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德秋操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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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十二年（）10月22-25日，在（今河南省）举行的南北秋操大演习。
彰德秋操背景
袁世凯在河南彰德
参加这次野战演习的由第五镇及第一混成协组成，为总统官；南军为的第八镇和第二十九混成协，为总统官。两军共3.3万余人，马5000匹,车1500辆。
全国各省各处前来观操者200余人，由和充任阅操大臣。署军令司正使为总参议，署军令司副使为中央审判长，军学司正使为南军审判长，军学司副使为北军审判长。各省观操大员一律被派为审判员。，一行抵达。22日至24日，进行正式作战演习。25日，举行阅兵式，并举行盛大宴会，招待两军将佐和中外观操人员。
事后，称彰德秋操：“仿列邦之成规，创中国所未有”，“风声所树，耸动环球。”清廷少壮派、从彰德秋操中，看到北洋军的实力，疑惧心理陡增，排斥袁世凯的心理更为急切。
彰德秋操筹备演练过程
彰德秋操筹备
为检验新式陆军的编练成果，清政府先后计划了3次大规模的秋操：1905年的河间秋操——参演人数最多；1906年的彰德秋操——参演将领阵容最为豪华；1908年的太湖秋操——是一次流产的秋操，秋操万事俱备，但最高观众(当然是间接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双双驾崩，观众没了，戏也就无法上演。
由于太湖秋操未能举行，彰德秋操就成为晚清陆军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次“演出”5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大清陆军很快更换了名字，改称民国陆军。
史学家将河间秋操、彰德秋操和太湖秋操并称为晚清三大秋操。河间秋操人数最多，但属于一次北洋内部的军事演习，而彰德秋操不同，不仅是一次开放性军事演习，而且军事“含金量”最高。
彰德秋操时，不仅当时西方各国驻华使馆纷纷派出武官到现场参观，演习指挥部门还特意邀请了国内外多家媒体记者现场观摩，可谓非常开放。
“这次军演的参演部队包括北洋陆军、湖北新军，还从河南抽调了一部分新军，从驻防区域来看，涵盖了直隶、山东、湖北、河南四省。”张华腾教授如是说。
套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彰德秋操不仅检验了不同部队的磨合能力，还检验了部队跨防区的远程投放和打击能力。
张之洞私下曾把这次军演视为南北洋新军编练成果的竞赛，湖北新军不仅提前准备，而且一路走一路练，先是在湖北境内举行一次小规模演习，坐火车到达郑州后，和河南新军合兵一处再次演习，路上途经卫辉、淇县时也多次演习。袁世凯也丝毫不敢大意，由于参演的北洋陆军是从各镇抽调，各部队汇合后也进行了多次小规模演习，加强各部队协调配合能力。
多路大军汇集安阳，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只待大幕开启。
1906年，尽管新式陆军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北洋陆军、
彰德秋操中担任总参议的冯国璋
湖北新军和河南新军联合进行的彰德秋操仍堪称完美。
彰德秋操前各镇、协分驻各省各地，相距数千里，练兵处一道命令，各部队按时赶到指定地点集中，这是因为综合利用了近代等交通设施和电话、电报等通讯设施，部队集中十分迅速，信息传达准确敏捷。这在中国军事史上也是第一次。
彰德秋操期间，阅兵处下设递运司，“掌管铁路运送军队并各军驻屯处所转输等事”。设传达司，“兼管阅兵处所属电信、电话、递信并统辖电信队”。参与彰德秋操的部队，几乎全由铁路运输。近代交通设施和通讯设施在军事上的运用，提高了军队调动的速度，适应了近代化战争的需要。
彰德秋操的后勤保障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为了使参加秋操演练的兵士吃上方便可口的食品，阅兵处研制了一种行军蒸米，“本年秋季大操兵丁所食饼干异常干燥，须多饮壶水，于行军不大相宜。现有参议处留学生仿照新法，用上白大米淘净，以水渐浸五十分钟，干湿相宜，再用笼蒸熟后阴干，不用锅炒，临时携带，用水泡二十分钟即可食用，日前督练处已将米样发给各镇，饬令如法制办，以备南北大操之用”。（《袁世凯奏议》）
彰德秋操参加部队总兵力33958人，战马2743匹，接济车、弹药车898辆，部队运动区域2000余里，战线长40余里。清政府调数省数万军队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进行军事演习，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当时的媒体曾高度评价彰德秋操：“举数省已编之军队，萃集一处而运用之，使皆服从于中央一号令之下，尤为创从前所未有，系四方之瞻听。”
彰德秋操过程
演习首日，北军占了上风
据《袁世凯奏议》的描述：彰德秋操的方针依然为南攻北守。由北洋陆军组成北军，段祺瑞担任总统官，陆锦为总参谋官。北军总兵力为1个镇(相当于现在师级编制)加1个混成协(相当于现在旅级编制)。具体为：从驻扎山东的第五镇内抽调步队1协、马队1标(相当于现在团级编制)、工程队1营，从驻扎南苑的第六镇内抽调步队1协，从驻扎直隶的第四镇内抽调炮队1标，编成混成第五镇，任命张怀芝为统制官；从京旗第一镇内抽调步队1协、马炮队各2营、工程队1营，编成混成第一协，任命曹锟为统领官。
而湖北新军第八镇和河南新军第二十九混成协合编成南军，任命张彪为总统官，黎元洪为第八镇统制官，王汝贤为第二十九混成协统领官。
日，南北两军均按计划到达指定地点，形成对垒之势。
10月22日，彰德秋操第一日，主题为南北两军骑兵冲击战。
上午8时，南军马队从汤阴县城外出发北上，两个小时后抵达小滩村附近。北军马队早晨7时50分由安阳县城外出发，10时40分抵达南店村附近。南北两军均派出哨骑侦察，在两军相距八九里的时候都发现了对方，随即变换队形，进行交战。“一转瞬间，两军相交，互相冲锋，蹄迹交错，几于挺刃相寻。”
按照阅兵处的计划，这场骑兵演习应该是北军败退，但南军在侦察上出现失误，导致前锋部队一头扎进北军骑兵主力的包围圈，后续部队跟进速度又太慢，北军立刻占了上风。阅兵处只好判定南军退却。
袁世凯的北军在第一日的演习中先赢一场。
10月23日，彰德秋操第二日，主题为双方主力遭遇战。
上午8时，南军左翼第八镇、右翼第二十九混成协分别渡过汤河，北上寻找“敌人”。炮队则抢先一步占领黄土冈北一带高地。北军则兵分三路，南下寻找战机。
上午11时左右，南北两军在安阳南郊二十里铺一带均发现对方，随即调整姿态，向对方展开攻击。这一次双方旗鼓相当，打得难解难分，到下午时分，战局还呈现胶着态势。其中南军右翼遭到了北军左翼优势炮火的攻击，由于兵力单薄，南军的右翼陷入重围之中，但北军的右路纵队则遭到了南军左翼的包围，双方都采用了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包围对方劣势部队的方针，经过磋商，阅兵处判定：“南北军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
双方打了一个平手。
10月24日，彰德秋操第三日，主题为南北军一攻一防之大战。
阅兵处下令，这一天的主要内容是南军攻击北军的防御阵地。上午9时多，南军长驱直入，连续攻占了凉水井、郭村集等地，并以炮火猛轰北军炮队阵地，继而以步队重兵扑向二十里铺、小营耳、马家庄。
但北军并没有消极地等待南军猛攻自己的阵地，一早就派出骑兵部队进行迂回。当南军进入二十里铺后，北军骑兵从左侧进行侧面攻击，一时间南军大乱。但黎元洪随即调整阵形，下令南军前锋继续前进，对北军主阵地保持进攻姿态，后卫部队就地展开防御，同时命南军骑兵立刻急行军，从北军骑兵的背后进行迂回，猛烈反击。
这一天的攻防战异常激烈，双方部队都处于既攻既防，防中带攻，攻中带防的高强度对抗之中，一时间“南北两军全部出动，战斗颇为激烈，鏖斗愈酣”。
在彰德秋操进行到最高潮时，阅兵处的官员见双方难解难分，遂下达命令，终止了这场演习。
10月25日，参加秋操的各军在彰德府城外小张村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南北军均着军礼服，厉兵秣马，雄赳赳气昂昂地齐集阅兵场。遵照预颁教令，依次排列，按分列式、密集队运动等不断变化，队伍整肃，军容壮盛。
