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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能否使用包括汉语在内的非阿拉伯语进行礼拜的伊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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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愿主福安之伊斯兰文怎么写_百度知道
愿主福安之伊斯兰文怎么写
我有更好的答案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 سلم扫来 安拉呼 阿来一黑一 外 三来mعليه الصلاة و السلام阿来一黑一 啊扫来兔 外 三来m这2个都可以
采纳率：41%
“愿主福安之”是听见穆圣尊名时念的，阿语写法：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 سلم读法：算烂拉乎尔来一黑，我散来买。（讲义：愿真主赐他吉庆与安宁）也可简说عليه
السلام读法：尔来一hin，赛俩目。（祈主福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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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塔利班说的：“安拉乎艾克拜勒”是咩意思？【历史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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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说的：“安拉乎艾克拜勒”是咩意思？
求神人解释.........安拉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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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什图语吧？
因该是阿拉伯语.................
阿富汗不属于阿拉伯语地区。。。。。。
伊朗说波斯语，阿富汗说普什图语，并不都是说阿拉伯语，当然阿拉伯语也通用。
那是长期生活的环境耳濡目染的结果。
忘了，伊斯兰宗教经典和宗教口号全是阿拉伯文.............咱同学就是穆斯林，他虽然除了吃东西这条禁忌之外该犯的都犯了，阿拉伯文倒是很溜...............
Cosplay时间开始~斯大林姬你这个**封建余孽
口胡！咱系辛多雷王党~~~~~~~~~~~二次元无政府主义者！无宗教信仰~~~~~~~！怎么系封建余孽~~~~~~~~~~~~~~~~~~~拍死塞受！
cosplay继续苏联红军完爆你十条大街，某人不要找打脸。变身回来斯大林姬，啪啪啪啪
死受，不许学咱卖萌！
快看，你的好基友小胡子来了！
呸呸~~~~~~~~！明明系布哈林！
就是伊斯兰教真主，伟大的真主的意思！！
我就是穆斯林，我相信alla，
就是伊斯兰教
要召唤伊斯兰粉解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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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签名档&&
保存至快速回贴伊斯兰教朝拜礼仪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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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朝拜礼仪
&&伊斯兰教朝拜礼仪 大朝的礼仪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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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伊斯兰史概述
《中国伊斯兰史概述》暑期学习班。马老师提供的资料，感谢他对穆斯林的引导，愿主赐福他！ 学习民族历史，了解民族过往，树立穆民志向，弘扬民族文化，让伊斯兰腾飞，让我们 执手相依，争做名副其实的“海里法” ！安拉乎艾克拜勒！ 伊斯兰在阿拉伯半岛兴起的同时，就开始传入中国。到现在，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 史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伊斯兰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为了叙述方便，我们 把伊斯兰在中国的历史分唐宋时期、蒙元时期、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和解放以来五个阶段。 一、唐宋时期――伊斯兰在中国的初步传播 大家都知道，伊斯兰兴起于公元七世纪，这正是我国的唐代盛世(618――907 年)。唐 代开放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招来了大批的穆斯林客商，也推动了伊斯兰传入中国。 正如杨怀中先生在《伊斯兰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引用的那句民谚所说： “基督教是洋人的 枪子儿打进来的， 佛典是印度大白象驮进来的， 伊斯兰教则是阿拉伯商船和骆驼运进来的” 。 （一）伊斯兰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 唐朝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帝国东临日本，西至中亚，这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经济文 化高度发达的时代， 呈现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 它对东方各国社会历史的 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唐朝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唐朝和 宋朝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吸引了各国商人来华贸易。 其中， 穆斯林商人是最主要的外商。 唐都长安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在那里有不同肤色、 不同语言的各国人， 其中不少是客商。 唐代称外族为“胡”和“蕃” 。这些客商被称为“蕃客” ，在长安的“东市”“西市”有专门 、 出售宝石、象牙、犀牛角、香料等阿拉伯、波斯商品的“胡店”“胡邸” 、 。国内少数民族成 员和国外政治使节、宗教人士，大量地来到长安，他们带来了各地的物产、技术、艺术、风 俗和宗教，呈现出文化上的多样性。统治者开明的胸怀与多样化的怀柔政策，使各少数民族 倾心归附。 唐朝对归附的各民族， 一般不改变其生产方式、 社会制度、 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有一种文化气氛宽松、宗教信仰自由的时代氛围，国内儒、佛、道三教并行，外来宗教有祆 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在国内流传。在对外关系方面，唐朝跟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 包括今朝鲜、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阿拉伯各国发展了广泛的联系。伊斯 兰正是在唐代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气氛宽松、宗教信仰自由的时代，唐朝与阿拉 伯哈里发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传入中国的。 换言之， 伊斯兰是随着穆斯林的来华而同时传 入中国的。 （二）穆斯林来华 1、来华的时间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来到长安， 向唐朝皇帝介绍了伊斯兰教义、 礼仪和麦地那政权的情况。 这件事被当时中国的史官郑重地 载入史册(《旧唐书》卷四)。