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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张向明调研经开区、麒麟区旅游工作
发布日期：日&&&&来源：本站原创&&&&网站编辑：李金亮&&&&【】
　　近日，曲靖市副市长张向明在曲靖市旅发委、经开区、麒麟区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对经开区、麒麟区旅游工作进行调研。一行人实地查看了经开区泰丰公园、罗小村美丽家园示范点、趣惊山谷和麒麟区越州陶艺园区、麒麟水乡水上飞机等项目，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张副市长指出，经开区、麒麟区交通区位优越，发展基础较好，近年来，经开区、麒麟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旅游工作，切实抓好旅游重大项目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工作，旅游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他要求，经开区要充分利用交通便利、山水资源丰富的优势，认真做好景城融合发展工作，按照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标准，高起点建设一批旅游项目，把趣惊山谷打造成市民休闲度假的聚集区；罗小村美丽家园示范点要学习借鉴外地乡村旅游发展的经验，把旅游的要素融入美丽家园建设中，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麒麟区要充分利用资源、区位、气候、生态、农业等优势，加快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全力推进景村融合发展区工程建设；麒麟水乡要加强与幸福航空公司的沟通联系，加快水上飞机项目建设，力争通过水上飞机项目的落地，实现麒麟水乡旅游的飞跃；越州陶艺园区的陶瓷工艺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要在满足陶瓷使用功能的基础上，保护传统手工艺人和传统技艺，深入挖掘陶瓷工艺健康、品味功能，以吸引游客。（王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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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All Rights Reserved甘肃庆阳是个什么地方？这里是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地处三省的交汇处，是出了名的陇东粮仓。你们所站进来的董志塬深厚无比，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土层最厚、保存最完整的&天下第一黄土塬&。它的塬面就有130万亩。你们到这个塬上，来寻找今日里的&光明使者&。而在&光明使者&的源头上，是华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他老人家曾在此大塬上与中医鼻祖岐伯论医，而出《黄帝内经》；传下来，是周先祖不窟，后稷教不窟稼穑，不窟又在此教民稼穑，这先祖爷不窟在这儿点亮了先周农耕文明之灯：这灯竟是如此深邃，遥远，隔着万水千山；及至唐朝，还来了一位山西老乡，狄仁杰，狄老爷，到处断案，在这里戍边，亦功勋卓著，让边民们头顶能有一盏温暖的长安之灯&&庆阳是原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27年，共产党人王孝锡就在宁县建立了甘肃第一个农村党组织；1934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了西北第一个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权&&南梁政府，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和抗日出发点。蔡畅曾任庆阳县第一任书记，习仲勋任环县第一任书记。当年，原中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专员马锡五、华池县县长李培福，皆为时代楷模，毛泽东曾分别为他们题词：&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离不开群众&；&面向群众&。三次题词，全是有关群众的。看见了吧，这么多的指路明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王孝锡，刘志丹，谢子长，蔡畅，习仲勋，当然，还有李富春；1927年，1934年，在南梁，在河连湾，在山城堡，他们或许也曾承诺跟着他们闹革命的穷苦大众，革命成功了，家家户户送你们一个小太阳。高楼万丈呀平地起，盘龙卧虎呀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来了咱领袖毛泽东。&&这首《来了咱领袖毛泽东》，还有郭兰英唱红大江南北的《绣金匾》，以及《军民大生产》，三首民歌的原创及原唱，就出自陇东农民歌手。但70年过去了，&小太阳&尚未普照大塬上下。从庆阳到庆城，乘车用时40来分钟。到达之后，我们首先进入一个叫柏树嘴的有36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口电杆上用红漆印着：保护电力设施，人人有责。糟糕透顶的，却是满眼的旱情与早象：电杆旁，便是一块濒死的麦地&&每穗麦子上如同趴着一只不大点儿的小蚂蚱，还是发了黑的死蚂蚱。可这已是收割季。&这能叫麦子？还要人怎么活嘛。&一同前来的庆城县供电局长袁永录对天长叹。这样，我们接上了话。可有关电力，我们在此仅记下袁永录一句话：这个村的户户通电，是刮沙尘暴那天通过的验收。这也就是说，今年春天，刮沙尘暴那天，陇东庆城县的沟壑里，一个叫柏树嘴的自然村结束了无电史？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个村以前有电。我们在一片萧索且晒乎乎的村中转悠，遇到一位看上去十分衰弱的老人。老人叫李政贵，今年69岁。说起户户通电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单刀直入：&柏树嘴原来用30度电60块钱；现在用30度电15块钱。&农民们说事往往一针见血。一样的电，四倍的钱，他当然对原来很不满意。再有是电的质量，李政贵老人对原来也很不满意：&就没个哈数。随时停。想停就停。&局长袁永录一脸忧虑之色。我们也忧心忡忡。大家没有更多地谈电力上的事。倒是袁局长向我们讲了农民为何卖牲口，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大旱，地里的夏粮秋粮如何，这不，他又给我们讲起了陇东的羊：&我们陇东的羊太野，品种改造不过来，非放养不可。圈起来，这些羊就和人得了神经病一样，乱得拿头乱羝乱撞，一群羊来回转圈，不是拧了麻花，就是转出漩涡来。它们只能放养，没有比陇东的羊更破坏生态的了。放羊人家，一家往往就是三五百只；加在一起又是多少？全放养在外，千万只羊把山体表皮上的草啃吃净了，连草根都要刨出来吃个净光。人们吹的&羊吃的是中草药&，其实是吸得土里的血。&他又讲：&羊的情况，已经坏透了，可是还得加上放羊汉。放羊汉是扛上镢头去弄柴火，只要是能烧的，统统都能给你挖出来。羊和放羊汉破坏生态，可跟在羊和放养汉后面的，还有大量挖药材的。不只是地上面，是地表层以下全没有了东西。&怎么办？我们问他。&让山自然恢复吧。&他无可奈何地说，&现在，农民们也弄明白了，就得支持封山禁牧。抢救家园，没有别的办法。& 可能是为了改善大家低落的情绪吧，袁永录局长竟将我们引入&一艘绿色孤舟&。&孤舟&为一现代农家院落。当我们迎住这四方大院，忽然出现的，便是与周边的旱情截然不同的两重天地：鲜花满园，瓜果飘香，水流潺潺，浓阴遮盖，凉风习习。难以置信。如梦似幻。我们确是来到茫茫荒旱地的一颗夜明珠当中。葡萄架下，站着主人蔡池；他身后，还有高大的花树，大大小小的盆栽；鲜花怒放，艳丽纷呈。而你胸中原本就足够复杂的感情，让这&绝无仅有&的&农家绿&弄得更加复杂异常。蔡家洼村民蔡池老先生，快70岁了；30年前，他就开始用电搞粮油加工，最爱和电力上的人打交道，交朋友；蔡家无疑是两期农网改造以及户户通电的受益者。老蔡就是庆城县整个农电发展的见证人。精神矍铄的老人说：以前的电，有一天没一天的。有时电停了，小麦还留在磨膛里出不来。刮风天、下雨天、下雪天，都不会有电。我们的电，原属小水电供应站。我咬牙用过1度电5块钱的电费。1998年2月开始搞一期农网改造，一开始我就受惠了：电费降下来了，电的质量提高了，电也很少停，不用把人家的麦子留在磨膛了。我们问，现在的电费是多少？蔡池老人说：和城里同网同价嘛。1度电4毛7分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我们问，磨坊还开吗？老人说：孩子和媳妇还在磨面。我们说：养花种草，安度晚年，多好埃老人没有应和，却说，现在，我用数码相机和电脑给人家照像。什么，有没有搞错？数码照像加电脑？袁永录局长除介绍他搞粮油加工，并未进一步介绍什么。我们吃惊不小：一个古稀之年的偏远山区农民，在家中摆务这么一套？当下，我们参观了他的电脑和附属设备。其中为照片压膜的塑封机和裁纸机，还是质地上乘的外国货。我们信了。这下来他为我们拍照，拿了数码相机，和我们到了院里。省公司的唐文、庆阳公司的副总何希庆、庆城局的袁永录，还有庆阳的张宁、张国庆再加我们，一共7人，我们在贴了白瓷砖的房前站成一排，老人看看，很内行地按下了快门。大家跟他回屋，看他进行电脑操作。这个山地里的智慧型农民，弄起这一套来，完全熟门熟路，根本不费劲儿。前后几分钟，7张8寸彩照打出来，裁好，烫上了塑封。这边干活儿的过程中，他还把事情讲了个清：先前，我和老伴去庆城在人家那里照，二寸，4张，是18块；又打了6张8寸照，花了240块。对我们农村人，这就是钱埃还有吃饭和来回路费。等着取照片的时候，我就问人家，这电脑照像难不难？人家说，少说也得有个中专文化水平。我看他点来点去，并不太难嘛。一回来，我打电话问我在庆阳工作的弟弟。我弟弟说，很简单，你要买呀？我说，你帮我买吧。第三天，我弟弟倒给我拉回来了。没费几天工夫，咱这小学生，全拿下来了。这下，我就请乡亲来照了。乡亲们都很喜欢。收费，也只有城里的三分之一。对我来说够本就行；年纪大了，解个心焦。我不满意的，是墨盒太贵，火柴盒大个东西，400块钱，还很不耐用。我们接过8寸大的照片时，还是半带疑惑地问了他一句：玩电脑，不容易吧？老蔡池答非所问，我原来开过拖拉机呀。尽管电脑和拖拉机相去甚远，但我们还是领会了这句话其中的含义。冰天雪地，月黑风高，拖拉机坏到路上，老蔡手拿活口搬，口噙手电筒，平躺在雪地上，在拖拉机的底部找毛病，修车，费的是何等气力，动的是多大脑筋。我们把照片看了又看，非常爱惜地收了起来。老蔡池这家院，确乎如梦似幻，甚至是一贴迷药，让你暂且忘了外面也就一墙之隔的衮衮荒旱。转进隔壁：蔡池老伴，正在用电视机打游戏。她更像城市退休了的老干部，肤色白皙，穿着讲究；站起来笑吟吟地和我们寒暄了几句。她打的游戏竟是玛丽医生。梳妆台上，挂有老两口的金婚照，她穿了婚纱，戴了花；老蔡池竟穿了一套燕尾服。推开后院门，是一个丰收在望的苹果园。显然，这地里哪棵苹果树下，有一眼机井。它才是这如梦似幻的院子的根本。老蔡池，智慧而勤劳的陇东农人，在这荒旱无边中，首先把自己的家送到一叶&绿色孤舟&上，变成这一带绝无仅有的一颗夜明珠。多像新农村的一个&样板间&。庆阳公司农电部的张宁女士，热情大方，满面春风，她和我们一道走了旱灾严重的庆城和环县。张宁在庆阳市农电上多年，是工作极出色的老同志，途中我们想访访她，可刚和她一说，她便推托掉了：&没有什么，都是正常工作，加班加点，早完任务。在我们农电上，根本就不算啥。&张宁倒是给我们荐了个人，是庆城县局的农电工孙晓华，一位年轻女士，庆城县局的袁永录也说，局里的工作，一刻也离不开孙晓华，预算，决算；材料，计划；电脑，绘图&&我们都把她当成了&神机妙算&呢。日晚，在庆城县一家宾馆，我们采访了这位农电工。带她过来的，还真是张宁和袁永录。因我们已得知晓华的一些情况，待她一落座，我们便问：&孩子多大啦？&晓华答：&8个月了。&&6个月上断的奶？&&是。&&你们这儿孩子奶到多大？&晓华答：&一两岁吧。&这是开场白。采访当中，晓华本人并没讲多少。更多的，反是张宁和袁永录&&她的老大姐和一位叔叔辈的老局长替她说了。晓华吧，虽说已有了孩子，可还像个文静、害羞的大姑娘，若不是张宁和袁永录带她到这里，打死她也不会来。这是她平生第一次接受采访，所以在我们面前，显得很不自在。2001年晓华刚上班，便赶上了农网改造。聪颖的女孩子，很快通过自学，拿下了电脑的大活儿&&起先晓华是一个打字员。局里这方面人才匮乏，晓华派上了大用。晓华怀孩子，肚子挺得最大的时候，赶上二期农网改造决算。决算要集中到庆阳市。