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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往事:西北军
系列之一：西北军！（萨苏）
如果看中国的现代史，一个叫做“西北军”的集团就时时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他们的形象五花八门，有的壮烈殉国，有的大作汉奸，有的当了共 产党 ，有的信了基督教，就好像是水浒一百单八将乱打麻将牌，让人眼花缭乱而又晕头转向。
说起来西北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团体，如果定义它为起源西北的近代武装，其源头可追溯到陕督陈树藩，陈赶走陕西将军陆建章，草创陕军，对于中央也不过是一省割据而已，影响远远不如同时的阎锡山，得过且过罢了。不过这期间它向中央贡献了一个出色的军事人才，就是骑兵名将，中国装甲部队的开拓者耿耀张。
陈算是袁世凯的嫡系，他并非乱世人才，大概因为出身贫寒穷怕了，一上任就克扣军饷，横征暴敛，勒种鸦片，以声色自娱。由于陈的胡作非为，闹得众叛亲离。结果在国民党人的支持下，西北崛起了一支孙中山色彩浓厚的军队 -- 靖国军，这支部队的灵魂人物在近代历史上大大有名，就是书法大师于右任，他手下都是樊钟秀，杨虎城这样头上长角的狰狞之辈，陈如何招架的住？终致大权旁落，陕西成了混战的大粥锅。
好像是故意挑这个时候，皖系北洋政府宣布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段祺瑞的臂膀徐树铮将军组建参战军开赴西北，据说是要西征德意志。按说西北离欧洲近点儿吧，这参战的距离也远的不靠谱，可你要说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也有点儿意思，因为后来西北军的盟主冯玉祥在陕西函谷关修路，就令人在路口大书“通欧罗巴”，从陕西打到欧洲去或许并非做梦？反正小徐的参战军没有去普鲁士找兴登堡划拳，到西北就不动窝了，就地改编为西北边防军，还把靖国军和原陕军的部属拉去不少，成为陕甘军政的主要力量，这可算是西北军的前身和名称的由来。
当时北洋政府说靖国军就是土匪，靖国军说那于右任是土匪么？北洋政府说于右任当然不是土匪，是被土匪裹挟了的，呼吁于脱离匪巢。两方面“鸡生蛋，蛋生鸡”的打了好久笔墨官司。
道理是讲不过炮筒子和袁大头的，笔墨官司打着，靖国军在北洋军阀的拉拢下已经渐渐蜕化，没有投徐树铮的，在陕西老帅陆建章影响下也大多转为亲直系的地方军阀 -- 只有杨虎城和樊钟秀依然效忠孙中山，樊钟秀是一勇之夫，并无多大力量，杨则手握重兵，是西北军中最早的国民党员，-- 这还是孙中山亲自批准的，酷吧？西北军出现了第一个分支，就是杨虎城系统。陆的做法使皖系中央政府开始对西北产生疑惧。徐树铮羽扇轻摇，诱杀陆建章于天津军粮城，欲扼杀此新生力量于襁褓，但是没想到陆的连襟冯玉祥比陆更有建树，前门驱狼，后门进虎，智囊也有失算的时候。
徐树铮本人文武双全，是民国初年翻云覆雨的一代名将，风流倜傥，也是张学良最为钦佩的北洋人物，称为“上马杀贼，下马露布”，正是在他的导演下，张作霖演出劫械扩编，才在直系背后形成了一个新的势力 -- 奉系军阀。当然，徐原来只是希望发展奉系为皖系羽翼，没有想到这支力量后来会超过其他系统，成为北洋军阀历史上最大的一股势力。由此也可看到，西北军和东北军，在一开始诞生的时候，就带有北洋各系阵营的烙印。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后来冯玉祥发迹后在廊坊杀徐又铮，为陆建章报了仇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县，但因为寄籍保定，终生一口浓重的保定口音。他十一岁的时候开始当兵，那时候当然是一戴红缨帽的清兵了，后来逐渐升迁，每次升官必和上司开打，显系一扒祖坟的反骨人物。他的基本部队是第16混成旅。
一九二二年陆建章死后，西北各路军队群龙无首，冯利用他和陆，以及陕督阎相文的亲戚关系，乘机恩威并施，顺利接掌西北兵权，官至陆军巡阅使，西北边防督办，依附直系，成为吴佩孚幕中的大将，西北军的主力活跃于华北地区。阎相文也是妙人，因为省长当的委屈，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吞大烟自杀。要萨说，干不了，走不就完了，这心眼儿小的。不料前几天忽然得到一个消息，内蒙某市提拔一个副市长当市长，他觉得压力太大，左思右想，心情绝望，在宣布任命的前一天上吊自杀了。 -- 此人和我一个亲戚是老同事，并非谣言，看来小心眼儿的人什么时候都有啊。
冯本人在政治上奉行的政策是“有奶就是娘”，并无一定准则，所以也和奉系暗送秋波。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在九门口大战。冯首鼠两端，待价而估，在接到吴佩孚要求其抄袭山海关奉军后路的命令时，一面索要粮饷，一面摆出了一个怪异的一字长蛇阵，前军到了唐山，后队还没有出西直门，这显然是为了进退两便。奉军开出四十五万元的价码，并保证不入关参政后，冯玉祥马上倒戈，占领北京，直接造成了直系的大溃败。
虽然奉系不守诺言还是进了关，冯玉祥仍然对自己的谋略怡然自得，雄心勃勃，运筹帷幄，开始窥伺十二宝鼎了。这也是因为奉系在入关后迅速出现离心倾向，产生了张宗昌和李景林两个分支，这两个人各拥兵数万，一个是直隶督军，一个是山东督军，和张作霖的嫡系张学良，郭松龄等颇有嫌隙，说起来，这两个人简直就是后来西北军石友三和韩复渠的影子。而奉系大将姜登选，杨宇霆也在竭力扩大自己的地盘，南下经营江苏安徽。冯很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渔翁得利，他放出了两个妙手，一个是请孙中山北上，实际上冯和孙原没有太多瓜葛，显然是要搬一个原始天尊下凡震慑群雄，一个是派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打死老虎获取进步名声。
这两个妙手的确很有收效，包括杨虎城等将领纷纷表示支持，加入国民军旗下，西北军声势大震。
毛主席说什么来着？阴谋家都没有好下场。在群雄环绕的北京，老冯一土包子玩这手风险太大，有点儿象火中取栗。冯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威望和经验来驾驭这一局面，老奸巨猾的张作霖洞若观火，在这个突然崛起的敌手面前不动声色，暗中迅速整合自己的力量。到了郭松龄事变，冯玩火出格，贸然袭击天津的李景林部，结果被张作霖抓住破绽，果断拉拢直鲁军合作，遣张学良部敌前渡河，猛攻国民军。这种春秋无义战中到底是实力决定一切，冯玉祥抵挡不住，仓皇退避绥远。
井岳秀正在榆林等着他。
这井岳秀名字虽然秀气，却是一名纠纠武夫。
当时，他正镇守着西北的重镇榆林，是国民军的另一支力量，看到冯战败，他当即联合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也是一位名字秀气的彪形大汉）启动援护工程。有他的支持，冯玉祥虽败不乱。
退出了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冯玉祥去了苏联，意思是取取经。这期间他收获不小，但是也使他和杨虎城对布尔什维克的看法产生了微小而重要的分歧，冯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莫斯科时曾听说他们清党之事。每一党员都经严密的考察，凡言语行动有不合，即被洗刷，结果被洗刷者占全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被洗刷的党员有由岸上跳河自杀者。” -- 字里行间可见其疑虑。故此终冯一生，对布尔什维克，利用合作是可以的，信仰共产主义是不可以的。
说起井岳秀，也是西北军的一位奇人，井字嵩生，排行十，人多称“井十”，--这名字有趣，看起来横平竖直，象刀切的红烧肉 -- 老萨为什么有如此联想呢，后面看看就明白了。此人原籍蒲城井家原，少年时武功高强，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是个霍元甲式的人物 ?C 正经中过武秀才呢 -- 早年是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他弟弟井勿幕，是陕西最早的同盟会员，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井久镇西北，长期镇守榆林，人称“榆林王”。属于西北军中“一字并肩王”的地位。难得的是此人权力欲望不强，并不多扩张势力，杨虎城打不过北洋军的时候他曾经仗义收留，等杨作了十七路军总司令，井却依然是一个八十六师师长，他也恭执部下之礼，毫无骄檩之意。
外蒙宣布独立的时候，伊克昭七旗王公在苏联唆使下也准备叛国，井出兵河套，通过交友、赛马、拜把等方法，终于说服了这些蒙古上层人士，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功不可没。
井另有一个奇特之处是陈树藩当年对他颇为疑忌，曾经软禁又不敢杀他 -- 可见陈的优柔寡断，毫无大将风度。幕僚想出了一个奇怪的招数，就是把井关在一座楼上，每天只给他吃没有盐的肥肉，希望他象信陵君一样油腻而死，谁想到井的内功出色，过了一个月一看不但没有死掉，反而精神倍涨，只是就此变成了一个大胖子。好在陈树藩很快垮台，否则我看再好的内功也不是大肥肉的对手。后来井有一次午睡翻身，把小妾压在下面，因为周围没人，那小妾呼救不应，竟被压的休克过去！幸好井不久醒来，否则会出人命的。这个传说有的说主角是胡景翼，不是井岳秀，不管是谁，看来陈树藩作督军的确不够格，改行开养猪场一定蓬勃兴旺。
可惜的是这样一位奇人，却在西安事变前因为不小心把手枪掉在地上走火而死，也算是“兹是奇人，故有奇疾”。据一位朋友提供的线索，井这次走火颇为传奇。当时他的姨太太们打麻将，和得十分古怪，井感到有趣，哈哈大笑着起身拿牌来看，就在这时手枪从枪套里掉出来了，落在地上走火，他还在问左右：“有没有人伤着？”就过去了。
不过，井在对待红军方面，是坚决的右派，估计如果活着，未来也不会光明
-- 写完井岳秀，还有点儿余味未尽，附陕北民歌一首，名字就叫《井岳秀》
好一个井岳秀，真个坏骨头，他把咱陕北做了个挖苦，新式差害完不情，逼起闹革命。
好个务农人，受得实苦情，一年的杂税完不清，稽查衙役上了门，真实立不定。
官逼民众反，世事大动乱，他把咱老百姓没杀完，银子花了四百万，又把晋军搬。
四月二十三，白军快完蛋，前后沙坪上打一回仗，赤卫队伍端上枪，把他们活捉完。
俘虏带回营，给他们换衣衫，要吃甚来就吃甚，要想回家路费送，回家探母亲。
怎么唱，老萨可就不会了。
国民军在南口吃了一个大亏，但是大部分部队都没有失去控制。西北军作为一个团体，在历次军阀混战中败而不散，具有相当的向心力。这和该部队的灵魂人物冯玉祥很有关系。
当年罗马共和国之战中，独裁者苏拉称霸地中海，这个相貌丑陋，精力充沛的家伙令整个罗马胆寒。他的敌人马略说，和苏拉交手的时候，要同时和他性格中的狮子和狐狸进行战斗，而狐狸的苏拉，比狮子的苏拉更难对付。冯玉祥，也是这样一位狮子和狐狸的组合。一生强调爱兵爱民，体恤下情，但是陕西剿匪又最善于摆鸿门宴，“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这句座右铭对冯来说就像量身定做的一样。他独特的带兵之道，刘备一样的用人眼光和天生的谋略使西北军在这个老粗手中象放出瓶子的妖魔一样迅速成长。
在蒋百里先生的评价中，冯玉祥为新旧军阀中“最善于带兵者” -- 当然隐含也有老冯不太会带“将”的意思。他的国民军从军队素质上胜过其他军阀一筹，因为冯玉祥带兵，有三大绝招。
第一，兵源。冯玉祥招兵，只要秦冀鲁豫四省出身，不允许有不良嗜好。因此国民军都是北方大汉，天生具有吃苦耐劳，勤勉忠诚这些优点，而且这四省民间多有习武的习惯，在单兵身体素质上，比南方军队好得多。后来西北军调去剿共，曾经夸耀说和红军肉搏不用枪，抓着对方的刺刀就能把红军士兵从战壕里提出来活捉。虽然夸张，倒也形象。冯很看不起山西军，称其为“缴枪可以，缴醋葫芦不行”，所以部队里不用山西人。但是国民军向绥远退却的时候，猛将宋哲元把晋北门户天镇围了三十多天打不下来，让冯大吃一惊，后来才知道，主要原因不在山西兵怎样，而因为守城的是一个厉害的年轻将领 -- 傅作义。
第二，入伍训练。冯玉祥练兵，不象别的军阀拨到盘里就是菜，他的部队入伍教育独出心裁，当兵的先要文化教育，教二百个字，然后再军事训练。这在旧军阀队伍中绝无仅有。国民军部队都佩戴特殊的臂章，上面写道：“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对于士兵百姓的观感自然不同于其他军阀的遭殃兵，大觉耳目一新。当然，后来的绥远大练兵更是军事政治两手抓，西北军的政治教育，甚至比蒋介石的嫡系还重视，大概因为装备不好，不得不大搞“精神原子弹”吧。-- 一个副作用就是西北军出共 产党也多。
第三，信教。冯玉祥号称基督将军，正宗的美以美长老会教徒，半点不含糊。可真的信不信，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中国近代史上号称基督军人的有三，张学良，那是真信，从小在基督教青年会里熏陶出来的；蒋介石，那是半信半疑，至少当初入教是为了讨老婆；冯玉祥呢，哪点儿也看不出他象基督徒。原来他的部队靠帮会的力量不小，他大哥冯基道就是军内的青帮老大，不过冯发现帮会这个东西象双刃剑，闹得不好玩伤自己很有可能，反而是基督教教人洗心革面，更为好些（老冯对于教义的理解，大概也就是这个水平了），所以就让他大哥入了长老会，后来冯军中多基督士兵，仿佛一个独特的政训系统。冯的军中还设一个“大主教”，就是他手下的将军张之江来顶（也有说是余心清，不过冯曾经称呼张“大主教”是没错的），冯还为他专门盖了一座可以拆了带着行军的木头教堂。-- 怎么看怎么象洪秀全的拜上帝会.