中国的大多数学者也以这一年作为伊斯兰传入中国的标志(自 此以后至 798 年，仅史书记载的哈里发国家派往唐朝的使节达 39 次之多)。其实，根据中阿 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来看， 伊斯兰传入中国的时间应早于这一年。 穆斯林商人来华贸易活动， 纯属民间行为，不会引起史官的往意，故未被记载。没有被记载的事不等于不存在。据苏丹 学者加法尔研究，早在教历七年(628 年即贞观二年)，穆圣给罗马、波斯、阿比西尼亚帝王 派遣使节时，也给中国皇帝派来了使节，阐明了伊斯兰基本教义。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 有很大影响的大国，穆圣不会忽视这样一个大国。相反，他曾有过“求知，哪怕远在中国” 的训喻（ 《伊玛目勒比阿圣训集》。英国著名史学家威尔斯在其名著《世界史纲》中也印证 ） 了这一点。 除了派遣使节， 发生政府间的联系以外， 最普遍、 最常见的是大批穆斯林商人来华贸易。2、来华路线 唐代，穆斯林商人来华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为陆路，经波斯及阿富汗 到达新疆天山南北，后经青海、甘肃直至长安一带，即古代的“丝绸之路” ；另一条为海路， 由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出发，经孟加拉湾，过马六甲海峡至南海，再到广州、泉州、杭州、扬 州等地，即古代的“香料之路”(也叫“海上丝绸之路”)。唐中期以前穆斯林来华以陆路为 主，以后由于吐蕃势力扩张，陆路交通中断，而海上交通主要由阿拉伯穆斯林控制，长期畅 通，更居优势，因此说，唐宋时期穆斯林来华以海路为主。 3、来华者的身份 穆斯林来华的主要是商人，还有使节、旅行家、匠人。另外尚有人 数达数千人的士兵，这要从怛逻斯战役说起。 4、怛逻斯战役 八世纪中叶，也就是伍麦耶王朝末，阿巴斯王朝初期，唐朝与哈里发 国家因石国（现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问题发生冲突。751 年(唐天宝十年)，双方军队在中 亚怛逻斯(塔拉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发生激战，高仙芝统率的唐兵被打败，死伤数万， 唐朝在中亚(西域)的势力受挫。 但两国关系并未因此交恶， 阿巴斯哈里发和唐朝皇帝都从各 自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都能慎重而灵活地对待此事，两国关系继续发展，通商往来照常进 行。当唐朝发生内乱――安史之乱后，756 年，唐肃宗向大食（阿拉伯哈里发国家）借兵三 千平乱，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后，肃宗允许大食兵留居中国，可同当地女子结婚。安史之乱 后，东来中国的穆斯林商人和士兵生活在长安、洛阳一带。他们生意做大，购置田宅，娶妻 生子，安居乐业。有的被委以官职，受到重用。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建礼拜寺是必然的 事情。 5、广州穆斯林社区――蕃坊 唐代，东南沿海城市也是穆斯林商人来华贸易的主要活 动区域。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地，穆斯林商人很多。唐代首先在广州设立了管理海 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后来又在扬州、泉州、宁波等地也设立了市舶司。唐代在广州出 现了穆斯林社区，称作“蕃坊” ，这里的“蕃”指外国人， “坊”则是唐代对城市街巷的通称。 “蕃坊”即城市中外国人居住的街道区域。阿拉伯人苏莱曼于 851 年来中国经商，回国后所 著的《苏莱曼游记》中介绍了蕃坊的情况：蕃坊内的最高领袖是“都蕃长”或称“蕃长” ， 一般由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担任。 蕃长从穆斯林商人中选出后， 要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和正式 任命。其主要职责是管理穆斯林社区内的一切事务。穆斯林之间如果发生了纠纷，即由蕃长 在自己的管理机构“蕃长司”内处理解决，中国官员一般不干涉。苏莱曼说，蕃长作出的一 切判决，合乎《古兰经》 、圣训及伊斯兰教法和习惯。蕃坊内有养育院、市场、公共墓地及 供穆斯林礼拜和聚会的清真寺。 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在蕃坊内得到了保障。 蕃长不仅是政治领 袖、宗教法官，还是穆斯林的教长(伊玛目)。每逢伊斯兰节日，总是由他带领全体穆斯林作 礼拜、讲教义，为穆斯林哈里发祈祷。 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主要是来经商的， 而不是来传教的， 但是他们在与中国人发生贸易 关系时，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所遵循的商业道德规范，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引起 了中国人了解伊斯兰教的兴趣。通过了解，一部分人皈依了伊斯兰教。 到了宋代，来华的穆斯林不但比唐代有所增加，而且在华居留的时间也延长了，出现了 “土生蕃客”“五世蕃客” 、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穆斯林侨民有了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 第四代乃至第五代人。他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他们的教育问题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于 是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了蕃客的子弟学校――“蕃学” 。在蕃学里面，穆斯林子弟不但学 习有关伊斯兰的知识，而且还要学习汉语与汉文化。为了适应中国社会习惯，他们除了保留 自己的穆斯林名字以外，还要取汉姓仿汉名。穆斯林子弟也参加科举考试，其中考试成功， 获取功名者不乏其人。 年， 848 阿拉伯穆斯林后裔李彦升从广州赶赴长安参加科举中了进士； 五代时，波斯穆斯林后裔李、李t、李舜弦兄妹三人在汉文化方面颇有造诣。这些名人由 于其特殊的身份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得不少中国人从他们身上了解到关于伊斯兰的知 识。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继续发展的时期。 宋朝政府十分重视国际贸易， 继续执行对外开 放政策，甚至以官爵授予穆斯林商人，以示鼓励。因为对外贸易是当时宋朝政府财政收入的 主要来源之一，到南宋时，对外贸易所得占每年政府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宋代来华的穆斯 林越来越多，他们主要活动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和长安、洛阳、开封等城市，与当地 的中国人通婚，改宗伊斯兰教的人有增无减，他们子子孙孙生活在中国，成为中国穆斯林的 先祖。宋代兴建或重建的清真寺数量较多，至今犹存的有泉州圣友寺、扬州仙鹤寺、北京牛 街礼拜寺等。除了兴建礼拜寺外，广州、泉州、杭州、三亚等地还有穆斯林公共墓地。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和沿海地区得到初步 传播，但谈不上什么发展，这一时期伊斯兰的活生生的载体――穆斯林，在中国人眼里，他 们是“蕃客”“胡商” 、 ，即外国人、侨民。因此，伊斯兰教在这个时期主要以侨民文化的形 式存在于中国。 中国政府对东来的穆斯林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国际贸易的特殊政策， 所以东来 的穆斯林商人能够保持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东来的穆斯林其目的在于贸易，不 在传教，故伊斯兰只在东来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内部祖辈传承。中国广大社会对伊斯兰教 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和理解。 伊斯兰作为一种彻底的真主独一论的宗教往往被当作阿拉伯人 的民俗对待。 需要指出的是， 蕃坊制的存在， 政治上虽然是统治者对穆斯林的一种友好礼遇， 但从伊斯兰的传播方面来讲，这种制度的存在无异于划地为牢，封闭隔离。因为一种宗教或 文化要在异域传播， 首先得与当地的主体民族(在中国就是汉族)尽快进行心理上的沟通， 并 获得其认同。这就需要对外宣教，进行文化交流。