袁永录局长想找个人把她替换下来，也找不出个人来。可市里调各县局突击搞决算，任务太重，活太多，每天中午不休息，晚上加班到凌晨两三点，这对于一个快到预产期的孕妇来说，不光疲累至极，还存有危险。集体决算场地和她们的住所又不在一块儿，两边楼上：一边是高高的五层办公楼；一边为要人命的七楼。怀胎九月，挺着那么大的大肚子加班加点之外，还得在两边高楼的楼梯上爬来爬去，晓华确乎感到苦辛万分。晓华的腿脚肿得像吹满气的塑料袋，拖在楼梯上，又似灌了铅，绑了沙袋。晓华吩咐自己：坚持住，不可误了省市县三级的大事；预产期不到呢，预产期不到呢；决算都进行一半啦，决算就快要完啦。最终，决算真要完了的那天凌晨两点，晓华累得羊水破了，一时间，她的裤头全湿了。晓华的孩子，早产了一个月。晓华正在奶孩子时，庆城县户户通电工程开始了。晓华又必须前往兰州做省概算，报批。一个年轻的母亲，有乳，却无法再给6个月个大的孩子哺乳，家里的婴儿断奶了。但晓华的乳汁异常丰沛，来兰州的路上胸脯开始胀，一到了兰州就开始疼，别说不敢碰，连挨都不能挨，不仅是内衣湿了，连外衣也湿了。接下来，一日近20小时的工作开始了；回奶药也吃了；可奶仍胀着，疼着，看着床不能睡，只能跪在床上。没办法，咬着牙挤扔，继续吃回奶药。可是，晓华又恶心得不能吃饭，嘴上干得全是血痂子。这样，女农电工孙晓华为户户通电，给6个月的孩子断了奶。农电工孙晓华在庆城县电业局上班七载，几乎没有节假日，还得经常加班。她搞对象的时候，当时的男朋友便非常不理解，她这样拼命，究竟图了什么。现在，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她的工作更加繁忙，可每个月只能挣到360元钱。还有，她已婚，倘使局里真有一两个转正指标，已婚者又往往被排除在外，不再作考虑。袁永录局长十分感慨地告诉我们：晓华55岁的父亲孙积礼，就是一位老农电，一位老施工队长。退休后反聘在网改办搞测量。晓华母亲李春霞，竟也是搞小水电的。可谓&电力之家&。袁永录说，老孙的传家宝就是好品德；老人们谈起孙积礼，没个不竖大拇指的：技术精良，工艺高超；任劳任怨。直接影响到晓华这第二代身上了。
我听过两任总理&&朱镕基和温家宝面对全国作家代表讲话时讲到他们年轻时曾经都有自己的&作家梦&。从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便知他也非常熟悉和热爱文学。其实，文学对每一个有理想和梦想的人来说，它都可能是我们年轻时的&恋人&。有人与这个&恋人&结婚了，便成了作家，没有与其&结婚&的人，有可能成了另一个职业的历史性人物。年轻时我们都一样，我们都如此热爱文学&&似乎是很遥远的事，但似乎又像昨天由自己编织的一次次憧憬的梦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现在拥有这么巨大而宽宏的书的世界和像雨一样多的媒介，我们有的只是早出晚归的&造反有理&、&打倒！打倒！&的恐怖岁月。真羡慕今天的人，又真憎恨今天的人&&因为现在许多人躺在书海里却不知何处是知识，不懂得如何放下躁动的心，去静静地挑几本有用的书慢慢地、细细地将它读完&&我们那个时候并非如此，然而我们那个时候却异常珍惜每一次阅读、每一本书，甚至会对每一次阅读都要用最廉价的方式和最原始的手段，一一地记下阅读的心得和体会，或者写上几段深情的文字。那时的我们每一次阅读都会像饱餐了一顿山珍海味，于是如果有了第一次梦想便紧接着第二次的梦想&&我记得自己第一次看一本厚厚的苏联小说纯粹是个偶然的机会：小学暑假时没有地方可去，便到了亲戚家瞎转悠。也就在这无聊的转悠间，我看到了一本没头没尾的厚书。书的前面少了十几页，估计是被之前看的人撕掉了，或者是被人当作&毒草&给&锄&了一遍。书的后面也被人这样&锄&了一遍，所以它成了没人关注的&垃圾&扔在大家不注意的地方。而我把它捡起来后，就再也没有放下，一直到读完，读完后又悄悄地藏了几天，最后不敢藏了，又把它悄悄地放回亲戚家。那个时候，藏&毒草&是有罪的，也会让人觉得很可怕，因为大人们告诫我们：凡是&毒草&，就会影响&身心&，我们是&革命的接班人&，任何&毒草&都不能沾边。但这本&毒草&却早已&毒&到了我的心灵深处&&事实上我内心则像着了谜一般被书中的故事吸引着、感动着，并且从此将书中的主人公模仿了一辈子。书中的那个人的名字我也记了一辈子，他就是保尔&柯察金。我之所以热爱和崇拜保尔，是因为他是一个穷苦人家出生的革命者，他有与冬妮娅的初恋，他有少年时拿枪战斗的惊险经历，他还有青春时修铁路和与白匪搏杀的战斗，及同女友丽达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炽热爱情&&最重要的是他后来成了&钢铁战士&和作家。这些都让我迷恋，都让我崇拜，都让我向往，都让我刻意朝着他的人生轨迹奋斗着、模仿着，一直到现在。他的一段话，当时我和许多人都能倒背如流，这段话也曾鼓舞了无数其他的中国青年。保尔的这段话这样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当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人类而斗争。人应当赶紧的充分的生活，因为意外的疾病和悲惨的事故随时可能结束他的生命。&保尔的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许多人没有在正式场合将它读出来，是因为他不像前面的话高亢和革命性。当我能背读这段话和书中许多情节后，居然仍不知道读过的本书叫什么名。太巧合，后来又在另一个邻居家读到了保尔特别钟爱的一个革命者&牛虻&的《牛虻》小说。这种巧合，我想肯定是我这辈子的一种&宿命&&&让我与文学有关，干一辈子文学事。我许多次在给今天的文学朋友讲课时谈到自己童年时代的这段记忆和阅读经历。真的太宝贵、太影响我一生了！后来的阅读似乎就变得&方便&多了&&有心者总能成事。我开始注意，每每&破四旧、立四新&的行动中，总能从&造反派&的身后，及他们行将烧毁的书堆里发现几本&毒草&，有的是&大毒草&。那时我记得有两本&大毒草&是绝对不能碰的，它们是《欧阳海之歌》和《青春之歌》。少年时的逆反心理就这么强烈，你越不让的我们就越要去&试试&。于是&欧阳海&和&林道静&这两个名字便这样烙在我的心中。他们跟保尔不太一样，但我却能从书中发现他们也很崇拜保尔或保尔式的&战斗生活&。为了两本书，我还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挨打：父亲是个小官，小官在&文革&中也必须是被打倒的&走资派&，因为造反派们说他的&主子&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带头揭发和批斗父亲的恰恰是父亲一手提拔的人，父亲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那个人就住在我家旁边&&很长很长时候，我一直认为这样的人是世界上最可恨的人。后来发现在中国历朝历代社会里，这样的人其实很多，今天也是如此。同一个单位的人，你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他，他会一辈子针尖对麦芒地磕着你，好像他不是妈肚子里生出来的王八羔一样，没有半点人性。这样的人最终会有报应。父亲被打倒，接下来的事就是我们家时刻面临被&抄家&的恐惧。这是我在十来岁时经受的最恐怖的事，至今不能释怀&&因为不知哪天突然有人会举着铁棍和红缨枪之类的造反武器，把你的家团团包围，然后一脚踏开大门，冲进来一顿翻箱倒柜，拿走和砸烂他们认为的一切&封资修&和一切&复辟&的所谓&罪证&。不到40来岁的父亲，脾气耿直，刀架在脖子上就是不认罪。这让可怜的母亲每天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那时我的妹妹才两三岁，姐姐早已不上学了，留我这&独生儿子&必须&好好保护&。母亲执意把我藏到亲戚家，可我不愿走&&因为我在家的一个旮旯里藏了我心爱的几本&毒草&。如何保存它们成了我的心病。突然我有了一个心计：我发现母亲整天想着如何偷藏她从娘家带来的那些嫁妆和几段&洋布&&&我想唯一能够&安全&的就是将我的那些&毒草&夹藏于母亲的那些&宝贝&之中。哈，居然成功了！一天，我发现母亲在黄昏时借着月光把她的那些&宝贝&藏进了只有我们家人才能找得到的那口枯井之中。母亲真是聪明，而我想她也是急中生智的无奈之计吧。那个时候，如果一旦被造反派们查出，肯定罪加一等。后来这两本&毒草&成了我童年时最亲密的&伙伴&，一直陪伴到中学时代。我的初中和高中阶段读了五年书，那时学制时间常常被改变。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在&文革&后期的1972年、1973年时，各地出现了一股被后来称之为&修正主义回潮&的时光。何为&修正主义回潮&？实际上是教育部门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开始恢复课堂正常读书的秩序，也重新有了考试等基本的教学形式。这应该说是&文革&中唯一的一段比较好的教育新秩序。记得我们升高中时的考试，不仅严格，而且考场上用的是&ABCD&卷，就是前后两排4个考生的卷子完全不同，相互之间别想偷看，偷看了也没用，卷子都不一样。可想而知，这种考试有多严。这也就造成了后来出现了张铁生的&白卷英雄&一说。我的初中和高中老师，都是上海来的，初中的班主任姓夏，是位很严厉的女教师。高中的班主任也是上海人，是一位从南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在&文革&中落难到了我这家乡，并成了我们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他叫张伟江，后来是上海市教委主任，我们至今常见面。张老师是个标准的教书匠，没有脾气，为人极好，只知教书，不闻政治，所以在他的教育下，我们的高中阶段完全没有荒废，学到不少知识。另一位老师叫符鲁元，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是他让我对文学产生了一生的兴趣和追求。语文老师符鲁元先生是同学们最喜欢的老师。他到课堂，基本上不讲课文，讲的尽是历史上的故事和传说，滔滔不绝，古今中外，似乎他无所不知，这让我们每每渴望和期待听他的课。我原本的一点文学爱好在符老师那里得到了&裂变&&&符老师注重我们学生的读书，并且经常出题目让我们练作文。有一次，苏州地区按照上面的要求，对我们这些中学生进行&摸底考试&，全苏州的同年级作文题目是统一的，最后考试成绩出来，我得了84分。这个分数不是很高，但绝大多数同学最多只能得五六十分，相当多的人则不及极。记得考试成绩出来后的那天符老师见了我后，脸上特别灿烂，他眯着眼告诉我：你是全苏州摸底考试作文最好的一个。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的成绩也就84分。后来慢慢明白了，所有的人都是低分，我这84分就是&状元&了。这一次高分给我的激励是空前的、一生的。从此我便有了更多的&作家梦&&&&文革&依然在进行之中。&白卷英雄&出来后，学校再度陷入无政府状态，整天&批林批孔&。我的&作家梦&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打击。不过还有机会&&其实任何时候，你只要有恒心，人生的目标总是离你越近。那时我们江苏的新华日报上每月有两期副刊版，那上面有许多散文、诗歌、短小说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成了我相当一段时间的&文学导师&。煤油灯下，我把每一期的新华日报副刊版文章都要剪下来，钉成一本又一本的&文学作品集&，供自己学习，也作为自己练习写作的&参考书&。那种学习是精细和认真的，会对每一篇自己感兴趣的作品都会反复细嚼细品。1974年夏季高中毕业至1975年冬天的日子，是我一生最艰难的岁月。与农民们或在40多度的高温下、或在零下十几度的冰水里干活，我们时而在农田水利的战场，时而在&双季稻&的收割现场，时而又在江河滩上的拉纤路上&&那种苦，不是一般人所能扛得住的。&劳动少年&时所经历的那一幕幕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一辈子都不会忘却。现在有些知青一说插队如何如何的苦，比起我们吃过的苦，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天壤之别。我一直认为，至今还没有看到一部反映&回乡知青&的小说和纪实作品，这才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真正缺失。因为在那个时代，真正受到大苦大难的是我这样的&回乡知青&。下乡知青是&飞鸽&，随时可能飞走了，而我们&回乡知青&的命根就像石板一样针在那里，无处可逃，再苦、再绝望，也只能忍着，即便身子骨被大山压垮、粉碎，也还得在泥土里留下一个影子。多少年后，我跟朋友们说：南方农民们所干的活没有一样不会干，而且样样干得不错，尤其是插秧，我是绝对的&快手&，一天插秧能挣30多个工分。而且我还当过纤夫。朋友们听后嘲笑我是&吹牛&。我只能无语，心想：这还用&吹牛&吗？拉出来试试就知道。