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的大学 - 母亲·我的大学 - 诺哈网
·· · · · · · · · ·
第3章 我的大学
我要去喀山大学读书。我便暗下决心，不管怎样都要实现我的目标。
我上大学的想法是在一个名叫涅果拉·耶普利诺夫的中学生的启迪下产生的。他有一双清澈透明的眼睛，脸蛋儿生得漂亮，很讨人喜欢。当时他就住我们那栋房的阁楼上，由于常见我读书，就开始注意我，时间一长，我们成为朋友了。没多久，耶普利诺夫断言说我“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才能”。
“你天生就是做科学研究的材料！”他潇洒地甩动着马鬃一样的长发对我说。
他说这话时我还不明白，就算一只小家兔都可以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耶普利诺夫苦口婆心地向我证明，大学里正需要我这种人。当然了，也无可避免地讲到了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故事。
他还说，到了喀山可以住在他家，花费一个秋冬完成中学的学业，然后“随随便便”去参加几场考试，我就能申请助学金上大学，再上估计五年时间大学，我就是“文化人”了。他把这些讲的那么得容易，当然这也怪不得他，毕竟他只是个十九岁的少年，又怀有一份菩萨心肠。
学校终考之后，他返回家乡。又过了两个礼拜，我跟着也来了。
临走之前，外祖母一再嘱咐我：“你以后别动不动就向人家发脾气了！要是经常发脾气，就会变得冷酷无情！这都是跟你外祖父学的！你看不见他最后怎么了吗？可怜的老头儿，活了一辈子，到老却成了傻子！你一定要切记：上帝不惩罚人，只有魔鬼才干这种事！你走吧！唉……”
她抹掉满是皱纹的老脸上的几滴泪水，继续说：“恐怕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你这野孩子，非要跑到海角天涯去，我都活不了多久了！……”
近几年来，我常常离开这个心地善良的老人，几乎没怎么和她呆一起，当我想到这个与我血脉相通、真心爱我的亲人，真的要弃我而去时，心中不免生出一阵悲凉。
我呆呆地站在船尾望着外祖母，她在码头紧靠水边处站着，一只手画着十字，一只手用破旧的披肩角擦拭着眼睛，那是一双永远对世人充满和善的凹陷眼睛。
从此以后，我就来到这座鞑靼人占一半人口的城市了，住在一幢平房中的一个小房间里，那平房安静地座落于一条偏僻街道上。房子对面是一片火烧之地，野草茂密，许多倒塌的建筑废墟从杂草和林木中突兀而出，废墟下是一个大
地洞，那些四处流浪的野狗常躲到这里，有时它们也死在这里。这个地方让我刻骨铭心，它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耶普利诺夫的家里有两个儿子，靠着少得可怜的抚恤金维持生计。
我刚到他们家那几天，常见这个面色蜡黄的寡妇，每次从市场买回东西放到厨房里，就眉头紧锁，一副愁容，她在想着如何解决眼前的难题：就算自己不吃，怎样才能用一小块肉做成一顿美餐满足三个健硕男孩儿呢？
她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女人，灰色的眼睛中透露着温和而倔强的性格。她就像一匹精疲力竭的母马，明明知道她已无法驾驭生活这辆车了，依旧勉强地使劲向前拉！
到她家的第四天早上，她的两个儿子还没起床，我去厨房帮她洗菜。她轻声细语地问我：“您为什么来这里！”
“上大学念书。”
只见她眉毛一皱，额头一蹩，原来把手切了，她一边吮着手指，一边跌坐到椅子里，之后又跳起来，喊道：“哎呀！见鬼了……”
她用手帕包扎完伤口就称赞道：“您削土豆技术倒挺高的！”
这算得了什么！小菜一碟！我顺便就告诉了她我在轮船上帮厨的经历。她继续问我：“那么，您凭这点儿本事就能上大学吗？”
我没听出来她话里有话，由于当时我还不懂什么是幽默与讥讽。我向她详细介绍了我的行动计划，并强调，只要努力，上大学就不成问题了。
她无奈地叹了口气，嚷着：“唉！涅果拉！这个涅果拉……”
就在这会儿涅果拉跑进厨房洗漱。他睡得迷迷糊糊的，头发乱蓬蓬的，看上去和平常一样兴奋。
“我说妈妈！咱们今天吃肉馅馅饼吧！”
“那好吧。”她应道。
我觉得我大显身手展示厨艺的机会来了，便急忙接过话来说，要包馅饼这点儿肉太瘦太少了。
这下完蛋了，娃尔娃拉·伊凡诺夫娜恼羞成怒，她把我数落得面红耳赤，又把手中的胡萝卜扔到了桌子上，愤愤而去。涅果拉向我使着眼色说：“生气啦！……”
他坐在凳子上继续对我说：“女人比男人容易生气，这是天生的。有关人士包括瑞士的大学者和英国的约翰·穆勒都曾对这一论点做过研究。”
涅果拉特乐意教育我，一逮着机会就对我谆谆教诲，我呢，每次都是如饥似渴聆听教诲。后来，聆听的结果是，我竟然把弗克、拉劳士弗克和拉劳士查克里混淆了。还有我怎么也记不清楚到底拉法杰砍了杜莫利的头，还是杜莫利砍了拉法杰的头？
涅果拉一心一意要教育我成人，然而他力不从心，一方面是因为没空，另一方面，他浮华、轻佻、自私，带有都市青年作风，这是主要原因。他甚至对妈妈的含辛茹苦视而不见，他弟弟是一个沉郁呆板的中学生，对母亲的艰辛更是置若罔闻。
倒是我老早以前就发现了这位可怜母亲的厨房哲学，她令人叹服的厨房技艺，她是数着米粒做饭的！每天只用一点点东西玩魔术一般做出丰富的菜肴，养活自己，两个孩子，还有我这个相貌平平、不懂规矩的小流浪儿。
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在我心中都重若磐石。我决定出去找点活儿干，我要自己养活自己。
为了不在他家吃饭，我早上起来就躲到外面去，如果碰上刮风下雨，就到那个大地洞里避一会儿，听着洞外的大雨倾盆和狂风怒吼，闻着动物尸体的腐烂味儿，我突然醒悟：上大学不过是白日做梦罢了，倘若我当初去的是波斯，一定比这儿过得好。
我开始充分发挥我的想像力，幻想自己变成了一个白胡子法师，能够施展法力让一粒谷子有苹果那么大，一个土豆长到一普特重（一普特约16.38千克），我在为所有遭苦难折磨的人民寻找希望，我想解救他们。
我当时沉迷于幻想伟大的冒险事业，因为苦难的生活需要幻想来调节。苦难的日子是多么遥遥无期啊！我已经迷恋上了幻想。
苦难的日子里我变得更加坚强了，我并不奢求他人的救助，也不渴求突然的时来运转，生存环境越艰苦，越能磨练人的意志，增加人的智慧，这个道理我从小就懂了。
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我经常到伏尔加河码头上干活，在那儿挣到十五至二十个戈比还不成问题。所以，我就成为那些搬运工、流浪汉和无赖的一员了，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块生铁投进了燃烧的炉火里，每一天都有烙印深深地打在我的心上。
那些举止粗鲁、坦率鲁莽的人群，在我眼前走马灯一般跑来跑去，我因为有过去的一些经历，很轻易赶上他们的步伐，加上我读过的波莱特·哈特的作品以及其他通俗小说，因而对他们敢爱敢恨天不怕地不怕的豁达人生态度很是赞赏，我迫不急待地想融入这个热情的群体之中，加入这个队伍。
我认识了一个叫做菲舍奇的人，他专靠偷盗为生，上过师范院校，受过良好教育，现在已经是一个饱经世事且肺病缠身的人，他善意地劝说我：
“你干嘛跟女孩儿一样那么羞涩？是怕别人骂你不老实？老实！对女孩儿来说确实是资本，但对你——则如同轭子。公牛老实，那它只配吃干草！”
菲舍奇其貌不扬，一头棕发，脸刮得亮光光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准备上台的戏子，矮小的身材如猫般轻盈灵活。他对人很体贴，经常以老师和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看得出来他是诚心帮我解决问题。他读过不少书，人又聪明，他最爱读《蒙特·克利斯托伯爵》。
“这部书主题鲜明，情感丰富。”他说。
他有一癖好：谈论女人。一讲到女人他就神采飞扬，手舞足蹈，情绪昂扬，从他那被打得残疾的躯体里发出一种令人呕吐的痉挛。就算如此，我仍旧专心致志听他讲话，感觉告诉我他用词很美。
“啊，女人！”他满腔热情地说，这时他的脸颊上生出了红晕，两只黑眼睛闪动着光芒，“只要是为女人，我一百个愿意。女人就像魔鬼一样，她们根本就不明白罪孽是什么！跟女人恋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
他还擅长编故事，轻而易举就鼓捣出妓女们红颜薄命、凄美哀愁的小曲。他编的小曲在伏尔加河两岸的所有城市都被唱遍了。下面这首非常流行的小曲就是他的杰作：奴生贫寒家脸蛋儿不漂亮身上没有一件好衣裳就是为了这个，姑娘呀！
没人和你把亲成……
我还认识一个行迹很诡异的人，他叫德罗梭夫，对我也很照顾。他比较注重修饰，仪表堂堂，打扮得很阔绰，有一双音乐家般纤细修长的手。他在海军村经营着一间钟表店，实际上是他凭借这个招牌买卖偷来的赃货。他对我说：“彼申克夫，你可不能学做扒手！”他很郑重地摸了一下他的花白胡须，然后眯起那双狡滑、傲视尘俗的双眼，“在我看来，你可以另寻门路，你是个品行高尚的人。”
“何谓品行高尚？”
“嗯，怎么说才好呢，就是只有好奇心，而没有嫉妒心……”
这样说我，我实在是受之有愧，因为我嫉妒过太多的人和事。举个例子说吧，菲舍奇讲话的艺术和措词的优美，就曾让我嫉妒过。我还记得他是这样开始讲一个爱情故事的：“一个漆黑的夜里，我像猫头鹰一样躲在树洞里，静坐在斯维亚什斯克这个荒僻小城的旅店里。”
“这是深秋十月，外面阴雨连绵，秋风怒号，仿佛受了委屈的鞑靼人拉长了哀号声一样呜呜呜个不停。”
“……这时，她来了，那么轻盈、亮丽，如刚刚升起的朝霞。她的眼神里写满了佯装的天真纯洁，她用极其温和的语气说：‘我亲爱的，我没有辜负你吧！’”
“尽管我知道她在撒谎，但我依然不可自拔地相信她！理智使我清醒，爱情让我沉沦！”
他讲故事时，身体富有节奏地颤动着，眼睛眯着，不时轻拍一下自己的胸脯，很投入的样子。
他的声音并不好听，还略带嘶哑，但语言却十分优美，恰似夜莺在歌唱。
我还嫉妒过德罗梭夫，他最擅长讲西伯利亚、西哈拉等地的故事，他讲故事的技巧很熟练，绘声绘色，有身临其境之感。他敢对大主教随便讥讽，有一回他竟然偷偷骂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他是个名副其实的专制魔王！”
我觉得德罗梭夫这个人很像小说中的“小人物”，这类人在小说的最后，意外地由一个“小人物”摇身变成胸怀坦荡之人。
每当夜晚天气燥热，大家就渡到喀山河对岸去，坐在小树林间，一边吃吃喝喝，一边讲述心事。主题多是困苦生活，奇闻怪事，最热门的话题当然是女人。奇怪的是，每当他们谈论女人，就满怀憎恨和忧伤，像闯入了一个蛇蝎遍地的黑暗角落。
我跟他们在这儿住了两三回，我们躺在小柳树的洼地里休息。
这儿由于临近伏尔加河，空气是潮湿的，船灯看上去如同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更有从富裕的乌斯龙村里店铺和住宅窗口透出的光亮，在漆黑的河岸上连成一串串火球、火网。轮船蹼轮拍击着河水，发出隆隆的声音。
水手们在船上“狼嚎鬼叫”，一些人用锤子敲击船板拉长声唱着凄凉的歌，以排解心中的苦闷，这歌声又给人们平添了一份忧伤。
最伤感的莫过于听他们诉说心事，诉说怎样应对艰辛的生活，他们各谈各的，谁也顾不上听别人的，他们或坐或卧，抽着烟，间或喝点伏特加或啤酒什么的，酒勾起他们许多难忘的回忆。
