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那些司法的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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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史上那些司法的参军　　司法参军制度渊源于两汉,历魏晋南北朝之发展而定型于隋唐,并在司法职能的整合与分离过程中成熟于两宋,充分展现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司法职业化趋向的不同程度 　　□陈子远 　　梁任公言治史精要倡其现实意义,钱宾四叙制度兴替重其文化内涵。制度设计得再好经过两三百年也终会扭曲,然而制度生长的文化环境则在不断的表层更新中累积着质的沉淀。就像南宋理学家真德秀说的那样,“古今之民同一天性,岂有可行于昔而不可行于今”?美国当代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也认为,“从最为一般的意义上讲,文化是代代相传的人们的整体生活方式”,并称这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能接受的文化定义。就行为模式而言,动物依赖于遗传因素所控制的本能,人类则既依赖遗传又依赖文化,深受其所生长的文化环境的影响。对法律的敬畏、对职业荣誉的珍视以及对人性共通之处的尊重,是中国司法文化的固有意涵。中国古代的司法参军制度在当下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为目标的司法改革中仍具有文化资源层面的重要意义。只不过司法参军之“司法”侧重“治狱”,尤指刑事案件的推勘与理断。 　　司法参军制度的渊源 　　司法参军制度渊源于两汉,历魏晋南北朝之发展而定型于隋唐,并在司法职能的整合与分离过程中成熟于两宋,充分展现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司法职业化趋向的不同程度。《通典》溯源称司法参军的前身为两汉时期的“贼曹、决曹掾”“主刑法”。《汉旧仪》也说“决曹,主罪法事”。从所履行职能的相似性看,后世有“贼曹”“法曹”“墨曹”“法曹参军”“长流参军”“刑狱参军”“司法书佐”“司法参军事”等多种称谓。晋宋以来,王、公、将军所开府及地方军府均置法曹参军,掌督捕贼盗、决狱定刑之事。隋唐时期,司法参军成为正式官称并定位为州郡官员。从《夏侯阳算经》所记隋代州郡官员的禄料分配情况看,司法参军的地位与录事参军、司仓参军、司户参军相当,高于无常职的参军,低于太守、别驾和司马。唐代各州司法参军和各府法曹参军虽名称有别而职能略同,“掌律令、定罪、盗贼、赃赎之事”,履行的是复合的司法职能。唐代司法参军的官品因任所而不同,从“正七品上”到“从八品下”不等。宋代司法参军属于广义“州司官”中的文官序列。宋代对地方州府的司法权进行了细密分工,在审理权和判决权相分离的司法体制下,司法参军以“检法议刑”“检法拟判”为常职,具体案件的审理工作则由司理参军来负责。 　　如果以文字简单勾勒司法参军群体的众生相,可能是这样:他们中固然有刻薄寡恩、舞文弄墨、枉法曲断者,却也不乏敬畏法律、珍视职业荣誉和尊重人性共通之处者。他们中有的为了捍卫法律尊严和职业荣誉不惜逆上身死。京兆府贼捕掾絮舜不满京兆尹张敞煅炼冤狱,讥称其“五日京兆”而被杀。汉成帝时池阳县狱掾王立素有廉名,池阳令将其举荐给左冯翊薛宣,不想尚未就任其妻私自收受囚徒一万六千钱事发,于是“惭恐自杀”,追赠郡决曹掾。隋东郡司法书佐陈孝意因太守苏威欲枉杀囚,固谏不听,乃解衣请先受死。他们中有的为报知遇之恩代人受过,慷慨死义。汉宣帝时汝南郡决曹掾周燕、后汉会稽郡决曹掾孟英等皆此属。这与当时州郡属员多从本地征辟,并无任职地域回避方面的要求也有很大关系。他们中也不乏心系百姓、乐善好施者。唐代司法参军陈鼎量即因此获誉“家保太邱之道,宦得于公之名”。总之,这一群体在中国法律史上留下的鲜活故事和令名美称实在不胜枚举。 　　对司法参军群体的合理期待 　　从社会认知所形成的文化强制力来看,长期公正司法是民众对司法参军群体的合理期待。这种期待逐渐内化为司法参军群体的职业价值观,甚至被提升到道德层面,他们也相信“用法平正”会为后世累积阴德。前汉东海剡县狱吏、郡决曹掾于公治狱数十年,“决狱平法,未尝有所冤”,郡中为其立生祠以彰厥功。于公本人也很有远见地修缮门闾,令容驷马高盖,称自己治狱积累了不少阴德,后世必出达官贵人。其子于定国后来果然入相。汝南何比干决狱平法“全活数千人”,世称“何公”。“于公”“何公”遂成为后世司法参军群体的无上楷模。汉代郭弘、虞经,唐代司法参军陈鼎量,均有东海于公之美誉,令名绵延至明清。 　　反之,司法参军枉法曲断、出入人罪非但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还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晋愍帝司马邺建兴(313-316)年间,丞相府督运令史淳于伯被冤杀。时任冠军将军、彭城内史刘隗声情并茂地描绘了行刑场面的血腥与凄惨,“行督运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终极柱末二丈三尺,旋复下流四尺五寸。百姓喧华,士女纵观,咸曰其冤”。他力主将丞相府法曹参军刘胤等人就地免职,认为这些为国典刑的法曹官员不能“敦奉政道,详法慎杀,使兆庶无枉,人不称诉”,实在太不称职。涉事的右将军王导等人也在舆论压力下引咎请辞。宋代时闻司法参军因不称职而被贬黜、降官。如《宋会要辑稿》所记,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太平州司法参军尚子熹“冲替”,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鄂州司法参军陈有声“降一资”,等等。作为专业的司法官,司法参军群体的作为会直接影响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认知,还会有力牵引整个社会的正义共识,也是我们考察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实际效果的重要视角。 　　司法参军群体的出身和职业素养 　　从司法参军群体的出身和职业素养来看,宋代以前的司法参军虽然也有出身法律世家者,但总体上研习儒家经典的多,专精法律者少。这与宋代以前礼法特色更为突出、读经和习法的社会地位不同有直接关系。就唐宋比较而言,唐代司法参军的出身主要是科举和门荫,科举中又以明经出身者居多。宋代司法参军中经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和考试的明显居多,司法参军通常作为明法科或新科明法进士及第后除授的初等职官。这一方面说明宋代以前更看重读经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谙熟法律不过是多了一项为吏之术。另一方面也说明宋代的法律事务更为繁剧,迫切要求职业分工的细化,对专门法律知识的诉求也更多。宋代司法参军的职能收缩为检法议刑,恰恰说明宋代司法的职业化趋向较前代更为鲜明和突出。 　　就司法职权的配置而言,宋代审理权和判决权分工制约的做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地方州府为例,司理参军掌狱讼勘鞫,司法参军掌议法断刑。此宋人所谓“鞫之与谳者各司其局,初不相关”。这样做的好处是“是非可否,有以相济,无偏听独任之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审理权和判决权的分离可以实现司法权内部的权力分工与制约,大幅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几率。具体而言,案情经“理司”的司理参军查明后,“法司”的司法参军负责检索相关律条、拟订判决意见,供州长官判决时参考。无论理司还是法司,法官均须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并就各自职掌范围内的事项对最终判决承担连带责任。司法参军如对州长官的判决有不同意见,须形成书面“议状”附于判决之后。如查明系长官误判,附有议状的司法参军可免于处罚。 　　可见,在宋代州级司法审判中,司法参军既助理长官形成最终判决,又对审判权形成一定的制约。元代以后司法参军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有学者认为是中国法律渊源形式发生变化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其职能在明清时期被幕职官所取代。我想也有可能是因为蒙元入主后,多民族文化和更大视野的天下观使然,这点还有待论证。 　　历史的制度虽已死寂,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却留下了大量的鲜活故事,留下了他们对于司法权力配置的种种思考,这也是研究司法文化的意义所在。就司法参军制度对当下司法改革的启示而言,遵循古今共通的道理是最基本的。要努力保持对法律的敬畏,保持对司法职业荣誉的珍视,保持对人性共通之处的尊重、理解和同情。更要看到民众的正义共识和社会对司法职业的合理期许,在具体制度设计中贯穿让人们习惯法律生活方式的理念,努力保障法律利益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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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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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
欢送退伍战友
军校毕业留影
人的一生都会留下一条足迹，有的人踏石留印，有的无声无息。许多人都梦想自己的生命像鲜花一样，灿烂多姿。但有一种人，默默无闻，他们的生命像绿叶一样，充满生机，甘愿护花。这种人就是咱当兵的人！
儿时的我充满着对军人的好奇、崇敬。玩游戏时总抢着扮演解放军，看到电影里的解放军打鬼子，心里就热血沸腾，兴奋得跳起来。上学后写我的理想，总是写想当解放军。那时尽管幼稚，但军人的形象已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立志要当兵，从十八岁开始参加验兵，连续三次，二十岁才如愿以偿，穿上了绿军装。我家乡的同学、同事当兵退伍好几年了我才去当兵，当时参军的决心、毅志，可见一斑。
我怀着无比高兴的心情，义无反顾的踏上了从军之路。火热的军营生活，系统的理论教育，艰苦的军事训练，严格的纪律约束，不仅磨练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体魄，增长了我的知识，也净化了我的心灵。我开始在训练和学习中思索。从此，我在军队这所大学校里，使我了解了军队的发展历史及前景，掌握了必要的军事技能，读懂了军人奉献的价值和意义，懂得了军人职业与国家命运、社会安稳、人民福祉和党的领导的密切联系。
