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四年级《地球的呼声》这首诗表答了诗人怎么样的心情?_百度知道
小学四年级《地球的呼声》这首诗表答了诗人怎么样的心情?
我有更好的答案
自己感觉。应该是地球因为人类对他的破坏，对环境的污染，对资源的开采，表达出的不满吧！
呼吁，人类爱惜，保护，生存的环境，字面意思我是这样理解的！
帮到你就好！祝你快乐！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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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的《诗》
诗，请把幻想之舟浮来，
　　稍许分担我心上的重载。
　　诗，我要发出不平的呼声，
　　但你为难我说：不成！
　　诗人的悲哀早已汗牛充栋，
　　你可会从这里更登高一层？
　　多少人的痛苦都随身而没，
　　从未开花、结实、变为诗歌。
　　你可会摆出形象底筵席，
　　一节节山珍海味的言语？
　　要紧的是能含泪强为言笑，
　　没有人要展读一串惊叹号！
　　诗呵，我知道你已高不可攀，
　　千万卷名诗早已堆积如山：
　　印在一张黄纸上的几行字，
　　等待后世的某个人来探视，
　　设想这火热的熔岩的苦痛
　　伏在灰尘下变得冷而又冷……
　　又何必追求破纸上的永生，
　　沉默是痛苦的至高的见证。
　　1976年4月
今年是他逝世30周年，让我们共同怀念这个痛苦却丰富的灵魂。。。。。。
缅怀穆旦！
& &前些天南开大学建了穆旦像，他的二儿子查明传回国参加揭幕。我和查明传还聊了两次。
还有纪念诗会，感慨啊。。。。
让我们共同怀念这个痛苦却丰富的灵魂。。。。。。
沉默是痛苦的至高的见证。
诗骨（熊鉴诗评）（1）
文章摘要: 面对切身的苦难和荒谬，熊鉴先生在诗词领域开启了笑的先河。一旦相当数量的中国人从他们觉醒的心灵和自由的精神中发出了这种蔑视权贵的笑声，魔鬼的宫殿确实就要动摇了。
作者 : 党治国,
2003年10月，笔者专程到天津拜访了诗人江婴先生，讨教他的诗作。回到西安后，写出了我那“评论在诗外”的《诗魂》。后来又有幸读到广州诗人熊鉴先生的诗集《路边吟草》第二辑，不久后即认识了正在西安出席“熊鉴诗词研讨会”的熊鉴先生本人。我没有跻身诗词界组织的这个研讨会，因为我终其身都不可能成为一个诗人。但是拜读了《路边吟草》，“诗骨”一词却不招自来地浮现脑海。朦胧中感到，应该为熊鉴先生写一点什么，表达我对诗人的敬意和从他的诗中得到的教益。年初到广州看望老友，拜见了熊鉴先生，他赠我增订本的《路边吟草》和《路边吟草》第二辑各一册。拜读之后，情不能已，索性就再写一篇“评论在诗外”的“诗评”吧。
一笑摇动欲倾天
借用一个典故，如熊鉴诗的份量共有一石，则一篇《挨斗》独占五斗。这首诗是：
一九六八年秋开大会斗争余，勒令交待“罪恶”，余一笑置之，遂招来饱拳，再笑再打者三，政法部长指余骂曰：“你不是反革命也是坏分子。”斗后成小诗。
头顶高冠颈挂牌，横眉一笑对群豺；平生不惯低头活，死后何妨站起埋。
何永沂先生在《涌血成诗喷土墙――熊鉴诗试评（代序）》中写道：“当代人评当代人的诗，常称某某的诗、某某的词像某某古人，这是传统情结，十分正常。但我挖空心思，在熊老集中也难以找到那一个古人的影子，是熊诗个性太强？还是他的诗已进入别开生面的境界？如是，我们可称之为‘熊鉴体’！熊老的诗绝空依傍，自成一家……”
许多论者在文中提到“愤怒出诗人”，并归此话于马克思或者恩格斯。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李杰、李倩著文指出：发愤抒情，中西攸同。西方文论关于忧郁造艺说，痛苦造艺说，也是回响不绝。古罗马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根据自己辛酸、屈辱的人生体验，指出即使没有天才，愤怒也可以产生诗句。他在自己的讽刺诗中提出了“愤怒出诗人”的著名命题。中国古体小说中常有“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诗句。岳飞的《满江红》，径直以一个“怒”字开头：“怒发冲冠，凭栏处……”而所有的愤怒，针对的都是罪恶。古今诗作中大量的忧愁，则源于命运的悲苦，“怎一个愁字了得”，“为赋新词强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受了委屈、冤枉，则突现一个“怨”字，屈原先生的《离骚》为代表作。以熊鉴先生的经历，或怒、或怨、或愁，都很自然，也都容易理解，更易于在前人那里找到相像的影子。独有《挨斗》一诗，别开的生面的却是“横眉一笑对群豺”的“笑”。这笑自然不是高兴、喜悦的笑，也不是针对滑稽事情和人物的嘲笑，而是超越于愤怒和讥嘲之上的笑，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鄙视的笑。这种笑，固然在历史的记载中时有所闻，在中国古代的诗词中却属罕见。怪不得何永沂先生在诗词领域，“挖空心思”也找不到一个古人的影子。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的笑，基于一种超然的自信和对那些不理解他的人的傲然，但他面对的却不是比他强大千万倍的强权和前途难卜的现实苦难，不像熊鉴的笑，令人在悲壮和沉重之余，隐隐感到一种深深的鼓舞。
多数论者都认为熊诗的特点是“直怒”。熊鉴无权无势，他的怒自然属于“布衣之怒”。《战国策》描写了唐且的“布衣之怒”，具有典型意义。其文曰：
秦王（嬴政）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受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且使于秦。
秦王谓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且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谓唐且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且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
