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 2245|回复: 26
尧舜禅让是一个政治谎言
　　禅让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上古圣贤政治，在仲尼门徒一厢情愿的梦想中，禅让是儒家道统战胜政统的标志。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执掌政权的领袖同时也应该是道德的完人。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治国。按照这个逻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治国的标志性人物，只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以后，这种政道合一的政治模式才被破坏。
　　这是儒家士子永远的遗憾。
　　自孔子始，历代儒家领袖都在为恢复上古圣贤政治而努力。不过他们不再奢望圣人能执掌政权，而只是希望执掌政权的领袖能成为圣人，也就是所谓“致君尧舜”。然而，禅让这个上古政治春梦，真的存在过吗？
　　最早对尧舜禅让提出质疑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接受汉献帝禅让后脱口而出了一句话：“舜禹受禅，我今方知。”在政出于曹氏的现实面前，当了多年政治傀儡的汉献帝再也无法与没有道德包袱的曹丕并立于世了。曹丕以己之心度舜禹之腹，一下子就击碎了尧舜禅让的美丽政治神话。
　　一部有别于正统的异类史书《竹书纪年》也支持这种说法：“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意思是说，舜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和太子丹朱，夺取了帝位。透过《尚书》，我们依稀可看到其中的残酷和恐怖：“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在上演了受禅的一出戏之后，舜就迫不及待地诛杀了忠于帝尧的前朝重臣，用杀猴给鸡看的策略，来警告任何敢质疑其权力合法性的异见人士。“四罪而天下服”，即如果不采取这种非常而坚决的手段，如果不放弃妇人之仁，也就是说，不对帝尧的“四大护法”下重手，则天下是不能服的。
　　现在让我们剥下儒家描在舜身上的美丽文饰，看看真实的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众所周知，舜起自田间，躬耕历山。一个乡下的穷孩子，在和平年代从一个普通村民，数十年间竟能先后娶帝尧二女，成为朝廷重臣，再为摄政王，最后践天子位。这不能不说是个异数，也不能说舜没有过人之处和独得之秘。
　　在和平年代，获得政治地位自有它的一定程序，比不得乱世，王侯将相多出于草莽。因此，和平于小百姓是福气，但于政治野心家却不能不说是个限制。但对于真正有手段的政治高手，和平未必就是障碍。我们知道，科举时代通过考试获得进身之阶；在科举之前，选拔官员是征辟，即朝廷听说某人有贤名，就下诏调他为政府效力，就是让他出任官员。因此，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要想进入政治轨道，就不能默默无闻，就必须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怎样才能博取名声呢？无非是德行或才能出类拔萃。但以才能显名于世，不如用德行获得名声来得快，因为才能要到为官用事时才会看出来，可德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表现，所谓大德只在细行，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彰显一个人的高尚品德。所以，世上有志“兼善天下”、等待朝廷征辟的人，就在德行上猛下功夫，不是以隐逸山野来彰显自己淡泊名利的高行，就是以事亲至孝来获得孝子的美名，或者以仗义疏财获得一方善人的荣誉称号。而这在征辟制度实行得比较积极的汉代最明显。
　　舜的独得之秘就是他的做秀功夫一流。舜之所以被帝尧征辟用事，就在于他在德行和才能上都获得了非比一般的社会声誉，在隐逸、孝行和才能上都下了一番功夫。
　　首先是在孝上着力。史载舜“父顽母嚣弟傲”，他的父亲、继母和异母弟为了杀害他，费尽了手段。这里有些让人不明不白，舜家里并没有多少财产，舜的家人为什么屡屡要对他赶尽杀绝？更不可思议、不合情理的是，在舜已经成为帝尧的女婿之后，他的家人还在继续进行对他的种种谋杀活动，如在舜修谷仓时火烧谷仓，在舜穿井时落井下石，种种都志在杀之而后快。如果说杀舜是他弟弟象为了独得家产，但在舜贵为驸马后，对于自私的象来说，攀附哥哥比杀害哥哥更能获得利益。史书对此有一个解释：象在这时候之所以还企图谋杀舜，是为了兄终弟及，继承舜的琴和两个如花似玉的公主嫂子，自己做帝尧的驸马。但这种说法很牵强，因为杀害驸马的政治风险太大了。试想，舜的非正常死亡，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只能是象母子，因为之前他们就有种种对舜不善的恶名传于外。象难道不明白，骄傲的两位公主会跟杀夫仇人结婚吗？她们会放过杀夫之人吗？以人心度人心，无论君子还是小人，规避危险是一样的。因此，正史关于舜与其家人的恩怨，不是执掌政权的舜的创作，就是他们合演的双簧。
　　但创作也好，双簧也好，反正舜通过它获得了孝子的美名，这才是最终目的。有了孝子美名后，舜就在历山地面上轰轰烈烈地演绎起他的德与能。他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以至他到哪里，老百姓跟到哪里；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舜一到就迎刃而解；老百姓发生纠纷，也都找他均裁，他一裁还无有不服。当然，这也都是后来舜的御用历史学家所言。总之，他的名字很快就穿越历山，上达天听，于是就被朝廷征辟，入朝用事。