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南方军阀唐生智和老冯在这一手上异曲同工，冯玉祥是“基督将军”，老唐呢，玩了一把“佛军”，让部下都信佛。不过他信佛是有自创的理论依据的，他认为佛学所谓“众生解脱我解脱”乃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甚至共产 党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是一回事，于是得出一个奇妙的结论：“党化佛化二位一体，唯心唯物两极相通” ?C 马克思看了会不会当场疯掉就不知道了…
西北军部队素质较高是它团结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它有一个出色的领导集体。
看看北京时代的西北军上层，可谓将星云集，群英荟萃。西北军的主要力量是国民军第一，二，三军，三个军长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号称三巨头，冯成为西北军的灵魂，也有一些巧合。
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是西北军的核心，源出16混成旅，他的部下多有后来成名的武将，比如鹿钟麟，宋哲元，孙连仲，冯安邦，韩复渠，石友三，佟麟阁，刘汝明，孙良诚，梁冠英等等，有趣的是这些人多半是冯玉祥的亲兵出身，比如韩复渠是他的卫士出身，冯安邦是冯玉祥当营长时候招的兵。从大字不识的行伍中提拔将官，冯可谓慧眼独具，还很少有他看走眼的，这些人后来都是封疆大吏，虽然文化不高，但是治理起地方政治来，一点儿都不含糊。后来西北军主流的将领，多半来自第一军。
胡景翼的第二军仅次于冯，是护国战争中反陆建章起家的，和冯有很深矛盾，他的干部班底，来自于早年胡在自己家里搞的“华山聚义”-- 论剑有没有不知道，但是胡武功高强，大约比划一下也不奇怪。华山聚义派的人物后来也有不少名将，比如井勿幕，邓宝珊（在榆林让彭德怀吃瘪子的那个），续范亭，岳维峻，董振堂，高桂滋等等，还有后来投靠的一些杂牌，其中有个怪物蒋世济后面还要提到。胡本人是老同盟会员，胆大心细，政治手腕高强，要说西北军中能媲美冯玉祥的，也就是他了，但后来国民第二军却戏剧性的解体（为什么？看后边），实在是老冯的运气。
孙岳的第三军实力也不弱，在后来的西北军中却默默无闻，这和孙岳本人的性格有关。孙的祖先是抗清名将孙承宗，那是袁崇焕的师傅呢，名字又有一个“岳”字，部下皆目他为岳鹏举之流，这些奇怪的联系给他平白增加了不少威望。但孙本人与其说是一个政治人物，不如说是一个武林豪侠。他头脑简单，任侠仗义，少年时看一老者受欺压，不由分说就提刀来打抱不平，并声言如果拒绝他拔刀相助，就把这老者杀掉。结果他飞檐走壁干掉了老者的仇人，人家对他这个恩人却避之犹恐不及。冯玉祥称其为“孙二哥”-- 孙是山东人，山东出了个武二郎，故此乐于被称为二哥，孙岳对这个称呼十分满意。看看后来蒋介石怎么给“冯大哥”灌老米汤的，老冯当年就怎么对这“孙二哥”，恭维得他耳热眼跳，到处给冯当枪使。孙因为“三.一八”惨案（记得刘和珍君么？）感到国势渺茫，愤而辞职下野，后来虽然还因为义气跟随冯玉祥到西北，但是已经不愿与闻国事，不久就借口治病，到上海去了（开武馆？）。他的主要干部是徐永昌，长袖善舞的老将，后来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军令部长，国防部长，比老冯的级别还高。还有，日本投降的时候的中国签字代表，就是这位徐永昌将军。再有就是庞炳勋了。
关于孙岳，有一段时间因为他号召杀富济贫，被怀疑是共产 党，冯玉祥一句话就给他解了围：“有一天抽二两大烟土的共产 党么？”
也有人形容国民军是“一军私，二军滥，三军贪…”
国民军序列里还有一支短命的东北国民军，就是郭松龄的部队，他在冯支持下倒奉失败，所以这支国民军很快消失，只有魏益三部算是他的遗产，魏这个人没有什么名气，但是继承他的两个人就有名了,一个是“郝拼命”郝梦龄，一个是“刘抓瞎”刘家麒，1937年，两位将军同时战死在忻口和日军的恶战中。他们虽然不是西北军，但是和西北军，也有这一点儿特殊的关系。
当时西北军幕中的，还有蒋介石的义兄，亲日派头子黄郛，中国两个半军事家之一的“杨大炮”杨杰，-- 这都是南方派来的。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团队，西北军虽败不乱，大旗不倒，有条不紊的向西北退却。
国民军退到西北，很快安定下来。对于西北这个老巢，冯手下的头牌大将鹿钟麟早有安排，早在北京，他就派出骁勇善战的孙良诚到甘肃督军刘郁芬处协作，经营后方。当时吴佩孚调动了当地军阀的两支大军夹攻刘郁芬，一个封为省主席，一个封为督军，结果孙良诚亮出猛张飞的工夫，先南后北，几个回合就把北洋军打的落花流水 -- 也因为这个让冯玉祥另眼相看。不管怎么说，在老冯从苏联讨来支援之前，刘郁芳和井岳秀成了国民军败军的救命菩萨。
从苏联回来后，冯玉祥潜心思索，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 -- 据说华盛顿也曾经在吃败仗之后苦苦冥思而悟道，可见冯确实具有天下枭雄的本质。“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或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样深湛的精神显然超过了冯的想象能力，他想到的，是军队的战斗力问题。
靖国军说起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用这样一支部队打天下是没有希望的。国民军虽然好一些，但是依然没有脱开旧军阀的底子。结合了过去的历史教训，他认为，只有训练出具有严明军纪，吃苦耐劳的精神的部队，才能够称雄天下。于是，冯在绥远五原誓师，重整兵马，主动开办军官学校，整编部队，严明纪律，开始了绥远大练兵，这次大练兵，应该算是西北军脱胎换骨的重要里程碑。共 产党人刘伯坚进入他的部队成为政治部的主要负责人。冯在国共决裂后提到刘伯坚还是赞不绝口，深为折服，而对那个叫他倒了大霉的柯庆施，则闭口不提。
这个时候到冯军中的共 产党干部，还有一个怪杰宣侠父。
宣侠父是黄埔军校一期生，风流潇洒，文武双全，但老蒋看来则是脑后生反骨不可救药的人物。蒋介石对黄埔一期生爱护有加，轻易舍不得处罚，而宣侠父就是唯一被蒋介石开除的黄埔一期生。宣与蒋军内部很多高级军政人员，比如胡宗南，戴笠都有很好的关系，所以这些人经常向蒋保举宣，蒋也就屡次对宣予以起用，但每次起用他必以反蒋告终。最后老蒋被他折腾的恼羞成怒，在他担任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期间，授意戴笠将他骗出杀害，算是抗战中死于国民党手中的中共最高级将领之一。
冯的基本干部，象韩复渠，宋哲元，方振武，吉鸿昌等，都是这个时候确立了自己在西北军中的地位。有很多这样的将领都是这时候从最低级提拔的，比如他的卫队连长黄德全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提升 -- 这个名字大家不熟悉，他后来的名字黄樵松有更多的人知道，后来台儿庄打过鬼子，信阳抬棺大战日军，太原投过共 产党，做到蒋军嫡系国民革命军三十军军长呢。堂堂男儿干吗改名字？据说是因为冯玉祥娶妻李德全，他敬重夫人而改名，萨觉得，他也是万不得已，听见司令喊：“德全...”要想判断出来他是叫警卫还是叫老婆，可挺不容易的。
冯认识到自己部队的军官素质不足，也曾经采取过邀请俄国顾问，聘请军校学生等方法予以提高，但是冯曾经在16混成旅办过干训班，他明白自己的财力素质都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黄埔军校。冯聪明绝顶，招数实用。他的做法是土法上马，练兵而不练官。军官就从行伍中提拔，这样的结果更能团结士兵而且了解部队，同时易于管理。冯没有什么政治纲领，按照他的“真爱国，真爱民”原则，就是强调两点，一个是“爱民”，一个是“官兵待遇平等”，这是很朴实也很容易为普通百姓和士兵所接受的简单道理，提出的并不少，而能够象冯那样踏实肯干，处处落到实际的，凤毛麟角。
在主义林立的世界里，善于作秀的冯玉祥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带点儿老粗的憨厚形象，为冯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西北军的力量迅速扩大，其主要干部队伍，也在此时形成。西北军成为一支具有鲜明特色的军队。如果看当时西北军的照片，就会发现它的高级将领都是粗衣陋食，廉洁奉公，象宋哲元，赵登禹（赵是武林高手，曾经有骑真老虎照相的照片，不过那老虎已经被乱枪打的半死了。。。），和一般士兵难以区别，冯玉祥本人不穿将军服，从来就是一套二等兵的服装，其朴素不亚于朱德。
这支军队训练严格，吃苦耐劳，-- 冯部的教练大师张自忠在训练中常常带兵不穿鞋袜雪地行军，因为口头禅“我扒了你的皮”而得一外号“张扒皮”，因此战斗力很强。同时能够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扰民事件较少，曾经有过士兵偷吃老百姓西瓜被方振武枪毙的极端事件。冯部还能够为地方开办工厂，学校，种树开荒，修桥补路，一时声威大振。
这样一来，连周围马鸿逵等地方武装，也对冯表示臣服，西北军的力量更为壮大。单独提到马鸿逵，是因为他派来联络的参谋长气宇轩昂，让西北军众将颇为钦仰，这个人的名字叫作刘志丹。
到了1926年9月，兵练的差不多了，还跑了一趟苏联，冯玉祥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他记起来半年以前，杨虎城处来过一个求救的使者，说让吴佩孚手下的镇嵩军给包围在西安了，那时候老冯刚从北京败退，自己的坟头还哭不过来，哪有心思管他啊。现在冷不丁想起来，老杨怎么样了？不会骨头都能敲鼓了吧？
冯玉祥全家都死在秃子手里，由此可见秃子实在是太可恶了。&
杨虎城的骨头真的快能敲鼓了 -- 饿的。
说起来老杨可不是等闲人物，此人乳名杨九娃，大名杨彪。少年的时候是一刀客 -- 陕西话就是土匪的意思，关西道的土匪威风素著，《双旗镇刀客》看过没有？啧啧，那可是挺能打的。这次国民军起事，杨虎城也在西北遥相呼应，他的老根据地在哪儿？延安。难怪杨后来“赤化”，敢情也是喝延河水的啊。
这时北洋军在关中的部队数量不多，1925年7月，杨率部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将直系部队驱逐至秦岭以南，就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也就在这个时候，杨开始同共 产党人合作，南汉宸，魏野畴等陆续进入他的幕中。--- 此举，也种下了二十几年后杨被杀的种子。-- 为什么张学良没有被杀，原因很多，为什么杨虎城被杀？因为他递交过给共产 党的入党申请书，真的要当共 产 党。吉鸿昌被杀是同样道理。
好景不长，1926年1月，一支十万多人的大军突然杀入了渭水平原。这就是归属直系的“流氓军”刘镇华部，这支部队原来是土匪（十万人的土匪？！够拽的啊），一直在豫陕两省活动，号称镇嵩军，早就窥伺八水长安的神器，乘着国民军在北京失势，趁火打劫来了。杨虎城部下只有几千人，招架不住，迫不得已撤进了西安城。好在他的进步思想比较深入人心，陕西督办李虎臣和西安的老百姓都拥护他 --刘的所部全无纪律，净是王老五蔡老六这一类胡子山大王，一路上烧杀抢掠，势如蝗虫。陕西人也实在怕了这帮流氓军的暴虐。
