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国最终为“万国来朝”的最后一个牺牲品清帝国最终为“万国来朝”的最后一个牺牲品生活无限观察百家号隋炀帝“万国来朝”这个词出现得不是很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很不吉利。它来自中国历史上最恶名昭著的一位帝王——隋炀帝的发明。《隋书·音乐志》记载，隋炀帝“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擫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从一开始，“万国来朝”就是一场盛大的表演，用无穷无尽的奢华排场和惊人的浪费，来展示帝国强大无比的面子。第一次所谓的“万国来朝”，被认为发生在大禹统治的时代。根据史籍记载，大禹下令天下各国齐赴涂山盟会，这也就是《左传》中所谓“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国”。真正将“万国来朝”由书本和卜辞上的记述变为现实的，应该是汉代。从汉代开始，对西域的经营和对匈奴的征服，以及班超和甘英等人的冒险，使汉朝真正出现了一批九州之外的国家来朝贡，但也恰恰在汉代，朝贡体系才在真正意义上建立起来。从此以后，华夏帝国就开始了不断“发现”朝贡国的旅程，每一个愿意面见皇帝并且献上本国礼品的外国人，都被算作是“贡使”，他们献上的礼品，无论是为了通好，还是为了做生意方便，都被算作“贡品”，而他们所来自的国家，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天朝上国恭敬的“藩属”，只不过光荣成为“藩属”的本国对此却一无所知。盛世隋唐，到被后人称为“儒治帝国”的宋朝，再到蒙古人统治的大元，再到扫除鞑虏的明朝，这条脉络不绝如缕，一直通向1761年元旦（正月初一）举行盛典的乾隆盛世时代。“万国来朝”这样一个浩大的面子工程就以这种方式传承下来。融入到画师悬想的《万国来朝图》当中，成为帝国声威烜赫的有力证明。万国来朝更像一笔买卖，帝国付出巨资，买回底气和尊严，贡使得到回赐和金钱，双方皆大欢喜。当然，维持这样一个面子工程，耗费自然也是巨大的。如果仅仅是按照书上记载的那样，只规定“万国”有朝贡的义务，帝国坐享其成，自然是再好不过。作为礼仪传世的天朝上国，自然不能薄待那些倾心向化的属国，吝啬显然有失天朝体面，只有夸饰天朝的富有才能吸引一批又一批的贡使前来朝贡，使“万国来朝”可以年复一年地表演下去。从汉代开始，朝贡就是帝国一项耗费巨大的开支，接见、赐宴、赐印绶、冠带、金银、彩缯，都不在话下，所回赐之物高出贡品数倍不止。而这些金帛丝绸之属，贡使带回国内，转手又是一笔不小的进项。即使是宋代这样积弱的王朝，为了证明自己“奉天应命”的合法性，也在不断“赐”给辽、西夏岁币时，以“厚往薄来”招揽各国贡使来朝。而且越是国运颓唐，需要向北朝低头，就越需要来朝的“万国”找回帝国些许自尊心。大清朝迎来最后的“贡使”——他们的名字，被称为“八国联军”。最后的王朝大清帝国在开始时试图破除这个吸金诅咒。在朝鲜成为清帝国朝贡国的最初几十年里，可能是这场面子工程投入最少所获最多的一段时期，因为当满清与明朝作战时，朝鲜居然暗中帮助明朝，所以清朝在开始时对朝鲜施以惩罚性朝贡，所要求的贡品从金银、大米、五爪团龙纺绸，再到好马，不一而足。同时，由于朝廷对驿站的支出犹少，朝鲜的燕行使经常在日记中抱怨出使清虏可谓霉运到家，在驿站里的伙食银钱不到二两，又经常被驿站官员克扣贪污，驿馆设施更是恶劣至极，弄得朝鲜贡使只得自己找旅馆居住。但，面子工程终归还是面子第一，随着天朝的蒸蒸日上，来朝的国家越来越多，清帝国最终也成了“万国来朝”的最后一个牺牲品。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生活无限观察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爱生活，爱分享，与你分享生活的趣事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帝国的意淫（下）
《万国来朝图》
“万国来朝”这个词出现得不是很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很不吉利。它来自中国历史上最恶名昭著的一位帝王——隋炀帝的发明。
《隋书·音乐志》记载，隋炀帝“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擫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
从一开始，“万国来朝”就是一场盛大的表演，用无穷无尽的奢华排场和惊人的浪费，来展示帝国强大无比的面子。
第一次所谓的“万国来朝”，被认为发生在大禹统治的时代。根据史籍记载，大禹下令天下各国齐赴涂山盟会，这也就是《左传》中所谓“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国”。
《万国来朝图》
真正将“万国来朝”由书本和卜辞上的记述变为现实的，应该是汉代。从汉代开始，对西域的经营和对匈奴的征服，以及班超和甘英等人的冒险，使汉朝真正出现了一批九州之外的国家来朝贡，但也恰恰在汉代，朝贡体系才在真正意义上建立起来。
汉代君主发现，实际上自己统治的帝国并不能像《尚书》、《诗经》等经典中解释的那样，是整个天下。匈奴的南下侵扰和西域小国的叛服不常，使这个帝国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定要分清哪些是真正臣服于自己的藩属国，而哪些又是时不时来朝贡一下的朝贡国。
《万国来朝图》
基于现实政治策略的考虑，藩属国是维系帝国边疆稳定的关键所在，它们是帝国“万国来朝”的重中之重；至于那些朝贡国，就像大秦、安息、天竺等，遥远得不知道其究竟是否真实存在，所谓的朝贡也不过是两个时空偶然发生了一次约会而已，不必记挂于心。但是作为一种粉饰太平的手段，“万国来朝”自然是来的国家越多越好。
从此以后，华夏帝国就开始了不断“发现”朝贡国的旅程，每一个愿意面见皇帝并且献上本国礼品的外国人，都被算作是“贡使”，他们献上的礼品，无论是为了通好，还是为了做生意方便，都被算作“贡品”，而他们所来自的国家，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天朝上国恭敬的“藩属”，只不过光荣成为“藩属”的本国对此却一无所知。
盛世隋唐，到被后人称为“儒治帝国”的宋朝，再到蒙古人统治的大元，再到扫除鞑虏的明朝，这条脉络不绝如缕，一直通向1761年元旦举行盛典的乾隆盛世时代。“万国来朝”这样一个浩大的面子工程就以这种方式传承下来。融入到画师悬想的《万国来朝图》当中，成为帝国声威烜赫的有力证明。
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声教广被，恩泽天下。一切都那么美好，但问题只有一个：这一切要是真的该多好！
遗憾的是，这一切只存在于画师笔下望空悬想的画中。现实当中，这个元旦庆典，没有那些来自西洋手捧礼物的各国夷人，甚至连天朝自夸的五十七个外藩属国和三十一个朝贡国都没能凑得齐——因为这一年本来就不是各藩属国的朝贡年，朝鲜和南掌的贡使也在之前一年进贡完就回去了。
《万国来朝图》
根据《实录》和《起居注》记载，大年初一只是“御太和殿受朝，作乐宣表如仪”，然后请蒙古王公和入了紫光阁的各位功臣吃了顿饭，根本没有“万国来朝”。
这幅虚拟的《万国来朝图》的作用，和每年年节宫廷升平署都会上演的“万国来朝”连台大戏一样，不过是为了点缀一下节日气氛，让皇帝、太后开心一下而已。
《艺术品鉴》2015年1期*意趣*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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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无梦楼随笔》，张中晓遗稿，路莘整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初版。12.00元　　　　　　　　拾荒集　　（一九六0年十一月——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拾荒集》自序原文　　久幽空虚，已失世情，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必多乖刺。盖见冠盖轩昂，局促之容油然而生，纷华成丽，自卑之感鼓然而起，此时宜检点身心，不使失言失行类似小丑也。临亢者固须理智克制，处卑时尤须理智照耀，不然阴毒之溃胜于阳刚之暴，精神瓦解，永堕畜生道矣。壬寅年头八日书于无梦楼。　　　　写在原文后面　　壬寅年即1962年，这一年有一件大事可记，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此前，6月16日，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万言书，8月22日又上短信一封，这两封信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均被当作彭德怀搞翻案的证据受到批判。　　“盖见冠盖轩昂，局促之容油然而生，纷华成丽，自卑之感鼓然而起，此时宜检点身心，不使失言失行类似小丑也。临亢者固须理智克制，处卑时尤须理智照耀，不然阴毒之溃胜于阳刚之暴，精神瓦解，永堕畜生道矣。”在政治压迫和经济困厄之中，张中晓如身陷无边沼泽。但张中晓精神是坚强的，心理是健康的，他伸出手去，把自己的灵魂高高举了起来。　　不知是哪一年，发现在许多名人名文中经常出现张中晓的名字，引用张中晓的文字，后向网上得陈思和先生《中国当代文学史》，见陈思和先生在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八章《对时代的多层面思考》中单立一节：《私人性话语：〈无梦楼随笔〉》，文中有言：“《无梦楼随笔》的价值不仅仅在文学上，对于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来说，它也有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到今天仍然历久弥新。