很仔细，随身携带，反复阅读，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思想和预见事变进程的能力，由衷敬佩。我们的反“扫荡”准备工作，以这两篇著作为指南，结合冀南的敌情、我力及地形、群众条件，着重解决如何坚持平原游击战的问题。在冀南平原作战，有利条件是：群众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对惨无人性的日寇极端仇恨，与八路军形成了鱼水关系；地势辽阔、平坦，乡村稠密，便于我军分散和周旋；敌人兵力有限，供应不足，不可能占领全部县城和村落，一次“扫荡”的时间，亦不会太久；我主力部队长于运动、夜袭、伏击，战术灵活多样，士气旺盛。不利条件则是：平原地区，交通方便，利于敌人运动和增援；城池坚固，被敌占领固守，我不易夺回；根据地刚刚形成，部队和群众缺乏平原游击战的经验；国民党故意制造摩擦，我们既要对付日寇的进攻，又要对付国民党的破坏，处在两面应付的地位；一些隐藏的汉奸，尚未彻底清查出来。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反“扫荡”措施：（一）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二）向冀中学习，采取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三）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会躲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四）坚决镇压汉奸，警惕国民党制造摩擦，防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等。会后，由行政主任公署下达紧急动员令，根据地军民开始了紧张的反“扫荡”准备工作。　　十一月中旬，日军对冀南的第一次“扫荡”开始。其独立第三混成旅、一一四旅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约三千七百余人，兵分四路由石家庄、德州、邯郸、邢台出动，向我根据地腹心地带南宫合围。我军陆续放弃了隆平、故城、武城、恩县、高唐、夏津、临清、南宫等县城，主力化整为零，活跃在广大乡村间游击敌人。杨秀峰率行署机关转移到广宗县，我率指挥机关活动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历时十六天，我军民配合作战二十八次，歼敌六百余人，迫使敌人的“扫荡”中止，南宫、隆平、故城、临清等县城均被我收复。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罪行累累，令人发指！在此期间，鲁西北的聊城失陷，范筑先先生誓与聊城共存亡，壮烈殉国。　　这次反“扫荡”，虽然迫使日军撤出冀南中心区，但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唐、聊城等均落入敌手，形成由东、南、西三面包围我中心区的态势。那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重点保守已占领的土地，向华北大举增兵，采取“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方针，妄图摧毁我敌后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底，敌人在华北的兵力，由十三个半师团增至二十二个师团，其中用于包围我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兵力即达十一个师团，约二十余万人。毛泽东同志指出：“大抵在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然首当其冲。”（《毛泽东选集》第四一一页）我冀南根据地，成了敌人进攻的首要目标。　　一九三九年一月，日军对冀南的大“扫荡”开始了。敌人出动五个师团的主力共三万余人，分十一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向冀南中心区合围，企图消灭我军于冀县、南宫、威县地带。形势是严重的。当时，刘伯承、邓小平均在南宫。我们商定，“先溃后收拾”，即让出主要的县城、据点，避实击虚，经过一段消耗敌力的时间，再转入反攻，收拾局面。具体部署是：将现有力量分成五个战斗集团，分区游击，独立作战，互为策应，在保持有生力量的原则下，经常以小部队与敌接触，但不放松有利时机消灭敌人。　　从一月到三月，我冀南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共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开始，我以一部兵力阻击和伏击进犯之敌，而以另一部兵力袭击宁晋、广平、肥乡、高唐等县城，多次取得战斗胜利，打击了敌人进攻的凶焰。从隆平进攻邢家湾的日军，途中遭我伏击，伤亡百余人，三天只前进了二十公里。平乡日军东犯广宗、威县，屡遭阻击、伏击，半个月内未能接近县城。曲周日军步骑百余进占安寨，被我全歼。宁晋日军进占大杨庄，遭我夜袭，二百余人被歼。此后，敌主力占领南宫、冀县、枣强等中心区域，我军即转至敌侧后，重点袭击敌人的运输线及守备部队。正太、津浦、平汉铁路屡遭我袭击，火车被炸毁，交通被中断。从德州往临清行驶的日军汽船，亦被击沉一艘，三十多名敌人毙命。二月十日，陈赓、王新亭部在威县香城固一带设伏，诱敌出笼。敌人钻进了“口袋”，激战八小时，我歼敌二百多人，缴炮四门、汽车九辆。次日，敌出动两千余人及汽车七十余辆，进行反扑，陈赓已率部安全转移。再后，敌又以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为重点，反复“扫荡”。我主力转入豫北，经南乐、清丰、濮阳，直至滑县、淇县一带；留下一部兵力组成许多游击小组，在根据地中心区域与敌周旋。三月间，太行山区吃紧，刘、邓遂率主力一部返回太行，我带一部兵力重新回到南宫、威县、清河地区，继续坚持斗争。至五月间，完全打破了敌人的“扫荡”，前后战斗达四百余次，共歼日伪军五千余人。　　这次反“扫荡”异常艰苦，依靠冀南军民的共同努力，在广大平原地区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意义非同寻常。　　冀南的平原游击战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它不是在偏远地区，而是在临近敌人重要交通命脉的平原地区，坚持下来的。冀南根据地，北靠德石路，东西两侧紧邻津浦路、平汉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均有敌重兵把守。敌人进攻根据地，交通方便，合围迅速，增兵容易，几天之内，便可直捣我腹心地带。在这种地区与敌作战，无疑比偏远的山区或平原困难得多。可是，五个月的反“扫荡”经验证明，我们不仅坚持了游击战争，而且逼得日寇走投无路，不得不返回老巢去。这是因为，敌人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但兵力有限，不敷分配，占了县城，控制不了乡村；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我军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零敲碎打，避实击虚，便能变被动为主动，弄得敌人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久而久之，敌人经不起兵员、物力的消耗，只得结束“扫荡”，仓皇撤走，天下还是我们的。由此说明，平原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它是在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人山”的基础上，坚持下来的。冀南平原人烟稠密，村镇如网，虽然没有崇山峻岭，但八百万人口，却是难得的进行游击战争的依靠力量。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所以，我们一到冀南，就提出建立“人山”的思想，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由于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由于我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及八路军的模范作用，加上日本侵略者实行极端野蛮的政策，激起人民无比的仇恨，因而短时间内，冀南的群众便迅速发动起来，形成了真正的“人山”。各县、区、村均建立起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十八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几乎普遍参加了自卫队或游击小组。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迅猛扩展。仅南宫县的农民协会、妇女救国会、工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团体，即拥有数十万会员。在反“扫荡”中，群众创造了挖地沟对付日寇的办法。在广大平原上挖了总长达万里的道沟，既限制了日寇的机动能力，又利于我军民隐蔽、转移和伏击敌人，充分证明了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和力量。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再次，它又是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的运用中，坚持下来的。在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根据敌情、我力及地形条件，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不能机械搬运山地游击战的那一套。我们当时以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指南，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反“扫荡”的一些战术原则：（一）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行军要秘密而迅速，飘忽不定，让敌人摸不着头脑。（二）冬季防守，夏季进攻。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杆作物，利于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三）白日隐蔽，夜间行动。（四）破坏道路，迟滞敌之交通。（五）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六）无固定后方作战。（七）开展麻雀战。（八）部队不断转移位置。这些原则，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粉碎敌人“扫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奉中央指示去山东工作。从此，便离开冀南，离开了一二九师。《历史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