可是蕃坊制却把穆斯林与主体民族隔离开 来，蕃坊里的人群是蕃客、外国人，他们一日五次礼拜，不吃猪肉、不饮酒、殡葬不用棺； 而蕃坊外却是另一种天地，久而久之，主体民族对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认识表面化、程式 化，在他们眼里，伊斯兰教只不过是胡人、蕃客的奇风异俗而已。这就是直到清朝，有些朝 廷官员还把穆斯林的斋戒说成是“夜聚明散，图谋不轨”的原因。也是从蕃坊制开始，中国 穆斯林的宣教一直对内，极少对外，这也是直到现在，主体民族对伊斯兰还不够了解和理解 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蒙元时期――伊斯兰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自 1219 年起， 蒙古贵族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三次西征， 吞并了中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地区， 后挥师中国， 建立了横跨欧亚两大洲包括广大伊斯兰地区的庞大帝国。 在蒙古西征和统一中 国的过程中，许多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族穆斯林被胁迫组成“西域亲军”“探马赤军” 、 、 “回回亲军” ，参加了在中国的征战。战后这些人被就地屯聚放牧，分驻在全国各地，尤其 以中国西北居多，其他散处西南和中原，后来还有一部分被迁往江南。这批被蒙古军抓到中 国来的穆斯林绝大部分不带家眷，定居后与当地居民通婚并繁衍子孙。此外，蒙古军还把一 大批有技艺的穆斯林工匠遣送至中国各地，其中绝大部分也在当地定居。元代，把来自各伊 斯兰国家和地区的各族穆斯林称为“回回” ，属色目人。回回穆斯林对元朝建国有功，所以 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和南人。穆斯林上层受到元朝统治者的重用，其中一部 分也跻身于统治者行列(在中央政府任职者 36 人，在省政府任职者 61 人)。元朝时期，由于 穆斯林人口急剧增加，加之社会地位较高，因此，伊斯兰在中国传播、发展比较迅速，并逐 渐形成了“回回遍天下”的局面。 元代伊斯兰教之所以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出于维护蒙元帝国统治的需要。 为了维护蒙元帝国政治的稳定， 元朝统治者极力 加强专制统治， 维护民族特权。 他们将帝国统治下的各民族人划分为蒙古人、 色目人、 汉人、 南人四个等级，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科举名额和待遇，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都有种 种不平等的规定。作为色目人主要构成的回回人，被确定为仅次于蒙古人的第二等级，而高 于汉人。唐宋时期，作为伊斯兰载体的“蕃客”“土生蕃客”都是来中国经商的外国人及其 、 后裔，是“客人” ，即使一些成为富商，甚至一些“蕃长”与少数的做官者有相应的社会地位，但他们和作为民族整体的广大穆斯林并不具备法律上的政治地位和身份，没有“主人” 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而蒙元帝国的建立，改变了“国家”的地域观念，凡在蒙元帝国版图内 的各族人民都是蒙古国的臣民，这就从法律上确立了伊斯兰载体的回回穆斯林的政治身份， 也从根本上保证了伊斯兰教及穆斯林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存在上的完整性。他们可以 自由居住，不必再像唐宋时期那样，必须居住在划定的“蕃坊”区域内；他们有元朝臣民的 身份和户籍；他们有优于汉人的特权，如科举考试的优厚待遇、授官品位、荫叙方面、官员 的裁革与选聘、刑法、回回机构的设置等制度法令上都有仅次于蒙古人的优惠政策。这也使 得他们有机会参与国家的治理。蒙古人在建国和治国的过程中，始终得到穆斯林的帮助，回 回军人的战功、守卫边疆、屯田垦荒，穆斯林善于理财的优势和能力，都在元朝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因此，穆斯林参与元朝统治的程度比较高，也产生了一些达官显宦，这些对伊斯兰 教的广泛传播具有不同寻常的影响。 在宗教问题上，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元朝统治者基本上执行的是一条各教并存、信仰 自由的政策， 没有对伊斯兰教采取完全排斥或强迫穆斯林放弃信仰的情况发生， 而更多的是 对穆斯林的优待和友善。 如成吉思汗在表示尊重客人的纯白毡房里接待来自布哈拉的穆斯林 商人。 他所持的这种优待穆斯林的礼仪， 直接影响了他的继承者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态度 和政策； 窝阔台汗痛斥以侮辱的形式来表演穆斯林， 并在一块宝石上将自己的名字自觉地刻 在安拉和使者的后面，以示对安拉和穆圣的敬仰；由于蒙哥汗对伊斯兰十分尊敬，因此，伊 斯兰官员兼伊玛目在开斋节的虎图白中总是为他祈祷，颂扬他。他的母亲虽然信奉基督教， 但却经常赏赐、馈赠伊玛目、谢赫，出银修建和派人管理布哈拉的伊斯兰学校，等等。这种 宽容的态度和政策，在客观上为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其次是维护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早在蒙古人兴起之前， 擅长经商的穆斯林就经常往来 于西域、蒙古草原和中原等地，并且垄断了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间的贸易活动。穆斯林的商 贸活动为元朝统治者提供了丰厚的税利，他们交纳的税款和“例献之物”是元朝重要的财政 来源。 元朝政府需要穆斯林商贸活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支持。 忽必烈就曾积极倡导并鼓励 开展对西域的对外贸易， 并大胆启用善于理财的穆斯林， 这种政策不仅招来了大批穆斯林商 人，也为他们把持元朝的经济财政权力提供了条件。许多穆斯林亦商亦官，以商入仕，成为 掌握财政权力或治理地方税收及财政管理的官员。 他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崇高的经济政治 地位，扩大了穆斯林在元朝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 第三，民族大迁徙与融合的必然结果。唐宋以来，蕃客穆斯林就因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相 同或相似而聚居一处。 元代的民族大迁徙使更多的穆斯林迁往中国， 这种民族迁徙形成了广 泛的民族杂居局面。然而，由于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角色等不同，以及人数的骤增， 穆斯林的聚居在共同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条件下， 更带有民族化的倾向， 由此凝聚而形成的共 同体广泛存在，并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和实力，成为社会存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与蕃坊是主 体社会之外的“组织”形式已完全不同。在元代中国，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有特殊凝聚力的宗 教和一种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 在复杂多样的民族及其与各民族的交流融合过程中， 对沟通 各民族间的情感， 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 伊斯兰教在回回民 族的形成过程中通过本族繁衍和客族同化(主要指与非穆斯林通婚)，进一步得到发展。 那么， 元代伊斯兰教是以怎样的一种存在形式存在于中华大地呢？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 认识又如何呢？总体而言，元代伊斯兰教的状况比唐宋时期有较大变化。第一，中国人对伊 斯兰教有所了解，有所认识，它从不被中国人了解的“大食法”“大食殊俗”和蕃客、胡商 、 的奇风异俗，成为与佛教、道教、基督教、犹太教并列的“清净教”“真教” 、 ，一句话，它 在中国人眼里是由“俗”上升到“教”的地位。这种认识虽然不彻底，但毕竟是一大进步。 第二，穆斯林由唐宋时期的“蕃客”成为以中国为家、定居各地的“回回” ，即穆斯林的身 份由“侨民”变成“臣民” ，而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分。第三，穆斯林的分布由通商口岸和首都等大城市而遍布全国城乡各地。