它们之所以有文学史的意义，在于它们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表现，而且伴随着有血有肉的感情，并在这种血肉相联的思想与情感的展示过程中，它们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一座座知识分子的自己的雕像。作为私人话语，它们在当时不可能公开发表，因而默默无闻，然而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时间的大浪淘沙使得‘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无梦楼随笔》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乃至当代文化史上的一座道德文章的丰碑。”自此，越发想得张中晓《无梦楼随笔》一看。感谢网友nocash兄遥寄张中晓《无梦楼随笔》赠我，使我圆此愿望。2003年，住到东北一座陌生县城，为纪念张中晓，为报答nocash兄厚爱，也为逼自己不致懒惰，决定作《读张中晓〈无梦楼随笔〉的随笔》，日前，已初步完成《无梦楼随笔·无梦楼文史杂抄》部分。在此期间，承蒙网上许多朋友一路关注并予以支持鼓励和批评指正，这足以说明张中晓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我愿向大家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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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久饿之人，一坐筵席，便狼吞而食，可谓粗暴，一旦肚中有食，便会斯文起来，转而讲究礼貌，宛如君子了。但开始的不择冷盆热炒，一倾而下，与后来的连连饱噎，举不起筷，形迹虽殊，其实何尝判若二人？虽非假装斯文，但绝不是本来斯文，乃是好像斯文罢了。这正如自己在野时，鼓吹奴隶反抗，但一旦当了权，便主张应当顺从一般。在他是任务已变，在人是首足倒置了。　　　　写在原文后面　　“自己在野时，鼓吹奴隶反抗，但一旦当了权，便主张应当顺从。在他是任务已变，在人是首足倒置了。”此一段可概括中国古代所有农民起义。　　鲁迅在那篇著名的《灯下漫笔》中震聋发聩地指出，中国古来只有两种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便逐鹿杀伐涂炭呻吟，待到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做什么呢？那便是大摆筵宴。就在鲁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仍是“国学家崇奉国粹，文学家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热心复古”，正像鲁迅在文章中所说“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甚至连外国人也跑来赞颂中国固有文明，这就引出鲁迅很有分量的一段话：“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东瀛美文之旅”丛书，丛书十五部，从清少纳言到大江健三郎，共收日本古今二十多位作家的文集和文章，鲁迅《灯下漫笔》提到的鹤见钓辅的《思想·山水·人物》却未能收入。鲁迅译过鹤见钓辅的《思想·山水·人物》，鲁迅在《灯下漫笔》内提到了鹤见钓辅《思想·山水·人物》中《北京的魅力》：“鹤见钓辅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宣布结束，中国人不幸又在印证历史的重复，整个国家又像暴发户般饕餮大嚼，中华民族的吃法越发残酷，中华民族的吃相越发难看。　　鲁迅盼望着中国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第三样的时代。
　　老孟的微言大义。
　　谢老肿兄扶持。　　谢我是垃圾清道夫兄关注。
　　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诚然~不过今天这种人应该叫什么？是叫反华分子吧？
　　悠久的食文化，千年的流水席，吃的都是人。
　　超重装先生，不仅今天，可以说一直被这样叫着。　　老肿兄，这席，怕没尽头。
　　原文　　苦乐相同，苦乐不相通。人之苦乐相同，人性也。人皆有苦乐之情，悲观之感。苦乐之不相通者，此人对某事某境之苦乐殊异，是以肝胆楚越。人皆有情，同也；情生于何，对何有情，异也。人人之情，同也；“我的”“你的”情，异也。苦乐相通，以爱为媒介；相异，以恨为障碍。　　随声附和，有时实际上是与人相通团结之道。不要过于鄙视附和与奉承。附和与奉承，如果没有邪恶的目的，而出于高尚之心，则大有益于人世的。　　　　写在原文后面　　文森特·凡·高死去几个月后，凡·高的弟弟提奥也死去了，人们说，提奥是为凡·高而生的。倘无提奥，凡·高未必能活到37岁；倘无提奥，凡·高未必能留下一千七百多幅绘画作品。郭沫若作话剧《屈原》，为屈原添了一个学生婵娟。这是浪漫的一笔，从剧情看，屈原与婵娟的情感已不只是师生甚至父女那样简单。想当年，屈原若真有婵娟，他未必就会抱着石头走到汨罗江里去。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前有王元化先生的序。王元化先生在序中告诉我们，大跃进三年灾害期间，张中晓写信给王元化先生，张中晓在信中说：“你的情况大概还好，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　　一种事业，一个生命，都需要支持与鼓励的。　　　　原文　　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技术问题，末也。　　人类怎样利用这种能力——道德问题，本也。　　后者须要一种比较合宜的人性科学，关于人性的比较合宜的知识来和前者的发展协调，合科学技术利用来为人类造福，而不使之成为人类互相残杀的工具。人要面对政治制度和道德原则的道德。根据问题，根据这些制度和原则共同行动的人们可以获得个人的自由，这种自由会达到彼此间的兄弟般的结合。　　　　写在原文后面　　有两本书值得一读，一本是美国人斯蒂芬·施奈德的《地球——我们输不起的实验室》，一本是英国人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不用通读，只需读上几页就可以发现，人类很凶恶，很狰狞，很残忍，也很愚蠢。　　毛泽东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1976年以前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矛头之一便指向环境问题，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对自然生态产生破坏。但是，早在一个世纪以前，自未加控制的煤的燃烧导致伦敦烟雾事件时起，西人已意识到生态和环境问题，就在中国批判资本主义最厉并高喊人定胜天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绿色和平组织已在西方正式成立并向世界普及，越来越具规模和力量。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完成了他很具分量的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阿诺德·汤因比在这部《人类与大地母亲》第八十一章《生物圈（年）》中早已报警：“到20世纪70年代，生物圈仿佛已处于濒临覆灭和被污染的危险之中。或许它已基本被它自身的创造物和居民——人类弄得不再适于任何生命物种的生存。回首往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征服生物圈的力量始终在不断地增长。”　　正像学者杨东平先生说的，21世纪，环保问题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与否的是基本珠尺度。　　但是，人类已乘上一辆失控的列车，不发展又不可能。我早已说过，这世界，顶多再有一千年，够人类折腾了。
　　“环保问题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与否的是基本珠尺度。”　　竟多字了。应是“环保问题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与否的基本尺度。”
　　原文　　忍本美德，然也可为无耻。（明）厦原吉有雅量，人莫测其际，以为不能学。原吉曰：吾幼时有犯，未尝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则无所忍矣。　　　　写在原文后面　　厦原吉，显是印刷错误。向《明史·列传》第三十七找到夏原吉。夏原吉，字维喆，祖籍德兴，官致户部尚书，自明