袁世凯、铁良率诸将着军礼服，佩刀乘马，绕场检阅，各部队或持刀或持枪向阅兵大臣敬礼。
阅兵式后，袁世凯在彰德城大摆宴席，款待中外观操者及两军将校，彰德秋操宣告结束。
彰德秋操演习纪律
和旧式、相比，晚清新式陆军由于采取了西方训练方式，在军纪军容方面有了较大改变。一些反映北洋军队的史料中，多是记录北洋军烧杀抢掠、杀人放火，与土匪无异，但在北洋陆军创建前期，军纪颇为严明，这一点儿不应忽略。
针对彰德秋操，指挥部门制订了很多额外的规定，确保在军事演习期间不扰民。其中《午年秋季河南彰德府大操教令》第35条规定:“人民之土地物产，凡因大操致有损坏者，统归阅兵处赔偿。故各镇司令处及各混成协司令处如见有系该镇队损坏之处，务速将其地段及损坏之多寡报告阅兵处。设有不当损坏而亦遭损坏者，则其赔偿即责成该军队办理。”
有了规定，实际操作如何呢？根据当时在彰德秋操时任下级军官的冯玉祥将军的回忆：“一天晚上突然下起了大雨，但段祺瑞从实战角度出发，仍下令冒雨前进，部队前进过程中“现买草料，现买给养。原来五六十斤的帐篷，经雨一淋，弄成一百多斤……大队经过高碑店到达定县时，已经午后四点钟，每个人都拖泥带水，狼狈不堪。在这时就看出我们的军纪的确不坏，参谋人员都早走来了，弟兄们自己架起枪来，冒雨挺立着，一动不动”。“事后，段（祺瑞）统制向人民家口调查，问士兵有无扰乱行为、打破碗盏没有、短少了东西没有，这倒是段先生的细心处”。（冯玉祥《我的生活》）
从这些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北洋陆军的草料给养，是“买”的，即使在雨夜天，也并未发生“抢掠”现象，事后，北军总指挥段祺瑞还亲自到村民们家里调查，看有无扰民的现象。
当时的西方媒体也曾感叹北洋陆军军纪严明。“抢劫、强奸等旧式军队里司空见惯的行为，在新军中很少发生。地方民众对1905年第一次军事大秋操的反应可以证实这个结论。老百姓刚听说即将举行军事演习时，他们担惊受怕，疑惑重重。袁世凯感到有必要消除他们的疑惧，张贴了安民告示，说明演习部队并无不良动机。部队到达后，民众惊喜地发现军人纪律严明，买东西一律付钱，因而感到满意。”（日《纽约时报》）
彰德秋操不足
秋操显示新军缺乏实战意识
彰德秋操尽管堪称完美，但也暴露了很多问题，首先是步兵骑兵配合不紧密，尤其是骑兵在近代战争中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马队侦察敌情一事最觉迟钝”。《袁世凯奏议》中检讨说：“至于两军马队，未能探悉敌情，以至主将调度无所依据，直至开战，始识方针。是马队搜索之不力，实有难辞之咎。”
时任低级军官的冯玉祥
其次，北洋、南洋等新式陆军仍缺乏实战意识。“各军步队时有藐视火器功力之弊是也。两军相战，飞丸霰集，一队当前，则一队必受伤损，此易睹之理也。而各队中或有过敌前炮火之中夷然不以为念者，此与兵术甚不相合”。彰德秋操第二日，“南军主力部队与北军右翼部队相冲突，两军发枪颇激烈，迨至互相接近，将起冲击时，南军卧地发枪，北军竟直立如故”。“第三日，北军混成协步队与南军步队一支队相遇，亦同坐此病，不过前日为北军，此日则在南军”。（《袁世凯奏议》）
再次，新式陆军的很多军官军事素质依然很差。根据冯玉祥的回忆，当时北军每天晚上都要进行总结和讲评。一天晚上，第五镇统制张怀芝被问及“第五镇来了多少人？留守的有多少人？有多少病号？多少轻病？多少重病？帐篷来了多少？马匹来了多少”时，竟脸红耳赤，一句也答不上来，只好搪塞说“我记不得了”。
彰德秋操历史人物
彰德秋操十年后，袁世凯在全国民众的一片痛骂声中去世，最终葬于安阳。据其次子袁克文回忆，袁世凯生前曾在太行山中选定了墓地，但因其长子袁克定的反对，最终葬于安阳。
这位背负“窃国大盗”骂名的一代枭雄为何葬于豫北，说法不一而足。但史学家们推测，安阳是袁世凯曾“隐居”的地方，他对此地深有感情。
袁林神道两旁，竖立着文臣武将石像，雕刻非常讲究，虽不能和清陵的石雕相媲美，但堪称那个时代的上乘之作。在袁林陈列室，有一篇民国农商总长王 斌写的悼词：“天降大任，命世之英……滦阳奏调，彰德随行，军分南北，操习战争，气吞河岳，石破天惊。”说的是当年王 斌跟随袁世凯参加彰德秋操的事，虽然言语夸张，但也透露出那次军事演习的轰动效应。
“成也秋操，败也秋操”，彰德秋操不仅让袁世凯达到了个人军事生涯的一个高峰，也促使他迅速从这个高峰跌落下来。
彰德秋操的轰动加剧了清贵族对袁世凯的担心。由于袁世凯在训练北洋军时注重培养官兵的愚忠和私人势力，长久以来清贵族难以插手。彰德秋操时，袁世凯表现出的对北洋军驾驭自如的能力和北洋军在全国新军中的特殊地位，让清贵族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尤其是参与秋操的满族大臣铁良，更是对袁世凯在军中的巨大影响力有着切身体会。
彰德秋操一结束，晚清的官职改革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以铁良为首的清贵族对袁世凯坚决打压——日，清政府正式公布了厘定新官制方案，否定了袁世凯等人提出的废除军机处、设立总理大臣的方案。规定废兵部，设陆军部，铁良为陆军部尚书，将袁世凯的军权剥夺。
袁世凯被迫辞去参与政务大臣、会办练兵事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等八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1909年初，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去一切职务，到安阳“养病”。
为了打消清贵族的怀疑，袁世凯在洹上特意找人拍了一张“渔翁独钓图”，发表在报纸上，以示自己与世无争。但袁世凯的坐溪垂钓，几年后不仅“钓”足了清廷的胃口，更钓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黄龙旗下，六位“元首”同时登场
由于表现杰出，秋操后，袁世凯受到了慈禧的表彰：“、铁良督率将士，简练有方，深堪嘉许。”并号召各地督抚向袁世凯学习，“共图振励,讲求兵学，力底精强。”（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
但死后，再无忌惮，满盘算计，运筹谋划，最终以手中的北洋军要挟清廷，促成了中国两千年王朝制度的终结。1912年，就任，并于次年就任正式大总统。
作为被人从床底下拖出来参加革命的黎元洪，在后人的评价中难得有好话，但袁世凯对这位南方来客多了一份心思。据《容庵弟子记》记载：武昌起义爆发后，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武昌起义，路过安阳时曾乐观地说：“武昌不过是乌合之众，无人主持，此去不难扑灭。”但袁世凯认为：“乱军以黎元洪为都督，何谓无人。”但袁世凯说这番话的时候，恐怕他也没有想到，将来替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正是黎元洪。
彰德秋操时设立评判处，袁世凯任命自己的老部下冯国璋为总参议兼评判处首领。这位在北洋“龙虎狗”排名垫底的冯国璋，野心极大，袁世凯称帝后拥兵自重，并于1917年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三任大总统。
袁世凯筹划彰德秋操时，设立了秋操参谋处，负责参谋处工作的，是袁世凯多年老友、时任兵部侍郎的徐世昌。堪称晚清和民国的不倒翁，为人圆滑，八面玲珑。1918年，在北洋各方势力的妥协中，徐世昌出任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
在参加彰德秋操的北军中，担任混成第一协统领的是曹锟，这位后来的直系军阀首领，在1923年指使党羽逼宫夺印，将黎元洪逐走天津。后来，曹锟出动军警挟持国会，重金收买议员，贿选成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
、、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未来的五任在彰德秋操中全部亮相，可谓史无前例。如果算上后来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彰德秋操时担任北军总统官），此次秋操是未来中华民国六位国家元首的集体“彩排”。
又有谁会想到，十几年后，他们会在中华民国的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