第四，穆斯林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穆 斯林的各级官吏，有的位至丞相，权倾朝野。第五， 穆斯林的科技文化受到重视，得到弘扬。 但是，伊斯兰教本身在中国的存在形式没有太大的变化，它仍然只存在于穆斯林社区里面。 还没有出现向教外人(尤其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传教、翻译经典、用汉语著书立说、 阐扬教义等事情。 中国的主体民族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只能通过穆斯林的身体活动所发出的模 糊信息――形态语言来认识，如一天五次礼拜、七天一次聚礼，斋月斋戒等等。而对伊斯兰 教的深层精神和丰富内涵无从把握， 由此产生了一些模糊的概念， 如看到穆斯林在宣礼楼上 宣礼时，把宣礼楼叫成是“叫佛楼” ，把宣礼叫做“叫佛”等等，各种误解、误会，层出不 穷。而其他外来宗教的情况就大不一样，其信徒重视宣传，注意沟通。如在 13 世纪中期才 开始传入蒙古地区的基督教，这时已有了《新约全书》的蒙古文译本，基督教传教士对外传 教， 不遗余力。 再如佛教， 它在汉朝时期传入中国不久， 就有一些僧侣从事翻译佛经的活动， 以后的佛教译著多得可以说汗牛充栋。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能够在中国扎根并广泛传播而且得 到中国人(无论是文人学者还是平民百姓)的认同， 除了其他原因外， 与大量佛经的翻译是分 不开的。而东来的穆斯林把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历算、医药、建筑、手工艺等实用科学 知识和技术传入了中国，并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却不见哪个人把《古兰经》翻译成汉文，更不见用汉文阐扬伊斯兰教教义的著作。这使得中 国， 尤其是主体民族――汉族， 无从全面了解伊斯兰教， 因而也就谈不上理解和认同。 不过， 无论怎么说， 伊斯兰教在元代的传播远远超过了唐宋时期。 它毕竟从以前的蕃坊那个封闭的 小天地里走了出来，进入了中国这大社会。尽管它还是以“身体活动”这一无声的语言向外 传播，还是以家庭教育的零散方式进行传承，还是主要以外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和汉语 口语来宣传，但比起唐宋朝时期，还是有所发展的。 三、明清时期――伊斯兰在挫折中发展 明清时期，随着穆斯林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发展，总的来看，统治者对伊斯兰不像元朝那 么宽容了， 对穆斯林也不像元朝那么尊重了， 除了偶尔利用以外更多地采取了限制或压制的 政策。穆斯林受到了一些挫折。在此情况下，伊斯兰教还是得到了发展，出现了新的传承方 式――经堂教育和新的宣传途径――汉文译著。 伊斯兰教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产生了四 大门宦和三大教派。 面对清政府的压迫， 穆斯林采取了激烈的抗争方式――举行了反清起义。 （一）回族聚居区的形成 从元代开始，穆斯林在中国的分布呈“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到明代，回回人“大 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最终定型，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五个较大的聚居区： 1、西北聚居区 主要包括甘肃的瓜州、沙州、甘州、肃州、凉州等河西地区，巩昌、 庆阳、平凉、固原等陇东一带，河州、兰州、岷州等陇南一带，青海西宁等海东地区，宁夏 的灵州一带，陕西的西安、凤翔、岐山、金州、延安、耀县、汉中等地。 2、云南聚居区 以昆明为中心，主要包括迤西的楚雄、大理、巍山、保山、顺宁、 腾越，迤南的玉溪、河西、华宁、开远、蒙自、曲溪、临安、石屏，迤东的嵩明、寻甸、沾 益、曲靖等地。 3、中原聚居区 以开封和洛阳为中心，主要包括商丘、太康、淮阳、南阳以及安徽 北部地区和山东德州、莱州、登州等地区。 4、华北聚居区 以北京为中心，主要有通州、保定、河间、沧州、呼和浩特、包头、 张家口等地。 5、江南聚居区 以南京为中心，主要包括扬州、镇江、嘉定、苏州、杭州、松江、 泉州等地。 （二）明清统治者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政策 明清统治者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没有什么一贯的、稳定的政策，完全根据其统治的需要而定，时而利用，时而限制，时而打击。元末明初的常遇春、胡大海、蓝玉、沐英等穆斯 林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军中的著名将领，他们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是明朝的 开国功臣。因此，明朝统治者一方面对穆斯林给予一些优惠政策，试图利用伊斯兰教为其统 治服务，希望伊斯兰教能按其意图，说服穆斯林归附并服从明朝政权。为此，明太祖曾作出 姿态御书百字，言不由衷地赞美穆圣，赞美伊斯兰教，称为“百字赞” 。同时，在西安、南 京、北京、云南、福建、广东等地敕修清真寺，以笼络人心，让穆斯林对其“德政”感恩戴 德，并加倍为其效力。另一方面(这方面最能代表其本意)，则从文化本位主义和大汉族主义 出发，采取民族同化政策，对异族（包括穆斯林）多有戒备、防范和限制，并强迫穆斯林同 化于汉族。明朝法律规定穆斯林“不许本类自相嫁娶” ，而强迫穆斯林与汉人通婚。然而， 这一强制同化政策却适得其反， 穆斯林由于坚持与非穆斯林通婚时让对方皈信伊斯兰教， 反 而使穆斯林的人口增加，力量壮大。 清朝统治者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政策是以打击为主，安抚为副（辅） 。清朝前期以安 抚为主，伴以限制；中后期主要是打击。从 1644 年清军入关到 1781 年（乾隆四十六年） ， 即所谓“康乾盛世”时期，在这 100 多年里，清廷尊崇儒、佛、道三教，却没有尊崇伊斯兰 教， 但朝廷也没有把伊斯兰教作为旁门左道而加以取缔和禁止。 只是采取了允许在一定范围 内存在并适当加以利用的政策。清廷为了加强对穆斯林的控制，采取了各种手段，如拉拢、 利用一些上层人物和有影响的人物。 清廷还利用伊斯兰教推行乡约制度。 乡约制度是主要在 西北穆斯林聚居区利用穆斯林来约束穆斯林的一种统治制度， 始于雍正年间。 首先在河州推 行乡约制度，即以每一个乡的乡约（有影响的人）向清政府具结担保不发生违犯清政府禁令 的事情，而换取清政府给予的本乡中享有的政治特权。乾隆四十六年，苏四十三起义被镇压 后，乡约制度推行到西北各个穆斯林地区，成为清政府的统治工具。 在清朝统治者的内心深处充满着对伊斯兰教， 对穆斯林的鄙视。 清朝皇帝在圣旨中毫不 掩饰这种感情， 说伊期兰教 “系一无所取” 认为穆斯林是 ， “鄙薄之徒” 称穆斯林宰牛为 ， “居 心残忍”“甘为异类” 、 。清朝官员对伊斯兰教不但无知，而且非常仇视，他们把伊斯兰教说 成是不拜天地，不拜人神的左道，诬蔑封斋是“夜聚明散，图谋不轨” ，强调“左道惑众， 律有应斩” 。山东巡抚陈世倌上书朝廷，要求取缔伊斯兰教，拆除清真寺。安徽按察司鲁国 华也奏请皇上拆毁清真寺，禁止用回历、戴白帽，如违犯禁令，从严治罪。仇视伊斯兰教和 穆斯林的观念在统治阶层蔓延。统治者把穆斯林看成是“从来叵测”“犷悍”的“奸民” 、 。 在清朝的法律面前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不平等，穆斯林犯罪则“加等科罪” 。穆斯林与非穆斯 林的生命价值也不一样， “杀一汉人，十回抵命；杀十回民，一汉抵命” 。 如果说乾隆四十六年苏四十三起义前， 清朝统治者对伊斯兰教， 对穆斯林虽然鄙视但也 利用的话；那么在此后，则是残酷镇压，无情打击。 总之，正如汉族学者、北大教授陈垣所说， “清代对伊斯兰教是‘至虐’的，就是在比 较宽容的前期，也只不过是允许其存在而未宣布为非法而已，其地位根本无法与儒、佛、道 相比” 。 （三）出现了伊斯兰教新的传承方式――经堂教育 1、经堂教育产生的历史根源 伊斯兰教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的土壤和气候的环境里面移植成功， 并非易事。 中 国是个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传统，有相对成熟的文明。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 家文化已深入人心， 先入为主地占据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空间， 从而使他们形成了独特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上古代中国是一个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在世界上处于较领 先地位的强国。