不过再苦的时候，我们还有甜美的事，这就是&文学&。苦难的时候，历史上许多大作家们完成了自己的经典之作。苦难的时候，对文学爱好者来说，完成的是对自己人生的丰富性和意志锤炼过程。大概我们属于后一种。莫言兄曾经也跟我说过他类似的少年时代的&文学梦想&：几个有些头脑的年轻人，通过写黑板报，练就了一点儿&文学修养&，于是便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在当代中国文坛上，诸如我这个年龄的作家中，有一批文学人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至今仍然记得：我们同乡的几位年龄相仿的&文友&们聚集在一个农村生产队的仓库内，晚上睡在稻草铺上，白天和黄昏则乐此不疲地进行文学创作&&只有一个星期时间，且是冬季农闲时节，否则也不可能有这么长的时间让我们几个&农村精英&能聚集在一起。要知道，那时外面&批林批孔&的风正吹得紧着呢！很好笑，我们几个文学痴迷者，竟然借着&批林批孔&的学习班时间，埋头在煤油灯下进行文学创作。我记得除我之外，还有一位叫姚坤元和一位姓龚的女孩子，其他人记不住了，共七个人。后来乡友都干什么去了，一点不清楚。只有姚坤元先生一直跟我有联系，这位文学痴情者其实比我有才情。1975年底我当兵离开家乡后，坤元兄一直继续做着他的&文学梦&。可&文学梦&不能当饭吃，于是姚坤元当了漆匠，之后又开红木家具工厂，生意做得不小，在苏沪一带颇有名气。尽管如此，坤元兄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创作，现今时常在我的手机里能收到他的&文学段子&&&他的段子后面一般都会注明&原创&（每每看到这二个字，我就会心头发笑）。上面这些都是发生在&文革&时期，发生在我十七八岁之前的故事。然而，我真正的&文学课&是从进入部队开始的。那应该在1975年底之后的四五年间，那时我们的国家正是结束&文革&的前后几年，尤其是1976年之后的那段时光，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令我最难忘的是我和一位战友褚勇军（他是我的领导，部队新闻干事）多年一起读书、写作的岁月。褚勇军父亲是部队一野战医院的政委。褚爱好文学、喜欢读书，尤其爱好古典文学。我受褚的影响很深，而且因为我们的共同爱好，才有了几年时间踏踏实实的&文学补课&。这一段时光，极其可贵，收获匪浅。我和褚勇军成了那个时候的最好战友，只要一有时间，我们就跑到当地的一家新华书店去买书。那书店距我们部队驻地有十来里路，当时书店进书非常少，尤其是中外名著，不是每天都有进货，通常一周才会有一批新书到店，而且每个人只能买一两本。问题是，书店每次进货也只有几十本书，所以购书人需要排队，即使排队者也未必就能买到。为这，我和褚勇军战友可就苦透了。为了能够买到书，我们必须早早地出发，争取在书店开门之前排队在最前面，否则就前功尽弃。哪知我们认为去的很早&&早晨四五点钟就出发，可到书店一看，人家买书的队伍早已像长龙般地延伸到大马路上&&那个时候，人们对知识的渴求，真是令人感叹。于是我和褚勇军后来只好改成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从部队驻地出发，跑步赶到书店。这样我们就会总是当排队的&第一名&。可这&第一名&是多么不容易，你得在寒冷的露天呆上六七个小时&&书店是八点半才开门。这六七个小时里，我和褚勇军只能裹着军大衣或静坐在书店前门的石条上，或在书店前的马路上小跑步。尽管如此，我们从来没有感到何为苦，相反每次等到捧得一两本新书回到部队后，总是无比满足和幸福。如此一两年下来，我宿舍里放满了一本本中外名著，它们是英国作家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萨克雷的《名利场》、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和法国作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小仲马的《茶花女》、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司汤达的《红与黑》，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俄罗斯作家肖洛霍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高尔基的《母亲》、《我的大学》、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及中国古典名著《唐诗三百首》、《宋词选》&&那个时候，我和褚勇军通常还不能同时买到同一本书，所以只好经常交换着看。他是一个唐诗宋词迷，每天早晨带着书跑到部队营房后面的山坡上背诗吟词。他告诉我，他一天背两至三首，准备用一年时间把千首唐诗宋词中的经典作品全部背下来。我很佩服和崇拜我的这位年轻首长，便跟着他，每一周总有三五天时间跑到营房后面的山坡上背诗诵词。我记得自己的记录是背过一百多首唐诗宋词，而褚勇军则能背近300首。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除了莎翁的经典剧本名篇外，尤其喜欢他的十四行诗作。对宋词和格律诗我也很钟爱，曾经一段时间在给恋爱对象写信时总会&赋诗&一首或赠词一篇。在买书十分困难的岁月里，我和战友几乎买到了我们想要的全部的中外经典著作，这是一件至今令我依然骄傲的&成就&。后来我有三大箱图书，并跟随我转辗东西南北近十年，一直到从部队转业时，我5个箱子的&家当&中有4箱是书&&还有特有趣的事：1983年末，我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北京军区某部回到北京，调武警部队工作。在内蒙那个部队时，条件十分艰苦，我记得刚到呼市时，冰天雪地，早上出操，一会儿冰茬就在嘴边结起。尽管如此，初来乍到北方，这对我一个南方人来说，异常兴奋。清楚地记得，我到呼和浩特当天晚上，与老战友白绍华（我们原来都在基建工程兵当新闻干事），听他讲述他们部队在沙漠里寻找战备地下水的故事，感动得我一夜未合眼，到呼和浩特的第一个星期就写了篇《大漠觅泉人》，稿子发给当时的《新观察》，很快发表了。此文后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35周年优秀征文&一等奖，奖品是一条毛毯。北国冬天虽然寒冷，但那条&文学毛毯&令我心窝温暖无比。北国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我所在部队有个图书室，由政治部负责。一名宣传干事负责买书和管理。由于我是北京调过去的，家不在呼和浩特，平时就住在办公室。战友们一到星期天就回家了，我光棍一人就是读书写稿，好像那时连电视都没有。孤独对不爱学习者来说是孤独，而对喜欢阅读的人从来不会有孤独。在我不停借书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书总不够看，借了一本没两天又得换书看。偏偏那个管书的干事又常不在班上，尤其是到了星期天、节假日，没书看的我就感到内心紧张和焦虑，于是到处寻找好书看&&当然最好进那个放图书的屋子里去。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原来那个放书的屋子的门，只要使劲一推，就能轻易而入。哈哈，我对自己的这一发现偷着乐。从此以后，我的看书就不再受局限。但有时看完一本好书后就极不愿意放回原处，所以渐渐我的放衣服的木柜里变成了满满当当的书箱&&坦白说：谁也没有发现。但后来坏事了：在我离开呼和浩特调回北京时，人到了火车站，却突然被赶来的政治部的同事叫住了，说&何干事你暂时不能走&。我不知何故，看对方神色很严肃，似乎有什么重要事情跟我有关。大概相持了一段时间后，我的另一位战友（好朋友、姓薛）赶过来，对那个干事说：没事了，你回去吧！我的战友送我上了火车。我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但从战友们的表情看得出，问题似乎还有些严重。后来等我到了北京若干天后，我的好战友悄悄写信告诉我，说有人发现我&借&了不少书而没有还，当时他们想追回并准备给我个难堪，是我的这位好战友帮忙化解了，说人家不就是因为喜欢文学才拿走了几本书而已，何必大惊小怪嘛！哈哈哈，我听后又是好笑又是脸红&&自已给自己解围道：至于这样爱文学嘛！年轻时，我们如此热爱文学。文学又让我们不知好与坏、不知错与对，而更让我们明白了读书和品味书中的知识与人生经验是何等的重要！其实，年轻的一些习惯和爱好会延续一生。今天仍然会自觉不自觉地延续下来。比如现在，自己写的书也多了，但丝毫不会因此而忽略好书和必读的书的阅读。有时连自己都会吃惊：如像前年写作《忠诚与背叛》一书，当新书出版后，重新整理为创作此书时的参阅图书，竟然一数有近百本之多！前些日子看到有人读了一个大学，便攻击和嘲笑我们那个年代因&文革&而失去读书机会的人&读书极少&，他哪里知道，课堂上的知识和学校里所读的几本书，在人的一生中只能算作人活在世上一辈子中喝的&第一口水&而已。靠喝了&第一口水&就显耀自己，未免太可笑了。人活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这是周恩来总理留下我们的一个诤言。如今有一个问题，我想问自己，也想问大家：如今到处书山书海，我们为什么不再把书当成&宝贝&？如今我们从事职业文学，又为什么许多人并不把文学当作一种神圣，这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倒退？
我们做好每一件工作，办好每一件事，不是为了表功摆好，也不是向某个人负责，而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
&&司马益&牙生诺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届常委会主席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人们很怀念他，说他是&人民的真公仆，行为的铁典范&。的确如此，他一生爱党爱国，忠心耿耿，坚持原则，重视民族团结，对人一视同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了最高位置，把个人的架子放到了最低位置，&俯首甘为儒子牛&， 无私奉献，清正廉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来不做表面文章，是个实干家，说到的就要去想办法做到做好，不骄不躁，虚心学习，追根问底，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疑点，认真负责，为人谦虚，可敬又可亲，平易近人，慎独，慎微，慎初，表里如一，始终如一。不幸中的万幸1916年11月，司马益&牙生诺夫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诞生在新疆的玛纳斯县。不幸的是，命运之神并没有特别地眷顾这个维吾尔族男婴，相反，还给他带来了一连串的灾难。母亲生下他后就撒手人寰啦，后来，他的父亲也不幸离开了人世。就这样，只有两三岁的他就成了孤儿。是他的伯伯把他和他的两个姐姐带到了现在的阿图什市松它克乡夏马力村委会下辖的吾斯塘博依村抚养成人的。他从1925年开始就在当地的公共宗教学校里上学读书，并同时参加家庭和阿图什格达良村的各类农业生产劳动，直到1934年4月。1934年5月，他跟伊布拉音&吐尔逊等十几个人一起去迪化市（现在的乌鲁木齐市）参加被隆康廷开设的农业培训班（学堂），成了当时当地去迪化市学习这方面知识的第一批学生。但由于他们在途经阿克苏和库尔勒两个地方时耽误了一些时间，直到这年的12月份才到达迪化市。1935年1月，他开始参加这个培训班学习。授课老师都是从前苏联来的俄罗斯族教师，其中有两名老师精通乌兹别克语，但他们还是用俄语授课，并由翻译进行同步翻译。另外，几门理科由名字叫阿布都热合曼的先生（维吾尔启蒙联合会主管人）和艾力先生（塔塔尔族，当时有名的知识分子）两人讲授。1935年11月，培训班结束后，有一部分学生直接参加了工作，还有一部分学生跟着第二批赴前苏联留学学习农业知识的学生去了前苏联，司马益&牙生诺夫也随着这批学生去了前苏联。他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了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乌孜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农学院林学系学习林学。正当司马益&牙生诺夫在前苏联学习的时候，抚养他长大成人的伯伯牙生先生于1937年从阿图什来到了新疆的北疆，开始在阿勒泰，后在塔城、乌苏、伊犁一带经商。当时，虽然牙生先生在北疆没有自己的宅院和土地，但在起初的几年里生活还是比较好的。从1940年开始，生活就有所下降了，但总体上来说生活还算过得去。1938年，还是一名留学生的司马益&牙生诺夫在这一年的暑假，还专门回了一趟迪化市。1941年9月，他在撒马尔罕农学院毕业了。