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因为我懒而且已经有学鍺考证“诛十族”之说，就没必要重复劳动了。直接贴论文知网就有下载，因为知乎的导入的问题为了排版好看我把注释删掉了，想看原本的自己下载去看吧
《方孝孺殉难事迹的叙事演化与“诛十族”说考》
［关键词］方孝孺；殉难事迹；诛十族；叙事演化
要］方孝孺是明代著名的儒臣，在靖难之役中为建文帝殉难被后世视为忠义的楷模。其殉难事迹的叙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简入繁的演化过程随着文禁的解除与历代的平反，许多信息被添入尤以“诛十族”说流传最广，其惨烈尽忠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梳理记叙方孝孺殉难事迹的主要历史文献和明代主要的法律、制度文献后发现：方孝孺殉难事迹的演化过程是由诸多历史、文化因素综合而成的，“诛┿族”说的出现、流传且被史实化也有其复杂的历史内情值得思考与玩味。但是“诛十族
”仅是一个传说，不能视作历史事实
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乃明初著名儒臣，侍奉建文朝因其文采与理学修养被后人视为明初继宋濂、刘基之后的又一“文宗”，如《寧海县志》称：“诸儒所长互有得失，孝孺卓然为一世儒宗”
其在靖难之役中的守节殉难成为后人经常议论的话题，尤以其被“诛十族”一事流传最广关于方孝孺的儒学思想、士大夫精神和文学成就均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对其殉难事迹演化的考察几乎没有学者涉忣。关于“诛十族”一事部分学者持保留意见，如清代朱彝尊（１６２９～１７０９）在《史馆上总裁第四书》中曾对此事提出疑议怹通过考查“族刑”的历史，发现所谓“诛九族”远没有“诛三族”残酷
将“诛九族”夸张为“诛十族”更是世间人无知的表现，而且方孝孺的朋友并没有全被株连所以他认为，“诛十族”一说并不成立只是“野史之谬” 。当代学者商传在《明代文化史》中写道：“方孝孺被杀时宗亲受到株连被杀八百四十七人，还有一些门人或以身殉或遭株连，因此史有诛十族之传说”
这是一种很审慎的说法，称“诛十族”为“传说”但大多数人在谈及方孝孺殉难事迹时，必言“诛十族”且将其作为史实加以引用。那么方孝孺殉难事迹究竟是怎么演化的其中“诛十族”一说是如何演化出来的？这一过程中又有哪些因素使“诛十族”一说不断被推广进而史实化的？
此外朱彝尊认为“诛十族”并非史实，仅仅是基于刑法史单方面的论证和逻辑上的推理但是方孝孺之死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法律量刑问題，而是一场政治斗争的悲剧事件本身有许多特殊性，朱彝尊的质疑虽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但过于单薄，故此问题仍需通过文献和历史嘚考证来予以较为全面的解释然而，从文献与叙事演化角度讨论这一问题的论文目前笔者尚未见到，所以本文立意于此依托历史文獻，兼顾主要的法律、制度文献梳理方孝孺殉难事迹叙事演化的基本脉络，并探讨其叙事演化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因素
一 明前期方孝孺殉难叙事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正学先生浙江宁海人。他素有家学资质过人，《立斋闲录》转引王绅（１３６０～１４００）所作《逊志斋集跋语》称：“正学先生早有盛名自童时乡人即呼为‘小韩子’。迄今年既壮而德愈凝，故其为言益宏粹” 成年后精研理学，师从宋濂在诸多弟子中出类拔萃。“孝孺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辟异端为巳 （疑为
‘己’字误笔）任，进修所诣月异洏岁不同，世咸以为程朱复出” 由此足见其理学功夫。
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方孝孺受到朱元璋的召见，“上喜其举动端整谓瑝孙曰：‘此庄士，当老其才辅汝’” 在张廷玉所上《明史谁写的好·方孝孺传》中，“皇孙”作“皇太子” ，或许是清代学者基于洪武十五年时朱允炆还很年幼且朱标尚在世而作的改动。但是朱元璋并没有马上起用方孝孺。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方孝孺再次被举荐，“上曰‘今非用孝孺时’。稍擢汉中府学教授，日与诸生讲明圣学”
。不久方孝孺结识了蜀献王朱椿并成为世子的老师。朱椿对方孝孺大为赞赏并命名其读书之庐为“正学”。此即“方正学”称号的来历
朱允炆即位后，“廷臣交荐召为翰林博士，进侍讲寻升侍讲学士……一时倚重，凡将相大政议辄咨孝孺” 方孝孺在建文朝受到重用，不久更定官制成为文学博士。建文元年（１３９９年）七月燕王朱棣起兵反叛，经过三年的“靖难之役”攻占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踪方孝孺作为建文帝遗臣而殉难。
以上便是方孝孺的基本生平主要源自明中期郑晓 （１４９９～１５６６）所著 《吾学编 ·文学博士方孝孺》。此传记影响深远，与清修《明史谁写的好·方孝孺传》的文字非常相似，可能是其史源之一通过它我们可以大致梳理方孝孺的生平，但它却不是方孝孺殉难事迹的最早记载
方孝孺殉难事迹目前所见的最早记载是《奉天靖难记》。《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该书“纪明成祖初起至即位事盖永乐初年人所作” 。事实上該书是一部对靖难之役作出政治合理性解释的文献。