朱元璋始，历三朝皇帝，《明史》编撰者把他写得很高。　　张中晓锐目，向《明史》高立之传中看到这一段：“或问原吉：‘量可学乎？’曰：‘吾幼时，有犯未尝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则无可忍矣。’”《明史》写夏元吉还有一处：“与同列饮他所，夜归值雪，过禁门，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堕行。’其慎如此。”向《明史》中看，夏原吉在水利和国民经济上还是有贡献的，也曾向皇帝有过进谏。置身在皇权专制的时代，生活于外儒内法的国度，“始忍于色，中忍于心”，夏原吉不能不慎重，这是政治压迫的结果，“久则无可忍矣”的夏元吉，后来也曾因一言而锒铛入狱。　　但，千百年来中国民间书法书写率极高的那一“忍”字，却正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上的一种大病，它已形成民族性格，甚至溶汇在血液中，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正像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所说“眼睁睁地忍着”，和甘地的坚忍向上正相反，它几乎全无积极意义，更多的是一种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苟活和没出息。　　　　原文　　人生万端，严自我心者，均须坚忍——即熬。熬钱为节约，等等是也，但世人惟知熬钱，而不知熬口。以为口舌之间，无经济价值，不妨痛快。殊不知，一钱之安有限，而一言之患无穷也。　　　　写在原文后面　　《史记·晁错传》：“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人难熬口，专制强权却可使之噤，《古今杂剧》元缺名《豫让吞炭》有：“你也忒跋扈，忒狰狞，你便噤声。”而佛教地狱中，似也有拔舌一刑。向《辞源》中看，无“熬口”一词，但“熬口”的实践，自焚坑罢黜非礼勿时起，已进行两千多年。语言即是思维，思维斟酌语言，灵魂的脚穿上弓鞋，未曾著文说话，先在思想中自检，甚至在鹦鹉面前也要小心，这也成为一种群体意识了。　　但事情往往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张中晓若能走到21世纪初互联网上，会发现，熬口实在又是一件很难的事。　　　　原文　　对于有些人来说，一场激烈的争吵就是生活中的盐。没有争吵，生活是无味的，不能忍受。　　　　写在原文后面　　《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时座上张温、骆统二人，又欲问难。忽一人自外而入，厉声言曰：‘孔明乃当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难，非敬客之礼也。曹操大军临境，不思退敌之策，乃徒斗口耶！’众视其人，乃零陵人，姓黄，名盖，字公覆，现为东吴粮官。”　　救东吴者，实黄盖也。
　　原文　　陷于不自知，迫于不得已，二语可为一切人辩护。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二语，则何处不至矣。　　　　写在原文后面　　不得已，不得不然，无可奈何，似已成全民族性格。但是，整个民族性格若正相反呢？　　比如说，有人要搞场运动，大家说，你先慢点搞，让我们想一想。那么，这世界会是什么样？　　再比如，互联网来了，网络论坛开了，有论坛发帖要审查，大家认为这样有伤人的尊重，全都没有接受这种做法的习惯，审查制不取消便全部坚决离去不再发帖说话，那么，世界又会是什么样？　　再比如，网络还在办，论坛还在开，可是许多文字词汇都有禁忌，触犯这禁忌，帖子就发不上去，要想发帖就得自检自割，大家认为这意味着强奸，在这种制度下发帖是人类的耻辱，这种做法一日不取消，大家便一日不再向此处发帖说话，那么，这世界又会是什么样？　　　　原文　　人的两大弱点：①幻想；②无赖。即自我欺骗，自暴自弃。　　　　写在原文后面　　照此说，上帝，桃花源，还有中国人想象的“共产主义”，当是前一弱点的体现。上帝死了，“桃花源”这一农业社会的美梦在现代化高楼大厦的面前在机器的轰鸣声中被砸得粉碎，“共产主义”这一由“最科学”的学说支持着的理想既遥遥无期又不经盘问，人们就向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肆无忌惮地大伸其手，在淘金和饕餮中全不顾人的尊严，大暴其自暴自弃的丑陋下贱和没出息相了。　　总之，抬起头来，举目望去，全不见人们致力于一个有质量的现在，而无一个有质量的现在，也就等于大家都正在破坏和葬送将来。　　　　原文　　兴趣的注意力——心灵的雕刀，在生活的顽石之中，选择一个雕像。　　　　写在原文后面　　兴趣随人的思想认识水平而有高低，注意力也随人的心胸和眼界而有所不同。　　张中晓可能一直在寻求一种自救，不仅是自救，面对残酷混乱以恶为善的世界，他要让精神在生活的废墟上升腾起来。
　　无梦楼
　　多谢：）
　　十　　　　原文　　在实际生活中，须要才干和手腕灵活，在精神工作中也要神明和心灵活泼。　　　　写在原文后面　　《史记·高祖本纪》：“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项羽本纪》：“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诸葛亮没有刘邦项羽的气魄，《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於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但一人能兼将与相，终是帝王皇家求之不得，难怪刘玄德要三顾频烦。　　距今两千六百多年前，管仲搞了一次“革命”。《国语》卷六《齐语》：“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對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又：“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国國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又：“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度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軍，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使迁徙。”诸葛亮以管仲为师，《三国志·诸葛亮传》：“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用今人眼光去看，管仲对国家所进行的是一种军事化管理，而管仲及后来管仲的效仿者诸葛亮所搞的“屯田”一类的“经济”，应该就是何博传先生在《山坳上的中国》所指出的“战时保障经济”或“战时供给经济”。《周礼·地官·泉府》：“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疏》：“国人者，谓住在国城之内，即六乡之民也。”有袁林先生在《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一书《管仲经济变革内容》部分写道：“关于国人，西周时他们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人，享有一定特权……到春秋时期，国人地位逐渐下降，在齐国以至于被强制编制，再用他们作军队主力”，“到管仲变革时，制国为二十一乡……国人中除少数事工商者可以自给外，士之十五乡皆‘使就闲燕’，不事生产，他们像古罗马的无产者一样要靠社会来养活。随着人口的增加，他们的生活需求逐渐超出了社会经济承载力，其经济状况必然下降，而国家又必须使用他们来打仗，必须牢牢地控制住他们，因此必须有严密的强制编制，‘勿使杂处’，以使其‘安心’、‘不见异物而迁’，并‘令勿使迁徙’（《国语·齐语》。），这种需要导致了管仲的变革。自此而后，各国国人地位逐渐下降，到战国时，国人与鄙民之间的地位差别渐濒于泯灭”。袁林先生说：“管仲经济变革则明确提出国家干预被剥削者鄙民所使用的土地，并谈到要使田‘均’，从而使民‘憾’，显然，国家对一般被剥削者的控制已经达到其个人人身，不再经过具有自调节功能的前资本主义公社这一中间环节，公社调节其内部成员使用土地方式的职能被国家接收了过来，这明显是在实行国家授田制度。”另，袁林先生指出，自管仲开始，国家对耕地以外山泽荒野所有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管仲变革时特意设机构及官吏严加管理，定时开放，比较合理的解释，还是为了将被剥削者较牢固地束缚于国家所授予的耕地上”。难怪后人论及管仲治齐时说：“综看管仲的治齐政策，实在是一个大政治家的手腕。”手腕固然高明，但自比管仲的诸葛亮却没有使蜀国走出大山，而诸葛亮治下的蜀国，在文化艺术的建设上更毫无曹魏的成就，可见“手腕”之下，也难得精神的神明和心灵的活泼。　　管仲不仅影响了千百年后的诸葛亮，也影响了两千多年后的一代伟人。有王凤贤先生在《毛泽东的伦理思想及其传统文化背景》一文中指出：“青年毛泽东的道德哲学和伦理思想，除了批判地汲取近代西方伦理学说以外，还直接受到儒家、墨家和管仲学派的思想影响，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然能够把共产主义精神与优秀的民族传统结合起来，创立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共产主义道德思想和道德准则。”　　何博传先生在《山坳上的中国》第一章《经济大地震》第二节《战时保障经济学》中写道：“经济学上的‘保障’概念是毛泽东的创造。毛泽东早在1933年8月所作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就提出‘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的问题。到1942年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之后，这口号便成为数十年以来我国财经工作的总方针。直到现在，这口号还可以在例如郑州那样的大城市马路旁的墙壁上看到。毛泽东早年提出的‘保障’概念，与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的‘分配’理论都是军事压力下的产物，是穷底子时代不可避免的产物。不同的是：后来列宁认识到要改变政策了，而我们却死抱‘最高指示’不放。”何博传先生只看到俄国的列宁，却未看到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管仲。　　毛泽东高扬的旗帜上写着反“封建”，写着“批儒反孔”，写着反“传统文化”，但他在实际治国中，恰是一手“儒家”，一手“法家”。学雷锋，树榜样，这便是“儒”，而“斗私批修”大搞阶级斗争，弄得人人自危，这又不啻申韩。毛泽东好引经据典，但是，向他的文章和言论中看去，除去常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外，三国水浒历代史籍包罗万象，全都是中国古代的东西，而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哲人思想家的著作，几乎很少提到，更无理解与阐述。把一些包装性的现代词语拿去，毛泽东不是现代人。　　如果没弄错，马克思说过：没有新闻自由，一切自由都免谈。从这一点说，毛泽东也不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是个一脉相承,且在方法上集大成的统治者.老孟好文.