这一年的11月，他回到了祖国来到了迪化市。经过多方联系后，他来到了旧政府的建设厅开始上班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来自前苏联并在这里工作的一位林业专家（当时，在迪化工作的外籍专家非常多，光在建设厅内农业专家就有8至10人）。当这位专家得知司马益&牙生诺夫所学的专业与自己的专业一样时非常高兴，很愿意为司马益&牙生诺夫能做点什么。于是，这位专家就介绍司马益&牙生诺夫到了始建于1933年占地150余亩的迪化市六道湾苗圃（现在的新疆林业科学院）工作，让其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这个苗圃也的确缺少专业人才，就邀请司马益&牙生诺夫担任了这里的林业技术员，从事苗木培育。他在这里工作很买力，干好了自己分内的工作，还亲手栽植了许多树木。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他很快把书本上学得的理论知识灵活地运用到了实际工作中，并见了成效。他也因此由技术员升为技师。他和林业专家阿巴斯&色依提一起为六道湾苗圃的创建做出了突出贡献。1944年8月-1945年5月，为了躲避可能被国民党警察怀疑为曾经留学过前苏联而会无端遭逮捕的风险，他借故请了长假离开了迪化市，几经辗转后来到了焉耆。在这里，他正赶上焉耆农林场在建立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苗圃。于是，他就应邀在这里当了几个月的技术员，全程参与指导了这里的苗圃建设工作中的选地、种植、接苗等工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1945年5月，他回到了迪化市的六道湾苗圃继续担任技师，后又担任了工程师。日-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同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为首的三区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在迪化市举行了和平谈判，签订了和平条款。这个时期，三区革命对司马益&牙生诺夫产生了重大影响。1946年，在六道湾苗圃改为农林试验站时，司马益&牙生诺夫就担任了该站站长。1947年7月，司马益&牙生诺夫来到了伊犁，在伊犁学堂（即现在的伊犁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担任老师。后来，学校领导人赛福鼎&艾则孜传达了三区革命领导人艾合买提江&哈斯木的指示，将学堂改为&新疆中级专家培训学院&。司马益&牙生诺夫在这个学院里担任了高级班的教务主任。他在这所学校工作期间工作非常努力，并向前来视察工作的艾合买提江&哈斯木提出了一些有利于改善办学条件的建议和意见，得到了艾合买提江&哈斯木的重视和支持，促进了该校工作的全面发展。在他参加三区革命后，就坚决地站在了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巴索夫等三区革命领导人一边，与一切分裂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挫败了那些分裂分子企图把新疆从祖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的阴谋，也同时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了不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了新疆的第一批党员新中国成立前夕，新疆和平解放了。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三区方面积极配合进军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夹击之势，大大加快了新疆和平解放的进程，立下了大功；在此之前，为实现民主解放，三区方面与旧政府和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此，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三区革命的积极作用和重大贡献，肯定三区革命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随着全国的解放，党中央、毛主席在着手解决新疆问题时，把在新疆建立党组织和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党中央指出，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培养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少数民族干部，应该尽快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并吸引他们参加领导工作。针对当时的新疆情况，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王震同志向党中央提出了&不要候补期，入党后就可以参加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当委员&的破格入党和重用的办法。这一意见也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日，党中央对在新疆建立党组织做出重要指示，对新疆建党的条件、步骤和方法等问题都进行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指示要求王震和新疆分局先选择10个新疆本地的先进分子，包括汉族在内，但多数应该是维吾尔族及其它民族中的先进分子，由你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要候补期。以后分批介绍若干人，再任命他们和你们外来的党员一起分别到各个地方，去建立那里党的组织，即由他们介绍那里的先进分子入党，成立党支部以及县委、区委等。日，王震和邓力群介绍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王震和徐立清介绍包尔汉&沙赫德拉（维吾尔族），徐立清和邓立群介绍陈锡华（汉族）、赵德林（锡伯族），张希钦（时任新疆军区参谋长）和辛兰亭（时任新疆省副省长）介绍司马益&牙生诺夫（维吾尔族），其他分局委员分工介绍其他一些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司马益&牙生诺夫和其他14位来自不同工作岗位、讲着不同语言的人聚集到新疆分局所在地迪化市新疆分局办公大楼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他们是赛福鼎&艾则孜、包尔汉&沙赫德拉、陈锡华、赵德林、舒慕同（锡伯族）、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塔塔尔族）、阿不都热合满&穆义提（维吾尔族）、阿不都拉&扎克洛夫（维吾尔族）、安尼瓦尔&汗巴巴(乌孜别克族)、安尼瓦尔&贾库林（哈萨克族）、司马益&牙生诺夫、达夏甫（蒙古族）、伊不拉音&吐尔地（维吾尔族）、乌依古尔&沙依然（维吾尔族）、阿不力米提&马克苏托夫（维吾尔族）。他们面对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地举起了自己的右手。仪式由徐立清同志主持，王震代表新疆分局党委讲了话。他说：&我代表分局对同志们的入党表示热烈欢迎，并祝贺同志们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本地各民族中发展的第一批党员，由新疆分局直接吸收、没有候补期。他们的入党，显示了我们党的壮大与发展，显示了我们党与新疆各少数民族的血肉关系，显示了各少数民族革命事业的重要发展。他们宛如一颗颗撒在新疆大地上的火种，燃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火焰，开创了新疆建党工作的新局面。他们入党后，党组织及时对他们进行了培养教育，上党课，讲授党的基本理论和纪律，传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用党性原则要求每一个人。通过培训学习，大家的心里都明亮了，司马益&牙生诺夫更是感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共产主义事业不仅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事业，更是中华民族的宏伟大业。他决心跟着中国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让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政治上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心情舒畅，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全面发展，按需分配。走向新时代，担任新工作毛主席在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950年代初，新疆分局和各区党委、地委对三区革命干部进行了短期培训，入党以后的司马益&牙生诺夫也参加了这次培训。他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尤其是党的民族政策，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胸怀宽阔，眼界高远，明确了自己的理想，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是党的人了，就要听党的话，照党的指示办事，一切行动听党指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新疆这个多民族的特殊地方，就要重视民族团结，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把各民族中的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之中真正解放出来，让大家都真正站立起来，扬眉吐气，过上真正人的生活，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12月-1954年2月，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在新疆分局的安排下担任了新疆省农业厅副厅长（厅长是涂治）、农业厅党分组书记。1951年8月-1954年8月，他主要在吐鲁番、和田等地参加减租反霸、土改等工作，先后担任副组长和队长等职务。在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中，他在解放军工作队同志的帮助下进步非常快，很快就成了工作骨干。下乡之初，他参与制订了培养本地民族干部的计划，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常学习党的政策，研究讨论工作方法。在各项工作中，他都要积极和军队干部进行商量研究，从这些军队干部的身上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由于他通晓维语、熟悉情况、与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有利条件，在开展这些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期间，他的工作积极性很高，所到之处他总是要主动去做当地民族干部的工作，让这些民族干部在当地的各项工作中发挥尽量大的积极作用。渐渐地，一些重要的群众会议、斗争大会，都要由他来主持，专题报告和工作总结也要由他去做。军队干部也很好，如果发现他在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出现了什么问题，总是要耐心地帮助他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并帮助他解决好遇到的问题。那时候，全新疆十分落后，通往全疆各地的路都是土路。有路走还算是好的，许多地方根本就无路可走。且不说开辟道路的艰辛，就说走在土路上的情景吧。新疆少雨，土路上经过长时间的车碾马踏就形成了足有半尺深的一层虚土。每逢车马经过，特别是多辆车马经过时，尘土飞扬，抬头不见天日，伸手不见五指，人与人咫尺之间难以呼应。尘埃落定后，路边的行人，都变成了&土人&。