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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国涌作品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偶像。他可以是一本书、一部电影、一个人、一份报纸或者一所大学，等等。
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他承载了过重的道德化精神的分量，在历史、文化与道德的场域中充满张力，并在大众传媒的合力策划中被推上历史文化的顶峰。
我们只是怀抱着一个简单的信念：时代所给予的道德光环必然得接受时代的严正评判。在这个信念下，每一个人都可以坚强地说：“我不害怕你们剥我的皮，因为那下面，都是鲜红的血肉。”……
傅国涌，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主要关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别是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企业家的本土传统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百年寻梦》《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简史》《追寻失去的传统》《主角与配角》《文人的底气》《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民国年间那人这事》《帝国尽头是民国》《金庸传》等，编有《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追寻律师的传统》等。
　　金庸是个神话，他被网络评为20世纪“文化偶像”之一不是偶然的，既然在一个商业化时代，他的武侠小说在大众中有着广泛的市场，借助电视连续剧的推波助澜，他的娱乐作品几乎已被主旋律化，成为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旗帜的样板。何况他又是两岸三地的座上客，足迹所到之处无不冠盖云集，风光无比。这样的金庸不被神化才是一件怪事。分享金庸大餐正成为世俗化中国的一道风景，从形形色色的金庸文化产品到“金庸酒”，金庸产业化的进程正在加快。
将金庸放置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放在千千万万和他一同经历了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中间，我不禁为他最后的选择感叹。1948年3月，他年轻时就去了香港，没有遇到“思想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灾难，他凭着殖民地香港赋予他的自由，创办《明报》、撰写武侠小说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以一介文人名列亿万富豪榜之上。他在世界各地拥有数亿计的读者，有着大量唯他马首是瞻的“金迷”。他本人生活在香港这个“世界的***”，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对西方文明并不陌生。
按常理推断，他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侠之大者”，可是他最终陷于世俗的泥潭不能自拔，爱慕无聊的虚荣，喜欢肉麻的奉承，不敢直面现实，在世界大势的认识上显示出浅陋无知的一面，在高唱民本主义高调的同时，无视人间真实的苦难，逐渐远离了这块大地。他自称是虔诚的佛教徒，对滚滚红尘中的虚名实利却那么在乎。这一切都暴露了他精神世界的苍白，与他享有的尊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以80高龄，仍风尘仆仆、奔走南北，接受各地“金迷”的顶礼膜拜，不久前，他又赶了一场“华山论剑”，他在华山顶上面对多少翘首仰望的“金迷”说出这句话：“我不是大侠，大侠是要舍得用生命去捍卫一些东西的，我做不到！”不知把他当作大侠的“金迷”们会不会大失所望。
和这个时代的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其艰难。什么是现代人格，或者说一个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那些条件？起码应该包括这样几点：
（一）不媚权、不媚俗，摆脱外在力量的束缚，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人；
（二）有社会责任感，对历史、社会、人生负责，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苟且，不虚饰；
（三）有专业知识或者专门技艺所依托的独特创造能力，能在某个阶段为某个领域作出新的规范；
（四）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说真话，不说假话是最低要求。
以上所说，只不过一个大概，以此为尺度衡量金庸晚年的作为，我以为他是不及格的。
一、金庸的家世和道路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3年生于浙江海宁袁花镇，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宦之家，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元朝末年他的先祖从安徽迁居海宁，耕读传家直到他的爷爷这一辈，500多年当中，海宁查家科甲鼎盛。迁居海宁的二世祖查恕即是一代名医，被征召入太医院，受明太祖朱元璋赏识，赐一品服。整个明代，查家共有6人中进士，17人中举人，其中有两人是杭州的亚魁。整个清代，查家中进士14人、举人59人，加上其他途径进入仕途的有数百人之多。特别是康熙年间，查家有10人中进士，3人在翰林院任职，当时就有“一朝十进士”“兄弟三翰林”等说法。以书法、人品重于一时的查升在南书房38年，深得康熙器重。那时，查家可谓备极恩宠，达到了科举时代的巅峰。
但是雍正年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字狱使查家受到重创。在此之前，清初顺治年间，因受湖州《明史》案的牵连，有才华的画家、学者查继佐曾遭下狱，但没多久即无罪获释，没有对整个家族造成大的冲击。这次文字狱后来被金庸详细地写进了他的小说《鹿鼎记》中。雍正年间发生的江西科场案是当时最大的一场文字狱，不仅当事人位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查嗣庭全家被下狱，他的长子被杀，本人在狱中服毒自杀，尸体被下诏示众，家属被流放。而且查家兄弟查慎行（嗣琏）、查嗣瑮、查瑾等三家老少数百口都遭株连下狱，查嗣瑮和家人被流放陕西，最后客死他乡。查慎行虽释放回了家，不久也死了。文字狱甚至牵连到所有浙江人，停止浙江乡试、会试各一科。经这次打击，查家一度中落，乾隆19年以后才有人中进士，康熙年间的辉煌已成前尘往事。
金庸的爷爷查文清是查家最后一个进士，是他最敬佩的人，也是对他年轻时影响最深的的人。查文清在江苏丹阳任知县时，因为发生著名的“丹阳教案”，被革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曾引用了光绪《东华录》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对此金庸引以为荣。他在小说《连城诀》的后记中说：“我祖父查文清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无理压迫，不肯为了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他伟大的人格令我们故乡、整个家族都引以为荣。”
500多年中，查家出了无数杰出的名臣、名医、学者、诗人、画家、书法篆刻家、文字学家、鉴赏家、史志家、水利家，他们的事迹载入了《明史》《清史稿》以及各种地方志和古籍。即使到了近代以后，查家还出现了查人伟、查良钊、查良鉴、查济民等许多在各自领域有成就的人。
出生在这样一个名门望族，金庸为他的血统感到骄傲，他的《鹿鼎记》五十回的回目用的都是祖上查慎行的诗句。晚年与日本的池田大作对话时，他还津津乐道远祖查道“瓜田李下”的故事：
“中国的故事中也有‘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说的也是这种清廉之风。
我们姓查的祖先之中，有一位叫做查道，宋朝人。他为人廉洁，有个故事常在儿童书中叙述。有一次他行路在外，途中又饥又渴，在路旁一枣树上采了些枣子吃了。为了偿还枣树的主人，他在枣树上挂一串钱，表示没有偷别人的枣子。”