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里的人不大容易接受外来文化（包括宗教） 。汉代佛教 传入时，曾遭到中国人的强烈抵制，只是后来佛教主动适应中国文化，加上佛教所特有的禁 欲、忍耐思想恰好是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所需要的，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扶持，佛教才得以发展下来，并拥有较大市场。而伊斯兰教则不同，它在许多中国人眼里是一个不拜天、不拜地、 不拜皇帝、不拜父母，专拜安拉的不可思议的宗教（多数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还当成奇风异 俗） 。而认主独一，只拜真主，不拜其他（哪怕皇帝老子） ，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穆斯林不可 能动摇这个根本以适应中国的土壤和气候。因此，伊斯兰要想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不会风调雨顺，茁壮成长，它必然要受到挫折，甚至遭到摧残。唐宋时期，穆斯林人口 较少，且以侨民和客商身份留居中国，统治者并不在乎伊斯兰在穆斯林内部祖辈传承。穆斯 林为元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因而元朝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优待穆斯林， 伊斯兰 也因此获得一方生存空间。然而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穆斯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 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 在统治者看来，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 它的存在和发展， 不利于专制统治和文化大一统局面的维护。便采取种种措施，来压制它，打击它。如明朝政 府曾禁止使用胡服、胡语、胡姓，不让穆斯林穿自己的衣服，不让说自己的语言，不让起自 己的名字， 也不让穆斯林内部自相嫁娶??这些措施旨在实行民族同化， 使穆斯林丧失自己 的民族特征，从而丧失自己的传统（尤其是宗教） 。 由于明朝政府推行民族同化（汉化）政策，加上穆斯林（回族）居住分散，长期处在儒、 佛、道文化的汪洋大海的浸泡之中，新一代穆斯林耳濡目染，难免受其影响，原先的父传子 受式的零散的家庭教育已不能使新一代人继续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 信仰之根大有被动摇之 势。在各种外在因素的作用和压力之下，一向为穆斯林聚居，伊斯兰气氛浓厚的西北地区, 也有“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危机，其他地区就更为严重。 为了使伊斯兰教在中国继续传播下去,并发扬广大,一种具有中国穆斯林民族特色的教育形 式在中国西北产生了,这就是明末清初兴起的经堂教育。开创这一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承的新 方式的是中国穆斯林教育大师――胡登洲(1522――1597 年)。 2、经堂教育的历史作用 首先，经堂教育弘扬了伊斯兰教。中国是一个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并推崇佛教和道教 文化的国家。明清统治者实行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把伊斯兰教视为“旁门左道”而加以 排斥和抑制。同时在穆斯林聚居区设“义学” ，强迫穆斯林读儒家经典，灌输“三纲五常” ， 为专制政治服务。 其结果大大削弱了伊斯兰教在穆斯林当中的影响， 出现了伊斯兰著作匮乏， 学者太少，教义得不到阐扬，穆斯林丧失宗教文化传统的情况，伊斯兰教在穆斯林地区出现 断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正是经堂教育，通过教义学、教法学、经注学、圣训学和有关的 语言学、逻辑学、天文学、地理学的系统教授，使一代又一代穆斯林，重新确立了一种与众 不同的宇宙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而使伊斯兰教得以在一个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度里， 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发展至今。试想，如果没有经堂教育这种传承方式，如果没有经堂教 育所培养出来的人的不懈努力，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又会如何呢？唐宋时期伊斯兰教极为 兴盛的东南沿海地区，后来由于经堂教育的薄弱和消失，使伊斯兰教在该地区消声匿迹。今 天，当我们参观这些地区时，只见一些昔日留下来的残垣断壁和博物馆里的文物珍品，而不 见伊斯兰教活生生的载体――穆斯林。从这一现象可以反证经堂教育的历史作用。 第二， 经堂教育起到了维系和巩固穆斯林群体的作用。 中国穆斯林居住分散， 民族不同， 语言习俗各异，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各民族内部有贫富差别和智愚之分。而经堂教育通过 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把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穆斯林凝聚起来，团 结起来，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群体。 “天下回回是一家”便是这种群体观念的反映。 “回 回党护族类”“行赉居送、千里不持粮” ， ，守望相助，抱成一团，便是这种群体意识的具体 体现。 第三， 经堂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穆斯林大众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 如果没有经堂 教育，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穆斯林，文盲率会更高。因为历代统治者，由于其愚民政策的需 要，并不想让老百姓受更多的教育。清政府曾在穆斯林聚居区设义学、社学、书院等，也仅仅是出于一种灌输儒家思想，培养“顺民”“良民”的需要，而并不关注百姓文化素质的提 、 高。而经堂教育虽说是一种宗教教育，但为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经文和教义，开设了阿拉伯 语、波斯语的语法学、修辞学等课程，还开设了有关历史、哲学、逻辑、天文、地理方面的 课程。 这样， 接受经堂教育的人除了掌握宗教知识外， 还具备了一定的文化修养。 另一方面， 由于经堂教育灌输了一种伦理文化，如家庭伦理、商业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伦 理等，教导穆斯林劝善戒恶，虔诚的穆斯林大众往往洁身自好，律已甚严，何为合法，何为 非法，何为正当，何为不正当，分得很清，道德感很强。而有无道德意识则是衡量一个人、 一个民族文化素养高低的一个重要尺度。 当然， 经堂教育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 最突出的方面是培养出来的人知识结构不合理， 重宗教知识， 轻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 由于统治者的汉化政策， 穆斯林对汉化所带来的危害， 总是心有余悸，不能客观地加以分析，不能冷静地对待，其文化心理很脆弱，很敏感，一提 汉文化不问青红皂白，一概拒绝，最终使多数人形成不学汉文、拒绝汉文化的传统。 （四）开辟了宣传伊斯兰教的新途径――汉文译著 中国是一个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同时，佛教、道教都有很大影响。伊斯兰教传 入中国虽有七八百年的历史， 但仍不为中国人所认同， 还受到统治者的排斥和压制。 唐、 宋、 元直到明中叶的中国穆斯林受旧观念影响， 认为伊斯兰教只能用阿拉伯、 波斯语言文字进行 宣传，阿文经典不能译成汉文，如果译成汉文或用汉文书面宣传，就会走样、失真，因而会 丧失其神圣性和权威性。从唐代开始直到明中叶，一方面主体民族（汉族）对伊斯兰教不了 解，甚至多有误解；另一方面，穆斯林囿于旧观念，不愿用汉语言文字宣教，使汉人加深了 解，减少误解。