　　舜到了帝尧的朝廷后，很快得到帝尧的欢心。帝尧末年，灾害频仍，“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共工、鲧、欢兜等一干名臣此时都在朝用事，这些人都是舜的前辈，舜想有所为，不能越过他们，但他们都没有舜的一个有利条件——舜是驸马，是帝尧在丹朱之外最信得过的人。也许就是因为这份相信，尧晚年不问政事，沉迷修道，对舜的奏请一概是圈阅同意。在舜用事二十年之后，朝廷早已物是人非，昔日英华未经秋而凋落，舜之羽翼已成。政出于舜而不在尧，帝尧大权旁落后终被幽禁深宫，太子丹朱也被另处囚禁。但老奸巨猾的舜并没有马上取代尧，他只是摄天子政，在做了八年摄政王之后才惺惺作态一番，假意归政丹朱，但据说由于老百姓不同意，他才勉勉强强地登上帝位。
　　关于舜归政丹朱的做秀，司马迁这样写道：“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
　　试比较一下，一个是当政近三十年，又是当今摄政王，满朝文武几乎尽出于他栽培；一个虽然是太子，却早被政敌加上了不贤之名，并被幽囚多年。一无羽翼、赤手空拳的太子又怎么能与积威积权的摄政王抗衡呢？只要脑子没进水，没有人会不朝舜而朝丹朱的。
　　舜的摄天子政，在数千年后还有王莽的居摄和假皇帝相媲美。有趣的是，舜假惺惺地叹气：“天意如此！”王莽后来废汉时也有样学样地说是迫于“皇天威命”。不管是不是王莽东施效颦，但起码王莽看清楚了尧舜禅让的实质：从来惟大英雄能识英雄，也惟大奸雄能识奸雄。
　　这种政治权谋就怕有了开头，坏的先例一开，就免不了骨牌效应。舜费尽心机地登上天子位，却也同时坐上了政治火山。帝尧留下的烂摊子要他去收拾，天下虽然一时被他恐吓住了，但他接收的只是个泽国，洪水泛滥经年，人民几为鱼鳖。要想真正坐稳天下，当务之急是把水治好，只有先服了水，才能真正让人心服。没办法，舜只得起用出于治水世家的禹。
　　在此之前，舜杀了禹的父亲——治水的鲧。杀人父用人子，舜难道不知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吗？可是除了禹，没有人有能力治水，舜不得不控制性地使用禹。禹后来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除了表明他敬业外，也许更主要的原因是不想让帝舜抓住他一丝一毫的缺失。如果他治水过程中过家门而入的话，帝舜完全可以因此下诏斥责他疏于职守，为家忘国，甚至扣上更严重的政治帽子：罔顾圣恩，不体朝廷拳拳爱民之心，为儿女私情而忘君臣大义。大禹后来以俭朴著称，恐怕也与他所处的百般猜忌的政治环境有莫大干连。因为对于大禹来说，怀抱血海深仇，在仇敌手下讨生活，只能如履深渊，如履薄冰。
　　当大禹奉诏治水时，洪水已经成了国家的心腹之患，治水也自然成为国家压倒一切的任务。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所有的衙门、所有的资源和所有的人都要为治水让路。在此过程之中，国家的权力中心无形中就与治水指挥部重合起来。国家的生杀予夺，人事上的升迁进退，都可以凭对治水的态度“一票否决”。这在帝舜是不得以为之，但在大禹来说，却是个天与的莫大机会。最终，大禹疏通九河，引江入海，建下旷世之勋，也因了这一德被万民的震主之功，更主要的是在治水过程中无形中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掌管了整个国家的人财物，大禹的光芒盖过了帝舜。在伯益等部将的拥戴之下，禹受舜禅也就顺理成章了。
　　历史在此又简单地重复了一下。禹受舜禅，也照抄帝舜当年的旧作：“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
　　不过大禹不像舜当年那么做作，没有说什么天命不天命的，虽然也是“辞辟”了一番，但那也是程序的需要；虽然也是逼退了帝舜，强行当上天子，但与舜全靠沽卖孝名来获取政治资本相比，他毕竟建立了惠泽苍生的不世奇功。其践天子位，也算实至名归，人心所向。
　　起自田土的帝舜，终被玩水的人所取代，最后去南方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就地为陵。可怜这个苦孩子出身的退位天子，演了一辈子的戏，到最后收场时，只有娥皇、女英双美哭陵。也许这所谓的巡狩就透着蹊跷：一个被迫退位的前天子还需要哪门子巡？何况那时所谓的南方可不能与现今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的南方可比，那个听起来就恐怖的蛮荒瘴厉之地原是最好的流放地。舜之所谓南狩，恐怕只是政治流放的代名词。不然，娥皇、女英怎么哭得那样伤心，以至血溅青竹，洒泪成斑，最后殒为湘妃，魂绕九嶷。
　　不过自帝舜始，禅让也形成了一个规矩：受禅天子也不逼人太甚，还保留了退位天子及其继承人部分特权，允许他们以客礼见天子，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正如曹丕废汉献帝为山阳公，仍允刘协在封地奉汉正朔，并言：“天下之珍，我与山阳共之。”但实际上，他们彼此都从内心不想见到对方，一个怀着道德上的愧疚，一个受不了君臣易位的尴尬，所以是以君臣之礼相见还是以客礼相见，从一开始就是不会成为现实的事。退位君主虽然保有封地，其实就是被监视居住，被软禁在封地。到此之时，即便继续享有天下之珍，也如同嚼蜡。
　　从舜、禹受禅的被历史神化，我们就明白了什么是政治神话，什么是政治谎言，明白了为什么谎言被一再重复后，就成了绝对真理和不可颠覆的神话。
　　舜、禹受禅之后，自汉失其鹿，天下共逐数百年，真正是王朝兴替如走马，各路英豪枭雄，如王莽、曹氏、司马氏、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权轮替进入了禅让的恶性循环，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激烈，但其文质彬彬的面具下同样充满了血泪，人性阴暗的一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更证明了一点：禅让不过是强附在强权之上的一层涂色，半遮半掩，欲盖弥彰。
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牛叉，早看不惯孔老二那套，果然如此
起自田土的帝舜，终被玩水的人所取代，最后去南方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就地为陵。可怜这个苦孩子出身的退位天子，演了一辈子的戏，到最后收场时，只有娥皇、女英双美哭陵。也许这所谓的巡狩就透着蹊跷：一个被迫退位的前天子还需要哪门子巡？何况那时所谓的南方可不能与现今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的南方可比，那个听起来就恐怖的蛮荒瘴厉之地原是最好的流放地。舜之所谓南狩，恐怕只是政治流放的代名词。不然，娥皇、女英怎么哭得那样伤心，以至血溅青竹，洒泪成斑，最后殒为湘妃，魂绕九嶷。