尽管生在世代书香门第，少年金庸却是在抗战的烽火中成长起来的，经历了大时代的苦难，他的母亲不幸死在抗战之初逃难的动荡中。正在中学求学的金庸失去了家廷的呵护与接济，成为冬天没有袜子穿草鞋的沦陷区学生，海宁老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烧成了白地。可以说，到他这一代，查家昔日的荣耀与显赫都已成为悠久的旧梦，但他从小在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耳濡目染，对自己的家世无疑有一种特殊的感慨。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挂的牌匾，那是康熙所赐，金龙装饰，帝王御笔，在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近代民主启蒙洗礼的中国，还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能打动一个少年的心呢。直到青年时代，金庸的志向都是做一个外交官。除了周游世界的诱惑，对当官的向往、对仕途荣华的倾心或许早已植根在他生命的深处。英年自杀的文学评论家胡河清在比较曹雪芹和金庸时说：“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金庸身上的文化基因对他人格、思想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目睹家族的衰微，时代的变迁，他有哀伤、有感叹、有失落，但他终于没有割断这根脐带，他对世俗价值的在乎，他追求的人生境界，都未能摆脱海宁查家挥之不去的影子。在他香港的客厅中始终挂着他的祖先查升手书的对联：“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其中透露出的是旧式文人的心境、意态。
回首自己的一生，金庸清楚地知道，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无论是他的武侠小说还是他创办的《明报》都是香港殖民地时代的典型产物，是香港造就了他。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来到香港，他留在大陆，以他的家庭出身、以他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以他曾在国民党背景的《东南日报》和“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的工作经历，就算逃过了1957年，也绝对无所逃于1966年。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样，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注定了将在漫长的流放、苦役和批斗中度过。他曾说过：
“如果我不来（香港），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会继续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时候就给斗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时给斗掉了，到后来在‘文革’时可能又糟糕了。”
在动荡的乱世中，金庸的求学生涯并不顺利，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他因言闯祸，以一篇发表在壁报上的《阿丽丝漫游记》得罪了炙手可热的训导主任，被迫离开学校。转学到了衢州中学，又因卷入反对训导主任的学潮上了“黑名单”，差点被开除。在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他再一次因冲撞校方，只读了一年多就失学了。青春时代的他向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而且不时露出锋芒，不见容于权威。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左派，从来没有想过要反抗这个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他向往自由，好学上进，对未来有幻想、有憧憬。
1947年10月，考入上海《大公报》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步。这时离《大公报》“文人论政”理想的陨落虽然已经不远，但他毕竟赶上了末班车，有幸亲聆胡政之他们的教诲，近距离领略文人办报、文章报国的风采。在香港《大公报》转型之后，他在那里继续工作了近10年，从翻译电讯到编辑副刊，从《大公报》到《新晚报》，从影评到武侠小说。最终他还是脱离了《大公报》，这一出走类似于他早年在学生时代的几次波折。他自称与左派思想有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是事实，在同样是左派机构的长城电影公司他也很快感到不适应。最终他走向独立创业的道路，自办《明报》，历经艰辛在香港林林总总的报纸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办报的“副产品”，他的武侠小说也陶醉了、娱乐了成千上万的读者。
度过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境之后，他的壮丽人生一幕幕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展开。他与《大公报》笔战，他的笔挺立在“文革”变幻的风云中，他在香港“六七”风暴中成了暗杀对象，他执笔的社评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他的《明报》王国屹立在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报人，一个对世局人生有深切了解，对中国历史现实都有着精到观察的知识分子，假如能始终如一地坚守他的独立品格，坚持他当年的新闻理想，未尝不能成就其现代人格，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武侠小说家载入史册。然而，他没有做到，当历史出现了某些变化之后，他的许多选择只能让人失望。在忧患中，他保持了清醒，并有所承担，在安乐、在无边的鲜花和掌声中他不能自持。他的权力观、新闻观、金钱观、宗教观以及他强烈的反美、仇美观点，都暴露出他性格中懦弱、自私、贪婪、虚伪、狭隘的一面。一句话，在人格、思想、心理结构上他还没有走出古代。
二、金庸的思想世界
1、金庸的权力观
金庸曾在《三十三剑客图》中说过：“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还是极少有甚么改变。”
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对权力进行了无情的否定，正是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乾隆背叛了六和塔上的盟约，践踏了海宁潮前兄弟击掌、互不伤害的誓言。美丽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写的遗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用鲜血刻出了他的阴险、毒辣和狡诈。《碧血剑》对李自成杀进北京以后迅速腐化、堕落的描述，也见证了“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不具备做“政治领袖”的条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有许多美好的品质。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说中的朱元璋和张无忌相比显得暗淡无光，美丽的周芷若也一点都不可爱。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从宫廷到江湖，都是如此。东方不败因掌握大权而腐化，任我行也免不了同样的结局，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岳不群、左冷禅掌了权也一样如此。他们都野心勃勃，将无限的权力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是被数千年专制政治毒化的中国出现的畸形现象。与金庸写作武侠小说几乎同步，自1959年创立《明报》以来，他执笔写社评，特别是早期社评也贯穿着他对权力的批判、否定。他在《笑傲江湖》后记中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数时候是坏人当权”的结论。
如果不是《鹿鼎记》的出现，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对权力的否定几乎达到了现代认识水准，不幸他还是以最后的《鹿鼎记》完成了对权力的肯定。正如吴霭仪已深刻指出的，《鹿鼎记》的真正主角不是韦小宝，而是康熙这个雄才伟略的英明君主典型。什么样的英雄豪杰、“侠之大者”都比不上一个开明的当权者，世间的一切最终都得靠一个康熙这样的英明君主。