弹指之间，我在军营走过了十三年的人生旅程。前辈们说，军人的奉献可以用八个字概括：艰难困苦，生离死别。艾森豪威尔曾说过：“我们也是普通人，但不同的是我们在`人`字前面多了个`军`字，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比普通人失去很多。”让我欣慰的是，在和平年代从军，我是一名普通的战士，却有着不平凡的经历。1987年11月参军，在广东54003部队服役，1989年9月考入桂林陆军学院后勤士官大队，1990年9月实习分配到原解放军第一七九医院任医院主管会计。1994年7月选调驻香港部队，日进驻香港，2000年4月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于1992年10月,参加广州军区第二十一分部会计业务评比，获综合第五名，荣立三等功。1994年5月份参加广州军区后勤财务专业尖子比武，夺得点钞技术比赛第一名，获金牌一枚，再次荣立三等功。1994年6月解放军原第一七九医院精简整编，我主管医院财务并圆满完成了医院的整编任务，同年7月选调驻香港部队，参加驻香港部队组建。亲身参与香港回归是自己百年难遇的经历，我为有幸参加香港回归祖国、洗刷民族百年耻辱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能够为创建驻香港部队，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作贡献是我的荣幸。军旅生涯，我经历了一名军人艰难而光荣的历程，也履行了一名军人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职责。我失去了很多，但我得到的更多。
当我仰望革命烈士纪念碑时，我为我的军人前辈们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坚定意志而自豪。当我铭记党和军队的丰功伟绩时，我为我的军人前辈们甘于奉献艰苦奋斗的不朽精神而骄傲。当我回忆我的军旅往事时，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
有一句歌词写得好：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感到后悔。
是啊，我不会后悔，我的所有战友也不会后悔。因为，我们在军中懂得了这样的道理：“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军人影响了我，军营锻炼了我，军队造就了我，生命里的当兵历史，激励着我以军人的精神，以军人的毅志，坚强勇敢，锐意进取。父亲在青藏高原当兵的日子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父亲非常荣幸的走进军营，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如今年近七旬，鬓发花白然而那军营生活的点点滴滴依然魂牵梦系，萦绕于心，挥之不去，这可能就是一种军人情结。父亲为此写了不少回忆录，回忆军营生活，我从中挑了几篇军营生活整理如下放到我的博客里与朋友们分享，从中你也可以了解青藏高原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以及一名老兵对祖国深深的爱，在此向曾经战斗在祖国边疆的老一代军人致敬。
一九六三年年底，我在洛阳市伊川县医院体检过后，通知在县党校集中，换发军装，准备出发，穿上马裤大头鞋，戴上皮帽子。我们猜想部队肯定在高寒区，具体在什么地方接兵的首长不说，我们也无从可知。十二月二十七日早晨坐上卡车到洛阳火车东站，坐上闷罐子车厢一路西行，在黄土高原的边缘，穿山越岭，经过三天三夜的行车，于三十日下午到达青海省省会西宁，住在西宁省军区新盖的招待所里，渡过了六四年的元旦。
西宁位于青藏高原东边缘，海拔一千九百米，翻过日月山就盘上三千五百米的海拔，标准的高原风光。我们是在元月四日早上五点登上汽车，顺着湟中、湟源的湟水左盘右旋，成之字形上升，直到中午还在半山腰转悠，汽车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吃力的向上爬去，路上高大的杨树不知何时消失了，农田被光秃秃的土坡岩石所代替，透过帆布车棚，向外望去一片荒凉的景象，一个不太高的石碑立在路边，上边用红漆写着“日月山”三个大字。
这是我的心里猛然想起“日月山”名字的由来，记得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兵车行》里的几句诗“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可见自古以来屯边、戍边征战，有多少人被黄沙所吞没，荒芜的青藏高原人们畏之如虎，内地的是很少到这地方的，只有少数的游牧民族时常出没于此，袭扰内地，战乱不断，为了安定边患，唐太宗将文成公主下嫁吐蕃王松赞干布，才稳定了几十年。就在日月山文成公主摔碎了日月镜，流下了千古绝唱的一首诗“翻过日月山，两眼泪不干，东看尽是山，西望大荒滩。”义无反顾的催车急行，几个月后来到了拉萨，开创了几千年来的汉藏友好的历史。日月山的名字也流传至今。
&&&& 几十辆军车，顺着新修的青康公路，一路南行，白天坐在帆布大棚的解放大卡车里三十个新兵挤得满满的，一个个灰土灰脸的，晚上住在沿途兵站的土坯房里，经过无数次的，头晕脑胀、晕车呕吐的高原反应，一个个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个个都像害了场大病，上不来气，腿脚发软走路像踩在棉花上，接兵首长紧张急了，生怕出什么大事，动员大家喝水吃饭，说谁吃的多，谁就是好兵，并定下一碗及格，两碗良好，三碗优秀的标准，但是大家还是吃的很少，毕竟高原反应太激烈了。地处中原的河南兵，那经过这阵势。八百二十五公里的路程，走了五天，住了五个兵站，才算到了部队的驻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首府玉树，总算到家了。
从穿上马裤起，我就猜想可能是骑兵，到这才证明我的猜测是正确的，我的部队番号是兰字七四二部队，五十二分队，也叫军区骑兵二支队，经过三个月集训、政审，我分到了骑兵二连，在二班当了名机枪副射手。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了当兵的欲望，那是因为我们家世代贫穷，祖辈都是给 地主家扛活、当帮工过日子，很少一点土地，不够维持生活，还受尽地主、富农的欺压、剥削。直到解放后，才分了土地、分了房屋，父母亲才有了笑脸，我们才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单纯的阶级感情萌发了报恩思想，加上党的宣传教导，使我从思想上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下定决心等我长大了，就当解放军，报效国家，报答党的恩情。今天如愿以偿，我终于穿上军装，戴上有国徽图案的帽徽，激动的心情，难以表达，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干，做个合格的解放军战士。
骑兵二连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连队，从连队的荣誉室的无数面奖旗和战旗上的累累弹洞和烟熏火燎的痕迹，证明骑兵二连是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连队，其中一面旗帜上写着“威震敌胆”使我的印象最深，那是在解放战争中同青海马步芳部队作战时，摧枯拉朽，横扫千军，打的马匪魂飞胆丧。虽然那些先烈和无数活下来的的不知姓名，但我能感受到他们为解放事业做的丰功伟绩，还有不久前在平息次藏叛乱中的卓越功勋。
当我们在新兵连接受军训的时候，参加平叛的老战士还没有复员转业，从他们的衣着上可以看出他们的艰辛，他们也是在六二年才回归营房。所谓营房不过是驻地，简陋的几排平方，围墙是用土堆起来的，一抬腿就跨过去了，战士一律睡通铺，做饭使用牛粪和柴草，吃水用马从远处驮回来，条件非常艰苦，还要时刻警惕，防止藏匪漏网分子的偷袭。就这些条件还是老兵创造的，比起他们才来时住地窖，钻帐篷强过多少倍，但就是这个连队，西藏平乱中荣立集体一等功，活捉青海叛匪头目才仁，击毙头目陈林，缴获叛匪三零六电台，能在这个连队当兵我感到非常自豪和荣幸。
我是一个兵
&&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首歌在入伍前就会唱，但现在唱起亲切多了，有名副其实的老百姓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而要做一名合格的骑兵战士，我还要和我的无言战友――军马，整体合一，只有形成默契，才能发挥骑兵的战斗力。
&接触马匹，好奇心曾经让我们热血沸腾，看见老兵骑马挎枪的英姿，羡慕极了，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骑马，到时也照一张骑马的照片寄给父母，让他们高兴高兴。
&&&& 自古以来，由于交通的不便，马匹成了最好的交通工具，马上打天下，因为它速度快，便于出奇制胜，震撼力强，试想一下，好马快刀，冲锋陷阵将给敌人带来多大的精神压力，特别是高山草原，气候条件艰苦的环境，骑兵部队的威力最大，适应性最强，优于其他兵种。
&&&& 我们的部队前身是彭德怀元帅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第一军骑兵团，在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屡立奇功。1950年三月西北军区决定以第一军骑兵团第二营和特务连为基础，扩建成第一骑兵支队，驻玉树军分区以冀春光为玉树地委书记兼骑兵支队政委，孙巩为支队长，魏家祯为副支队长，田惠普副政委，郭守荣为参谋长，支队下辖骑兵一、二、三连，重机枪连、炮兵连、特务连，共680人，骡马800余匹。另从第一军抽调营团干部120人，组成玉树地委、专署及玉树、昂欠、称多县委和人民政府，开展地方工作，后来跟据需要调整为一、二两个支队，我就在二支队。
玉树藏族自治州拥有11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而人口只有不到十万，地广人稀，两个支队就在这三江源安营扎寨，在平息西藏叛乱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普通一兵在连队的基层工作，知道的确实不多，但是稍作留心，便知我们连队驻扎战略地位的特殊。在通天河北岸的歇武、称多有支队部和两个骑兵连，在玉树州有三个骑兵连和军分区，在昂欠还有个骑兵连，六个县有武装部及下属的武装工作队，这不是什么秘密，是复杂环境下斗争的需要。直到1969年8月部队裁编，军人复员，部队压缩为一个支队，后来是一个营，直至今天的一个连，千古辉煌的骑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全国之象征性的保留二个营和几个独立骑兵连。