于是双方就在城上城下对峙起来。杨虎城善于用兵，国民军哀兵必胜，守的滴水不漏，攻城战刘镇华不是杨虎城正规军的对手，强攻爆破挖地道，一连八个月一筹莫展。可是城里种不出粮食，到老冯想起他来的时候，西安城里，已经饿死五万多人了。杨虎城急得要在鼓楼上吊。
说起来老冯和老杨还是颇有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是老粗出身，却喜欢舞文弄墨，说到水平，杨虎城亲近文人，勤于学习，要稍胜一筹，读现存他的诗“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踏上浪头干一场”，虽然粗豪，还是颇有韵味，比起老冯的“拼命作枪炮，将招大危险”，要好得多（冯后来潜心读书，他的自传颇值得一读，算是脱胎换骨）。两个人都娶了另类的老婆，冯玉祥的李德全小姐是“上帝派我来管束你的”，杨虎城的太太更不得了，谢葆真是正牌子的共 产党。两个人都作了上将，老冯兵多，做的是一级上将，老杨资格老，是二级上将。两条好汉颇有点儿惺惺相惜的感觉，既然想起来了，当然要去帮个忙，顺便也把西安装进自己的口袋。9月，冯玉祥决定南下关中，率军解西安之围。
吴佩孚不是垮台了吗？河南，驻防着骁勇善战的国民军第二军，吴怎么能从那里派人攻击西安呢？
问题出在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身上。
胡景翼留过日，追随过孙中山，后投冯玉祥。这个人，和井岳秀相似，也是个武术爱好者 -- 西北军将领好像特别喜欢武术，1923年当了师长还曾经和三皇炮锤拳传人李景清比武较量，更难得的是胡文武双全，书法挺秀，流传至今。
他和冯玉祥有点儿过节，1916年的时候曾经发难活捉冯玉祥的表弟陆承武，逐陆建章出关。但这只是因为胡是革命党，而陆是保袁党，因此并不是揭不过去的梁子。等到大战陈树藩，胡是靖国军中陈树藩最为忌惮的对手，陈曾经气急败坏的亲自给胡景翼打电话，说：“你不要把对付陆建章的手段对付我，你是认错人了。陆建章年过五十，腰缠千万。六年前我是一个穷学生，现在仍是一个穷军人，谁反对我，我就和谁拚命。”话是挺狠，可还是打不过胡景翼。胡军一直打过渭水，兵临城下。
可惜的是豪爽的胡景翼中了老朋友姜宏谋的诈降计，单骑入渭南谈判的时候被姜扣了下来，狠狠的丢了一回面子。 -- 他以为自己是郭子仪？！要说西北军中多这样讲义气的莽汉，上面提到的井勿幕，也是这个时候被人骗去开会掉了脑袋。胡景翼算是幸运，后来还有机会和冯玉祥一起在北京领导国民军。难怪后来西安事变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而杨虎城不去，这种事西北军见得太多了啊！
1925年胡景翼在北京起事后，他率领的国民军第二军没有和老冯同行，而是南下，直取河南。国民军骄兵悍将，打张作霖虽然有点儿难拿，对付河南的土包子游刃有余，如卷席，如开山，转眼间对手纷纷投诚，拿下开封郑州信阳，包括山东都有投顺的，胡景翼就当上了“中原王”。
河南这地方经纬天下，俯撼四方，胡景翼夺取了中州大地，踌躇满志，确有励精图治的决心，后来生产标准中正式步枪的巩县兵工厂，就是他接管后扩建的。胡同时向国共两党提出要求，帮助他改革自己的国民军第二军，当然，双方对这个请求都相当重视，看看双方派来人员的阵容就可以明白。
国民党派来的是一个瘦瘦的老陕，名字叫杜聿明，这算是武的吧，还有个文的，是胡景翼在日本的同学，名叫张群。好家伙，一个毛主席亲自敦促投降的兵团司令，一个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阵容强大！共 产党派来一个顾盼神飞的文弱书生，一个沉默寡言的军校学生，名字呢，文的，叫王若飞，武的，叫徐向前。哦，也厉害，一个周恩来所说“现成的副总理”，一个威震天下的十大元帅！而接待他们的第二军军官教导团里，有一个满嘴土腔的老陕，刚娶了漂亮的媳妇满面春风，他当然不知道这老婆将来要冤死在自己枪下，而他张钟麟以后一生要在这两党之间颠来倒去，这个未来的军官，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肆业学生有个表字灵甫，所以，大家也喊他 -- 张灵甫。（这里边有个Bug，其实张灵甫打死的第二个妻子吴海兰，这个时候还没有过门呢）
如此风云际会，胡景翼本来应该好好的为西北军开拓一个局面，以他的素来表现，也确有此能力。不幸的是天妒英才，武功高强的胡将军却忽染疔疮，开始也没当回事，不料越来越重，医治无效，竟然在1926年猝然病逝。太史慈死时的扼腕长叹犹在耳边，胡景翼在弥留之际，可是同样的无奈？ -- 萨认识的一个老大夫说有些武功练了未必强身健体，倒是把全身的经脉搞通了容易来暴病，从胡景翼的例子看未必没有道理。
他的死直接导致了国民军第二军的解体。好好的一支精兵葬送在了红枪会的手里。
正如前面讲到，第二军有头脑，能打仗的将领并不少。
高桂滋，他的公馆是西安事变中双方折冲纵横的风暴中心，还关过老蒋。陕西剿匪的时候比张杨还早的和红军签订了和平条约，红军在这个条约中称高为朋友，而称井岳秀部为“卖国贼军队”，并要求在攻击井的时候高要保持中立，同为西北军将领，如此区别对待，高大概也啼笑皆非吧。高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对当时在他手下工作的杜聿明不予重视，导致杜一怒而回南京，不过这对杜未必是坏事，否则，昆仑关大战，打死中村正雄的，就可能是另外一位指挥官了吧。后来的红二十四军，也是高的部下中发展出来的。
邓宝珊，西北军中的一块吸铁石，和事佬，最善于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玩辕门射戟的把戏，五原誓师后，西北军势力在甘肃急剧膨胀，和当地力量发生激烈冲突，猛将吉鸿昌和马仲英拼大刀片，打的两败俱伤，总算赶走了这个娃娃司令，但地方上对西北军也是顾虑重重。冯玉祥就派出邓宝珊，轻袍缓带，恩威并施，很快稳定了后方的局面。提起新一军来大家都想到孙立人的“天下第一军”，可这个番号最初是属于邓宝珊的，他当了军长，看到当地百姓穷苦，不愿扩充实力，一个军只设两个旅，被人笑话为“新半军”，体谅民情，一至于此。但是邓并非不能打仗，1946年榆林城下死守大战，整整一个第一野战军徒呼奈何，令胡宗南嫡系的钟松之流难望其项背。
弓富魁，原来指挥国民军第六军，实际是个草头王，空头军长，也投靠了国民二军。此人后来不太有名，但冯玉祥对他印象极深，他外号“一大一小”，每到领饷，发粮这种时候，他的兵就多的不得了，满山遍野，每到打仗的时候，他的阵地上老是没几个人，正面野战一触即溃，但是假如派去偷营劫寨，断人粮道这种有油水的活儿，却总能完成任务。冯对他瞧着别扭又去之可惜,算是中国内战的特殊产物。这弓富魁故事颇多，此人的部队都是惯匪之乌合之众，打仗的本事一般，偷鸡摸狗的技能超群。后来冯玉祥五原誓师、七路援陕时，弓福魁为第二路军总指挥，经榆林入宁夏，却不说他援陕为什么向西走，他也实在胆大包天，竟然在石咀山袭击石友三的第五路军一部，这倒不是弓福魁有叛乱之心，而是太眼馋石友三部队的钢枪和军装。石友三自己就是霸王，怎能容的别人窥伺？马上调集人马围将过来，弓福魁的大队即刻土遁，纷纷重抄旧业，落草为寇去也，留下弓福魁这个光杆司令等着石友三发落。冯玉祥还算仁义，没砍他的脑袋，给他个国民革命军总参赞的虚衔，但这第二路军自此也就废了。后来弓福魁每每与人谈及此事，都会无限后悔地猛击桌案，口中大叫：“啊呀！”宣侠父对此人有一个很有趣的评价：“有许多土匪军队，大做着革命的买卖，只不过弓福魁是其中的不幸者罢了”。不过这人后来还参加过抗日同盟军，被抓捕后在法庭上仗着武功高强居然铐打法官 ?C 还好当时国民政府只对共 产党十分忌讳，对他还认为是条好汉，未加过分的处置。此人1938年病逝陕西。
问题是第二军的核心天生就是胡景翼，他的死让部下顿失重心。说他的死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死一样造成一个强大集团的崩溃未免太抬举老胡，但是他死后第二军的确成了一盘散沙。继任胡景翼的是岳维峻。
说起来，岳维峻年轻的时候也不是等闲人物，他当初是胡景翼靖国军里面的一个纵队司令，胡景翼被陈树藩诱捕后，大家推举岳代替指挥。不久，有胡的信送来，要部队投降，结果被岳看出破绽 -- 胡是书法大家，在信中用粗细笔划区分，写出了完全相反的命令，岳当即下令痛击，把来接收的陈军旅长击毙阵前。他在河南代替胡后报纸上一度称为“豫岳直吴”，和吴佩孚并列。但是岳不善带兵，贪污成性，他当官之后很快腐化，和国共两党派来的工作人员格格不入。因此他在军中威望不高，制不住这些骄兵悍将，只好放纵他们横征暴敛以买好。原来胡景翼的第二军纪律严明，颇有战斗力，到了他手中不到一年就闹的军纪败坏，政务糜烂。河南人民无法忍受，纷纷起义驱逐第二军驻军，其中最有规模的组织居然是“刀枪不入”的红枪会。
河南的这种地方势力根深蒂固，一般的外来户即便兵强马壮也要让他们三分，否则虽然一时得手往往后面要被翻盘。不要说国民军第二军，后来的国民党也制不住，抗战的时候豫西别廷芳司令干脆就是一独立王国，自有王法 -- 据说汽车有汽车道，牛车有牛车道，走错了汽车扎胎，老牛砍蹄。和国民党嫡系也敢叫板，打得堂堂的汤恩伯化装成伙夫才逃出生天。岳维峻弹压不住，全省一片混乱，吴佩孚乘机派军队介入，岳出战被活捉，各部纷纷溃散。
据说河南红枪会当时在边界设卡，捉拿第二军的逃兵，方法十分简单，在地上画一圆圈，让其说这是什么，如果说“圈圈”，便可以放行，第二军兵源陕西，一说便是“区区”，立刻锄头红缨枪齐下，打死无论，因为大舌头被误杀的大概也不少。
国民第二军各部就此各奔前程，大部分并入了冯玉祥的系统。
值得说一句的是岳维峻的结局。吴佩孚是个英雄相惜的人物，杀俘虏这种事他干不出来，所以岳并没有受什么委屈，还到山西住了一段，他后来回到部队，收拢第二军还忠于他的残部，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三十四师师长，也算待遇不错。倒霉的是他偏偏热心的去剿共，还身先士卒 -- 有人好像总摆不正自己的位置，结果再次兵败被俘 -- 这人当俘虏比较上瘾，军事博物馆里还保留着红军的漫画，名字就叫“活捉岳维峻”，画上岳师长衣着整齐，威风凛凛，跟散步似的在前面走，后边是红军小战士拿绳儿牵着，欢呼雀跃。
有意思的是俘虏他的，正是当年共产 党派到西北军中的代表，他的老部下徐向前。当年岳没把人家当回事，只让徐在军官团里当一小小的参谋，现在报应出来了。徐对他还算客气，留他在苏区好吃好喝的招待着，红军急需的纱布绷带什么的就通过岳家的亲朋好友源源不断的运进来。好景不长，过了半年张国焘来了，这小子是一左撇子加只会左转弯的主儿，一看俘虏里还有这么一个大军阀，一声令下二拇指一钩，岳维峻就找胡景翼报告去了。 -- 这不是共 产党比吴佩孚没风度，而是张国焘变态，他是两边都杀，苏区的布尔什维克也让他杀的血流成河，这岳维峻能和曾中生等一代名将死在一起，也算他死的不亏。
说起来也是堂堂一个省委书记级别的，落的和胡长青一个下场，哎，同志们呐，腐败害死人啊。
岳维峻的死，宣告了国民军第二军系统最后消亡。
其实，河南的种种变化，吴佩孚早就看在眼里。