(锓)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唐且指出庸夫与布衣之士，表现出来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怒”。布衣之士，是百姓中有智有勇的杰出人物。怀怒未发，休
(锓)降于天。非发作不可时，则会以自己有为的牺牲，“流血五步”,使最高统治者或者胆寒却步，或者付出生命代价。熊鉴诗曰：
万乘何如烈士雄，缚鸡无力敢屠龙。伏尸百万休夸勇，五步能教汝见红。
& && && && && && && && && && && && &&&――《匹夫之勇》
而蔺相如之怒却又不同于唐且。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
秦(昭)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
-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
(缸)，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缸)。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缸)。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缸)。”
唐且愤怒，使秦王面临刺杀的危险，胆寒心惊，长跪谢罪。相如则不惜用自己的颈血以溅秦王。他面对秦王的淫威，尊严重于死生，无视秦王可能加给他生命的伤害，对秦王的霸道和无礼，表现出全然的轻蔑。这种勇气，超乎于同归于尽以上。使秦王“不怿”的，恰是蔺相如这种对其霸道和淫威的蔑视和不屑，这是绝大的勇气，不仅使秦王左右披靡，也使秦王这个蚕食诸侯的君主，顷刻之间就被震慑住了。
无论唐且还是蔺相如，他们的勇气都以对于秦王的强权霸道和不齿人格的蔑视为基础。正是这种蔑视，使他们能面对秦王的威武，表现出压倒的勇气，不能稍有屈服。“布衣之怒”在这里似乎已淋漓尽致了。
荆轲的表现却又不一样。刺杀秦王（嬴政）未果，秦王拔剑击中荆轲：
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契约以报太子也。”
荆轲身被八创，知道刺杀秦王的计划失败，自己也必死无疑。但他竟然能“倚柱而笑，箕踞以骂”。这“笑”，不但令嬴政寒心，直令后世所有的专制暴君丧胆。因为这笑里有着对专制统治者极度的轻蔑，既轻蔑专制统治者的不义和现行罪恶，更轻蔑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和遗臭历史的未来。从唐且的布衣之怒，到蔺相如的轻蔑之怒，到荆轲的倚柱而笑，是布衣之怒的逐渐升格。
“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史记•滑稽列传》）。他笑的是齐威王的小气和不智。他这一笑，使齐威王迅速清醒，改变了态度，导致他出使的成功。历史上大多数掌握权力的人，差不多都会陷入“有权就有真理”的愚思狂想中。淳于髡的仰天大笑，历经千年，至今仍然回荡在历史的上空。因为他以低下的身份，竟然敢于并且成功地嘲笑了贵为王者的尊严。
谭嗣同“狱中题壁”云：“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而据史学家黄彰健考证，后两句应为“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认为前面的句子为康有为、梁启超篡改。而不论如何，谭嗣同自己选择了慷慨赴死，却表现了对满清统治者极大的轻蔑。这轻蔑来自他对皇权专制统治本质的深刻认识。他彻底否定秦始皇以降延续了2000余年的皇权专制制度，他在《仁学》一书中，抒发其惊人之议曰：“常以为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熊鉴写诗赞曰：
难销傲骨真君子，一笑看刀大丈夫。
& && && && && && &&&――《哭荒芜》
但是一百年来的历史和现实，又使诗人生出无限的感慨：
国门白洒谭生血，青史胡吹屈子风。秦制未摧秦永在，万物春梦总成空。
& && && && && && && && && &――《读&镜心吟草&赠王俨思先生》
26岁的共产党员陈然，1949年在重庆国民党的监狱写下了“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的诗句。(删---)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魔鬼从来不在乎别人的眼泪，也无动于人民痛苦的呻吟和声嘶力竭的呐喊，更听不进所有的大小道理。但他们欺凌和施虐对象的笑声，却会使他们胆寒。因为这笑声里，有的是自信和力量，是对施虐者的嘲笑、审判、蔑视和彻底的否定。统治者得意的狂笑，并没有在历史上刻下痕迹，独有淳于髡的“仰天大笑”，荆轲的“倚柱而笑”，谭嗣同的“横刀向天笑”，如壮美的雄性之花，常留在后人的心中。现在加上熊鉴的“横眉一笑”，为这些大丈夫的笑更添加了色彩。
俄罗斯画家列宾，有一幅名画《查波罗什人写信给苏丹王》，被称为“笑的交响乐”。尊贵的苏丹王被那些下层的哈萨克人轻蔑地笑个没完。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被淳于髡、荆轲、谭嗣同、熊鉴们笑了，被千千万万看破了他们的卑劣、无能、虚弱本质的普通人笑了。他们就害怕这他们所不理解认为是莫测的笑。这笑好像剥光了他们一切的伪装，使他们丢丑现世，贻羞先人，永远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而熊鉴，则是用他的诗来抒发了这布衣之笑，使他那“绝空傍依”的诗，进入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境界”。一旦相当数量的中国人从他们高贵的心灵和自由的精神中发出了这种蔑视权贵的笑声，魔鬼的宫殿确实就要动摇了。
关于诗人和诗作的风骨，熊鉴的诗中颇多夫子自道：
惜碎身千万点，化作雷吼便开心。
& && && && && && &&&――《谢施民汝伦兄邀参加&当代诗词&工作》
凭高一吐胸中气，引得山呼海啸来。
& && && && && && &&&――《&当代诗词&复刊周年志感》
但得名山藏一句，不愁风雨闹重阳。
& && && && && && &&&――同上