舜、禹受禅之后，自汉失其鹿，天下共逐数百年，真正是王朝兴替如走马，各路英豪枭雄，如王莽、曹氏、司马氏、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权轮替进入了禅让的恶性循环，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激烈，但其文质彬彬的面具下同样充满了血泪，人性阴暗的一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更证明了一点：禅让不过是强附在强权之上的一层涂色，半遮半掩，欲盖弥彰。
禅让或许是真的。
只是帝尧这个人，应该属于黄帝部落的有自知之明的没出息子孙，息壤被毁，毫无办法，才选择了自己主动退位一条路。
对照一下历史上，
在打江山的过程中，
祖坟被破坏掉的，
没有不形势突然逆转，
没有不失败的。
野史笔记《虎口余生记》主要叙述明末官员从李自成农民军中逃生的经历，其史料价值一般，文笔也很平平，但由于其作者边大绶是李自成祖坟的“伐墓人”，因事及文，所以引人兴趣。
　　边大绶是明末河北任丘人，崇祯十二年（1639年）中举人，放陕西延安府米脂县令，后降清，官至太原知府。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八，边大绶率人进山找到祖籍米脂的李自成的祖、父的墓地，“尽数伐掘”，将骨骸“聚火烧化”，并把周围“大小树木一千三百余棵悉行斫伐”。由此，边大绶这位在政绩和战功方面都乏善可陈的小小县官就“青史留名”了。
　　当然，边大绶这么干并非自作主张，他是奉了陕西总督汪乔年的手令，而汪则是受了崇祯皇帝的密旨。就在前一年，李自成的农民军在河南攻城破邑，所向披靡，并进逼潼关、直指西安，一时间朱家天下摇摇欲坠，李氏“帝王之象”隐隐可见。当此之时，崇祯帝不知听了何人的建议，希冀用“伐掘”李自成祖坟的办法断其“龙脉”，泄其“王气”，以使“贼势当自破矣”，从而挽大厦于将倒。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两年后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跑到皇宫北面的万岁山投缳自尽。
　　要说起来，崇祯皇帝使出掘坟伐墓的手段实在是有点儿下作，但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就相信风水堪舆之说，认为人们坟墓所在地的“气”、“脉”决定着其后人的穷通困达；另一方面，崇祯帝对李自成这个“巨寇恶贼”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已无计可施，只好病急乱投医了。实际上，当时就有许多人将李自成的失败归因于其祖坟被掘“歼产逆之恶，制死贼之命”。“伐墓人”边大绶对此也颇为自得，特意撰写《虎口余生记》以夸耀自己“入虎穴，探虎子，履虎尾，捋虎须”的“壮举”。不过，边大绶其人算不上明朝的忠臣，不久后他就腆颜事清，还在文中大言不惭地说：“赖本朝震叠之威灵，使枭獍之徒不遗噍类，吾知大明十四帝之灵必有含笑于地下者！”意思是清朝灭了李自成，为明朝皇帝们报了仇雪了恨。如果说掘祖坟真的这么有用，那崇祯皇帝也是害人却不利己，白白便宜了多尔衮们，其在“地下”所“含”的充其量也只能是“苦笑”。
　　在中国历史上掘过“死对头”祖坟的当然不只有崇祯皇帝，此类事史书中多有记载。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著名闹剧：1932年6月，湖南省主席何键派人到湘潭挖祖坟，结果“无功而返”。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河南滑县人又干过类似的事情。
边大绶是李自成祖坟的“伐墓人”，挖李自成祖坟后不久，到河南修武县任县令。
破风水，挖祖坟惹恼李自成——顺龙变暴龙
　 “闯王”高迎祥死后，七十二营起义军首领，死的死降的降，差不多全完了，仅存的义军也只有李自成和张献忠的两支队伍，最强大的一支当属李自成，他意志坚强，英勇果断，自称“新顺王”。这位米脂县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因其父亲婚后多年无子，步行华山去祷告，夜唤神灵托梦告诉他说：“以破军星为若子”。一条闪电划过，第二年得子取名“李自成”。李自成在多年的征战过程中，与部下同甘共苦，从不沾酒好色，坚持吃粗糙的饭菜，逐步显露出“王者”的风范。这与义军领袖罗汝才妻妾成群，花天酒地，歌舞生平有着本质的区别，李自成也多次嗤笑鄙视他，最终用计谋刺杀了罗汝才，兼并了他数十万义军。张献忠吓的是惊恐万分，立即带兵逃走。自从称为“顺王”后，李自成制定了新的军规，凡有骑马扰乱队伍的斩首，骑马踩踏庄稼的斩首，并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一时间，响应者百万之众，仅登记在册的步兵四十万，骑兵六十万，兵马强壮，纪律严明，李自成检阅部队时，老百姓看见有黄龙大旗出现，都趴在地上高呼万岁。这时李自成当为“大顺龙”的祥瑞之气，已初露端倪。
历朝历代的剿匪与反剿匪战线，都不只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多条战线上同时展开，在剿灭李自成的过程中，明朝统治者深知民间的传说可怕，李自成的家乡米脂，甚至整个陕西人都知道李自成的出身不凡，此人的命是在“星星”的，不是凡人，他的命会与大明朝“相克”，必须在他露出龙相之前，破坏他家的风水，断了他家的“龙脉”，断“龙脉”的最好办法就是挖祖坟，于是，大明朝的统治者，在风水大师的指点下，派出一支秘密部队，在规定的时辰，把李自成老家米脂的祖坟挖开，取出遗骨焚烧，然后丢弃到荒山野岭上，李自成得知祖坟被挖后，气的是口吐鲜血。史记载：“向为官军所发，焚弃遗骨。”自此，李自成这条“大顺龙”，开始变的残暴，大肆屠杀，失去了往日的章法，走上了一条没有根基的“暴龙”之路。