当我分到连队时，心理异常兴奋，对什么都有新奇的感觉，老兵对我们非常热情，主动的介绍班里的情况。班长李杰是1958年兵，陕北定边人，高个子，红脸膛标准的陕北汉子，参加过平叛及剿匪战斗。副班长杨正国是甘肃永登人，61年入伍，在平叛战斗中立过功，性格豪爽，在新兵连当过我们的班长，两个都是党员，我能分到二班他起了很大作用，他说好兵就应该进好班。当时新兵连分配时，马秀田指导员曾向我征求意见，问我愿不愿意去分区电台，我当时是为数不多的高中生。因为马也是我新兵连的指导员，对我印象极好，但我毅然决定下连队，到战斗部队才有意义。就这样我分到二连一排二班，当名机枪副射手，射手是赵玉辉，东北哈尔滨人，六一年兵。我们班还有朱广德（安徽）、田明信（山东）、崔延龙（甘肃）李孟章（陕西），还有个大学生叫兰德礼（广西）在班里体验生活，加上新兵尚石站、马书屋、晋保现和我四个河南人共12人，真正的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形成了一个新的战斗集体，这里还有我们无言的战友17匹军马，每人一匹，而且还有备份驮帐篷、驮给养，这一切在穿马裤时猜想的，但无论如何没有这么具体。&
连队三个排，还有个重机枪排（二个班）加上炊事班和连部的勤杂人员通讯员、司号员、卫生员总人数至少在150人左右，这样一支成建制的队伍，如果是单兵行军一拉就是几里，浩浩荡荡甚是威武壮观。
但是作为新兵来说，好奇心终究会被平常心代替的，弄不完的马事勤务、喂马、刷马、遛马、打扫马厩，还有每天的军事训练，投弹射击马上骑乘、斩劈、政治课程也经常不断，学习各种条例、条令、民族政策。看来穿上军衣走进军营只是形体包装，而真正成为一名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的革命战士，只有经过部队这个大熔炉，才能百炼成钢，有个质的变化，才能成为一名合格战士，真正的兵。
黎明时分，军号声划破高原的夜空，军营顿时沸腾起来了，以班排为单位，带至操场，执星排长向连长报告，汇集成一个战斗集体，再有连长统一口令，整装出发，沿着营房门口的土路上，一跑就是四五里，身带武器弹药、全副武装，要知道我们这海拔3800米，单兵在空气稀薄高寒缺氧的高原地带能跑就不错了，新兵谁也受不了，可老兵却满不在乎，看机枪射手赵玉辉同志，扛着机枪健步如飞，我背着弹夹汗流浃背，自叹不如，暗想如果是战斗，我能行吗？
早操后，到马厩开始马事勤务，整理马匹，刷马、遛马，再将马拉到河边破冰饮马，把马厩的马粪清理干净，十几个战士一起动手，半个小时才能完活。这是和马匹培养感情的时候，你关心它，它也通灵性，会听话的舔舔你的手，拿头拱拱你，你可千万别打它，关键时候它会救你的命，它是你的无言战友。
早饭以后，开始训练有投弹、练射击、练单兵进攻等，这些都是徒步训练，遇到马术课，就该和马打交道了，练习如何骑马、如何在马上做动作、马上射击、用马刀马上斩劈，山地骑乘，夜间骑乘等，这对老兵来说习以为常，可是对我们新入伍的战士，恐惧的心理在所难免，这就需要鼓足勇气努力训练，不断减少这种差距。平时多流汗，战士少流血的口号，几乎是军人的座右铭，还有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学各种条令条例，民族政策，还学简单的藏语。
下午稍事休息，新的科目接着就来了或练兵或学习，很少有自己支配的时间，讨论一天的情况，站岗放哨。值班喂马是轮值的到时自然有带班的班长通知你，晚点名后才能上床睡觉，紧张的一天过去了，军营在夜幕下进入梦乡，只有哨兵在四处游动，警惕的观察着周围，当地二天来临，又是生龙活虎的场面。
&& &“当兵为打仗，骑兵战士练兵忙，不怕苦来不怕死，王杰精神大发扬”一曲催人奋进的连歌，鼓舞着我们这群战士在学习雷锋、学习王杰、学习麦贤德等英雄的事迹的感召下，努力训练，在老战士的传帮带下，迅速的进入军人角色，会骑马、会打枪、会利用地形地物、会土工作业，隐蔽自己消灭敌人。指导员马秀田经常说，只有明白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含义，才能当好真正的兵。特别是在平叛战斗刚刚结束后，藏族的同胞还没有彻底解放，那些披着狼皮的所谓宗教领袖，还在欺骗藏胞，煽动藏民敌视汉民，仇视新生政权，特别是对解放军及人民政府阳奉阴违，那些叛匪残余力量白天看和藏民无两样，夜晚就拿枪到处作案，时常发生刺杀、偷袭汉族干部战士的事件。为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应对突发事件，所以说没有过硬的军事技术、马上功夫，一旦有战事，在这地形复杂的深山野谷中，怎能保全自己，歼灭敌人。
经过的事你就能牢记，永世不忘，现在想来宛如昨日，从没骑过马的我，从小就怕，如今要骑它，还要让它听话，真不容易，老同志一步一步的帮助你如何把马鞍子放在马背上，如何把嚼口戴到马嘴，，如何认蹬上马，如何控马乘骑等，老兵们把新入伍的马匹训练好，才交给新兵。
渐渐的胆子大了，敢上马了，好胜心、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在练兵场上，我骑上马就跑起来，刚跑是还有点怕，只犯头晕，后来马匹欺生，在一个40至60米的马场上，五分钟之内，将我连摔了四个跟头，幸好地面松软，没有伤筋动骨，但确整个灰土灰脸的，爬起来重上，再摔在上，你一天不知摔了多少，也真摔出了经验，只要脚不认蹬，就套不住，只要不伸胳膊、腿，就不可能筋断骨折。连长说，不会摔跤的骑兵不是好骑兵，在玉树扎西科的草地训练场上，以班为单位，分散拉开，几公里都是热火朝天，荡起的尘土遮天蔽日，气势壮观。
空手骑马使我们掌握了马的习性和骑乘要领，武装骑乘可有一定的难度，要在马上挥刀。二百米的跑道上横劈竖刺连击六个目标为优秀，三个才合格。你想马的奔跑速度每秒8至12米，没等做动作，马匹就过去了，往往连靶子都摸不到，别说把胳膊粗的树枝砍断，把地上皮球挑起，马慢跑是不行的，那样没有冲击力只有快速出击才有力度。我的军刀是日本战刀，95厘米长，很顺手，全连每个人都配有，只要是武装骑乘，马刀就挂在马鞍的左鞍桥下，骑上马刀把就在左腿胯下，抽起来顺手得很，当你横刀跃马，自豪感油然而生。练兵场上热火朝天，马蹄咚咚，杀声震天，为的取得过硬的本领，我同我的战友们，不怕天寒地冻，不怕狂风暴雪，在雪域高原上展现新一代军人的风采。
那一年正是六四年底到六五年的春天，全军大比武，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步兵五过硬，骑兵又增加骑术、斩劈、马上射击三项过硬，而这种本事是练出来的，平时的体育项目单杠、木马天天练，军事训练之外还练枪杆吊砖、双腿夹方凳、练臂力、练胆气，比学赶帮超的传统方法，把练兵推向新的高潮。
不久，全连举行合练，连长一声令下，全连一百多匹战马，在马背上战士的操控下，全部卧倒，而且一动不动，直到喊声起立，才又站起来，战士顺势跨上马背，端坐马鞍。
&&&& 还有乘马射击，更令人心动，实弹射击开始了，战士们骑上马奔向靶场，在指定的位置列队，二百米的跑道上设有五个半身胸环靶，虽然距跑道不远，但也在50米开外。战马以袭步速度奔跑，还没等你举枪，靶子就可能跑在马后，按规定是绝不能打回马枪的，因为在出发地都是人群，回马枪容易造成以外，战时就可以了。所以要出枪快，射击果断千万不要节省子弹。我的班用机枪配备25发子弹，当战马奔向跑道我就举枪射击，主要采取点射，枪声使战马奔跑加速，我一靶不落，每靶都打，到最后还剩五发子弹，就对着对面的山沟全搂了火，放心大胆的将机枪背到背上，策马回到出发地，只见班长还对我竖起大拇指，我知道我没给班里丢脸。
这时候，我们的心中有了底，即使现在拉出去执行任务，应对突发事件，我敢说，没有一个装熊的，都是好样的。看看我们身上早些时候新发的里外三新的土黄色人字妮军衣，早已补了又补，缝了又逢，到了不能再穿的地步，连藏民们穿的都不如，地方同志说我们“远看一群叫花子，近看一群解放军”。那个年代，可没有现在的作训服、迷彩服，到哪都是这一身。后来省军区有给补发了一批翻新的旧军装，接了燃眉之急。艰苦的训练的确能锻炼人，到了六五年三月老兵复员，新兵入伍时，我们都成了连队的骨干，成了能带新兵的老兵，练兵场上又开始了沸腾。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军营展开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使人永远不能忘记，那是饥饿的年代，也是我们经风雨见世面的年代，全国范围的三年自然灾害，使工业、农业生产滞后不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非常紧张，西藏叛乱、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虎视眈眈，还有老蒋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社会上一些地主阶层、国民党残余力量、特务在暗地里兴风作浪，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树欲静而风不止”，所以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迫在眉睫，认清形势，加强团结，对我们革命军人显得特别重要。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成了我们每天的必修课，并时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走出军营到地方去看展览、听宣传，了解当地的民风民情，了解藏族同胞的疾苦，帮助他们收割青稞和施肥下种，搞好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把玉树州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位置在青海省的南部，在长江上游通天河的南岸，上游是沱沱河，入川后就是金沙江，全州面积1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0万，有昂欠、称多、曲麻莱、杂多、治多、玉树六个县组成，而玉树县结古寺便是州府所在地，一条不太起眼的小河由西向东汇入由南而北的巴塘，再转向东注入通天河，两岸山峦重叠散布在两岸三角地区的就是结古镇，在不远的山上就是结古寺，一个拥有上千名喇嘛的大寺院，长久以来就是牧主、头人、活佛们维持农奴统治的大本营，他们的政治中心。
自从50年和平解放西藏以来，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信仰，对于上层人物、牧主、头人和宗教界基本没动，让他们高度自治，依然保留农奴制度，旧制度没有根除，农牧民们依然受尽剥削压迫，精神上依然没有翻身，如果我没有到过那里，没有看见那些实物，怎么也没想到中国还有那样的地方，再一次阶级教育的展览会上，我看到两张被剥下的人皮，一张是大人的，另一张是小孩的，原因就是他们因饥饿偷吃了佛像前灯里的黄油，而被寺院的喇嘛残害，去骨剥皮，还看到用人头骨镶银的碗，农奴主杀个奴隶如踩死个蚂蚁般容易，还有其它用人头骨装饰的物品，脚镣刑具花样繁多，让人目瞪口呆，比白公馆、渣滓洞的刑具还要令人恐惧。老电影《不准出生的人》就是反映藏族同胞的真实写照。藏族解说员声泪俱下，解说着一桩桩、一件件的出处，将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们，我们被震撼了，泪水顺着眼颊流出，同时也绷紧了我们的阶级仇恨，只有彻底推翻农奴制，解救劳苦大众，才能使农奴翻身解放。
&& 我受过良好的教育，使我们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亲眼目睹藏胞的苦难生活，也同样的激励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就在六四年，我交上了入党申请书，次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怀着单纯的报恩思想的青年，转化为一个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革命战士。