既然文章的名字是西北军，不提提西北军的老对手吴佩孚就太不够意思了。吴，以关云长自诩，能打仗，好读《春秋》也有关云长那样的气节和傲慢。这位北洋“常胜将军”和冯玉祥在带兵上正好相反，冯体察下情，善于练兵，常常亲临阵前，为士兵考虑的特别周到，擅长发挥士兵的战斗力；吴则善于将将，他对战略的大局观特别好，善于指点江山，一出手就是指挥某个督军或师长。吴的诗词也十分出色，看看“叹江山如故，异族错落。何日奉命提劲旅，一战恢复旧山河。”那是典型的儒将。
吴和冯可谓一生的对手，两个人谁也不服谁，从一见面就互看不顺眼，其实那时候冯还救过吴，可是吴不买帐，好像前世的冤家一样。两个人还经常有一起做戏的雅兴，混成16旅时代，冯玉祥奉命援闽，结果在武穴发通电骂老段，曹锟做调人，催他赶紧去福建。结果冯玉祥就假装坠马把自己腿摔伤了，说什么也不走。曹锟和吴佩孚坐火车来看他，冯玉祥就架个拐杖上火车，曹锟安抚他，说不要去福建了，你到湘西去吧，我发表你当湘西镇守使。冯玉祥目的达到，笑眯眯的下了火车，吴佩孚探出头来叫：“你拐杖拉火车上了！别装病了，快把常德、桃源拿下来吧！”两人大笑而别。
实际上两个人都是中国传统军人的精华，他们的军事才能，皆是脱胎于传统的中国社会，面向于传统的中国社会，但是都没有建立和维护一支现代化国防军的能力，-- 那个时代，真正有这个能力的，只有中国第一军事家蒋百里将军，可惜，他又没有条件来施展自己的宏图。要老萨说，这三个人，堪称民国早期军事领域的龙（吴），虎（冯），凤（蒋）三杰-- 因此到三十年代以后，两个老对手都走向了衰落，把中国军事的舞台，让位给后起的国军和共军来。
虽然北京政变冯玉祥的背后一击把他搞得窘迫不堪，吴大帅并没有气馁。看看他听到冯玉祥叛变的表现就能够理解他的勇气。当时直奉大战正酣，副官送来一电，大帅看完，满面红光，刷刷撕成几片，道：好，援军今晚就到，各路准备总攻！会一散就带上八百卫队穿山越岭，南遁了 -- 电报告诉他冯玉祥已经叛变，正在向他的指挥部猛扑过来。国民军摸到了屁股上还能如此从容，可谓统帅风度不让三国陆逊。吴乘坐铁甲列车连夜南撤，他可不认为自己是走麦城，他知道北京这好地方必定是一山难容二虎，何况是一群呢。大帅镇定自若的退到了鸡公山。
这鸡公山风光秀丽，山林幽静，正好修养一段时间，吴大帅在这里闭门读书，还写了一块匾额“小桃源” -- 鸡公山对日本人来说是个有名的伤心地，十二年后第七军在这里端了日军医院和后勤部队，轮奸虐杀日本女兵和慰安妇数百名，把“小桃源”变成了修罗场。现在的吴大帅对此当然一无所知，他只是看书，做诗，顺便坐山观虎斗。
转眼间直鲁联军就乱打成一团，奉系旧将张宗昌向吴大帅输款投诚 -- 因为都是山东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吴下山重整旧部，一路上势如破竹，直抵长辛店。这时候大帅显示了他的为人 -- 郭松龄叛变，张作霖父子举止失措，奉系几乎解体，吴取之已经易如反掌，但吴联想到冯的背叛，将心比心，下令停止对奉张作战，且把他预先派到东北绥芬河抄张家老巢的部队也撤了回来，这一下子奉系顿时化敌为友，打冯玉祥的时候，两家跟亲兄弟似的。
看到河南有机可乘，吴突杀回马枪，他的先锋官是民国名将靳云鹗，早说大帅善于将将，他是很少亲自出马的。象前面说的，国民军第二军在河南本来就趋于崩溃，基本没有抵抗，只有个蒋世济在信阳死守。
这人也是西北军中一个怪物，如果从影响来说，不应该写他，但是他的情况太个别，不写可惜。他的部队人数不多，训练也不好，可是军心十分稳定，原因是此公在阵前大抽鸦片烟。蒋世济是大烟鬼中特殊品种，人家越抽越瘦，他却越抽越胖，长一身烟膘，完全违反医学常识，而且让部下也抽。前方炮火连天，他却在战壕里和弟兄们镇定自若的互点烟枪，抽的不亦乐乎，还有一套奇怪的理论，比如“兔子不抽大烟，因为它三片嘴，衔不拢烟枪；王八和鳖不抽大烟，因为它侧不过肩膀。”这话通过冯玉祥一个朋友传给冯，让冯觉得新鲜又啼笑皆非。这家伙的镇定也算出色，当兵的真服，死守信阳三十多天，直系的军队几易主帅愣是打不进去，最后还是全省都归了吴佩孚，才解甲出降。吴特别嘱咐让蒋到他的住处来好好犒赏“这条好汉” -- 犒赏的，当然也是大烟了。
这大概就是双枪兵的来历，后来双枪兵的徒子徒孙还有贵州的王家烈和四川的孙圃，前者学的不象，让老毛老蒋合伙端掉，不去提他，这后者在武汉战役的时候和日军交手出了邪的，刚交火几分钟就全体跳出战壕猛冲，着实让以为中国兵只会死守的日军开了眼界，措手不及的日本兵当然不明白孙圃也是迫不得已 -- 再耗下去弟兄们烟瘾犯了就麻烦啦！
所谓得陇望蜀，吴佩孚也不例外，拿下河南就想吃羊肉泡馍了。大帅还是不自己出马，他想起了这位当过几天陕西省长的刘镇华来，结果就是西安的大围城。
冯玉祥对刘镇华的老底儿非常清楚，知道此人没有斤两，但是刘的五弟刘茂恩善于用兵，不同寻常，既决定出兵，以少对多，指挥官的选择就颇为重要，冯指定的前敌总指挥，是原属国民军第二军的邓宝珊。他的两员副将，是孙良诚和吉鸿昌。
这个配置，可谓极有心计。
邓宝珊作总指挥，可以一举三得，第一，邓是国民二军的，这样任命可以表现对于胡景翼的老弟兄决无歧视，-- 三军的徐永昌投了阎锡山，冯可不愿意二军走这条路；第二，第二军的部队为了自己的总指挥，在解围战中，必出死力；第三，邓宝珊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也确实胜任这个职务。邓当年帮助冯打河南督军赵谘，曾经给冯深刻印象 -- 他的部队打仗很勇敢，但是不脱靖国军的民军习气，双方激战正酣，一声开饭，立刻放下枪，一窝蜂的回来吃饭，战壕里连个哨兵也没有，吃完了回去抄起枪来继续猛冲猛打。河南的北洋军被这一手闹的头大，不明虚实，哪敢进逼？
孙良诚和吉鸿昌，是一对儿长期搭档的熊虎之将。孙在甘肃帮助刘郁芬作战的时候堪称孤胆英雄，是西北军北伐中的头号猛将。他还是当时中国最出色的足球运动员之一，这个知道的人就少了，孙曾经领衔西北军足球队在南京和大学生足球队交手，互有胜负，其出色的脚法，到解放后李凤荣等足球前辈还有提及，当然，他们和孙比，又是后辈了。吉鸿昌，人称“吉大胆”，自己作了一只饭碗，撰刻“做官即不许发财”，掷地有声，后来因为领导抗日同盟军失败，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北平陆军监狱，是西北军中两位最著名的共 产党人之一 -- 另一位是张自忠的副手，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这两个人搭档，对敌众我寡，但我强敌弱的这次作战来说，实在是最合适的选择。
还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就是援军中的政治部交给谁负责，当然最好是深孚众望的刘伯坚出马，但是冯玉祥对刘伯坚太喜爱了，这人胆大如斗，身先士卒，假如到前线出了问题怎么办？老冯实在舍不得。正好共 产党又派了人来，看这个人文质彬彬的应该不会上去跟人拼刺刀，而且还是个矮子，就算是到了前线，挨枪子的目标也小些。就是他了，老冯决定了，派这个叫邓希贤的到邓宝珊那里负责政治部 -- 老冯这个决定，差点儿断送了共 产党的第三代领导层，邓希贤，后来的名字，就叫做邓小平。
这一仗，是西北军值得骄傲的一战，刘镇华部加上新招的部队，达到十三万人，而西安城里城外的西北军，加在一起不过三，四万，竟然打的“镇嵩军”大败亏输，狼狈逃出潼关，11月，西安解围。刘镇华走投无路，最后只好自缚请降，投入冯玉祥门下，成了西北军的第八军。
到这里，西北军已经站稳了关中，冯玉祥面向河南，出兵潼关 -- 这一次，不再是军阀混战了，西北军，已经改变了名称，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响亮的名字：国民革命军，这一次的出征，被写入了史册，融入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一个情节 -- 北伐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西北军，达到了它辉煌的顶峰，也走向了他的衰落。
系列之二：西北军的演变
西北军的历史沿革
& & 冯玉祥军事集团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1912年。当时，袁世凯决定编练新的军队，命名为备补军，分前后左中右五路，任命他的亲信陆建章为左路统领。左路备补军又分前后左中右五营，陆建章起用他的内侄女婿、因参加滦州起义而被解职、此时正赋闲在家的冯玉祥任倩影营长。冯玉祥上任之后，立刻到河北景县招了一营兵，这个营就是后来那支庞大西北军的最初班底。
& & 第二年，左路备补军扩编，冯玉祥升为团长，下辖三个营。冯再次出外，到河南郾城、周口一带招了一个团的兵。
& & 由于朝中有人好做官，没多久，冯玉祥又升为警卫军（左路备补军改称）一师左一旅旅长，下辖两团七营。不久，又改称七师十四旅旅长。1914年，十四旅改为十六混成旅，辖十营。
& & 1917年7月，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进驻湖南常德出任湘西镇守使。冯玉祥任湘西镇守使期间一面招募士兵、网罗干部，一面将陆建章安插在第十六混成旅中的陆续排挤出部队。当时冯部拥有步兵四团，炮兵一团及骑兵、工兵各一营。以李鸣钟为步兵第一团团长，张之江为第二团团长，张树声为第三团团长，张维玺为第四团团长，鹿钟麟为炮兵团团长，刘郁芬为参谋长，至此第十六混成旅全体军官均为冯玉祥亲信，这是冯玉祥军事集团形成的开始。
& & 1921年，北洋政府撤换皖系陕西督军陈树藩以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继任。陈树藩抗命，阎相文决心以武力解决，除本部二十师外另调吴心田第七师和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随同前往。因冯部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卖力，阎相文为表示感激，电请曹锟将冯玉祥所部扩编为师。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遂扩编为第十一师，编成两个旅，张之江、李鸣钟分任旅长，下辖四个步兵团，团长分别是宋哲元、刘郁芬、张维玺、孙良诚，鹿钟麟为炮兵团长，张树声为骑兵团长，王学智为工兵营长，陈万青为辎重营长，门致中为参谋长。
& &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出任直军后方总司令。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军论功行赏，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冯到开封任职后，首先扩充整顿部队，招募新兵，编练了两个补充团，由门致中、佟麟阁分任团长，又由手枪队中挑选有文化的士兵编成学兵团，以石敬亭为团长，作为未来扩充部队的骨干。当年十月，冯玉祥在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张绍曾的支持下，将两个补充团和学兵团扩编为三个混成旅。冯部势力的迅速扩张引起了吴佩孚的忌惮。