既然“侠以武犯禁”，与依靠好皇上实现一切人生社会理想的白日梦不和谐。到这一步，金庸的武侠小说确实写下去了。在这个意义上，二月河大肆吹捧康熙、雍正、乾隆之类创造“盛世”的好皇上不过是延续了金庸的这一思路罢了。
1994年，金庸访问台湾时亲口说：“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金庸的权力观的演变表明他最终未能走出传统士大夫式观念。对皇权的依附和对好皇帝的期盼曾是中国读书人几千年的梦。
因为办报成功，从麦理浩到尤德、卫奕信，金庸成为历任港督的座上客，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读他的社评。20世纪70至80年代，他曾担任香港廉政专员公署市民咨询委员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1985年，他应大陆政府邀请，担任香港基本法草委近5年。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他坚决地站在大陆一边，与北京的立场不谋而合，遭到香港社会、舆论的攻击，游行示威、焚烧《明报》，他都不为所动。1992年笔伐彭定康之后，1995年，他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一度还有人说他想做香港行政长官（他对此坚决否认）。
有一种看法认为，金庸晚年日趋保守，在功成名就之后，安享富贵，失去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锋芒。其实，金庸是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他曾说过：“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子上摆放食物的圆盘。”
1981年7月，他应邀访问大陆，受到***的亲自接见以及国宾待遇。事后他在香港发表的文章，对大陆政权“有一种绝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认同与回归感”，他对邓的“仰慕”也出于真心而不是客套。即使在“文革”时期，他在《明报》社评猛烈抨击林彪、江青的同时，也一再表示对周恩来、***他们发自内心的崇敬，他曾多次在社评中为***等仗义执言。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了。他身居英国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语，阅读过大量的外文书，有机会接触先进文明，但他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他潜心古代题材的武侠小说创作近20年，他对明报的治理有浓厚的人治色彩，没有多少现代企业精神可言。有多位熟悉他的人（如黄霑、林燕妮等）都说到他的“独裁”“不民主”。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人，他有着强烈的忠奸观念，他身上有着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怀”。他对康熙的崇拜完全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
2、金庸的新闻观
从1946年11月在杭州开始报业生涯，到1993年出售《明报》，金庸的大半生都没有离开新闻界，《明报》成全了他，使他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报人，在两岸三地尤其有相当大的影响。尽管他的武侠小说是蒋经国和***的共同读物。但他同时被两岸政治领袖所器重，相信主要不是因为武侠小说，而是《明报》。他最信奉一句格言：“事实是神圣的，评论的自由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办的《明报》恪守了客观、独立和公正的原则，也就是追求新闻自由的理想。
早在日，他就在《本报创刊周年感言》社评中说：“……在政治上我们力求中立，绝不对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本报自始至终要信守‘明辨是非’之信条……本报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经济支援。”日，他发表《创刊十年，亦喜亦忧》社评，再次表示：“我们相信读者，所喜欢《明报》‘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作风，赞同我们‘明辨是非’的办报方针。”先后当过《明报月刊》和《明报》总编辑十几年的董桥也回忆说：
“当年，查先生给我的聘书上提醒我必须‘遵照《明报》一贯中立、客观、尊重事实、公正评论之方针执行编辑工作。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在文化上爱护中华民族之传统，在学术上维持容纳各家学说之宽容精神’。”
毋庸置疑，金庸早期的新闻观受到了新记《大公报》“四不”方针的影响，直到晚年他还说过：“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党不卖，评论事件很公正，完全报道。”他认同胡政之时代《大公报》的理想、立场，也就是在大时代风云的变幻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该赞成的就赞成，该反对的就反对。
情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在有关香港前途问题的争论中，金庸充分利用《明报》这个载体表达他自己的意见，受到广泛的批评，大学生甚至在明报大厦前当众烧毁《明报》以示抗议。作为报纸老板，金庸不得不面对报纸到底是社会公器还是老板私器的质疑。对此，他本人在多年以后公开提出“报纸是老板的私器”“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內争取的。报社內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他坦率直言：“我在主持《明报》时，关于香港回归后行政长官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的问题，和主持编务的编辑主任看法不同，他消极抵制，我并没有即刻将他解雇，仍保留他的职位，但不让他处理实际工作了，换一个听话的人来做”。
这是他在1999年10月杭州一个全国性的“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经营管理”研讨会上的发言，以《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为题刊登在当年12月上海的《新闻记者》杂志。除了提出媒体私器论，他在这次讲话中表达了“对新闻传媒作为政党‘喉舌’与‘工具’的理解”，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播媒介“全然谈不上什么‘真实报道，公正评论’”。“并用大量事实痛斥了西方所鼓吹的‘新闻自由’‘人权大于主权’的极端荒谬性”，他说：“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
此论一出，在香港和海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连他多年的老友、同事，温文尔雅的董桥都坐不住了，当年12月也就是读到《新闻记者》杂志上刊登的发言记录之后，董桥写下了《金庸在杭州的谈话》一文，表示自己有“天涯咫尺”之感的惊讶。
事隔很久，人们都忘不了金庸有关新闻的这些观点，2001年他到台湾访问，记者仍在追问这事，他说：“台湾媒体也应该跟台湾国军学习，这是一致的。”有人以为他言不由衷，未必是他真实的想法。其实，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的观点，2000年9月，他在湖南岳麓书院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说过：“浙江大学新闻系的同学问我办报怎么办。中国内地办报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说办报要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
从信奉“独立、公正、客观”到媒体私器论，再到他提出媒体“同解放军一样”，如同他从否定权力最终完成了对权力的归依，金庸新闻观的转变同样透露出他内心世界的许多秘密。
3、金庸的美国观
1999年10月，金庸在杭州作《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讲话，明白地把他的美国观袒露在世人面前：