“嗯，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夜色中趴在地上的一人说道。
当故事结束，大家一致认为：
“屡见不鲜，——见过了……”
“知道”“见过”“见的不愿见了”，这些话听上去让人沮丧，好像就在今夜他们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因为人世间的一切他们都经历过了，后来再没什么新鲜事可提了。
我的这个想法使我跟菲舍奇和德罗梭夫有些距离。当然，我同样很喜欢他们。依我现在的生活历程看，我走他们走过的路，步他们的后尘是自然而然的。特别是我的目标和上大学的理想触礁，使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有时我由于挨饿、苦闷，也曾想去触犯“神圣”私有制干点勾当，但我当时的崇高理想不允许我背离光明大道，这与我读的书紧密相关。
我除了读哈特的书外，还看了不少好书。书中所描写的某种似懂非懂、但十分美好的前程告诉我，我应追求比眼前更有意义的东西。
这段时间我结识了一些新人，他们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耶普利诺夫家前的那片空地，时常会有一群中学生做一种类似戈罗德基的游戏，我被他们中一个叫做古利·甫里特伊夫的青年吸引住了。
他貌不惊人，皮肤略黑，黑发，有点儿像日本人，一脸匀匀实实的雀斑，真像火药末涂进皮肤里了。他乐呵呵的，玩儿起来机智，说起话来幽默俏皮。
甫里特伊夫和许多有天赋的俄罗斯人一样，并不想挖掘自己的潜力，而是躺在生来的天才里度日。
他有艺术天赋，听力敏捷，善于鉴赏音乐，还会弹竖琴、俄罗斯三弦琴，拉手风琴，然而他仅仅满足于此，不再深入学下去了。
他很穷，衣服上挂满补丁，再配上有漏洞的皮靴，这身装束倒是与他放荡不羁、动作敏捷的气度很般配。
他看上去像久病初愈的人，又像昨天才出狱的囚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世界对他来说总是那么新奇美好，而他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般跳来跳去。
他了解了我生活艰难，无依无靠，就让我和他一起住，还建议我报考小学老师。这样，我到了“玛鲁索夫加”这个奇怪有趣的贫民窟——雷伯内利亚德大街上一幢破烂不堪的房子，这儿到处是饥饿的大学生、妓女和失去形态的穷鬼。
甫里特伊夫住在走廊中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面，那儿放着一张木板床，走廊
尽头的窗户旁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所有家产。
走廊通着三个房间，其中两间住着妓女，另外一间住着患有肺病的数学家，他过去是神学院的学生，又瘦又高，头上脸上长着红色的硬毛，破烂的衣服几乎不能遮羞，从衣服的破旧处可以看到他青乎乎的肉皮和一根根的肋骨。总之，他的样子让人感到很是畏惧。
他好像靠吃指甲为生，手指头都被他咬破了。他没日没夜地算呀算呀，写呀写呀，不断传出吭吭吭的咳嗽声。妓女们又怕他又同情他，她们经常故意丢一块面包、茶、砂糖在他门前，他见了就把它们全部搬回自己房里，还一面呼呼呼地喘着粗气，像一匹累坏了的老马。要是妓女们因故没送吃的给他，就会听到他沙哑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
“面包！”
靠别人的同情生活并不能改变他深凹的眼睛中闪烁的傲盧神气。有时会有一个小驼背来找他，这个人样子怪怪的，瘸着一条腿，肥笨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头发花白，清教徒一般冷淡的黄脸皮上挂着狡诈的笑容。
他每次来后，房门就会紧闭数小时，没有任何动静。但有一次深夜时分，我被数学家的吼叫声惊醒：
“听我说，这简直是监狱！几何学，是羊圈，嗯，是老鼠洞，是监狱！”
之后传来小罗锅的尖笑声，他在不断重复着一句听不大懂的话，这时数学家已经恼羞成怒了：
“王八蛋！给我滚！”
可怜的客人愤愤地滚出房门，嘴里还在不停地咒骂，宽大残破的外衣里裹着他残疾的躯体。这时，又瘦又高的数学家正怒目圆睁地站在门口，手指插进蓬乱的头发，嘶哑的喉咙里吼出：
“欧几里得是个傻瓜！名副其实的大傻瓜，……我敢断定，希腊人绝对没有上帝聪明！”
接着，他用力关上房门，哐啷一下屋里什么东西被震掉了。
没过多久，我听说数学家是打算用数据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然而壮志未酬身先死了。
甫里特伊夫的工作是给印刷厂的报纸做夜班校对，薪酬为十一戈比。因为要参加考试，没有多少时间出去干活挣钱，我俩一天就只有四斤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填肚子了。
我只得硬着头皮学习各类课程，那些古老生硬的语法最让我恼火，生动、灵活、俏皮的口语与古老呆板的语法相比是多么遥不可及啊。幸好我很快就明白
了，现在学习这些学问还为时过早，即使我通过了乡村教师考试，由于年纪小也得不到那个位置。
我和甫里特伊夫睡一张床，他白天睡，我晚上睡。每天早上，当他干完一整夜的工作，脸色乌黑、眼珠通红地回来时，我就跑到小饭馆去打开水，我们自己是没有茶炊的。之后我们开始吃早餐——啃面包吃茶。他从报纸中挑出新闻读给我听，经常读的是那个笔名“红鬼”的酒鬼作家的打油诗。
我一直很纳闷甫里特伊夫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在我看来他的人生观，和那个倒卖女人旧衣服顺便为女人拉皮条的肥婆佳尔金娜没什么两样。
这个肥婆就是房东，甫里特伊夫刚开始租下这个小屋角的时候没钱付房租，他就给肥婆说笑话，拉手风琴，唱动听的歌。
每当他唱歌的时候，眼睛里就会闪烁着冷漠的光，而肥婆佳尔金娜曾经做过歌剧班的合唱歌手，她能领悟到歌声中的含义。
偶尔她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充满双眼的泪水洗涤着醉得发肿的脸，她先用胖手指抹掉泪水，再用一条很脏的手帕慢腾腾擦着手指。
“天啊！太棒了古利，”她感叹着，“您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如果您再长漂亮点——我会把好运带给你的！我已经介绍过许多小伙子给寂寞的女人们了！”
我们头顶上的阁楼里就有一个这样的小伙子，大学生，皮匠的儿子。也是中等身材，胸宽背阔，屁股又窄又小，看上去像个倒三角形，只是下边的角儿不太完善。
他的脚像女人的似的，肩膀里还夹着小小的脑袋。一头马鬃一样的红头发，面色苍白无精打采，脸上镶着两只凸出来的绿眼睛。
这个大学生很是叛逆，他当初就是因为违背父命进了普通中学，落得饥寒交迫的境地，后来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他又发现自己有一副好嗓子：浑厚、圆润的男低音，因而他专攻唱歌了。
也正是这个缘故，佳尔金娜才找到他，把他介绍给一个富商的太太，她大约四十几岁，儿子上大学三年级，女儿中学快毕业了。
商人妇是个削瘦女人，没有一点女性魅力，胸脯平板，身子直挺挺的倒像个士兵，脸上没有一点光彩，像个清心寡欲的老修女。两只灰色的大眼睛深陷在黑眼窝里。她穿一件青色外衣，头戴旧式丝巾，两只绿绿的宝石耳环垂在耳际。
她常常在夜晚或清早来找她的大学生，我见过她好几次，她动作十分敏捷，一纵身就跳进大门，然后迅速地冲上阁楼。
她的脸色十分恐怖，嘴唇往里抿得几乎消失了，眼珠倒是全瞪了出来，她慌忙向前张望，她的样子看上去真像个残疾人，尽管她确实四肢健全，但总有那么
股劲儿让人看了不舒服。
“瞧！”甫里特伊夫叫道，“她简直是个疯子！”
其实大学生也十分讨厌她，因此总躲着不见她，然而，躲得了一时躲不过一世，商人妇像个冷漠无情的讨债人，具体地说，她像一个歹毒的密探时时刻刻监视着他。
“我真不要脸！”大学生带些醉意地说，“到底怎么了？突然想起来要学唱歌？就凭我这德行，谁会让我登台表演呢，这绝不可能！”他悔悟了。
“你还不赶紧和那个女人断了关系！”甫里特伊夫劝他说。
“你说得是，我又恨她又同情她！我真受不了她！唉！要是你们知道她的故事……唉！……”
这我们早就清楚了，曾经有一个晚上，我们听到商人妇如此乞求大学生：
“求求你了！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心肝儿宝贝儿！求你了——就看在上帝的份上吧！”
商人妇拥有万贯家产，却像个乞丐一样向一个穷大学生乞讨爱情，听说她是某个大厂的股东，有许多房产，她也做慈善事——捐了一笔巨款给产科学院。
甫里特伊夫吃完早餐就躺下睡觉，我去外面找点事做，天一黑我就回来，古利去印刷厂干活。如果运气好，我能带回点吃的：面包、香肠或牛杂碎，就分一半给他。
当我一个人闲着无聊时，我就在贫民窟的走廊里来回观察，想了解我的邻居们是怎样生活的。这儿人们住得像蚂蚁窝一样拥挤。各色人等，全都聚集在此。
刺鼻的酸腐气从各个角落里散发着，从早到晚这儿从未有过一会儿的安静，缝纫机嗒嗒嗒个不停，歌女们的吊嗓儿声，大学生的男低音，喝得醉醺醺的男戏子的高声朗读，微醉妓女们的狂呼乱叫……看到一切，我的心中不禁疑惑：
“人们这样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一个秃顶只有周边长红头发、高颧骨、大肚子、两条细腿的人，由于厚重的笨嘴唇里包着一口大马牙而得名“红毛马”。
他经常活跃在有了上顿没下顿的年轻人中。据他说他已经和他的西姆比尔斯克的商人亲戚打了三年官司，他逢人就说：
“不要命也要把他们折腾得倾家荡产！让他们过上三年乞讨生活，然后，我就把赢得的家产归还他们，并对他们说：‘狗奴才们，晓得我的厉害了吧！感觉怎么样？’”
“红毛马！这就是你追求的全部吗？”有人这样问他。
“对！我这辈子就专心干这事，没别的了！”
他整天忙忙碌碌，穿梭于地方法院、高级法院和律师事务所之间，他时常在夜里坐着马车带回许多吃的喝的来，然后把凡是想吃一顿饱饭、喝两口甜酒的大学生们、女裁缝们，请到他那间天花板坠落、地板下陷的脏屋子里，举行晚宴。
红毛马只喝甜酒，这种酒无论溅在哪儿，就甭想再洗掉，一定会留下紫色的污痕。他如果喝多了，就会喊叫：
“你们这群可爱的小鸽子！我喜欢你们，你们都是好人！可我却是一个混蛋，是吃人的鳄鱼，我要吃掉他们——我的亲戚！无论如何我要吃掉……”
他边喊边掉眼泪，像是受了委屈一样，泪水从他丑陋的高颧骨上滑落，他用手抹抹泪就擦到膝盖上，这是他的习惯动作，因此他那肥大的裤腿上总是沾满了油污。
“你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呀？”他大声说，“忍饥挨饿受冻，衣衫褴褛——人应该如此活法吗？人能从这种生活中学到什么？唉！假使沙皇知道你们这样活着……”
接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彩色钞票，冲大家嚷：
“喂！兄弟们！需要钱的拿去吧！”
歌女和女裁缝们你争我夺想从他的毛毛手中抢到钱，他却高声笑道：
“这钱是给大学生的，不是给你们的！”
然而没有大学生要他的钱。
“把你的臭钱扔到厕所去吧！”毛皮匠的儿子怒气冲冲地叫着。
一天，红毛马喝醉了，手里捏着一把揉皱的十卢布钞票来到古利这儿，把钱往桌上一扔，说：
“这钱我不要了，你要吗？……”