& & 日，为压制冯玉祥，吴佩孚胁迫时任总统的黎元洪免去冯玉祥的河南督军职务，调任陆军检阅使。由于吴佩孚只允许冯玉祥原有的十一师随其北上，并严格控制供给冯部调防的车辆和费用。冯玉祥于是命令全军佩戴十一师符号，轻装出发，于11月3日仅用5列火车将一个师三个混成旅全部运走。此时冯玉祥的部队有：第十一师，辖第二十一步兵旅，旅长刘郁芬，第二十二步兵旅，旅长鹿钟麟，共计四个步兵团，分别由孙良诚、赵席聘、韩复渠、过之钢任团长，孙连仲为炮兵团团长，张树声为骑兵团团长。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宋哲元，以上各旅共计九个团，团长分别为刘玉山、韩多峰、葛金章、陈毓耀、石友三、张维玺、门致中、佟麟阁、刘汝明。
& & 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出任直军第三军总司令。19日，冯玉祥召集部下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班师回京发动反直政变。22日夜，冯部抵达北京，与胡景翼、孙岳联手发动了北京政变。24日，冯、胡、孙在北苑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军，冯玉祥出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
& & 冯部初步扩充编制如下：
& & 第一师 鹿钟麟
& & 第一旅 韩复渠
& & 第二旅 过之钢
& & 警备第一旅 刘汝明
& & 警备第二旅 门致中
& & 第二师 刘郁芬
& & 第三旅 孙良诚
& & 第四旅 张维玺
& & 第三师 郑金声
& & 第五旅 宋庆林
& & 第六旅 李西峰
& & 第十一师（后改称第四师） 宋哲元
& & 第二十一旅 佟麟阁
& & 第二十二旅 陈毓耀
& & 第五师 张之江
& & 暂编第五混成旅 刘玉山
& & 中央第七混成旅 葛金章
& & 第六师 李鸣钟
& & 暂编第四混成旅 石敬亭
& & 中央第四混成旅 石友三
& & 卫队旅 冯治安
& & 炮兵旅 孙连仲
& & 骑兵第一师 张树声
& & 骑兵第一旅 张之江（兼任）
& & 骑兵第二旅 王镇淮
& & 察哈尔第一混成旅 魏福隆
& & 军官教导团 段其澎
& & 机炮团 徐延瑗
& & 骑兵教导团 王镇淮（兼任）
& & 在李大钊、徐谦的帮助下，从1925年4月起，国民军开始得到苏联军火和顾问的援助。冯玉祥的国民一军进行了进一步的扩编，扩充为步兵十二个师、骑兵两个师、炮兵两个旅、交通队一个团，共计约十五万人。
& & 编制如下：
& & 第一师（第二十二旅改编） 韩复渠
& & 第二师（第二十一旅改编） 孙良诚
& & 第三师 郑金声
& & 第四师（第二十五旅改编） 佟麟阁
& & 第五师（第七混成旅改编） 石敬亭
& & 第六师（第八混成旅改编） 石友三
& & 第七师（马福祥旧部改编） 马鸿逵
& & 第八师（谭庆林所部改编） 谭庆林
& & 第九师（唐之道所部改编） 唐之道
& & 第十师（新兵编成） 刘汝明
& & 十一师（甘肃路军改编） 蒋鸿遇
& & 十二师（新兵与甘军一部改编） 张维玺
& & 骑一师 张树声
& & 骑二师 孙连仲
& & 交通团 冯安邦
& & 日，冯玉祥与不满张作霖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奉系将领郭松龄签订《密约》，相约联合反奉。23日，郭松龄起兵反奉，25日，冯玉祥发出通电响应郭松龄。由于冯玉祥所部纠缠于与李景林部的战事，没有能够及时援助郭松龄，郭于12月23日兵败被杀。冯郭密约反奉这一事件促使各派军阀暂时放下彼此之间的矛盾，联合起来对付国民军。迫于内外压力，1926年元旦，冯玉祥通电辞职，并于日赴苏联考察。4月国民军各部撤出北京退向南口，当时国民各军的混合编制如下：
& & 国民军全军总司令 张之江
& & 东路军总司令 鹿钟麟
& & 前方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 郑金声
& & 第三师 陈希圣
& & 第七旅 徐以智
& & 第八旅 葛云隆
& & 第九旅 许骧云
& & 第十师 刘汝明
& & 第二十八旅 张万庆
& & 第二十九旅 胡长海
& & 第三十旅 王义元
& & 第十一师 佟麟阁
& & 第三十一旅 张瑞堂
& & 第三十二旅 赵景文
& & 第二军 方振武（所部一师、一旅）
& & 第三军 徐永昌（所部一师、两旅及弓富魁部）
& & 第九军 王镇淮
& & 第五师第十一旅 董砚濮
& & 骑兵第一旅 席液池
& & 骑兵第三旅 郑泽生
& & 骑兵第九旅 蒋文焕
& & 骑兵第师旅 贾振荣
& & 骑兵第十二旅 姚景川
& & 内蒙骑兵 乐景涛
& & 西路军总司令 宋哲元
& & 第五军 石敬亭
& & 第四十混成旅 韩多峰
& & 第四十一混成旅 田春芳
& & 第四十二混成旅 韩占元
& & 第六军 石友三（兼第六师师长）
& & 第十六旅 陈嘉宾
& & 第十七旅 张俊云
& & 第十八旅 许长林
& & 第五师第十五旅 张自忠
& & 第八军 韩复渠（兼第一师师长）
& & 第一旅 张汝奎
& & 第二旅 程希贤
& & 第三旅 丁汉民
& & 骑兵第一集团军 赵守钰
& & 骑兵第二旅 郑大章
& & 骑兵第六旅 赵守钰(兼任)
& & 游击大队 苏而生
& & 骑兵第二集团军 杨兆麟
& & 骑兵第七旅 马步元
& & 骑兵第八旅 马廷贤
& & 骑兵第十一旅 杨兆麟（兼任）
& & 预备队总指挥兼第七军军长 蒋鸿遇
& & 第十二师 蒋鸿遇（兼任）
& & 第三十五旅 郭学安
& & 西路游击司令 刘振远
& & 绥远骑兵第一旅 满泰
& & 直属部队
& & 卫队旅 冯治安
& & 第五师第十四旅 宋式颜
& & 骑兵第五旅 宋炘
& & 装甲车团 田文忠
& & 交通团 王学智
& & 手枪团 李应奎
& & 航空监督 邓建中
在奉、直、鲁、晋四路军阀部队的围攻下，国民军在南口坚持作战三月有余，因人员装备消耗严重，于八月十五日开始总退却，向西退往绥远。在撤退途中韩复渠、石友三、张自忠、张万庆等部位保存实力，相继投向阎锡山。
& & 得到南口兵败的消息后，冯玉祥于8月17日秘密离开莫斯科回国，沿途收容旧部，在五原与于右任、邓宝珊等组织国民军联军，于9月16日誓师讨逆，参加北伐。北伐战争期间，冯玉祥所部及依附于他的部队计有：
& & 第二军 刘汝明
& & 第八师 张麟祥
& & 第十师 刘汝明（兼任）
& & 第三军 孙良诚
& & 第二师 梁冠英
& & 第十八师 程心明
& & 第十九师 吉鸿昌
& & 第四军 马鸿逵
& & 第一师 马腾蛟
& & 骑兵师 马鸿逵（兼任）
& & 第五军 石友三
& & 第九师 许长柱
& & 第六师 丁汉民
& & 第七十一师 孙光前
& & 第六军 韩复渠
& & 第一师 张凌云
& & 第十一师 曹福林
& & 第十五师 孙桐萱
& & 第十军 杨虎城
& & 第五十四师 冯钦哉
& & 第五十五师 姬汇伯
& & 第十四军 秦德纯
& & 第四师 魏风楼
& & 第五师 韩德光
& & 第十二师 高树勋
& & 第十八军 鹿钟麟
& & 第六十八师 程希贤
& & 第六十九师 葛云隆
& & 第八十九师 沈克
& & 第二十军 庞炳勋
& & 第五十八师 谭秉衡
& & 第五十九师 冯德五
& & 第二十一军 吕秀文
& & 第八十五师 吕秀文（兼任）
& & 第六十四师 张兴科
& & 第二十三军 冯治安
& & 第三十二师 田种玉
& & 第三十六师 董振堂
& & 第二十六军 刘茂恩
& & 第七十五师 武振麟
& & 第七十六师 刘茂恩（兼任）
& & 第二十七军 王鸿恩
& & 第五十三师 王鸿恩（兼任）
& & 第五十七师 肖之楚
& & 第二十八军 万选才
& & 第七十三师 石振青
& & 第七十四师 薛传峰
& & 补充旅 方品一
& & 第三十军 刘骥
& & 第二十三师 童玉振
& & 第六十师 张汝奎
& & 第三十五师 张廷选
& & 骑兵第一军 郑大章
& & 骑兵第一师 刘凤克
& & 骑兵第二师 席液池
& & 宁汉合流后，冯玉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他将原有各军和新收编的军队编为九个方面军：
& & 以孙良诚、马鸿逵、石友三部为第一方面军，孙良诚为总指挥。
& & 以投降的原直军靳云鹗部为第二方面军（后靳背叛冯玉祥被解决，以孙连仲代为总指挥）。
& & 以韩复渠部为第三方面军。
& & 以宋哲元部为第四方面军。
& & 以原国民二军岳维峻部为第五方面军。
& & 以留陕部队为第六方面军，石敬亭为总指挥。
& & 以留甘各部为第七方面军，刘郁芬为总指挥。
& & 以投降的原镇嵩军刘镇华部为第八方面军。
& & 王玉芬、王鸿恩、常好仁、李元藻等部为第九方面军，鹿钟麟为总指挥。
& & 到北伐战争后期，冯玉祥所部已达九个方面军，三十二个军，八十一个师，其嫡系部队人数达到四十万以上，成为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四大新军阀集团中兵力最为雄厚而坚强的，因此也受到其他新军阀的忌恨。在北伐胜利后，日召开的编遣会议上，冯玉祥受到了其他三派的联合压制，第二集团军被改为第二编遣区，下辖十二个师：
& & 暂编第一师 韩复渠
& & 暂编第二师 梁冠英
& & 暂编第三师 吉鸿昌
& & 暂编第四师 冯治安
& & 暂编第五师 石友三
& & 暂编第六师 童玉振
& & 暂编第七师 程希贤
& & 暂编第八师 张维玺
& & 暂编第九师 宋哲元
& & 暂编第十师 刘汝明
& & 暂编第十一师 佟麟阁
& & 暂编第十二师 孙连仲
在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的时候，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议的结果，表示与蒋介石合作，同时也就是放弃了联俄、联共革命的道路，跟着蒋介石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就给了蒋介石很大的支持。这年八月，蒋因内部矛盾，曾经一度下野东渡日本，冯玉祥除分电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促蒋复职外，并约同阎锡山联名电蒋请其主持北伐大计。蒋回国复职后，深感进一步拉冯的必要，在他一次到开封与冯会晤的时候，和冯结拜为换谱弟兄。在北伐战争后一个阶段，蒋和冯在郑州、柳河、新乡、党家庄等处数度晤面，并且每次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在当时，蒋、冯都拥有雄厚的兵力，在蒋看来，冯对他的拥戴，不但在军事上增加了声势，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提高了他的威望。在冯看来，蒋介石既有中央政府的凭借，只要与蒋靠拢，则一切困难和问题就会得到他的帮助。所以在这段时期内，蒋、冯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的关系。在北伐军事结束以后，冯为了表达对蒋拥戴之诚，甚至要在郑州为蒋铸造铜象（经左右劝阻未果）。蒋对冯也是推崇备至，蒋的代言人吴稚晖有一次给冯的电报中，誉冯为“一柱擎天，唯公有焉”。