土是什么颜色的，人就成了什么颜色。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就是在这样的道路上一直奔跑着。那时候，沙尘暴也很多，遇上了简直就能要人命。即使不要命，也能让你剥层皮。他们经常就是冒着这样的风险去开展工作。那时候，全疆各地绝大多数地方没有旅店和饭店，所到之处就要与当地的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老百姓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时是义务劳动，吃了老百姓的，就要按照规定付费。老百姓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老百姓喝的是涝坝水，他们也得跟着喝涝坝水。有很多地方连涝坝水也喝不上，还必须得跑到远处去找水吃。太阳出来了，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劳苦大众都比较欢迎。减租反霸工作队进村时，是各村派比人还高的大轮马车到县城去接的。快到村口时，群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歌声、手鼓声、唢呐声、热瓦甫声、口号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场面十分热烈和感人。工作队进村后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召开群众大会，访贫问苦，说明来意，宣讲减租减息和反对恶霸的方针政策，直到老百姓都能听懂为止。他们就这样向每个地方的老百姓讲透了道理，做足了好事，老百姓才开始慢慢认识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给自己带来的希望&&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司马益&牙生诺夫和工作队的其他干部一样，向老百姓回答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帮助穷人翻身求解放的。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倒国民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在北京&&& 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在这些工作中得到了真正的锻炼和学习，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更自觉地服从党的领导，为党、为国、为人民努力工作，全力工作，好好工作，不计个人得失，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把党交给自己的各项工作都完成得很好。新岗位，新高度，新要求新疆农业区的土地改革完成后，政治、经济、文化事业有了相当的发展，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得到培养，维吾尔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已经完成，建立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省级自治区的条件业已成熟。因此，1955年1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发出《关于成立省级自治区的指示》，要求把建立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省级自治区，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对待。并指出：建立省级自治区的目的就是进一步提高各族人民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识和爱国主义觉悟，加强和巩固各民族间的信任和团结，进一步发挥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民族的积极性，促进各族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项事业的发展，逐步共同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党中央就新疆建立省级自治区的原则、方针、步骤作出了明确的指示。中央指出，在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强调爱国主义教育，这在新疆有更为重大的实际意义；必须坚持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原则，要通过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更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合作。1955年4月，中共中央复电新疆分局，同意新疆建立省级民族区域自治的名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同时还指示：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务必深入进行教育工作，除继续防止和克服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外，亦须注意防止和克服维吾尔族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倾向。中央重申：维吾尔族是新疆地区的大民族，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后，应该更加注意照顾其他少数民族，以利进一步增加新疆各民族的团结，进一步发展新疆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议案，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并以原新疆省的行政区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政区域。至此，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准备工作就绪。日，新疆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时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在此之前，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是新疆分局党委常委兼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从这时开始，他就被任命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兼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56年6月过后，司马益&牙生诺夫当选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届党代会代表，并被任命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并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当时的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部管理着很多事情，如：农业、农垦、林业、水利、牧业、气象等。另外还有三个不同工作联系试点：第一个试点在吐鲁番（合作化、农业）；第二个试点在安宁渠（农业）；第三个试点在南山（干沟）（牧业）。司马益&牙生诺夫在农工部担任副部长和部长期间故事很多，限于知情者已经很少的原因（绝大多数知情者已经去世）以及查找资料的困难，笔者只能将现有采访到的部分资料整理出来，供广大读者朋友了解他在这一时期的一些情况。讲述人：贾炳国，当时是农村工作部的办公室主任。在农村工作部，我是主任，他（司马益&牙生诺夫）是部长，只要他不外出，我们接触得就比较多。司马益部长的汉话也讲得好。遇事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但我们从来没有时间闲聊。他很善于团结群众，平易近人，总是要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那时的农村工作部有两个副部长（吴鉴群、王德明）和四个处（一处分管国营农牧场，二处分管农业合作化，三处分管畜牧业，还有一个干部处），办公室副主任是王作之和白鑫铭。我到农村工作部时，他那时在部里。大问题处理不了啦，我们就去找他。如：干部调动、畜牧管理、公社管理等等，大家商量后请他定夺。他处理问题很认真，从来不马虎从事。讲述人：杨光升，当时是农工部三处的干事。我和他接触主要是在一起出差中。1957年11月，中央要召开一个全国牧区工作会议，其中一个议题就是谈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合作化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还有别的议题。新疆作为主要牧区（如：内蒙、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等省区）之一，还是个大牧区，也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司马益&牙生诺夫是新疆农村工作部部长，就带队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新疆领导还有时任自治区畜牧厅厅长吐尔逊&阿塔吾拉、时任阿勒泰县县委书记许继昌、时任乌洽县县委书记彭福录、时任伊犁农村工作部部长梁国晋和作为秘书的我。他们是坐飞机去北京的，我作为一般干部只能坐火车去北京。我们出发时离11月25日开会的时间只有四五天了，时间非常紧，就让我与大家一起先坐飞机到了甘肃酒泉，再从那里改乘火车（当时从内地开来的火车只通到酒泉），我于11月24日到达北京。第二天，会议在位于北京市复兴路的万寿宫如期举行。主持那次会议的是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外，还有苏联专家，会议开了大约五六个小时。新疆代表坐在了第一排。司马益&牙生诺夫在大会上作了口头发言，重点介绍了新疆乌洽县试办一个牧业合作社的情况。材料是我写的，因为试办这个牧业合作社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对这里的情况了解。材料写好后，我首先给他念材料，然后，司马益部长把这份材料看了许多遍。看得很认真，一字一句都不放过，不太明白的地方就要不耻下问，直到把问题都搞明白了才肯放下，他还提出了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他和往常一样没有搞特殊化，与我们吃住都在一起，甚至连开会时也坐在一起。我跟着他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常出差。党内大行调查研究之风，凡事都要先进行调查研究，摸清事物的来龙去脉。为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做到言之有物，司马益&牙生诺夫总是要不断地到全疆各地去跑，南疆、北疆、东疆，也就是全疆各地的各个县，他几乎都跑遍了。1960年，我们又一次下去，来到了南疆的阿克苏、乌什县等地查看当地的人民公社搞的公共食堂。我们去后总是要到生产队里与当地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天三顿都吃食堂，稀的多，干的少。他和大家一起喝稀糊糊，一起吃苞谷馕，有时候晚上能吃顿面条。他从来不多吃多占，生活十分简朴，对自己和我们都严格要求，只能比群众少吃，不能比群众多吃。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吃不好睡不好的现象时不时地总是要发生。有一次，我们在喀什的巴楚县图木舒克垦区进行调研，房间不能取暖，我们冻得缩成了一团，当了一夜&团长&。第二天要急着往400千米以外的阿克苏赶，早上来不及吃饭，就胡乱吃了些核桃等干果充饥，天还没有亮就得起床作准备。特别让人无法忘记的一次是，我们到塔城地区的托里县十月公社调研时遇到了暴风雪。