乱世英雄，军演中尚是小人物
五位民国大总统，一位临时执政，这六位国家元首仅仅是这次彰德秋操豪华阵容的领军人物。在此次彰德秋操中，还有一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在秋操演练的过程中，或是基层参与者，或是见证者，但在十几年后，他们都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
参加秋操的北军混成第五镇中，有一位当时年仅26岁的参谋官，是留日士官生。按照北洋军的惯例，每天晚上都要进行总结和讲评。当部队拉到集合地点晚上开讲评会时，这位年轻的参谋当着所有军官的面质问第五镇统制张怀芝：“第五镇来了多少人？留守的有多少人？有多少病号？多少轻病？多少重病？帐篷来了多少？马匹来了多少？”北洋老将张怀芝面红耳赤，一句也答不上来。据当时一位队官（小队长）回忆，这位年轻参谋之所以让张怀芝当场难堪，是因为张怀芝给他穿过小鞋。
这位年轻参谋，叫，后任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后，举兵反清。1916年任北洋政府陆军训练总监，1922年任陆军次长，次年任国务院总理，1928年被张作霖派人刺杀。
而把这段往事记录下来的人叫，当时还是一名不起眼的低级军官。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参与发动滦州起义。1922年，冯玉祥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并就任河南督军。1924年，冯玉祥回师北京，推翻直系军阀政府，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
彰德秋操时，各省督抚都纷纷派年轻军官到彰德考察“取经”。在秋操正式开始前，袁世凯突然指派云南来的一个24岁下级军官为秋操审判员，这个青年军官名叫蔡锷。称帝后，在云南振臂一呼，发动护国战争，成为反袁势力的中坚力量。
被袁世凯提拔为审判员的年轻军官中，还有一个浙江小伙子，他的名字叫蒋百里。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日本天皇亲赐军刀，轰动海内外。蒋百里回国后，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委派，前往彰德观操。彰德秋操后，蒋百里去德国进修。回国后，生不逢时，一生坎坷的蒋百里写下了一本可与《战争论》相媲美的《国防论》。
至于曾参加彰德秋操的北洋军政人物，更是难以计数，如（后任国务院总理）、（后任陆军总长）、（后任参谋总长）、（后任湖南督军）、（后任陕西督军）、王廼斌（后任农商总长）、（后任陆军总长）等。
阵容豪华的彰德秋操究竟汇集了多少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没有人能完全说清楚，曾有人粗略估计，参与彰德秋操的国家元首有六位，总理、部长、总长一级的有十几位，至于督军、将军，更是多如繁星。另外还有尚混迹于普通官兵中的冯玉祥、蔡锷、蒋百里等等。
这些从彰德秋操走过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几年、十几年后，他们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们将站在怎样的高度俯瞰众生？会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一笔？也许他们意识不到，秋操演练场上，站在飘扬龙旗下的大军会成为他们最大的政治资本。
王新生、孙启泰．中国军阀史词典．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726
．铁血社区[引用日期]
清除历史记录关闭第097章 | 慈禧全传 | 清朝帝王
《慈禧全传》第097章
到了京里，端方先跟载泽见面，将杨度的文件都交了出去，然后提出改革官制之议，作为他自己的考察心得。
载泽大为赞成。对于中央官制，他没有什么意见，只觉得借此“削藩”，是绝妙之计。因此，在五大臣一起回奏考察政治经过时，他跟端方是站在一边的。不过，端方着重在仿照日本的宪政规制，意思是必得设置责任内阁，而载泽则极力陈述改革地方官制的必要，说是“照此不变，唐朝的藩镇、日本的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慈禧太后对立宪一事，本持反感，如今听了载泽、端方的话，深为讶异，也改变了过去的想法。立宪是数年以后的事，而以立宪先改官制为名，削夺洪杨以来积渐而成的督抚权力，尤其是借此消除了袁世凯手握兵柄，可能形成肘腋之患的隐忧，先就赢了一注，又何乐而不为？
只是毕竟兹事体大，她觉得如果不细想一想，遽作裁决，未免放不下心，所以一切蔚成风气，纷纷建言，有关立宪的奏折，包括袁世凯所奏：“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的建议在内，一律发交军机处存档，
。五大臣环海万里，考察政治归来，如果落得这么一个“无疾而终”的结果，未免于心不甘。尤其是载泽，一方面是面子下不来，一方面正谋大用，全心全意要借考察政治作个直上青云的梯阶，所以更为焦急。
“泽公，”端方想到了一个说法，但必须是跟慈禧太后极亲密的人，才便于进言，而载泽的福晋，是皇后的胞妹，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恰是最宜于进言的人。所以这样含蓄的建议：“皇太后七旬万寿，没有能好好热闹一番，去年日俄还不曾停战，东三省在人家手里，兴致差了，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今年可不同了，东三省总算祖宗保佑，一定可以收回，倘或再干一两件大得民心的事，锦上添花，今年十月初十的万寿，可有得热闹了。”
果然，载泽遣他的妻子入宫，说动了慈禧太后。第二天便交代军机，特派醇亲王载沣主持，筹商预备立宪事宜。除了军机大臣、大学士以外，北洋大臣袁世凯亦在与议的名单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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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到北京的电报，袁世凯专车进京，随带两名幕僚，一个是张一麟，一个是在日本学法律的金邦平。
专车到京，已在午后，先到宫门请安，次谒醇王载沣，然后回到北洋公所，端方已等在那里了。
“四哥，有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把岑三撵到云南。”端方很兴奋地说：“大老特地叫我来跟四哥商量，这个上下家的位子应该怎么搬才合适？”
原来云南极西，有个内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名，叫做片马，为由缅甸入藏的要地，英国虎视眈眈，想夺片马的野心，日显一日。果然以兵戎相见，自然要调一员名将去镇守，奕劻想借这个名义，将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
这就牵涉到原任的丁振铎。倘能对调，自无话说，只是丁振铎的资望不够，而奕劻亦不愿将两广总督这个好缺，便宜了丁振铎，所以又要牵涉到第三者。
这第三者便是端方。他从上年十二月奉旨调为闽浙总督，旋即出洋考察，从未履任。丁振铎以云贵调闽浙，缺分相当，是适当的安排，端方由闽浙调两广，亦无不可，但他意犹未足。因而便又牵涉到第四者，袁世凯的亲家周馥。
原来端方志在两江，希望袁世凯能同意，将周馥由江督转为粤督。他的理由是，李鸿章入京议和前，原为两广总督，北洋旧人在广东的很多，周馥都能笼罩得住。
袁世凯自是欣然同意：“陶斋，两江是你旧游之地，此去人地相宜，政通人和，再好没有！不过，”他说：“这个位要分两次来搬，才不落痕迹。”