　　他们这种相互利用的结合，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地发生了变化，最后终于走向分裂。分裂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地盘的问题。在北伐战争最后阶段，冯派鹿钟麟指挥韩复榘等部战胜奉军，进兵河北，直取平津。因鹿和韩都是河北人，鹿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期间，又是北京的实际统治者。他们都抱着打回老家、取得地盘的迫切要求。冯以长期局促于西北瘠苦之区，更是早就有了向外发展的打算。他还曾对人说过：“我们连个海口也没有，向国外购买一些军事装备，真是太不方便。”虽然这时蒋介石已将山东省的地盘许冯，但胶东和济南都在日军占领控制之下，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省分，远非河北、平、津可比。当时冯认为他的军队在河北打退奉军付出的代价最大，论功行赏，应该把河北、平、津分配到自己名下。不料在一九二八年五月间蒋介石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面之后，却使冯的希望落了空。原来蒋、阎在石家庄会面的时候，他们对冯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认为冯的军事力量过于强大，对他们是一种威胁。特别是阎和冯都希望向河北、平、津发展，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更为尖锐。蒋和冯之间，虽然暂时还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但蒋这时已经有了统治全国的野心，他惟恐冯的势力发展过快，将来难于控制，所以阎锡山就趁着蒋来和他商议战后北方问题的机会，使出了阴险毒辣的手段，企图把冯打击下去，并借此向蒋讨好。当他们谈到冯的时候，阎对蒋说：“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有吃过冯的亏？”这句话正好触动了蒋的心事。他们经过计议之后，蒋便秘密决定把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地盘都分配给阎。后来蒋为了对冯敷衍，把北平市长一职给了冯的部属何其巩，但是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和北平市公安局长赵以宽都是阎的人，实际上统治北平市的人却是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在河北省和平、津两市地盘分配问题尚未揭开之前，蒋还征求过冯的意见。冯对这类问题，向来不肯直接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真正意图，唯恐别人说他是争权夺利。他表示一切以蒋的意旨为意旨，以示对蒋的尊重。蒋便趁势说出把河北、平、津交阎的主张。他的理由是：第二集团军拥有鲁、豫、陕、甘、宁、青六省，已不为少；第三集团军才不过冀、晋、察、绥四省，并不为多。况且平、津两地外交关系复杂，不易应付，万一发生意外，难保不造成第二个济南惨案。他认为冯性情刚直，不宜于外交折冲，故以交阎应付为宜。冯对蒋的话不便当面表示异议，问题就这样决定下来。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冯在新乡给部队讲话，提出“地盘要小，军队要少，工作要好”的口号，是说漂亮话，也是发牢骚，其实在这一问题上，冯的内心对蒋、阎是极为不满的。这是蒋、冯关系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军队的编遣问题。一九二八年七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汤山会商东北问题和裁兵问题，冯在前往北平路过保定的时候，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同时也为了收揽人心，发出一个歌（七月五日）电，提出了统一军权、收缩军队、减轻民困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在汤山会议时，他又重申了这些主张，并望各方促其实现。在会议之后，他于八月一日到达南京，并且发表谈话，认为北伐军事结束，各军事首脑人物都应到中央供职，以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和威信，使国家能够达到真正的统一，所有总司令、总指挥等名义均应一律取消，以改变过去分裂割据的局面。他这些主张，仍然表现了对蒋介石的支持。这时阎锡山看到冯的言论和行动与蒋靠得很紧，估不透他们意之所在，所以在没有摸清底蕴以前，虽经蒋、冯迭电催促入京，他总是推说有病，迟迟不肯就道，一直迁延到十二月中旬才到南京参加了编遣会议。而冯在南京则早已接受了行政院副院长和军政部长的职务，实践了在京供职的主张，并且保持了与蒋合作的关系。
　　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之前，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全国共编五十个师的指标（东北除外），要大家进行讨论。冯对军队的编遣，首先提出一个编遣准则，即：“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他并根据这个准则提出一个方案，即：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它不属于各集团军的军队共编八个师。原来他认为第二集团军兵员最多，素质最好，训练最精，战功最大，论道理应该多编几个师；可是他又考虑到，如果按照自己的编遣准则，第二集团军应编的人数就要占第一位，就要超过第一集团军，必然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而且会影响到与蒋合作的关系，所以他的方案是，把第一、二两集团军拉平，把阎、李的第三、四两集团军和其它杂军压低，以为这样就可以蒋、冯的团结为中心，控制其它方面，这是冯的天真的想法。殊不知蒋此时对冯已有戒心，决不愿冯的力量与自己相颉颃；况且蒋早有剪除异己的阴谋，因此，蒋对冯案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阎锡山看透了蒋的意图，便提出另一方案。
　　这个方案是：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各编十一个师，另设一个中央编遣区，亦为十一个师。不言而喻，这个中央编遣区，当然要由蒋介石掌握。这个方案，表面上是抬蒋压冯，而骨子里还有着离间蒋、冯关系的作用。蒋看到阎案于己有利，看不透阎要借着这一方案来拆散冯和他合作关系的阴谋，故授意何应钦积极支持阎案。李宗仁和白崇禧对此案亦表同意。
　　因李、白与蒋的矛盾当时已达表面化，只是因为惧怕蒋、冯的团结，故不敢发动，他们当然同意阎的带有离间蒋、冯阴谋性质的提案。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之前，冯案受到多数的反对，而阎案遂得以通过。冯遭此打击，在正式开会时，即称病不再出席。而阎在这时便到处说冯的坏话，说他如何反复无常，如何不讲信义，使冯陷于孤立。
　　冯托病不出，召鹿钟麟到南京，拟令其代理军政部长，以便于借故离开南京。但因鹿是常务次长，不能代理部务，冯亦无如之何。蒋介石虽明知冯是托病，但也曾两度偕宋美龄亲往探视慰问，以示关切。还有一次，冯正在和部属谈话，忽报孔祥熙来访，冯立即卧床蒙被，呻吟不止。当时外边很多人都说冯患的是“心脖”。
　　冯这次在南京，本想与蒋能有进一步的结合，以便在国民政府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同时在蒋的支持下保持自己的强大实力，以形成内外呼应之势。不料在编遣会议上遭到失败，使他看清了不可能再和蒋介石合作下去，于是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以养病为借口离开南京，前往豫北辉县之百泉村。这是蒋、冯分裂公开化的表现。
　　桂系的李、白看到蒋、冯关系破裂，认为反蒋时机成熟，就先从湖南下手，罢免了非其系统的鲁涤平，蒋、桂战争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李、白派代表温乔生到百泉谒冯，冯毫不犹豫地表示共同倒蒋。不久，邵力子衔蒋命到百泉促冯入京，冯则表示愿辞职出国留学，以备异日效力党国，并希望军政部长一职由鹿钟麟代理，谢绝了南京之行。三月下旬，冯抵华山；邵力子和贺耀祖先后赴华山访冯。这时，蒋因桂系对他公开决裂，请冯出兵援助，并提出以行政院长及湖北、湖南两省主席为条件。冯表示：论公论私，都不能使蒋独任其艰，决出兵十三万相助，随即派韩复榘为总指挥，着手进行军事部署。但是，冯的军事行动，究竟是援蒋还是助桂，对外并未表示明确的态度，而实际上冯的计划是：把蒋、桂之争看作一个大好机会，先作壁上观，待一败一伤，再收卞庄刺虎之利。不料李明瑞的倒戈，使得桂系很快遭到失败。冯的计划不但落了空，而且弄巧成拙，给自己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后果：由于韩复榘部迟迟不进，不但失掉了夺取武汉的时机，而且在蒋、桂两方看来，都认为冯无助己的诚意，冯反而落得两面不讨好。特别是蒋借着韩复榘带兵南下的机会将韩召至汉口，对他进行了收买，为尔后韩、石倒冯投蒋伏下了张本。
　　一九二九年五月间，韩复榘联合石友三叛冯投蒋。冯痛心韩、石叛变，对蒋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于是有亲赴山西拉阎反蒋的行动（当时对外表示与阎联袂出洋，实系故放烟幕）。本来冯、阎之间早就有过不少的矛盾。如：一九二五年冯的国民军与奉直联军作战失利时，阎曾派兵在天镇、大同等处截击，使国民军遭受很大损失；还有前面所述河北、平、津地盘问题；编遣会议提案问题等等。冯一向对阎没有好感，但是为了达到打倒蒋介石这一目的，不得不冒险去山西拉阎，不料目的没有达到，反被阎软禁起来。不久，阎看到冯的将领与蒋恢复了往来，惟恐不利于己，又骗冯命令宋哲元等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发动了反蒋战争。由于阎的背约，致宋等很快地遭到失败。冯屡次受阎之害，对阎恨之刺骨；但在被软禁的情况之下，又不能和阎翻脸。当时冯的想法是：只有拉阎下水（指联合倒蒋），自己才有出路；把蒋打倒之后，回过头来收拾阎，那就容易得多了。所以冯在这一时期，把全付精力都用在设法拉阎倒蒋的问题上。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冯召鹿钟麟由天津秘密到他被软禁的所在建安村，对鹿面授机宜，令其回陕代理总司令职务。鹿到了西安，立即按照冯的指示提出了“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口号，并密派代表赴南京往见何应钦。鹿对他的代表说：“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阎锡山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他的代表与何应钦见面时，何为了拉拢西北军以消灭阎锡山，对鹿表示好感，希望鹿不要再上阎的当，并说：“只要西北军一经表明打阎的态度，马上可以获得中央的接济。”鹿既与南京拉上关系，便开始计划与韩复榘、石友三联合起来攻打山西。在鹿看来，晋军力量不大，而且是长于守而短于攻，在进攻山西时，只要不攻坚城，仅以少数兵力予以监视，以主力直取太原，胜算是满有把握的。