这场风雪好大又好冷，人根本站不稳，在外面待上一会就可能会被冻死的。牛、羊、马、骆驼等也只能顺着风跑，只有碰到一个低洼的地方风稍微小了点才能停下来。我们这些人都被困到了一个土房子里不敢出去，只要一出去就会被吹跑的。还好，当时有当地的老乡和公社书记陪着我们。这风一直刮了一晚上，第二天才稍微小了一点。据不完全统计，那天晚上一下子就冻死了八九个人。遇到了这种情况，等风小下来人能走出之后，司马益&牙生诺夫就立即指示当地干部带领群众进行抗灾自救，他带着我们挨家挨户查看灾情，帮助老乡们解决实际困难，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还是在这片开阔的地方，有一年我们又来到了这里却意外地遇到了一只吃饱了羊的恶狼。这种情况之下，擅长打猎的司马益&牙生诺夫举起猎枪对准那只狼就开了一枪。没想到中了枪的那只恶狼傻跑了起来，我们追上去用车轮轧过去，那家伙肚子里的食物一下子就吐了出来。这只狼死到临头了还垂死挣扎，它不跑了，最后变得疯狂起来，大声吼叫着迎着我们的车子就扑了过来，并对着车灯就是一通乱抓，还真的抓坏了一只车灯。眼看着我们乘坐的小车子就要被狼抓坏了，我们都吓得要命，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却沉着冷静，他指挥着驾驶员开车把那只野狼轧在了车轮下，结束了它的性命。大家这才一下子松了一口气，算是躲过了这场灾难。当时，按牧区的规定，打死一只野狼是要奖励一只羊的。公社奖了一只羊，我们没有要，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说，就当和牧民们一起吃了一顿&手抓肉&。那时候，我们下乡所能走的路都是比较糟糕的，有时候没有路了就摸索着前进，一上一下的十分难走。车在路上跳动着，一路颠簸下来，真让人受不了。可是，有时候为了抢时间赶路，再苦也得跑。有一次，我们到阿勒泰调研后没顾得上休息还要往塔城赶。我们在塔城地区和丰县稍作休息后就直奔着塔城的方向出发了。塔城在和丰县城的西北方向，大约有200多千米。其间要走的道路不是戈壁滩就是一些土路，还要经过一片灌木林，准确地说，根本就没有像样的道路可走。为了能赶在国庆节前到达塔城，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告诉我们要在一天之内跑到塔城。就这样，再苦再累我们也都坚持着，硬是在很晚了才终于到达目的地&&塔城。我们都还年轻就受不了啦，不知道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无论干什么事情从来都很实在，既使在五七干校劳动时也一样。记得在1971年3月，我们在东泉五七干校参加劳动的时候，为了春天育树苗，就派我和他去昌吉砍树枝。我们到达目的地后吃住在一起，每天早上吃过饭后就去林场砍树枝，劳动量很大，中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我们从早上一直砍到中午，然后就把已经砍下来的树枝堆放好，吃过午饭后接着又干了起来，一直到晚上。他只管干活，什么话也不说，再说了我们都很累，谁也不想多说一句话。我怕他年龄大了干活太久吃不消，就建议他休息一会儿。他总是摆摆手表示不休息，继续又干了起来。我们砍了一堆又一堆树枝，有人就来拉走了。按说，我们在那里干活，也没人监督我们，累了休息休息还是可以的，可他硬是没有休息，我也跟着不休息。就这样，我们大干了四五天时间，砍足了育苗所需的树枝。讲述人：单尚志，当时是自治区农工部二处的干事。1959年冬天，我与雍生琪、白鑫铭三人陪同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到南疆搞调研，到了喀什地区的疏附县、莎车县、泽普县、叶城县、麦盖提县、巴楚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等县，一下子下去了三个月，春节是在喀什地委招待所过的。那时正值国家的三年自然灾害，困难非常大，到处都很缺吃的东西。我们的肚子好像从来就没有吃饱过，一直都感觉到很饿。尽管如此，在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的带领和要求下，一路上我们还是在非常认真地搞着调查研究，大约跑了五六千千米，步步都有成果，一步也没虚跑。最远处我们跑到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等好几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那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调查大跃进以后农民的贫困情况，农村的缺粮情况和生产情况。我们每天从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大家聚到一起后不是休息，而是继续工作，开讨论会，每个人都要汇报当天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有什么新的发现和收获。每次的会议开得既热烈又民主，大家积极发言，把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都和盘端出。当晚经过认真讨论后，理出条理，写成报告向自治区党委汇报。有一天，我们来到疏附县伯西克柒木公社调查，首先听到的是当地干部的汇报，尽是浮夸的。可实际情况是老百姓根本吃不饱肚子，缺粮非常严重。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就让这些干部如实汇报，不能光说好话，要好的坏的都如实说出来。随后，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就将这些情况写成材料向自治区党委如实作了汇报。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新疆的情况还算好一些，只有拜城县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全疆其它地方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那里调查时发现，那里征了过头粮，把征来的粮食都锁在了仓库里，老百姓手里根本没有什么粮食可吃。大家一天三顿都吃稀的，能吃到的比较耐饿的干东西就是苞米面馕啦。农村年人均只有300斤粮食（实际上包含着种子、饲料），大家很少能吃上白面，肉几乎没有。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据实向自治区党委作了汇报，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说了实话后会有什么麻烦事情找上门来的。我们在喀什开展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名随我们一起去的新疆日报社的民族记者在晚上看电影时被几名民族姑娘给骗了，结果自己的粮票、钱全部被席卷一空。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这位记者一顿。不过他还是以教育为主，批评这个小伙子不懂得社会的复杂性，太天真啦。事后，在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的倡导下，大家都把自己的粮票和钱挤出来一些帮助了这个小伙子。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还十分重视民族团结。春节期间，我们在喀什地委招待所过的年，他除了不忘向我们这些汉族同事祝贺新年外，还带着我们到喀什地委的大院子里给汉族同志拜年。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是一个象棋高手，闲时也喜欢下下棋；他也喜欢喝点酒，但不多喝，能把握得住，从来没有喝醉过。文革期间，1970年清队，我们大小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都被集中到了自治区党校进行清查。首先，要求我们每个人进行自查，自己先报自己的问题。接着，就是相互揭发，由于司马益&牙生诺夫是留过苏的，有人说他是苏联的间谍，言词很严厉，要求他交待自己是怎样加入苏联特务组织的，又是怎样做情报工作的。司马益&牙生诺夫坚持说，自己到苏联学习过是事实，但没有加入他们的特务组织，更没有给苏联驻新疆领事馆汇报过工作。他心里很坦然，自始至终都心平气和。那时候，正在打倒王恩茂同志，有人让他揭发王恩茂，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去凭空捏造，一直到底也没有乱说过，没有去说王恩茂的坏话。那次的学习班有1000多人参加，其中有12个人因受不了压力就自杀啦。可见那时的高压有多大。但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在这么强大的压力下，能坚持原则，不乱讲，不胡说，不害人，实属难能可贵。一年之后，我们这些保王恩茂的人都被弄到了呼图壁的东泉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农工部的人都被分到了四连，而那些造反派却没有去。他这个人不记仇，曾经说过他坏话的人，他也不去计较。他和大家一起劳动，只要有时间有机会，他还邀请大家到他的家里去喝茶。讲述人：雍生琪，当时是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干事。1956年6月，我调到了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部工作。不久，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就被任命为自治区党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也就在1956年，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因公接待外宾时，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造成腿骨骨折，在家休养。组织上考虑我懂维吾尔语，让我给他读文件和电报。其实，司马益同志的汉语水平并不低，相比之下，我的维吾尔语水平远不如他的汉语水平。但当我用维吾尔语读材料时，他很耐心地听，有时发现我读得很吃力时，他便让我用汉语读。发现我翻译得不准确时，他就耐心地指出来。我初次接触他时感到很拘束，很紧张，但他热情开朗、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快打消了我精神上的压力。从此，我们俩在工作中相处的机会更多了。他去北京、兰州等地开会也常带上我与他一起去，到新疆农村牧区也带我去，我们成了离不开的工作伙伴。日-日，我们两次南下阿克苏专区，前后有4个来月的时间，宣传贯彻中央的八届九中全会精神，以及毛泽东主席关于改进领导干部作风、大兴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这个时期也就是我们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头一二年，新疆除拜城外，虽没发生大的问题，但南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温饱成了大问题。司马益&牙生诺夫和我们一起，采取蹲点跑面相结合的方法，奔波在阿克苏地区，作了许多典型调查，诸如&共产风&的退赔、公共食堂、收入分配、人民生活等等情况。我们发现，老百姓吃不饱，还有病。在阿克苏，当地的妇女得了一种子宫下坠的病，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通过调查，我们有一个共识，困难现象的形成，主要还是我们工作上出现了问题。人民公社化、&共产风&、大跃进、公共食堂等等，大大削弱了集体经济。吃大锅饭，搞平均分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成了全国性的问题。我们把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如实向上级反映，同时对发现的问题立即纠正，如征过头粮影响了人民生活等一系列问题。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和基层干部算细帐，进行实事求是地教育。告诫他们，绝不能做伤害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一定要关心群众的疾苦，并将调查情况反映到地委。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对他们说，征购指标虽是从上面来的，但你们最了解情况，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像这类问题我们走到哪时，他就讲到哪里，而且抓落实。