袁世凯的办法是，周馥跟端方上下家对调，第二次搬位时，端方不动，其余三家转个圈，岑春煊去云贵，丁振铎去闽浙，周馥去两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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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载沣主持的会议，只召集了两次，便已定局，奏准两宫，即时颁发上谕。照例用“钦奉懿旨”开头，铺叙慈禧太后深体民心的功德。第一段是由祖宗的规制，谈到立宪乃是自强之道，说是“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平治之望，是以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敌，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第二段入于正题，决定立宪，而以改官制入手。“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无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岔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只隔得一天，派定“更定官制”的“编纂”人员，以镇国公载泽为首，以次是东阁大学士世续，体仁阁大学士那桐，协办大臣荣庆，商务尚书载振，吏部尚书奎俊，户部尚书铁良、张百熙，礼部尚书戴鸿慈，刑部尚书戴宝华，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工部尚书陆润庠，左都御史寿耆。部院堂官中独缺兵部，却补上一个北洋大臣袁世凯，意思便是当他兵部尚书了。
同时又规定两江、湖广、陕甘、四川、闽浙、两广诸督，“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而“总司核定”之责者，派了庆亲王奕劻、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玑。
看了这道上谕，袁世凯心里不免抑郁，尽管北洋权重，到了京里却只能陪部院大臣末座，与“总司核定”的瞿鸿玑一比，更觉见绌。不过，他也有值得安慰之处，第一是端方与周馥对调的上谕，已见明发，排岑的计划，初步实现了。其次“编纂官制局”的提调，照他所提名，派的是孙宝琦与杨士琦。他的随员张一麟、金邦平，还有他所欣赏的曹汝霖，都被派为“编纂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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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官制局”设在海淀的朗润园。头一次集会，由载泽主持，先议办事章程，提调已拟了个说帖。分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先议中央，后议地方。载泽念完了这个说帖，环视问说：“诸公有意见，请提出来！”
类此会议，照例以官位大小，定发言先后，世续对“立宪”不但不感兴趣，亦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用鼻烟壶指一指那桐说：“琴轩，你说一点儿什么吧？”
那桐要说的话却不止“一点儿”。前一天在庆亲王府密议，已商定了策略，由他来对付载泽，所以此时从容不迫地说：“立宪是所谓‘三权分立’，不过，立法在目前还谈不到，所以我主张只分‘司法’、‘行政’两部就可以了。”
“不错！”载泽点点头。
“其次，”那桐又说：“上谕说的是‘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意思是应该早早见诸实行，始足以昭大信，如果迁延日久，与‘徒饰空文’没有什么两样。倘或草草议定，又不免犯了‘操切从事’之戒。所以，我主张目前只议中央官制，因为地方官制由督抚到未入流的典史，官制复杂琐碎，只怕一年也议不完。如果只议中央官制，以两月为期，在皇太后万寿以前，核定颁布，成为朝廷旷代的恩典，岂不甚好？”
这番说词，明目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在维护北洋大臣的权力，无奈说得振振有词，不易驳倒，何况又有慈禧太后万寿这顶帽子扣在上面，更叫人动弹不得，唯有同意。
“再有件事，”那桐又说：“新官制的编纂，下有司员，又有提调，上面有三位总司核定的王大臣，我辈居中，承上启下，如果每次都要集会再能定案，未免旷时废事，得要定个总其成的章程才好。”
“这无非两个办法。”铁良接口说道：“一个是推定专人，一个是轮流值日。”
“轮值似乎不妥。”那桐慢条斯理地说：“这不比带领引见，可以由各部堂官值日，反正只要礼节不错就行了。但编纂官制，是整套的东西，前后衔接，错不得一点。倘或一案出来，头一天值日的看不完，第二天值日换了个人，别生意见，第三天又有别样主张，这岂不是让下面的人为难？”
“中堂说得是！”铁良自动撤回原议，“轮流值日的办法行不通。”
“可还有第三个办法？”载泽问。
大家都不说话，便确定了“推定专人负责”的宗旨，接下来就要公推这个“专人”了。
“我要言之在先，”世续忽然开口：“我内务部的公事实在忙不过来，诸公公推，请把我先剔除在外。”
“我看，”徐世昌故意先推载泽，“领袖群伦，自然是泽公！”
“泽公有御前的差使！”载振说了这么一句，语气中不赞成，但也并不表示反对，只象是提醒。
这句话提醒了载泽本人。就在这天方有上谕：“御前大臣礼亲王世铎，于出入扈从，并不跟随，殊属非是！着开去御前大臣差使。镇国公载泽加恩着在御前大臣学习行走。”这是大用的征兆，载泽自然要巴结。再按实情来说，世铎既因“出入扈从，并不跟随”而开缺，载泽便当格外警惕，扈从左右，片刻不离才是。
这个道理很简单，不必等载泽自己开口，便知他决无法来负专责。于是那桐在载泽辞谢以后说道：“我看，在座的，都有本身的公事分不开身，只有慰庭是例外。”
“对！”世续对立宪不表兴趣，而对袁世凯却有好感，所以附和着说：“慰庭本是奉旨召来京议官制的，正该专负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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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员共十七个，皆是一时之选，而大部分是调自外务部与商部的东西洋留学生，风头最健的四个，号称“四大金刚”，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还有个曹汝霖。
这四个人都是留日学生，学的是法科，论到宪政，当然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为坚持不移的宗旨。立法还谈不到，唯有暂设资政院，备皇帝顾问，作为国会的代替。行政、司法两者坚持依照宪政常规，厘订官制，不稍迁就。
先是司法独立，便有人大表反对，认为侵削了行政权，而行政采取责任内阁制，倒没有多少人反对。也不是没有人反对，总司核定的孙家鼐和瞿鸿玑，早就与以载沣、载泽为首的亲贵，取得了协议，另有釜底抽薪之计，此时不必反对。
内阁之下为各部院，“四大金刚”递了一个说帖，认为“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驭之权。名实不副，难专责成。”主张裁撤归并。
说帖由提调转到袁世凯那里，因为切中积弊，言之成理。
当然批示“照办”。
那知消息一传，流言四起。那桐赶到朗润园，神色张皇地向袁世凯说道：“慰庭，你住在园里不知道，外面对你很不谅解呢！”
“喔，”袁世凯是不在乎他人谅解不谅解的，很沉着地问：
“是为什么？”
“你不记得戊戌那年，为了裁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等衙门，闹出轩然大波？那些衙门的官儿，如今都认为你有意要敲掉他们的饭碗，群情愤慨，怕要出事。”
“这话我就不懂了！如果不是这么实事求是来编纂官制，我们来干什么？”
一句话将那桐堵得好半晌开不得口。
“哼！”袁世凯微微冷笑，“反正恶人是做定了，索性做个彻底，只怕都察院也要裁。”
“这，慰庭，”那桐神色越显惶惑，“你可得三思而行！你说吏、礼两部名实不副，很有些正途出身的老辈在骂你，怎么还可以得罪言路。”
“我是按照宪政常规行事。三权分立，监察是议院之权，何须单独设立都察院。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得罪言路我不怕！”
这几句话传了出去，对袁世凯不满的舆情，如火上浇油，越发炽烈。而住在朗润园中，对外面情形，多少有些隔膜，只是敢作敢为而已，在发知单召集下次的会议，注明议题是研究都察院当裁与否。
会议那天，载泽未到，托病的也很多。