　李自成的作战手法也非常残忍，在渡淮河、泗水、泾水、渭河时，让一万人趴在马背上，冲入河中，马和人混在河中，堵住河水不流，死者无数；开战时，三万骑兵排成三列，叫做“三堵墙”，前面后退者，后面的杀死前面的，每次攻城，不投降的一律杀死。城池攻破，城内的人全部杀掉，包括妇女、老人、小孩，尸体太多，就捆起来焚烧，叫做“打亮”，照得整座城池如白昼。张献忠后来跑到四川，也照着学会了很多，而且还发明了更新的杀人方法。在陕西，李自成自称这是他的故乡，不能扰民，结果不到一个月，又开始抢劫，他认为，官府及士大夫们不会归附他，特别是做过官的投降了也要抓起来拷打，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人全部埋在墓穴里。李自成越来越对官老爷，有一种天然的仇恨心理，当攻陷平阳城后，明皇族的三百多口大人小孩，全部杀掉，明代王朱传燆被杀后，他的宗族几乎被灭绝。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大顺军开始攻打北京。十八日夜晚，月挂中天，群星璀璨。地面上的北京城，炮火轰鸣，紫烟红火，直冲九霄，雍容天尊的紫禁程，暗无天日，宫女、太监四处奔窜，数百名宫女跳河自尽，无数太监跪地衰求，连象房里的大象，都衷吼流泪不止。崇祯帝先后杀死皇后、贵妃，又持剑砍杀大女儿坤仪公主，几岁的小女儿昭仁公主也死于剑下，接着又杀掉几个妃嫔，血溅龙袍，嘴里发出惨烈的狂笑，崇祯帝眼望着凶狂的夜火，耳听着山摇地动的粗犷杀声，一步步走上后山，把头钻进系有黄绫带的老槐树上……。延续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随着西沉的明月，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天亮后，李自成头戴毡笠，身穿月白色衣衫，骑着黑花大马，跨进北京城，当马队走到东华门外，看到用门板抬放在那里的崇祯帝，被暴尸街头，嘴角边流露出一丝丝的惬意，似乎想说：“你挖我祖坟，我暴尸街头。”北京城的老百姓更是掩面哭泣。三天后，明朝的文武大臣，为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数百人入朝祝贺，在殿前向李自成跪地叩头，在李自成出来之前，官兵们争相戏弄侮辱众官员，用槌打他们的背，摘掉他们的帽子踏着玩，把脚放到他们的脖子上，甚至有的在他们头上撒尿，以此羞辱取乐，此时的刘宗敏玩的更潇洒把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富商大贾，八百多人送进军营，主持追脏助饷大会，把军营变成了人间地狱，不论官员大小，人人过刀，个个挨打，拷打花样繁多，有用火烤死的，有腿打断的，有用水淹死的，极尽恶毒的手段，惨不忍睹。兵士们看到当官的如此，也乘机钻进百姓家抢掠，对妇女进行奸淫，很多家庭忍受不了这种惨害，吊死的随处可见，一时间北京城陷入了万般混乱之中。
刘宗敏这条陕西汉子，早就知道京城内有一位倾国倾城的美人，她就是三关总兵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很快被掠夺到府上供自己享受，在血海飞溅的京城里，吴三桂的府上被抄去无数财物，全家老小被拘押在一间破房子里，然后用刀逼老太爷，修家书一封，此家书“字迹是真，心情是假”。当吴三桂在投降李自成的路上，得知自己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大叫一声，拔剑而出：“李自成逆贼，拘我父母，夺我爱妾，妄想以谎言骗我入城后杀之，其蛇蝎之心如此狠毒，我吴三桂与你不共戴天。”又跪地面朝京城：“令尊慈母保重，爱妾（陈圆圆）自珍，我吴三桂自会发兵救你们，逆天违地的闯贼必将被我所斩杀。”万般无奈之际吴三桂走上了降清之路，心中的降清羞耻感，已被复仇分拣怒火烧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名正言顺的“讨伐逆贼”。
李自成进京后万般幸福之感，只有短暂的瞬间。吴三桂的反目，使李自成从未有过的一种寒气，直逼心脾，立即下令杀了他的父亲，又闯入家中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家丁奴婢，杀得一个不留，财产抢光，吴府烧尽。尽管如此，这般寒气还是向他逼进，使这条“暴龙”没有任何的喘息机会，当吴三桂领清兵快进北京城时，李自成命令把拷打官吏和搜掠的黄金及宫中库藏的黄金、器皿和含有黄金的宫物，统统扔进熔炉里，铸成金饼，每个重达千斤，大约有数万只金饼，用骡车运到西安。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已决定离开北京城。临走时，又运来大批薪草，硫磺塞进北京城各个金碧辉煌的电堂上，一把火燃起，顿时遮天闭日，火光冲天，雕梁画栋，希奇珍宝，名玩字画，奇花异草，积二百八十年的帝王老巢，人民用智慧和血汗留下的真迹，立即化为灰烬。　　　　　　　　　　
李自城执政四十二天的大顺王朝，也随着这把大火， 喜转忧，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在暴政短短的几十天里，损失殆尽，走上了一条穷途末路。这位有着传奇出身的放羊娃，最后在九宫山上，又被放羊出身的农民用锄头袭击而四。这也许是他最好的归宿。一条龙当身边没有水的时侯，注定活不长久的。
勘舆篇 盗墓史上的“挖祖坟”事件(1)
晋人郭璞著《葬书》称，“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风水。”
　　风水与坟墓，一直是连结一块的。
　　过去，人死后要请风水先生（堪舆家）择卜墓址，如果葬到了风水宝地，可保子孙兴旺发达、官运享通，永世荣耀。如果葬到真龙天子穴，那就不得了了，要出皇帝了。虽然风水一说涉嫌迷信，但古人就是相信。
　　所以，古人最怕祖坟遭挖，犯了风水大忌。偏偏，盗墓上的“挖祖坟”事件不绝。
　　寻找风水宝地挖坏了自家祖坟
　　古人对祖坟的看护相当认真，新坟也要三年守孝。在今天看来，这是古人讲孝，是对长辈的尊重。但古人却认为，这事关家运和风水，不可粗心大意，坟上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
　　《白下锁言》（卷5）称，“芮氏兄弟皆诸生。庚寅，其祖墓上石楠树，百余年物也，为守墓者盗伐，项气大伤。其年，父子三人皆病卒。”仅仅是祖坟上长的一棵百年石榴树，被守墓人盗伐，便惹下了家破人亡的惨剧。此事太蹊跷了，并不可信。
　　也有人因为过于贪图“风水宝地”，而坏了祖坟风水的。
　　《子不语》（卷3）“介溪坟”条，严介溪为其妻欧阳氏卜葬，召门下风水客数十人，嘱曰：“吾富贵已极，尚何他望？只望诸君择地，生子孙能再如我者而甘心焉。”诸客唯唯。未一月，有客来云：“某山有穴，葬之，子孙贵寿，与公相埒。”介溪命群客视之。一客独曰：“若葬此，子孙虽贵，但气脉太迟，恐在六七世后耳。”俱以为然。介溪买成。开穴，中有古坟墓志，摩视之，即严氏之七世祖也。介溪大骇，急加封识。然自此严氏大衰，且籍没矣。此事严后裔名秉琏者所言。