“美国因资产阶级统治者和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必须树立一个假想敌，用以花费庞大的军费，维持一个规模巨大、利润极高的军火工业；另一方面，摧毁全世界所有不服从美国指挥的政权与势力，以建立全球性的美国霸权。在这些目的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自然成为美国目前战略目标的首要对象。1996年，我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时，美国派出几艘航空母舰，驶近台湾海峡，摆出威慑姿态，企图阻挠我国使用武力统一全国。最近美国又与日本签订导弹防御体系，想把台湾包括在内。不久之前，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军事力量，悍然以导弹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公然进行挑衅。美国想迫使我国在国防力量、科技力量、经济力量尚未充分发展之时，作出反应，就此一举摧毁我国政权，要迫使中国像俄国、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一样，屈服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之下。”
对于这一类挑衅威胁，***当年提出了英明的决策，那就是“韬光养晦，永不称霸”八个字。韬光养晦是尽量忍让，不与美国人针锋相对地对着干，但并不是一味屈服，认输投降，而是不动声色地培养我们的综合国力。经济学家估计，以我国13亿的人口，与美国2亿多人口相比，到2030年，最多是2050年，我国的总生产值就可超过美国，至少是与之相等，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出来，对抗美国的霸权，维护世界的真正和平了。
日上午，金庸在广州中山大学作《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关系问题》演讲时说：“侠义精神不仅表现在个人方面，也可以表现在国家方面。”“现在美国的军事力量强，让一下不是怕他们，等到我们强的时候就不客气了……现在我们国力还不够强，侠义精神没法表现，等到我们国家真正强大了就可以主持正义维护世界和平了，侠义精神就是坚持正义做对的事情……”
他对美国的敌视、仇视几乎可以与前些年风行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相提并论。同年10月，“9·11”之后不久，在接受广州《南风窗》杂志专访时，他又连篇累牍地批评了美国出兵阿富汗“不合法”——
“‘9·11'事件中，恐怖主义者挟持民用客机，撞向世贸大厦，致数千平民死伤，这实在是一桩非常大的罪恶。但如何认定是本·拉丹所主使？姑且假定是萨达姆或卡扎菲，或是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或卡斯特罗或其他任何人主使，又怎么办？美国是否有一个明确的证据昭示于世？
在《普通法》中，对于谋杀罪的判断一定要依赖于肯定的证据，若证据有疑点，则不行。此即所谓“一切疑点的利益归于被告”。但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给本·拉丹定罪，依照的不是这样的原则。
这是应以法律对待的问题，不可以狭隘的报复心来行事。美国老说要尊重人权，但在轰炸阿富汗一事上，看不到他是否尊重本·拉丹的人权与阿富汗平民的人权。莫要忘了，即使本·拉丹是恐怖分子，他也是一个人，也应当有人权的。
现在美国是因为拉丹训练营在阿富汗的存在，而空袭阿富汗。若是拉丹的组织将来发展成几十个，在全世界流动，美国岂能一个个国家都轰炸过去？何况在这种空袭中死亡的，主要还是无辜平民。
国无论大小，均应当是平等的。美国当年出兵格林纳达，将人家总统抓到美国来，以美国法律来审，这就是霸道的作风。”
金庸的美国观由来已久，早在1949年胡政之去世，他在《听不到那些话了》的纪念文章中即对美国的“不可一世”有看法。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的《明报》社评也时有对美国的批评，或直接，或间接。比如1960年，台湾“雷震案”发生后，他在9月6日发表的社评中认为“雷震乃受美国人之大力支持者”，所以他为雷震的被捕公开叫好，尽管他心里并不怎么认同蒋介石当时对台湾专制统治。可以说，他对美国的看法从青年到晚年一以贯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4、金庸的金钱观和宗教观
抗日战争时期，金庸曾在杭、嘉、湖七校合并的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读书，所以也算是杭州高级中学的校友。一位杭高学生患白血病需移植骨髓患病，近50万的手术费无疑是个天文数字。经媒体披露，社会各界伸出了援助之手。全班同学写信给他们的偶像，请求这位富豪校友伸出援手，他捐了一套签名的武侠小说集。
为了纪念抗击SARS，杭州要集资建雕塑，他主动捐了一套大字本的《射雕英雄传》。
在许多公益捐款中，人们确实很少或者没有见到过金庸捐款的报道。
日，40多度的高温下，一场推销啤酒和《金庸茶馆》的演讲会在杭州举行。有记者现场问金庸在捐款时常常是捐书，是不是觉得捐书比捐钱好，问他对钱怎么看？也就是他的金钱观。对这个尖锐的问题，他笑了，一直笑，却几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怎么看钱，我买股票，投资老是赚钱。在杭州我曾捐了云松书舍，价值1400万。”主持人替他补充打圆场，说他在浙大当人文学院院长，不要工资。他出席这场演讲会不要出场费云云。可惜都是文不对题。
另一位记者问：“您都80岁了，还到处飞来飞去，这么辛苦，是名气不够大呢？还是钱不够多？”他的回答显得有点无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反复强调那些“金庸产业”，那些围着他的活动，他都是被动的。这显然与主持人所说的他是股东之一相矛盾。
前几年，他以象征性的一元钱将《笑傲江湖》的电视剧改编权给了中央电视台，这真是富有商业的机心，实际上是免费做了一次大广告，对再次掀起的“金庸热”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金庸作品集》现在已从北京三联书店转到广州出版社，其中主要也是钱的因素。当三联书店和他原来签定的10年版权到期前夕，他提出了续约的三个条件，每个条件无非都围绕着钱。
他以迟暮之年不辞劳苦，吃力不讨好，修改他早年的作品，这其中是否也包含了寻找新卖点，再创销售高潮的商业动机呢？
他是个天生的商人，精明到了骨髓里。如他自己所言，一方面是想不赚钱都做不到，另一方面是对钱的在乎。他同意将那些武侠小说改编成动画、游戏、卡通，他为“金庸产业”推波助澜，甚至推出一种“金庸酒”……
也许一切都无可厚非，人类对金钱的追求本来就是无止境的，作为一个凡俗中人，诚然可以理解。可是金庸口口声声自称虔诚的佛教徒，在佛教四大皆空的立场与金钱无休止的追求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早在1979年金庸造访台湾时，玩世不恭的李敖就当面问他：“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无言以对。1981年，李敖在《我是“善霸”我怕谁》一文指出：“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金庸之所以信佛源于他儿子的自杀，他不无痛苦地回忆：“1976年10月，我19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
他先是到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中寻找解答，最后才选择了佛教，目的是要在佛经中寻求解脱。他说“从痛苦到欢喜，大约是一年半时光。”“我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的接受。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
他说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没什么道理可讲的。当然，即使他真的读通了佛经，他依然只是一个红尘中人、世俗中人，他曾坦言：
“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尽量减低，最高境界是什么也抛弃掉，连生命也觉得没什么所谓。我离开这境界实在太远了。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
有了这番自白，一切便都已迎刃而解了。
三、四个精神源头
我感到，构成金庸复杂思想的大体上四个主要源头：
1、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