　　老肿兄概括得正是。　　文中引袁林先生“并谈到要使田‘均’，从而使民‘憾’”，应是“并谈到要使田‘均’，从而使民‘不憾’”。
　　十一　　　　原文　　一个错觉（假象）能蒙住人，一个预言能哄住人，一个道德能吸住人，一个解释能安慰人……　　　　写在原文后面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中说：“人类历史是不计其数的人类头脑相互作用的结果。如今有如此之多的人认为它必定遵循着人类头脑可以发现的简单规律，以至于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它其实是个多么令人惊骇的主张。这些伪历史学说的作者，不是耐心而谦逊地劳作，用直接获知的因素重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发现的复合体和独特结构，从各个因素关系的变化中探求整体中的变化，而是谎称可以走一条思想捷径，直接洞察到即刻把握到的各种整体的发生规律。这些发展理论的地位不管多么令人怀疑，它们对公众想象力所取得的控制，却远非任何真正系统的研究所能望其项背。”　　哈耶克在这里点了马克思的名。他说：“这些历史‘哲学’或‘理论’，其实已经成了十九世纪的典型特征和‘可爱的恶习’。从黑格尔和孔德尤其是马克思，到松巴特和施宾格勒，这些伪造的理论逐渐被人们看成社会科学的代表性成果；利用一种‘制度’一定会被新的不同制度所超越是历史的必然现象这种信念，它们给社会演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它们看上去就像是自然科学所确立的那种规律；在一个根据自然科学来确定衡量一切知识努力的标准的时代，这些历史理论关于能够预见未来发展的声明，便被当作它们有着突出科学性的明证。马克思主义虽然只是十九世纪的这类众多典型产品之一，然而它脱颖而出，变成了使这种唯科学主义成果影响广大的传载工具，甚至使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跟它的支持者一样，从它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哈耶克1952年出版的这本《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张中晓不可能看到。但张中晓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却看到了与哈耶克意思相近的一段话，他在《无梦楼随笔·无梦楼文史杂抄》第九则专门把那段话摘了下来：“历史有情，不是人事无常，正如历史无情，不是因果报应。因为世界并不是裁判所，而是生活的地方。必然性可以休矣。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的丰富性，它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做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概念的、抽象的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张中晓在《无梦楼随笔·无梦楼文史杂抄》第八则又让人们看到这样一段：“人创造着历史，人类的行动和斗争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内容。历史的道路不是预先规定的，不是先验的途径，相反，它是既往的人类行动的结果和将来的人类行动的开始。走到哪里算哪里，——实验主义历史观也。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说明历史，而我们却应当以历史说明迷信，否定迷信。做出对生活最高目的的合理的和合乎伦理的解释，是今日道德哲学的工作和责任，也是历史哲学的道德性和战斗性。”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上曾加按语：“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从毛泽东的角度说，张中晓的确很“反动”。　　列宁说，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曾几何时，我们一面秉承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一面预言跑步就能进入的一种社会马上就要来到，为使这预言不致像武陵源那样找不到入口而能有一个质的显现，便人为生象，向人们的头脑中唤起一种感觉，与此同时，强化性的宣传与解释都同步进行。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运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另一种角度帮助了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有所调整，改掉了自身的一些毛病，从而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这种说法也许会给马克思主义的拥戴者带来安慰。但是，即使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的预言是对的，在条件没有成熟的时候，人工催化也是万万不可，仍须尊重自然成长的过程和长势，没有哪个世界能一日造成，更没有哪个婴儿能省略十月怀胎一步走到世上来。　　现在，有些人正以一种旁观者——或可说是以一种不服气的旁观者的姿态在等待一种“暴力革命”，当这种“暴力革命”到来的时候他们会说：“你看，我早已料到。”　　“暴力革命”很可能会有，不耸人听闻地说，这样的“革命”可能正在厝火积薪。但是，这“暴力革命”闹过以后又会怎样？20世纪90年代末，当再一次读《共产党宣言》时我想到，一种社会的诞生和一种社会的完结，也许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是文化问题，唯独不是军事问题。经济的问题，总还得用经济解决，当一场“暴力革命”过后，建设，积累，一切的一切，还都得重新开始。我一点不怀疑，我们现在所做的，正是那种“暴力革命”结束后也还是要做的事，这是无论如何也躲不掉的。但是，真要是再来一场农民起义般捣毁一切式的“暴力革命”，硝烟散去，血泊凝固，再想作为，怕一切都来不及了。
　　十二　　　　原文　　生活中的种种不可理解和暖昧难知性正是迷信、宗教取得胜利的突破口。　　　　写在原文后面　　舒展选编《钱钟书论学文选》，在第三卷《统治者的一个重要的统治权术——关于秦始皇的隐与显》前有按语：“本书著者对最高统治者统治术的揭示尤为透彻，拈出与秦始皇相类似的中外最高统治者权术的共同点之一：绝无政治透明度可言，而且尽量阴伏隐形，掩情匿端，犹如贼鼠藏其状，又似红云显其光，视臣民若敌国然，使玄虚不辨其真弄与故弄，以便保持于不意之中随时出击的主动权。焚书坑儒，不过是一次公开的出击而已。”　　《礼记·礼运》孔子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郑玄注：“谓辉光于外而形体不见。”《春秋繁露·离合根》论人主“法天之行”：“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史记》，“赵高说二世曰：‘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钱钟书《管锥编》：“《李斯列传》亦记高自言‘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则申、韩之术固所操本业。特斯蓄心叵测、引据附会耳；若其指归，则固儒、道、法、纵横诸家言君道所异口同词也，二世脱非昏主，未尝不可节取而妙运之也。”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5月新1版《辞海·语词分册》：“迷信，指相信星占、卜筮、风水、命相和鬼神等；也指盲目地信仰或崇拜，如迷信书本；迷信古人。”多少年来，我们对“迷信”的理解实在是狭隘了。　　天地极大，未知极多，不可理解和暖昧难知永不会少，而迷信，也将与人类同在。　　　　十三　　　　原文　　思想工作者的能力并不仅是虚构一个空中楼阁，而在于使地上的世界浸透着你的内心的光明，用你的智慧的心和精巧的手，塑出一个生命的世界，或现实的交响乐。　　　　写在原文后面　　“思想工作者”一词，不知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词汇也有年龄，“思想工作者”一词年龄可能不大。打量一下，这个词或有两种解法。一种可指哲学家、思想家一般在大脑中工作的，一种可能就是多年来人们早已知道的专指做别人政治思想工作的。朱学勤先生在“凤凰世纪大讲堂”的讲话《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针对“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一段话：“我认为没有一个职业是可以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除了中世纪的教士。”结合朱学勤先生的话，“思想工作者”一词也不能不审视。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写道：“苏格拉底尝谓国家愈统一愈佳，亚里士多德驳之曰：苟然，则国家将成个人，如和谐之敛为独音、节奏之约为么拍”。钱钟书还写道：“孟德斯鸠尝论亚洲之专制一统不足为训，政体当如音乐，能使相异者协，相反者调，归于和谐。”“思想工作者的能力并不仅是虚构一个空中楼阁”，张中晓说出这句话，整个就是站到一个时代的对面去了，结合下面“生命的世界”和“现实的交响乐”，张中晓以一个人的力量对一个时代发出了批判，在批判的同时，张中晓提醒人们注意到，世界应是生命的世界，生命的世界应有生命的交响，而思想工作，若一定要有，应为生命服务，除去使内部与外部世界更加光明更有利于发展，它不能超乎生命之上。　　　　十四　　　　原文　　贪婪和平庸的人们，对于不满足的东西要求满足，因之，他们陷于怨天尤人，永远不知节制，过不好日子。　　　　写在原文后面　　“贪婪和平庸的人们，对于不满足的东西要求满足。”此一句，似有不顺。　　但这话的意思是可以明白的，这世上许多年代无数人都愿为张中晓这句话提供实例以示支持。　　　　十五　　　　原文　　天上或许有上帝，或许没有，但是可以肯定存在着的唯一的上帝就是人们心中的上帝。基督因为人的信，住在人心里。一个人心中有了上帝，即心所“同有一个指望”，合而为一的理论。如果抛弃了天上的帝，那心中的上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是的。如果不同心中的魔鬼斗争，那么一个人也就是一个魔鬼了，上帝和魔鬼也就无区别了。　　　　写在原文后面　　中国有道德，有礼教，有佛老，有天堂地狱，但没有上帝。这倒并非说中国没有基督教。世间即使没有基督教，上帝应该还是有的，而且不应以东西分。但在中国，缺少上帝的身影。张中晓说：“临亢者固须理智克制，处卑时尤须理智照耀，不然阴毒之溃胜于阳刚之暴，精神瓦解，永堕畜生道矣。”王元化先生说：“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理解的。”陈思和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和王丽娟、耿立著《自由欢舞——当代散文的精神历程》都为张中晓设有专题。陈思和先生说：“《无梦楼随笔》展示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遭受灭顶之灾后，如何抵抗虚无的威胁，重新恢复对人类、人性与良知的信任的心灵历程。”王丽娟、耿立先生说：“《无梦楼随笔》是张中晓生命的墓碑。它使作者获得了永恒。”　　刘小枫先生在《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社会学评注》中写道：“近十年来，社会层面对基督教的政治警觉意识至少在城市区域有明显减弱，基督教的认信在已成为社会基础意识的无神论语境中自发漫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文化知识界中出现了宗教意向和对基督信仰的兴趣。这一精神意识之趋向在文学、艺术、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中，尽管实际上不仅丝毫不具普遍性，而且显得脆弱孤单，但确有增长的趋势，以至于某些教会权威人士声称，基督教将在教会之外得到更大的发展。”