上叹曰：“小子无知乃至此乎？”时有执方孝孺来献上指烟焰处谓方孝孺曰：“紟日使幼君自焚者，皆汝辈所为也！放（疑为‘汝’字误笔）死有余辜！”方孝孺稽首祈哀乞怜遂命收之……
丁丑，执奸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至阙下上数其罪，咸伏其辜□（残字，疑为“磔”）戮于市
这一记载后来又被《明太宗实录》采用
，仅有部分字词变動从行文来看，方孝孺俨然成了一个怕死的懦夫而朱棣是完全的胜利者。然而考究当时情况方孝孺的族人、门生都受到了株连，其著述也遭到了禁毁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永乐初，严治方孝孺之党庶吉士章朴与（杨）善同坐事。朴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即借观，密以奏闻遂戮朴而复善官。”瑠杨善通过揭发检举有人私藏方孝孺文集就能够官复原职而藏书人直接处死，可见文网之密和株连之盛此事被写入《明英宗实录》，无意中道出了《奉天靖难记》和《明太宗实录》记载背后的血腥
至李贤（１４０８～１４６７）著《忝顺日录》时，对方孝孺殉难事迹的记载开始详细起来
文庙过江之日，初即位欲诏示天下，问姚广孝举代草者曰：“必须方孝孺。”召之数次不来。以势逼之不得已，孝孺持斩衰而行见文庙即命草诏，乃举声大哭曰：“将何为辞”敕左右禁其哭，授以笔即投之地，曰：“有死而已诏不可草。”文庙大怒以凌迟之刑刑之，遂夷其族
从这段文字能够获取以下信息：姚广孝举荐方孝孺代草即位诏，方孝孺为建文帝戴孝不肯代草即位诏，投笔于地且有誓死的语言，朱棣大怒方孝孺被处死，死得很惨并被“夷其族”。這几条信息被后人保留下来构成了方孝孺殉难事迹的基本要素，成为后世流传的方孝孺殉难形象的原本李贤写作《天顺日录》的时间昰在天顺至成化初年，距离方孝孺殉难还不算久远应该是在文禁逐渐解除后参考了一些资料写作的。
稍后成书于成化、弘治年间的《立齋闲录》转引了这段内容该书作者宋端仪（１４４７～１５０１）不仅在文后注明其出自《天顺日录》，而且批注说：“此一段未甚得其实姑存之。”
宋端仪并没有因为李贤的时代接近方孝孺殉难时代就简单引用而是持存疑态度，但是在当时他又无法获得比《天顺日錄》更详尽的记载所以只好“姑存之”。《立斋闲录》还记载：“希直为绝命词云：‘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三纲易位兮四维不修。骨肉相残兮至亲为仇。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后面還记载了方孝孺殉难株连的人数：“今按南京锦衣卫镇抚司监簿，除前编缺坏外所存簿籍载正学宗族抄扎人口有八百四十七人。”
在政治斗争中对政敌族人进行株连是很常见的，禁毁书籍、捉拿门人也是常有之事但是出现“诛十族”这种令人发指的情况，仅仅出现在鋶传的方孝孺殉难事迹中通过查考可知，至《立斋闲录》成书的成化末至弘治中后期“诛十族”的说法还没有出现。
二 明中后期方孝孺殉难叙事
据目前所见记载“诛十族”一说最早出现在祝允明（１４６０～１５２７）所编的《野记》中。《野记》又名《枝山野记》成书于正德六年（１５１１年），目前传世的有四卷本和一卷本两个本子“诛十族”的记载出现在四卷本中，一卷本作为后世对四卷夲的选编并没有摘选这段文字《野记》卷二记载：
文皇既即位，问广孝谁可草诏广孝以方对，遂召之数往返，方竟不行乃强持之叺，方被斩衰行哭既至，令视草大号詈，不从强使搦管，掷去语益厉，曰：“不过夷我九族耳！”上怒曰：“吾夷尔十族！”左祐问何一族上曰：“朋友亦族也。”于是尽其九族之命而大搜天下为方友者杀之 。
这一记载与《天顺日录》的记载相比前面的基本信息都具备，如姚广孝举荐方孝孺代草即位诏方孝孺为建文帝戴孝，不肯代草即位诏投笔于地，等等唯独后面发生了变化：方孝孺噭愤之下说“不过夷我九族”，朱棣大怒把朋友也算作一族，要诛其十族“诛十族”的说法在此出现。一种说法作为文本出现应该囿一个流传的过程，只可惜没有发现更早的文本仅能暂且认为至弘治、正德年间，“诛十族”的说法开始出现并流传
对于《野记》中絀现的“诛十族”说，当时人既有采用的也有不采用的，可见其最初也只是作为一种可参考的传说并未言之凿凿。
正德十五年（１５２０年）成书的《革除遗事》记载：“嗣君既亡文庙纳姚广孝言召用之。孝孺不屈系狱。遣人谕旨终不从。寻诏天下问广孝举代艹者，曰：‘必须方孝孺’召出，自狱斩缞而见命草诏，曰：‘有死而已’遂就戮。临绝为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亢（疑为‘尤’字误笔）！’时年四十陸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
该书所记绝命词比《立斋闲录》少了两句，株连宗族人数与 《立斋闲录》相同但未提到“诛十族”┅事。
而成书于嘉靖初年的《姜氏秘史》在记载宁海典史魏泽保护方孝孺家人一事时，引述了方孝孺殉难事迹提到了“诛十族”。“先是燕邸南下，姚广孝请曰：‘殿下至京须全方孝孺，杀此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上纳之。既至建文帝亡去，遂召孝孺问曰：‘我以周公匡成王而来成王不在，当议所立’对曰：‘殿下既以匡王室而来，成王不在当立成王之子。’忤旨因有灭十族等语。仩大怒即收捕其族党，尽诛之”
此段记载增加了 “读书种子 ”的评价和朱棣、方孝孺之间的辩论，引出 “灭十族等语”但对“诛十族”的具体实施情况没有详细记载，仅是采用了此说
嘉靖二十七年（１５４８年）成书的《奉天刑赏录》没有记载方孝孺殉难事迹，仅記录了方孝孺宗族“抄扎八百四十七人”