战斗队 工作队
艰苦的生活更能够磨练人的意志，更能够锻炼人。玉树地区主要以藏族同胞为主，深入牧区工作的只有少数政工干部和昌都战役后留在牧区复原的战士。这里交通极不发达，每年十月到来年的五月都是大雪封山的日子，只有在夏秋季节抢运援藏物资，无霜期只有六七八月份，况且语言不通难以开展工作，那些反动牧主、头人和喇嘛们仇视汉人、排斥汉人，造谣生事，挑拨藏汉关系，破坏团结统一，穿上僧袍就是喇嘛，穿上藏袍又是百姓。虽然西藏叛乱很快被平息，十四世达赖出逃，但隐臧在各牧区的残渣余孽人还在、心不死，时不时的在晚上东放一枪，西放一颗信号弹，制造一些事端。
分区首长经常教导我们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出发，曾在平叛战斗荣立三等功的杨正国告诉我们“就是睡觉也要睁只眼”。是的，听通报，几天前晚上，玉树州委门口站岗的公安部队哨兵枪差点被人抢走，就因为打瞌睡，幸好枪背带在身上，歹徒一拉，把他惊醒，激烈反抗，枪才没被抢走，不过歹徒也跑掉了，可见敌人是多么猖狂。作为战斗部队，我们也确实执行过几次任务，建立武工队到昌都地区执行搜查、拦截任务，后来还率领全班人（这时我已经担任班长）护送一位军区参谋到玛多，沿途碰见不少部队在开拔，我们一路风餐露宿，几天几夜不敢合眼，到玛多完成任务后，才睡了一天，当时也不知道参谋带的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送往玛多的是密电码。
&& 要稳定局势，安定人心就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利益，人民军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普通百姓成为一名军人容易，但成为一名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双过硬的军人，就必须接受教育，努力学习不可，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 “解放军是个革命的大学校，毛泽东思想红旗举的高，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敢把重担肩上挑”，嘹亮激昂的战歌在军营时常响起，激情在燃烧。
营房要整修，马厩要建造，总不能让无言战友在高寒地区露天吧，靠内地补给的军粮蔬菜和马料经常因大雪封山而中断，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在河谷低洼处开垦荒地种些土豆青菜，种草喂马，到了夏季水草茂盛时，把军马赶到巴塘滩放牧，同时战士们也组织起来修路伐树，做砖制坯翻盖营房，建造马厩，忙个不停。到了收获的季节，营房和宽大的马厩建成了，土豆丰收了，还有青蒜、芫荽和野菜极大的丰富了餐桌，为国家减轻了负担，同时改善了部队生活，真是一举两得。
& 部队的文化生活很枯燥，连台收音机都没有，后来上级给配发了三台收音机，连长像宝贝一样的看待，谁也不让摸，定时让全连围着收听，时断时续，有时根本就没有信号，全支队没有澡堂，想洗澡就用牛粪烧热水。牛粪是晒干的，藏民家里都是如此，高原地带哪有那么多树木让你当柴烧。每个连队都开战生产自救，养猪、种菜、割草，靠双手劳动创造，来改善居住条件和部队生活，确确实实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
当好文艺宣传员
&&&& &为了活跃部队文化生活，省军区决定组织第四届文艺汇演，为此只对组织了宣传队，二连组织一个5人的宣传组，分别编写节目，自编自演，宣传身边的好人好事和模范事迹，鼓舞士气，扎根边疆，指导员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不负众望自编自演了一个节目，在会演上受到好评。在表彰会上，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少将亲自把奖状和奖品――一个塑料笔记本颁发到我的手里，嘱咐我继续为活跃军营文化努力创造。别看那小小的奖品，意义深远，使我铭刻在心，也鼓舞着我的人生，以致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在公司组织的各种汇演中，一直参加，退休后还代表离退人员登台演出，为党唱颂歌，为活跃着企业的文化生活努力着。
从省军区回来以后，军分区领导又把我们组织成军分区宣传队，在分区大院集训、排练，有一个宣传科干事负责，到骑兵支队的各连驻地演出，跑遍了玉树的山山水水，领略了三江源的无限好风光。
我们到了称多县，歇武寺，又一次通过通天河大桥，看到传说中文成公主在河岸歇脚的大柏树，又在河边发现一片黑色岩石，光溜溜的，上面刻着藏文，说是唐僧取经回来时经书被老龟打湿，在这上面鸸椋徒猩咕？醋欧龅穆躺耐ㄌ旌樱胱拍敲烂畹拇担醋懦そ嫌蔚牡谝磺牛ǖ笔保罄从辛算哟笄牛┖峥缭谙抗戎洌铱吹降笔钡募枘押椭反缶姆峁ξ凹ā
万里长江就发源在玉树州的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格拉丹东雪山东边的莫云滩，方圆几百里沼泽地涓涓细流形成沱沱河，玉树曲麻莱县就在哪地方，还有流出境的澜沧江、怒江也发源在玉树州的治多、杂多县，地广人稀。就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我们的战士长期驻扎，一个坚定地信念鼓舞着他们，那就是保卫祖国。我们宣传队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去演出，受到他们热烈的欢迎，深深地感动着我们。
军人就是奉献，就是以自身的血肉之躯，维护着祖国统一和富强，那里艰苦那里去，那里需要那安家，无论是天崩地陷，也无论枪林弹雨，抗震救灾在第一线的一定有军人的身影。
自从穿上军装就难见到爹娘，的确如此，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在历来的战斗中，舍死忘生的革命先烈都舍小家为大家，在和平环境中同样经历生离死别的考验，我就有如此的经历让我至今难忘。从小就没有离开爹娘的我，穿上军装一下子来到离家几千公里的陌生地方，思乡想家的感觉在所难免，白天忙忙碌碌暂时会忘却，一到晚上独自站在哨位上，看着满天星辰看着月圆月缺，那种思念刻骨铭心。那次接到父亲（我的爷爷）病危的电报，一夜泪流不止，回去是不可能的，辗转几千里路远不说，主要是参军半年按规定不让探家，而且正在大练兵的时候，紧接着收到来信父亲不在人世，仿佛天塌了下来，昏迷不醒，这感觉让人撕心裂肺、痛断肝肠，父亲才六十岁，分别半年就再也见不到了，叫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我只有拼命的干工作，回家看看是不可能的，只有写信安慰多病的母亲，在心中藏起这深深的痛，在领导同志的关心下，特别是指导员马秀田同志的关心和鼓励下。艰难的闯过人生的这一关。
& 备注（父亲对爷爷的思念终生难忘，当兵7年回乡探家就一次，在爷爷的坟头跪了一天，痛哭流涕，时隔二十年，奶奶不在时，爷爷奶奶合葬，是父亲下到墓坑去亲手将爷爷的遗骸收拾上来，父亲至今想起这事还会流眼泪，爷爷奶奶泉下有知，保佑我父母身体康健，青藏高原恶劣的环境使父亲烙下很多病根，这也是我的担忧）
九 巴塘滩放马，飞机场军训
骑兵有个特点，冬春训练多，而到了夏秋季节放牧放马的机会就多了，这样一来可以节省军马饲料，二来到了草地放马的同时，战士们可以在营地休整一下，搞搞营区建设，修理围墙和马厩。这次我们二班负责放马，大伙都很高兴，认为可以到草滩上进一步领略高原风光。放牧的地点就在距离玉树州六十公里的巴塘滩，在巴塘河头道沟的沟口，支队部的马场和二连的马场都在这。
出发那天我在军分区宣传队还没有回连队，没有亲眼目睹那壮观的场面，近百匹战马脱掉笼头，任其自由奔驰，在全班战友的驱赶下，顺着巴塘河岸边的道路，在谷中游动，有时缓行，有时疾驰，真是一马奔腾，万马争先，边走边放牧，早上五点出发，太阳落山才到马场。
当时我从昂欠二支队三连回到连队归建时，便接到通知说你们二班在马场，休息两天你也去吧，我便坐着给马场送给养的汽车，来到巴塘。这里条件是艰苦的，没有营房，战友在背风的半坡挖了个地窖，上面盖上树枝和荒草，再糊上泥巴，铺层厚土，前面留个小门，挂上帆布作门帘就是一栋“别墅”，即挡风又遮雨，全班人就住在里面，挖个平台便是通铺上面铺柴草，油布一铺就可以了，别看这样不起眼，分区电影队来慰问，就在炕上，白布床单子一挂就成了银幕，大家挤在一起就看上了电影。
马圈也很简单，用挖来的原始草皮（就叫草坯，连草带泥）垒成一圈矮墙，留个出口，用木杆做个活动门，横杆一抽马匹可以自由出入，战友们轮班站岗，看护马群，也同样警卫全班的安全。单独的在野外执行任务，不用说责任重大。时刻都在为安全操心，生怕发生意外，对战友的深刻含义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就这样白天放马，晚上执勤，过了十几天时间，觉得也挺舒服，不用那么多的马事勤务，也过足了骑马瘾，你想连队有那么多的好马，你想骑那匹就骑哪一匹，任你挑任你捡，年轻好胜的战友们，谁也不愿意服输，错过这锻炼自己的机会。
就在六五年的六月份的一天，连部的文书专程来马场通知我，让我到巴塘老机场集训。这的确是对我的信任，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因为这是军分区专为骑兵支队办的骑兵集训两个支队还有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骑兵部队也派员参加，我们连每班一名。共12个人组成一个班，参加集训队，有专职教员实施训练任务，科目是野外骑乘、跳跃障碍、马上射击、乘马斩劈。
虽然在连队也搞过训练，有了基础，但专门抽调集训，确实是连队对你的信任，况且一百多号人只抽12人有排长带队，组成新班，我们确实也需要在提高一下骑术，否则怎能当个好骑兵，怎么教新兵。我把自己的白马，拉出去钉了马掌，备好马鞍捆上马褡子带好武器，就同文书出发了，到巴塘机场报到。
巴塘滩是一个东西六七十里的大荒滩，南北十几里，北边的山势较矮，而南边的群山沟岔较多，山顶常年积雪不化，山腰满是灌木，是香獐和藏羚羊经常出没的地方，而山脚下的荒滩，水草茂盛是放牧的好地方，离我们马场有十几里的地方就是一个简陋的机场，据说是青海军阀马步芳修建的，从没有落过飞机，后来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时才初具规模，在平息西藏叛乱时，常有飞机起飞降落，是个备用机场。近几年局势稳定，就没有来过飞机，不过因是战略要地，场站有导航系统和驻军，由于没有正常使用，简易的跑道，早已长满荒草，几排平房除机场执勤人员住宿外，其余的都成了集训队的，我们的马厩是用栅栏围起来的，就在驻地外面，喂养着几百匹战马，集训大队就设在这里非常合适，我们为期三个月的骑兵训练开始了。
骑兵不比步兵，可以单兵徒步作战，而骑兵多了个无言战友，靠它的脚力，纵横驰骋，横刀立马，冲锋陷阵，所以骑术要好，否则你什么都赶不上趟，掉了队可不是好玩的，特别是在草原上，所以就要刻苦，怕苦怕累、怕流血流汗就当不好骑兵。
三个月的骑兵训练开始了，我们在教官的指导下，一步步的从如何控马做起，为了加强记忆，教官还编了顺口溜，我现在还记得几句：“坐骨逢脊坐鞍心，注意三个十公分，坐要正，颈要直，两臂略抱成水平，大腿夹紧，小腿下伸脚跟要比脚尖沉。”虽然不太顺口，但却很实际，依此操作的确十分便当，连队也经常骑马，但姿势要求不严，骑兵高贵的风度很难展现。弯腰驼背精神也难提起来。