尽管刘小枫先生认为“神学家们若仅用信仰意识危机来解释这一现象，或对这种实际上仍然相当微弱的‘基督教热’过于乐观，就会使问题简单化”，但是，向更大范围看，人的精神需要依靠，20世纪70年代后信仰意识危机不能不说是“基督教的认信在已成为社会基础意识的无神论语境中自发漫生”的一个重大原因。坦白地说，文化知识界中“基督教的认信在已成为社会基础意识的无神论语境中自发漫生”或有望形成一种思想上的集团性的力量。但是，刘小枫先生在《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一文中有两段话很有分量。刘小枫先生说：“列奥—施特劳斯写过一本很重要的书《迫害与写作》，讲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如何写作。‘迫害’远非一般意义上的所谓专制政治的迫害，而是根本的人类生存方式的基本冲突问题：知识人（智者）与老百姓的信仰是相冲突的。知识人要把自己那套讲出来，又要保住有己的生命，必须要用‘隐讳写作’方式来写作。因此，这种‘迫害’、‘隐讳’根本就不是简单地涉及某个历史时期的政治问题。”刘小枫先生说：“并非专制时代才会有这样一些问题，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精神上的冲突，这是很根本的冲突。这种解释学完全是从人类生存的基础出发的。知识人若是讲出自己的社会理想，老百姓是要把他杀掉的，因为老百姓信的神与知识人信的神，不是同一个神。这就解释了苏格拉底何以被处死了。民主的精神诉求，就是杀死哲学人信奉的神，启蒙主义知识人干的就是这种自杀行为，还以为自己在启蒙民众，根本就搞错了。”　　刘小枫先生在《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开篇写道：“一个知识人在考虑精神文化问题时，恐怕得分清社会的一般精神状况、或者民众的精神状况与知识人所追求的精神，这两者很不一样。民众想什么、信什么，大概不是一个搞点学问的人——哪怕他搞的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学问——可以指指点点的，民众精神有自己的走向及其社会、政治、经济理由甚至人性的理由，知识人很难左右。”　　20世纪末，中国人又引进或说又发现了上帝，上帝之于中国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我还只能观望，不敢乐观。
　　哈耶克在这里点了马克思的名。他说：“这些历史‘哲学’或‘理论’，其实已经成了十九世纪的典型特征和‘可爱的恶习’。从黑格尔和孔德尤其是马克思，到松巴特和施宾格勒，这些伪造的理论逐渐被人们看成社会科学的代表性成果；利用一种‘制度’一定会被新的不同制度所超越是历史的必然现象这种信念，它们给社会演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它们看上去就像是自然科学所确立的那种规律；在一个根据自然科学来确定衡量一切知识努力的标准的时代，这些历史理论关于能够预见未来发展的声明，便被当作它们有着突出科学性的明证。马克思主义虽然只是十九世纪的这类众多典型产品之一，然而它脱颖而出，变成了使这种唯科学主义成果影响广大的传载工具，甚至使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跟它的支持者一样，从它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有见地啊。　　
　　多谢李翰如先生关注，是哈耶克见得深。
　　十六　　　　原文　　如果一个人想从紊乱不堪的日子中脱颖而出，最重要的是要使精神的导线指引那附丽生命中的一片盲目的混乱。这是终生的工作。精神的导线=理性的力量；盲目的混乱=人欲的大海，从而逐渐扩展，把它渗透于机体的每一细胞，正如太阳映于露珠。　　　　写在原文后面　　张中晓很重视理性对生命的引导和指引。　　在疯狂的年代，重视和强调理性，坚持并呼唤理性的约束和引导，这是一个智者超出常人的地方。但是，理性也不能不审视，而且会不会如李敖所说“上半身压迫下半身”，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呢？　　张中晓对此已有所注意。《无梦楼随笔·无梦楼文史杂抄》第七十则：“理性主义不切实际，实际主义缺乏道德标准。僵硬的人生关系的另一极端是一盘散沙的纷乱和敌对。”《无梦楼随笔·无梦楼文史杂抄》第七十二则：“中国的所谓玉不琢者，以抽象的理智（道德、伦理的枷锁）来规定。自然性否定了，但人性也窒息了。它把人的血肉感情禁锢在一种僵化的人生关系的枷锁上，而这人生关系本身却是一种自然性的固定化，一种合法的自然性。”　　　　十七　　　　原文　　人在这世间的确是慌乱和孤独，都会心存叵测，有便宜可得则和好，一旦吃亏则恶绝，亲戚则冷淡无情，同事则尔虞我诈。人的内心是惶恐的，这种惶恐，由于沉重的负担和忙碌的生活而掩盖起来，而不自觉，但这种惶恐是存在的，因之，道会门的阴影就袭击了他，在聚坐念佛里，心境解除了惶恐，而得到了依靠和慰藉，而在明天有勇气去担负生活的重担。　　　　写在原文后面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佛说四十二章经》：“佛言，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最，名之为道。”　　有人上庙，庙上赠光碟，光碟中有和尚讲佛法，那和尚强调两件事，一是不要亢奋，一是不要较劲。当了科长若亢奋，一定当不了处长，当了处长若亢奋，一定当不了局长。那和尚指出，有人竟跟古人较劲，批了孔圣人，于是有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这是遭到了上天的报应，而西太后也是大命之人，跟西太后较劲，一定较不出好处。那和尚一再嘱咐人们，在家不要跟父母较劲，在单位不可跟领导较劲。那和尚说，知识分子有了知识，极易亢奋，太爱较劲，于是许多疾病袭来，早早就都死掉。　　在民间，佛教多是这样传播着。　　　　十八　　　　原文　　格言的确是人生经验的结晶，有哲理性的深湛，但人只有通过一段人生的过程之后，才能体会到它的智慧和它的内在意义。青年人的无世故的眼光中，越是深刻的格言越看来平淡，远不如浮面的色彩的吸引力。因为他不理解，没有理解的内心基础；他完全站在哲学的外面，感到陌生和惶恐。　　有人把仅仅有效验的格言转化为广泛的哲学原则，也有人把广泛的哲学原则转化为仅仅有效验的格言。　　　　写在原文后面　　王船山《姜斋诗话》：“身之所力，目之所见，是铁门限。”　　格言不是故意创造出来的。　　对这世界终于有所体验和感悟，人已经老了，许多人又在重新体验与感悟着。但我不敢拿自己的体验和感悟去教导别人。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老年人，虽然年纪一把，未必能把年轻的一代指导得更好，甚至他们未必够得上资格来指导；因为他们虽有不少收获，却也已大有损失。”梭罗说：“老年人体验过了，但却于我无用。如果我得到了我认为有用的任何经验，我一定会这样想的，这个经验嘛，我的老师长们可是提都没有提起过的呢。”　　　　十九　　　　原文　　对于信条不应当保持一个理智的良心，以致于因为在我们的信条中有太多不一致和动摇的地方而感到苦恼。我们应当在夹杂混乱之中投机取巧。只有被信条奴役的人才会苦恼，而应当把自相矛盾的信条铸成一把两刃的剑。盖剑有两刃，可左右割也。　　　　写在原文后面　　只有被信条奴役的人才会苦恼。帝王君主金口玉牙，圣人君子随心所欲，一剑可以两砍，一嘴可以两吹。　　仁义道德，忠孝礼法，马列主义，甚至现在的自由民主，在有些人那里都是这样一路用下来的。　　　　二十　　　　原文　　皈依宗教还是信仰理智，这类不同见解的争论是完全无用的，无意义的。关键在于人的生活态度，主要的是人应当生活。生活就是力量、光明、良知、产生果实的爱、自我牺牲的欢乐和行动。生活只有一个敌人：享乐的自私自利，即无耻。　　　　写在原文后面　　“皈依宗教还是信仰理智，这类不同见解的争论是完全无用的，无意义的。”张中晓早又走到前面。　　叔本华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悲剧。尼采认为，人生即使是一场悲剧，我们要努力把这场剧演好。宗教或理智，用到好处，就是演好这场剧的一种支撑。　　结合佛教在中国的遭遇，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不敢乐观，翻看西人对宗教正反两方面各种言论，纵上帝升堂，可能也无法裁判。而理智又该如何定义呢？且不说中外古圣先贤对理智的争论，看世间新老左右相争，举之而加诸膝，抑之而堕之渊，支持和反对者，他们似乎很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二一　　　　原文　　只有信心，给人注入信心，使人继续下去，坚持，不屈不挠，赞助之，鼓励之，附合之，才能使之坚强起来。怂恿，支持，对于人的行动和继续行动，有着巨大的作用。相反，泼冷水，劝阻等等对于人的行动能起很大的消极作用。　　　　写在原文后面　　再次读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指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结合两张大字报，当年读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时埋在心里的一点想法又涌了上来。“文革”初始，刘少奇与毛泽东是斗过法的。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后来所说的《二月提纲》进行讨论，刘少奇和邓小平均表示同意，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矛头所指有关方面所说“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及“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也应是历史事实。　　“怂恿，支持，对于人的行动和继续行动，有着巨大的作用。”毛泽东一张大字报，一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就使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汹涌而起，就使千万人以为是在用自己的头脑做自己想做的事。　　　　二二 　　　　原文　　人们今天大声地反对蒙昧主义和奴隶制度，但人类却确实地在蒙昧与奴役之中生活了几千年。过去的历史就是铁证。但是只要人们喜欢，这两种东西还会继续生存下去，只要人们或多或少地投合这两者，它们还会通过千丝万缕的关系纠缠在人们的心中。人们喜欢，或人们安于共存，这就是两者的生命力和现实根据。蒙昧迷信和奴隶制度，仅是对精神的自由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和势不两立的。但对于没有精神的自由人来说，却是舒适的枕头。　　　　写在原文后面　　欲了解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中国大破“四旧”，可看丁抒先生《几多文物付之一炬？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丁抒先生《几多文物付之一炬？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有一段记载惊心动魄：“当年十月，毛泽东表弟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从湖南到北京向毛泽东告御状，告诉他湖南农村怎样砸‘老祖宗积攒下来的古董’：‘毁了好多值钱的东西。接新娘子的花轿砸烂了，凌波床也打烂了，龙凤朝阳、百鸟朝凤的图案打烂了，崭新的双凤朝阳的丝绸被面放火烧掉……绣花鞋裹脚布也当四旧之物展览。注滋口还把花露水、雪花膏当资产阶级用品倒在河里……’‘打烂了人家的神龛，撕下天地君师父母的神位……换上毛主席像，供上毛泽东选集。’”　　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70年代末截止，中国大地上以交响乐伴奏，每天无数遍轰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老舍话剧《龙须沟》以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谢幕，话剧搬上银幕，又让剧中人添了一句“毛主席啊，我可得给您老人家磕个响头啊”，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家家供着毛泽东的塑像和画像，多少人家屋中门上贴着“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二三　　　　原文　　天理永远难能难行，人欲却对人的劣根性有巨大的引诱力。