何须为我叹衰微，米七身长两尺围。只有诗人憎软骨，从无楚女爱腰肥。
& && && && && && && && & ――《女儿为余量身裁衣叹曰又瘦了》
几根铁骨撑天起，七尺金身就鼎烹。
& && && && && && &&&――《&彭德怀自述&读后》
英雄自愿沙场死，硬骨谁甘铁槛磨。
& && && && && && &&&――《赠贺新民同学》
少年虎虎英雄气，老去都成纸上诗。
& && && && && && &&&――《有友戏谓吾为骚坛虎痴》
得殉苍生胜苟活，不辞刀下作诗人。
& && && && && && & ――《题&路边吟草&》
此外还可以举出很多，表现出诗人笑对强权和苦难的风骨，恕不赘述了。
一个中国诗人(z)
作者：王佐良
提要：穆旦的真正的迷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像羽毛般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在普遍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似乎要冒犯别人了。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很少读者，而且无人赞誉。然而他的在这里的成就也是属于文字的。现代中国作家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是表达方式的选择。旧的文体是废弃了，但是它的词藻却逃了过来压在新的作品之上。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甚至于他的奇幻也是新式的。那些不灵活的中国字在他的手里给揉着，操纵着，它们给暴露在新的严厉和新的气候之前。他有许多人家所想不到的排列和组合。
& &对于战时中国诗歌的正确的评价，大概要等中国政治局面更好的一日。黄河以北一大块土地尚待发掘。模糊地听见的只有延安方面的一些诗人――在战前就建立了声誉的，如艾青和田间，曾实验过一些新的形式，既非学院气息，也不花花绿绿。有人说这些形式大体是民歌的改造，常常还以秧歌作为穿插。这些当然是错误的传闻。而传闻也必须到此为止：我们回到那年青的昆明的一群。
这一群毫不有名。他们的文章出现在很快就夭折的杂志上，有二三个人出了他们的第一个集子。但是那些印在薄薄土纸上的小书从来就无法走远，一直到今天，还是有运输困难和邮局的限制。只有朋友们才承认它们的好处，在朋友之间，偶尔还可以看见一卷文稿在传阅。
这些诗人们多少与国立西南联大有关，联大的屋顶是低的，学者们的外表褴褛，有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点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在战争的初期，图书馆比后来的更小，然而仅有的几本书，尤其是从国外刚运来的珍宝似的新书，是用着一种无礼貌的饥饿吞下了的。 这些书现在大概还躺在昆明师范学院的书架上吧：最后，纸边都卷如狗耳，到处都皱叠了，而且往往失去了封面。但是这些联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里奥脱与奥登。也许西方会出惊地感到它对于文化东方的无知，以及这无知的可耻，当我们告诉它，如何地带着怎样的狂热，以怎样梦寐的眼睛，有人在遥远的中国读着这二个诗人。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热烈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伸入深夜：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但是对于他们，生活并不容易。学生时代，他们活在微薄的政府公费上。毕了业，作为大学和中学的低级教员，银行小职员、科员，实习记者，或仅仅是一个游荡的闲人，他们同物价作着不断的，灰心的抗争。他们之中有人结婚，于是从头就负债度日，他们洗衣，买菜、烧饭，同人还价，吵嘴，在市场上和房东之前受辱。他们之间并未发展起一个排他的，贵族性的小团体。他们陷在污泥之中，但是，总有那么些次，当事情的重压比较松了一下，当一年又转到春天了，他们从日常琐碎的折磨里偷出时间和心思来――来写。
　战争，自然不仅是物价。也不仅是在城市里躲警报，他们大多要更接近它一点。二个参加了炮兵。一个帮美国志愿队作战，好几个变成宣传部的人员。另外有人在滇缅公路的修筑上晒过毒太阳，或将敌人从这路上打退。但是最痛苦的经验却只属于一个人，那是一九四二年的滇缅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青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他活了下来，来说他的故事。
但是不！他并没有说。因为如果我的叙述泄露了一种虚假的英雄主义的坏趣味，他本人对于这一切淡漠而又随便，或者便连这样也觉得不好意思。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的。
他的名字是穆旦，现在是一个军队里的中校，而且主持着一张常常惹是非的报纸。他已经有了二个集子，第三个快要出了，但这些日子他所想的可能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母亲。有整整八年他没见到母亲了，而他已不再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
这个孩子实际上并未长大成人。他并没有普通中国诗人所有的派头。他有一个好的正式的教育，而那仅仅给了他技术方面的必要的知识。在好奇心方面，他还只有十八岁；他将一些事物看作最初的元素。
当我呼吸，在山河的交铸里，
无数个晨曦，黄昏，彩色的光，
从昆仑，喜马，天山的傲视，
流下了干燥的，卑湿的草原，
当黄河，扬子，珠江终于憩息……
　　如果说是这里有些太堂皇的修辞，那么让我们指出：这首诗写在一九三九年。正当中国激动在初期的挫败里。应该是外在的陌生的东西，在一个年青的无经验的手中变成了内在的情感。
我们的诗人以纯粹的抒情著称，而好的抒情是不大容易见到的，尤其在中国。在中国所写的，有大部分是地位不明白的西方作家的抄袭，因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普通的讽刺是：只有第二流的在另一个文字里产生了真正的影响。最好的英国诗人就在穆旦的手指尖上，但他没有模仿，而且从来不借别人的声音唱歌。他的焦灼是真实的：