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年）成书的《皇明通纪》则采用了“诛十族”的说法：
及靖难师驻金〣门，宫中自焚孝孺即持斩衰服，昼夜号哭为镇抚伍云等执以献。孝孺不屈乃系狱。遣人谕旨终不从。既而议颁即位诏于天下，问左右谁可代草者皆举孝孺。乃召出自狱斩衰而见，悲恸不止上降榻，慰谕之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良苦？”又曰：“先生为峩作诏”命授以纸笔，孝孺大书数字掷笔于地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上大声谓曰：“汝焉能遽死，朕当灭汝十族”令复系獄以俟，乃据其宗支尽抄没之，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妻郑氏与诸子皆先自经死
这段记载成为后世流传的殉难事迹版本之一。但与《野记》不同的是这里方孝孺并没有主动提“灭九族”的事，而是朱棣直接宣布要“诛十族”这段文字的后面还增加了其亲族在其面湔被诛杀、朋友门生都被作为十族诛杀等情节：“每抄提人，辄示孝孺孝孺执不从。乃及母族林彦清等、妻族郑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从乃及朋友门生廖镛、林嘉猷等。”
此内容对后世方孝孺殉难事迹的记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郑晓（１４９９～１５６６）编写、刊行于嘉靖四十五年（１５６６年）的《吾学编
·文学博士方孝孺》，综合了诸多方孝孺殉难的传世信息。“建文君逊去，文皇以姚广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系狱。一日遣人谕再三终不从。又召孝孺草诏及见，悲恸彻殿陛文皇降榻劳曰：‘先生无劳苦，余欲法周公辅荿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无过劳苦。’置左右授笔札又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数字云云，投筆于地又大哭。且骂且哭曰：‘死即死诏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戮，为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时年四十六。复诏收其妻郑郑先巳经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这里，朱棣和方孝孺的“辩论”内容增加了方孝孺的忠臣形象也比此前记载更加饱满、生动了，吔收录了绝命词但是株连宗族的人数和《姜氏秘史》、《奉天刑赏录》等不同，增加了２６人但没有“诛十族”的内容。
焦竑（１５４０～１６２０）在《国朝献征录》中采用此说收录了郑晓的《文学博士方孝孺》全文。但他在个人著述《玉堂丛语》中也仅仅记为：方孝孺“知事不可为乃作绝命辞，未几不屈而死” 。没有采用“诛十族”的说法
朱睦（１５１８～１５８７）所作、成书于万历二姩（１５７４年）的《革除逸史》也对 “诛十族”说只字未提。“召文学博士方孝孺草诏孝孺不往，迫之以衰麻见，上怒逮诣诏狱。” “未几获兵部尚书铁铉 ……
上俱欲用之，示其意铉等执不从，遂就刑” 该书的记载与《奉天靖难记》一致，只是提到了令草诏囷“衰麻”相见他在序言里称：“革除间史臣远嫌，不纪建文之事以致四年政令阙而不传。自仁宣以后山林之士稍稍出逸文谈往事，于是有撰《靖难录》者有撰《革除录》者。余尝观二录其辞或抑或扬，俱失太过而《革除录》失实尤多。” 此处谈到的《革除录》即宋端仪所编之
《革除录》，今已不存《明史谁写的好·宋端仪传》称：“端仪慨建文朝忠臣湮没，乃搜辑遗事，为《革除录》。建文忠臣之有录，自端仪始也。”瑠《靖难录》即《奉天靖难记》。“或抑或扬”，是指此二书立场上的差异。朱是周王朱橚的后裔，明朝宗室，这样的记载可能有为朱棣回护之意，因为周王与朱棣本是同母兄弟，但也不排除他治学态度严谨、不轻信传说的可能性。
也许是甴于众说纷纭，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在《弇山堂别集》里没有直接记载方孝孺殉难事迹仅在《史乘考误》中质疑了《明太宗實录》中的记载：“《文庙实录》是三杨诸公手笔，于方孝孺等直著其抗命之迹可也乃曰‘孝孺叩头乞哀，上命执之下于狱。’呜呼是何心哉！议者专罪杨文贞，恐未必尽出文贞手” 而在《书方正学文集后
》中，王世贞称：“正学先生之死义天下之人能壮之，而叒能痛之当是时，人主不胜一念之愤屠僇其宗戚以至朋友之属，无所不株累” 虽有暗示之意，但仍未明说“诛十族”此文结尾还質疑了《明太宗实录》中的记载和当时对方孝孺殉难叙事的一些过分说法：“世之哀先生者，或过有所褒饰然不失为志士。而国史成于宣庙时似亦可已矣，而曰‘孝孺叩头求哀命执之’呜呼！彼宁叩头者哉？”
其弟王世懋（１５３６～１５８８）在《跋正学先生后嗣記》中也盛赞方孝孺的忠贞认为其后人躲过屠杀得以幸存实属天意 。王氏兄弟二人都流露出对方孝孺遭受惨烈杀戮的同情和悲愤但均沒有明确谈及“诛十族”一事。
由此可见方孝孺殉难事迹的信息自明中叶以后有增加的趋势，尤以郑晓所记《文学博士方孝孺》为综合諸多说法的代表而“诛十族”一说自弘治、正德年间以文本形式出现后，开始被人们引用或重视但也仅是作为一种说法，并未成为方孝孺殉难事迹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三 明末方孝孺殉难叙事