对于常人，行恶比行善更为坚强和不易动摇。思乐而喜，思难而惧，人之道也。是以蛊感之法，在于把难事说得极易，苦事说得最乐，哄人上当。如是而已，使其为恶而不知恶也。　　　　写在原文后面　　举一种先进社会之名，竟会使人以为自己真就生活在幸福社会，画一种先进社会之饼，竟会使人先就有一种饱胀之感，而欲通向先进社会之天堂，阶级斗争以及人对人的诛杀凌辱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正义之举，在这些大纛掩盖下，活跃的却是一些阿Q式的革命。君不见“文革”过去，改革开放开始，许多过去高调唱得很响旗帜举得很高的人，就一窝蜂向金钱猛扑过去。　　终于又想起鲁迅的《影的告别》：“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二四　　　　原文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仅泛论，乃一深刻的理念。盖举凡经验，认识同情、利害、好恶，等等，都与个人相关，其中感情起着极大的作用。只要投其所好，即使违理之言，非礼之举，均能得其欢心。　　　　写在原文后面　　《搜神记》卷十六《宋定伯卖鬼》：“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　　大跃进，有人在政治上鼓舞，有人在舆论上呐喊，有人在科学上支持，有人高唱“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整个民族，几乎人人皆做豪迈狂放状。　　　　二五　　　　原文　　对于过去的改革家，人们很容易指出他们的主张（计划、学说）的弱点和缺乏现实根据。但对于后人来说，还不是最主要的一面。最主要的是：对于不公正的不平等的和压迫的事件，所具有的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每一个所应有的那种良心。他凭着自己当时所具的最好的见解，同这些丑恶进行英勇的和不惜牺牲的斗争。他的目的是纯正的正当的和合理的。在这方面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历史的正义性在他的一方面。批判他们的理论是可以的，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历史的限制，但是，抛弃他们的精神，却是不可以的，历史的继承性就在精神。　　　　写在原文后面　　历史的继承性在于精神，应是确的，同丑恶进行英勇的不惜牺牲的斗争，也是应该的。但目的纯正、正当和合理，历史提醒人们对此却不能不警惕，罗伯斯庇尔时候，巴黎一千四百条街道改了名称，“文化大革命”时候，多少街道商号牌匾被更换，追求纯正竟成划一，一旦走向极端，衣帽一律，文学艺术竟都一个主题，欲救之活，却促之死了。　　　　二六　　　　原文　　了解实际之后，看到人世间的许多委曲，不过是廉价的牢骚。盖怨天尤人之情，惯于鸡蛋中剔骨，专把误会当恶意，不可避免之事当作故意为难也。是以人生事务之中，切忌与人有敌意情绪，益凡人均凭感情以决定对你的态度的。人都有缺点，本来可以马虎过去的事在敌意的环境之中变成了致命伤。　　　　写在原文后面　　非圣即盗，非忠即奸，非友即敌，非好即坏，非顺即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不共戴天，势不两立，在这样的教育下，人的心灵不能不硬化，人的情感不能不板结。　　　　二七　　　　原文　　有许多变化确乎使人目迷五色的。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可以解释为进步；改过，也可以解释为叛逆变节。从一种理论到另一种理论，抛弃一面旗帜以树一面旗帜等等，人们在这上面加上种种表示性质（能表示么）的形容词，如新的、旧的、黑暗的、光明的等等，来说明理由和为自己辩护。　　　　写在原文后面　　此一段，可书写在史书的扉页间，可镌刻在世界的大门上。　　　　二八　　　　原文　　人面对死亡，是对他心灵力量的考验，心灵力量即“根本深度”（心灵的深度和稳定性）。　　根本深者，心境安详，视死如归，如归天国如归大地，或视平常，毫无畏惧之情；根本浅者，怕死，恐惧，死时不安之情无法控制。　　根本深者，可受长期疾病之折磨，根本浅者，只能咬咬牙关，甚至连牙关也不能咬，怕死。　　　　原文　　朝闻道，夕死可矣。英国人傅勒说：“死亡是最伟大的平等。”古人云：“死时不动心，须生时事物看得破。”“心境安详，视死如归，如归天国如归大地。”就在又一场“大革命”汹涌到来的时候，张中晓走了。　　　　二九　　　　原文　　道德的民主：建立在对于人性有获得个人自由的能力的信心上，同时，又伴随着尊敬的关怀别人，以及基于团结而不是基于胁迫的社会稳定性。　　　　写在原文后面　　“团结”一词，《辞源》中有，看上一看，挺有意思：“团结，唐代团练地方丁壮的武装组织。”《辞源》引《资治通鉴》唐大历十二年：“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　　互联网上有《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1954年有两则：“5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为此，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此后，许多城镇高小、初中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形成知识分子青年上山下乡第一高潮。”“8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在批示中提出，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改进中小学教育，提高教育质量。”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社论说：“这次会议的整个进程，充分地显示了我国政治的真正民主的性质和全国人民在民主基础上高度的团结一致。所有代表的发言，都一致赞扬我国五年来在各方面取得的新成就和新发展，一致赞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而有效的领导，一致拥护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目标，一致拥护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步骤。在通过宪法、各项组织法和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在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员的时候，这种政治上的团结一致都表现得极其明显。这种高度的团结一致，是我国能够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最大保证。”　　网上有“彭德怀纪念馆”，馆中有彭德怀大事年表，1959年的内容是这样：“1959年　61岁　3月3日—5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的扩大会议。4月2日—5日　在上海参加中共八届七中全会。4月18日—23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4月24日—6月11日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蒙古人民共和国。7月1日　上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14日　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在肯定大跃进成绩前提下，提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浮夸风’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8月2日　参加中共第八届八中全会，在会上受到错误的批判。8月16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八中全会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8月18日—9月12日　参加军委扩大会议，被揭发批判‘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等问题。9月17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免除国防部长职务。9月26日　中央军委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被免除军委委员。9月30日　从中南海移居北京西北郊挂甲屯吴家花园。10月中旬　作为中央党校的特别学员，参加政治学习。10月—1960年2月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哲学著作，作6万字哲学记要。”　　日—8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就将成为动员六亿五千万人民向新的胜利进军的伟大号角。全国各族人民将万众一心，沿着八中全会所指出的道路，为夺取今年的胜利——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勇前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陈东林撰文《1964年三线建设决策前后的中央分歧》：“1964年三线建设决策前后，中央高层曾经产生过不同的认识分歧。三十七年过去，这些分歧因何而生？仍然鲜为人知，即使是当年参与建设部署的许多高级干部也未闻其详。”文中有些史料值得一抄。“‘大跃进’后饿死大批人的惨状刚刚过去两年，记忆犹新。当时刘少奇看到下面送来的饿死人报告，潸然泪下：‘我当国家主席的时候，饿死了这么多人，这在过去皇帝要下罪己诏、写进史书的啊！’”“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毛泽东做了重要插话。当汇报到钢只搞质量好并合需要的产品时，毛泽东说：‘搞工业干什么？搞钢铁干什么？它又不能吃，又不能穿。’汇报到铁路建设只能上有限的几段时，毛泽东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他还反问：‘张家口--白城子铁路是不是只是军事上需要？经济上也有价值。’”“毛泽东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6月6日，他（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个问题。首先，他更明确地提出三线建设的主张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精神文明报》有一篇文章叫《1964年对奇装异服的发难——裤子上的阶级斗争》：“日，上海南京西路高美服装店里发生一场争执。一位女顾客订做了一条灰色华达呢裤子，要求把裤脚做小，但试样时发现裤脚没有按她要求的去做。她要求把裤脚改小，遭到营业员拒绝。营业员提醒她：‘再改小就要形成包屁股、小裤脚了，这种奇装异服是不受欢迎的。’并对她说：‘社会主义商业不能制作有害社会风尚的商品。’”当年，《解放日报》为此专发特写并掀起一场全社会对“奇装异服”的批判，有批判文章写道：“裤脚做得小一点，皮鞋改得尖一点，初看起来，不过是个人爱好问题，但仔细一想，却不然。因为‘小’和‘尖’到某种程度，就会变成奇装异服。透过衣服、皮鞋等等，也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情趣、两种生活方式的激烈斗争。”《1964年对奇装异服的发难——裤子上的阶级斗争》说，当年《羊城晚报》更发表“广州服装技术学习组”文章，为“奇装异服”划分种类，举出许多例子。如：女装敞袒胸部的袒胸领、彻底暴露肩腋的背心袖、包紧屁股的“水桶裙”、紧束腰部而故意突出胸部的其他怪样衣服，皆被认为是奇装异服，至于男装的“牛仔裤”（一名“瘦脚裤”）、不男不女的花衬衣，也全都划归“奇装异服”之列。