据我们在阿热勒公社调查，全社1966年总收入1064482元，比1959年减少41万元。扣除部分补、供给部分（粮食），工资部分，全社16611人平均年收入26元，加上供给部分，两项合计人均年收入61元，实际拿到手的现金就是26元。合作社22个大队，能进行分配的有9个大队，情况最好的能拿出11746元分给社员，少的只能拿出430元分给社员；超支12个队，超支金额40049元。所谓超支队，社员不仅分不到钱，而且社员还倒欠队里的钱；还有一个队，不给社员分钱，社员也不欠队里的钱。这样的收入水平，社员怎么会没有困难呢？接着，他们又去走访该社卡热吐逊二生产队社员家中铺的盖的生活条件。发现十分简陋，有的在整个冬季是穿着一条单裤子过来的。扎木台公社吐曼管理区的一个大队有一个叫艾沙木沙的社员，全家五口人，其中有三个孩子，没衣服穿，没有被子盖，睡在稻草里。所发的18.5米布票，食堂管理员拿去16.5米，给了他两个南瓜，公社一个干部拿去2米，给了0.5元钱。像这样的贫困户，不止一家。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立即向县委、地委反映。在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国家为人发放救济现款30894元、布票11845米、棉套740套、被子137条、毡子155条、皮鞋667双、棉花528千克、皮衣465件、棉鞋99双，还解决了其它一些问题。司马益&牙生诺夫深有感动地说，这种情况，在南疆三地州还不少啊！我们做农村工作的责任重大。不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也不好向群众交待。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用了三天时间，到两个农场，两个林场进行考察。首先去的是自治区管辖的国营扎木台林场。这个林场是1958年迁场到这里来的，全场有1990多职工，5台拖拉机，270匹马，耕牛300头，可以说人强马壮。司马益&牙生诺部长听完汇报进行了实地观察后发现，粮食中有增产，可是林场不见林，造的林几乎都死亡啦。育苗800亩，成活不到200亩。他越看越生气，不仅对他们提出了严肃批评，还给他们提出改进的措施。他又到地区试验林场考察，农、林、牧、副业都有发展，造林500亩、育苗550亩、库有苗100万株。他走进苗圃地，发现长得非常茂盛、整齐，能向社会提供大量的树苗、果苗。天晚了，他还看苗圃，流连忘返。两个林场，相比之下，同样的土地，同样的条件，确出现了不同的情况，正如当地老百姓所说的那样，&不是地好，而是人好&事在人为。他指出：要向生产建设兵团的职工们学习，要有艰苦奋斗与自然界作斗争的科学精神。在这困难时期，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和我们一起，走到哪里，都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严格做到了中央提出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如实反映情况；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参加劳动；以平等态度对人；办事公道；不搞特殊化；工作和群众商量；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按实际情况办事；提高政治水平）。我们一天三顿喝稀糊糊，吃代食品锁阳（野生植物）、苞谷秆淀粉，和群众一起平整稻田。群众说，&你们是大干部，和我们普通劳动者一起干活，我们的肚子似乎饱了几分，劲也来了。&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生活非常朴素，直到他后来当了自治区农林局党组书记了，家里仍然很寒酸。到过他家中的人都发现，他家里没几样像样的家具。有人就想给他配上几件家具，如吃饭的桌子，沙发等，他说什么也不要。他的老伴想要，他不允许。平时下乡，他还要自带干粮，自带行李，能不麻烦别人的事情，他就尽量不去麻烦别人。文革前系自治区党委农工部的同志，退休后在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生前的日子里，举行了三次聚会，他每次都参加了，来时还要带上一二瓶好酒。在最后一次聚会上，大家提出要给他过90岁大寿，他说什么也不答应，给婉言谢绝了。这些老同志都感到很遗憾，直到他老人家谢世后的今天，大家时常怀念他时还在感到很遗憾。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61年的深秋季节，以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祁果、农工部部长司马益&牙生诺夫为首，有畜牧厅的马立中副厅长、自治区外贸负责同志等等一行15人，在阿勒泰地委书记黄浴尘同志的陪同下，对阿勒泰地区的以&公社为单位的核算&问题进行为期20多天的调查研究。他们到了6个县，16个公社，以及一些大队，和牧民进行个别访问交谈。过去，对全疆惟独阿勒泰地区以公社为单位进行核算的所有制问题，在自治区内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经过调查，以大量的事实说明，阿勒泰粮足、奶丰、菜丰，人畜两旺。牧业由解放初期43万头，到1957年发展到150万头，到1961年发展到230万头，比1957年增加70万头，增长近50%；在农业方面，阿勒泰地区是基本牧区，解放初期，全地区有耕地12万亩，产量很低，到1957年耕地达到55万亩，总产量1000多万斤，到1961年有耕地160万亩，总产达1.120亿斤，牧、农人口年平均1000斤以上；蔬菜依靠外地供应，吃西瓜从沙湾拉，游牧民不吃菜，现在到处种蔬菜，瓜果极多，还支援克拉玛依1000万斤；牧民三分之二以上文化事业已有很大发展，牧民子女都可上学；过去简单手工业也很少，现在工、副业发展，农机修理，粮食加工、电厂等，随着经济发展，牧民收入不断增加。布尔津县红旗公社月发工资70-80元，还有20万元的存款，不少牧民在银行有存款。经过调查的结果，千条万条发展第一条，这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三方面的实践说明，阿勒泰的现行体制是可行的。平息了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在阿勒泰地区调查结束后，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又去塔城地区的托里县牧区调查。10月10日那天，雍生琪和畜牧专家佘大新留在托里县城了解县上的情况，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和农工部杨光升等人到红旗公社调研，正好遇上狂风暴雪，能见度只有二三米，人站不住脚。这时，有一位同志因为闹肚子要拉大便不得不出去了几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暴风雪的厉害。他说，一是蹲不稳，二是像针扎的一样疼。县委袁书记补充说,就在这次狂风暴雪中有一位老人外出拉大便，被风吹倒了，活活地被冻死，又被雪埋啦。另外，一牧民家大包被风吹倒，一位老人和两个孩子都被冻死啦。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还亲自看望受灾群众，并让县上领导调查受灾情况，并慰问受灾群众。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通过不断走访，了解到了像这样的许多情况，有的他在现场给予了解决，有的就反映到了自治区，为实事求是地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从而使党和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方面不至于脱离实际。调查研究，有事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这是老部长的一贯作风。旗帜鲜明，立场坚定1962年，伊犁发生了有计划、有预谋、有行动的&5&29&事件，《当代新疆风云》&伊塔事件&真相一文，作了详细介绍：当时，自治区党委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派出自治区工作组，赴塔城、伊犁、阿勒泰等边境地区宣传&两个命令&。自治区党委任命农工部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为该工作组组长，去塔城、伊犁边境地区宣传&两个命令&。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接到通知后，雍生琪陪同他就立即出发了。到了边境地区，他们来到了县、公社、村深入到边民中，向干部群众宣传&两个命令&。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指出，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分裂国家的阴谋都是徒劳的，绝对不会得逞。深入宣传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宣传党中央、毛主席对新疆工作的指示：&在新疆，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同时，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代表区党委对边境维护社会稳定的农垦战士进行慰问，鼓励他们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帮助边民搞好生产，关心群众生活，做好三代工作（代耕、代牧、代管），做出贡献。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1971年，自治区党委系统、政府系统、财政系统的干部分别被送到呼图壁东泉、巴州的野马沟、芳草湖三个五七干校。原自治区党委的工会、妇联干部，包括书记、部长和工作人员大部分都去了呼图壁东泉五七干校。原农工部上至部长，下至干事大部分都进了东泉五七干校并分成了两个班。文革期间，原农工部的同志们都一直在保护着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他没有受到人身攻击和折磨。到了东泉五七干校后，原农工部的同志仍然对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很尊敬和保护。进五七干校后，大家首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在五七干校是住上一阵子还是一辈子。但不管是住上一阵子或是一辈子，大家现在都必须得住在这里生产和生活。没有房子住，大家就挖地窝子住或搭帐蓬住。他们打土墙，扎草把子，自己动手盖房子，开荒造田，整地，挖水渠等等活都得干。在那里，农工部曾经的干事雍生琪同志是班长，而部长却成了学员。开始，他们全班就睡在一张床上。表面上是雍生琪管着司马益&牙生诺夫，实际上是雍生琪和全班同志在事事处处都照顾着自己的老部长。在大家的心目中，司马益&牙生诺夫永远是一位受尊敬的领导，永远是他们的老部长。他们现在只剩下劳动一项任务了，筋骨上虽然有点劳累，但脑子里却清闲多了。因为其它的事情不用他们去考虑，只管干活也就是啦。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是个很勤快的人，总是闲不住。司马益&牙生诺夫在领导岗位上时严格要求自己，现在在五七干校了，同样严格要求自己，主动参加劳动。大家很尊重他，照顾他，不想让他干重活、脏活，但他却不在乎，什么活都愿意干，没活了还要找活干。由于他是留苏的林业专家，所以学校经过研究后给他一块地专搞育苗。于是，他就带上班上的一二名同志到农村割育苗的树枝。他整天在地里忙碌着，育了好多树苗，给五七干校做了大贡献。五七干校还搞冬季拉练，主要就是到戈壁滩上拉石头。因为他受过伤腿脚不好，大家都不让他去。但他却坚持要去，不愿在困难面前当孬种，被困难吓倒。要去的戈壁滩离驻地有好几千米，来回就要走好远的路，路况太差，拉着石头走就别提有多难受了，一句话，十分辛苦。他和大家一样在戈壁滩上捡石头，然后用爬犁子拉回来。人们发现，他是在忍着剧痛干活，大家都劝他不要再干了，而他不听，还是继续和大家一起干着。另外，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的手也有病，可能是风湿病吧。曾经在农工部时是管理文件的肖慧芳同志还为他针灸，以期减轻他的疼痛。再后来，组织上有规定，让司马益&牙生诺夫等同志把自己的家搬到五七干校。