　　严介溪老婆死后，本想给她找一块风水宝地，以保将来子孙能像他一样大富大贵。便找来门下几十个风水先生，为他卜择宝地。有一个风水先生不到一个月就给他找了一块宝地，严介溪让大家去看看，一起参谋一下，大家都说这块地好，缺点是要过六七代后才能大发。严介溪相信此说，便买下了这块地。但在掘挖墓穴时发现了一块墓志，仍知是严家七世祖坟。严介溪大为吃惊，赶紧让人把土埋上。但为时已晚，地气外泄，严家从此败落了。
这种因为寻找风水宝地，把自家的祖坟挖开的，实属巧合，偶然之下，把风水也弄坏了。
　　相信祖坟有“王气”称帝被斩
　　传说，汉高祖刘邦手下的韩信，随便葬母就葬到一块风水宝地上，便有了后来的官运享通；明太祖朱元璋葬父，坟址正好选到了龙运真穴，故而有朱姓277年江山。
　　中国正史上这样的文字很多。《后汉书·袁安传》（卷45）记载，在汉武帝刘秀当皇帝时做过成武令的袁安，葬父时经神人指点，选择了一块风水宝地，从此富贵，“初，安父没，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其故，生乃指一处，云‘葬此地，当世为上公’。须臾不见，安异之。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
　　意思是，做太尉的东晋名将陶侃，早年出身寒微，当年家里办丧事时，家里有头牛丢了。陶侃出去找，在路上遇到一老人。老人告诉他，牛睡卧在前面的污水塘里，如果亲人在此安葬，将来会当大官。老人又指了附近的另一座山，称“此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说完那老人就不见了。陶侃往老人所指的污水塘，家里那头牛果然卧在那，陶家遂下葬于此。
　　陶侃的事情见于《晋书·周访传》（卷58），原来陶侃把另块次一点的风水宝地，告诉了好友周访。周访父亲死后便葬于那里，后来周访果然当上了可得俸禄二千石的刺史，三代显贵。
　　也有不相信风水而掘祖坟的事情。西晋名将羊祜是中国历史难得的一位军事人才，不只善打仗，为官也清廉，“禄俸所资，皆以赡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余财。遗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
　　有擅长风水术的相墓者告诉羊祜，羊家祖坟有“帝王气”。这可不得了，如果让当今皇帝知道了，全家还不遭殃？但相墓者说，“若凿之则无后”，但“犹出折臂三公”。为了避免祸害，羊祜还是把祖坟给掘开了。后来，羊祜果然从马上甩下来，把膀臂折断了，虽然地位显赫，但没有儿子，断了香火。
　　羊祐不贪祖坟上的“帝王气”，保全了自己的身家。也有因为相信祖坟葬在龙穴而惹来祸害身亡的。南北朝时，浙江人唐宇之生于风水世家，祖上给自已留了一块风水宝地，断定子孙中将出皇帝。唐宇之信以为真，惑弄人心，招兵买马起义，攻陷了富阳城称帝。称帝后，一定按规制办，还在儿子中设置了太子。朝廷闻讯，立即派遣禁军征讨，刚一交手，唐宇之便被斩杀了。
　　《南史·虞玩之传》（卷47）原文记载如下，“富阳人唐宇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爲业。宇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永明二年冬，宇之聚党，遂陷富阳。至钱唐僭号，置太子。贼遂据郡，又遣僞会稽太守孙泓取山阴。时会稽太守王敬则朝正，故宇之谓可乘虚而袭。泓至浦阳江，而郡丞张思祖遣浃口戍主杨休武拒战，大破之。朝廷遣禁兵东讨，至钱唐，一战便散，禽斩宇之。”
　　不过，也有相信祖坟的风水好，而如唐宇之那样起事，当上皇帝的。
　　南北朝时宋始主刘裕就是这样，刘裕的祖坟在今江苏丹徒境内，时名为冯恭的风水先生相过之后，认为有“天子气”。《南史·宋本纪》（卷1）记载，“皇考墓（刘裕祖坟）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谓曲阿、丹徒间有天子气者也。时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尝与经墓，欺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从此发后，刘裕更加自负，觊觎皇帝宝座，于公元420年废晋建宋。
　　大唐王朝帝王坏风水破叛乱
　　祖坟的风水对子孙如此重要，因“挖祖坟”而引起的掘墓扒坟现象，便成了中国古代盗墓史上的一大绝景。
　　唐朝中期，大宦官鱼朝恩便动过挖郭子仪祖坟的歪念头。鱼朝恩与郭子仪素来不和，《新唐书·郭子仪传》（卷150）记载，郭子仪“遭幸臣程元振、鱼朝恩短毁，方时多虞，握兵处外，然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故谗间不行。破吐蕃灵州，而朝恩使人发其父墓，盗未得。”鱼朝恩希望通过盗掘郭子仪的祖坟 ，达到遏制郭氏官运亨通的目的，但没有成功，反而让郭子仪告到了皇帝那里。
　　隋唐的堪舆术，经过郭璞等魏晋堪舆名人推动后，又进入了一个高峰，出现了杨萧吉、丘延翰、杨筠松等一批堪舆高人。所以，隋唐时期人们对祖坟的风水特别看重，且有一套新的理论。“挖祖坟”、“坏风水”，同时便成了当朝惩罚叛逆者的一种厉害手段。
　　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便用此手段惩罚过反臣徐敬业。
　　唐人张鷟著《朝野佥载》（卷6）记录了这件事情：唐英公徐勣初卜葬，谣曰：“朱雀和鸣，子孙盛荣。”张景藏闻之，私谓人曰：“所占者过也。此所谓朱雀悲哀，棺中见灰。”后孙敬业扬州反，弟敬贞答款曰：“敬业初生时，于蓐下掘得一龟，云大贵之象。英公令秘而不言，果有大变之象。”则天怒，斫英公棺，焚其尸，灰之应也。
　　同样出自《朝野佥载》，当过唐高宗李治时宰相的郝处俊，也被武则天如此制裁过。郝处俊下葬下，有一书生路过其墓，感叹道，“葬压龙角。其棺必斫。”后来，郝的孙子出事，祸及郝处俊，武则天“斫俊棺，焚其尸。”据史书所记，郝处俊死后被掘坟辱尸，应该与风水无关，而是高宗欲逊位于武则天时,时为宰相的郝处俊力谏反对，这才让武则天怀恨在心。