当年那篇文章还批判道：“这些怪样的衣服的特点，一是卖弄风情，刺激别人的感官；二是有损健康，不利于肌体的活动。而所有这些奇装异服，又全是从西方抄袭过来的，与我们勤劳、朴素、热爱劳动的社会主义风尚背道而弛。”?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会，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庆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伟大成就》。社论说：“这是一个革命的大会，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向全党一再倡导，应当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采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方法，以便造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值得高兴的是，这次会议贯彻了民主精神，符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上述要求。我们应当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贯彻这种精神，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加迅速地发展。”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从三届人大以来，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这场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我国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边。它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日，大会发表新闻公告，公告中说：“许多代表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充分体现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反映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兴旺气象。”日，《红旗》杂志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12月4日，《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予以转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进攻信号”就此打响。　　　　三十　　　　原文　　只有经过激烈的、残酷的人生战斗才会理解到人是一个矛盾的东西，一方面有着种种功利的情欲的打算，而另一方面怀抱着对真理的追求。 　　　　写在原文后面　　人的身体内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圣人，一个是强盗。古人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话可以理解为互文见义，大盗不死，圣人不止。圣人和大盗都是不愿死，也都是不愿止的。　　法国人巴斯卡说：“人在上帝与魔鬼之间浮游。”另一位法国人狄德罗说：“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书简》中说：“世间事物最复杂因而最难懂的莫过于人，懂得人就会懂得你自己。希腊人把‘懂得你自己’看作人的最高智慧。……人不像木石只有物质，而且有意识，有情感，有意志，总而言之，有心灵。西方还有一句古谚：‘人有一半是魔鬼，一半是仙子。’魔鬼固然诡诈多端，仙子也渺茫难测。”周国平先生在《天才的命运》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人，永远走在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他已经辞别兽界，却无望进入神界。他不甘于纯粹的生存，却达不到完美的存在。他有了超出生存的精力，却没有超出生存的目标。”刘再复先生在《性格组合论》一书中写道：“巴尔扎克无需别人解剖就坦率地承认自己性格系统中那种互相矛盾的两大脉络。他在致阿柏朗台斯公爵夫人的信中，真实地描绘自己。他说：‘就我所知，我的性格最最特别。我观察自己，如同观察别人一样；我这五尺二寸的身躯，包含一切可能有的分歧和矛盾。有些人认为我高傲、浪漫、顽固、轻浮、思考散漫、狂妄、疏忽、懒惰、懈怠、冒失、毫无恒心、爱说话、不周到、欠礼教、无礼貌、乖戾、好使性子，另一些人却说我节俭、谦虚、勇敢、顽强、刚毅、不修边幅、用功、有恒、不爱说话、心细、有礼貌、经常快活，其实都有道理。说我胆小如鼠的人，不见得就比说我勇敢过人的人更没有道理，再如说我博学或者无知，能干或者愚蠢，也是如此。没有什么使我大惊小怪的。”　　　　三一　　　　原文　　一个伟人无论如何自命为高尚神圣，如果解除了他的思想武器（理性、公义等等），便是一个沉溺于情欲的大坏蛋。　　　　写在原文后面　　华盛顿的事迹值得重温，网上有一篇文章值得抄录。“当1776年的‘独立宣言’诞生，当时做出‘独立’决定的大陆会议，就把军权授予了华盛顿，以使得‘独立’的梦想能够得以实现。我以前就提到过，这场美国革命其实质是一场推翻原有政府的‘造反’。因此，和世界上任何一场‘造反’一样，军队成了最关键的力量。可是，当时的美国还属子虚乌有。美国政府还只是一个概念，这个‘政府’当然也就没有一兵一卒。所谓军权只是组织军队的权力，并没有一支现成的军队可供其指挥。因此，华盛顿受命之后，确实历经艰难困苦。说是从无到有创建了一支军队，并且历经八年之后，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使得美国从一纸‘独立宣言’走出来，真正成为一个国家。这时候，和所有其它国家的类似情况一样，建国者们必须对于军队有一份他们的思考。当时，华盛顿作为军队统帅，和国会进行了多次有关战后军队问题的交涉。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他们都同意一点：就是军队是为了美国独立而建立的。现在，战争结束了，美国独立了，军队也可以解散了。唯一的问题是，战士们还欠着军饷，伤员得不到抚恤。华盛顿需要一笔钱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刚刚诞生的美国没有钱。这时，在美国威望最高的就是华盛顿了。建国伊始，他利用他的威望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平静地解散这支军队。经过与国会的再三交涉，他确信国会实在没有钱可供他遣散他的将士的时候；他能够做的，就是以他个人在八年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全部信誉和威望，站在战士们面前，告诉他们：国会并没有恶意，可是美国没有钱。这个国家希望大家就这样回家，‘做个好公民’。于是，这些第一代美国人，听从了他们所崇敬的统帅的最后一个命令，两手空空回家了。华盛顿在解散了部队之后，把自己的军中行装也托运回故乡。接着，他又骑马赶往纽约州，监督着最后一批英国军队离开已经独立了的美国。这时，华盛顿为他手下的军官们在酒店安排了一个告别仪式，这是他们与跟随已久的司令官华盛顿的最后一次聚会。华盛顿很快就和大家一样感情激动，他们热泪盈眶，无数次地干杯和拥抱。然后，华盛顿就走了。华盛顿将军在交出军权的时候，他只说了几句话：‘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议长答道：‘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据历史记载，整个仪式虽然简短，却令所有在场的人感动不已。当华盛顿将军发表简短讲话时，每一个人的眼里都充满了泪水。这一历史时刻就这样定格在美国国会大厦悬挂的巨幅油画里。这一刻对美国非常重要，它确定了美国的政府和军队的关系，也反映了美国建国者们对于抢与政权的关系的思考。美国是一个依靠武力打下江山的新国家，可是，在最初的一刻，他们就理解：这个国家是决不能用武力来管理的，因为这个国家是美国人民的。战争结束了，枪必须交还给人民。我有时候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包括华盛顿在内，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不论是出于智慧，还是出于理性，他们对于美国人民的个人自由的尊重远远地超越了对于一个英雄的尊重。”　　华盛顿解甲归田以及主持制宪会议、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后又退隐回乡，是在二百年前。有华盛顿立在那里，伟大这个词不能轻易再用了。
　　三二　　　　原文　　一念一想之间，都可以看到感情的波动；一举一动之间，都可以看到意志的力量。　　道德感情的战胜，只会产生一种消极的满足（安慰）。　　意志力量的战胜，才会产生积极的欢乐（征服）。　　　　写在原文后面　　张中晓把道德和意志分开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梅玲却认为道德是可以和意志放在一起的，他说：“道德意志实际上是道德认识的能动作用，是人利用自己的意识，通过理智的权衡作用去解决道德生活中的内心矛盾，是支配行为的力量。”　　英国人尔曼·P·巴利（Norman P.barry）《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的中文译者竺乾威在《译者的话》中说：“早期的自由主义强调从绝对专制中解放出来，同时强调非人格化的社会和政治控制，即法制和市场的理想性。”多少年来，国人多在享受道德的打击、诛伐、谴责和批判，在用自身的意志走向道德方面，却一直非常懒惰。　　　　三三　　　　原文　　爱，感激，生命与永恒的信念，这些词眼在无教养者看来简直没有什么意思，在冷血者看来，不过是一些可笑的、空洞的字眼。单纯的青年和纯洁的心灵以自己的朴素来意想和想象，而一个久经人间风霜的战士在炉火纯青的心灵中却化成了精神实体。　　　　写在原文后面　　这世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的爱，他们的感激，是以种族、国家、主义、阵营、帮派、立场、观点、左右等等为前提的。　　　　三四　　　　原文　　黑格尔说，青年的缺点在于要求形而上学的完全无缺，老年人的特长在于对生活中不协调能炉火纯青。我说中土青年的缺点在于面皮不厚，老年人的优点在于无私之尤也。（一般地说老年人较为宽容，少年人终是处处不满足。）　　　　写在原文后面　　中国是父本位、老人文化的国度，老人若真较为宽容，中国人与人的关系可能要好得多。　　青年人是在父本位、老人文化的营养中长大的，于是可以这样说，中国没有青年。张中晓可能是受鲁迅一代人进化精神的影响，认为青年总比老人有所进步。但是，越多少年再看，若说“中土青年面皮不够厚”，似乎仍不是事实。　　　　三五　　　　原文　　无论从思想、文学的眼光来观察鲁迅，都不足以证明他的伟大，鲁迅的伟大，是因为他是一个战斗者，是道德的存在，是激动人心的力量。　　　　写在原文后面　　张中晓当年若只说过这一句话，他是安全的。张中晓若活到互联网时代，若把这话向网络论坛再说一遍，有关鲁迅婚姻等许多说话又会被人们像刀枪棍棒一样拿将出来，张中晓将和鲁迅一起再一次受到万千攻击。　　鲁迅得罪了整个中华民族，因为这个民族正是从鲁迅所反对的东西中浸泡出来的，鲁迅死去多年，这个民族仍要把他抓过来咬上几口。鲁迅一代人肩起黑暗的闸门，要放大家到光明的地方去，要让大家像人一样活命，要让大家呼吸顺畅些。可是，他们仍不过是一块人血馒头。　　　　三六　　　　原文　　具有正义感但又过于轻信，存心进步但又没见过世面，不知人间利害，没有人生经验的少男少女们，多么容易受魔鬼的欺骗，被假先知所诱引，成为烤祭的牲畜。这就是人世间层出不穷的牺牲的根源。　　　　写在原文后面　　杨沫写《青春之歌》的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她那一代人用青春和生命呼唤的“革命”将使她的儿子“精神”得到“释放”。潘屹《老鬼和他的〈血与铁〉》：“到了文化大革命，精神释放的老鬼，闯西藏，赴越南，搞刀枪，蹲班房。他可以‘大义灭亲’：捆绑姐姐，大字报攻击父亲，揭发母亲，这些把老鬼真正变成了一个魔鬼撒旦。不仅是老鬼，那个时代，把许多人人性中最邪恶、最血腥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悲的是，这一切都是有革命的理论指导。”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报道“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日，《人民日报》头版以通栏大标题再次报道“毛主席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日《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从日开始，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平均12天接见一次，共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