说完身子一斜就躺在我们的木板床上，呜咽起来，我们急忙用冷水给他醒酒：向头上浇水，往嘴里灌水。
等他睡着了，古利想把他的钱展开，然而这钱被攥得太紧了，得先用水润湿才能一张张分开。
这个大贫民窟的窗口正对着隔壁房子的山墙，屋子里乌烟瘴气、肮脏不堪，人们挤在一起大声吵闹让人心烦，红毛马是人群中闹腾得最欢的一个。
“你为什么不住大旅馆，却偏往这儿挤呢？”
“我的好兄弟！就图个心里舒服呀！和你们在一起我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毛皮匠的儿子马上附和道：
“他说的没错！我有同感。假使我到别处去住，恐怕早就完蛋了！……”
红毛马恳求甫里特伊夫说：
“弹起你的琴！唱首歌吧……”
于是古利坐下弹起了竖琴，他边弹边唱：
鲜红的太阳
你快升起来吧！快快升起……
他的歌声婉转动听，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
屋子里静下来了，大家都陶醉在这忧伤歌声和如泣如诉的竖琴声中了。
“太精彩了！小家伙！”和商人妇斩不断“情丝”的可怜的大学生赞叹着。
在这个聚集着许多奇怪的人群的贫民窟里，古利·甫里特伊夫是最会制造快乐气氛的人，就像神话故事里的快乐之神一样。
他多才多艺，才华横溢，生机勃勃，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他会说最幽默的笑话，会唱最动听的歌，他还敢于批评社会上的遗风陋俗，甚至评论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他的存在使人们平淡的生活出现了点生机。
古利只有二十岁，看上去还是个孩子，然而在这个大家庭中，人们喜欢他，拥戴他，信任他，碰到麻烦都向他求助。好人喜欢他，坏人害怕他，甚至那个叫做涅金弗利奇的老警察见到他都迎上笑脸来。
玛鲁索夫加贫民窟，处在上山去的交通要道上，它在雷伯内良斯卡姬和老戈尔舍内姬两条街的交汇处。涅金弗利奇的派出所寂静地守在老戈尔舍内娅街的拐弯处，和贫民窟的大门距离不远。
他是个胸前挂奖章的瘦高老头儿，在这条街上干了很多年了，看上去还算机警，笑起来倒也亲切，但依然隐藏不住眼睛中的狡猾。
他对我们这个鱼龙混杂的贫民窟非常留意，每天都会全副武装地到此巡察几回，巡察时慢慢吞吞，就像动物园里饲养员查看铁笼里的野兽一样，看完一个窗口，再看一个窗口。
他的功绩十分可观，今年冬天他抓了一个叫斯密尔诺夫单臂军官和叫穆拉托夫兵士，而他们都曾得过乔治勋章，参加过斯可比列夫将军指挥的俄哈尔杰克远征军。还逮捕了佐伯宁、奥夫希金、葛利高里耶夫、克勒洛夫等人。
据说他们被逮的原因是想建立一个“地下”印刷厂，斯密尔诺夫和穆拉托夫就是由于星期天白天偷走了城里克留楔尼柯夫印刷所的铅字而被捕的。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贫民窟里一个整天满面愁容被我称做“活钟楼”的人被抓了。
第二天早上，古利知道这事后，气愤地抓着头发对我说：
“马卡西姆维契老弟！真他妈糟糕！你赶紧去……”
他告诉我到哪儿去，又嘱咐我：
“一定要谨慎！那儿或许有密探……”
这个秘密行动令我激动不已，我像一只小燕子似的飞到了海军村。
我走进一家昏暗的铜匠铺，见一个卷发蓝眼的年轻人正镀一口带耳平底锅，看起来不像工人。屋角的老虎钳边有一个小老头，他的白头发用一根小皮带束着，正忙着打磨一个活塞。
“你们这儿有活儿吗！”
小老头愤声地答道：
“我们有自己人的活，可惜没你的活儿！”
那个年轻人看了我一眼，又埋头镀他的锅。我用脚碰了一下他的脚，他又惊又怒地盯着我，手中握着平底锅，仿佛要冲我砸过来一样。见我一个劲地向他使眼色，才冷静地说：
“走吧！……”
我又向他使了个眼色，才走出店铺，站在大街上，不久卷发青年也跟了出来，一语不发地看着我，点了一支纸烟。我问他：
“你是吉虹吗？”
“是的！”
“彼得被捕了。”
他不耐烦了，用目光反复打量我。
“你说的是哪个彼得？”
“高个子，像教堂里的助祭……”
“没了。”
“什么彼得，助祭，和我有什么关系？”听他这样说，我就断定他确实不是铜匠铺里的工人。当我跑回贫民窟的时候乐坏了，我的第一次“地下”活动圆满完成了。
古利·甫里特伊夫经常和一些进步人士来往，我曾请他介绍我到他们中去，然而他总是说：
“老弟呀，你还年轻！应该好好念书学习……”
有一回，耶普利诺夫介绍我与一个做秘密工作的人会面。这次会面计划得
非常周密，气氛特别沉重、紧张。
涅果拉带我到城外的阿尔斯科波尔平原，一路上提醒我要谨慎小心，并要求我为这次会面保守秘密。之后，他指着从很远的地方慢腾腾走来的一个灰暗的小人影，扭头轻声对我说：
“就是他！跟着他走！等他停下来，你就走上前跟他说：‘我是新来的……’”
秘密的行动意味着新鲜、刺激，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然而这次却很乏味：头顶是毒辣辣的骄阳，一个人在草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就这些，没别的。
我直跟到坟场才追上他，闹了半天才知道他也是个年轻人，脸型瘦削，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十分机警。他穿一件中学生的灰大衣，原来的银灰钮扣已经丢了，又重钉了几枚黑钮扣，破学生帽上还能够看到帽徽痕迹。仔细一看，便知他还是个孩子，可他偏要装成大人样。
我们找了一块有树荫儿的地方坐下来，他讲话单调、乏味而冷漠，那神态我一点也不喜欢。他郑重严肃地问我读过哪些书，还希望我加入他创建的小组，我同意了，就这样我们的会面结束了。他谨慎地先往前走了几步，四处张望，对空旷无人的野地进行了一番仔细观察。
这个小组还有三四个成员，我是之中年龄最小的。小组会在一个师范学院的大学生米罗夫斯基家进行，主要学习约翰·穆勒的著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做的注解，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这个大学生后来用叶洛恩斯基为笔名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写够五本后，就自杀了。——这种事已不足为奇了，我见惯不怪了。
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思想沉闷，讲话有条有理，住的是一间房子下面的地下室。他为了“劳逸结合”，每天都做点木工活儿。和他在一起没什么有趣的活动。
穆勒的书也没意思，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已经知道他的经济学理论，而且是印象极为深刻，这没什么难的，单凭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就能够理解了。
我觉得，只要是那些曾为别人的幸福和快乐出过力的人都非常明白，根本没必要费尽心思用艰涩的词语将这些理论编成一本大厚书。我在这间充满鳔胶味儿的地下室里，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眼睛看着小虫子在污浊的墙上爬来爬去，真是一种煎熬。
有一次，老师迟到了。我们还以为他不来了，就跑出去买了一瓶伏特加和面包、黄瓜，打算开一个小酒宴，这时老师的灰裤腿从地下室的窗口处一闪，吓
得我们匆忙把酒瓶藏到桌子底下，然后老师走进来讲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伟大论断。
我们安静地坐在那里，惟恐不小心把酒瓶碰倒了。唉，偏偏让老师踢个正着，我们吓坏了，个个满面通红，以为老师会大发雷霆，结果却是风平浪静。他那不动声色和那略带冷漠的表情，看上去真让人难过，还不如狠狠地训斥我们一顿呢。
我很难过，尽管买酒不是我提出的，但对老师我总有种愧疚感。
他讲课很无趣，我人在这儿心早跑到鞑靼区了，那儿的人们过着“清真”生活，他们善良又勤劳，讲一口不太标准的俄罗斯话。
天一黑，清真寺的塔尖上就有执事僧用特殊的声音召唤大家去做晚祷。我猜想着鞑靼人的生活一定很幸福，肯定不会像我以前的生活那样不快乐。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向往伏尔加河上那种集体劳动的热闹场面，直到现在那种狂热依然让我痴迷。我对第一次感受到劳动激情的那一天还记忆犹新。
我们的任务是随码头搬运组卸货，那是一艘满载波斯货物的大拖船，它在喀山周围触礁，船底破了。
当时正是九月，狂风冷雨掀动着河水汹涌奔腾，搬运组一共五十多个人，大家阴沉着脸，披着草席或帆布蹲在甲板上，一艘小火轮拖着船向前走，小火轮喘着粗气，不断地喷出一团团的火星。
夜深了。喀山河上乌云密布，搬运工们叫闹不止，呼天喊地，骂自己的生活处境，他们在甲板上懒洋洋地躲来躲去，企图避避风雨。看着他们无精打采样子简直不像干活的，我看抢救一船快要沉没的货物的希望不大。
半夜，终于到了那艘船触礁的地方，大家把空驳船和出事的船甲板对甲板系在一起，这时搬运组长来了。他是个长得凶巴巴的老头儿，一脸麻子，生性狡猾，爱说下流话，长一双鹰眼和一只鹰鼻。他摘下秃顶上湿透的帽子，用女人一般温柔的声音叫喊：
“伙计们！祷告吧！”
工人们在甲板上聚成一个黑团，像一群狗熊，他们狂叫起来。组长最先祷告完，又尖声叫：
“喂！掌灯！伙计们，看你们的了！小伙子们多用点劲！上帝保佑我们，开始干吧！”
于是刚才还是愁眉不展、懒懒散散、浑身湿透的人们一下子变得生龙活虎，他们像上战场一样，纵身跃到触礁船上，一边呐喊，一边狂叫，说着笑话干起活儿来。
我的前后左右有一袋袋大米、一包包葡萄干、一捆捆皮革在飘动，矮小的人影在来来回回，刚才还是抱怨声不断的人们，这会儿竟然兴高采烈一心一意地投入战斗了。
雨越下越大，天更冷了，风更猛了，人们的衬衫被吹得卷起来，肚皮都露出来了。
潮湿的夜色中，六盏昏暗的灯笼发出暗淡的光，五十多个人影跳来跳去，踏得甲板嗵嗵嗵直响。他们卖命干活的样子，仿佛抡起四普特重的麻包飞跑着一样快乐。他们早就想领略领略了，用个恰当的比喻：他们干活儿就像孩子喜欢游戏一样，他们那个幸福劲儿，看来除了和女人拥抱，再没什么事儿可以与此相提并论了。
一个满脸胡须的大个子，身穿格撒克式紧身外衣，浑身湿透了，看上去他是货船的主人或代理人，他鼓励大家说：
“干的好！小伙子们！——我奖你们一桶酒！我的小土匪们！——两桶也行！加油干吧！”
夜色中，从四周传来沙哑的叫声：
“来三桶吧！”
“三桶就三桶！好好干吧！”
劳动场面更加壮观了。
我跑去抱米袋，搬、抛、抱，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我感觉我们不是在劳动，而是在狂欢，似乎这些人可以永远这样不知疲倦。
欢欢喜喜地干下去，那劲头儿真像随时都能够抓起城里的钟楼或尖塔，整个喀山城也被握在手中，想搬哪儿就搬哪儿。
这天晚上，我体会到未曾有过的痛快，真想就这样一辈子疯疯癫癫、酣畅淋漓地劳动。
波涛汹涌澎湃，甲板上大雨点儿哗哗落着，狂风还在呼啸，黎明的薄雾中，落汤鸡一样的搬运工们，不停地跑动着，笑着、叫着，展示自己的力气和劳动成果。这时一阵风吹开了浓厚的乌云，太阳粉红色的脸从蓝天的一角露了出来，这群快乐的疯子颤动着被雨水弄湿的胡须，一齐向着太阳大叫。我真想跑上去拥抱这群两条腿的动物，亲吻他们，他们干活时那么机灵敏捷，真让我赞叹不已！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内心迸发出来的快乐的力量，这种神奇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它可以实现神话故事里一夜之间布满华丽的宫殿和城市的幻想。