我从我心的旷野里呼喊，
为了我窥见的美丽的真理
而不幸，彷徨的日子将不再有了，
当我缢死了我的错误的童年，
（那些深情的执拗和偏见，）
主要的调子却是痛苦：
在坚实的肉里那些深深的
血的沟渠，血的沟渠灌溉了
翻白的花，在青铜样的皮上，
是多大的奇迹，从紫色的血泊中
它抖身，它站立，它跃起，
风在鞭挞它痛楚的喘息，
是这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穆旦显得与众不同的。人们猜想现代中国写作必将生和死写得分明生动，但是除了几闪鲁迅的凶狠地刺人的机智和几个零碎的悲愤的喊叫，大多数中国作家是冷淡的。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太飘逸，事实上，没有别的一群作家比他们更接近土壤，而是因为在拥抱了一个现实的方案和策略时，政治意识闷死了同情心。死在中国街道上是常见景象，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虚空地断断续续地想着。但是穆但并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一开头，自然，人家把他当作左派，正同每一个有为的中国作家多少总是一个左派。但是他已经超越过这个阶段，而看出了所有口头式政治的庸俗：
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覆
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
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
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我并不是说他逐渐流入一个本质上是反动的态度。他只是更深入，更钻进根底。问题变成了心的死亡：
然而这不值得挂念，我知道
一个更紧的死亡追在后头。
因为我听见了洪水，随着巨风，
从远而近，在我们的心里拍打，
吞蚀着古旧的血液和骨肉。
就在他采用了辩证，穆但也是在让一个黑暗的情感吞蚀着：
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
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
它们能给我绝望后的快乐，
对着漆黑的枪口，你们会看见
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
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
他总给人那么一点肉体的感觉，这感觉，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不仅用头脑思想，他还“用身体思想”。他的五官锐利如刀：
　　在一瞬间
我看见了遍野的白骨
就是关于爱情，他的最好的地方是在那些官能的形象里：
你的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的，我的，我们相隔如重山。
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在玩弄他自己。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这首诗，对于我，这个将肉体和形而上的玄思混合的作品是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
但是穆旦的真正的迷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像羽毛般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在普遍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似乎要冒犯别人了。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很少读者，而且无人赞誉。然而他的在这里的成就也是属于文字的。现代中国作家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是表达方式的选择。旧的文体是废弃了，但是它的词藻却逃了过来压在新的作品之上。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甚至于他的奇幻也是新式的。那些不灵活的中国字在他的手里给揉着，操纵着，它们给暴露在新的严厉和新的气候之前。他有许多人家所想不到的排列和组合。在《五月》这类的诗里，他故意将新的和旧的风格相比，来表示“一切都在脱节之中”，而结果是，有一种猝然，一种剃刀片似的锋利：
负心儿郎多情女
荷花池旁订誓盟
而今独自倚栏想
落花飞絮漫天空
而五月的黄昏是那样的朦胧，
在火炬的行列叫喊过去以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被恭维的街道就把他们倾出，
在报上登过救济民生的谈话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愚蠢的人们就扑进泥沼里，
而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
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
穆旦之得着一个文字，正由于他弃绝了一个文字。他的风格完全适合他的敏感。
穆但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他自然并不为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会而打神学的仗，但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以至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大多数中国作家的空洞他看了不满意，他们并非无神主义者，他们什么也不相信。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完全传统的。在中国式极为平衡的心的气候里，宗教诗从来没有发达过。我们的诗里缺乏大的精神上的起伏，这也可以用前面提到过的“冷漠”解释。但是穆旦，以他孩子似的好奇，他的在灵魂深处的窥探，至少是明白冲突和怀疑的：