而同为外来宗教的佛教，自从汉代传入到明末清初，通过一代又一代僧人的 努力， 佛经翻译和汉文著作已充斥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 从文人学者的书斋到普通大众的房 舍，都可以发现它的存在，佛教的概念、术语和名词已广为人知。就连晚于伊斯兰教进入中 国的基督教也刊印了不少汉文著作，到 1664 年，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印刷发行的汉文书籍 不下 150 种。 明末清初江南的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目睹伊斯兰教不被中国主体民族了解， 感 到痛心疾首，发现其他外来宗教（佛教、基督教）用汉文进行广泛宣传，效果极佳，深受启 发。于是，他们也开始尝试用汉文表达和阐述（或翻译）伊斯兰教义，力求使之与中国的主 流文化（儒学）相协调，相适应，从而使更多的人了解和理解伊斯兰教，史称“汉文译著活 动” 。其宣教对象主要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对穆斯林知识分子也有较大影响，但 对穆民大众未起太大作用。 （五）伊斯兰教内部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四大门宦和三大教派 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从唐代发展到明代，并没有明显的教派痕迹，但从清代开始，随 着伊斯兰世界神秘主义派别――苏非派的传入， 在中国出现了 4 个中国化的苏非派别――四 大门宦：虎非耶、哲合忍耶、Q德忍耶和库不忍耶。在这四大苏非学派之下，各自有若干分 支，总共有 40 多个分支门宦。这样就改变了从唐代开始，800 年来格迪目一统天下的局面。 到清末， 果园哈智马万福从麦加朝觐回来后， 联合当时河州十大阿訇号召人们剔除长期以来 渗入伊斯兰教里的非伊斯兰成份，主张“遵经革俗” ，坚持拜主独一，反对崇拜教主，反对 人与真主之间设立中介。由于他经常引用《古兰经》中的“众穆民皆兄弟”的经文，旨在强 调穆斯林象兄弟一样相亲相爱，团结一致。天长日久，人们就称该派为“伊赫瓦尼” 。清光 绪年间，甘肃临潭秀才马启西，在家乡设帐讲学，主张以明末清初穆斯林学者的汉文著作宣 传伊斯兰教，创建宗教社团，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史称“西道堂”“汉学派” 、 。 四、民国时期――伊斯兰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发展 1912 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提 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和“民族平等”的主张。作为五族之一的“回” ，实 际指的是中国各族穆斯林； 尽管存在着事实上的民族歧视， 但民国政府和民国约法从法律上承认伊斯兰教的存在， 规定信仰自由。 这就从政治和法律上为伊斯兰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 较有利的条件。从社会文化层面来看，当时“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对许多穆斯林 、 知识分子影响很大。于是，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穆斯林中出现了以提倡教育、建立团体、 创办报刊、派遣留学生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觉醒运动，史称“新文化运动” 。 （一）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 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的清政府对外奴颜婢 膝，丧权辱国，对内加强专制统治，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中华民国的建立，固然是一大历 史性的进步，但是，长期的军阀混战，使中国人民所企盼的民主、和平、统一的时代并没有 降临，他们仍然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穆斯林的处境尤其艰难，经过清政府 200 多年的 摧残，特别是对历次起义的残酷镇压，使他们元气大伤，造成经济上贫困、文化上落后、精 神上压抑。 从而使其变积极为消极， 变开放为保守， 把自己封闭在清真寺里面， 局限在念经、 祈祷、斋戒等宗教功修里面，很少关注外界的事物。最终陷入了越保守越落后、越落后越保 守的怪圈。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穆斯林当中的一批先进分子目睹这种状况，感到痛 心疾首，产生了忧患意识，责任感、使命感、危机感促使他们面对现实，思考问题，寻找出 路。他们认为，导致穆斯林贫穷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如清朝 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军事高压，尤其是对历次起义的残酷镇压，把劫 后余生的穆斯林从内地肥沃的土地（如八百里秦川）和繁华的城市，赶到贫瘠的边远山区， 使他们祖祖辈辈解决不了温饱问题， 使他们总是为生存而奔波， 根本顾不上发展。 至于内因， 正如上面提到，由于受到历代统治者“汉化”政策的威胁和影响，由于受到历次起义失败的 残酷打击，使他们对汉文化产生逆反心理、抵触心理、甚至恐惧心理，一提汉文化，不分青 红皂白，一概拒绝，一概排斥。从而导致与主流文化的绝缘。与主流文化绝缘的结果，使自 己无法享受主流文化的精华，使自己得不到应有的养分，使自己总是处在边缘状态。有鉴于 此，穆斯林的先进分子提出改良经堂教育，主张中阿并授，开启民智，唤醒民众，提高科学 文化素质等主张。为此，掀起了穆斯林新文化运动。 （二）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1、创设社会团体 团体是促进一项事业的组织保证。 因此从清末民初开始， 穆斯林当中的有识之士非常重 视创立社会团体。 世纪前半期 20 （1900――1949 年） 全国范围内的穆斯林社团达 100 多个。 ， 这个时期的穆斯林社团按其职能来划分， 主要有三种类型： 教育团体、 学术团体、 救国团体。 这些组织发起最早的应算 1906 年由穆斯林知识分子童琮在镇江创立的“东亚穆民教育总 会” ；影响最大的是 1938 年 2 月成立于武昌，由白崇禧任总理事长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 ； 活动时间最长的是 1913 年由蔡大愚、马邻翼创设的“兰州回教劝学所” 。教育团体是穆斯林 有识之士有感于穆斯林教育落后而设立的，以图振兴穆斯林教育，提高穆斯林文化素质。民 国时期， 教育团体遍布各地， 提倡教育的气氛空前浓厚， 这为发展穆斯林教育做了舆论准备， 并提供了组织保障。 学术团体是与教育类社团紧密相关的。 民国时期的穆斯林有识之士利用 出版、结社之自由，创立学术团体，集中力量进行学术研究，旨在“阐明学理，研究学术各 宗旨，藉联回教之感情，共勖学术之进步” 。1922 年，王静斋留学埃及攻读伊斯兰教各科经 典，回国时带来 600 多种学术典藉，潜心研读，带动了国内学术研究之风气。1925 年，由 哈德成、伍特公、沙善余等人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回教学会” 。 此后， 各地竞相效仿， 纷纷设立团体， 积极开展伊斯兰学术研究活动，编辑、发行学术刊物， 为繁荣伊斯兰文化、促进穆斯林与汉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起到了较大作用。二十世纪前半 叶的中国处在一个动荡、 变革的时代， 内忧外患使得每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在寻 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穆斯林也不例外。他们纷纷组织团体，推动爱国救亡运动的发展。其中 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影响最大。抗战爆发不久，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电请达浦生、王静斋、哈德成、马松亭四大阿訇及唐柯三、孙绳武等穆斯林知名人士，云集 武昌，于 1938 年 2 月成立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 ，并先后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建立分 会，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活动。