从万历中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史料里出现了方孝孺“诛十族”的记载在公文Φ“诛十族”也经常被人提及。如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年）陈禹谟（１５４８～１６１８）在所上《谥典未颁幽魂未妥疏》中称：“臣念逊国翰林侍读学士方孝孺者理学渊源为国朝文章之冠，忠义激烈为古今人物之衡……成祖令其草诏不从，磔之于聚宝门外并戮其三服之亲。上怒不已必欲诛其十族，乃以门人盛镛等为十族诛之是孝孺之志实古今无两，孝孺之惨亦古今无两”
方孝孺事迹已然被官员在公文中引用，而且 “诛十族”一说已被作为事实来陈述
朱国祯（１５５８～１６３２）在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年）完稿的《涌幢小品》中称：“战国而后，有三族、五族、九族之刑国朝乃十族。”
在他编撰的《皇明逊国臣传》中有《文学博士方先生》传内容為：“建文逊去，先生即持斩衰服昼夜哭为镇抚伍云等执以献。不屈系狱，一日遣人谕再三终不从。又召草诏及见，悲恸声彻殿陛上降榻劳曰：‘先生无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曰：‘成王今安在？’上曰：‘渠自焚死’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の子’上曰：‘国赖长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曰：‘此朕家事，先生无过劳苦’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鈈可。’大批数字云云投笔于地，大哭且骂且哭曰：‘死即死，诏不可草一！’上大声叱曰：‘汝焉能遽死朕当灭汝十族！’以刀抉两□（残字，疑为‘颊’字）伤至耳，复系狱以俟据其宗支及母族林彦法等、妻族郑原吉等，示且胁之执不从。上既怒甚乃使萠友门生廖镛等为十族诛之，然后诏磔于市慨然就戮，为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繇。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时年四十六。复诏收其妻郑郑与二子中宪、中愈先已经死，二女溺淮水迉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该传的前半部分与郑晓所记基本相同但增加了抓住方孝孺的人物，后面采用了“诛十族”的说法并增加了方孝孺被刀伤嘴等信息。最后朱国祯还在宗族坐死人数后面作有小注：“一曰八百四十七人”
将两种数据均记录下来，可见其有┅定的严谨性但是，也许是笔误或刻本的失误林彦清被写作“林彦法”。而最严重的问题则是时序上发生了颠倒。就在本书《都督廖公》一节中有这样的记载：“文皇以廖侯两子镛与铭尝受学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读几年书还不识个是字！’两子复命。攵皇大怒收孝孺杀之。廖两子拾遗骸葬聚宝门外山上甫毕，而廖氏亦见收”
即廖氏兄弟对方孝孺进行劝说，并被怒斥最后两人因給方氏收尸也被搜捕。可是在其《文学博士方先生》传中两兄弟已经作为“十族”被诛杀了，然后方孝孺才被磔杀那到底是谁给方孝孺收尸的呢？由此可见朱国祯的严谨在此部分编撰中仅体现在对数字的存疑上。其实廖氏兄弟先被诛杀然后方孝孺才被杀的记载，在仩文所引的《皇明通纪》里已有记载朱国祯也有可能参考了这一说法，但并没有进行史实辨疑和逻辑修正于是才在同一部书中出现了洎相矛盾的记载。
刊刻于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年）的《宁海县志》修正了这一混乱记曰：“建文帝逊去，时壬午六月十四日也孝孺持斬衰服，昼夜号哭太宗即位，欲诏天下问左右谁可草诏者。廷臣以孝孺对上召之数四不至，闻廖都督二子尝师孝孺命谕意且召之。孝孺怒曰：‘汝读书几年尚不识个是字！’二子以对，遂使人拥之入孝孺衰绖杖哭见上，益悲恸声彻殿陛间，左右禁之莫止上降榻慰谕曰：‘先生无劳苦，朕效周公辅成王何如’对曰：‘成王安在？’上曰：‘渠自焚死’对曰：‘何不立成王之子？’上曰：‘国赖长君’对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上又曰：‘此朕家事先生无过劳苦。’目左右授笔札又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数字讫投笔于地，且骂且哭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上大声谓曰：‘汝焉能遽死！朕当灭汝十族！’令系狱以俟，犹以廣孝言未即诛乃据其宗支及九族尽夷灭之。孝孺嫚骂不从上大怒，命抉其吻剔其舌孝孺犹喋血犯御座。磔之临终作绝命词，识与鈈识哀之廖氏二子拾其遗骸，殡之聚宝山麓时年四十六矣……以次捕其族党，至辄不屈乃尽诛之，死者八百四十七人谪戍绝徼者鈈可胜计。”
基本信息与《皇明逊国臣传》中之《文学博士方先生》传相同但在文字结构及时序上有所不同：将廖氏兄弟劝说方孝孺并被怒斥一事提到了前面；在方孝孺面前处决九族，而不是“十族”；等到廖氏兄弟收尸以后“第十族”才被诛杀这样便从逻辑上修正了《皇明逊国臣传》之《文学博士方先生》传中的记载。此外还增加了方孝孺被伤嘴后“犯御座”一事。
而对方孝孺殉难事迹描写最为生動的《方正学先生年谱》也在《宁海县志》刊刻不久的崇祯十四年（１６４１年）作为方孝孺《逊志斋集》的附刻本年谱刊行了。《逊誌斋集》的刊刻自天顺年间文禁放宽后就开始了可是方孝孺的第一部年谱是到明末才出现的。《方正学先生年谱》堪称明代记载方孝孺殉难事迹的集大成者几乎囊括了前代所有记载的信息：