阳光吝啬地只照了一小会儿劳动的人群，就被浓厚的乌云遮住了，就像一
个小孩掉进了大海，彻底被乌云吞没了。雨瓢泼似的下着。
“歇工吧！”不知谁喊了一声，马上招来了许多愤怒的声音：
“谁敢歇！”
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在搬运货物的时候，这群半赤裸的人们冒着狂风暴雨，不知疲倦拼命地劳动。我被他们身上爆发出来的强大力量震撼了。
等大家返回到小火轮上时，一个个就东倒西歪像醉鬼一样睡着了。小火轮一到码头，他们仿佛一道灰色泥流挤上了岸，飞奔小酒馆喝那三桶伏特加去了。
在小酒馆我见到了菲舍奇。他向我走来问道：
“他们叫您做什么了？”
我按捺不住兴奋地告诉他这次劳动的情况，谁知他听完露出一脸的鄙夷说：
“傻瓜！傻瓜都没你傻，你简直是——白痴！”
他吹着口哨，像一条在水中游泳的鱼一样摇晃着身体，从一排排的酒桌间溜出去了。此时，搬运工们则坐在酒桌旁放势畅饮起来。角落里一个人用男高音唱起了下流小曲：
嗳唷，半夜三更时分
老爷的太太呀
上后花园寻欢作乐，嗳唷
这时有十几个人的声音混到其中，发出乱糟糟的吼叫声，同时他们用手在桌沿上打着节拍。
打更人巡视到此
看见呀，太太仰在地上……
一时间小酒馆里人声鼎沸，有放声大笑的，有吹口哨的，大家在一起瞎扯卑鄙的下流话。
我经人介绍认识了杂货铺老板安得列·捷列可夫。他的小铺在一条偏僻窄小街道的尽头、周围道路被垃圾完全占领。
他是一个患麻痹病的独臂人，面容和善，银灰色胡须，眼睛里透出精明。
他有全城最好的图书室，珍藏了许多禁书和珍贵版本书。喀山许多学校的大学生包括那些抱有进步思想的人们，都到他这儿来借书。
安得列的小杂货铺是一幢低矮的平房，靠近一个放高利贷的清教徒的住所。从铺子里进去，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大房间，这间房子光线不好，只靠一扇向天井开的窗子射入昏暗的光线。厨房和大房间相连，从厨房过去，在通向清教徒住所的昏暗走廊的拐弯处，“躲”着一间仓库。
没错！这就是那间秘密图书室。其中一些书籍是手抄的。例如拉甫洛夫的《历史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彼沙列夫的文论集《饥饿王》，《阴谋的把戏》——这些全是用钢笔抄写的。现在这些手抄本翻破了，书页也卷了。
我第一次来小杂货铺的时候，捷列可夫正在接待客人，他指着通向大房间的门向我暗示。
我进去一看：昏暗的房间角落里，跪着一个像萨洛夫修道院圣徒塞勒菲姆画像一样的小老头，他虔诚地祈祷着。看着他，我觉得不怎么舒服，也不协调。
听人们说捷列可夫是民粹派，我感觉民粹派应该是革命家，既是革命家就不应该再信上帝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祷告的小老头放在房间里。
他祷告完，很严肃很仔细地用手梳一梳白头发和胡子，非常郑重地看着我说：
“我是安得列的父亲。你是谁呀？噢，原来是你，我还以为是乔装打扮了的大学生呢。”
“大学生一定要化妆吗？”我问他。
“没错！”小老头轻声说，“他们装扮得再好，上帝也会认出他们的！”
他到厨房去了。我坐在窗子旁发呆，突然听到一声喊：
“噢，原来他是这样儿啊！”
厨房边上靠着一个白衣女孩儿，金黄色短发，脸色苍白，有点儿浮肿，两只美丽的蓝眼睛在微笑，她仿佛是街上廉价石印画上的小天使。
“您有那么吃惊吗？我的样子真得很恐怖吗？”她轻声地说，声音在细微颤抖。
她很谨慎地慢慢靠近我，走路时用手紧紧扶着墙壁，似乎脚下的地板不够牢固，好像摇摆不定的绳子一样。她全身不停地颤抖，好像有万千支针扎进了她的脚掌，又像是墙壁上有火烫伤了她婴儿般肉嘟嘟的手，看她走路不太稳的样子更不像凡间的人了。她的手指直直的很僵硬。
我一声不吭站在她面前，感到前所未有的狼狈和悲凉，这间昏暗房子里一切都显得怪怪的。
女孩儿坐到椅子上，还在颤抖，就像椅子会突然从她屁股底下抽出一样。她十分坦诚地告诉我，她最近几天才开始活动，她手脚麻痹躺在床上三个多月了。
“我得的是神经麻痹。”她微笑着对我说。
当时我很希望还有别的原因解释她的病症：神经麻痹！这么一个女孩儿，住在这个奇怪的房间里得了麻痹症，听起来简单得难以置信。这房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很谨慎地依偎着墙壁，屋角圣像前的小神灯十分明亮，神灯链子的黑影在饭桌的白桌布上不停地来回摇晃着。
“我听好多人提起你，一直很好奇你长什么模样。”她说话的声音像小孩子一样柔弱。
这个女孩儿大方地上下打量着我，让我非常不自在，她那双蓝眼睛好像可以看穿一切。面对这么一个女孩儿，我不知道说些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去说，所以只好一言不发地看着墙上挂的赫尔岑、达尔文、加里波得等人的画像。
从小杂货铺闯进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淡黄色头发，长着一双透出粗野的眼睛，立刻钻进了厨房，然后用嘶哑的声音大叫：
“你是怎么爬出来的？玛琳娅！”
“他是我弟弟，阿拉柯赛！”女孩儿和我说，“我一开始是在产科学校上学，后来病了！为什么一言不发？您是不是不好意思？”
捷列可夫走了进来，那只残手插在胸前，另一只手抚摸着他妹妹柔软的头发，她的头发被揉得乱蓬蓬的，他问我要找什么事儿干。
不多久，又进来了一个红头发、身材匀称的女孩儿，她用那双略带碧色的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扶起白衣女孩，一边走一边说：
“玛琳娅！你坐了有段时间了。”
玛琳娅！白衣女孩儿怎么会起这样一个成熟的名字，真不协调，听起来都怪怪的。
我也从小杂货铺出来了，心里好难受。但这并不妨碍我第二天晚上又坐到那间怪房子里，我很想明白：他们怎样生活？我觉得其中必有隐情。
小老头斯契潘·伊凡诺维奇无比苍白，他坐在屋角面带笑容向四周张望，嘴唇微微张合，像是祈求：
“谁也不要来打扰我！”
他整天像只兔子一样忧心忡忡，总是害怕有什么横祸飞来。他的内心世界我看得很彻底。
残疾了的安得列身穿一件灰色短衫，胸前的油污和其他物件硬得结成块
了。他的样子如同一个刚刚做了错事被原谅了的淘气孩子，有些惭愧地微笑着，在房间里横着膀子踱来踱去。
他弟弟阿拉柯赛在小杂货铺给他打下手，是个又懒又馋又愚蠢的小伙子。另一个弟弟伊凡在师范学校上学，平常住校，只有遇着节假日才回家。
伊凡个头矮小，打扮得挺精致，头发经常光光亮亮的，那样子倒像个衙门里的旧官吏。得病的妹妹玛琳娅住在阁楼上，她不怎么下来。她如果下来我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像被什么困绑住一样难受。
捷列可夫的家务事由和清教徒房东同居的女人打点，她又高又瘦，脸谱像木偶，长着一双修女特有的冷漠眼睛。
她的红头发女儿叫娜斯佳，她经常到这儿来转悠，每次她盯住一个男人时，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习惯性地翕动。
要说捷列可夫家的真正主人还是喀山大学、神学院等各院校的大学生们，他们都把这儿作为聚会的地方。
这群人无论何时都为国家为人民担心，每当有什么新消息，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书本里的某些观点、城里或大学里发生的不幸事等等，他们从喀山城的各个角落蜂拥而至，挤到捷列可夫家的小杂货铺，愤慨激昂地狂热争论，有的聚在一起大声辩论，有的躲到屋角窃窃私语。一般情况下是他们拿来一本大厚书，接着手指头指到某一页上互不相让，各自说着自己所要表达的观点。
我是不清楚他们在争辩什么，不过我倒认为真理已经被他们连篇的空话冲淡了，就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一样很少了。
我甚至觉得有几个大学生，跟伏尔加河沿岸反对正教的分裂派教徒里那些死肯圣经的老家伙们一样迂腐。
当然，我很明白大学生们的初衷，他们希望生活更美好，就算真理被他们空洞的评说淡化了，但毕竟没有全部淹没。他们希望改变旧况，我也理解，我也有类似的想法。
听他们讲话，经常可以听到我想说但没说的话。接触到这些人，我的心中不禁兴奋，就像是即将被开禁的犯人。
在他们眼里，我如同木匠手中的一块好料子，他们很希望用它打制出一件不同寻常的木工活儿来。
“这是天才！”他们彼此见面时总这样推销我，还带着一股明显的骄傲自豪之气，就像街上到处跑的孩子居然捡到了一枚五戈比硬币，然后不由自主地向别人夸耀。我不喜欢被人们称什么“天才”、“骄子”之类的，我是被人抛弃的孤儿倒是不争的事实。事实那些指导我学习的大学生会让我感到憋气。
有一回，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了一本题为《警世箴言》的书，我读不懂书名的意思，但我很想看这本书，就向一个神学院的大学生去借。
“您瞧瞧！老弟！你这不是瞎扯吗？让你看什么就看什么，别添乱了！”这个长得很像黑种人、卷发、厚嘴唇、白牙齿的未来的大主教先生讥讽地对我说。
他鲁莽的训教伤害了我。后来，我依然把书弄到手了。这钱，有些是我在码头做工挣的，有些是从捷列可夫那儿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像样的书，我很爱惜，至今依然保存着。
总的来说，大学生们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有一次我读《社会学入门》，我认吗为作者一是过分夸大了游牧民族对人们文化生活的影响，二是忽略了善于创造的流浪人和猎人的功劳。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一个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大学生，听了我的疑惑，他那张充满女性美的脸立刻庄重严肃了起来，跟我讲起了“批评权力”问题，啰啰嗦嗦足足有一个小时。
“你必须得先信仰一种真理，才能够去批评，才有批评的权力，那么你又信仰什么呢？”他问我。
这是个在街上走路都捧着书读的大学生，他经常由于把书放在脸上而和别人撞到一块。他患麻疹伤寒病时躺在床上都在不停地说：
“道德必须是自由部分与强制部分的统一，统一……”
这位文弱书生，因为长期忍饥挨饿落得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再加上他拼命苦读寻求真理，使他看上去更加羸弱了。
读书是他的惟一爱好，除此之外毫无兴趣。当他觉得内心的两个矛盾达到协调统一时，那双温和的黑眼睛就会像孩子般闪烁出兴奋的光芒。我还记得离开喀山十年后，在海尔科夫城见过他，他当时被流放了五年后又返校学习了。
他一生都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就是到了他快被肺结核折磨死的时候，他还在调和尼采思想和马克思思想呢。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是他用冰冷的手指握住我的手，他在咯血，嗓子里还呼噜呼噜地说：
“矛盾不统一，就活不下去了！”
