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研究”一大家——写在《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出版之际“三苏研究”一大家——写在《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出版之际封面新闻百家号三苏祠是奠拜三苏的胜地。（供图三苏祠）□陶武先欣闻《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下称《丛刊》）即将付梓，由衷祝贺！于“三苏研究”，我是外行，仅属拥趸；于枣庄先生，尚未谋面，可算神交。我借闲暇时日，粗略拜读过一些文稿，大致了解其研究经历。他皓首穷经、专心致志，倚重文献整理、史料研究、作品传播，兼备基础性、论述性、独立性，其“三苏研究”领域广阔、重点深入，形式多样、著述丰硕。《丛刊》不仅展示出使人受益的学术成果，更蕴含着令人敬重的治学精神。对“不平”之事而严谨求真。“有不得已者而后言”严谨求真“鸣不平”，贯穿于枣庄先生的“三苏研究”历程。情不忍则鸣。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由衷爱戴、景仰苏轼，自然容不得对其歪曲和抹黑。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驳斥将苏轼视为“典型的投机派”“动摇的中间派”，求“议论常公于身后”他毅然改变原来的研究方向，转而从容研究苏轼。“心正而笔正”写成《苏轼评传》，客观评述其稳健革新的政治主张和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的高尚人格。疑不解则鸣。学贵有疑，有疑则进。大胆提问，小心求证，从而得出确切结论，是常用的研究方法。他研究苏洵，始于其质疑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分歧与苏洵是否相关、不指名道姓批评王安石的《辨奸论》是否苏洵所作。为此，他深入研究，撰写了学界第一部关于苏洵的学术传记——《苏洵评传》，力证《辨奸论》出自苏洵，探求苏轼反对王安石激进变法的家学渊源。理不通则鸣。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何况乎人？《宋史》记载“辙与兄轼无不相同”，他不以为然，深感有悖常理。于是，从人物性格、治世主张、学术观点、文艺思想、诗文风格等多方面分析比较苏轼、苏辙兄弟异同，形成《苏辙评传》（又名《苏辙兄弟异同论》）。其中关于“苏辙为政长于其兄”等论述具有突破性、开创性，标志着他的“三苏研究”更加理性、成熟。宋代理学家程颐曾言：“致思如掘井，初有浑水，久后稍引动得清者出来。人思虑，始皆溷浊，久自明快。”枣庄先生力行如此。凡欲做成学问、达成事功者，应当不在例外。来凤轩。从对象之专而拓展深入。立体、多维展示作为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艺术家的“三苏”，深入、全面呈现其精神内蕴、艺术特征、人格魅力，并着力关注其相互联系和社会影响，实现由点到面的拓展、由表象到本质的深入，是他赋予《丛刊》的鲜明特色。注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个体向整体拓展。“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其“三苏研究”发轫于研究苏轼，由此横向、纵向拓展研究领域，进而由“一苏”到“三苏”、本人特征到姻亲门生，由文献到年谱、文艺作品到思想价值。修本而应末，举纲而张目，内涵向深，外延趋广，系列逐渐丰厚。注重“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由通博向专精深入。他倡行“读书宜博，研究宜专”。非但爬梳剔抉研究对象个体资料，而且全面客观掌握相关素材，以“博”纵观时空之广、以“专”追溯方位之深，在更宽视野中精准探索，尽量规避了不“博”而“专”的局限、“博”而不“专”的空泛。正如“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握的史料愈翔实，研究愈深入，论述愈透彻，致力追求渊博史学、宏富史才、独到史识于一体。注重“考述并重，文史合一”，由资料性向思想性凝炼。“一要有明确的研究方向，二要全面占有资料，三要弄清基本事实，四要坚持独立思考。”这是他的学术心得，源其学术实践。对于《丛刊》中涉及的研究课题，他坚持从原始资料发端，多渠道梳理源头，独到性确定选题，由感觉而倾向，由倾向而观点，由观点而论证。这种以史料与文献为源头活水、文学与史学相得益彰的研究方法，利于防止唯“考”而简单堆砌、唯“述”而苍白说教，实现以“史”证“文”、以“文”化“史”、文史呼应。培根有言：“我们应该像蜜蜂，既采集百花，又专心整理，这样才能酿出香甜的蜂蜜来。”《丛刊》的形成也可印证：善集“百家之美”，可成“一家之言”。步空白之域而探索创新。“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他不仅将苏轼研究扩展到苏洵、苏辙，整理出版多部关于“三苏”的著作，而且在宋代文献整理、文学研究和古代文体学研究领域多有著述，具有填补学界空白的意义。其屡“开独造之域”，皆因“取法至高之境”。批评精神首当其冲。多客观评判，少主观取舍，“事非目见耳闻”不“臆断其有无”。词为长短句，而长短句不一定为词，不少人对这类文体学常识若明若暗。对此，他如鲠在喉，坦率批评近半个世纪不重视文体知识教学科研，并自发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编纂了《中国古代文史资料集成》《中国古代文体学史》，开学界之先河。协作精神难能可贵。“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他注重与国内学者携手，鼎力襄助“三苏研究”，筹建“曾枣庄三苏文化研究室”。