　　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也是中国盗墓史的狂人之一。公元881年攻下唐都长安，建大齐国，改国号金统。在盗唐帝王的同时，其所建的“大齐”风水，便让朝廷破坏过挖过。事发唐僖宗李儇的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有相地者密报，在金州牛山附近有“黄巢谷”，为黄巢的发迹宝地，若破黄巢天气子运，当掘此山。据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一书所记，李儇真的信以为真，派万把人去挖牛山，挖个把月，才将牛山破坏。出土了一个石桶，桶内有黄妖兽，桶上有一把三尺长的剑，黄巢不久兵败自杀（一说被其外甥人谋害）。
　　实际上这是不可信的，黄巢兵败，与李儇挖牛山一点也不相干。中和三年时，黄巢的起义军已经不行，当年的四月初八，唐军自光泰门入长安，黄巢力战不胜，焚宫室逃走，从此战事处处失利，。
　　唐朝时也有不少人不相信风水的吉凶，唐玄宗李隆基时的名臣姚崇就是其中之一。《新唐书·姚崇传》（卷137），开元年间太庙崩坏，其时李隆基正打算动身去东都洛阳，身边人都认为不吉，不宜出行。
　　姚崇认为，“臣闻隋取苻坚故殿以营庙，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坏乃崩，况木积年而木自当蠹乎。但坏与行会，不缘行而坏。且陛下以关中无年，轮饷告劳，因以幸东都，所以为人不为己也。百司已戒，供拟既具，请车驾如行期。旧庙难复完，尽奉神主舍太极殿？更作新庙，申诚奉，大孝之德也。”李隆基听了很高兴，“卿言正契朕意。”
“风水宝地”不是人人可以葬入
　　大宋王朝的皇帝们，对风水亦迷信万分。
　　宋神宗赵顼就是一位很讲迷信的皇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皇帝如果没有“龙种”，那更是犯了江山社稷的大忌。赵顼先后生了不少儿子，但接连夭折。有人告诉他，可能是京城开封周边的坟墓太多，阴气太盛，影响了皇家风水，压住了赵姓宗室。于是打算强迫让民间把这里的坟墓给迁走。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听说后上书，谏阻些事，才避免了大规模“挖祖坟”事件发生。《宋史·王安礼传》（卷327）记载如下，
　　“帝数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国嗣，诏悉改卜，无虏数十万计，众汹惧。安礼谏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于掩骼埋胔，未闻迁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恻然而罢。”
　　宋人对风水的迷信，不逊唐人。《挥麈后录》记述了宋人范择善葬父的故事。
　　范父去江西上饶，病死于途中的寺庙里。寺里的老和尚听说后告诉范择善，“寺后山半适有一穴，不若就葬之，免搬挈之劳。”老和尚懂风水，说这穴风水好，主后人富贵。范择善葬父后金榜题名，仕途顺利。后来，范择善要把父亲遗骸迁回原籍安葬，老和尚听说后建议不要迁，范坚持迁回。后来，范择善遭人弹劾，被降职流放，死于外地。实际上，范择善官运不济，不碍迁葬，直接原因是得罪了当朝权贵秦桧。
& & 过去人相信命，祸福在天，命里有的会到来，没有的得到了反而不吉。风水宝地也是一样，不该得的，祖坟葬了风水宝地主凶。
　　宋人洪迈所著的《夷坚志》是一部“极鬼神事物之变”的笔记，文笔类似于志怪小说《搜神记》。戊卷中记述了陈魏公父墓的来历。陈魏公父墓在福建莆田境内南寺的旁边，本是一有钱人家买下的墓地。但富人入葬后，子孙先后都得了眼疾。风水先生称这是因为墓地的风水不好，宜搬迁，把这块墓地卖了，否则后患无穷。陈魏公买下了那块地，将父坟迁葬过来。有钱人家眼疾没有了，陈魏公也很快发迹了，当上了宰相，官封少师。
　　时人认为，风水宝地非有德之人不得葬入，否则反惹祸。实际上这些说法是迷信，欺人之语。
[ 本帖最后由 兑兑 于
12:15 编辑 ]
大明王朝天启年间挖大清龙脉
　　无独有偶，大明王朝的皇帝也干过“挖祖坟”的事情，而且比唐僖宗李儇的声势更大。
　　别以为盗墓都是民贼干的勾当，从中国盗墓史上来看，大规模的盗墓掘陵多属“官方行为”，有一些甚至是帝王自己策划的，如武则天挖徐敬业祖坟、郝处俊坟。
　　明朝的“挖祖坟”事件发生于明末天启年间，朱元璋的子孙、大明王朝倒数第二位皇帝熹宗朱由校，出于泄女真人王气、挖断大清龙脉的需要，把位于北京西南大房山系九龙山附近的金国帝王陵寑，全部给捣毁了。
　　金国虽然不是一个统一王朝，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轻，与它给中原人造成的灾难一样，不可低估。金国诞生于公元1115年，这一年完颜阿骨打在会宁（今黑龙江阿城）称帝，史称金太祖。金国兵力强盛，后来竟然突入中原，把赵匡胤开创的大宋给灭了，后企图统一中国未遂，与南宋形成对峙，划界而治。一直到公元1234年，在蒙古和南宋联合进攻下，金国才告灭亡。
　　金国共传九帝，历120年。但就是这个只统治了半个中国的“百年王朝”，其所营建的帝王陵在中国皇家陵寑文化中，却占有颇为辉煌的一页，特别是陵寑的风水格局，堪称经典。据说，朱元璋在营建南京孝陵前，曾派了智谋和尚和后来策划燕王朱棣篡位的姚广孝等人前去考察。因为明之前的元朝是“秘葬制”，没有帝王陵规制可作参照，金帝王陵就成了很好的范本。
　　金帝陵位于北京西南大房山系的云峰山，有名有号的陵寑共有17座。云龙山布列九条山梁，似龙奔腾而下，故又称“九龙山”。
　　金朝的帝王陵本来已卜选在黑龙江那边，是海陵王完颜亮，千里迢迢迁移过来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帝王陵“搬冢运动”。据说，当年海陵王到九龙山一代狩猎，到山下的大红谷时发现了一头鹿，就跟着追，但追着追着鹿却不见，闪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发金光的寺庙。海陵王觉得奇怪便进了寺院，但更奇怪的一幕又出现了，晃晃惚惚间，海陵王看到金太祖、金太宗等几位逝去的先祖竟然坐在香案上。后来得知，此寺叫龙城寺，正好位于九龙山的中峰——“龙头”上。
　　海陵王诧异之余觉得这是祖宗显灵，是大金国都城迁出阿城，定都燕京（北京），盘定中原的吉祥征兆。就这样，远在黑龙江的祖陵，于1155年随都城一并迁到了燕京，中心陵址就择在显灵之处的九龙山龙城寺。