虽然生活是疲惫的，我必须追求，
虽然观念的丛林缠绕我，
善恶的光亮在我的心里明灭
以及一个比较直接的决心
看见到处的繁华原来是地狱，
不能够挣扎，爱情将变作仇恨，
是在自己的废墟上，以卑贱的泥土，
他们匍匐着竖起了异教的神。
以及“辨识”的问题，在《我》这首诗里用了那样艰难的，痛苦的韵律所表示的
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
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
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
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
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
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
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
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
这是一首奇异的诗，使许多人迷惑了。里面所牵涉到的有性，母亲的“母题”，爱上一个女郎，自己的一“部分”，而她是像母亲的。使我想起的还有柏拉图的对话，在一九三六年穆旦与我同时在北平城外一个校园里读的。附带的，我想请读者注意诗里“子宫”二字，在英文诗里虽然常见，中文诗里却不大有人用过。在一个诗人探问着子宫的秘密的时候，他实在是问着事物的黑暗的神秘。性同宗教在血统上是相联的。
就眼前说，我们必须抗议穆旦的宗教是消极的。他懂得受难，却不知至善之乐。不过这可能是因为他今年还只二十八岁。他的心还在探索着。这种流动，就中国的新写作而言，也许比完全的虔诚要更有用些。他最后所达到的上帝也可能不是上帝，而是魔鬼本身。这种努力是值得赞赏的，而这种艺术的进展――去爬灵魂的禁人上去的山峰，一件在中国几乎完全是新的事――值得我们注意。
一九四六年四月昆明
原载英国伦敦LIFE AND LETTERS(1946年6月号)，和北平《文学杂志》（1947年8月号）；
收入《穆旦诗集()?附录》 ，沈阳，1947年5月版；
选自《蛇的诱惑?代序》，曹元勇编，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版。
一颗星亮在天边――纪念穆旦
作者：谢冕
提要：像穆旦这样在不长的一生中留下可纪念的甚至值得自豪的足迹的诗人不会很多――学生时代徒步跨越湘、黔、滇三省，全程３５００华里，沿途随读随撕读完一部英汉辞典，最后到达昆明西南联大；二十五岁以中国远征军一个成员的身份参加滇缅前线的抗日战争，经历了严重的生死考验；１９５２年欣慰于新中国的成立，穆旦、周与良夫妇在获得美国学位之后谢绝台湾和印度的聘请毅然回归祖国――何况他还有足够的诗篇呈现着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祖国和民众的赤诚。但是，仅仅是由于他对诗的品格的坚守，仅仅由于他的诗歌见解的独特性，以及穆旦自有的表达方式，厄运一直伴随着他。穆旦自五十年代以来频受打击，直至遽然谢世。他的诗歌创作所拥有的创造性，他至少在英文和俄文方面的精湛的修养和实力，作为诗人和翻译家，他都是来不及展示，或者说是不被许可展示的天才。彗星尚且燃烧，而后消失，穆旦不是，他是一颗始终被乌云遮蔽的星辰。我们只是从那浓云缝隙中偶露的光莹，便感受到了他的旷远的辉煌。
& & 每一个诗的季节里都有它的时尚和流俗，做一个既能传达那时代的脉搏，而又能卓然自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诗人是困难的。惯性力图裹胁所有的诗人用一种方式和共同的姿态发言，这对天才便意味着伤害；而天才一旦试图反抗那秩序，悲剧几乎毫无例外地便要产生。
& &本世纪中叶是中国新诗形势严峻的时代。绵延不断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催使诗歌为契合现实需要而忽略甚而放逐抒情。民族的和群体的利益使个性变得微不足道。诗人的独特性追求与大时代的一致性召唤不由自主地构成了不可调和的反差，在这样的氛围里诗人的坚持可能意味着苦难。
& &对于此一时期从事创作的诗人，他们始终面对着难以摆脱的双重的压力，社会的和艺术的。国运的艰危要求并导引着诗歌对它的关注，其合理性当然无可置疑。但当时，缺少节制的直接宣泄已成约定的模式，采取别一方式而达于同一目标的艺术行为便自然地具有了反叛的性质。与此同时，艺术走向民间的呼声日隆，在此一倡导的背后，则有着近于浮表的形式上的同一化要求。这意味着诗人的责任不仅仅在于表现民众，而且应当采取民众熟悉的和乐于接受的方式。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将诗推向一体化的极限。
& & 我们此刻谈论的穆旦，便出现在上述那特殊的背景之中。时代孕育并创造了天才，但时代在创造天才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他的扼杀。因此，如何忠实于他的时代并勇敢地坚持自有的艺术方式，便成为对诗人品格独立性的严重的考验。因为他敏感于四方的风景，并以他特别的坚定体现诗歌的自由，穆旦于是无愧地成为一面飘扬的《旗》：是大家的心，可是比大家聪明，带着清晨来，随黑夜而受苦，你最会说出自由的欢欣。在长长的岁月里，穆旦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题目。他曾经闪光，但偏见和积习遮蔽了他的光芒。其实他是热情的晨光的礼赞者，而粗暴的力量却把他视为黑夜的同谋。像穆旦这样在不长的一生中留下可纪念的甚至值得自豪的足迹的诗人不会很多――学生时代徒步跨越湘、黔、滇三省，全程３５００华里，沿途随读随撕读完一部英汉辞典，最后到达昆明西南联大；二十五岁以中国远征军一个成员的身份参加滇缅前线的抗日战争，经历了严重的生死考验；１９５２年欣慰于新中国的成立，穆旦、周与良夫妇在获得美国学位之后谢绝台湾和印度的聘请毅然回归祖国――何况他还有足够的诗篇呈现着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祖国和民众的赤诚。但是，仅仅是由于他对诗的品格的坚守，仅仅由于他的诗歌见解的独特性，以及穆旦自有的表达方式，厄运一直伴随着他。穆旦自五十年代以来频受打击，直至遽然谢世。他的诗歌创作所拥有的创造性，他至少在英文和俄文方面的精湛的修养和实力，作为诗人和翻译家，他都是来不及展示，或者说是不被许可展示的天才。彗星尚且燃烧，而后消失，穆旦不是，他是一颗始终被乌云遮蔽的星辰。我们只是从那浓云缝隙中偶露的光莹，便感受到了他的旷远的辉煌。