读多少外文书都无法改变已深入金庸骨髓的儒家情怀，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也好，在现实生活中也好，佛、道、侠都不过是儒的补充，是寻求一种内心的平衡，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伴随了他的整个生命过程。从早年《明报》的立场，直到80岁，他都向往好皇帝、好政府来为民作主，从来没有想过人民自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是民本思想的主调，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所塑造的那些主角：从陈家洛到郭靖、乔峰等，无不符合儒家的规范，康熙皇帝更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开明君主。他的社评不仅阐扬这些理想，而且经常引用孔子的话，1962年时，他曾写过一篇《孔夫子的话》：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国民党的金圆券政策是无信。共产党的‘鸣放——反右’‘亩产若干万斤’是无信。”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文革”正如火如荼，大破四旧，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他的社评在论及国事民瘼时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以儒家学说为依据肯定人性的常态，孔子的“食、色，性也”是他反复引用的格言。在1969年的一篇社评中他呼吁：“得民者昌，失民者亡，那一个政党或集团真能为广大人民服务，广大人民自然会拥护他们。”
1970年2月的一篇社评《人民观点和国家观点》强调了孟子“民为贵”的观点。1972年8月的社评《人民、政权与领袖》中他再次引用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说：“中国的政治，几千年来都是口中说一套，实际上是另一套……政治领袖向来第一抓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第二照顾本集团的利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在《儒家幌子，法家手段》社评中他进一步说：“历来皇帝都是打起儒家的幌子，作‘仁君爱民’状……而行法家之辣手，那是更加高明的一着罢了。”他熟读《资治通鉴》，深知几千来大大小小的皇帝，不管是暴君还是仁君，没有一个时候真的做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没有外在的制度约束，仅仅依靠君王的道德自觉，去实现儒家的的民本理想，无疑只是一个幻想罢了。但金庸摆脱不了儒家文化所给予他的局限，对现代文明缺乏足够的认识，只能在传统文化的旋涡中打转，只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创造一个以中国哲学为根基的思想，进而设法解决全人类的根本问题。”
这是他在日提出的。事隔二三十年，当他登上北大和岳麓书院的讲坛，演讲“中国历史大势”时，依然和当年一样陶醉在中国固有哲学救世界的美梦中，他说：
“英国一个大历史家叫汤因比，他写了一本《历史研究》，这是一本书很有思想见地的书。它最后的结论就是，西方国家已经走到了尽头。西方世界的行为方式、思想逻辑已经行不通了……他认为将来人类的出路就是要用东方哲学，也就是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哲学讲究调和、合作、开放、融合。用这种方式的人类将来才有前途。我很同意他的意见。我想未来世界人类的前途怎么样呢？全世界的人类都能接受中国的哲学，开放，对任何人都不歧视，是什么国家的人都不要紧，美国人、中国人都是一回事，互相融合，互相合作。这样，这个世界战争就可以避免，人类才有光明的前途。我想中国哲学的前途就是这样子。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条路就是最好的路……可以说是人类的出路和前途，也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教训。”
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对人类文明史所作的研究博大精深，并没有简单地像金庸所说，得出了中国哲学救世界的结论。正是因为超越不了儒家文化给予他的影响，金庸才会抓住其中的片言只语、任意夸大，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他所谓的中国哲学“讲究调和、合作、开放、融合”也没有充分的依据，只是想当然的一面之词。
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说穿了是以泯灭人的个性、扼杀创造性、独立性为代价的，维护的是现世的等级、专制制度，传统的中国哲学在根本上可以说是奴化哲学、服从哲学、工具哲学，无非教人做一个恭顺的奴隶。即便是以无为、逍遥、逃避为核心的老、庄哲学也不过是一种消极的补充罢了。在孟子概括的民贵君轻出现之前，早在《尚书》《左传》这些典籍中，就提出了“重民”“恤民”“视民如子”这些观点。“民”都是相对于“君”而言，“君”对“民”的重视是自上而下的，是一种恩赐，“民”只是处于被动、等待着被拯救的地位，永远没有自己的自主性，没有个性、尊严，只能以“君”的意志为转移。“君”不会把“民”当作人看待，至多当作需要爱护的“子”看待，“视民如子”是对“父母官”和君王的道德期待。这样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是专制、等级制度的一种装饰，或者说是一个硬币的另一面。
金庸一辈子热衷于《资治通鉴》，在中国历史中寻找评判世事局势的灵感和规律，以人性之恶预测政治风云的变化，往往中的。他年轻时虽然读的是外文系，读过大量西方19世纪的文学作品，酷爱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作品，还翻译过罗素的《人类的前途》，但一方面他的阅读本身是有选择的，他喜欢读那些故事性强的小说，对现代科学基本上是陌生的，对西方哲学也几乎没有涉猎，尤其对洛克、孟德斯鸠他们的政治哲学一片空白。他的知识结构是有严重缺陷的，很少受到西方近代文明影响。他自己崇尚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自由，那只是一种类似庄子式的逍遥，最终还是走不出民本思想的胡同，以为靠好皇上就可以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他的历史观，强调人民性，也同样是“民为贵”思想的另一种说法。包括他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他的美国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2、迎合市民口味、意识的香港商业文化
金庸曾一而再地表明，他的武侠小说只不过是“娱乐性的通俗读物”“无所谓的通俗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20世纪60年代他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不管写的怎样成功，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这真是个问题。”二三十年后，他对池田大作也这么说：“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说来惭愧，一直没有鲁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样伟大的动机。”
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他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武侠小说的写作，因为有一定的读者市场，他就一路写了下来。这一偶然性改变了其一生的命运。如果不是武侠小说，他是否走上办报之路也是个未知数。他的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为了娱乐市民而写的，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总是尽可能地迎合市民的口味、意识。吸引人、好读是他的主要目的，特别是《明报》创刊初期，为了报纸的销量，他拼命施展武侠小说攻势，更不能不时刻想到那些读者会不会喜欢。所以他要让小龙女坠入深谷后奇迹般地活下来，而且16年后与杨过重逢。
尽管他也希望自己的武侠小说“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而“不单单是打打杀杀”，停留在低级的娱乐层面。这一点可以说他完全做到了。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有才华的、有极强的文字表达能力的中国人。但是他终究不能摆脱香港商业文化、市井文化的框框。