　　但从《大金国志校证》、《金虏图经·山陵》等史书记载来看，金帝王陵的择址不是这么简单，“虏人都上京，本无山陵。祖宗以来，止卜葬于护国林之东，仪制极草创。迨亮徙燕，始有置陵意，遂禽司天台卜地于燕山之四周。”从中可以看出，是海陵王在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迁都燕京，命令堪舆师找了一年后，才找到龙城寺所在的这块风水宝地的。所谓海陵王看到金太祖坐在香案上，应该是后世的附会之说。
　　从所谓堪舆（风水）术来说，一块上佳的风水宝地，前面至少要有两座“山”，即“朝山”、“案山”，左右还应出现“护砂”。所谓“朝山”，就是朝臣站立的地方，“案山”则是皇帝放办公桌“案几”的场所；从位置上来说，“案”近而“朝”远。九龙山的九条山梁由高到低，依次顺势展开，中峰正前方是高耸的山壁，近处则是一处中间低平、两边凸起的山岗；东侧有连绵不断的山头，西侧则分布着多个小山包。当时主峰下，泉水环流，终年不息；层林重叠，紫气缭绕。
九山龙的山形地貌正好符合这些风水要义：远方高耸的山壁是“朝山”，近处低平的山丘则是“案山”，左右连绵山岗无疑就是天然“护砂”了，即“左青龙”、“右白虎”。所以，过去的风水先生一直认为，金帝王陵所在的九龙山是风水宝地中的经典，300年后也能保女真好运，兴旺发达。
　　由于龙城寺所在位置正是“龙头”，海陵王便把寺给拆毁了，将开国之君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睿陵、金太宗完颜晟的和陵（后改称恭陵）营建在此处。破土后，海陵王亲自督工，命工人昼夜赶凿山体，有不少人挨了海陵王的鞭子。
　　三个月后睿、和两陵率先建成。此后金闵宗完颜亶的思陵、金世宗完颜雍的兴陵等二十多座有号没号的帝王陵陆续建起来了，形成了一片帝王陵区。有意思的是，海陵王自己在死后却被赶出了这块风水宝地，未能享受他的风水美梦。
　　海陵王完颜亮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以狂暴好战出名的荒淫好色之君。其父宗干为金太祖的庶子。太祖死后传位弟弟完颜晟，即金太宗。太宗死后，传位于侄子、太祖嫡孙完颜亶，即金闵宗（后改为熙宗）。完颜亶的父亲早逝，依女真的风俗，其母再嫁给小叔子、完颜亮的父亲宗干。
　　因为有这一层“兄弟”关系，完颜亮与完颜亶是一块长大的。所以，在完颜亶当了皇帝后，完颜亮就想他也能当皇帝，起了谋逆之心，处处培植阿里出虎这样的亲信。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十二月，阿里出虎宫中当值，完颜亮秘密潜入宫中计划对金闵宗下手。阿里出虎等人砍杀完颜亶未死，完颜亮赶到后用剑亲自剌死了挣扎中的完颜亶，顺利夺取了皇位，史称海陵王。当上皇帝后，野心勃勃的海陵首先迁都燕京，后迁都汴京，欲称霸整个中国。
　　从政绩上来说，海陵王算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金国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当时还处于奴隶社会。海陵王十分看好中原地区先进而又成熟的封建制度，于是进行政治改革。可以说没有海陵王就没有后来金国稳固雄霸中原的大好局面，或许早被南宋政权给灭了。但与历代篡位的帝王一样，海陵王缺点与他的优点一样大，嗜杀成性就是一点。当了皇帝不久，就将与他意见不和、反对他的皇室宗亲杀掉了100多口。虽然政治改革推进了，但后宫隐患也埋下了。
　　与金国名将金兀术一样，海陵王也是南宋政权的老对手。他在18岁被封了“奉国上将军”后，父亲宗干就送他到金军统帅金兀术的帐下，有意历练儿子。凭着显赫的战绩，海陵王先后晋升为骠骑上将军、龙虎卫上将军。但海陵王十分好色，有“淫遍天下女色”的恶名。
　　有一次看他上叔母，竟然把叔父弄死了，收叔母为妃。所以《金史》称，“（海陵）欲为君则弑其君，欲伐国则弑其母，欲夺人之妻则使之杀其夫。三纲绝矣，何暇他论。至于屠灭宗族，剪刈忠良，妇姑姊妹尽入嫔御。方以三十二总管之兵图一天下，卒之戾气感召，身由恶终，使天下后世称无道主以海陵为首。”
　　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海陵王与南宋作战败逃途中，让自己的部下杀死了，终年40岁，当了13年皇帝。海陵王尸体运回来后，开始也葬在九龙山金帝陵区内。后来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后，将金国都城从汴京回迁北京，并下诏书，废海陵王为庶人，掘毁其陵墓，将其尸骨草草改葬在金帝陵百里之外的荒野。
　　开兴元年（公元1232年），蒙古人围攻金都城汴京，老皇帝哀宗完颜守绪弃汴京都城，留老母丢妻妾，出逃到蔡州。天兴（年号已易）三年（公元1234年）正月，宋、蒙两股军队，一南一北夹击金国。其时，城外杀声震天、国破在即。完颜守绪连夜传位于东面元帅完颜承麟，此即是金国最后一位皇帝，完颜承麟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当皇帝时间最短的吧，连半天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登基朝贺仪式才结束，帝号未定，宝座未热，蔡州即失陷，完颜守绪在轩中上吊自杀（国破家亡，自杀成义，史上亦称完颜守绪为义宗）。听说皇帝上吊，有500多臣子、军士也投河自尽，现场十分惨烈。新皇帝完颜承麟随后也为乱兵所杀（也算是一位哀帝吧），金国宣告灭亡。
但新、老哀皇帝这一死真的悲哀了，金国帝王陵遭了大殃。
　　起初，蒙古人视金为敌国，进入北京后，出于报复目的，盗掘捣毁了金帝王陵。但在完成统一中国后，蒙古人认金国为一家，对金帝王陵进行了整理，还装模作样地定期祭祀，金帝王陵一度成为元时有名的“京西八景”之一。但在金亡388后，隔了一个朝代，到了朱由校当皇帝的明朝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金帝王陵却因为“泄王气、断龙脉”一事，而遭受了灭顶之灾，史称“天启掘陵”。
　　当时，女真后裔努尔哈赤已统一了女真建州各部，于明万历44年在东北建国，国号“金”（清政权前身，史称“后金”）。起用这个国号的用意很明显，就是复兴当年女真人建立的金国。
　　当时后金定都辽阳，一派生机，对大明王朝已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明朝时由宦官魏忠贤专擅朝政，腐败透顶，社会动乱，义军四起，内忧外患，政权摇摇欲坠。朱由校听信后金是“金国余孽”，其兴起是300多年前入葬的京西金帝陵王气太盛，女真龙运未绝的说法，遂采纳了破风水，断龙脉，泄王气的“妙计”。
　　通俗地说，此“妙计”就是挖努尔哈赤的祖坟。