再后来，他死在去上学的电车车厢里了。
我曾见过许多这样为真理牺牲的人，每当想起他们来，一股敬意就从心中油然而生。
经常来小杂货铺聚会的估计有二十个人，他们之中也还包括神学院学生，有一个叫做腾·潘捷拉蒙，是日本人。
还有一个大个子偶尔也来，他很特别，宽阔的胸膛，厚密的络腮胡，鞑靼式
光头，身着一件格撒克短大衣，扣子扣到嘴巴下。
他总是沉默寡言，独自坐在角落里，叼个烟斗，两只沉稳的灰眼睛不停地盯着大家看。看的出来，他很注意我，目光不时地落在我身上。不知什么原因，他这么一看，我心里直发虚，有点胆怯。
在你一言我一语的大房间里，只有他缄默不语，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人们都在高谈阔论，率直大胆地说着自己的见解，他们争论得越热烈，我越开心，我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唇枪舌剑的辩论之中隐藏着见不得人的虚伪主义，我听了很久也没觉察到。这个大络腮胡子心里在琢磨什么呢？
大家都叫他“霍果尔”，这里除了安得列再没人清楚他真名是什么。过了不久我听说他是个流放犯，在雅库梯省流放十年，刚刚回来不久。
了解他的欲望更加强烈了，但这还不能让我有勇气走上前和他认识交流。我不害羞，也不怕见陌生人，我这人从来都是被好奇心左右着，我渴望探求一切未知的问题，正是这个坏习惯使我一生也没有认认真真地钻研过什么。
我听他们谈到了人民，我也纳闷自己的观点怎么和他们的截然不同呢？
他们的观点是：人民是真、善、美的化身，是一个神圣的群体，是高尚品德的起源地。我怎么从来没见过这种人民呢？我见的有木匠、装卸工、水泥匠，我还见过亚可夫、奥希甫、葛利高里。
我说的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而他们说的是抽象的人的整体。他们把人民看得高尚，并且愿意把人民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然而我认为真正的美德的拥有者是他们，在他们身上才真正体现着博爱、自由的美好品德。
这种博爱精神是我过去所没有见到过的，可是现在，他们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眼神里都传递着博爱的光辉。
这段时间，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伟大、神圣的理论像春雨般滋润着我的心田，那些描写农村朴素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给了我新的启发。
我认为只有对人类充满了最炽热的爱，才会激发出人追求生活价值的力量，从那以后我再不是只考虑自己，而是开始为别人着想了。
听安得列说，他开杂货铺赚的钱，都用来资助这些有“人民利益是最高利益”思想的人们了。他如同一个虔诚的助祭侍奉大主教做弥撒一样，在这些人群中来回转悠，不时地为他们的聪明机智而高兴。他时常忘我地面带笑容将残手插入怀中，另一只手捋一捋软软的胡须对我说：
“您听！多么好啊！”
这群人中有一个叫拉甫洛夫的兽医，他的声音跟鹦鹉叫一般。他独树一帜地发表与大学生们背道而驰的言论，每当这种时候，捷列可夫就不满地把眼睛
往下一垂，嘀咕道：
“瞎捣乱！”
安得列和我一样看好这些大学生，然而大学生对待他却像老爷使唤奴仆或酒店的小二一样没有礼貌，他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客人们慢慢散去，他时常留宿我，我们以地为席铺一块毛毯睡在地上。
夜里在神像前那盏光亮的灯下，我们畅所欲言、滔滔不绝。他带着教徒所特有的虔诚与愉快告诉我：
“以后能培养出百八十号他们这类出类拔萃的人才，占据国家的各个重要位置，世界会大变样的！”
安得列长我十来岁，看的出来他对红发姑娘娜斯佳有意思，在人前他故意对她满不在乎，甚至和她说话冷言冷语，爱慕的眼光倒是时时刻刻追随着她的身影。当只剩下他俩在一起时，他就乖乖听话，惟命是从，露出恳求谅解的笑容，一只手还不忘记捋着稀软的胡须。
他的妹妹玛琳娅老是站在角落里听人们辩论。她听得极其仔细，神情严肃，脸绷得紧紧的，大眼睛瞪着，辨论到高潮时，她会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声仿佛有人把冷水浇到了她的脖子里。经常有一个红发医学大学生在她身边转来转去，他故弄玄虚伏在她耳边悄声说话，并挤弄一下眉头，看上去挺有趣的。
秋天来了，我必须得找一个固定“职业”了。我沉迷于眼前所发生的新鲜事，干的活儿越来越少，差不多是靠别人养活，这样的面包吃起来是困难的。我为自己找了一个差事——到瓦西利·塞米诺夫面包坊打工。
这段时期的生活是艰辛的，也是很有价值的，在我后来写的短篇小说：《老板》《柯诺娃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等中，曾经描绘过这段生活。
肉体的痛苦是肤浅的，只有精神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
自从进了那家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后，我就和过去每天都见面聊天的人失去联系了，似乎我和他们之间竖起了一道高墙。没人来看我，我也由于每天十四个小时的工作，没有空闲到安得列那儿去。遇到假日我就睡觉或是和作坊里的工人们闹着玩。
起初，有些同伴就把我当作开心丸，还有一个跟小孩儿一样，就喜欢听有趣的故事。谁知道我竟给他们瞎扯些什么呀，总之，效果不错，竟然引起他们对某种不很明确，但轻松、美好生活的憧憬。
很多时候，我的故事很出色，他们或悲或怨或恨的情绪暴露无遗，我也为自个儿开心，自豪地以为我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我在教育人民呢。
有时候我也会感到无能为力，我觉得自己那么弱小，那么愚笨，有时连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清楚。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似乎被遗弃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洞里，地洞里的人如同大虫子一样蠕动，他们不敢正视现实，整天钻酒馆逛妓院，到妓女冰冷的怀抱中寻求慰藉。
每月月底领工资时，他们必去逛妓院，在这个美妙日子到来的头一个星期里，他们就开始胡思乱想了。等嫖宿回来，他们要过很久才会从那份甜蜜中醒来。他们不知羞耻地炫耀自个儿的床上功夫，以及怎样地蹂躏妓女。谈到妓女，他们一脸的轻视，甚至吐唾沫以示“清高”。
不知为何，当我听到他们这样谈论时，心中很是伤心难过。我好像看到烟花柳巷里一个卢布一晚上的妓女，我的同伴们迫不及待的丑陋姿态，尽管可耻但还可以理解，然而其中一些人的肆无忌惮、好色放纵，实在让人发指。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他们故意炫耀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对于性我有些害怕又感到好奇，所以就这种事比较敏感，我还没有品尝过女人的滋味儿，为此我感到不开心：无论是妓女还是同伴都不止一次地嘲笑我。没多久，他们再去逛妓院，就不带我了，他们直接就说：
“老弟！你就别去了！”
“干嘛不让我去？”
“和你在一块儿不自在！”
我记住了这句话，认为肯定话中有话，可我也搞不清楚。
“你看看你！跟你说别去了！你去让人扫兴……”
只有阿尔及姆带着冷笑直言地说：
“你像个神父，又像个不通情理的老爸！”
开始妓女们还笑话我放不开手脚，后来就生气了：
“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呀？”
那个美丽丰满的四十岁的波兰“姑娘”捷罗莎·布鲁塔，是这里的“妈妈”，她用家狗一样温柔的眼神望了我一下，说：
“我说姑娘们，别逗他了！他一定是有情人了，是不是？这么健壮的小伙子，肯定给情人迷住了，我保证！”
她是个酒鬼，喝醉了就丑态百出，酒醒时则判若两人，她稳重、冷静、体贴人的性格让我敬佩。
“最奇怪的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了，”她说，“他们真会折腾人。先让姑娘在地板上打肥皂，再把赤裸的姑娘手脚向下放在四个瓷盘上，接着对着姑娘的屁股用力一推，看看她在地板上滑行一段距离。一个完了，再推下一个，你们说，这叫什么事呀？”
“瞎扯！”我说。
“哟，我干嘛骗你呀！”她叫道，依然心平气和地说，但平和之中透着一种想使我信服的信念。
“这是你们自己胡编乱造的！”
“一个姑娘怎么可能编这种事呢？我岂不是疯了？”她眼睛吃惊地瞪起来了。
大家仔细听着我们的争论，捷罗莎继续用冷静平淡的话语讲述着嫖客们的古怪行为，她很不明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在场的人们都反感地往地上吐唾沫，他们骂着粗话。我以为捷罗莎是故意诋毁我喜爱的大学生，就对他们解释大学生是热爱人民，希望人民生活幸福的。
“你说的是伏斯克罗森卡亚街上那所学校的学生，我说的是从城外阿尔斯克波尔神学院来的大学生！他们是从教会里出来的，都是孤儿。孤儿们长大了肯定是小偷、流氓、坏蛋！他们无情无义！”
对于“妈妈”所讲述的故事和妓女们对大学生、有身份有地位的上层人物所说的抱怨话，我的同伴们的反应不仅仅是反感和气愤，还显得很自豪，他们发现：
“这么说，那些受过教育的人还不如我们呢！”
从他们口中听到这样的话，我感到心里难过极了。我望着他们，感觉这些人就像城市的灰尘，本应到垃圾堆里去的，现在却到了这间暗淡的小房间里，在这里乱七八糟地胡乱搅和，又带着满肚子的怨恨到处散播到喀山的各个角落。
因为情欲和生活的苦闷使他们从四面八方躲到这个乌烟瘴气的洞穴里，十分荒唐地唱着动人的情歌，谈论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轶闻趣事，这是他们的一贯作风：讥讽、嘲笑、敌视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
我甚至认为这“烟花柳巷”就是一所大学，不同的是我的同伴们从这所大学里学到的都是丑陋的知识。
可怜的卖唱的姑娘们，在粘满灰尘的地板上来回走动，一个个像霜打了一样，拖着脚走路。在手风琴的哀音和一架破钢琴无可奈何的颤音里，摇摆着纤柔的腰肢。
望着眼前的一切，我的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的忧思，周围的一切都是如此不尽人意，“我要赶紧离开这儿！”我的心情糟糕透了。
在面包坊里，一旦我说有人毫不为己地为他人寻求自由与快乐时，就会有人说：
“但姑娘们并不这么认为！”
接着他们开始对我进行猛烈抨击。我当时很自信，我觉得自己像一条不听话的小狗，但比大狗还要聪明和勇敢，因此我对他们不留任何情面，甚至大发雷霆。
我意识到思考生活和实际生活同样不是易事。我有时会对同伴们的麻木忍受感到气愤，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忍受酒鬼老板的污辱，他们的驯服和永远都逆来顺受的忍耐精神激起了我对他们的不满。