& &中国新诗自它诞生之日起，便确立了实现中国古老诗歌的现代更新的目标。对于促进和实现诗的现代化，中国诗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作。中国诗歌传统宏博绵远，正因为如此，它同时也拥有并体现出它的保守和惰性的特点。因而，中国诗在其引进现代性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诗学一直抗拒现代主义甚至外来的其它思潮。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尽管有诸多诗人作过成功的尝试，但它从来没有成为主流，现代主义的诗潮在中国一直处境不佳。
& &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忧患，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作为现代主义的余绪逐渐趋于消失。与现代主义的弱化和消失形成强烈对照的，则是古典和民间诗潮的再度兴起并走向鼎盛期。四十年代中国新诗的民间化受到强大而权威的理论的支持，它直接承继并强化了“红色的三十年代”革命诗歌运动的成果。它依然无可争议地代表了中国新诗的时代主流的地位，这种事实成为新诗引进和加强现代意识的巨大障碍。
& &但现代主义的火种并没有在中国熄灭。在重重的农民文化意识的包围之中，战时的中国后方城市尤其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个学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所在的昆明，那里集聚了一批既具有传统文化积蕴又与当时世界先锋文学思潮保持最密切关联的著名学者和青年学生，他们代表了学院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作为中国文化的精英，联大师生以其开放的视野、前驱的意识和巨大的涵容性，在与大西北遥遥相对的西南一隅掀起了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主义的“中兴”运动。当时在西南联大执教的一些著名的学者、诗人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燕卜荪等，有力地支持并推进了这一火种的燃烧。
& &若把“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喻为“中国新诗的摇篮”，则此时的西南联大同样可以比喻为振兴并发展中国现代诗的新垦地。一批青年学生，在中外名师的指导下，再一次迸发了建设中国新诗的热情。穆旦是其中最积极、最活跃、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据有关材料介绍，他也就是在这里对叶芝、艾略特、奥登甚至对狄兰?托马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师的影响下，由于包括穆旦在内的一批青年诗人的投入，中国新诗史掀开了值得纪念的新页。
& &穆旦具有作为诗人的最可贵的品格，即艺术上的独立精神。这种品格在巨大的潮流（这种潮流往往代表“正确”和“真理”）铺天盖地涌来从而使所有的独立的追求陷入尴尬和不利的境地时，依旧对自己的追求持坚定不移的姿态，其所闪射的就不仅仅是诗人的节操，而且是人格的光辉了。这一点，要是说在四十年代以前是一种不愿随俗的“自说自话”，那么，在艺术高度一体化的五十年代之后，穆旦的“个人化”便显示出桀鹜不驯的异端色彩来。
& &穆旦生当中国濒临危亡的最艰难的岁月，在这样的年代里，穆旦也如众多的中国诗人一样，以巨大的牺牲精神投入争取民族解放的抗争。这表现在他的行动上，也表现在他的艺术实践中。但不同的是，穆旦始终坚持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式传达他对他所热爱的大地、天空和在那里受苦受难的民众的关怀。在这位学院诗人的作品里，人们发现这里并没有象牙塔的与世隔绝，而是总有很多的血性，很多的汗味、泥土味和干草味。但在穆旦的笔下，这一切来源于古老中国的原素，却是排除了流行款式的穆旦式的独特表达。在《出发》、《原野上走路》、《小镇一日》等一些诗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种鲜活的人生图画和真实的生活脉搏。当然最出色的表现还是《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那里有一幅旷远的、甚至有些悲哀的北方原野的风景。了解中国北方农村的人读穆旦这首诗都会感到亲切。腊月夜晚寒冽的风无阻拦地吹刮，风声中有婴儿的啼哭，这一切让人升起莫名的怅惘甚至哀恸。前面说的穆旦诗的泥土味即指这些，他对中国厚土层的深笃的情怀不比别人少，但他显然不把诗的目标限定于现实图景的反映或再现。穆旦从这里出发，他通过这些情绪和事实而指向了深层。岁月这样悠久，我们无法听见。但是，当无声的雪花飘落在门口那用旧了的镰刀、锄头、牛轭、石磨和大车上面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诗人对中国大地以及生活在古老村落里的中国农民命运的关切。穆旦的诗让我们想起恒久的悲哀：为人类的生生死死，为无休止的辛苦劳碌。