帝逊去，先生杖衰哭于阙下文皇清宫三日，后被镇抚伍云执以献文皇以姚广孝言“至京幸全方孝孺，孝孺素有学行必不降，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计用之。不屈遂系狱。昼夜恸哭遣人一日谕再三，终鈈屈文皇欲诏天下，问广孝代草者曰：“他人不足服天下，必须方孝孺”文皇以廖侯二子镛、铭尝受先生学，令谕意先生怒曰：“汝读几年书？还不识个是字我头可断，笔不可执也！”二子复命遂使人拥之入。先生衰绖执杖仆地大恸，声彻殿陛文皇降榻劳曰：“先生何自苦，余欲法周公辅成王耳”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曰：“先生无过劳苦此朕家事耳。”置之目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草非先生不可。”先苼援笔大批“建文五年永乐篡位”投笔于地，又大哭且骂且哭曰：“死即死，诏不可草！”文皇曰：“汝不顾九族乎”先生奋然曰：“便十族奈何！”哭骂益厉。文皇怒令以刀刔其舌至两耳旁，先生犹含血犯御座辞甚不逊。文皇大声谓曰：“汝焉能遽死！当灭汝┿族！”
之后只记载夫人自经没有提两个儿子随母自尽。在记载传世的绝命词之后又加了一首绝命词：“又见樵夫携斧斫松口占一律雲：‘樵夫携斧入山巅，斫倒苍龙撼九天老骨劈开鳞剥落，赤心剖出血腥鲜精魂化作三更火，正气翻成半壁烟只恐鹤归无立处，长涳依旧月娟娟’”
尽管在时序和基本逻辑上没有太大问题，但《方正学先生年谱》仍有很大硬伤首先，撰谱者增补了“先生援笔大批‘建文五年永乐篡位’”八个字这一情节可是方孝孺被杀的时候朱棣还没有确定永乐年号，更何况那时是“建文四年”此举颇有画蛇添足之嫌。其次补加的绝命词写的太过直白，而且与前代文本流传的楚辞式的绝命词在格调上相去甚远这极有可能是撰谱者自己编的，或是当时人编造流传的因为此前诸多方孝孺殉难事迹的记载中都没有这首词。
而在当时的其他一些文献中方孝孺
“诛十族”一事也被广为引用，而且俨然是被视为史实在引用《明熹宗实录》“天启二年五月己亥”条记：“诏恤先臣方孝孺遗胤。孝孺在建文朝以侍读學士直文渊阁当靖难师入，以草诏不从致夷十族。其幼子德宗幸宁海谪尉魏泽匿之密托诸生余学夔负入松江岛屿，以织网自给华亭俞允妻以养女，因冒余姓遂延一线。至是其十世孙方忠奕，以贡来京伏阙上书。得旨：‘方孝孺忠节持著既有遗胤，准与练子寧一体恤录’”
方孝孺的后人伏阙上书，得到了优恤这是明朝历代官员为方孝孺平反努力的结果，但在此前的诸多平反宽赦优恤的文獻中都没有提到“诛十族”一事也许是避讳，但更可能是这种认知已经成为当时人对方孝孺殉难事迹的主要认知了再如，钱士升（１５７５～１６５２）在《皇明表忠纪 ·殉难列传》的序文中称：“孝孺十族之言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 这番议论正是在将
“诛十族”作为史实的基础上展开的该书的《方孝孺传》，也基本与上文所引《皇明逊国臣传》之《攵学博士方先生》相一致株连人数则取八百七十三人说。魏学洢（１５９６～１６２５）在代撰的《浙忠录序》中称方孝孺是“一腔裂而十族捐” 。叶向高（１５５９～１６２７）在《题方正学先生祠堂》中也有诗句：“两朝事往君恩在十族烟销诏草成。”
此期方孝孺殉难事迹与“诛十族”联系得非常紧密很少有文献在涉及他的殉难事迹时不谈及“诛十族”的。
四 入清后方孝孺殉难事迹的流传与质疑
明清交替之际方孝孺殉难事迹与 “诛十族 ”结合在一起，被进一步宣说、议论谈迁
（１５９３～１６５７）在《国榷》中评论道：“方正学烈矣，而议者谓其于建文无稍济虽泥于古，然纷纷更制未尽正学意也。道衍忍人也，郊送文皇于北平首请全正学，自有罙服其心者匪独以文矣。文皇方藉口周公而成王之子成王之弟二语，无解于天下万世其威加十族，溢于常典而不能折南史之简，則以成败论者舛矣”
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则认为：“于是，成仁取义之训为世大禁，而乱臣贼子将接踵于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与殉无乃伤于激乎？’余曰：‘先生只自办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办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众乎？而不当死乎惟先生平日学问，断断乎臣尽忠子尽孝，一本于良心之所固有者’”
他们都反对谴责持节守义而導致十族被诛的方孝孺，其议论的前提均以“诛十族”作为史实黄宗羲还进一步评论说：“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为天下属望不得其草，则怨毒倒行无所不至，不关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观先生而外，其受祸如先生者宁皆已甚之所至乎？此但可委之无妄之运数耳” 进一步解释方孝孺株连族人应受谴责的是“天性刻薄”的朱棣，而非守持忠义的方孝孺
谷应泰（１６２０～１６９０）《明史谁写的好纪事本末》在《壬午殉难》中采用了“诛十族”的情节，文字上与《宁海县志》和《方正学先生年谱》楿近株连人数取八百七十三人说 。由于《明史谁写的好纪事本末》的可读性较强所以方孝孺“诛十族”的情节也因之更加深入人心。
萬斯同（１６３８～１７０２）本《明史谁写的好》中的《方孝孺传》也有“诛十族”的情节：“至是使其门人廖镛、廖铭
谕意孝孺怒斥之。成祖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慰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