　　鹿在密派代表赴南京见何的同时，并派闻承烈、李火斤去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取得联系。韩电鹿表示：阎锡山好用权诈，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国家就不会太平。鹿即复电备致赞扬之意，并说：“我弟如举兵入晋，兄愿听弟指挥。”石友三部自从由安徽移驻豫北，主要靠韩的接济，正在伺机取得一个地盘，对于联合攻打山西，当然表示同意。鹿和韩、石的这些电报，均被阎的无线电台收听译出，阎得此消息大惊，感到对冯的软禁已无作用。同时，阎亦感到二、四两集团军已被蒋打败，而自己又曾经参预过唐生智反蒋战争的策划，蒋介石迟早要和他算帐。而且这时各方代表都在太原进行反蒋活动，一致对他表示拥护，如再迟迟不表明反蒋态度，一旦西北军联合起来向山西进攻，自己就会陷于十分不利的地步。
　　于是亲自去建安村访冯，表示坚决与冯合作，共同讨蒋。阎迎冯至太原后，立即会同冯与桂系代表以及各杂牌军的代表对讨蒋联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方略进行了会商，大体决定之后，冯即于一九三○年三月十日由山西返回潼关。
& & 讨蒋联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方略是：（１）阎锡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以刘骥为总参谋长（在战争后期，冯又以刘骥兼任新编第一军军长。
　　原拟设联军总部，后因故未设）；（２）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进趋武汉；（３）西北军以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省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４）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山东省境内津浦、胶济两路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线南进，直捣南京；（５）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兖州，以一部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６）内定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拟定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积极争取共同讨蒋。四川的刘文辉和湖南的何键，经联系后，亦准备分别予以各方面军之任（内定刘为第六方面军，何为第七方面军）。为了鼓励非直属部队的将领，任命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在这以后，又加派樊钟秀为第八 方面军总司令。
　　冯玉祥于三月十日由山西回到潼关。十三日接到吴稚晖由南京发来的电报，劝冯屏弃干戈，以坚苦卓绝之精神努力建设，成功必不在禹下，云云。冯即亲拟复电，其原文是：“顷接先生元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
　　请先生谅之。”这个电报虽以游戏笔墨出之，却表明了与蒋介石彻底决裂、毫不妥协的态度。
　　三月下旬，冯在潼关组成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部，以张维玺部为第一部，由陕南出荆紫关，经内乡、鲁山进出平汉线；以孙良诚部为第二路，庞炳勋部为第三路，由陇海路进出郑州；以宋哲元部为第四路，孙连仲部为第五路，分别由陕西、甘肃、宁夏、青海陆续向河南进发；以万选才部为第六路，沿陇海线向开封、归德前进；将各部骑兵集中编为骑兵集团军，由郑大章指挥进出豫东、皖北，配合步兵作战；以刘郁芬为后方总司令（以后又兼代陕西省主席），负责陕、甘、宁、青一切后方事宜。这时，西北军的兵力共有二十六万余人，冯决计全部动员开赴前线，以便联合各方力量，对蒋介石集团进行一次破釜沉舟的决战。
　　四月一日，冯在潼关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阎锡山同日在太原就总司令职），任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进驻郑州部署前方军事，随令各路大军陆续东下。先是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看到冯玉祥发动讨蒋，河南势将首当其冲，他既不愿也不敢对冯军作战（一方面是不忘冯从前对他的好处，另一方面是怕自己的部下倒戈投冯），又不愿附冯打蒋，乃向蒋介石请求率部开往山东境内抵御晋军，蒋从其请，韩即于三月下旬率部东撤（东撤时，他的骑兵师张德顺部乘机回到西北军），故西北军得以兵不血刃，顺利地占领了洛阳、郑州等重要城市，万选才部乘势东进，旋即占领开封、归德，万即接任河南主席。四月中旬，冯军第一、二、三各路分别进至平汉路以西之淅川、内乡、叶县一带及陇海路西段之洛阳、郑州一带。晋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各部及大部炮兵，由徐永昌、杨爱源指挥经郑州转往豫东兰封一带。驻骥南、豫东和皖北的石友三、刘春荣、万选才、刘茂恩和孙殿英等部均归其指挥。在津浦线方面的晋军，由傅作义、张荫梧分任指挥，进出德州、济南。
　　这时，蒋军方面的部署是：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拒守黄河南岸，以阻津浦路晋军南下；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分防徐州、砀山、宿县；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分防平汉路许昌以南各地；陈调元为总预备军团总指挥，与马鸿逵部布防于鲁西济宁、曹州，拒止石友三部。此外，并以杨虎城部警备南阳一带，范石生部警备襄樊一带。
　　五月一日，阎锡山、冯玉祥会于新乡，三日同车到达郑州。阎、冯会谈结果，一致认为当前形势十分有利：桂系的李、白对讨蒋军事已准备就绪，即将开始行动；东北的张学良，虽然暂时不能出兵，但已允为弹药之助；汪精卫复电表示同意合作，共举大事；各友军均愿戮力同心，反蒋到底。从总的形势看，时机已经成熟，应即积极准备进攻。他们对此次大举讨蒋信心很强。阎到郑州的第二天，即在郑州之碧沙岗烈士祠召开军事会议，对整个作战方略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具体的部署：以徐州、武汉为第一期作战目标，分由津浦、陇海、平汉三路进攻。津浦路由第三方面军担任，以徐州为目标采取攻势；陇海、平汉两路，因第二方面军由西北东调，集中需时，暂时采取攻势防御。陇海线以第三方面军为主力，孙殿英、万选才、刘茂恩、刘春荣等部及石友三之一部均归第三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徐永昌直接指挥调遣；平汉线以第二方面军为主力，由樊钟秀部配合作战。在平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南的三角地带，设防于兰封、木巳县、扶沟、许昌之线。以第二方面军第四、五两路军约十万兵力为机动预备队，控制在通许、尉氏、郑州、洛阳等处，以策应各方。蒋军主力如进攻津浦线，这支军队即长驱蚌埠，以威胁蒋军后路；如蒋军主力由平汉线进攻，这支军队即转向武胜关，策应两路正面部队，以转移攻势。计议既定，阎即加委鹿钟麟为二、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徐永昌为副总司令，以便统一 指挥陇海线方面的作战。会后，冯的摹僚某对冯说：“看情形，晋军意在包打徐州，长驱南下，抢先占领南京，借以树立阎的威信。”冯说：“那好极了，就怕他们包不了，那时再看我们的。”盖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晋军善于防守战，而对于大兵团的进攻作战则缺乏经验。
　　阎锡山于六日返回太原，冯亦回洛阳，临行时阎对冯说：“大哥这里有什么困难，请随时吩咐，不要客气，我一定竭力办理。二三两方面军是一家人，我希望做到有苦共尝，有福同享。”阎、冯这次会晤后，冯对部属极力称赞阎真诚合作的态度，对大局前途充满了乐观的情绪。随着郑州会议，中原大战便揭开了它的序幕。
（一）陇海线的序战
　　整个战局的形势是，陇海线位置在全局的中央，津浦、平汉是它的左右两翼。因此，双方都把主要兵力使用在陇海线方面，因为这一方面的得失胜负，对整个战局将会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蒋介石使用在这一方面的部队，如刘峙、顾祝同、陈继承、蒋鼎文、熊式辉、王均、杨胜治、陈诚、卫立煌、叶开鑫、秦庆霖、张砺生、张治中、冯轶裴等部，都是蒋的精锐部队。阎、冯使用在这一方面的部队，有晋军的孙楚、杨效欧、关福安三个军及优势的炮兵部队；有西北军的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等部及郑大章的骑兵集团，也都是战斗力相当强的队伍。所不同的是，蒋介石掌握了铁路和航运的交通线，军运迅速，在短时期内即可调动和集中大部兵力于战场，粮秣弹药的补给也很便捷，且士兵无长途跋涉之劳，可以保持饱满的精力。西北军就不然，在发动反蒋战争的开始，除孙良诚、宋哲元、庞炳勋等部分布在关中平原，距陇海路较近，比较容易东调外，驻在陕南的张维玺、刘汝明部，就需要经过山岳地带，而且受到襄樊一带蒋军的牵制。至于远在甘、宁、青的孙连仲部，全靠徒步行军，就更需要较多的时间。这都是远远比不上蒋军的。
　　从五月上旬开始，阎冯联军以石友三为左路，由考城向菏泽、定陶搜索前进；以万选才为中路，孙殿英为右路，分别由归德、亳州向砀山、徐州搜索前进。徐永昌、杨爱源（他们是第三方面军的前敌总、副司令，在陇海线作战归冯玉祥、鹿钟麟节制指挥）指挥的三个军及炮兵部队开到陇海线之后，徐即设司令部于兰封，并以大部兵力策应万、孙两部。