& &读穆旦的诗使我们置身现世，感受到真切生活的一切情味。他的诗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纯诗”，他的诗是丰满的肉体，肉体里奔涌着热血，跳动着脉搏，“这儿有硫磺的气味碎裂的神经”（《从空虚到充实》）。但是，穆旦又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对于三十年代以来、四十年代达于极盛的把诗写得实而又实甚至沦为照相式或留声机式的崇尚描摹和模仿的潮流而言，穆旦却有他的一份超然和洒脱。他的诗总是透过事实或情感的表象而指向深远。他是既追求具体又超脱具体并指归于“抽象”。他置身现世，却又看到或暗示着永恒。穆旦的魅力在于不脱离尘世，体验并开掘人生的一切苦厄，但又将此推向永恒的思索。他不停留于短暂。穆旦把他的诗性的思考嵌入现实中国的血肉，他是始终不脱离中国大地的一位，但他又是善于苦苦冥思的一位，穆旦使现世关怀和永恒的思考达于完美的结合。
&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众多的苦难涌向并充填社会的每个角落。普通的中国人，从农工劳苦者、士兵到知识阶层无不承受着巨大的实际的和精神的压力，他们的心灵深处都装满了关于苦难的诸多具体的图象。顺从潮流的诗人，轻易地把这些图象组装成他们的诗句。但穆旦不同，他显然仅仅把这看成是切入的初步。穆旦的始终努力在于通过这些丰富的事实进入关于整个民族生命存在的久远的话题：他的诗句穿透大地的表层穿透历史的沉积，他展现人们感到陌生的浩瀚的精神空间。他写《不幸的人们》的不幸不仅是现实的“伤痕”，而是――
是谁的安排荒诞到让我们讽笑，笑过了千年，千年中更大的不幸。诞生以后我们就学习着忏悔，我们也曾哭泣过为了自己的侵凌，这样多的是彼此的过失，仿佛人类就是愚蠢加上愚蠢――……像一名逃奔的鸟，我们的生活孤单着，永远在恐惧下进行，如果这里集腋起一点温暖，一定的，我们会在那里得到憎恨……这就是穆旦的沉郁，他看到受别人忽略的东西。一位天才的诗人，他的心灵承载着整个民族的忧患。但他从不排拒他自己灵魂苦难的体验，而且往往是由此深入推进，由个人而推及整体，由现在推及绵渺。他的无情的鞭笞，抽打的首先是他自己。“虽然生命是疲惫的，我必须追求”；虽然“观念的丛林缠绕我”，“善恶的光亮在我的心里明灭”，但他显然拒绝“蛇的诱惑”而再度偷吃禁果。他不断拷问自己：“我是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为什么？”（《蛇的诱惑》）
& & 穆旦的这种自我拷问是他的诗的一贯而不中断的主题，写于１９５７年的《葬歌》，写于１９７６年的《问》，不论周围的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都坚持这种无情的审判。“是不情愿的情愿，不肯定的肯定，攻击和再攻击，不过酝酿最后的叛变”（《三十诞辰有感》），站立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之间，揭示自我的全部复杂性，这是穆旦最动人的诗情。穆旦作为二十世纪后半叶非常重要的诗人，他展现那时代真实的残缺和破碎，包括他自己矛盾重重的内心世界。前面说的他写的不是“纯诗”，即在于他诗中出现的都是一种“混杂”的平常。他就是在这种混杂中思考社会和个人：在被毁坏的楼里，“发现我自己死在那儿”，而楼外的世界――洪水越过了无声的原野，漫过了山角，切割，暴击；展开，带着庞大的黑色轮廓和恐怖，……（《从空虚到充实》）
& & 在穆旦的诗里找不到“纯粹”，他的诗从来不“完美”，仿佛整个二十世纪的苦难和忧患都压到了他的身上。他不断听到“陆沉的声音”，他默默守护着“昏乱的黑夜”，他被“黑暗的浪潮”所拍打，这是一颗骚动不宁的灵魂。但是，“为了想念和期待，我咽进这黑夜里不断的血丝……”（《漫漫长夜》）。正是由于他的诗保存这么多的罪恶和苦难，我们说穆旦因传达这时代真实的情绪而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恰当的。
&&话说回来，要是仅仅从穆旦的诗传达时代的实感方面考察他的贡献，那就等于忽略了穆旦最重要的品质。我们不能忽视穆旦作为学院诗人所具有的“书卷气”。他绝不媚俗，他的诗给人以庄严的感觉。他总是展现着良好教育的高雅情调，此种情调使他的诗具有明显的超越性。他的忧患不仅在于现实的际遇，他的忧患根源于人和世界的本身。穆旦不是“写实”的诗人，穆旦的沉思使他的诗充满哲理，这就是他的“抽象”，但又恰到好处。生活中的许多疑惧，他不竭地追寻回答，而回答又总是虚妄，这造就穆旦式的痛苦。“我不再祈求那不可能的了，上帝，当可能还在不可能的时候”（《我向自己说》），我们从这种绝望中发现深刻，于是我们发现穆旦对绝望的抗议――
零星的知识已使我们不再信任血里的爱情，而它的残缺我们为了补救，自动的流放，什么也不做，因为什么也不信仰，……这是死。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平衡，毒戕我们每一个冲动。（《控诉》）
&&穆旦的诗充满了动感。他无时无刻不在展示那外在世界的冲突和内心痛苦的骚动。穆旦从来不用优美和甜蜜来诱惑我们，他的无边的痛苦从不掩饰。而在痛苦的背后，则是一颗不屈心灵的抗议。穆旦的抗议有现实的触因但基本不属于此。诗人的敏感使他超前地感到了深远的痛苦。这种痛苦不是基于个人，甚至也不单是社会，而是某种预感到的无所不在的“暴力”的威胁：“从强制的集体的愚蠢，到文明的精密的计算”（《暴力》）；他是那样地厌恶那些与高尚心灵格格不入的世俗气以及“普遍而又无望的模仿”（《我想要走》）。作为渴望心灵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诗人，他几乎是以决绝的姿态抗击对于个性的抹煞和蹂躏。这是《出发》里的诗句――给我们善感的心灵又要它歌唱僵硬的声音。个人的哀喜被大量制造又该被蔑视被否定，被僵化，……这首诗中还有更为惊人的揭示：“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他是真实地从这种“丰富”中感到“丰富的痛苦”。
& &写于１９４７年的《隐现》是迄今为止很少被人谈论的穆旦最重要的一首长诗。整首诗吁呼的是不能“看见”的痛苦，“因为我们认为真的，现在已经变假，我们曾经哭泣过的，现在已被遗忘”。他的诗表现当代人的缺失和疑惑，他诅咒那使世界变得僵硬和窒息的“偏见”和“狭窄”。这首诗以超然于表象的巨大的概括力，把生当现代的种种矛盾、冲突、愿望目标的确立而又违反的痛苦涂上一层哲理的光晕。这对于四十年代非常流行的“反映现实”的潮流而言是一种逆向而进的奇兀：他在这里继续着对于心灵自由的追寻以及对于精神压迫的谴责：