他积极倡导和推动海内外开展“三苏”学术研究，与十余位海外生友长期合作，为研究“三苏”文化拓展新的视野、扩充国际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取精神不可或缺。尽管于“三苏研究”，学界能出其右者不多，但他依然坚持“不懂就学”，笔耕不辍。其于花甲之年罹患癌症，犹自持“做最坏思想准备，尽量往好处努力”的信念，手不释卷、心无旁骛，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于耄耋之年，求知欲不减、进取心未退，犹以“只争朝夕”的执着，结集出版《丛刊》。借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锲而不舍，登高行远，为有限的生命增添了认识事物的现实可能。东坡盘陀坐相。临浮躁之风而潜心治学。“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枣庄先生之治学，有如梁启超所言之“书呆子”。宁静而远功利。他说“问学之道，贵在坚持”，深谙求近功乃树故步自封的藩篱，坚信“骤长之木，必无坚理；早熟之禾，必无嘉实”面对学术造假、论文剽窃屡禁不止和草率成册、粗制滥造屡见不鲜的不正之风，他时常拍案而起，“不合时宜”地较真到底。对有人不经深入研究就“古今中外的文章都敢写，赶时髦，报刊需要什么就写什么”的功利做法，他不愿苟同，坚持如切如磋，潜心治学。《丛刊》系列十本专著，成稿时间跨度三十六载，才结集出版。足见其专注。淡泊而远名累。他深畏“为学大病在好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而甘居冷门、不凑热闹，博学好思、笃行不倦。坚持探赜与索隐、兀兀以穷年，传播“三苏”文化、扩大“三苏”影响，从不计较“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因研究“三苏”成就斐然，被誉为“苏学界权威专家”，他为此诚惶诚恐、坚辞不受：“真要有权威，尤其是公认的权威，问题就大了。”谦逊地表示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古籍整理工作。足见其清醒。尚实而远漂浮。他主张博览群书而不唯书，博采众长而不迷长，围绕具体问题独立思考、深入探索，坚持把“三苏研究”作为责无旁贷的使命，而非投机取巧的捷径。对于所从事的研究，他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为世界所仰慕，我们为先辈留下的文化遗产而自豪。作为学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足见其务实。“为学做事，忌求近功；求近功，则自画气泪，渊源莫及”诚然，养成大拙方知巧，学到如愚始是贤。学问、事业有成，还真少不得“呆子”精神。《丛刊》对“三苏”的研究，不止于“形”的复制、“术”的回味，更在于“神”的接续、“道”的弘扬；未囿于怀念贤哲、重温过往，更重视镜鉴今人、启迪未来。《丛刊》面世，其意义不止为广大读者敞开了一扇从遥远张望到详实了解“三苏”的文化之窗。传承文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枣庄先生数十年研究“三苏”，无疑为弘扬中华文化精髓、发掘传承先贤经典，作出了贡献。如果《丛刊》出版，能启发为学者“穷不忘道，老而能学”治世者“守其初心，始终不变”那么，枣庄先生的艰辛付出便得到了时代升华。莫道桑榆晚，红霞尚满天。致敬枣庄先生的学识和奉献！注释：①唐·韩愈《送孟东野序》，见《昌黎先生文集》。②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③宋孝宗《苏文忠公赠太师制》对苏东坡的评价，见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④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河南程氏遗书》。⑤宋·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见《苏轼文集》。⑥宋·苏轼《稼说送张琥》。⑦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⑧清·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见《刘孟涂集》。⑨汉·戴圣《礼记·学记》。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1明·徐祯稷《耻言》。12明·王阳明《传习录》。1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黄琼传》。14清·黄宗羲《明儒学案》。15宋·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16宋·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封面新闻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封面新闻，亿万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对不起，您要访问的页面暂时没有找到，您可以：(他夏了＆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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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登录：“万人迷”苏轼如何炼成 专家：苏学研究应“三苏”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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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迷”苏轼如何炼成 专家：苏学研究应“三苏”并重