与会的人则在听了袁世凯的意见之后，面面相觑，不发一言。
就在这难堪的沉默中，陆润庠掏出一封信来，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刚接到寿州相国的一封信，念来请大家听听。”
“寿州相国”是指孙家鼐，他的信很短。警句是：“台谏为朝廷耳目，自非神奸巨憝，孰敢议裁？”
一听这两句话，袁世凯如兜头挨了一闷棍，神色大变，不但开不得口，头都抬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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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州相国”是咸丰九年的状元，距离作为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结局的光绪甲辰正科，已有二十科之久。
在士林中，真正是十三科之前的“老前辈”，自李鸿藻、翁同龢下世以后，隐然冠冕群伦，为清议的领袖。
经他这一骂袁世凯为“神奸巨憝”，等于登高一呼。言路上本就因为袁世凯胆敢擅议裁都察院，将他恨之切骨，此刻有“寿州相国”的号召，自然下手痛击了。
大概自和珅、穆彰阿败事以来，从未有这么多“白简”指向一个人，几乎是众口一词，说袁世凯议裁台谏，志在削朝廷的耳目，居心叵测，殆不可问。措词激烈的，甚至指他“谋为不轨”。
袁世凯到底觉得言路可畏了，但还力持镇静，在朗润园中，不动声色。
张一麟少年新进，不免害怕，便悄悄地向袁世凯提出忠告，应该速谋补救之计。
因为外面的流言甚盛，说京城里怕会激出变故，酿成暴乱。胆子小的人鉴于辛酉之祸，甚至带了川资在身，为的是一看情况不好，连家都可不回，径自出城避乱。
到了晚上，唐绍仪微服相访，劝袁世凯赶快出京。
可是，他是奉旨进京的，不奉旨又何能出京？
正在相顾束手之际，军机处派了人来通知：第二天一早，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召见。
“袁世凯，你闹得太离谱了！”慈禧太后从御案上抓起一束白折子，扬一扬说：“你看见没有，参你人这么多！”
“臣死罪！不过，言路上……。”
“不要再辩了！”慈禧太后厉声说道：“赶快回任！参你的人太多，我亦没法保全你了！”
“是！臣遵懿旨！”袁世凯“冬、冬”地碰了几个响头。
这个钉子碰得不轻！袁世凯形容惨淡地回到了朗润园，都有些怕见人了。馆中有那得到风声的，免不了私下议论，一传两，两传四，都知道袁宫保栽了大跟头。孙、杨两提调，原以为袁世凯必会立即找他们去商议，谁知竟无动静，孙宝琦还能忍得住，杨士琦却认为不能听其自然。
“慕韩，”他说：“总得找项城去问一问吧？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很明白的一回事，亲贵、权要、言路，都欲得之而后快，偏偏项城又不肯收敛。如今正在风头上，碰都碰不得。”
“不碰也得有个不碰的办法，走！”杨士琦拉着他说，“去看看！”
“慢、慢！去了就得有办法拿出来，先想停当了再说。”
杨士琦想了一下说：“这件事少不得东海，他的作用很要紧。先送信进城，请他赶紧来。办法我有，且先见了项城再说。”
“东海”是指徐世昌，他的身分地位也到可以用郡望、籍贯作代名的时候了。孙宝琦也认为这件事非跟徐世昌商量不可，当即派人送信，然后与杨士琦一起到了袁世凯所住的那个院落，刚进垂花门就看到一个矮胖的背影，在走廊上负手蹀躞，腰弯得很厉害，仿佛背上不胜负荷似的。
“嗯哼！”杨士琦特意作了一声假咳嗽。
袁世凯闻声回身，看了一下没说话，转身往里而去，孙、杨两人随即默默地跟了进去。
“你们都知道了吧？”
“听说了。”孙宝琦的声音中，不带任何感情。
“没有什么！”杨士琦是很不在乎的态度，“责任负得重了，不免有这样的遭遇。从前李文忠、恭忠亲王都经过的，到后来还是慈眷优隆。”
“后来是后来！”袁世凯说：“眼前要保住面子才好。首先，我怎么才能回任，这个折子该怎么措词，我就想不出。”
“不！”杨士琦立即接口：“决不能自请回任。得想法子弄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明发上谕派宫保出京。”
“啊，啊！”袁世凯精神一振，“想个什么理由呢？”
“这得问问东海，看军机处有没有什么大案要派人出去查办。”
“已经着人去请东海了。”孙宝琦接着杨士琦的话说。
“如今最要紧的一件事，是言路上要想法子赶紧安抚。”杨士琦说：”只要此辈肯放松一步，我想老太后亦必不为已甚的。”
“说得是！”袁世凯深深点头，“上头的意思，亦是因为言路上太嚣张，怕压不下去，所以要我避一避。看样子，倒不是要跟我为难。”
“还有，”孙宝琦说：“亲贵的谗言，也不可不防。”
“这还在其次。杏城的话不错，如今以安抚言路为先。”袁世凯说：“菊人以翰苑前辈的资格，出来打个招呼，应该是有用处的。”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杨士琦又说：“还有一位也有用处，陶公以地方长官的身分，把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京官通请一请，想来大家不能不买他们这位‘老公祖’的帐吧！”
“嗯，这个主意好！杏城，就烦跟陶斋说一说，或者请客的事，就烦你替他提调。”
“吃喝玩儿，陶公那样不精通，何用我替他提调？我马上告诉他就是。”
“好！”袁世凯觉得心情比较舒畅了些，定神想了一下说：
“照你们看，新官制什么时候可以议定？”
“那难说。只要都察院不裁，吏、礼两部一仍其旧，我想，”
孙宝琦估计着说：“大概九月中旬，一定可以完工。”
原来袁世凯还希望在官制议定之时，能够参与，如果此事定案在十月初，则借为慈禧太后祝嘏的名义，再次进京，托庆王奕劻相机进言，能再到朗润园来住几天，说来始终其事，已失的面子便可挽回。如今听说九月初即能定局，就得另想别法了。这个法子要徐世昌来想。他细细思索了最近军机处收到的折报，并无重大事故，可派袁世凯出京处理。最后，仍是袁世凯自己悟得一策。
“我想今年来一次大规模的秋操，跟铁宝臣一起出京校阅。菊人，你看如何？”
徐世昌本性持重，又学了荣禄的诀窍，凡有重要事故，那怕一言可决之事，亦必先通前彻后考虑过，此时垂眼静思好一会，方始开口。
“这个脱身之计很好！不但冠冕堂皇，而且可有所表。不过，”他放低了声音说：“慰庭，从前年大将军有个故事，你总听说过？”
“年羹尧的故事很多，不知老兄指的那一个？”
“他班师回京的故事。”
袁世凯思索了一下，摇摇头说：“倒没听说过。”
据说雍正即位以后，召年羹尧自青海班师，雍正亲自郊迎，目睹军容如火如荼，极其壮观，内心已生警惕。其时正逢盛夏，雍正为示体恤，传旨命士兵卸甲休息，谁知年羹尧的部下，置若罔闻。后来年羹尧本人知道了，谢恩过后，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晃动了几下，顿时欢声雷动，卸甲如山。雍正心想，圣旨不及军令，如果年羹尧此时有篡位之心，自己的性命必已不保，所以从此一刻起，便下决心要杀年羹尧。
听徐世昌讲完这段故事，袁世凯憬然有悟，“你是说上面想收兵权？”他问。
“是的！”徐世昌答说：“亲贵的疑忌之心，由来已非一日。不过本来能拖还可以拖，如今举行大规模秋操，铁宝臣一看那种情形，回来一说，不把泽公他们吓坏了？”
听得这话，袁世凯既安慰，又伤心，“诚然！”他说：“我这六镇北洋新军，自信在海内已是所向无敌，也难怪他们疑忌。此事迟早会发作，拖亦不必拖，等秋操过后，我们好好再商量。”
“既然你决定这么做了，明天我跟庆邸、子玖去说，一奏必准。可是总也得有个办法啊！”
“那好办！今天是来不及了，明天晚上就有办法交给你。”袁世凯唤人将张一麟请了来，“请你打个电报给仲远，现在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秋操，请他作个初步筹划。明天一早，请他专车进京，等着他的办法出奏。”
张一麟答应着走了。袁世凯又谈如何疏通言路，特别是要笼络东南各省的京官。徐世昌一诺无辞，起身说道：“我得赶进城去，把这些办法，先跟庆邸、陶斋说一说。仲远一到，立刻通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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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远”姓言，名敦源，是孔门高弟子游的八十一世孙，世居常熟。言敦源从小随父宦游直隶，是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的得意弟子，亦颇受翁同龢的赏识，无奈才气虽高，场运不佳，以监生的身分，六试北闱不第。光绪二十三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为了巴结翁同龢，多方设法接近，便将言敦源罗致入幕。本意想借他作一条结交“常熟相国”的通路，谁知成了徐世昌须臾不可离的左右手。