一切从头开始，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按教案教学，使我们掌握了不少理论和实践知识，带回连队加以示范，会进一步提高连队的军事素质，提高战斗力。
按照科目我们系统的学习了徒手控马、超越障碍、乘马斩劈、乘马射击等一系列的战术动作。三个月来，天天和马打交道，的确辛苦，屁股都磨破了，肠子都颠地乱翻，有时摔下来，弄得嘴脸乌青，灰土灰脸的，还有的把骨头都摔折了，但不能因苦就不练。教官说，不会摔跤的骑兵，不是好骑兵，他还专门做了示范动作，这门功夫还真管用，当在马上快摔下来时，迅速抱头，脚蹬离鞍，收缩四肢，尽可能的让脊背着地，像球一样滚，千万不可伸开四肢，否则就有摔折的可能。
记得在训练跳跃障碍时，我就吃了亏，至今在两眼眉心中间留有细长的疤痕，那天是高障碍跳跃，接近中午，马上就要收操回营，人困马乏，轮到我控马向高障碍冲来，杆高一米，按说我的“草上飞”（我对我的无言战友的昵称）可以跳过去，，只是我前倾姿势不够、配合不到位，影响马的弹跳，结果马腿把碗口粗的横杆碰飞，马受疼狂跳起来，一下子把我颠离马鞍，骑到马脖子上去，我慌忙抱马头，结果它又是一跃，把我抛到空中，一个筋斗下来，只听咚的一下，我就趴在地上，巧的是，很小一块石头正好印在眉心，流下了永恒的纪念，好则也算万幸，没出大的事故。
还有一次，也是在跳跃障碍，那个跑道有二百米长，宽十余米，两边有围墙护栏，中间每隔一段设有丛林、平台、横杆、土墙、壕沟五个障碍物，当骑手控马进入跑道后，就只能前进，没有退路，只能加速前进，逐个跳跃，才算完成任务。要完成这个练习，首先胆子要大，心细掌握要领，要求双手不能执鞭，双脚不能认蹬，全凭大腿夹马，催马飞奔，当我跳过横杆时，马突然止步，惯性的作用使我摔下平台，接着马也跳下来，我着地后连滚带爬的脱离险境，马也翻了个筋斗，差点压在我身上，真是好险，如果不是我躲得快，后果肯定很严重。这时马一翻身，我又趁势跃上马背，朝下一个目标奔去，现在想起来，一笑了之，可当时真是越想越后怕，让马砸一下，非筋断骨折不可，甚至有性命之忧，这事不是没有先例的。
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我说，当上将军的又有几人是士兵出身，一将成名万骨枯，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毕竟是少数，非战斗减员是不值得的，因此必须要注意安全，科学练兵。
就这样，摸爬滚打风里雨里训练三个月，终于完成预先安排的几项科目，最后的实弹射击考核，决定在1965年农历8月15进行，到时军分区副司令王干和其它首长一定会来观看，就算是训练三个月的总结，我们全体参训人员期待着，决心以实际行动向首长们汇报。
在机场北边的草滩上，地域开阔，后有一道山梁，开辟了一个射击场，二百多米的跑道上，左四右一，布置了五个靶子，有半身的胸环靶和人头靶，远近不一的散布在跑道边上，终点不远有几座山包，为了防止流弹伤人，在很远的地方布置了警戒哨。
&&& &这期间，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长期不洗澡洗头（条件限制），半年以来，我的后脖子上经常出疖子，这个好了，新的又出来，反反复复不断添乱，难道真应了那句古话“老人不在，三年不自在”，我父亲过世刚过一年，当然这话不能和别人讲，总之这病很麻烦，顽固的很医生和教官让我放弃，我坚持说能行，辛苦训练这么久，不就为了这一天，轮到最后实弹射击，不参加实在心不甘，就让医生给我打了几针封闭针，就到了靶场。
&&&& 远处几辆越野嘎斯顺着荒滩飞驰而来，军分区副司令王干和支队首长都来了，并给我们带来月饼和水果，集训队员们骑马列队欢迎，那阵势真够威武了，简短的欢迎仪式后，就开始进行实弹射击，首先轮到我们班，我们先熟悉跑道，当我们返回出发地时，一个意外发生了，这是终生难忘的。
打靶前骑手们首先控马在跑道上熟悉一下，当我枪口朝下，大背着机枪，从跑道上回来时，跑道旁边的避弹坑（报靶员藏身的地方）突然跳出一人，对我大喊一声，这意外的喊声，惊了我的坐骑，随即狂奔起来，使我始料不及，顾不上搭话，一股劲的控制马匹，想把它制服，谁知惊马像疯了一样狂跑，眼看就要冲向人群，慌得首长们站也站不起来了，一旦事故发生，后果不堪设想，我拼命的勒马，顾不得机枪乱撞后脑壳，身体左偏，把马头拉向左边，斜刺里冲向没有人的荒滩，知道这时我才冷静下来，心想，你有劲你就跑，累不死你，想把我摔下来，没门。如果今天把首长撞个好歹，我将如何交代，谁知刚松了劲，前面就出现一条壕沟，马一下就跳下去，把我又送到马脖子上，我想坏了，麻烦来了，谁知马一纵身又跳了出来，我又坐回马鞍，前面是一片开阔地，任由马匹跑吧，我稍作整理，马也稳定住了，终于停了下来。
这时候的我狼狈极了人和马浑身都是汗，我一摸脖子，全是脓血，全没有疼痛的感觉，枪背带把疖疮全部弄破了，我用荒草和手套擦了擦，略加整理返身回来，这时班长也来了，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一位老乡在支队部工作，今天随首长来，临时充当报靶员，看见我就喊我，不想马惊了。班长问我能不能参加射击，我说没事，照样进行。
机枪是自动火器，子弹比别的武器要多，我装好弹盒，背上枪翻身上马，奔向跑道，按照规定只能前射，不能打回马枪，五个靶子在飞奔的战马面前，稍纵即逝，抓好时机击发，才是取胜的关键。我把马嚼口结成一个结，放在马脖子上，迅速举枪，对准目标射击，枪声使马匹飞奔，加速前进，我顾不上别的，只是射击不断，眼看只剩最后一个靶子，紧扣扳机哒哒哒把子弹全部放出，真是枪响靶落，痛快得很。骑兵训练规定射击后枪里子弹放完，留在枪里不安全，防止走火。
虽然没打上优秀（三个以上为优秀），却也中了两个，算是良好，我自认为是做到最大的努力，没有剃光头，何况别人步枪，我是机枪，重量上不占优，何况精度不一样呢。在这海拔四千米严重缺氧气温又低的高原上骑马打枪，的确是一种毅力和意志的锻炼，我品尝了成功的喜悦，得到了锻炼，彻底的克服了对战吗的恐惧心理，从此以后，我的“脑后乱”也完全康复了，再也没有出过疖子，至今留下硬硬的一块，比其他部位的皮肤都硬。
集训队结束后，我又回到军马场我们的二班，放马的任务已近尾声，天气已经很冷了，高原上的风雪来得快，在全班战士的驱赶下马匹宛如游龙，顺着巴塘河的峡谷，回到我们的连队。新的任务也正等待着我们，那就是全军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军事大比武。
在支队部工作的日子
&六五年到六六年我们在高原上经历了不少变革，基本适应了高原缺氧和寒冷的气候。经历了由一个老白姓到一名合格军人的转变，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我由一名战士在老兵复员后当上了二班班长，和我一同入伍的尚石站调连里当司号员，马书重、晋保现调离连里到后勤做别的事情，班里来了一批新兵，都是来自甘肃通渭和陕西汉中，都是农村的，吃苦耐劳的精神特别强，进入角色也快，我们班各项考核个个都是好样的。
由于部队工作有调整，从我们部队抽调一批骨干到青海格尔木，充实基层干部，支队警通班长也调走了，我被从二连调到支队部当警通班长。支队部的驻地同我们二连相邻，他们的门卫值勤、站岗还是二连的任务，所以我把被子搬过去就行了，有空回二连转悠也方便，真舍不得那个战斗集体和那段在一块生活的感情。
警通班，就是警卫通讯班的简称，也都是些新兵，要真正能拉出去执行任务，还真的下点功夫，当然他们也是从各连抽调的，也有直接从新兵连分配来的。要警卫机关和首长们的安全，除机灵外，马要骑的稳，枪要打得准，所以我很担心完不成任务，辜负领导的信任。
为什么叫警通班呢？现在骑兵兵种已撤销，如今说说不算秘密，支队部是小团大营编制，只有三个连和一个82炮排，三门炮，再就是警通班，八九个战士，但机构是庞大的，支队长一正两副，政委也一正两副，司令部有参谋长还有副参谋长和七八个参谋，政治处的主任、副主任还有七八个干事，后勤处也有处长和副处长，七八个助理员，炊事班必不可少，还有管理员、协理员、事物长、给养员、当然还配有军医、兽医、卫生员、文书、机要员等等，要紧的是每个人都有一匹军马，不用说，最忙的莫过于当兵的，这一点体会最深。因为我们班既有警卫首长、机关的任务，还有通讯、勤务，那时的通讯工作就是到各连去送信，不象现在通讯发达。首长任务更是繁重，就拿打扫卫生和添灯油（玉树州仅有一个小小的发电站，不到十点钟就停电）来说，天天进行，作为战斗部队，随时准备着，不准备行吗？
对于这样大头小尾的部队，人吃马嚼，消费这么大，为什么还保存呢，领导说的也有道理，正因为消费大，所以才没有扩编建制，一旦需要，一个参谋、一个干事一个助理便是连长、指导员、司务长，从战斗部队抽调战士任正副班长，便是一个新连队。一下子就拉起七八个连队来，就是一个团的规模。还是领导有水平，我们只有进行干好自己的事情。
我刚到警通班，支队长也刚刚从分区调来，叫王茂林，山东人，大个子，说话很风趣，经常来我们班和我们拉家常。他文化不高，但资历高，参加过战斗，只不过时间不长就转业了。副支队长叫张贵根接任支队长，张是山西人，老资历，抗日战争多次和日本鬼子交过手，解放战争和阎锡山的晋军争过山头，是随西北野战军第一军组成的骑兵支队第一批进藏的，是李云龙式的人物。我们很尊重他，经常听他讲战斗故事，讲到兴奋时，他满眼通红，他说曾经在解放战争一次战斗中，挎着一篮手榴弹趁天黑摸进敌人的战壕里，听见哪里有响声，就往哪里扔几颗，弄的敌人晕头晕脑，胡乱开枪，自相残杀起来。说着他就好像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后来他升任玉树军分区司令员。
&&&& 再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种，部队也不例外，在我刚入伍时，思想非常单纯，认为只要是干部，觉悟都高，都可以信赖，只要你努力了，付出了都会得到回报，在连队都是战士，自由自在，无遮无拦，坦坦荡荡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可自从来到支队部，见到的多了，问号也就多了，有些干部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就连我们班某些警卫员，也找自己的靠山，首长也寻自己的心腹，我这个班长挨批的机会多了，有些甚至是莫名其妙。只有慢慢适应吧。
当然，哪只是个别现象，同领导和首长在机关工作，是学习的好机会，增长知识和才干，增加阅历和见识，对藏区人民的生活习惯能进一步了解。
机关工作的所见所闻
&&& &&在机关工作，任务繁重，但也有轻松的时候。记得一次，支队首长趁星期日想出去打猎，就让我们准备马匹，带上武器弹药就出发了。我们一行四人，顺着巴塘河一直南行 ，转过几个山脚，来到文成公主庙 ，这个庙过去听说过，但一直没有机会看过。这是文成公主进藏在此停留过，当地为纪念她修的。庙依山而建，在绝壁上塑有文成公主和四个侍女的金像，虽多年失修，庙院破旧，但仍不失气势恢宏，藏族艺人传统技术发挥的淋漓尽致，绘画风格和内地大不相同。
&首长们指指点点使我有机会见识一下，但我还得四处张望，不敢放松警惕，这里荒芜多年，没有人来人往，只有野兔和野鸽子出没，我们打了几只鸽子，不巧的是在过巴塘河时，被河水冲走了，好不扫兴，不过那一天我过了好长时间不骑马的瘾。
又有一次军分区警卫班长跑来通知，要首长准备一下，到结古寺去，我向政委、副政委传达后，就带上手枪跟首长出发到分区，那天都是步行，还从地方调来一个翻译带路，我们顺着通往结古寺的盘山路向上爬去。