捐赠签字仪式。（资料图）提到苏轼的作品，《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会首先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熟悉文学圈的人都注意到，苏轼备受后辈文人和广大读者喜爱，堪称是一位“万人迷”。人们都知道苏轼是一位有开拓之功的通才、全才，关于苏轼的研究或普通解读文章，更是汗牛充栋。然而，如果你就此认为，对苏轼其人其文，以及他的家学渊源，已经有足够的了解，那么就错了！研究苏轼的专家要提醒你，关于三苏的著作文章，无论普及类还是研究类的，经常涉及到的三苏作品，没有超过其作品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是文坛佳话，但专家研究发现，关于苏轼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的研究还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这位专家正是已81岁高龄的曾枣庄先生。近日，曾枣庄集40年之功完成的《三苏研究丛刊》（10种）由巴蜀书社出版，深受学界关注。苏轼（资料图）3月29日，曾枣庄在川大举办的“《三苏研究丛刊》出版座谈会暨版权捐赠仪式”活动上，表达了他对三苏研究的独门看法，他说：“从表面看，三苏研究尤其是苏轼研究已没有太大空间，其实不然。在编纂《三苏文化大词典》过程中，我深感三苏研究、苏轼研究，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仍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曾枣庄提到，历代关于三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著作，大约涉及八百多种，而今人对三苏的研究，涉及到的文献却只有一百多种，还有大量的文献未被充分利用。据了解，《三苏研究丛刊》是巴蜀书社、四川大学苏轼研究中心为配合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推出的首个出版项目。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出版座谈会暨版权捐赠仪式”，由四川历史名人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巴蜀书社、苏轼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省政协原主席陶武先，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晏世经，四川省文联主席郑晓幸，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眉山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方永江，巴蜀书社社长林建、总编辑侯安国，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苏轼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周裕锴，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省文史馆馆员谢桃坊等人出席。在座谈会上，相关领导及专家学者就如何在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弘扬三苏文化、东坡文化，以及曾枣庄先生在三苏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进行了深入探讨。曾枣庄再次强调，苏学研究应该三苏并重，“只有通过对苏洵、苏辙的深入研究，才能更深入更透彻地研究苏轼，才能更清楚明白苏轼是怎么成为苏轼，这个大问题。”他呼吁，学界应该加强对苏洵、苏辙的研究，“我也很期待苏洵、苏辙能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文化名人之列。因为同为唐宋八大家的苏洵、苏辙，无论人品、学品，还是他们的学术文化贡献，都是当之无愧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全民族的宝贵财富。曾枣庄还认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也应该是属于全民族的。”2013年，他就将其全部藏书和手稿，捐赠给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此次，曾枣庄先生又向巴蜀书社捐赠了《三苏研究丛刊》的永久性版权。在捐赠签约仪式上，曾枣庄说，将版权捐赠给出版社便于再次印刷出版，能够让更多的读者认识三苏，了解三苏，也能带动更多心系四川、热爱四川的有识之士，为弘扬本土优秀文化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也希望能为苏学研究再尽绵薄之力。”曾枣庄最后说。原标题：“万人迷”苏轼是怎样“炼”成的？专家提醒：苏学研究应“三苏”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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