　　无梦楼随笔，围炉夜话，呵呵
　　谢人生无处不飞花。　　“日《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是“日《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
　　某人说要去梦周公的。
　　三七　　　　原文　　做出正当的事，还是不够的，必须从正当的理由来做事。诡辩家和艺术家最重要的区别是诚实和正直，道德原则和人的心术。　　　　写在原文后面　　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韩非认为，这三者都是不可缺少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拈出《韩非子·八经》一段话：“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毁誉一行而不议。故赏贤罚暴，誉善之至者也；赏暴罚贤，举恶之至者也：是谓赏同罚异，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然后一行其法，禁诛于私家，不害功罪。赏罚必知之，知之，道尽矣。”冯友兰这样解释：“明主像天，因为他依法行事，公正无私。明主又像鬼，因为他有用人之术，用了人，人还不知道是怎么用的。这是术的妙用。他还有权威、极力以加强他的命令的力量。这是势的作用。这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一向以为，“文革”时候一边树英雄树模范用儒家道德教化，一边大搞“阶级斗争”用法家方法，现在看来，毛泽东应是中国最后一个法家人物。伟大如毛泽东，他真相信“法家”能够救中国？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名家的人提出一些怪论，乐于与人辩论，别人否定的他们偏要肯定，别人肯定的他们偏要否定，他们以此闻名。例如司马谈就在他的《论六家要旨》中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史记·太史公自序》）公元前三世纪的儒家荀子，说邓析（公元前501年卒）、惠施‘好治怪说，玩琦辞’（《荀子·非十二子》）。《吕氏春秋》也说邓析、公孙龙是‘言意相离’、‘言心相离’之辈（《审应览·离谓·淫辞》），以其悖论而闻名于世。”当今之世，走到互联网上看看，这样热闹正还不少。中国社会之所以多“水浒梁山”样的英雄，在这里或可找到答案：既然说嘴说不过你，那就干脆动手吧。但司马谈说：“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司马谈又说：“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也许，希望就在其中吧。　　　　三八　　　　原文　　人越是抽象，越是以否定的态度对待实际的感性的事物，对待抽象的东西就正好越有感情。　　对于某事物发生兴趣的人也就有能力去知道那种事物。（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与经验哲学家之所以对于自然科学那样无能为力，那样笨拙，只是因为他们对于自然毫不发生兴趣。）凡心意所在的地方，就不会没有感觉，没有官能。专情专注的事物，对于理智也不是一种秘密。　　　　写在原文后面　　耶稣基督看到上帝，哥白尼发出日心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居里夫人发现镭，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爱迪生发明白炽电灯，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中国人发现“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都不是偶然的。　　　　三九　　　　原文　　大部分人本能地对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1）对待自己的伙伴同事，或朋友的态度，换言之就是对待那些被认为是“自己人”的态度；（2）是对待那些被认为是敌人、流氓或社会危害者的态度。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态度的依据：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由于人的认识是盲目的，这两种态度的根据可以是外来的引诱或由于冲动，或受人指使，或听了流言。人用什么事实做依据，根据和当事人的什么关系（朋友还是敌人）决定同情还是敌意，一个人的同情，主要是依据自已过去和他们接触的经验来考虑的，即他们的待人接物和家庭关系等等。用同情的眼光看，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心地善良的人，而一个人的敌意，由于所根据的是另外一套经验，是根据耳闻目击认为凶残，或根据宣传影响认为野蛮荒淫等等，从两种不同的观察同样可以说是真实的，然而要得到全面的真理必须从两个方面去观察问题。　　　　写在原文后面　　毛泽东号召大搞阶级斗争，朱德用五言诗支持：“阶级斗争纲，纲举目豁然。”张中晓应该读过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想当年，当“阶级斗争”成为中国“主旋律”的时候，张中晓竟然向《无梦楼随笔》中收入上面那一大段文字，那个时代当然不能容许有张中晓那样的思考，那个时代万千受“外来的引诱”和“根据宣传影响”决定了的大脑，当然也不会视张中晓为同道。多少年过去，中国人终于可以从张中晓思考过的地方开始思考问题，这思考还刚刚起步。　　近年来，有关方面考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版与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并不全一样。《天津日报》日第7版田树德《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060）》：“《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载于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以后又在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2期和3月13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刊《中国青年》第116、117合刊发表。1951年9月在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毛泽东根据《中国青年》版做了局部修改。”互联网上有原版上传，文后注“引自《党的文献》”，开首部分有介绍文字是这样：“本文最早刊于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期（□□□□年□□月□日出版）。文字上略做改动后刊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二期（□□□□年□月□日出版）。作者做了多处修改后又刊于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期（□□□□年□月出版）。在编入《毛泽东选集》时，作者又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这里收录的是《毛泽东著作选》（姜义华编，商务印书馆出版）中的原版本。”在这日原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后，毛泽东写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们现在可以答覆了。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派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我们的真正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这一铺唾沫。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团结起来呀！”
　　的确是麻烦，不过楼主你还真能写啊，要是我早就抓着刀找他去了，这王八蛋不教训他一顿，他还要欺压我们呢，不过就是掺了点,生活中总能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的，难为你了。楼主还是放松一下吧，听听音乐或下载些电影看看，也许能快乐不少，我就经常跑www.bt990.com上面去下电影，不错的
　　四十　　　　原文　　人所面对的实际上是广大的中间层（正如生活中的贫富对立的中间层）、人所不认识的、无利益关系的人，而应不是像两个轮廓鲜明的逻辑对比那样，一边是朋友，一边是敌人。　　　　写在原文后面　　何清涟先生《漫游二百一十年前的美国费城》很值得重温：“美国立国时，开国先贤们想的只是如何平衡现实中各种利益关系，而不是根据理想与预设的道德来创建社会制度，并依靠未来理想来引领民众前行。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与我们的理念格格不入。我们从来就是将社会想象成是某一阶级的天堂，而是另一阶级的地狱，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专政的机器。”　　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在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了他的《与世界伟人谈心》，1942年又修订再版，正像中译者常绍民在《中译者序》中所说，房龙的这部书“以一种虚拟的古今谈话形式向人们介绍了几十位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房龙在这部书的第二章就将乔治·华盛顿请到了他的“客厅”，同时邀请的是荷兰的建国者威廉。不知当年房龙是否知道中国已经出了个毛泽东，不知他是否愿意将华盛顿和毛泽东一起邀请到他的“客厅”里谈谈，不知华盛顿是否还将重复他的“告别演说词”，不知毛泽东是否还将重复他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不用怀疑，张中晓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在思考“阶级斗争”的问题了。　　　　四一　　　　原文　　喜欢奉承便会出现阿谀颂词，自已轻信就会被别人欺骗，喜欢吃定心丸，便有空头保证到来。对某事从心里愿意相信它，则谣言就会起作用。如果有人告诉一个人一件违反他本性的事，他一定会拒绝相信。相反，如果这件事正中他的下怀，使他有了采取符合他本性的行动的借口，即使没有什么证据，他也会相信。　　　　写在原文后面　　《史记·孔子世家》：“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吴思《恶政是一面筛子》：“太监张让和赵忠给28岁的汉灵帝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