解放军刚进藏区就严格规定喇嘛寺不能进军人，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可是那些反动的农奴制度下的牧主、头人，利用寺庙、喇嘛僧众作为他们的营垒和耳目，猖狂的进行反动叛乱，我们支队某连副指导员就是在平叛战斗中牺牲的。平叛战斗结束后，可以进入寺庙，但是一般的士兵是不能单独行动的，更别说参观游览了。同去的还有分区警卫班长牛春朝同志（就是在巴塘集训时惊我马的那位）我俩带有武器，负责警卫首长安全。
结古寺像只马鞍子一样，横跨两个山头，自然形成北高南低的形状，在鞍中央有做最大的殿堂，喇嘛正在那里做功课，敲锣、打鼓、诵经礼佛，我们没有惊动他们他们也没有招呼我们，只是翻译朝着管事的喇嘛说了几句，就把我们领走了，顺着羊肠小路在房子套房子的犄角旮旯里转来转去，最后我们见到寺庙的活佛，那是个小活佛，十几岁的样子，正在他的住处看小人书，屋子里有很多小玩具，有小汽车、小手枪之类的，他对我们穿军装的似乎不害怕，对他的管家到时很害怕，我们首长问他话，他听不懂，翻译同他对话，他还笑着作答，看来他也在学汉语、学如何诵经礼佛。藏区每个寺院都有活佛，只是没有班禅和达赖的影响大。喇嘛们诵经我们也听不懂，但也看见喇嘛们打响指，还拍巴掌，既不像音节，又不是什么手势，怪里怪气的，出来后私下问翻译，打响指什么意思，翻译说就是枪崩咱们的意思，心里无比生气，真想回去收拾他们。由此，可见他们的反共思想是多么根深蒂固，再看看那些农奴被剥削的样子，不根除这些好吃懒做，压迫剥削的害人虫，藏族人民怎么才能获得彻底解放。
不久，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席卷全国，就连地处偏远的青藏高原也不例外，寺院经书成了"破四旧"的对象，搬到山下一把火烧个满天通红，喇嘛僧被遣散回家，返乡还俗，成了牛鬼蛇神，连小活佛都不知到那各地方落了户。
首长们也不知是真有远见，还是听到什么风声，要不他们怎么会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游览这个佛家圣地呢？当然我们也跟着沾了光，如果在连队是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后来部队有改动，公安部队撤编，我们支队部就搬到他们的队部，离二连远了点，性格耿直的我，不媚上，刚正不阿，没有利己之心，实在不适合在机关工作。例如，作为警通班长带领机关出早操喊口令，也会遭人嫉妒，说你出风头。更让我寒心的是，有个叫石岷的副政委的一句话，使我对他有了看法，连干部战士背后都叫他“石瞎子”，我的父亲在旧社会积劳成疾年近花甲就一病身亡，当时我刚入伍不久，没有回家见他最后一面，使我抱憾终生，如今我当兵三年了，母亲病危又来电报催我回去，协理员非常同情我，那这电报带我向首长请假，我就在首长门外等候，他那间屋子是我常去搞勤务的地方（就是给首长叠被、打扫卫生、连牙膏都要挤好）我清楚的听见，他说“当兵的探什么家”，我气恼的想冲进去质问他，协理员拦住了我，从此我伤透了脑筋，原来兢兢业业竟落得个如此下场，得不到同情和安慰，于是我坚持要求下连队，不伺候首长了。他也知道理亏怕我反映他，便让我回到老连队，到四班当班长，当时四班已有了班长，我实际是挂职的，那一年十月正是我党员预备期满转正的日子，我想危险了，他一定使坏，没想到支部大会全票通过，紧接着让我到五班当班长，又开始了新的使命。
&&&&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首“十五的月亮”的歌曲，唱红了军营，也唱红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因为它太有生活了，太贴近军人和家人的心了。
我自1963年12月当兵以来，从未离开过家的我，告别双亲，来到这几千里外的雪域高原，不想家才怪呢？白天训练忙还好过，一到夜晚，站在哨位上，望着满天的星辰，看着月圆月缺，同在一片蓝天下，撕心裂肺，望眼欲穿却不能相见的感觉真不好受。父亲送我时宽厚的背影，至今难忘，可不到半年时间他老人家就过世，阴阳两隔，从此不能相见。噩耗传来，我品尝了忠孝不能双全的滋味，虽然强打精神，但心中的那份痛谁又能知道，只有写信安慰母亲，让弟弟替我在母亲跟前多尽一份孝心。
母亲也十分想念我，终于因血压高而一病不起，那是1966年8月份当我手拿电报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要我正确对待，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对于那个上级有了重新的认识，他还不如我们连队的指导员马秀田同志，马指导员在我父亲去世时给我的安慰鼓励，而他仅仅是一句“当兵的探什么家”冷若冰霜，他还是支队的副政委呢，他不爱兵，我否定了他，如今他可能早已过世，近七旬的我回想起来还如同昨天一样。
就在母亲患病的时候，经我表嫂介绍认识了我一个学校的学生，虽然在学校时，彼此没有什么印象，但毕竟是伊川三中的校友，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她去看望我的母亲，她趁天黑去了，安慰了我的母亲，一个没过门的媳妇，来看望还不知是不是以后的婆母，替我尽孝，我深受感动，没有爱心的人，是不配别人爱的。从此，我们鸿雁传书，虽天各一方，确也另有一番浪漫，谈学校，谈家庭，谈前途，在书信往来中互相了解，增进友谊，逐渐产生共同语言，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甜言蜜语，而唯一的就是彼此忠诚，共同承担一份责任。
她是苦出身，从小失去生母，辗转送人，由养父母收养长大，养父带她如己出，供她上学至初中毕业，毕业后返乡务农，生活十分清苦，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磨练，更加向往美好生活。
我是一名义务兵，每月不过五元津贴，加上高原补贴六元，军龄补贴每增加一年，加一元，如今我每月可那十三元，况且父亡母病，那什么给你做彩礼，唯一的就是真心产生的共鸣。每月一封家信，报平安，慰藉老人见字如面，我用的是“义务兵免费邮件”，而她还得贴八分钱的邮票，等到我六九年离开部队回家时，厚厚的一沓子信都是我写给她们的。母亲一封不少的保存着，这是她最大的精神寄托，母亲说全凭这些信支撑着她，想你的时候就让别人给念念，看来没白供你上学，同时母亲也认可了她――我现在的老伴，她们之间的婆媳关系，相处的很好。
远在千里之外，家书可低万金，还有什么能消除我对亲人的思念呢？长久的呆下去是不可能的（当时我在四班挂职当班长），年龄偏大，性情耿直，看不惯就想说，自思量不是当官的料，几次题干我都主动让出去了，只想服完役，回乡在母亲身边尽孝，眼看已经超期服役半年，还没有征兵的迹象，走也走不成，那一段时间的日子，实在难以打发。
不过没过多久，连队调我到五班当班长，我有风风火火的干起来了，学政治、学军事、争口气也要把五班搞好。这时，地方上“文化大革命”已经席卷全国，军队也动起来了，破四旧、立四新，把过去“天天练”时间，变成了“天天读”时间，接着部队传达了《毛主席给贫下中农的一封信》，地方上组织宣传队，深入牧区，连队也抽调包过我在内的五名战士，带上武器弹药给养装备，乘马出发了。
深入牧区，体验藏胞的生活
带着“毛主席给贫下中农的一封信”，我们一行五人到玉树县的下拉秀乡去做宣传，去深入基层，了解牧民的生活，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确任重道远，困难重重。
&&&& 带队的排长王德福，是刚由军分区提拔起来的干部，连马都骑不好，两个六五年的甘肃兵范伟君、毛具忠，只不过入伍才一年，表现不错，吃苦耐劳，还有一个藏族新兵，叫甘生，刚入伍不久，家在玉树州昂欠县，体力好汉语基本不会几句，语言难以沟通，他的最大优势是会讲藏话，这样我们在路上会减少不少麻烦，到乡里会给我们派翻译的，在雪域高原上到牧区吃苦是肯定地，我们做好了精神准备。
下拉秀离玉树有二百多里，如果汽车走也得走一天，我们骑马无论如何当天是赶不到的。我们顺着巴塘河的山间小路，直奔巴塘滩，因为过去在这里集训过，也在巴塘搞过军事演习，放过马，所以并不陌生，当从头道沟向西走到八道沟时，甘生说要抄近路，翻过山时我有点担心，因为太阳已偏西，如果夜宿山顶，下不了山咋办，问他走过这条路没，他说前年夏季走过，可现在是三四月份呀，我们只有依靠他了，于是就走进八道沟口，顺着山势直朝山腰爬去，说实在的，也算开了眼了，那山是唐古拉山，由西至东绵延数百里，层层叠叠，山连山，沟套沟，地上没有路，有的就是冰山和巨石，一片整体滑坡的山崖，不知是地震造成还是雷击造成的景观，静静地躺在那里。山沟静得出奇，只有我们五个人六匹马的脚步声，山顶上的积雪在夕阳照射下，闪着金光，升起的云层仿佛就在眼前，景色十分壮观。
甘生同志在前开路我们拉着马紧跟，凭着记忆，他把我们领到一道雪墙下，说就在这里，我们开始挖雪开道，雪花像棉花般柔软，可经寒风吹起，在低洼处或风口处堆积的像铁一样坚硬，幸亏带了工兵镐，硬是挖了个通过一匹马的豁口，那时候因为高原反应太激烈了，小范已经晕倒，排长也少气无力，只有拉着马尾巴行进的份，还是那个甘生同志，一匹一匹的拉马，为救小范脱离危险，我们把小范绑在马上，肩扛手扶人拉，努力的翻过雪山（海拔在5000米以上，可比红军长征时翻过的夹金山高许多），到了山顶，一看另一面是阳坡，雪堆积的不多，路也好走，这时天也黑了，我们摸索着往前走，顺着一条荒沟，往下走，走了将近夜里12点，我们隐约听见有狗叫声，顺着狗叫的方向前进，终于看见牧民帐篷里的灯光，如同黑夜里的一盏指路明灯，让人激动不已。
还是甘生同志上前搭话，我们才在帐篷外拴好马匹，获准走进帐篷，这是我近距离和藏民打交道，热情好客的藏族同胞，帮助我们用它家的草料喂我们的战马，我们用他家的火塘，炊具做了一锅面片汤，可惜的是不知什么时候小范马上驮的18听大肉罐头丢了，我们只有忍饥挨饿，在藏族同胞的火塘边，燃起牛粪，进入梦乡，而甘生同志不知疲倦的警惕着四周，担任起哨兵的职责，他和我们不一样，到底是藏族人，这里的高原气候对他来说，不值一提。
我们非常感谢这位入伍不久的甘生同志，在下乡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相处的十分融洽，他的汉语会话水平也提高不少，而我们也从这位农奴出身，苦大仇深的藏族战士身上学到了不少当地的民俗知识，了解了这里的风土人情，以及从他身上焕发出的革命的优良品质，他是个很有希望的少数民族干部苗子，进步快，不久入了党，后来听说提干了，再后来他到地方，到某县人武部任职。
在牧区工作的日子里，我深刻感受到反动的牧主、头人以及披着宗教外衣的宗教领袖们，对藏族同胞施行着残酷的压迫剥削和等级制度，他们还十分仇视解放军的到来，分裂民族团结，制造各种矛盾，挑拨汉藏关系，使得人类文明发展在这里停滞，还在农奴制度下苟延残喘，我们亲眼目睹藏族同胞的苦难，一顶顶补了又补的帐篷，少之又少的生活用具，一群为数不多的牦牛和羊群，冬窝子，夏地窖的过着游牧生活。甘生说；现在好多了，人能安生了。在平叛时，我家什么都没有，藏在山洞里，不敢出头。头人说，汉人是红眼睛、绿头发，会吃人，会杀人的妖怪，大家都没见过，害怕得很。后来解放军平息叛乱，我们才知道解放军是来解放我们的，就是过去的金珠玛米（老红军），是来帮助我们重建家园，让我们过幸福日子的菩萨兵。于是在去年征兵时，我就报了名，就分到二连了，我一定学好汉语，学好党的方针、路线、民族政策，为藏区服务。他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入了党、提了干，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下拉秀乡，我们得到乡政府的大力支持，指派一名干部做我们的通话（就是翻译），带领我们到游牧点去进行宣传虽然我们的政策水平不高，照本宣科，把我们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文件精神传达下去，我们讲一段，通话翻译一段，听得群众有时三五人，有时七八人不等，毕竟是游牧民族住的分散，我们和他们住在一起，一起干活，一起放牧，有定居点时，住在房子里，还好受点，如果路远赶不会来，就住在牧民帐篷边的牛粪堆上。