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他处世当中不时显露出的狡黠与机心，他的精打细算、斤斤计较、讨价还价，其中固然有江浙商业传统中的精明，更多的恐怕还是来自香港商业文化的影响。他晚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评点本”官司等，都与他精明过人的商人心理有关。作为一个文化商人，他登上了成功的峰顶。诚如他自己说的：“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等，长期来小心计算，绝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当年《明报》的员工说他是“抠门”的老板，《明报》作者对低稿酬不满，站在他自己的立场，这一切自然都无可厚非，他是一个商人，为了赚钱，“为了使企业成功”，不这样行吗？
他的金钱观应该是逐渐形成的，这里面有他少年时代颠沛流离、连袜子也没得穿的困苦记忆，有《明报》创业之初的艰辛足迹……他说自己“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十万、八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可惜迄今为止，我们还一点都看不出他真的按自己的“觉悟”去做了。
他自称买股票总是赚，做《明报》更是赚得一塌糊涂，武侠小说也使他财源滚滚，如今除了《明报》之外，他的其他生财之道依然顺畅。他之所以到处奔波，不断制造娱乐新闻的热点，频频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其深层动机或者潜意识中恐怕还是出于商业目的，虽然他不会承认。在香港商业文化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利字当头，无止境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乃是天经地义的。金庸早年在《明报》执笔写社评，一再地引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中国箴言。
他的金钱观和宗教观之间的不协调，让人不解。其实，从1948年来到香港，他走过的每一个脚印都让他记忆犹新，归根结底他无非是殖民地香港畸形的商业文化的产物，他成为香港精英中的精英不是偶然的，他身上浓缩了香港商业社会的典型特征。
3、民族主义（大中国主义）情结，对古老的大一统之梦不灭的追求
金庸出生在一个世代科甲、诗书传家的江南名门望族，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在民族观念上，汉族正统思想在他早期的武侠小说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后来他认识到了这种大汉族主义的狭隘性，如他自己说的：“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念比较有了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的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
他之所以能够摒弃大汉族主义，和他对人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他深刻地看到了契丹人里有萧峰这样的英雄，汉族也不乏秦桧这样的卖国求荣的人。在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不同的民族之上，还有一个共同的人性。
乔峰是他笔下英雄中的英雄，是千万人心目中真正的大侠，他是契丹人，却是汉人将他抚育成人的，在两个相互仇视、敌对的民族之间，他注定了只能落得折箭自杀的命运，他的死让人无比悲痛，也促使人们认真思考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如何和平共存的问题。从《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到《天龙八部》《鹿鼎记》，他笔下的民族矛盾大多基于政治原因，只有《白马啸西风》通过一个父母双亡的小女孩的眼睛，以其纯洁无瑕的心灵，质朴的语言洞悉了——“各民族的人当中，都会有好人，也会有坏人”。
金庸摒弃了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却未能超越民族主义的藩篱，他爷爷因“丹阳教案”被罢官，他永远忘不了小学课堂上历史老师在讲到鸦片战争、割让香港时，全班同学哭成一片的情景。他从小就尝到了中国人被欺侮的滋味，上初中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踩过美丽的家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一个曾经显赫的书香之家从此中落。他流亡千里到浙江南部继续求学，失去了家庭的接济。在抗日的烽火中，学校教育自然也要向每一个学子灌输民族意识。对汉奸的痛恨，对民族英雄的赞美，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即使到了香港之后，他的民族意识也丝毫没有减弱过。1959年，他在《明报》社评中说：
“首先声明，本报乃民族主义者，对中国人之利益，几大都唔肯牺牲。如美国人损害中国，本报反对美国；如苏联人损害中国，本报反对苏联。冇情面好讲！绝对冇情面讲！”
中印就边界问题发生冲突，他说：
“既然是中国人，在涉及民族利益的时候，应当捐弃私见，支持中国人而不支持印度。”
在谈及西藏、外蒙的问题时，他认为：
“我们的立场很明显，谈不上左倾右倾，只是坚决主张维护中国领土之完整。西藏是不能让它独立的，外蒙在苏联的全力左右下独立，必须设法收回，让它像西藏一样，是中国范围之内的一个自治区。”
他虽然不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20世纪70年代以后，从他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频频穿梭于两岸三地之间，他心中始终有一个梦，一个大一统的梦。见了蒋经国之后，金庸说：“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见了***，他除了表示自己发自内心的钦佩，他说：“***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的赞成。”他一直寻求在两岸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他说：
“我相信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所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个政府，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自由、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他希望两岸统一，他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立场，他对美国的仇视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排斥，他醉心于古老的中国文化，都源自他的大中国主义情结，也因为此他才会发出中国哲学救世界的梦呓。
4、新记《大公报》时代的“文人论政”传统
他自称：“文人办报，我大概是最后一位了。”从19世纪后半叶王韬在香港办《循环日报》到金庸20世纪后半叶办《明报》，这一百年正是中国变化最大的一百年。金庸以一介书生，一无资本，二无党派背景，赤手空拳办《明报》，所凭借的就是他那支笔，以及他“文人办报”的理念。他在《大公报》工作了10年，虽然大部分时候这份报纸都是左派报纸，但他初入《大公报》之时，有幸搭上了“文人论政”的末班车，瞬间就是永恒，那短暂的时光停留在生命的深处。他之所以在1959年决定离开左派机构，开创独立办报事业，其中不无《大公报》的影子，虽然最初他只是提出了“公正、善良”等办报主张，但新记《大公报》所追求的“四不”理想一直在他的心中萦回不去。
1962年，金庸在《明报》开设了有着浓厚书生色彩的“自由谈”栏目，以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相标榜，自称：“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影响，为纯粹的民间报纸，有条件同时刊登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正是这一公共论坛，大大地提升了《明报》的报格，使其迅速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马经、食经、煽情新闻的小报，转变为一份为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报纸。“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最初只是“自由谈”的座右铭，进而成为《明报》的报训。在《明报月刊》发刊词中，他对此有过这样一番解释：“有容，那是指门户开放，对任何那一种意见都不歧视；无欲，那是说我们绝不企图由此而追求私利，除了读者们的支持之外，绝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