司马益&牙生诺夫照着办了，他把夫人哈里旦&铁依甫&阿吉和他们的三个儿子（杰苏尔&司马益、居来提&司马益和艾来提&司马益）都迁居到了五七干校（大女儿古丽娜&司马益参军去了，二女儿沙代提&司马益留在了乌鲁木齐）。雍生琪同志也早把家搬到了五七干校。校部原来想把他安排在一个社员家中，司马益&牙生诺夫不同意，仍要求和雍生琪住一套房子。他们两家各住一间，中间就用门帘子隔开。他们还共用一个炉子做饭，相处得很融洽，虽然生活习惯不同，但他们相互尊重，互相照顾，像一家人一样。以后，房子多了，大家商量着给了他一套房子。他在乌鲁木齐市宽敞的&高干宿舍&也被分给了别人，他自己要是后来能回乌鲁木齐就只能无家可归。果真如此，他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后，单位上只好在别处给他弄了一套普通的住房，但他也毫无怨言，这是后话。五七干校一开始种粮食、啤酒花、蔬菜，饲养优良品种的乳牛、羊、猪&&，还办起了食堂。经过大家一段时间的辛苦劳动之后，生活大有改善，他们每天都有足够的奶子喝和蔬菜吃。司马益&牙生诺夫和大家一样在干校度过了两个春秋，虽然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但农工部的同志们回忆说，这是一个团结和友好的日子，让人十分难忘。为新疆八一农学院保住了一批人才1973年4月-1973年10月，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被安排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部疗养院。之后，在上级领导的安排下，司马益&牙生诺夫担任了新疆八一农学院的主要领导。这一时期，他为该学院保住了一大批人才，为其以后的大发展保存住了稳定的师资队伍。新疆农业大学位于乌鲁木齐市老满城，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建设的一所大学，是以培养边疆各民族农业专门人才为己任的大学，办学规模占新疆全部大专院校中的10%，在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和高等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该大学的前身是新疆八一农学院（创建之初为：新疆军区八一农学院）。日，由王震将军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步兵学校的基础上创建的。日，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更名为新疆农业大学。经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批准，日，在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老满城筹建新疆军区八一农学院。1971年新疆八一农学院响应中央关于&把农业院校统统办到农村去&的指示，分作三批三部分分别搬到了玛纳斯林场（主校区）、清水河公社（现三砰农场，畜牧系搬到了这里）、新湖农场（农机系、农经系搬到了这里）。玛纳斯林场位于天山山麓的一个冲积扇上，砂石多，土层薄，又缺水，条件相当差，除了一大片空地外，地面上没见到有像样的建筑物。教室、宿舍、实验室、交通都成问题。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师生员工们发扬自力更生、勤俭建院的优良传统，打土块、烧砖、打井、盖房子（盖了一栋教学楼、一小部分家属区）、架设高压线等，多少改变了这里的一些环境。
1971年-1978年，学院累计在这里基建总投资为366万元，建筑总面积达20.921万平方米。在不在这里办学一直存在着两种思想，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在这里办学不行，条件差，消息闭塞，实习实验无法进行；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在这里办学可以。后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很难在这里办综合性的农学院。不仅如此，人员的组成也不行，农学院在文革开始后产生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的斗争在这里还在继续，干部思想相当混乱和对立，讨论问题根本统一不起来。当时管理学院的是学院革委会。这个革委会是由三部分人组成的：军队代表（军宣队）、工人代表（工宣队）和干部代表（群众代表、干部代表），这所有的代表里又有两种人：造反派和保守派。在这种情况下，很需要一个人能把各方面人的思想都统一起来，达成共识。上级领导也想了不少办法，安排的领导都不理想，统一不了大家的思想认识，压不住阵。最后就决定调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来担任新疆八一农学院的主要领导。当时，可能是考虑到他没有在新疆八一农学院工作过的原因吧，他在这里不属于任何一派。再说了，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到任后可能会把这个农学院管理好的。日上午，新疆八一农学院派冯宗仁同志去到位于乌鲁木齐市南郊的新疆干部疗养院把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接到了位于玛纳斯的校园里。就这样，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在新疆八一农学院就走马上任了，担任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后为学院院长）。当天下午，他就参加了学院的核心小组会议，讨论学院今后的归口问题等有关问题。他这个人非常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和谁都能打成一片，两派人都能接受他。有时候，大家在会上的意见很对立，争论得很激烈，但只要他一出面讲讲话，大家就会听的，火药味也就慢慢消了下去，最后还达成了一致。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当时，冯宗仁同志是新疆八一农学院的一枝笔，担任着学院的办公室主任，因此，农学院几乎所有的文字材料都出自他手。冯宗仁属于保守派，造反派的人对他一直很反对。他写的东西，总是会被造反派挑剔或反对。有一次，在学院的一个会议上，大家在讨论着由冯宗仁同志起草的一个讨论稿。讨论的过程中，意见不一致，有同意的，也有反对的。造反派的人看了这个稿子后很有意见，在那次讨论会上提出批判起草这个讨论稿人的意见。冯宗仁同志就立即站了起来承认是自己起草的。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益&牙生诺夫说话了，他说这是会议早已定下来的，不是冯宗仁个人的意见。那个造反派一听也就再也找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了，不得不闭上了嘴。事后，冯宗仁同志向司马益&牙生诺夫主任提出不想干办公室主任了，并且还真的撂挑子从玛纳斯回到了乌鲁木齐市自己的家中。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就亲自来到了冯宗仁同志的家中请他回学院继续工作。劝他说，你不要管那么多，尽管干，按照原则办事，我支持你。就这样，冯宗仁看着司马益&牙生诺夫主任的面子回到了玛纳斯来到了新疆八一农学院，继续他的办公室主任工作。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两袖清风，谁请他吃饭，他都不会去的。他在学院里吃食堂，大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从来没有搞过特殊化。他一个人住着单身宿舍，下班之后就喜欢与人下下象棋，适当地喝点酒。
他的大儿子（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杰苏尔&司马益在新疆八一农学院里的后勤部门工作，当了一名食堂里的大厨师，是个普通工人，但在新疆八一农学院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司马益&牙生诺夫的夫人多次向他提出要给自己的孩子转干一事，都被他坚决地拒绝了，直到最后也没能给儿子转干之事。他在处理各种关系时很讲原则性，特别是上下级关系非常明确，从不去越级处理问题，只有在下级处理不了问题的时候他才去插手处理。他与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党委书记、副主任（后为副院长）孟梅生同志关系处得非常好。在工作中他们之间总能相互支持，一切工作都商量着办。他的民族团结工作也做得很好，在工作上一视同仁，从来不分民族。文革期间，新疆八一农学院内部总还要搞斗、批、改，没完没了的。学生们都到全疆各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教师们没学生可教了，就只得去参加劳动，教授也得去放羊、种地，等等。司马益&牙生诺夫抗不过大局，就从工作中制造保护知识分子的环境，在他的主导下，一切批斗活动都是走走过场，从来不把任何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有教师想调走了，他总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劝阻。因此，他调到新疆八一农学院任职以后，各派人员都很尊重他。1974年，新疆八一农学院开始招生。不过，招来的全是工农兵学员。这些学生说是由贫下中农推荐的，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凭着后门关系进来的。不过，这些学生都是青一色的贫下中农子弟，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子女，后来发展到九类分子的子女是不能被推荐来上大学的。学生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都有，甚至还有一些文盲，思想水平也各不一样。他们这些学生来到大学后不单纯是来学习的，还兼着管理和改造工作，名之曰：上、管、改，即：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因此，学生到校后不会去一心一意地学习，大家都有着很浓重的反潮流思想，动不动还要造老师们的反。由于学生们的文化程度不一样，因此，老师在教课时也很为难，在同一堂课上，老师很难把每个学生都照顾到。在岗老师们一方面要参加劳动，一方面还要教课，另外还要接受监督，弄不好还要受到批判。1978年2月，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当选为自治区政协第四届副主席。林业谈话司马益&牙生诺夫学的是林业，一生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时间在从事林业工作，对林业有着特殊的感情，特别是对新疆的林业有着独到的认识和巨大的贡献。1978年6月-1979年3月，司马益&牙生诺夫担任了自治区农委副主任和自治区农林局党组书记等职务；1979年9月起被任命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1981年4月，他又被任命为自治区农委主任。一直以来，他对新疆的林业发展情况非常重视，总是要深入到全疆各地的林业一线调查研究，现场处理问题，解决困难。下面我们就去追忆他当年的工作情况和他所到之处的一些谈话，看看他是怎么做的、怎么说的。他曾经以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去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的各县市，调查了解了那里的农林牧业生产情况，同时调查了天西林业局及其所属的霍城、尼勒克、新源、巩留、特克斯，昭苏六个县境内的山区林场，途中还了解了玛纳斯平原林场和林校的林业和工作情况。在调查了解林场工作情况时，他还多次强调要搞好团结工作，特别是要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和领导班子的团结。他说，党委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经常开民主生活会，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你好我好，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有缺点若不自觉改正，说话就无力，人家就可以不听。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