&&&& 在高寒地区，夜间奇冷无比，厚厚的牛粪发热，如果上面铺上牧草，再盖上皮大衣，就是最好的享受，至于什么膻臊味，早已是“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次日黎明霜雪覆盖之时，却也呼呼大睡，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幸福吗？
刚入牧区，是有点害怕，警惕性也高，每到一地，不管怎么累，也要先熟悉地形，以防万一，时间久了，同藏胞也了解多了，他们也像自己人那样对待我们，在这方面通话起了很大作用，他是藏胞在乡里工作，常年下乡，我们也放心，警惕性也逐渐放松了。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高原上的紫外线也把我们一个个晒得黑不留丢的，胡子拉碴，我曾问老乡，你看我有多大了，他很严肃的说，你有五十多岁了吧，我点点头说，差不多，其实那时的我仅有25岁，看来我是成熟了。回来顺着公路走，过上拉秀乡，在巴塘马场（地方的）过了夜，次日回到连队。
谁料想，没等你休息好，新的任务又来了，要我带领两名同志到隆宝滩乡的君勤公社帮助工作，是下乡工作组，县委指名要我去，连队也同意，于是我带领八班副班长王九才、连部通讯员程复明同志一道骑马出发了，，顺着玉树州西行过扎西科，向隆宝滩（现在是著名的风景区）走去。
隆宝滩――天鹅的故乡
&&& &&&战马在石子路上，小跑大颠的跑了起来，五月的草原，风光秀丽，远处的山顶还带着白帽子，残留的白雪闪闪生辉，而山腰在慢慢变绿，草滩上绿草莹莹，不知名的山花一片片、一丛丛的争奇斗艳，雪水融化形成的涓涓细流汇成一条条小溪水，发出淙淙的声音，唱着歌儿奔向三江源头，最终流入大海。春天的脚步，（五月这里才冰雪消融）终于一年一度的来到了隆宝滩，这个神奇而富有的地方。
我们骑着马儿，转过一个山坳，一望无际的草滩，镶嵌着无数的沼泽和湖泊，天空飞翔着无数的白天鹅、大雁和黄鸭，它们在这里繁衍生息，生儿育女，水草丰美，食物充足，是候鸟理想的越冬地方。大群大群的藏羚羊在漫无边际的荒滩上游弋。兰兰的天上，飘着白云，在远处天地之间的地平线上，星星点点的出现一顶顶帐篷，那是牧民们游牧的地方，他们是哪里水草丰美就在那安家。冬有去处，夏有去处。一年四季过着游牧的生活。虽然这里也是草原狼和雪山豹经常出没的地方，但它们有野兔和旱獭以及藏羚羊为食，所以极少攻击人和牛羊，何况牧民们有很厉害的牧羊犬――藏獒守护。
我们一行三人，边走边看，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西下，夕阳很快被夜色笼罩，我们便在路旁的道班借住一宿，一位汉语半通不通的藏族工友，很快给我们找了间房子，我们便在院子里拴好马，喂上草料，便忙着做饭去了。
那天也真出洋相，从伙食驮子取下面粉、牛肉和辣椒，准备来个牛肉炒辣椒，谁知再添燃料牛粪时（当地用干牛粪烧火），不知咋搞的，一小块牛粪掉进锅里，屋里没蜡烛，谁也没注意，香味十足的牛肉使我们迫不及待的动起手来，早晨的馒头和稀饭早已化作乌有，谁知那块“牛肉”偏偏在我碗里，那个苦呀前所未有，几次漱口都不能把它打扫干净，弄得手撕面片吃着也没味道了。
次日天一亮就起床赶路，争取在午饭前赶到乡里，这样我们就有了可口的饭菜，也不用提心吊胆住宿野外，虽然我们都带着武器，一支步枪两只冲锋枪，但工作就是斗争，哪里有困难，有问题就需要我们解决。在乡里住了一个晚上，同其他工作组的同志碰了碰头，就分配到距乡政府四十里路以外的君勤公社，不知为什么我对公社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我们内地，上岁数的人都知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1958年的产物，在这里阶级成分没有划分，农奴制度还没有根除，怎么也叫公社呢？这当然不是我们能说得清楚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宣传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春季生产。
春天在草原上也是个忙碌的季节，母羊产羔，绵羊剪毛，还面临着羊群转场放牧。乡里派畜牧助理名叫丹增藏族青年做我们的通话，随我们一起行动，一块吃住。同时，公社把一个大帐篷给我们住，并且帮我们扎了起来，军队和老百姓成了一家，藏民每天都给我们送酸奶喝，我们不收也不行，后来给他们钱，好说歹说他们才收下。
有个藏族青年叫干江，和他的母亲在一块，生活比较困难，我们也常帮他，虽然语言十句有八句不懂，靠比划打手势沟通，他很关心我们的安全，总是主动在晚上为我们守夜，刚开始我们不知道，时间长了我们发现他是个很细心的人，就和他交朋友。一次，我给他二元钱，要他买件新衣穿（那时物价购买一身的），他乐意接受，但不知什么时候他挖来冬虫夏草非要给我，不接受都不行，说是交换。
藏民有两大需要，是生活的必需品，吃酥油，喝浓茶，这样才防寒助消化，和酥油茶，我无论如何是喝不习惯的，但浓茶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去时在连队带了两大块砖茶，都分给了藏民。我们的帐篷成了会场，我们读文件，搞宣传通话翻译过去，又把他们说的什么再告诉我们，丹增的会话能力不高，我们还得猜测，不过对当地的情况知道不少，经常讲些隆宝滩的情况。
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动摇了上层不法分子的统治，至高无上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广大藏族人民翻身有望，逐渐开始当家做主，所以那些上层妄图暴动叛乱，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地，于是他们利用活佛宗教领袖的光环，胁迫广大僧众、牧民跟他们一起建立雪山王国，分裂国家主权，平叛胜利结束后，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往国外，不断地配合国际反华势力恶毒的攻击中国。然而我们的党和政府就以实际行动，发动群众，真心实意的关心爱护他们，使藏族同胞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彻底解放，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千万别看不起宣传队，正是由于无数的工作队、宣传队的努力工作，才换来藏族同胞对国家和党的热爱，我们今天也担负着这样的神圣使命，一言一行都同党和国家的利益分不开，所以我们兢兢业业，不怕困难、不辞辛苦，远离军营独立开展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自己。
丹增是个热心而又闲不住的人，年龄和我相仿，经常带我们深入放牧点，同藏族同胞在一起拉家常，我们从中也学会了不少藏话，当我们任务完成离开的时候，他们到有点依依不舍了。
&&&& 前十年还不了解我们解放军，仇视汉人的人，如今知道解放军并非红眼睛绿鼻子，会吃人杀人的恶魔，而是为他们谋幸福，求解放的亲人，如果不是党的民族政策，深入民心，哪会有这样的结果，民心不可违，真情动天地。
风景如画的隆宝滩，一望无际，蜿蜒流淌的河水，在草地上绕城一个又一个的大湾，造成奇特的景色。有座山像鱼一样，就叫它鱼山吧，就像一条在岸上搁浅的，头尾扭曲不能相连的鱼，远处看造像十分逼真。而另一座山，就叫鹰山，如雄鹰展翅般的卧在草摊上，牧人说是鱼鹰相斗，双双毙命，留下的遗骸化成的山脉，我们无从考究，不过在我们眼里看，好像真是如此。再往北十里，就是天鹅湖，就是我们来时看见无数天鹅飞翔的地方，不过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如今有丹增相伴，我们的愿望一定会实现，他说要带我们去拾天鹅蛋。
高原的天气瞬息万变，有时艳阳高照，蓝天白云；有时则霹雷闪电，六月飞雪，甚至疾风夹着冰雹，劈头盖脸的打将下来，我在巴塘滩放马时就经过两次，弄得因惊吓走失的马匹好几天找不到，而现在的隆宝滩确另有一番天地，我们就选在今天去捡天鹅蛋，催马疾行，时间不长，我们就来到天鹅湖（我们暂且如此称呼），那么多的沼泽、湖泊，星罗棋布，要找到它也非容易，如果不是丹增这个向导，我们不知会不会找到，而且顺利上岛。
若大的水面，浮着大小不等的陆地，长着一敦一敦的水草，踏上去软软的，时间稍长就陷下去了，水底下又生长着不知名的水草，扎在腿上奇痛无比，就因如此，天鹅们在此筑巢，以防天敌从地面进攻。
时至今日，我为当初的行为赶到羞耻，当时也不知道什么生态平衡，动物保护，如今惭愧呀！在丹增的带领下，我们跳跃前进，不惜把腿划破淌水上了小岛，只见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天鹅巢穴，多少不等窝窝都有天鹅蛋，天鹅们也发出鸣叫，攻击我们，可人是最可怕的，始终不敢靠近我们，我们三人拿出挎包弯腰便捡，装满后就原路返回，听到天鹅们的悲鸣，顿感我们就像小偷一样，心中不是滋味，丹增却说没关系，季节还早，他还会下蛋，我想也对，也就“心安理得”了。
回到岸上，那个因看马没有上岛的程复明，心有不甘，我们劝他下次再说吧，就大马回去了。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起此事，就心有愧疚，如犯罪一般破坏生态平衡，原来我也干过。
扎西科筑坝截潜流
革命军人是快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是军人响亮的口号，尤其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如今也不过时，“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所以接到通知，我们稍作休整，就告别君勤公社的乡亲们，打马返回部队，接受新的任务――筑坝截流。
原来我们连队接受了支农任务，全连开拔到扎西科，筑一条大水坝，这是玉树州要求军分区帮助解决的水利问题。担子就交给我们二连，二连在平叛战斗中屡立奇功，干什么事从不含糊，如今帮助群众春耕生产，更不能含糊，何况这几年依靠自己的力量修营房、开荒地种马草，改变了周边环境，现在做饭不用牛粪，还能定期洗澡，可歌可泣的故事，数不胜数。
必要的战备工作，军事技术、战术训练必不可少，那是军队的性质所在，哪里有什么风吹草动，有残余叛匪活动，马上一个加强排就会赶到那里，玉树东边的川西高原，山大沟深，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叛乱分子出没无常，清剿和战斗从未消停过。连队曾开赴错格松多，修路伐树，盖马厩，曾到昌都地区的小苏莽追剿土匪，扑灭森林大火，总之军人就是奉献，就是心怀祖国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哪里需要哪里去，那里艰苦那安家。