　　五月十一日，双方开始大规模的接触。因蒋军来势甚猛，且有空军配合作战，激战数日，万、孙两军逐渐不支，节节后退，孙部退往亳州，万部退至归德附近。蒋军以顾祝同、陈继承、陈诚等师乘胜进攻，蒋介石于十五日亲赴马牧集督战，并以教导第一师围攻归德。适于这时，刘茂恩（刘镇华的胞弟）因不满阎、冯而投蒋，以开会为名，诱捕万选才于宁陵，万部即陷于包围之中，归德被蒋军攻破，师长万殿等被俘。其余部队由石振清指挥突围西撤，代理万选才军职。这样一个突然的变故，立即造成了军事上极大的混乱。首先是原由刘茂恩防守的宁陵、睢县入于蒋军掌握。晋军的杨效欧部（刘茂恩归杨指挥）、孙楚部都受了一定的损失，而关福安部在混乱中失去掌握，损失尤大。蒋军占领归德后，其先头部队复乘胜占领归德以西的柳河车站，蒋鼎文部亦逼近木巳县，企图与蒋军正面部队配合围攻兰封。至此，退往亳州的孙殿英，遂与友军失去联系。鲁西方面的石友三部亦被陈调元部所阻，不能前进。由于刘茂恩的投蒋，战争一开始就遭到了极大的挫折，从而打乱了预定的计划。
　　（二）陇海线西北军初试锋芒
　　蒋介石因这一战役颇为得手，便亲自到归德督战，以期一鼓作气，把陇海正面的晋军打垮。他以刘峙的第二军团的主力部队向兰封猛烈进攻，并以空军配合轰炸。由于晋军预先在这方面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且阎锡山把预备使用在津浦线方面的一个军调来增援，兵力既有增加，兼之采取守势，而且发挥了炮兵的威力，使得蒋军的进攻难于进展。蒋介石看到攻坚不利，乃向晋军的右翼扩张，以陈诚的第十一师由陇海路南侧挺进，致晋军右后感到很大威胁。冯玉祥看到这方面的情况十分紧急，乃不得不把控制在郑州一带的机动预备队孙良诚部早期地投入战斗。这时，各军的位置是：晋军任铁路正面，它的左翼为刘春荣部，再左为石友三部；右翼为孙良诚部，再右为庞炳勋部。孙部的正面为陈诚部，庞部正面为刘茂恩部。阎冯联军作了新的部署之后，全线即开始发动攻势。冯玉祥为了予当面的蒋军精锐陈诚部以迎头痛击，又派吉鸿昌率部协同孙良诚从木巳县方面展开猛烈的攻击。
　　孙、吉二人素以骁勇善战著称，而他们的部队又是刚刚加入战斗的有生力量，一经接战，陈诚部就遭到很大的挫折，几度被孙、吉两部包围，杀伤很多，只以陈部装备优良，机枪火力炽盛，得以突围而出。孙、吉两部紧紧跟进，陈部则节节后退。与此同时，全线其它各部亦有进展。激战十余日，蒋军全线为之动遥直至六月上旬蒋军援兵开到，将全线撤至定陶、曹县、民权、河阳集之线，方始稳住阵脚。这一战役，孙、吉两部进展最快，只以两翼之晋军和庞军前进迟缓，配合不够，致未能予蒋军以更大的打击。当孙、吉两部攻击前进时，前敌总司令鹿钟麟曾要求晋军积极配合进攻。副总司令徐永昌说：“我们的军队你还不知道么，叫他们守在一个地方，倒是有些办法；要是叫他们一往直前地进攻，那就不能和西北军相比了。”
　　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郑大章指挥的骑兵出现于永城、夏邑一带，予蒋军后方以极大威胁，牵制了蒋军不少兵力。五月三十一日这天，蒋介石在归德的朱集车站指挥作战。郑部骑兵于夜间急驰八十余里，奇袭归德飞机场，烧毁飞机十二架，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五十余名，完成任务后安然撤走。当时郑部这支奇袭部队并不知道蒋介石就在机场近旁的朱集车站，否则蒋介石很有束手被擒的可能。
　　这时，反蒋声浪几乎弥漫全国，而蒋在军事方面又打了败仗，与蒋有密切关系的某人曾担心地问他：“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人人自危，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何以善其后呢？”蒋忿然作色而又十分自信地说：“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
　　（三）西北军在平汉线的攻势
　　在陇海线激战的同时，蒋介石命令平汉线何成浚的第三军团发动进攻，企图牵制西北军向陇海线增加兵力。
　　蒋军在这方面的军队为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等部，这些军队均非蒋的嫡系。在战争初期，他们与阎、冯还有信使往还，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意存观望，尚无积极为蒋出死力的决心（蒋军参谋处阵中日记有这样一段纪载：冯逆对王金钰、徐源泉等勾结煽惑，但奸谋迄未得逞）。
　　冯军在这方面的队伍，最初为樊钟秀、石振清（万选才被诱捕后，石部调平汉线）、任应岐和刘桂堂（五月下旬表明态度，归冯指挥）等部，扼守许昌以南的小商桥及其以东的逍遥镇至西华之线，以后西北军的田金凯、倪玉声、赵凤林、王和祥等部由陕南开到河南境内，即分布在平汉路以西鲁山，叶县，襄城一带，并置主力于许昌之北，统归张维玺指挥，并派阮应武为前敌总指挥。刘汝明部则在淅川、南召一带监视杨虎城部。宋哲元部的冯治安军控制在郑州及其以南地区，归冯玉祥直接掌握。
　　五月十六日，何成浚对平汉线下总攻击令，王金钰部包围樊钟秀部于临颖，并向许昌进逼。何成浚由驻马店到漯河督师。六月四日，坚守许昌的樊钟秀被蒋军空军轰炸阵亡。冯得报，立即派邓宝珊接任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冯并亲赴许昌视察，以安定军心。随即派孙连仲率部驰赴许昌增援，阎锡山亦派骑兵司令赵承绶进攻周口。西北军高树勋、葛运隆两师由许昌南进向漯河进攻，刘桂堂部亦在西华、周口之间与岳维峻部激战。这时，桂军已攻入湖南，于六月五日占领长沙，八日进占岳州。冯玉祥为了配合桂军作战，于十日下令向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进攻，激战仅两昼夜，蒋军即纷纷向漯河以南溃退。这时，冯又开始计划在豫东方面布置另一次会战。在平汉线击溃蒋军之后，冯即将孙连仲、张自忠、葛运隆等部调回，并令张维玺所率各部停止向南追击，两军即相持于漯河之线。冯军将领多主张乘胜直追，径取信阳，将蒋军逐出武胜关以南。冯则认为蒋军主力不在豫南而在豫东，如攻取信阳，其事虽易，但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一 旦蒋军主力从豫东进攻，势必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危险处境。
　　且豫南之敌，遭此挫败，短时期内决不敢北犯，正宜抽出大部兵力使用在豫东方面，以便再一次地给蒋军主力以歼灭性的打击。于是冯便根据这样一个情况，决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就是：对豫南“杂牌军”采取监视的办法，而对豫东蒋军精锐则予以狠狠的重创。当时我和平汉线的将领们都不同意这样做，我们所持的理由是：第一，内线作战，要力求各个击破，而乘胜追击，正是各个击破的好时机，并且不需要很大的兵力，效果则是很大的。第二，将战线向南推进，声势上既可发生极大影响，而且使敌人在平汉、陇海两线上转用兵力有困难。第三，对平汉线的“杂牌军”可起分化作用，使其转向我方。如果放弃了这个乘胜追击的机会，是十分可惜的。平汉线的将领们曾托张允荣（冯的军事参赞）回郑州向冯陈述了这些意见，冯说：“现在我们要在东路布置一个口袋大战。至于平汉线方面，因桂军已退出长沙，纵然我军打到武汉，对桂军也起不了支援作用，对整个战局也不会发生重大影响，反而有可能使我军陷于被动。还是集结兵力，针对敌人主力，痛痛快快地打它一仗，才是解决战局的上策。”虽然冯把他的战略方针作了说明，但是我和平汉线的将领门终以这样办是个大大的失策。
　　（四）西北军的“口袋战术”
　　蒋军在陇海、平汉线两度受挫，蒋介石便在幕后策动了一个“和平运动”，为他奔走和平的有于右任、李石曾诸人。
　　于致电汪精卫，建议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二、三届的纠纷，汪不同意。李石曾则在沈阳活动，促请张学良出任调入。张于六月十二日致电阎、冯表示本人愿执调停之劳，并于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又两次致电阎、冯，主张将郑州、开封一带划作缓冲地带，撤退前线各军，立即停战；公开政见，委诸国民共同研究，以备中央采用。当时反蒋军事正处于有利的形势，这个和平运动，对于阎、冯自不能发生任何作用。
　　特别使蒋忧虑的是，由于西北军战力的坚强，他的将士对西北军产生了恐惧心理，士气大为低落，固守阵地，不敢再作出击的尝试。蒋介石曾为此写信给顾祝同、蒋鼎文和陈诚等人说：“我军始终诱人来攻，而并不反攻一次，不惟逆焰日张，而且为革命军人之羞也。……观近日各将士恐怖之心，忧兵力不足之念，使中正为之悲愤，何我革命军人之精神竟至不振如此耶？”在他写了这封信以后不久，便在陇海线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他以刘峙、蒋鼎文、陈诚各部及教导师三万余人，并配备大部炮兵，由县、太康之间攻入，企图经通许、陈留奇袭开封。冯玉祥侦知这一情况，便将计就计地命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迅速后撤，闪开县、太康之线，诱敌深入。蒋军屡派飞机侦察，以为这方面的冯军多已参加平汉线的进攻，正是乘虚捣隙的大好时机，便令各军长驱直入，向开封方向挺进。冯按预定计划令孙良诚、庞炳勋和吉鸿昌部从正面堵击，孙连仲、张自忠部向高贤集蒋军左侧背兜抄，左翼依靠陇海正面晋军的防堵，孙殿英部则在鹿邑、拓城方面扰乱蒋军后方，形成了一个口袋形的包围形势。
　　适在这时，蒋介石得到冯玉祥抽调孙连仲等部参加这一会战的密电，临时变更部署，急抽上官云相部由平汉线前来应援，并令平汉线积极反攻，借分冯军兵力，蒋并亲赴柳河车站督战，以振作士气。但是，西北军的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已将蒋军在高贤集、龙曲集等处截成数段，接着就发生了白刃战。蒋军损失惨重，仓皇中一部经太康向周口溃退，一部经睢县向商邱溃退，张治中师掩护退却，损失尤巨。
　　这一战役，虽然给了蒋军以严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各部对冯的命令执行得不够彻底，又加之蒋介石临时变更部署，以致包围计划未能彻底完成，使蒋军获得突围的空隙。这一役的战果，除截获汽车一百余辆和大批辎重物品而外，对蒋军的有生力量则未能予以大量的歼灭。
　　（五）亳州解围
　　孙殿英自退守亳州，即被蒋军王均部围困，以后蒋又派叶开鑫部协同王均部积极围攻。孙殿英虽与阎、冯军失掉联系，但以亳州位置在陇海、津浦两线的三角地带，对蒋军侧背威胁很大，故蒋介石曾严令王、叶等部限期将亳州攻下。但他们屡次进攻，均未得手。蒋遂派张钫前往亳州诱降，孙殿英不为所动，且将张钫扣留（后经王翰鸣前往营救，始获释出）。孙殿英在困守亳州的时期中，冯虽曾命鹿钟麟设法空投过一部分弹药，但因长期被围（将及三月），终于弹尽粮绝，城内居民，情况更惨，而大量空投又有困难，经孙殿英迭电告急，冯遂决定令孙连仲率部前往驰援，第一步先解亳州之围，第二步再由孙连仲部会同孙殿英部由亳州长驱东进，直取蚌埠、宿县，以截断蒋军后路，并令鹿钟麟进驻太康，指挥这一方面的战事。孙连仲于七月中旬经鹿邑进援亳州，与孙殿英部内外夹击，将王均、叶开鑫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