……我们站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上我们是廿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这种对于秩序化控制的恐惧和抵制，诱导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悲剧，一颗自由不羁的诗魂很难屈从在一律化的框架中。这不仅指的是思想追求而且也包括艺术态度，特别是表现在他的现代主义倾向以及他对“传统”的反抗上。王佐良很早就说过“穆旦的胜利却在于他对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以及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一个中国诗人》）之类的话，这当然不是在否定穆旦所具有的中国文化的涵养和积蕴，而是强调了他的艺术反叛精神。细读穆旦的诗就知道，在他那些充盈着现代精神的诗作背后的，是整个的中国文化的厚土层。这不是指表面的相似，而是指内在的精神一致性和这种文化不由自己的渗透和蕴蓄。以他的《流吧，长江的水》为例，通篇是一首具有浓郁的传统色彩的谣曲：“这草色青青，今日一如往日，还有鸟啼，霜雨，金黄的花香，只是我们有过的已不能再有”，这诗句让人想起李白，想起他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来。无论怎么说，穆旦和李白纵有千年之隔，但作为中国诗人的艺术思维方式却表现出惊人的承继性。
& &但穆旦的好处却是他的“非中国”。他和许多诗人不同，他对“现代”的亲近感，以及他对“传统”的警惕，在许多人那里是不具备的。他来自传统却又如此果决地站在传统的对面，勇敢地向它挑战，这表明穆旦的强大和清醒。穆旦这样写过，“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玫瑰之歌》）。对此，他禁不住要喊一声：“突进！”中国传统的强大深厚和它的自足性培养了中国多数艺术家的慷懒和屈从的性格。特别是当艺术面临着强大的权力和理论支持的时候，那些以挑战的姿态试图反抗这种强大的，便往往具有了某种悲壮。
& &穆旦就是这样出现在中国充满惰性的艺术氛围中。他对现代艺术精神的向往和热情，显示了学院诗人的新锐之气。穆旦站立在一个重大的历史交汇点上，这是黑暗和光明、战争与和平际会的紧要关头。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穆旦庄严承担了自己的一份责任：一方面，他以实际行动贡献着拳拳报国之心；另一方面，他又无情地解剖自己（他诗中不止一次诅咒“平衡”，而且要“理葬”另一个“我”）以期使自己能与他生活的大时代相谐。但生活的惯性追逼这颗痛苦的灵魂，不能允许并试图抹煞作为独立诗人的自由渴望以使之就范。我们于是看到了充斥在诗行夹缝中的那无所不在的追索、疑惧和挣扎――当然，间或也流露出辛辣的反讽。
& &但穆旦更大的辉煌却表现在他的艺术精神上。他在整个创作趋向于整齐一律的规格化的进程中，以奇兀的姿态屹立在诗的地平线上。他创造了仅仅属于他自己的诗歌语言：他把充满血性的现实感受提炼、升华而为闪耀着理性光芒的睿智；他的让人感到陌生的独特意象的创造极大地拓宽和丰富了中国现代诗的内涵和表现力；他使疲软而程式化的语言在他的魔法般的驱遣下变得内敛、富有质感的男性的刚健；最重要的是，他诗中的现代精神与极丰富的中国内容有着完好的结合，他让人看到的不是所谓“纯粹”技巧的炫示，而是给中国的历史重负和现实纠结以现代性的观照，从而使传统中国式的痛苦和现代人类的尴尬处境获得了心理、情感和艺术表现上的均衡和共通。
& &在社会环境的危急中坚持艺术的纯正性，又在忠实而真诚的诗性运作中不脱离社会的苦难并予以独特的展现，特别是在艺术实践中他始终以从思想到艺术的批判锐气而站立在前卫的立场上。他一方面吸收着中国诗学传统的丰美的汁液，一方面又警惕着漫山遍野呼啸而来的诗歌世俗化的潮涌。他坚决而热情地面对西方现代诗特具的魅力，同时又把它的艺术精神用以充实和更新当代中国诗的品质。在三十、四十年代出现的穆旦――当然还包括了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努力，为当时中国诗造出新的气势并展开了新生面。穆旦也就是在此一时刻以他早慧的、全面的、同时又蕴蓄着巨大创造力的实践而成为最能代表本世纪下半叶――从他出现以至于今――中国诗歌精神的经典性人物。
& &穆旦生当我们述及的灾难血泊中崛起的中国大时代，他的创作已显示出中西文化交汇所积蕴的博大丰盈、生活阅历和艺术经验的丰富性，这充分表明穆旦有可能成为能够代表这一时代的大诗人――“让我歌唱帕米尔的高原，用它峰顶静穆的声音，混然的倾泻如远古的熔岩，缓缓迸涌出坚强的骨干，像钢铁编织起亚洲的海棠”，发出这《合唱》的声音时，穆旦才是二十二岁的大学生。我们已从他的声音感觉到由伟大抗争凝炼而出的沉着、静穆铸出的力度与内在激情的爆发构成的巨大震撼力。
& &每个时代都在以它的精神塑造最能传达其精神的歌者，但是，每个时代在作这种选择时又都表现出苛刻：它往往忽视并扼制诗人与众有异的独立个性和特异风格。这情景在五十年代以后的岁月中展现得非常充分。穆旦为世不容。一曲《葬歌》使他遭到更大的误解与非议，他终于在不甘与忧愤中停止他的歌唱。七十年代浓重的暗夜里，他默念那烛泪筑成的“可敬的小小坟场”（《停电之后》），在《沉没》中发出“什么天空能把我拯救出‘现在’”的抗议之声。在北风吹着窗纸的小土房里，他再一次面对青年时代的《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再一次面对中国充满悲哀的大地，大地吹刮的冰雪和寒风。“让马吃料，车子歇在风中”用“粗而短的指头把烟丝倒在纸里卷成烟”，这些普通的劳苦的中国人的劳苦生活，再一次温暖着他，召唤他的热情。可是，他的生命之《冬》已悄然来到，他只能在这样的夜里写下他的“绝笔”。
& &一颗星亮在天边，冲出浓云它闪着寒光。它照耀过，但浓云最终还是埋葬了它。在偏见的时代，天才总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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