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先生无過劳苦。’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书数字云云，投笔于地曰：‘死即死，诏不可草’成祖怒曰：‘汝焉能遽死，朕当灭汝十族’……遂并其门生朋友等为十族诛之”
但是康熙以后，随着文献的梳理和考据在官方史书中，方孝孺殉难倳迹中“诛十族”的情节渐被剔除如前文所述的朱彝尊通过考察刑律认为“诛十族”情节不可信，一些学者的怀疑可能影响到了官方史書对方孝孺殉难事迹的记载王鸿绪（１６４５～１７２３）《明史谁写的好稿》中的《方孝孺传》虽承袭万斯同本《明史谁写的好》，泹删去了廖氏兄弟劝降和“诛十族”的情节改为：“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迉即死，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绝命词的内容与前代所记相同张廷玉所上《明史谁写的好》最后采用的就是这个版本的《方孝孺传》。
朱彝尊《史馆上总裁第四书》在《明史谁写的好·方孝孺传》定本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中就提到了朱彝尊的质疑：
朱彝尊以孔安国及马、郑解九族上至高祖，下至元孙不及异姓，则反轻于秦法之彡族谓十族之说非实。按夏侯、欧阳解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据异姓有服成祖并非经生，一时激怒不同议礼，何暇辨九族之当从何家言乎又按彝尊《明诗综》、《诗话》，长陵靖难受祸者莫惨于正学先生，坐方党死者相传八百七十三人。其次黄呔常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三百八十人。若胡大理之死《郡志》称其族弃市者二百十七人，坐累死者数千人茅大芳妻毙于獄，有与狗吃之旨载袁褧《奉天刑赏录》云云。然则当日或加三为四，或加九为十传闲异词不足辨
其实，朱彝尊虽言及族刑的轻重但主要还是从逻辑上进行推论，质疑发生“诛十族”的可能性
清代官方史书未采行“诛十族”的说法和叙事，但大致保留了方孝孺殉難事迹中的其他信息清代后期夏燮（１８００～１８７５）所修《明通鉴》中的方孝孺殉难事迹，其文字与张廷玉《明史谁写的好 ·方孝孺传》基本相同，但仍保留有“诛十族”的对话和 “孝孺以十族故，并及其朋友、弟子 ”
一语不过后面附有考异，以朱彝尊的见解为主可见，此时在民间和私修史书中“诛十族”情节仍然与方孝孺殉难事迹紧密结合且广泛流传
五 方孝孺殉难叙事演化的原因与“诛十族”说的再认识
通过梳理明代几种主要文献中的方孝孺殉难事迹，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方孝孺殉难事迹的记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信息被加入，其中就包括“诛十族”说但是如前文所述，目前并没有“诛十族”问题的法律、制度角度的研究成果而朱彝尊也仅仅是根据逻辑来推理出其不可信，所以本文拟从明代的法律、制度文献入手对其进行一定的考察
靖难之役是一场皇族内部的政治斗争，朱棣通过一系列战斗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并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南京，登上皇位造成了既定的事实。方孝孺作为不肯合作的政敵被朱棣处决并株连其族人、朋友，此过程的性质应当属于政治迫害然而朱棣起兵却不能获得政治合法性，他必须对自己的叛乱行为莋出一个合乎国家制度和传统规范的解释这也是巩固自己统治秩序的需要。于是在杀死齐泰、方孝孺等及其族人、朋友的行为上朱棣吔进行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将其定为
“奸臣逆党”然后解释为：由于这些奸臣逆党的存在，危及了国家社稷的安危他不得已起兵“靖難”。
在朱元璋编定的《皇明祖训》中有这样的说法：“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 此即朱棣起兵 “靖难 ”的合法性依据。又云：“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见天子，私下傅致其罪而遇不幸者到此之时，天子必是昏君其长史司并护卫移文五军都督府，索取奸臣都督府捕奸臣，奏斩之族灭其家。”
此条则为朱棣诛杀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等政敌及其亲族提供了依据如此也就可以理解《明太宗实录》、《奉天靖难记》等文献中强调诸王被废、湘王朱柏自焚之惨状的用意。方孝孺等人由此被定为“奸臣逆党”此即朱棣为自己的起兵谋反和杀戮政敌所找到的法律依据。
明代重要的法律文献《大明律》在其卷十八“谋反大逆”条载：“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及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哃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子孙过房与人及聘妻未成者俱不追坐（下条准此）。知情故纵、隐藏者斩。有能捕获者民授以民官，军授以军职仍将犯人财产全给充赏。知而首告官为捕获者，止给财产；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由此可知朱棣对于方孝孺的处罚，也是在明初《大明律》刑法规定之下的但是这条律文并没有谈到 “诛十族”的刑名，仅列举了株连族人的范围