该会还组织开展民间外交，向伊斯兰国家揭露日本侵华罪行 和觊觎我边疆的阴谋，得到了国际社会对我抗日的理解与支持。 2、提倡新式教育 中国穆斯林的教育经历了三个阶段：从零散的家庭教育到经堂教育再到新式学校教育。 新式教育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经堂教育在弘扬伊斯兰教、培养宗教人才、维系穆斯林社会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 是，经堂教育毕竟是在明清统治者“汉化”“儒化”政策的压力下，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 比较低的情况下， 由穆斯林群众自发地办起来的一种民间教育形式， 因而它自诞生之日起就 带有一些先天性的不足。 比如它为了抵制民族同化， 只有本能地消极地关注对人进行宗教信 仰和伦理道德方面的灌输，而忽略了或无力顾及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20 世纪初， 穆斯林当中的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人士目睹国弱民愚、 穆斯林大众文化素质低下的状况， 感 到忧心如焚， 觉得靠单一的经堂教育不能满足穆斯林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 认为应该打破 经堂教育数百年来一统天下的局面。于是，转变观念，另辟蹊径，办起了一种独立于经堂教 育，涵盖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内容的新型教育，或者说是宗教伦理道德与科学文化知识 相结合的教育，史称“新式教育” 。 新式教育的最早创办者是童琮，他在 1906 年创办“东亚穆民教育总会”的同时，办起 了中国穆斯林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穆源学堂。 影响最大的是王浩然阿訇所进行的改革 旧式经堂教育、兴办新式学校教育的活动。 王浩然(名宽)朝觐回国后在北京牛街礼拜寺创办了“回文师范学堂” ，除宗教课外，还 开设了文化课和汉语课。1908 年，他与马邻翼等人办起了清真两等(初、高)小学堂。1912 年，他们发起成立“中国回教促进会” ，用团体的力量推动了新式教育在全国穆斯林中的普 及工作。 在新式小学的基础，各地先后办起了一批新式中学和中等师范学校。 中学以北京的西北公学、 西宁的昆仑中学和云南的明德中学最为典型。 伊斯兰师范学校 以北平的成达师范和上海伊斯兰师范为代表。 成达师范原在济南， 由马松亭大阿訇与唐柯三 先生创办于 1925 年，它是一种改革经堂教育、开创伊斯兰现代师范教育的尝试。以“造就 健全师资，启发回民知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是全国建立较早、坚持时间最长的伊斯 兰中等师范学校，其主要培养目标是穆斯林的教长、校长、 会长。 高级班开设的课程有： 《古 兰经》注、圣训、教义学、教法学、教史、伦理学、社会学、法学通论、国文、历史、地理、 哲学、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教学法、学校管理法、教授实习等，在中国伊斯兰现代教 育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上海伊斯兰师范由哈德成、达甫生、马福祥于 1928 年以中国回教学 会名义在桃园清真寺创办， 以培养穆斯林师资和学术人才为已任， 在课程设置上除其他课外， 强调中文、阿拉伯文、波斯文、英文“四文并重” 。这些师范学校为培养现代师资和学术人 才做出了重大贡献。 3、派遣留学生 派遣留学生与国外进行学术文化交流， 这是提高本国、 本民族学术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 途径。中国穆斯林出国留学开始于清光绪年间，兴盛于民国时代。首批中国穆斯林学子出国 留学的国度是日本，共有来自直隶、山西、山东、奉天、安徽、江苏、陕西、湖北、湖南、 河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 14 省的 36 名青年。他们分别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东洋大 学、法政大学等，学习法律、经济、军事、医学等专业，他们人在海外，却心系国内穆斯林 教育。1907 年，他们在日本东京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 ，第二年创办会刊《醒回篇》 ，以 唤醒穆斯林重视教育，提高素质，自强不息，开风气之先河。然而， 对中国穆斯林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赴埃留学。 1930 年 8 月， 云南回教促进会暨所属明德中学致函世界伊斯兰最高学府――埃及爱资哈尔大学， 请求 接受中国穆斯林学子赴埃留学，获准。1931 年 10 月，明德中学经过公开书面考试，择优录 取纳忠为公费生，张有成、林仲明为自费生；上海伊斯兰师范优秀毕业生马坚由该校校董马 晋卿资助旅费，组成首批留埃学生团，由明德中学修学主任沙儒诚为指导员。这四名中国留 学生在爱大刻苦学习，孜孜以求，取得了优异成绩，为中国穆斯林争了光，并赢得了良好的 声誉。到 1938 年北平成达师范派出最后一批留埃学生，在这 7 年间，中国穆斯林共派出 5 批 33 名留学生，这些学子志向远大，学习刻苦，学成归国后，为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发展， 为培养中国的阿拉伯语人才， 促进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们堪称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楷模，是国家和民族的栋梁。 4、创办报刊杂志 在创社团、办学校、派留学生的同时，以阐扬伊斯兰教义、提倡新式教育、关注现实问 题、 交流信息、 报道时事为主要内容的各种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 共有上百种之多， 充分体现了穆斯林知识分子关注国家、 民族命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社会上产生了广 泛的影响。这些报刊杂志中最早创办的是“留东清真教育会”于 1908 年在日本创办的《醒 回篇》 ，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马福祥、唐柯三、马松亭在北平创办的《月华》(1929 ――1949 年)。 5、开展学术研究和《古兰经》翻译活动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仍有一批穆斯 林知识分子一方面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一方面埋头做学问， 开展了伊斯兰历史、 哲学、 教义、 教法、人物研究和《古兰经》翻译等一系列学术研究活动。这个时期出版的学术著作很多，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傅统先的《中国回教史》 、马以愚的《中国回教史鉴》 、金吉堂的《中国 回教史研究》 马良骏的《考证回教历史》 、 、白寿彝的《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史纲 、 要》 马邻翼的 、 《伊斯兰教概论》 这个时期， 。 还开展了对一些阿拉伯文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 主要有：马坚译的《回教哲学》《回教真相》《伊斯兰教育史》《回教与基督教》 、 、 、 、王静斋 译的《真境花园》《伟嘎业》 、 ，杨仲明译的《教心经》等。 《古兰经》翻译是这个时期学术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意义非同寻常。 《古兰经》在全 世界穆斯林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出于尊重，伊斯兰教法学家一开始反对翻译《古兰经》 ， 认为《古兰经》是用阿拉伯文降示的“天启”之作，妙文天成，担心翻译会产生曲解误译， 走样失真，因而对译经持谨慎态度。后来，随着伊斯兰在阿拉伯以外的地区和民族中的广泛 传播，越来越感觉若不翻译，非阿拉伯穆斯林不能直接学习伊斯兰，广大的非穆斯林更是无 从了解它。于是，以艾布?哈尼法为代表的著名教法学家主张翻译《古兰经》 ，才使各种译 本相继问世。 在中国， 《古兰经》的翻译从明清开始，大体经历了零星摘译、重点选译、全文通译三 个阶段。 零星摘译出现于明末清初穆斯林学者的汉文译著中； 重点选译主要是指在穆斯林民 间广为流传的《亥听》(约 20 章常用章节)， 《亥听》汉译及注释流传于全国各地的，主要有 马联元的《亥听译解》 、杨敬修的《亥贴注解》《古兰经》的全文通译是个宏伟艰巨的工程。 。 