那时候自己是军人，觉得也没什么，就是自己应该做的，这几年看到军人抗洪救灾、抗震抢险，所展现的军人风采，感动的让人直掉眼泪，特别是那些为了国防现代化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们，和不顾生死从废墟中救人的普通一兵，他们的行动惊天地、泣鬼神，感动中国，感动世界，作为一名老兵，为曾在激情中燃烧的岁月中度过，而深感自豪和骄傲。
这次筑坝难度不小，众所周知，扎西科西边的水流量很大，可是不知为什么，一过扎西科那个山口，水量就变小了，成了上游水大，下游水小的奇异现象，两岸广阔的土地想用水也用不上，经过水利部门勘测，原来是潜流在作怪，水流变成地下水，从地下流走了，于是动员人力物力修筑水坝，堵截潜流，把河水从地下堵回去，这个任务就交给二连。二连除留下部分值班人员外，全部开赴扎西科安营扎寨，从事超强度的重体力劳动，把河滩拦腰挖成深十米，宽20米的槽沟，再用水泥石子和钢筋筑成地下拦河坝，堵截潜流，是水流不再入地，看似简单，实则难度极大，首先没有任何机械设备，靠人挖、肩扛、手抬，取出沟中土石，掏干坑中积水，各班排分段包干，有个副连长现场指挥，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战士们一身水一身泥，干的热火朝天。施工最紧张的阶段就是回填混泥土，昼夜不停的加班加点，轮换休息，终于经四十天的战斗，胜利完成任务。
记得总结会上，司令员王干亲自到会，为先进个人披红挂花，表扬了全体参战人员，特别是哪位副连长。后来闲下来和战友们回想起那一段时光时说“你一天能吃几个馒头，我说你呢”？他笑着说，我曾经吃过32个馒头，他没有说谎，那时的劳动强度把连队的存粮都吃光了，玉米面、土豆都用上了，没有蔬菜，就煮黄豆、豌豆（当时豌豆用来充当马料），不要说吃三十多个，我们这群年轻小伙子，干活个顶个，吃饭照样也是一个顶一个，饭力，饭力，有饭才有利嘛。
虽然时间已过去四十多年，当年的扎西科，风刮石头满山跑，载棵树，比养个孩子都难的地方，如今不知变的咋样了？真想回去看看，然而终难成行，对于雪域高原的留恋只能寄托在无尽的的思念中。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上）
1966年政治运动之风席卷中华大地，“全国山河一片红”响亮的口号当然也冲击着军营，做为民族柱石的钢铁长城――解放军，当然首当其冲。
从扎西科水坝工地回到连队，我又接到通知，奉命率领五班全体同志到玉树州工程队作宣传工作。任务是帮助地方开展文化大革命，宣传抓革命促生产，学习一些文件、报纸社论等，白天他们照样干活，我们也参加，晚上集中学习，我们作辅导，形式也很稳定，四大工作也没有开展（四大既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面为主，破四旧、立四新等。就这样顺顺利利的过了一个月，全班人马都调回连队，唯独把我留下，隶属三支两军办公室（既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和来自巴塘机场空军的马沛然同志先后驻守过州工程队、州商业局、州粮食局，作为军队最基础的一员，当一名军代表，作为一名士兵，能担任一名军代表，全国只怕也没有几个。
千万别小看我们这两个小小的军代表，在那鱼龙混杂的时代，说不清楚谁对谁错，都是造反派，都是斗走资派，开始是互相动口，辩论，接下来拉帮结派的动起手来，可是有一点都想得到军队的支持，而我们后面就是强大的军队，不敢为难我们。
马沛然同志长我十几岁，又是军队的干部，不用说我唯他马首是瞻，他办事老练，处事慎重，所以我非常尊重他，他说，现在的形式很微妙，难以说谁对谁错，只要在运动中不乱、不武斗、不死人，咱俩就算完成任务。的却如此，有的单位已经出现问题，自杀身亡，也有挨斗而生病的，还有的不生产、不干活，天天搞运动，帽子满天飞。什么造反派、保皇派、恶毒攻击，人身侮辱，虽然从心里头看不惯，可不能说什么，只能慢慢引导。
商业局局长方连才，是个被揪出来的走私派，我们进驻时，他就挨了不知多少次批斗，情绪很低落，我们接触他，同他谈了不少，要他正确对待，安慰他，放弃抵触情绪。从他那里了解了不少情况，他是苦出身，家在东北黑龙江，东北解放时，他还是个农民到县里参加培训，三个月入了团，留在县里当团委书记，那时候干部奇缺，他很快入了党，参加了土地革命、剿匪反霸，在干部定级时，因在团委书记任上，被定为17级，随军入关到轻工部，后来又到青海，主动报名来到商业局，为玉树的商业贸易的筹建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就因为工资级别比别人高，就成了“高岗的宠儿”，当时高岗在东北局，可怎么认识他呢？说得我们可气又可笑，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真能联想。
还有许多平常业务不精、纪律松懈、作风散漫、怪话连篇的人，领导不待见，经常挨批评的摇身一变都成了造反派。领导常表扬，工作热情高的，业务能力强的都成了保皇派，为了划清同领导的界限，为的显得革命，都把矛头对准干部，好像怎么斗都不过份，什么“喷气式”、“土飞机”罚跪、罚站，有的人什么本事没有，整人的倒有一套。
我们商量着怎么才能保护他们，凡是领导干部都年龄偏大，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怎么经得起他们折腾。我们提心吊胆，生怕整死人，生怕有的老同志不堪屈辱，想不开一死了之，所以就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们让跪，我让站，动不动把茶水端，时间太长叫休会，坐到一边听批判，总之想办法保护他们，让他们看医生，让他们住医院，反正那些想治他们于死地的少数人，恨得咬牙，但也不敢动我们军代表。
&& 1968年的风云旷世奇有，你说不是浩劫，又是什么，老革命，像州委书记李恩普，粮食局长张宝和等一大批进藏时功勋卓著的老同志，怎么都成了三反分子，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转不过这个弯，直到拨乱反正时，定性为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心里才解开这个疙瘩。
文化大革命中的我（中）
老话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群中也是如此，什么样的人都会存在，何况在那个非常时期，每个人都在画像，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为了保护自己，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划清界限，断绝关系等等。站不完的队，开不完的会，清不完的罪，还有为达到个人目的的造反派们“拉大旗、作虎皮、打着红旗反红旗”，人性的扭曲，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混淆，这些亲眼目睹的事实，使人迷茫和无奈。
我们经常同三支办公室联系，汇报工作，请求指示，看得出领导比我们还无奈，因为他们负责全面，是我们的靠山，特别是我只是一名战士，一个小兵，但是他们更怕犯路线错误，当权派不好当，军队的干部也不好当。首长只是鼓励我们要大胆开展工作，要抓好学习，要稳定局面，不要过多的表态支持谁，不支持谁。
&&&& 在一次批判会上，要老局长方连才作检讨，交代问题。会刚开始不久，他也没说几句，就被一个人冲上来，整了个“喷气式”，又上来几个造反派，让他站在一张条凳上，逼着他讲“罪行”。近半年来，他做过无数次检讨，也挨过打，这个年过半百首批入藏的老同志，再也经不起折腾了，看见他战战兢兢站都站不稳的样子，我心中非常难受，又见他求助和无奈的眼光向我扫来，会场一片寂静，只有那几个人在狂呼乱叫。我想是我该出手的时候，就马上推开他们，把他扶下来，座在凳子上，盯着那几个造反派看了几秒，没有语言，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自然不敢和我对视，赶紧离开，我用我军人的身份保护了方连才，稳定了会场，也是那些有正义之心的群众有了依靠。不久那个造反派头头也被揭发出来，成了牛鬼蛇神，可见群众对他早已心怀不满，他“形左实右”的表演，落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下场。
斗争的艺术是很多的，率直的我永远都学不会，按自己的标准做个好人是非常难的，我真想回到连队，同战友们在一起过那单纯的生活，的确这两年我够累了，接二连三的外出，单独的执行任务，虽然连首长的信任支撑着我加倍努力，可我总觉得像只风筝一样没有着落。我也说过我是一名战士，既没职又没权，要权没权，要官没官，我怕谁，谁怕我，就这一句话落个“小老虎”的绰号，那些不讲政策乱来的造反派反倒怕了我。
我请求回连队，三支办公室不仅没批，反而把一个更重要的工作交给我，要我到粮食局工作，当军代表。
玉树州下属的几个局和重要的企事业单位都实行军管，都有军代表进驻，都属于三支办公室领导，在各个单位指导运动，协助正常运转。本来粮食局就有一个军代表，他是玉树州公安部队的一名副政委，因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所以经他要求，组织上派我去协助他，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更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也乐意背靠大树好乘凉，就去了。
李副政委，名叫李七，河北正定人，高个子，一脸大麻子，说话声音洪亮，脾气很暴躁，文化程度不高，是个地地道道行武出身，在小日本侵华战争最残酷的1941年五一大扫荡时参加革命的，伤疤多，肚子里的故事也不少，同我这个小兵相处很好，没有大官的架子。我曾问他，李政委，你的名字好怪呀，你是不是兄弟七人，你排老七。他哈哈一笑说：“不是，不是，我没兄弟姐妹，只有我一个，父亲让先生起名叫李树庭，后来日本鬼子来了，我参加区小队，当了区委书记的通讯员，那个年头不能书记、区长的叫，就编了号，书记一，区长二，当然还有三四五六七，我是通讯员，就成了老七，再后来转外线作战，为了纪念那段艰苦岁月，就叫李七了。”他诙谐幽默的语言，深深地感动了我，老一辈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我更好的工作，完成任务。
粮食局同州粮库在一起，一个非常大的院落，堆满了一垛垛的粮食，粮库里是精加工的大米白面，这是关系全州党政军民的大粮站，每天都有几十辆拉粮车进进出出，特别是在夏秋两季大雪没有封山的时候，从青海西宁往返的车辆更多，可以说粮库是个重要部门，专门配有武器弹药，以防不测，我们的担子是很重的组织民兵训练，夜间值勤，还按规定养了两只藏獒，夜间放出来，巡逻在粮堆周围。
粮食局局长张宝和同政治部主任（现在叫书记）王兴元，都是老革命，一个甘肃人，一个山西人，随一野部队在西北战场征战，为解放大西北做出贡献，转到地方后又为地方商贸进入雪域高原作出努力，他们功不可没，也许他们官做大了脱离了群众，高高在上，而引起群众的不满，这次运动也受到了触及，虽然目前还没有解放，确也不像开始那样批来斗去，而是让他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缝缝麻袋，干干杂活，算是先挂起来了。
自从我来到地方上，在地方上吃住，回去的机会很少，连队每个月给我45斤全国粮票，又给50元钱生活（军人生活标准）费用由我支配，加上我的津贴每月共有60元之多，我可以给家邮点，给母亲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