在我正处于精神饱受折磨的时期，就在这时，命运发生了转机，我又接触到一种新的思想，尽管它是和我格格不入的，但它依旧触动了我的心灵深处。
一个风雪之夜，大风呼啸，像是要把天空扯碎一样，大地被厚厚的积雪掩盖着，好像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太阳自此一落不起了。
那会儿正是忏悔节之夜，我从捷列可夫那儿出来返回面包坊，我眯着眼，顶着风雪前行，突然我的脚下被什么一绊，正跌倒在一个横躺在路上的人身上，我们彼此辱骂着，我骂俄国话，他骂法文：
“呀！魔鬼……”
很好奇，我将他搀扶起来，他个子矮小，比较瘦弱。他立刻推开我，吼道：
“我的帽子！他妈的！把帽子给我！我快冻死了！”
我帮他找到帽子，抖了抖雪给他戴在头上，而他的头发因愤怒而倒竖起来，可他把帽子摘下来摇晃着，用俄法两国话骂我：
“滚！滚！”
接着突然向前狂奔，消失在雪夜中了。走着走着，我鬼使神差地一回头，看见他站在电线杆子旁，双手抱着没有路灯的电线杆子。并不停地叫喊道：
“琳娜！我快死了！……唉，我的琳娜……”
看样子，他喝醉了，如果我就这样走了，他会冻死街头的，于是我走过去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这儿是哪条街呀？”他带着哭腔说，“我也不清楚往哪儿走！”
我拽住他的腰，一边拖着他向前走，一边不断地打听他的住址。
“在布莱克街……那儿有好几个浴池……就是家了……”他用冻得颤抖的声音说。
他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弄得我走路很费力，我听到他的上下牙齿在打架。
“如果你知道，”他一边推挤着我，一边嘀咕道。
“什么？”
他停下来，举起一只手，吐字清晰甚至带点得意的口气说：
“如果你知道，我要带你去什么地儿……”
他把手指头含在嘴里，身子左右摇摆不止。我伏下身，背着他走，他把下巴抵在我的脑袋上不停地抱怨：
“如果你知道……我快冻死了！哎呀，我的上帝呀……”
在布莱克街上找了半天才算搞清楚他住哪儿。我们终于爬到一个小房门前，它差不多被院内的积雪淹没了。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到了房门口，轻轻地敲一下门，他对我低声呵斥道：
“嘘！小点声……”
一个身着拖地红衣的女人开了门，手中持着烛台，让我们进屋后，她静静地走到一旁去，也不知从哪儿找出一副长柄眼镜，开始对我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一番。
我向她解释，这个人的双手已经冻僵了，应给他脱掉衣裳，上床睡觉。
“是吗？”她说话像小女孩声音那般清脆。
“得把他的手放在凉水里……”
她似乎没听懂我在说什么，只是用眼镜向屋角的画架指了指，那儿有一幅风景画，上面画着树木，还有一条小河。
我茫然地看了看那女人面无表情的脸，她竟然转身走向桌子旁坐下，桌子上点着一盏粉红色灯罩的台灯，她若无其事地把玩着一张“红桃J”纸牌。
“您家有伏特加吗？”我高声问道。她依旧无动于衷，继续玩儿她的纸牌。我费尽体力背回来的男人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冻得通红的双手垂在身旁。
我不清楚是什么力量促使我，把他抱到躺椅上，给他脱掉衣服。躺椅后面的墙上挂着许多照片，其中好像有一个系白丝绸的花圈，在白丝绸上赫然写着：
“献给举世无双的吉尔塔”
“该死的，你轻点！”我给他搓手时，他疼痛地吼着。
那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女人手中还在玩弄纸牌，似乎心事重重。她有一只像鸟嘴一样尖的鼻子和一双大眼睛。她终于举起少女般的双手，抚摸自己如假发般蓬松浓密的灰头发，发出少女般的声音：
“乔治！你找到米莎了吗？”
这个被称作乔治的男人推开我，马上坐起来答道：
“他不是去基辅了吗？……”
“是的，他去基辅了。”她又重复了一遍，眼睛始终盯着纸牌。我感觉她说话直截了当得近乎冷漠无情。
“他快要回来了……”
“真的吗？”
“当然，没错！”
“真的吗？”她又反问道。
几乎赤裸的乔治跳下躺椅，跪在女人脚前说了几句法语。
“我不介意这个。”她用俄语答道。
“您知道吗？我在这狂风和冰天雪地中迷了路，我几乎冻死。”乔治局促不安地对女人说，一边还轻轻地揉着女人的手。乔治看上去大约四十来岁，黑胡须红色嘴唇的脸上一副恭敬的表情，他用手使劲地抓着马鬃一样的灰发，此时他吐字已经很清楚了。
“明天我们去基辅。”那女人像是问话，又像是下决心似地宣布。
“好吧，那就明天去！但是现在该休息了，你赶紧上床睡觉吧，夜已经很深了……”
“今晚米莎不回来吗？”
“不会的！这么大的风雪……走……我们去睡吧……”
他手持灯盏扶着女人进了书橱后的小门，留下我一个人在外屋呆了很久，内心平静地听着乔治嘶哑的低语。
暴风雪像是长了毛爪子，不停地抓着窗玻璃，地板上化了的雪水羞涩地反射出烛焰的光辉。
房间里摆满了家具，暖融融的，让人心里觉得很惬意。
乔治终于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手中的台灯罩撞击着灯泡。
“她睡了。”
他把灯放回原处，站在屋子中央低头沉思着，眼睛也不瞧我，说道：
“说什么才好呢？今晚要是没你，我早就冻死了……谢谢你！你是做什么的？”
他把头一侧，倾听着里屋里细微的动静，身体不停地颤抖着。
“她是您妻子？”我小声问道。
“是妻子，是我生命中的一切！”他望着地板，声音虽很小但非常清晰，并开始用手狠抓头发。
“对了，你想来杯茶吗？”
他慢慢地走向门口，又忽然停住了脚步，他想起来女佣人由于鱼中毒住院了。
我说我自己来烧茶炊，他表示同意。他一定是忘了自己差不多赤裸着身子，只顾光着脚啪嗒啪嗒在地板上走，他把我带到一间极小的厨房里，背对着炉火说道：
“要不是你，我估计自己早死了！太感谢你了！”
猛地他浑身颤抖了一下，害怕地瞪大双眼。
“如果我死了，她怎么办？上帝啊！……”
他看着漆黑的卧室门口，赶紧压低声音说：
“她生病了，她有个儿子是音乐家，后来在莫斯科自杀了，她还在盼望着他回来，已经两年了……”
我们一起喝茶时，他毫无逻辑地讲了许多我不太清楚的话。他告诉我这个女人以前是地主，他是历史老师，给女人的儿子当家教，后来和这女人在一起了。女人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德国人，是个男爵），到歌剧院谋生。尽管她的丈夫用尽各种办法挽回她，但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他们始终过着愉快的同居生活。
“他眯着眼一直瞅着厨房里的某个角落的什么东西和火炉旁破破烂烂的地板。他端起杯喝了一口热茶，烫得他眉头一皱，直眨眼睛。”
“你是做什么的？”他问我，“噢，烤面包的工人。怎么看起来不大像？”“为什么？”
他明显有点不知所措，像只入网的小鸟一样惶恐地望着我。
我大概地讲述了我的过去。
“噢！是这样！”他轻声叫着，“是这样！……”
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显得很是兴奋，他问我：
“你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吗？一定读过吧！”
他的脸变得扭曲，嗓子里发出的刺耳的尖哑声气愤地说道：
“多么动人的故事！我像你这么大时也做过梦，我会不会变成一只白天鹅呢？你看看我吧……我应该去神学院，却上了大学。”
“我父亲是神父，所以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我在巴黎学习人类的悲剧史——进化论。是啊，我也发表了文章。可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猛然跳起，又坐到椅子上，仔细地听听房间里的动静，自欺欺人：
“进化，多么好听的字眼！这是人们发明出来专门欺骗自己的！人类现在的生活没有任何的价值，是不合情理的。假使没有奴隶制，就不会有所谓的进化。没有少数统治者，社会就不会进步。”
“我们越是想改善生活状态，减轻劳动强度，就越会使生活艰难无比，劳动也更加繁重。造工厂、机器，然后再造机器，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呢？工人越来越多，生产粮食的农民越来越少，而我们需要的就是通过劳动向自然界获取粮食，我们应该做的也只有这些。”
“希望越小，幸福越大；希望越多，自由越少。”
他当时也许是无遮拦，但他确实是这样说的，他的思想是多么匪夷所思！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这种奇怪的谈论。他又发神经了，亢奋地尖叫一声，又马上安静下来望一下卧室的门，静静地听了一会儿，然后愤愤地小声念叨着：
“人是非常容易满足的，我们想要的不多：一块面包和一个女人而已……”
他用一种奇怪的语调，和我从未听说过的语言及诗句说起了女人，他的神态就像小偷菲舍奇。
看得出来他对爱情很是信仰，从他的嘴里一连吐出一串我从来没听过的名字：贝尔雅德、菲亚米塔、劳拉、妮侬……他向我讲述了诗人甚至国王和上述美女们的爱情故事，吟诵了几段法国抒情诗，吟诵过程中还不忘记用他纤美、赤裸的手臂打着拍子。
“爱情和饥饿统治着世界”，听完他的话，我突然记起这段激昂的话在一本革命小册子《饥饿王》的标题下出现过，因而我更加觉得他的话意味深长。
“人类追求的是忘记和享乐，而不是知识！”
我被他的观点震撼了。
早上六点过几分，我从乔治家出来。一边跋涉在风雪晨雾之中，一边回忆起昨晚的巧遇。乔治的思想震撼了我，他的话如同骨鲠在喉，让我感到窒息般得难受。我不想回面包坊，也不想见任何人，就任凭自己徘徊在鞑靼区的街道上，直到逛到天放睛，满天的风雪中依稀可见人们身影的时候。
从此我再没见过乔治，也不想再见到他了。以后的日子里我不只一次地听其他人说出同样的观点，他们中各种身份均有：大字不识的游方僧、四海为家的流浪儿、托尔斯泰主义者以及像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教堂教职人员、造炸药的科学家，主张新生力论的生物学家等等，然而，当我再次听到类似的观点时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觉得无法理解了。
就在两年前，也就是在我第一次听说乔治观点后的三十多年后，我从一个熟悉的老工人嘴里听到了几乎是同样的想法，甚至表达的语言都是如此类似。
那是我和老工人的偶尔的一次交流，他自嘲为政治老油条，并以俄国人特有的坦诚对我说：
“亲爱的阿拉柯赛·马卡西姆维契，我可以告诉你我想要什么，研究院、飞机、科学这些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需要的是一间僻静的房子和一个女人，我可以开心时就亲吻她，她的心灵和肉体都属于我，这就足够了！”
“您和我们不同，您喜欢用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您看诗理论和思想胜过一切，我甚至觉得您是否像犹太人一样：活着就是为了礼拜六？”
“犹太人不是这样的……”
“上帝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这个怪异的民族！”他一边说一边把烟蒂丢下河，直至目送它落进水里。