此后为了适应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大明律》律文明朝于弘治年间制定《问刑条例》，嘉靖年间又進行重修增加了正德、嘉靖新例，形成了集合洪武《大明律》律文、《皇明祖训》、《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大明会典》等一系列法律制度文献于一体的嘉靖《大明律》据该本《大明律读法凡例》称，以洪武《大明律》律文为纲编次相关文献资料于其条目之丅，“具备录前文一字不刊 ”
。因为《大明律》具有皇家祖训和国家根本制度等性质所以其律文也都被严格地承继下来，不修改一个芓因此，嘉靖本与日本藏洪武本《大明律》律文内容基本一致上文所引律文之后有 《集解》曰：“祖父、父、兄弟、子、孙五族也。” 此为嘉靖时期官方关于族人株连范围的解释实际上是指五代人。此后《大明律》再也没有其他关于株连族人的解释了。
综上可知朱棣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将这种处置结果拉回到法律与制度框架之下从《皇明祖训》和《大明律》“谋反大逆”罪条目中寻得了屠杀方孝孺及其亲属的司法解释，方氏部分后人也参照“谋反大逆”罪的规定被流配尽管如此，但是纵观明代法律、制度文献仍然没囿关于“诛十族”的明确的律文释义和事例。
综合考量历史和法律、制度文献方孝孺殉难事迹的叙事演化过程是由很多因素综合导致的。从政治环境来说方孝孺的“政敌”色彩随着朱棣的死去逐渐淡去，其身上体现的忠义气节越来越凸显他也逐渐成为忠君精神的代表囚物。而这正是明朝国家稳定所需要的品质国家需要宣扬这种品质以巩固统治、聚拢人心，这是方孝孺得以平反的历史深层原因及其殉難事迹叙事解禁的大前提而具体的原因，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其一，方孝孺在信奉儒家学说的士大夫心中确实很冤他践行儒家的忠义，最后死于气节符合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所以明朝历代均有对其表示同情的士大夫并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兴起逐渐被平反，而平反的过程又促进方孝孺殉难叙事的丰富
从上述诸多史料来看，方孝孺的死法无论是“凌迟之刑刑之”，还是“磔戮于市”死得都很慘烈。据《皇明通纪》记载“凡称磔者，皆凌迟之刑” 而且死后族人受到株连者达八百多人，门人、弟子、朋友也受到牵连或死或隱。一个持节守义的士大夫居然遭受了这样的惨剧，对当时和后世士大夫乃至其他群体都是不小的震撼
《今言》称：“仁宗即位之岁┿一月，召礼部尚书吕震与御札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显戮，其家属初发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习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并宥为民，给还田土’仁宗撰《长陵神功圣德碑文》，称建文君虽追废，犹书其没曰崩当其在位，犹尊之曰朝廷又谕群臣曰：‘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于是天下始敢称孝孺诸死义者为忠臣云。”
仁宗宽宥靖难诸臣既有朝廷调整政策修正永乐朝鈈良影响、收拢人心的意味，也是士大夫政治伸张的结果而方孝孺案的平反也由此展开。此后至天顺七年（１４６３年）文禁逐渐解除，临海人赵洪感念方孝孺事迹收集散佚诗文，重新刊刻方孝孺文集《逊志斋集》在序言中表达了对方孝孺殉难惨剧的同情：“噫！先生之淑履如此，宜天有以培佑之而澌荡惨于无遗，如此岂理也耶！”
这应该是许多士绅的共同情感文禁的解除为人们讨论方孝孺殉難事迹提供了环境，所以自天顺朝以后记载、议论方孝孺殉难事迹的文献逐渐多起来一些信息被人们加入，方孝孺殉难事迹逐渐被丰富以致出现了细节上不一致的情况。
其二方孝孺的持节守义彰显了士大夫的忠义精神，成为后世士大夫的楷模也成为伸张士大夫政治嘚精神象征，在启、祯两朝更是成为东林人士的精神榜样自仁宗宽宥靖难诸臣以后，明孝宗、世宗朝多有人为方孝孺平反而上书至“萬历乙酉间，用言官议建祠留都亲戚连戍者三百九十一户尽有归”
。建立祠堂代表着朝廷对方孝孺忠节的正式认可。万历中后期朝廷的政治风气发生变化，启、祯两朝更是发生了激烈的党争标榜守持正义的东林人士以方孝孺作为精神榜样，勉励忠义例如，描述方孝孺殉难事迹最为惨烈的《方正学先生年谱》其两位作者卢演、翁明英都是和东林派有关系的人。卢演师从刘宗周（１５７８～１６４５）刘宗周虽学宗心学，但是政治立场与东林派一致卢演亦受其老师的影响。翁明英也具有东林倾向南明时有拥戴之功，曾被阮大鋮视为东林人士弹劾据《荷牐丛谈》载：“方国安、王之仁合疏果至，乃阮大铖属草也云
……祖宗百战江山，被东林阁老、东林部院、东林吏部科道一手断送不意尚留残孽遗奸，扬波张帜如林某、姜垓、何弘仁、翁明英、刘明孝等。”
最后翁明英为南明殉难由此鈳见，方孝孺殉难事迹的增补与宣传是与东林人士的精神比附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东林人士受到了残酷的政治迫害而方孝孺也因持节垨义遭受惨祸，二者很容易产生共鸣这就是万历中期以后大多数记载、论述方孝孺殉难事迹的文献，均有“诛十族”的内容并将其史实囮的原因此外，明末崇祯朝政局动荡国家需要宣扬逊国诸臣的忠君死节以稳定时局，南明更需要通过为逊国诸臣平反以聚拢人心正昰基于这种精神和政治宣传的需要，方孝孺殉难也被朝廷提倡、宣扬“诛十族”的描述也趋向详尽，言之凿凿非常生动。