从 1927 年到 2005 年， 《古兰经》汉文通译本得以正式出版的，计有：铁铮、姬觉弥、王静 斋、刘锦标、杨仲明、时子周、马坚、林松、仝道章、周仲羲、马金鹏和张承迁等 12 位学 者的 15 种译本。民国时期出版的汉译本中，第一、第二部均为汉族学者所译；第三部为王 静斋阿訇译的《古兰经译解》 ，有甲(文言文)、乙(经堂语)、丙(白话文)三种，影响最大， 流传最广；第四部是刘锦标的《可兰汉译附传》 ，其中有不少杂质与糟粕，应该剔除；第五 部是杨敬修阿訇的《古兰经大义》 ，以严格直译而独具特色。 总之， 民国时期的穆斯林紧跟时代步伐， 关注国家、 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创立社会团体、提倡新式教育、创办报刊杂志、派遣留学生、开展学术研究与译经活动......掀起了一个波 澜壮阔的文化复兴运动， 对广大穆斯林观念的变革， 思想的解放， 精神的振奋， 素质的提高， 以及伊斯兰的发展和传播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解放以来――伊斯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中国各民族穆斯林在政治上获得平等权利。 由于共同纲领和 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 首先废除了历史上对伊斯兰教的各种贬称、 蔑称及不 正确的称谓。1956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伊斯兰教名称的通知》指出： “伊斯兰教是一种 国际性宗教。伊斯兰教也是国际通用的名称” ，并规定“今后对伊斯兰教一律不要使用‘回 教’这个名称，应该称伊斯兰教” 。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宗教活动和风俗习惯受到法律保护 和尊重。国家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穆斯林聚居地区，分别建立穆斯林民族自治区 2 个，自治州 4 个，自治县 16 个。自治地方的行政主要领导人都由各自治民族的干部担任， 管理本民族事务，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1953 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各族穆斯林全 国性的宗教团体――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此后，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穆斯林分布较多 的市、县也建立了地方性的伊斯兰教协会，管理教务。同时，出版发行《中国穆斯林》杂志， 印行《古兰经》 、圣训、教法等多种伊斯兰教典籍 100 多万册。为有计划地培养年轻一代阿 訇、毛拉等教职人员，1955 年在北京创办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后又在新疆、宁夏、昆 明、兰州、郑州、青海、沈阳和北京市等省市区也办有地区性的经学院 8 所。据统计，全国 有大小清真寺约 37000 多座，阿訇、毛拉等教职人员 40000 余人。 自 1957 年整风运动、反右斗争，到 1962 年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左”倾路线 由开始到发展，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出现指导思想和理论上的错误，说什么“宗教是麻醉人 民的鸦片” ，是“阶级敌人利用的工具” 。批判宗教的“阶级性、落后性、反动性” ，认为“要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批判宗教” 。在 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民族宗 教政策更是遭到严重破坏， 人民群众正当的宗教活动被粗暴地干涉和限制。 伊斯兰教中的封 斋、礼拜、纪念亡人、男孩割礼、过圣纪等等，属于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活动也被强令性的废 除；清真寺、拱北、道堂被强行拆除或占用；广大穆斯林群众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被当 作“四旧”破除；伊斯兰教的经典、用品被焚烧、砸烂；阿訇、毛拉等宗教人士被视为“牛 鬼蛇神” ，遭到批斗；信教的穆斯林群众被作为落后势力受到歧视。严重伤害了群众的宗教 感情，造成了穆斯林群众和党之间的对立情绪，引起教内外一系列矛盾。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国家逐步落实宗教政策， 平反了冤假错案， 恢复开放清真寺、 拱北和道堂，宗教文物古迹受到保护，一大批穆斯林爱国宗教上层人士和学者，分别在各级 人大、政协和伊协团体中任职。经过社会改革和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伊斯兰教在中国同 其他宗教一样， 与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协调关系。 伊斯兰教界人士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化，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广大穆斯林爱国爱教，过上了正常的宗教生活。每年 的开斋节、古尔邦节，政府规定给穆斯林放假，各地在保证物资供应和庆祝活动等方面都予 以照顾。穆斯林的风俗习惯受到尊重，各地划出专用土地作为穆斯林公墓。随着中国改革开 放的深入发展，各族穆斯林地区社会稳定，经济不断发展。每年前往麦加朝觐的人数不断增 加， 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同伊斯兰国家及海外宗教团体的友好交往日益频繁， 伊斯兰学术文 化交流活跃，增进了国内外穆斯林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综上所述，从唐代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开始，直到今天，中国社会对伊斯兰教的接触和认 识经历着一个漫长的逐渐深化的过程， 这也反映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和平传播。 伊斯兰教在 中国的发展历程说明，它的发展与壮大，主要以回回等十个少数民族为载体，因此，伊斯兰 教在中国不仅仅是个人信仰问题， 也成为我国整个民族问题中不可分离的一个重要部分， 所 以，认识和处理中国的伊斯兰教事务，必须以这个基本事实为出发点。事实证明，作为一种信仰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重视现世的宗教观念， 伊斯兰教和中国历代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思想 体系是可以相适应的。 尽管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十分缓慢甚至曲折并受到过打击， 但 却始终没有被禁绝。 作为伊斯兰教信仰主体的各族穆斯林群众， 在信仰受到尊重和生存条件 得到保障的条件下，就能够顺应当时的社会，反之，就会产生冲突与斗争。中国穆斯林不仅 在经济、政治和科技文化方面有过重要的创造，在近代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都表现出爱 国爱教的高风亮节， 同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历史， 用伊斯兰文化丰富了中华 民族的优秀文化宝库。但在旧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关系往往扭曲，中国穆斯林民族的伊斯兰 文化的价值未能得到应有的承认，中国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不仅未得到尊重还受到各种误解， 因此直到近现代还屡屡发生伤害穆斯林感情的“侮教事件” 。当前，为了消除这些历史遗留 下来的“疾患” ，增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客观地宣传介绍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民族的 知识和历史，使全国人民对各族穆斯林的伊斯兰文化自觉地表示理解、尊重和认同，是一项 十分必要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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