日，他在《明报》发表《不党不盲，难能可贵》的社评，更是明确重申了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指出：“报纸的责任，在于一本良心，认为对的就说对，认为错的就说错，以为是好的就拥护，以为是不好的便反对……那是新闻学中可贵的‘不党、不盲’原则。”
《明报》在香港的成功，查良镛社评以其特有的知识分子气质倾倒了千千万万读者，其中就有新记《大公报》的影子，尽管时移势异，在香港论政和当年张季鸾的“三骂”、王芸生的“看重庆，念中原”等不可同日而语。但金庸在相当长的时期确实在追求文人办报的理想。没有这一点，《明报》就不可能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异军突起，成为一份令人瞩目的精英报纸。他说：“文人办报，我大概是最后一位了。”其中恐怕也有他对自己最终未能守护这一理想的感喟。
四、没有结束的话
1918年出生的穆旦（查良诤）是金庸的同族兄弟，抗战时期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是一位富有人文主义素养的诗人，曾写下了许多足以穿透时空的诗行。他的诗显露了出色的文学才华和对时代深刻的领悟和把握。然而，在1949年以后大部分岁月里，他失去了写诗的可能性，却翻译了大量普希金、拜伦、雪莱等人的作品（多数生前都未能出版），穆旦这个名字曾被长久地遗忘。“文革”期间，他成了“牛鬼蛇神”“历史***”，他的命运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1977年，当他重新拿起笔歌唱时，死神很快就降临了。
他的命运与金庸的无比风光构成了巨大的反差，有人评论：“金庸展示了文人的情趣，穆旦却坦呈了文人的灵魂。”他们的不同遭遇无疑是一个有关20世纪知识分子耐人寻味的话题。穆旦早逝，我们无法看到他后来的变化，他对自己经历过的苦难、对这个浸透着血泪的大时代到底会有怎样的反思，这些我们也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
但在许多与金庸差不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那些1949年后留在大陆，曾历经九死一生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不同于他的闪光的东西，也许他们人数不多，但最后都成就了现代人格，以他们傲岸的人格力量挺立在世纪变幻不定的风云中。这个名单中有重新举起启蒙火炬的李慎之（），有执着地追求民主与科学的许良英（），有倡导“重建文明模式”的何家栋（），有被誉为“中国律师界良心”的张思之（1927—），有代表了中国新闻界良知的戴煌（）……他们都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五四”后的那个年代，大致上都是抗战期间接受大学教育（何家栋没有上过大学，只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戴煌的情况也类似），并且大部分年轻时都投奔了革命，曾热血澎湃参与到创立新中国的行列中。1957年，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了右派，遭受了20多年的炼狱之苦。在暗淡的岁月中，在无边的屈辱中他们依然抬起头仰望星空，思考许多不合时宜的问题。在他们生命的黄昏，在经历了无数坎坷、曲折之后，都找回了自己，突破了思想的枷锁，开始一生中最壮丽的跋涉。在专业领域勃发出创造力的同时，他们几乎都达到了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高度。
和他们相比，生活在香港的金庸本来更有条件完成现代人格的转型，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精神桎梏，做一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独立判断的知识分子，但相反的是，越到黄昏，他越迷恋绚烂的夕阳，他对世俗浮华的在意，他对大众“偶像”的自我陶醉，使他最终摆脱不了历史给予他的局限，他被名声的光环所遮掩，在鲜花和掌声中日益失去了自己。
一个在皇权下匍匐了数千年之久，没有经历过长期启蒙洗礼的民族，即使作为其精华的知识分子，要想在人格层面步出中世纪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从古代到近代的精神转型实际上没有最终完成，“五四”还是一个未结束的题目。金庸的选择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等艰难。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守护“文人论政”的理想，但最终没有脱出儒家民本思想的窠臼，只能在传统思想资源中寻找内心的平衡。他是个典型的入世的儒家文人，却喜欢出世的道家、佛教，在道的逍遥、归隐和佛的空无、超脱之间，不断地寻求精神世界的平静、自足、自得和超越。
他熟读《资治通鉴》等中国历史典籍，对专制权力有着一针见血的认识，他的武侠小说在寻找人间正义时，曾把希望寄托在“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身上，但最终他意识到拯救苍生的使命只能由康熙这样的开明君主来担负。他对挣扎在苦难中的人民有着天然的同情，他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乱世痛苦。他向往太平盛世，他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他要在传统中为苍生寻找摆脱苦难的道路，既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侠是虚构的，那么除了康熙之类的明君，还能指望什么来普度众生呢？他对记者说要以“人民性”的观点来写一部通俗的《中国通史》，他对宋朝皇帝不要宰相在宫殿上下跪津津乐道，对盛世充满向往。对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好官的赞美是他的“人民性”最生动的体现，他对奸臣、昏君的恨和他对明君、清官的爱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他所说的“人民性”不是指每一个独立的活的生命个体，与一切具体的人无关，“人民”在他这里无非只是一个个抽象的符号，类似于长城上的那一块块砖，是相对于朝廷、王室而言的芸芸众生，是“民为贵”的“民”，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水”，细读他的武侠小说，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们群体的悲哀。
　　1961年，26岁的李敖在《文星》杂志发表一篇《老年人与棒子》的杂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台湾思想文化界搅起了一次次波澜，是《文星》给李敖提供了表达的平台，还是李敖成就了《文星》？
多年来，海峡此岸的读者听到的都是李敖一个人的独白：“多少浮云世变，使我觉得，为文星而作战的人，如今只剩下我一个。风雨如晦，水深浪阔，我再做多久也不知道，但是，我不会终止，我不会背弃文星的理想，我总朝前去了！”我也曾经一再地被这番经典式的表述所感动，李敖从《文星》出道，为《文星》入狱，他几乎成了《文星》的化身，是“文星”理想不折不扣的捍卫者。李敖先是以反传统、反权威的激烈姿态登上台湾文坛和思想舞台，接着又以反国民党专横独裁的“斗士”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长期以来大陆这一边所知道的就是这样一个李敖。这和真实的李敖到底有多少差距？南京作家范泓的新作《与李敖打官司》撕开了第一个口子，使我们通过文星书店和《文星》杂志创始人萧孟能与李敖的恩怨纠葛、官司成败看到李敖的另一面，或者说另一个李敖，一个“斗士”之外的李敖，一个更真实的李敖，他性格中的缺陷，他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以及围绕着他的这场官司和官司背后的是是非非……这一切都注定了引发各种各样的争议。
大陆读者往往是从李敖的笔下知道萧孟能其人的，其实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出版史、期刊史乃至思想文化史上萧孟能都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他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的儿子，却有着满脑子自由的思想。1957年他创办《文星》杂志，1961年大胆起用青年李敖，挑起“中西文化论战”，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发表大量有锋芒的思想批判和社会批判文章。终于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在出了98期之后于1965年12月被查禁，1968年4月，苦心经营了18年的文星书店也被迫关闭，“文星”的时代从此进入了历史。