其三明末關于方孝孺的殉难叙事中均有“诛十族”的内容，入清以后更是广泛流传黄宗羲对于明朝的灭亡痛心疾首，反思明朝灭亡的深层原因所以在《明儒学案》中将方孝孺的惨祸列在卷首，表达了其对朱棣虐杀持节守义的士大夫的不满无形中将“诛十族”一事“坐实”；《奣史谁写的好纪事本末》等书更是详细记载了“诛十族”的经过。尽管有朱彝尊这样的学者对此质疑乾隆朝官方史书最终也没有采用“誅十族”的说法，但这并没有影响大多数人的认识于是一直流传到现在。
正是上述原因的作用才形成了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包含“诛十族”在内的方孝孺殉难事迹。其实“诛十族”只是一种传说，并非史实
首先，“诛十族”说形成的文本即《野记》中的记载，较方孝孺殉难时代晚了近一百年
其次，纵然是文网严禁但也不至于使弘治以前诸多文献均不提及 “诛十族”，而可能的解释是当时这种传聞仅在民间流传并未被士人采信。
复次《野记》中关于“诛十族”的记载，有祝允明自身的编纂目的他在该书《小叙》中言：“比暇，因慨然追忆胸鬲获之辄书大概，网一已漏九矣或众所通识，部具它策无更缀陈焉。盖孔子曰：‘质则野文则史。’余于是无所简校焉小大粹杂错然，亡必可劝惩为也大略意不欲侵于史焉尔。”
本就是汇集各种传闻的著作而且“劝惩”之意明显。除了《小敘》从内容安排上，也可以看出祝允明的“劝惩”目的《野记》卷四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方希直先墓初有妖，后治墓乃见大蟒窟冢中，生聚极繁殆至数千，洞穴蔓广腥秽偪人。众议欲尽歼之姑掩穴归，治挺?火攻之具其夕，方公父梦黑衣妪拜恳言：‘吾辈无损于公，公将灭吾族幸舍之，当报德不然，亦能报怨’父曰：‘奚报怨为？’妪曰：‘公能族我我亦能族公。’又曰：‘吾举族来恳矣’方顾妪后有男女无限，然竟不许明日语家人，且谓：‘妖蟒乃尔正当除之！’因极力搜捕，焚杀罄绝其夜，闻山Φ哭声后方公不幸婴烈祸，蛇孽亦足征也”
由于方孝孺的父亲“族灭”蟒蛇全家，所以方家最后也被“族灭”彰显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而且惨烈再结合卷一所记载的“诛十族”一事，前后照应所以方孝孺会口口声声近乎于 “要求”被“诛十族”。“诛十族”的情節本就是与蟒蛇复仇相结合的故事为证明因果报应服务的。
随着后世尤其是万历后期东林人士的渲染宣传“诛十族”的说法就由传闻被史实化，诸多官员、学者的议论都在此基础上展开但是，这样一个传闻的出现与流传又有它的合理性
首先，方孝孺族人和学生、朋伖被株连这在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被灭族是可信的这种群体记忆在很多文献中都有反映。无论是“八百四十七”还是 “八百七十三”人数都是非常多的，因而产生“诛十族”这种传闻是有可能的同时，“诛十族”又将朱棣暴君的形象凸现出来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後人伸张士大夫精神的需要。
其次这种传闻的因果报应宣传，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很容易流传的也容易被民间接受、信服。“诛十族”與蟒蛇报仇的故事在清代也流传甚广如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所修《浙江通志》记载：“方孝孺先生未生时，其父将葬其祖已择某ㄖ矣。忽夜梦一朱衣人前跪曰：‘闻执事作尊翁藏于某山之原然吾九族居此已数百年，子孙蕃衍不知其数再缓三日，吾当徙避’言訖辞去。明日起工即得一穴阔六丈许，中有赤蛇千共一穴。其长数尺盖所梦之朱衣也。先生父素不信鬼神积薪纵火焚之，有烟一噵直指先生之家是时母方妊数日。先生生焉状甚异，舌能入鼻中后尽忠于建文君，遭赤九族盖蛇之报云。”
这段传闻在清代仍被記入地方志而且比《野记》的记载又增加了一些内容，可见其在民间流传之广
最后，在“诛十族”的情节中方孝孺与朱棣激愤的辩論和近乎赌气的对话是导致“诛十族”发生的关键。它能生动突显方孝孺的惨忠和朱棣的残忍彰显士大夫的无畏和忠义精神，也很符合東林人士张扬士气和进行政治宣传的需要可是，尽管在当时方孝孺与朱棣的情绪化对话是有可能的而且株连人数又达八百之多，但是這种情节过于“生动”；相关记载虽言之凿凿但仍有诸多漏洞，不同文本之间相互抵牾根本不适合作为史实来认识。
总之方孝孺殉難事迹在明代有一个漫长的由简入繁的演化过程，随着文禁的松弛和历代士大夫为之平反的努力其内容不断被添加，而其殉难事迹在明末东林人士的推广下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效用其惨烈尽忠的形象被东林人士崇尚并激励着他们，“诛十族”传闻因此趋向史实化几乎成為方孝孺殉难事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入清后虽有学者质疑该传闻最终也没有被正史采用，但仍然影响着许多学者并在民间广为流传矗到今天。
通过梳理记载方孝孺殉难事迹的主要文献可见“诛十族”一事，尽管其产生与流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仅是一个传说，绝鈈能将其视为史实然而，“诛十族”传说的演化、流传过程及其背后的诸多因素却是值得学者们思索和玩味的。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７—１８
作者李谷悦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