徐世昌是袁世凯在小站的幕僚长，差使的名称叫做“总办参谋营务处”，一切规章制度都须出自这一部门。虽有从德国与日本翻译过来的“步兵操典”、“阵中勤务令”之类，但文字生涩，不可卒读。徐世昌日坐愁城，不知如何措手，听说言敦源是保定莲池书院的高材生，便姑且将这一堆“天书”交给他去整理。言敦源细心寻绎文气，不懂之处找原译者去请教，通得其意，另行改写，结果不但通顺，而且精要。
徐世昌大喜过望，袁世凯已倾心相许。两人与年未三十的言敦源函札往来，不是称“仲兄”，便是称“远公”，尊礼始终不替。
戊戌告密，袁世凯一跃而为山东巡抚，言敦源自然是必携的僚佐，他的官衔是“武卫军右翼参赞”，与宿将龚元友共守德州。及至袁世凯从李鸿章督直，言敦源亦已保升到了道员，充任督练公所兵备处总办。
从回銮至今，又已五年的工夫，北洋大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都因为赏给“副都统”衔，换上了红顶子。袁世凯觉得不能委屈言敦源，特意保他署任大名镇总兵，以文员而任镇守方面的武职，一破成例。言敦源顶戴已换，尚未上任，一接到张一麟的电报，随即到京，大规模秋操的腹案，在火车中便已拟定了。
这天，袁世凯已迁回北洋公所，等言敦源一到，一面通知徐世昌，一面先谈起来。言敦源听他说完，随即振笔疾书，及至徐世昌应邀赶来，他的秋操计划纲要，已经脱稿了。
“慰庭，有道上谕你看看！”
这道上谕不到三十个字：“以岑春煊为云贵总督，调周馥为两广总督，丁振铎为闽浙总督。”
袁世凯看完，只言不发，只说：“菊人，你看看仲远的办法。”
徐世昌接来一看，只见写的是：“查会操宗旨，在使各军官之调度指挥，各军士之动作服习，一一实验，而平日督练之成绩，各部伍教育之程度，亦得灿然毕备，殿最分明。东西各国不惜繁费，岁岁举行者，诚以多一次战役，必多一次改良；经一次合操，必增一次经验，非苟然也！”
“很好！”徐世昌深深点头，“说得很动听。”
“你再看下面。”袁世凯说：“还有好文章。”
徐世昌接着往下看：“上年征调近畿陆军各镇，会操河间，固已耸动环球，此次若能举南北数省之军队，萃集一地而运用之，使皆服习于中央一号令之下，尤为创从前所未有，允足系四方之观听。”
“不错，说得好！隐然有耀武扬威之意，皇太后一定中意。”徐世昌放下计划纲要，望着言敦源说：“看不如听！仲远，我听你讲。”
“先谈编制，想分南北两军对抗。北军抽调山东的第五镇、南苑的第六镇、直隶的第四镇、以及京旗第一镇的兵力，合编而成；南军以湖北第八镇全军及河南的混成协合组。总人数三万四千。”
“我想，南皮一定赞成。”徐世昌笑道，“他也早就跃跃欲试了。两军的统制，南军当然是丫姑爷，北军呢？”
袁世凯与言敦源都笑了。所谓“丫姑爷”是指湖北新军的首脑张彪，他的妻子是张夫人的丫头，认作干女儿，所以张彪有“丫姑爷”的外号。
“北军统制！”袁世凯征询着，“段芝泉如何？”
“我赞成！”徐世昌说：“综理这次会操的一切事务，自然非仲远莫属。”
“仲远，”袁世凯问道：“你的意思怎么样？”
“义不容辞。”
“那好！就这样定案。我与庆邸、子玖都谈过了，无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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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一奏便准，而慈禧太后颇为嘉许。那些“都老爷”见此光景，自觉占了上风，加以徐世昌与端方的疏通，亦就不为已甚。
袁世凯一出京，编纂新官制就顺利了，到了八月底，大致已经定局。徐世昌因为袁世凯希望始终其事，便替他在瞿鸿玑面前活动，同时说动铁良，奏请颁发“阅兵大臣”关防，并召袁世凯陛见，面谕此次会操应该如何认真办理，以示朝廷整军经武，重振雄风的期望。慈禧太后一一照准，于是，袁世凯九月初一重新进京。
九月初二召见，谈会操以外，少不得也要谈到新官制。袁世凯不敢多说，而奕劻则乘机面奏：袁世凯亦系奉旨共同编纂的大臣，可否趁他请训之便，让他细看一看草案，如有不尽之处，还来得及改正。
这亦并无不可，慈禧太后同意了。于是，奕劻以“总司核定官制”的资格，在朗润园召集一次会议，名为审定，其实只是让袁世凯亮个相。而袁世凯早就发了请帖，在北洋公所设宴款待缩纂官制局的同事，上自王公，下至录事，一视同仁，无不邀请。
这样的场合，设宴照例演剧，但应传的戏班，不是徽班，不是秦腔，而是“春柳社”的新剧，俗称“文明戏”，戏名叫作《朝鲜烈士蹈海记》。
这出戏的剧情是：朝鲜的顽固党争名夺利，搞得乌烟瘴气。有一烈士对顽固大臣进言，以为朝鲜如不变法，即将亡国，顽固大臣只顾既得利益，不肯改革。有一大臣调停其间，一面劝烈士不宜鲁莽，一面劝大臣，强敌当前，如不变法，何以图存？大臣不听。其后日本进兵，朝鲜王被迫退位，烈士痛哭流涕地演说了一场，跳海而死。
这出戏当然是意有所指的。演员都经指点、悟得其中之意，演来丝丝入扣，十分感人。文明戏中，照例有个重要角色，名为“言论老生”，扮演蹈海的烈士，那场演说，慷慨激昂，声容并茂，席间确有人感动得掉眼泪，而袁世凯却始终保持笑容，是报复的快意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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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德会操一共举行了四天。第一天操练马队，第二天南北两军“遭遇战”，第三天考验士兵的战技，第四天大阅。中午大宴中外参观宾客及两军将佐，第五天袁世凯就回天津了。
一到便接得报告，载振与徐世昌奉旨出关“查办事件”。原来东三省地大物博，一向富庶，苛捐杂税甚多，自从由日、俄两国接收过来，派赵尔巽为奉天将军以后，他任用一个当过广西巡抚，素以精刻知名的扬州人史念祖整顿税务。这一来，上下其手的蠹吏贪官，大感不便，因而策动了一个工科给事中张世培奏上一本，倒也没有太离谱的攻击，只说奉天捐税烦苛，商民颇以为苦。其时已决定东三省将改行省。赵尔巽本已内定为第一任总督，如今有此一奏，慈禧太后决定派人去看看。奕劻内举不避亲，主张派载振去查办，因为苛税病商，自与商部有关。而况，所查的是封疆大吏，向例不是派大学士，便是派亲贵，载振的身分亦相符合。
不过，载振到底更事不多，还得派一个老成人作为辅佐，而徐世昌看出新官制一施行，军机处有大更动，自己不一定能保得住眼前的位子，不如出关去看看，有何机会。所以向奕劻自告奋勇，瞿鸿玑亦不反对，事情便定局了。
接待钦差，在地方官是件大事，何况载振又是换帖弟兄，袁世凯觉得于公于私，都必得格外尽心才好，所以指定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段芝贵，专为载振办差。
段芝贵别无所长，只是善于伺候贵人。他在天津声色场中，是个阔客，袁世凯是知道的，而载振是头号绔袴，更是人所皆知。然则派段芝贵为载振办的差使是什么？亦就彼此心照不宣了。
于是，段芝贵特意去找一个朋友。此人是长芦的盐商，捐了个兵部候补郎中的官衔，名叫王锡瑛，字益孙，跟段芝贵一起玩儿，结成臭味相投、彼此利用的好朋友。当时便将袁世凯交办的任务，细说了一遍，问王锡瑛：“有什么好主意，能叫振贝子玩儿得痛快？”
“振贝子喜欢什么？”
“他？”段芝贵突然想起来了，“从前有个谢珊珊，你知道吗？”
“不是唱髦儿戏的吗？”
向来伶人皆为男角，俗称“相公”，又称“象姑”。洪杨以后，始有女伶，起于上海，称之为“髦儿戏”。谢珊珊是苏州人，以伶而妓，三、四年前在京城里很红过一阵子。
“不错！”段芝贵说：“谢瑚珊唱过髦儿戏，还跟振贝子配过戏。”
“着！”正锡瑛猛然一拍脑袋，“怎么这档子事就会想不起来？”
他想起的是三年前，出在北京东城余园的一件新闻。余园本是慈禧太后同族，做过两广总督的瑞麟的旧居，庚子之乱遭了灾，荒废不复可住。及至回銮以后，市面渐渐恢复，东城修了大马路，起了大洋楼，繁盛胜于往时，于是有人买下余园，修葺楼台，补植花木，开了一家大馆子。载振是余园的常客，经常在那里流连终日，也经常邀一班少年亲贵在那里串戏，“侗五爷”溥侗、“七爷”载涛的玩艺是连内行都佩服的。每逢彩串，常有名角来把场，如果遇到肃亲王善耆粉墨登场，那就更热闹了，起码有四五个名角到后台来“伺候”。