在这个明月皎洁的秋夜，我们坐在涅瓦河畔的花岗岩石凳上，专心地思考着怎样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结果是一无所获，再加上一整个白天的紧张工作，现在已是身心疲惫了。
“我们人在一起，心却不同，您和我们不是一路人，这就是我要说的，”他一边考虑一边继续说，“知识分子们都不安分守己的，他们就爱组织党团瞎闹腾，像耶酥一样，为了使大家都上得了天堂，他就开始捣乱。这些知识分子也都是打着乌托邦的旗号乱折腾的。只要有一个疯狂的幻想家闹腾起来，那群流氓无赖等乌合之众就一哄而起站到一块儿。”
“这些人对政府有意见，因为他们知道生活中没有他们的位置。”
“至于工人暴动是为了革命，他们要争取生产工具和生产产品的合理分配权。假使他们夺取了政权，您认为他们会建立新国家吗？不可能！到那会儿，人们都各奔东西，各顾各的，找个安全地方呆着……”
“您说机器？机器有什么好的，它只会把我们脖子上的绳索勒得更紧，把我们的手脚束缚得越来越紧。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机器，我们要的是降底劳动强度，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但工厂和科学不会让人停歇。”
“我们的要求再简单不过了，假使我只需要一间小房，又何必劳命伤财建一座城市呢？大家蜂拥到城市里，拥挤不堪，还有自来水、下水道、电气等麻烦事。”
“您想想看，假使没有它们，生活将是多么轻松！嗯！我们这儿很多事情都很没必要，都是知识分子们折腾出来的。因此我认为知识分子是害群之马。”
听完这席话，我的心里很难过。我敢肯定，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敢像俄国人这样全盘否定生存意义了。
老工人付之一笑接着说：“俄国人的思想是绝对自由的，但是请您不要因此不开心，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千千万万的人们都是如此想的，只不过他们不善表达……生活只有简简单单，才最舒服安心……”
我很了解这个人的思想发展史，他既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没有无政府主义倾向。
谈完话后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莫非千百万的俄国人民千辛万苦地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减轻劳动，追求安乐吗？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享受，这话听上去和各种空想主义及乌托邦传说一样美好，充满了诱惑力。
我想起了易卜生的一首诗：
我是保守派吗？噢，不！我还是原来的我，没有一丝改变我不愿一个个棋子被摆弄我要把棋盘掀翻曾经有过一次彻底的革命它是世上最明智的革命就是世纪初那场洪水大洪水真该把一切冲毁可是，魔鬼又一次上当受骗诺亚再一次变成了大独裁！噢！如果革命是真实的我可以助您一臂之力您快去掀起冲毁一切的洪水我心甘情愿在方舟下按水雷
捷列可夫的小杂货铺有些不太景气，收入太少，然而需要资助的人太多。
“得想点办法了。”安得列忧虑地捋着胡须说，他自责地笑笑，又长叹一口气。
捷列可夫太折腾自己了，他如同把自己判了无期徒刑，永远地给人们做苦工，虽然他很乐意这样做，也无法避免痛苦的侵袭。
我曾经多次换着说法地问他：
“您到底为了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并没理解我问话的意图，每次都是匆忙回答“为什么？”他使用毫无生气的干巴巴难懂的生涩词藻，诉说着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必须让他们接受教育、获取知识等原因。
“你是说人们在渴望和追求知识吗？”
“当然是了！难道你不是也这样想吗？”
是的，这也是我的希望，可乔治的话此刻又在我耳边响起：
“人类追求的是忘记和享乐，而不是知识！”
这种思想对于十七岁的年轻人是非常不利的，年轻人听了这话会伤心难受，也有害无益。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人们为了逃避现实的苦难，很乐意听奇闻轶事。而且故事越惊奇古怪，大家就越爱听，他们认为那些充满奇异情节的书才是最好的。我如同在雾中行走一样，真有点不知所措了。
捷列可夫经过周密计划，决定开一个小面包坊，初步计算一卢布可以产出三十五戈比的利息。我被托付重任——担任面包师助手，并以“亲信”的身份，监视面包坊里可能发生的偷盗事件：偷面粉、鸡蛋、牛油和面包。
我呢，也从肮脏的大地下室搬到了这个虽小但整洁的地下室了，还负责店里的清洁，耳根儿顿时清静了许多，原来四十个人的大作坊，现在却只剩下一人。
他两鬓斑白，肤色蜡黄，长着一撮小胡子，有一双阴沉而忧郁的眼睛，嘴巴小的像鱼的一样，嘴唇长得很是特别，丰厚的唇总是嘟着，好像要和人接吻一样。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轻视的神情。
他并不异于常人，自然也偷东西，就在头一天晚上，他就急不可待地大显身手了，他悄悄把十个鸡蛋、三斤面、一大块牛油放到了一边。
“这些是用来干什么的？”
“留给一个小姑娘的，”他冷静地回答我，然后耸了一下鼻子又添了一句，“一个很不错的姑娘！”
我试图向他暗示，偷人家东西是在犯罪。但看来我的努力是白费了，可能是我口太拙，或许是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又如何能把别人说服呢？
面包师躺在装面的柜子上，透过窗子望着天上的星星，莫名其妙地咕哝着：
“他还想训斥我！第一次见面就教训人！我都有他三倍大了，简直是太荒唐了！……”
他收回眼睛望着我说：
“我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你过去在哪儿干？是塞米诺夫家吗？要不就是闹暴动那家？对不对？要么，看来我们就是梦中见过了……”
几天后我发现这个人有一个喜好：睡觉，且相当能睡，不分场所不分姿势，甚至站着烧面包时也能睡着。他睡着时的表情很是可笑，眉毛微挑，一副讥讽人的丑态，他喜欢讲发财和梦的故事。他自信地说：
“我算看透了这个世界，它如同一张巨大的馅饼，里面装满了财宝，一罐罐的钱，一箱箱的值钱东西。我还梦到我曾去过的地方，有一次梦见了浴池，浴池的墙角下面埋着一箱金银器皿。醒过来之后，我信以为真连夜去挖，挖了一尺半，挖出了煤渣和狗骨头！你瞧瞧，我竟然挖出了这些破玩意儿！……这时哗啦一声响，窗玻璃撞碎了，接着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来人啊，抓贼呀！’还好我逃得快，不然非得挨一顿暴打。简直是丢死人了！”
“简直是丢死人了”，差不多成了伊凡·柯茨米奇·邦坦尼的口头禅，他说这话时面无表情，只是轻轻地眨巴眨巴眼，耸耸鼻子，就了事。
他的梦是日有所思，而夜有所梦，因此和现实生活一样的枯燥乏味单调。我真搞不懂他怎么会那么津津乐道于讲梦，而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他却视若无睹，莫不关心。
一件轰动性新闻：茶商之女因不满婚姻，出嫁当天即开枪自尽。几千名青年为她送葬。大学生们在她坟前发表演说，还为此出动了警察驱散了他们。这时我们面包坊隔壁的房间里，大家正为这个悲剧事件纷纷议论个不停呢。小铺后面的大房间里挤满了大学生，他们愤怒的叫喊声和狂热的辩论声，我们在地下室都能听到。
“我看这个姑娘是小时候缺乏教养！”邦坦尼发表了他的看法，继续又说起了他心爱的梦：
“我好像是在池子里捉鲫鱼，突然一个警察大喊：‘站住！你好大的胆子！’我走投无路，一着急就往水里扎，然后吓醒了……”
邦坦尼一般很少关心周围的现实生活，就算这样，没过多久他还是感觉到了小杂货铺的不一般。小店里的服务员是两个爱读书但很外行的姑娘，一个是老板的妹妹，一个是老板妹妹的好朋友，高高的个子，粉红色的脸颊，有一双温柔美丽的眼睛。大学生们常光顾这家店铺，他们每到小铺后面的大房子里就毫无休止地争辩，或高谈阔论，或窃窃私语，一坐就是小半天。真正的店老板不怎么管事，而我却张罗一切仿佛店老板一样。
“你是老板的亲戚吧？”邦坦尼问我，“或者就是想招你为妹夫，对不对？”太可笑了！那帮大学生干吗老来这儿闹腾？看姑娘？……嗯，也许可能……但那两个姑娘不够漂亮，不值得……在我看来，这群大学生吃面包的积极性超过了看姑娘……
几乎每天早上五六点钟时，就会有—个短腿姑娘准时出现在面包坊窗外的街上，她的身体构造很特别，像是由一个个小球体构成的大球体，就跟一袋子面瓜一样。她赤脚走到地下室的窗子时，就边打哈欠边喊：
“沃希涅亚！”
她长着一头黄黄的卷发，如同一串串小圆环挂在圆鼓鼓、红通通的脸上和扁扁的前额上，撩着她睡意朦胧的双眼。她懒懒地用那双婴儿般的小手撩开眼
前的头发。那样子好滑稽！面对这样一个姑娘你能如何？我叫醒邦坦尼，他睁开眼说：
“来了？”
“你这不瞧见了吗？”
“睡得好吗？”
“当然好了！”
“梦见什么了？”
“不记得了……”
此刻，整个城市都在静谧之中。只有远远的地方传来清道夫挥动扫把的声音，一觉醒来的小麻雀欢喜地叫着，地下室的窗子也在享受阳光的亲吻，我喜欢沉醉在这样寂静的清晨。面包师贪婪地从窗子伸出毛茸茸的手去抚摸姑娘的光脚丫，姑娘满不在乎地任凭他抚弄，两只温柔顺从的眼睛面无表情地眨巴着。
“彼申克夫！面包熟了，赶紧取出来！”
我抽出铁蓖子，面包师从上面抓了十多个小甜饼、面包圈和白面包扔进姑娘的裙子里。她把热甜饼从左手倒到右手，又送到嘴边，张开嘴用黄黄的细碎牙齿啃了起来，甜饼很烫她边吃边哼哼。
邦坦尼忙不迭地望着他的姑娘：
“快把裙襟放下来，你这不害臊的丫头！”
圆姑娘走后，他又夸奖起她了：
“看到了吧？一头卷发的她就像一只绵羊。老弟，我还是个处男呢，我从来不和娘儿们鬼混，只和小姑娘交朋友。这已经是我的第十三个姑娘了，她是涅金弗利奇的干女儿。”
听了他得意的自我满足的话，我心里瞎想：
“难道我也会这样活着吗？”
我很快从炉子里取出烤好的白面包，挑出十块，也有可能是十二块，放到一个长托盘里，送到捷列可夫的杂货铺去。赶回来又紧接着把白面包和奶油面包装两普特，提着篮子到神学院给大学生们送早点。我站在神学院饭厅口，发放面包给大学生，“记账”或收“现金”。神学院里有个叫古色夫的教授，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持不同政见者，因此我还能够听到他们有关托翁的争论。我偶尔还从事一些“地下”工作，面包下面放几本小册子，悄悄地送到大学生手中，他们也经常把书籍或纸条塞进篮子里。
每周我得远行一次，去疯人院，在那儿精神病学家别赫捷罗夫给大学生们上实例教学课。我还记得他讲一个躁狂病人，病人当时已站到了教室门口，他
稀奇古怪地身着白色病号服，个子很高，头上顶着尖筒帽，看见他那模样儿，我不由自主的出来了。他从我旁边经过时故意停留一会儿，然后对我瞪了一眼，可吓着我了，我使劲往后缩，好像他那黑眼睛放射的光芒射进了我的心脏一样。精神病学家捋着胡子讲课时，我始终用手捂着像是被火燎了一样的脸。
病人语调低沉，白色病号服里伸出他可怕的细长的手臂，手指也一样细长得可怕，那样子仿佛在索要什么。可能是我的幻觉，我觉得他的整个身体都在拉长延伸。他的那只黑手好像随时都可以掐住我的咽喉，特别那张干瘪的瘦脸上黑眼窝里的眼睛，放射出冷漠、凶狠的锐利光芒。