　　天启二、天启三年（1622年、1623年），朱由校先后两次派人去九龙山掘陵搞破坏,从地上到地下，从里面到外面，辉煌一时的金国帝王陵全给毁了，不留一座。在砸毁全部地面建筑后，又掘开各陵地宫，用散落在地的石柱、栏杆一类的建筑构件和乱石关塞死。
　　为了彻底绝断女真王气，经堪舆师指点，在金太祖睿陵所在的“龙头”上动土，硬“砍”掉一块，龙头下所谓的“咽喉”部位也被掘挖一个大洞，让女真这条“龙”成为死龙。
　　还怕不彻底，又在各陵址上建起了多座关帝庙，“镇”女真的王气。还特别在睿陵原址修建“皋塔”一座，请来与岳飞一道抗金的南宋名将牛皋，与关公一起，给大明王朝“抗金”。为什么要在睿陵原址建“皋塔”？
　　据说“气死金兀术，笑死牛皋”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当时所建的庙、塔遗迹至今尚存。由于“天启掘陵”破坏严重，给后世的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这些年，北京当地的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大房山一带进行考古。2003年金太祖睿陵遗址被找到，成为当年的一大考古发现。目前金国帝王陵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但是，金国帝王陵让朱由校破坏掉了，大清的“龙脉”似乎未能挖断，倒是朱姓天子大运不在了，泄了自己的王气。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后金”易名为大清，更加强大了。1644年清政权最终结束了朱元璋一手开创的大明王朝，一直到268年后的公元1911年，清朝的“龙脉”才真的断掉了，为中华民国所取代——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也就此终结！中华博大精深的帝王陵寑文化也成了千古绝唱！
　　顺便提一下，金国帝王陵寑遭朱元璋子孙盗掘，后来有不少附会之说，称这是报应。
　　当年，金国大将粘罕攻陷北宋都城东京后，与伪皇帝刘豫一道，先后对位于今河南省巩义市境内的北宋帝王陵寑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的盗掘，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太宗赵光义的永熙陵、真宗赵恒的永定陵等8位陵寑，无一幸免，一一被破坏掉。比朱由校的行为更为野蛮的是，他们还把北宋帝王、帝后、陪葬臣子的尸骨从陵内拖出来“暴骸”辱尸，令人发指。
　　这样说来，真有因果关系，一报还一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天启掘陵”并没有受社会到更多的指责，有的盗墓著作中干脆不提这桩事，以致于成了秘闻。清康熙二年玄烨御制碑文，也证实了朱由校毁金国帝王陵是为了挖龙脉，称“渭我朝发祥渤海，气脉相关”，康熙讥之“明惑形冢之说”、“厌胜之术”。并修复了诸金陵，祭奠之。
　　现在想想，朱元璋的后代蛮可笑的，自己的政权出了问题，还疑心什么风水。康熙一语道破天机，“从来国运之兴衰，关乎主德之善否。上天降鉴，惟德是与。有德者昌，无德者亡，与山陵风水原无关涉。”
而另一种方面，满人起先是拒绝承认女真是他的祖宗的，所以朱由校这龙脉挖得愚蠢。
　　挖龙脉虽然蠢，但大明王朝对此很迷信。在此之前，还挖过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的祖坟，本书已有讲述（见本书《后果篇：挖李自成祖坟者遭义军斩首》，这里不再赘言。
　　传袁世凯当83天皇帝事出祖坟风水
　　中国古人对风水的迷信程度，从明朝以前的“挖祖坟”事件中就可以看出。实际上，满清王朝对风水也格外讲究，如清东、西二陵陵址的卜择，都充满上玄机。清朝帝王也干过挖祖坟败人风水的事情。如民间传说中乾隆盗明陵的楠木（见本书《人物篇：最尊贵的盗墓狂人乾隆》），主观上也是彻底破坏朱姓明朝的天子龙运。
　　在历史进入民国时期，“挖祖坟”仍不时发生，甚至出现在一些民国要人的身上。
　　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对风水就颇讲究。辛亥革命后爆发的最大规模农民起义是“白朗起义”，由河南人白朗、李鸿宾、宋老年等人于1912年发起，反对袁世凯的统治，1914年起义失败。
　　民间传说，袁世凯为镇压白朗义军，遏制其势头，听信风水先生的鬼话，盗掘了在河南宝丰县境内的白朗祖坟。据说，白朗的祖坟葬到了与东晋陶侃祖坟一样好的牛卧宝地。
　　日袁世凯在就任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国会，实行帝制，改元“洪宪”，当了83天皇帝，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据说袁世凯的“皇帝梦”事出祖坟的风水，风水先生帮袁家看好了祖坟风水上的毛病。
　　民国年间有一风水先生自称为袁家看过风水，1908年后，慈禧太后病死后，袁世凯被解除官职，回家养病去了，隐居河南安阳三年。袁世凯迷信地认为，这可能是祖坟风水出问题，于是请风水师给祖坟“会诊”。风水师看了后表示，袁家祖坟系真龙结穴处，贵不可言。但因为左右都筑有围墙，“龙身受制，气脉受阻”，致不能子孙发达。
　　袁世凯遂让人拆了围墙，三年后果然当了“皇帝”。这应该是风水先生抬高自己水平的附会之言，袁世凯官场受挫，是因为他与醇亲王载沣有矛盾。载沣摄政后，自然要挤走他。袁世凯出生河南项城，但他死后葬到南阳，据说与他三年隐居有关，此期间他为自己卜择了一块“牛眠之区”，即现在的墓地。
　　蒋介石是否挖过过祖坟？
　　蒋介石对祖坟的风水也相当看重，去台湾之前曾多次去浙江奉化扫墓。
　　《民国官场迷信实录》一书记述，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奉化沦陷，蒋介石最担心的事是祖坟被毁，尤其担心母亲王采玉的墓被破坏。曾密令军统头目戴笠派员去探察，并拍下照片给他看。汪伪政府中一些汉奸挑动日本人挖蒋介石的祖坟，都被汪伪浙江省省长傅式以各种办法保护下来。因保护蒋家祖坟有功，“汉奸”傅式后来被蒋介石从轻发落。
风水与祖坟的关系真伪不辩，风水中迷信的成分太多，甚至荒诞。那么，为什么盗墓史上“挖祖坟”时灵验，时不灵验？
Powered 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