看看闹得太过分了，台谏中颇有人表示愤慨，恰好载振跟谢珊珊合演了一出彩楼配，便有位“都老爷”张元奇上折参劾，上谕载振自加检点。余园风流，顿时消歇，谢珊珊不知所终，载振每一提起来，总有余憾莫释之慨。
“振贝子不喜象姑，那好办！”王锡瑛说：“我已经看中了一个人了，就怕段二爷你老心里觉得不是味儿。”
这一说，段芝贵知道他指的是谁，反唇相讥地笑道：“莫非你心里就不犯酸？”
原来段、王二人都捧一个叫杨翠喜的坤伶。这杨翠喜是畿南文安人氏，从小父母双亡，为族叔卖给一家姓杨的作养女，取名杨翠喜。这姓杨的是戏班子里的“文场”，其实正当髦儿戏开始风行，便将杨翠喜送去学戏，应的花旦这一行。
到得十六七岁，杨翠喜出落得玉立亭亭，色胜于艺。喜欢听髦儿戏的，本就选色重于徵歌，因此，杨翠喜在天津天仙茶园，露演未几，便即大红大紫。捧她的客人，不知凡几，但论贵则段芝贵，论富则王锡瑛。有此两人护法，他人便只好望而却步了。
段、王虽同捧杨翠喜，却并不争风吃醋，这是因为杨翠喜受了养母的教，手腕颇为高明，对两人都是不即不离，若拒若迎，而又铢两相称，不让谁觉得受了委屈，而又总存着一个迟早得亲芗泽的想头，才得以相安无事。
也就因为如此，王锡瑛出这么一个主意，段芝贵心里不会犯酸。不过，他也不愿将可居的“奇货”轻易“脱手”，思量着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从载振身上，大大弄一注好处。
“段二爷，我们买卖人是发了财才升官，你老是贵人，就得升官，才能发财。何不弄个督抚做做？”
段芝贵心想王锡瑛毕竟是商人，对宦途经历，不甚了了。一个候补道想一跃而为督抚，简直是做梦！就算是实缺道员，亦得先放臬司，再转藩司，经过“监司”这个阶段，才有升为巡抚的希望。
当然，这话可以不必跟他说，丢开一边，只谈如何伺候得振贝子称心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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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载振与徐世昌到达天津的前一天，新官制案正式见诸上谕。事先，已有电报预告，所以袁世凯关照，电旨一到，随即译送。由于这是清朝开国，至少是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以来，破天荒的大举措，所以上谕长达三千言，抄码译文，颇费工夫，只能一段一段送阅。
这道上谕分为两部分，前面是总司核定的奕劻、孙家鼐与瞿鸿玑的会奏，引叙共同编纂新官制的上谕之后，先有一段颂圣表功的引叙：
“仰见皇太后、皇上力拯时艰，通变宜民之至意，率士臣庶，感颂同声：实中国转弱为强之关键。兹事体大，臣等仰禀圣谟，总司核定，断不敢草率从事，亦不敢敷衍塞责。月余以来，准厘定官制大臣载泽等陆续送到草案，臣等悉心详核，反复商榷，间有未协，次第更定。京内各官，现已竣事。”
紧接着是谈改定官制的准则，以及现行官制的缺失：
“窃维此次改定官制，既为预备立宪之基，自以所定官制与宪政相近为要义。按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其意美法良，则谕旨所谓廓清积弊，明定责成，两言尽之矣！盖今日积弊之难清，实由于责成之不定，推究厥故，殆有三端：
一则权限之不分。以行政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借行政之名义，创为不平之法律，而为协舆情，以行政而兼有司法权，则有徇平时之爱憎，变更一定之法律，以意为出入。以司法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谋听断之便利，制为严峻之法律，以肆行武健，而法律浸失其本意。举人民之权利生命，遂妨害于无形。此权限不分，责成之不能定者一也。
一则职任之不明。政以分职而理，谋以专任而成。今则一堂有六官，是数人共一职也，其半为冗员可知，一人而历官各部，是一人更数职也，其必无专长灭见。数人分一任，则筑室道谋，弊在玩时；一人兼数差，则日不暇给，弊在废事。是故贤者累于牵制，不肖者安于推诿。是职任不明，责成不能定者二也。”
第一次送来的电文，到此为止。袁世凯与张一麟各推敲久久，认为大端之一的“权限不分”，讲司法独立，或可邀准，大端之二“职任不明”这一条就很难说了。
显然的，说“一堂有六官，其半为冗员”，则各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定会裁掉一半，平空敲掉许多人的饭碗，必定有人切齿痛恨地在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袁世凯倒有些失悔于鼓吹改官制一举了。
第二次送来的电文，接叙大端之三：
“一则名实不副。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是名实不副，责成之不定者三也。”
有此三积弊，因此厘定官制，即以“清积弊，定责成”为指归。首先是“分权以定限”，除立法暂设资政院外，行政、司法两权的区分是：
“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内阁有总理大臣，各部尚书亦为内阁政务大臣，故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而情无隔阂，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而事可贯通。如是则中央集权之势成，政策统一之效著。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此三权分立之梗概也。此外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都察院以任纠弹，有审计院以查滥费，亦皆独立，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能监督阁臣，此分权定限之大要也。”
司法果然独立了，看样子，上谕必会允准，但内阁制，则在未定之天。
袁世凯急于想知道结果，无奈原奏还有“正名以核实”与“分职以专任”两大条，不能不耐心看完：
“次正名以核实。巡警为民政之一端，拟正名为民政部。户部综天下财赋，拟正名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兵部徒拥虚名，拟正名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而海军部暂隶焉。既设陆军部，则练兵处之军令司，拟正名为军咨府，以握全国军政之要枢。刑部为司法之行政衙门，徒名曰刑，义有未尽，拟正名为法部。商部本兼掌农工，拟正名为农工商部。理藩院为理藩部，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同为执礼之官，拟并入礼部。工部所掌半已分隶他部，而以轮路邮电并入，拟改为邮传部。此正名核实之大要也。
次分职以专任。分职之法，凡旧有各衙门与行政无关系者，自可切于事情，首外务部、次民政部、次度支部、次礼部、次学部、次陆军部、次法部、次农工商部、次邮传部、次理藩院。专任之法，内阁各大臣同负责任，除外务部载在公约，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各部尚书只设一人，侍郎只设二人，皆归一律，至新设之丞参，事权不明，尚多窒碍。故特设承政厅，使左右丞，任一部总汇之事。设参议厅，使左右参议，任一部谋议之事。其郎中、员外郎、主事以下，视事务之繁简，定额之多寡，要使责有专归，官无滥设。此分职专任之大要也。”
看完这两条，袁世凯不由得脊梁上一阵阵发冷，知道亲贵疑忌与瞿鸿玑的有意作对，都非传言，而是信而有征了。
所谓“除外务部载在公约，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这句话，明明是说，除了他本人仍旧可以当军机大臣以外，其余都不能以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了。徐世昌出军机，已是势所必然，究其实际，袁世凯认为是为了要剪除他的羽翼。而“正名以核实”这一条，更是专门指着他而来的。
他算了一下，除直隶总督的本缺以外，他还有九个衔头，如今大部分都不保了。练兵处并入陆军部，当然不再有“会办大臣”的名目，新设邮传部，而以轮路邮电并入，这就一下子去了“铁路”、“电政”两个“督办大臣”的衔头。最可忧的是，海军部暂隶陆军部，则南北洋大臣的名义，或许都会裁撤。
想到这里，心乱如麻，只得暂且丢开，再看下文。