听课的二十几个学生望着这个头戴怪帽的疯子，有几个笑了，大多数学生好像若有所思。他们毫无生气的目光根本就没法和疯子炙烈的目光相比。疯子很可怕，他身上有种莫名其妙的傲气，他真狂妄！
大学生们一个个变成了哑吧，不会说话，教室里悄无声息，只有教授那清脆的声音在教室回响。教授每提一问，疯子就会低声呵斥，他的声音像是从地板下，或者没有窗子的白墙后面发出来的。疯子举手投足很优雅，像教堂里的大主教一样缓和、庄重和威严。
当天夜里，我就描写了有关疯子的诗，疯子的形象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搅得我寝食难安，在我的诗中，我称这位疯子为“帝王之首，上帝的贵宾”。
我的工作非常繁忙，几乎没有闲暇时间看书。工作从晚上六点开始，持续到第二天中午，午后我还得补觉。因此就只能偷空看书了。当揉好一团面，另一团还没发酵好，面包也已经进炉时，我才能够拿起书读一小会儿。面包师见我几乎已经掌握要领了，他就更难得亲自做了。他还用温和而古怪的声音教导我：
“你挺能干，再过一两年，你就可以出徒当面包师了，简直太荒谬了。你这么年轻，没人听你的，也没人看重你……”
他非常反对我埋在书堆里。
“我看你还是别读书了，还不如睡它一觉！”他经常这样关心地对我说，但他从未问及我读些什么书。
他的最大癖好就是做各种奇怪的梦，梦想着地下埋藏的金银财宝，迷恋那个圆球一样的短腿姑娘。短腿姑娘经常和他夜里约会，她一来他就带她到堆面粉的门洞里，如果天太冷，他就耸耸鼻子对我说：
“你出去半小时吧！”
我一边向外走，一边想：“他们的恋爱方式和书本里描写的可是有天壤之别啊！……”
老板和妹妹住在面包坊后面的小房间，我时常给她烧茶炊，但尽量避免和她见面，由于一见到她，我就浑身不安，很不自在。她总是用孩子般的眼睛令人难堪地望着我，仿佛我们初次见面时一样，我觉得她的眼神中含有一种对我的嘲讽。
我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以至于让我看上去显得很笨拙。面包师见我竟然能够挪动五普特重的面袋，就一脸遗憾地说：
“你劲儿大得顶三个人，但是讲到灵活，你就完了，看你长得又瘦又高，但却是一头又蠢又笨的牛……”
这时的我虽读了不少书，也爱读诗还开始写诗了，可我依然说“我自个儿”这句土话。我知道这话听上去很笨，像没读过书似的，可我总觉得用这个粗糙的词语才能够表达出我纷繁的思绪。偶尔，为了反击那些难以容忍的事情时，我就故意说话很粗鲁很野蛮。
一个曾教过我的数学系大学生说我：
“魔鬼才清楚你在说什么，这哪里是话，简直就是秤砣……”
其实，我自我感觉不太好，这可能是十五六岁青春期男女的通病，我总是认为自己又丑陋又可笑，就像卡尔美克人一样，颧骨高高的，说话自个儿也没有分寸。
让我们看看老板的妹妹玛琳娅吧，她仿佛像只小鸟，飞来飞去，轻盈、灵巧，可我觉得她的动作和她胖乎乎的体态有点儿不协调。从她的言行举止，能够看出来，她有点儿爱慕虚荣。每次我听到她欢快的语调，就想：她是不是想让我忘记我们初次见面时她的病态呢？可我不会忘，我对一切与众不同的事物都很留神，我渴望了解、认识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让人惊奇的事件。
偶尔她走近我问：
“您看什么书呢？”
我简单地予以答复，真想反问她：
“您问这做什么？”
有一天晚上，面包师和短腿姑娘约会，他用肉麻的语气跟我说：
“你出去会儿吧！喂！你去玛琳娅那儿吧，为什么傻乎乎地看着？你晓得吗？那些大学生……”
我让他闭嘴，不然我一秤砣下去砸烂他的脑袋。说完我就去了堆面粉的门洞。我从关得不太严实的门缝里听见邦坦尼嘀咕道：
“我犯不着跟他生气！他就知道念书，简直就是个疯子……。”
门洞里简直呆不下去，成群结队的老鼠在这里狂欢，面包坊里传来短腿姑娘陶醉的呻吟声。我只好躲到院子里，外面正静静地飘着毛毛细雨，我的心情很糟糕，院子里有一股焦烟味，或许是什么地方发生了火灾。
已是后半夜了，面包店对面的房子还有几间闪着谷黄的灯光，里面的人在哼歌：
圣徒圣瓦拉米啊
头上闪烁着金环
他们在天上相逢
忍不住笑开了花……
我幻想着玛琳娅像短腿姑娘躺在面包师膝盖上一样躺在我的膝盖上，可我又觉得非常荒谬，甚至有些可怕。
从黑夜到黎明
他欢歌畅饮
可是他呀，哎呀呀
还干了那种事……
在这个“哎呀呀”上，他们唱得非常用情和意味深长，我双手扶着膝盖探身望向一个窗口，透过窗纱映入眼帘的是一间正正方方的地下室。蓝色灯罩的小台灯照亮了灰色的墙壁，一个姑娘面对窗子写信。这时她抬起头，用红笔杆理一下垂下来的发际，她眯着眼睛，一脸的笑容，似乎在想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慢慢地折好那封信塞入信封，用舌尖舔着封口的胶边粘好信，就扔到了桌子上。接着伸出比我的小指都小的食指用力指了几下，又重新拿起信封，紧锁眉头，抽出信来又看了一遍，装进另一个信封，写好地址。为使封口快点干，她把信封举在空中来回摇晃着像一面白色旗帜。她拍着手转向床铺，等回来时已经脱了外罩，露出了面包一样丰腴的肩头，她端着台灯消失到角落了。当你观察某个人独处时的一切活动时，真觉得他（她）就是个神经病。我在院子里边走边想：这个姑娘自个儿生活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
我说的这个姑娘是玛琳娅，每次那个红头发大学生来找她，我心中就会感到莫名其妙。他压低声音和她说话，她呢，好像很是害怕，缩着身子两只手躲到身后或放到桌下边。我非常不喜欢这个大学生，甚至厌恶她。
短腿姑娘裹着头巾晃悠悠地走出来，她嘀咕着：
“你可以回去了！”
邦坦尼一面从橱子里往外掏面团，一面向我炫耀他的情人多么体贴人，多么让人兴奋不已，就是一百年也不厌倦。我自个儿想：
“长此以往，我该如何是好呀！”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随时随刻都可能从某一个角落里飞来一场灾祸到我头上。
面包店算得上生意兴隆，捷列可夫准备另找一间大点儿的作坊，还打算再雇一个助手，这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消息，我现在的活儿太多了，每天我都累得疲惫不堪。
“去了新作坊，你当大助手。”面包师对我许诺，“我跟他们说说，把你的工资提到十卢布。”
我当大助手对面包师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他不爱干活，我愿意干，身体的疲惫可以让我暂时忘记心情的苦闷，控制我的情欲，然而却没法读书了。
“你把书送给老鼠啃吧！”邦坦尼说，“你是不是没做过梦？当然了，可能你不肯说！简直是丢死人了。说说梦没什么大不了的，用不着担惊受怕！……”
面包师和我说话很和气，似乎还有点敬意。大概他认为我是老板的心腹，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天天偷面包。
我外祖母去世了，她入葬后的第七个星期表兄来信，我才得知这一噩耗。在这封简短、没有标点的信中写道：在教堂门口乞讨时外祖母从门口摔了下来，断了一条腿，到第八天就死去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外祖母靠乞讨养活着表兄、表弟、表姐及她的孩子，然而在外祖母生病时，他们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请过医生。信中还说：外祖母葬在彼得列巴甫洛夫斯克坟地，除了他们送葬的还有一群乞丐，外祖父也参加了送葬，他把他们全部赶走，自己在坟前哭得死去活来。
我知道这件事时没哭，只是打了一个冷颤，夜里我坐在柴火堆上，心中烦闷不堪，想找个人讲讲我的外祖母，她是那么善良和慈祥，如同全世界的妈妈一样。这个向人倾诉的愿望在我心埋藏了很久，一直没有遇到，就这样它将永远埋藏心底了。
许多年之后，我又找回了这份心情，那是被读到的契诃夫的一个描写马车夫的短篇小说引发的。小说中讲到，马车夫是那么的孤寂，只有对着自己心爱的马诉说着儿子死时的悲凉情景。我的处境更加凄凉，我既没有马，也没有狗，只有身边一群活跃的老鼠，可我并不想向它们倾诉什么，面包作坊里的老鼠成
了我的亲密邻居。
我引起了老警察涅金弗利奇的注意，他像一只老鹰般盘旋在我的周围。涅金弗利奇身体健康、身材匀称，有一头银灰色短发和修整得很好的大胡子。他嘴里乱咂磨着，像看圣诞节待杀的鹅一样盯着我一个劲地瞧。
“听说你挺喜欢看书，是吗？”
“你爱读哪类书？比如说是《圣徒传》还是《圣经》？”他追问我道。
两本书我都读过，我的回答看起来很出乎他的意料，他很惊讶，看上去懵懵懂懂的。
“真的？当然，读这些书很好，是合法！我想你也读托翁的作品吧？”
我的确看过托尔斯泰的书，但不是警察们敏感的书。
“托翁的著作和其他作家的作品没什么两样，然而，倒是听人说他曾写过几本叛逆不道的书，竟然敢反抗神父，哎，你倒可以看看这本书！”
他说的这本书我早拜读过了，非常得枯燥乏味，我很明白在这个问题上不必和警察多说。
和他在大街遇见并边走边聊有好几回了，他邀请我：“到我的小派出所来坐坐吧，喝杯茶！”
我心中很清楚他的用意，可我依然想去他那儿看看，我这个人对一切未见过的东西都很好奇。我和几个有远见的人商量，他们决定让我去，因为假如谢绝他的善意请求，等于不打自招，反而加深他对面包店的怀疑。
就这样，我成了涅金弗利奇的座上宾。在他的小房间里，俄式壁炉就占去了三分之一的地方，还有三分之一被一张挂花布帐的双人床占去了，床上放着几个有红色斜纹布枕套的枕头。余下空间里放着一个碗橱、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窗前还有一条长凳。老警察解开制服上的纽扣坐在长凳上，如此一来，整个窗子被他遮挡得密不透风。他太太坐我身边，她是个胸脯丰腴的二十几岁的小娘儿们，阴险、狡猾的灰蓝色眼睛嵌在粉红色脸颊上，她讲话时故意翘起两片鲜红的唇，用责怪的语气说话。
“听说，我的干女儿常往你们那儿跑，这个下贱的丫头。”
“世界上的女人全一个德行，就是贱！”
老警察的话明显激怒了他的太太，她故意问道：
“全都是？”
“没有一个不是！”涅金弗利奇坚决地答道，他胸前的奖章哗啦啦直响，如同马儿摇响身上的鞍辔一样。他喝口茶又兴致勃勃地说：
“从最下等的妓女……到最至高无上的女皇，所有的女人都是下贱的。示巴女王为向所罗门一吐衷肠不惜跨越两千里沙漠，就是叶卡捷琳娜女王，虽称为大帝，可她也不免落入俗套……”
他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女皇的风流艳事，他详细地讲述了一个宫廷烧茶炉的侍者因和女皇一夜风流而飞黄腾达之事，侍者现在已高居将军之职。他太太听得着迷，不时地舔舔嘴唇，还在桌下用腿碰我的腿。老警察人虽老了，口齿却很伶俐，且思维敏捷，爱用令人深思的语言。我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他已经转到另一个话题了：
“就拿那个大学生甫里特伊夫来说吧。”
他太太非常遗憾地叹息一声，站起来说：
“可惜他不怎么好看，可是人倒蛮好的！”
“你说谁好？”
“甫里特伊夫先生。”
“你叫他先生恐怕还为时过早吧。要叫也得等到他毕业呀，他现在不过是无数个普通大学生中的一员而已。对了，你说他哪点好？”
“他活泼，有朝气。”
“马戏团里的小丑也一样活泼……”
“那不同，小丑为挣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