下文是上谕了。仍用“钦笔懿旨”开头，首先是谈军机处，说它是“行政总汇”，在“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这“行政总汇”、“内阁分设”八字，与“内阁总理大臣”这个衔头，针锋相对，包得紧紧地，袁世凯的心更凉了，寄托于新官制，能继奕劻而独柄大臣的希望，到此已可确定，是完全落空了！
果然，上谕明示军机处“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编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着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着充参与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务召对。”
最使得袁世凯不服的是：“除外务部堂官员缺照旧外，各部堂官均改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此外还有相关的上谕五道：
第一道：“各直省官制，着即行陆续编订，妥核具奏。”第二道：“此次裁缺之堂官，均着即原品食俸，听候简用。”
第三道：“此次改定官制，除民政部、学部、农工商部尚书、侍郎均毋庸更换外，吏部尚书仍着鹿传霖补授：度支部尚书溥颋补授；礼部尚书仍着溥良补授；陆军部尚书着铁良补授；法部尚书戴鸿慈补授：邮传部尚书着张百熙补授：理藩部尚书着寿耆补授；都察院都御史仍着陆宝忠补授。”
第四道：“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均着开去军机大臣，专管部务。”
第五道：“庆亲王奕劻、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鸿玑均着仍为军机大臣；大学士世续着补授军机大臣。”
其时有好些幕宾集中在袁世凯的签押房内，传观着一道一道的上谕，等袁世凯看完，大家亦随即看完了，面面相觑，表情凝重，每个人心头都似有一块铅压在那里，透不过气来似的难受。
“大清朝的气数，只怕要尽了！”袁世凯的声音低沉而带嘶哑，“我没想到，改官制改成这个样子！”
“改官制是为立宪作预备，最主要的是建立责任内阁制度，这一点不能实现，精神全失。”金邦平愤愤地说：“我们都让人利用了。”
“是的。”袁世凯说：“我们让人利用了。而利用我们的人，又是让人家给利用了！只图保一己的禄位，断送了汉人上进之路。天下只怕从此要多事！”
大家或多或少地明白，他所指的是瞿鸿玑。此中恩怨，只有他自己明白，旁人无从置喙，只觉得他所说的，“断送了汉人上进之路”这句话深可注意。
“你们看，十二个部院，表面上好象满汉均分，其实不然。第一、外务部总理大臣庆王、会办大臣那琴轩，跟尚书是两对一之比，所以实际上掌部的满汉大臣是八对六之比。第二、十二部院中，度支部、陆军部都是旗人，甚至陆军部两侍郎都是旗人！财权、兵权旗人都抓在手里了，外交权亦是旗人占优势，汉人处处相形见绌。不平则鸣，而且不鸣则已！”袁世凯摇摇头，有不忍卒言之势。
“这两个姓溥的，大概都是宗室吧？”金邦平问。
“是的。”张一麟答说：“度支部尚书溥颋，字仲路，属镶红旗；礼部尚书溥良，是高宗胞弟和亲王之后，字玉岑，属正蓝旗。”
“加上振贝子，亲贵占了三个部，这是从来少有的事！”金邦平亦不胜感叹地：“亲贵用事，且又是少不更事的亲贵，这不是好现象。”
“这一次改官制，汉人是吃亏了！”张一麟平心静气地说：“倒不如以前的制度，汉室六堂，平分秋色，目前尚书、侍郎算起来人数也还相当，可是以后就难说了。如果旗人有猜忌之心，朝廷有收权之意，则各部堂官，满多汉少，势所必然，而且看样子亲贵用事的还会增加。凡此流弊，都是始料所不及，如今要谈补救，只怕很难。”
“大局令人灰心！”袁世凯看着他说：“仲仁，请你检点一下，不该我兼的差缺，究有多少？请你拟一个稿子，尽快电奏，免得人家说我揽权恋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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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子玖这一着真狠！”袁世凯对徐世昌说：“莫非汉人之中，只有他一个能当大军机？他这样做法，迟早会引起公愤，落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你说他狠，还有狠的呢！”徐世昌压低了声音说：“子玖‘独对’过两次，尽情攻击‘大老’，想撵他出军机。上头对‘大老’亦颇不满，只是替手难找，所以搁着再说。”
袁世凯大惊，“有这样的事？”显然的，他有些不信其为真。
这确是件难以置信的事！以汉大臣胆敢与懿亲作对，而且在“上头”讦告，乃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事。然而，徐世昌有确实的消息，一点不假。
“是李莲英跟我说的。”徐世昌解释李莲英跟他忽然接近的缘故，“李莲英家的子弟，跟人为房产涉讼，我帮了他很大一个忙，所以他告诉我的话，决不会假！”
“那可是太可怕了！”袁世凯自问似地说：“除了庆王，还有谁能掌枢呢？”
从同治登基以来，由亲贵领军机，已成牢不可破的惯例，奕劻如果被逐，接手的当然亦是什么亲王，或者郡王。但环顾亲贵，不是老迈昏庸，便是年轻识浅，只有肃亲王善耆，勉强可算大器，但支派太远，而且过于接近汉人，亦难中慈禧太后的意。看来，奕劻还可在夹缝中苟延几时。
“就为难得有人能接替，所以暂安现状，事情也许会有突变。”徐世昌放低了声音说：“西林的意向很难测。”
“西林”是指岑春煊，自从奉旨由两广调云贵，颇有人劝他告病，而岑春煊在表面上摆出忠君爱国的姿态，慨然表示：“世受国恩，虽天南地北，何处不是报恩之地？”照常办理移交，准备赴新任。
但暗底下，但却另有打算。因为瞿鸿劻早有信告诉他，调任非出两宫本意，是奕劻与袁世凯的阴谋。岑春煊心想，果真到了云南，天高皇帝远，交通又不便，想见慈禧太后一面都难。因而以就医为名，到了上海，想找个机会，突出不意地到了京里，宫门请安，慈禧太后自然即时召见。只要争取得这样的一刻，他决定当面痛劾奕劻，将奕劻扳倒了，就是袁世凯的靠山已倒。
这番算计，多少已在袁世凯估量之中，所以岑春煊在上海的一举一动，都有袁世凯的密探，随时用密电报告北洋。原以为岑春煊会跟革命党人接近，所侦探的目标，亦放在他交游的情形上面，如今由徐世昌的话，袁世凯被提醒了，不由得失声问道：“莫非瞿子玖还有援引他入枢的妄想？”
“也不能说是妄想。以西林所受慈眷之隆，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而况，军机一向是五位，如今还差两个位子在那里。”
袁世凯声色不动地想了好一会，说一句：“非动手不可了。”
“最好，你能跟庆王先谈一谈。”
“那当然！不过此事非世伯轩协力不可。这趟回京，请你替我格外致意。”
袁世凯所说的“伯轩”，就是新任军机大臣世续，徐世昌点点头说：“当然，当然！”
就在这时候，听得签押房外面的走廊上，有人高唱：“振贝子到！”
袁世凯与徐世昌相将出迎，只见载振由段芝贵陪着，神色闲豫地走了进来，他一见了袁世凯的面便问：“四哥，我去看了你的马了，都不怎么样嘛！”
他们是奉了奕劻之命，换过兰谱的，不过，载振虽可称袁世凯为“四哥”，而袁世凯却不敢托大，载振字育周，便以“育公”相称。
“育公！”袁世凯答说：“你要好马容易！只不知你爱什么样儿的马？是要快，还是稳，或者样子好看？”
“要样子好看。”
“那得洋马。”袁世凯问：“给你找四匹，够了吧？”
“够了！不过得要一个颜色。”
“好！枣骝，还是菊花青？”
“要全白的。”
“育公，”徐世昌插嘴相劝：“全白的四匹，即是所谓‘纯驷’，太招摇了！我看不必吧！”
“是的。”袁世凯也劝：“如今台谏上遇事生风，喜欢说闲话的人很多，不必招这个麻烦。”
载振也醒悟了，“纯驷”乃王辇所御，上次到日本看博览会，正逢明治天皇阅兵，骑的也是一匹白马。不过话虽如此，却仍有点赌气的意味：“那就全黑的好了！”他说。
“好！好！全黑四匹。等育公你从关外回来，就可以带进京了。”袁世凯接着问段芝贵：“香岩，晚上怎么样？”
“都预备好了。”
袁世凯点点头，转脸向载振说：“育公，我先得跟你声明，回头我跟菊人陪你吃饭，吃完了，我跟菊人先走一步，让香岩陪你好好玩儿。行不行？”
载振明白，袁世凯是有他与徐世昌在座，未免拘束，所以特意避开。其实，他亦希望如此，只是“不敢请耳”！所以立即笑嘻嘻地答说：“四哥还跟我客气什么？回头你跟菊人有事，尽管先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