萧比李年长14岁，从1961年起他们有过长达18年的莫逆交情，萧欣赏李、信任李，正因为如此，当萧因债务缠身、暂时离开台湾时，才会把所有的财产包括房产、股票、收藏以及一切文件、契据、图章等毫无顾忌地交给李敖，放心地交给李敖全权处理。不料半年后，当萧回到台湾却发现李敖并无归还委托其保管、处理的财产之意，总计被侵占财物的价值在2000万新台币以上。经多方劝说、交涉无效，萧孟能被迫以“侵占和背信罪”将李敖告上法庭，时于1980年8月。对于这场官司，当时台湾大大小小的媒体及香港《明报》等报刊都曾有过连篇累牍的报道，纷纷扰扰，风云满天，那个年代的人几乎都有所闻。但对大陆读者来说却还是完全陌生的。
李敖手中有笔如刀，加上无与伦比的收集材料的天赋，包括他手里攥着萧孟能亲笔的那些字据，所以当他站在法庭上，真是顾盼自雄，侃侃而谈，时不时抽出一份证据来，即使他的妻子胡茵梦舍婚取义，毅然出庭作证，证明李敖将萧孟能的房子、古董字画等据为己有，仅她记得的就有傅抱石、吴昌硕、齐白石的画，还有扇骨、青花瓷器，以及她印象最深的“红匣子泛黄卷上”的乾隆御批；即使舆论一边倒，从台湾到香港，“众口铄金”，无不认为李敖欺世盗名、见利忘义，但是由于缺乏“积极证据”，法庭一审还是判处李敖无罪。但在二审时，李敖遇到了萧孟能的杀手锏，那就是他为萧氏处理财物时亲手写下账单长卷（“李氏账卷”），收支记录事无巨细都记在上面，曾交给萧过目，留下了副本。当二审法庭出示这一证据复印件时，李敖惊慌失色。最后二审判决李敖侵占罪名成立，入狱6个月。李敖不服，写出了洋洋万言的上诉书，但却没有更有力的证据为自己洗脱罪名。顺便说一句，这场官司打的是刑事官司，并未附带民事赔偿，所以李敖虽然输了官司，锒铛入狱，但他侵占的巨额财物依然归他所有。直到生命的终点，萧孟能仍为那件绢绸的“乾隆御批”而心疼不已。
对于这次坐牢，李敖向来讳莫如深，偶尔提及他也只强调国民党黑手介入，这是对他的****，完全回避侵占罪本身，而是当作“光荣的”“第二次政治犯入狱”。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此后李敖对萧孟能展开了长达多年的“疯狂”报复，“除了在文章中一再丑化、消遣‘孝子萧孟能’外，行动上更是赶尽杀绝；诸多计谋，层出不穷，一再断绝萧孟能的社会关系，并以自己及其弟李放、密友刘会云，以及朱婉坚等人的名义检举、控告萧孟能民刑事案件达卅五件之多。使萧孟能缠讼多年，三天两头就要找律师，跑法院……花甲之年的萧孟能为了怕搞乱讼期，还得特制个一览大表。”这是吴祥辉1986年出版的《李敖死了》一书中的概括，范泓说“卅五件”还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而且萧孟能有两次被李敖告发，以“侵占土地罪”“违反国家总动员令”入狱。
除这些之外，李敖还曾几次向警察举报并亲自带人在凌晨敲开萧孟能女友（后来的妻子）王剑芬的家，前去“捉奸”。甚至派人在王家邻近租下房子、设计圈套，报复手段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最后，68岁的萧孟能被李敖以“诬告”罪控告，面临第三次入狱前夕移居美国，黯然离开台湾。而李敖继续以“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姿态傲然挺立在岛上，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论时光怎样流逝。
众所周知，李敖有过人的才气，有生花的妙笔，有悬河之口舌，更是洞穿了人性的弱点，懂得如何把握公众的心理。他有才，这一点，与他恩怨纠缠了一辈子的萧孟能也不否认，“有才无德啊”，这是萧孟能最后的一声长叹。
其实这不仅是萧孟能一个人的看法，与李敖共同生活过的胡茵梦在其自传《死亡与童女之舞》中更有对李敖入木三分的剖析。胡茵梦眼中的李敖“无法诚实面对自己的人格失调”“他对人总是猜忌怀疑，从来没有诚心和人相处”“他的心中只有钱，为了钱他可利用任何不法手段赚钱”。比如四海唱片公司将李敖的一首诗谱曲灌成唱片发行，李敖事先曾当面同意，事后却索赔180万元新台币。比如他每天站在窗前用望远镜观察对面一个大厦的工程，想找出施工差错，预备将来以此威胁建设公司送他一栋房子。媒体更是大肆渲染李敖向辜振甫的“中国合成橡胶有限公司”“诈财数百万”，其中牵涉萧孟能的退股金。
胡茵梦零距离看到的李敖：一、自囚、封闭，不抽烟、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电影、不打麻将，没有娱乐，只有写作；二、不敢亲密，对最亲近的人也防着一手；三、洁癖、苛求、神经过敏；四、寒冷恐惧；五、绿帽恐惧；六、歇斯底里，等等。李敖在她的心目中不再是一个“具有真知灼见又超越名利的侠士”，而是一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欲”者，他们的婚姻因此很快就走到了尽头。从结婚到离婚前后不过三个月零二十二天。
《与李敖打官司》的三个主角，萧孟能已与2004年在上海谢世，终年84岁。曾经风情万种、上过美国封面的电影明星胡茵梦也早已年华老去、淡出公众的视线。只剩下李敖依然风头十足，在凤凰卫视开坛“李敖有话说”，海峡的这一边，长久以来我们见到的都是他的书，听到的都是他的一面之词。萧孟能病逝后，李敖在电视中说：“我的老朋友萧孟能死掉了，84岁，死在上海……”他自然想起了《文星》当年，“这段历史对很多人说起来，已经很遥远了”“我再不说没有人能够更仔细地说出这段历史”。然而，他有勇气直面当年的“侵占罪”，他能还原历史的真相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不可否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水深浪阔的台湾，他曾经是“斗士”“英雄”“青年偶像”，但在这些炫目的光环之下显然还有另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李敖。范泓的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真实、更完整的凡夫肉胎的李敖。
李敖不过是一个“认时务的文人”
“有才无德啊”，《文星》杂志创办人、曾与李敖相交18年的萧孟能追忆前尘往事，在临终前不久留下了这样一声长叹。他们之间的那场涉及李敖侵占财产的官司，在20多年前的台湾乃至香港都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在沸沸扬扬的舆论后面，其实是是非非在当时是很清楚的。然而在海峡此岸，由于长久的隔绝，信息的不对称，加上20世纪80年代起，李敖的杂文风行大陆，我们读到的都是李氏的“一面之词”，关于创造过时代的《文星》、关于他和萧孟能的恩恩怨怨、他和胡茵梦的情爱婚姻，无不如此。对大陆读者来说，李敖是英雄、是斗士、是才气纵横的文人，而萧孟能这个名字是大多数人所陌生的。2004年，这位老人已在上海谢世，在他身后，范泓依据大量史料写成的《与李敖打官司》才在南京悄悄问世。
历史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人们惊讶地看到了一个“斗士”之外的李敖，他人性中的黑洞、性格中的缺陷，以及在他飞扬跋扈的文字后面的种种手段。换言之，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人，不是一个只知道爬格子的文人，他聪明过人，能洞察人性的幽微，并利用人性的弱点，以其生花之笔写出恣肆文章，感染、打动了无数仰望他的读者。时至今日，当那些与李敖所说截然不同的声音出现时，被李敖的“斗士”光环、满腹经纶蒙蔽了双眼的“李敖迷”们不愿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只能斥之为“一面之词”。在我们听惯了李敖的“一面之词”后，为什么就不能听一听萧孟能的“一面之词”、胡茵梦的“一面之词”呢？正是不同当事人的“一面之词”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看清事实，而不是盲目地迷信李敖的“一面之词”。当然，我能能理解他们不愿直面偶像被打碎的内心尴尬，我也有过相似的幻灭。很多年前，我也曾特别喜欢李敖的文字，他对一个偏处孤岛、继续奉行专制主义的政权的嬉笑怒骂，他对传统文化的无情鞭挞，他的监狱生涯、斗士豪情都让我激动过、兴奋过，在许多年轻的夜晚，我不断地被他笔下的文字所吸引、所感动，有的段落甚至读得滚瓜烂熟：
“我们没有梁山可上，没出境证可拿，我们活像玻璃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没有出路’，随时都要被苍蝇拍子打下来……可是，我们还是做了！还是头破血流，一做再做了！”
如此痛快淋漓的汉语于我当时何止是心有戚戚。1961年，26岁的李敖在《文星》杂志发表《老年人与棒子》而一举成名，从此一发不可收。到底是《文星》给李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还是横空出世的李敖成就了《文星》？“多少浮云世变，使我觉得，为文星而作战的人，如今只剩下我一个。风雨如晦，水深浪阔，我再做多久也不知道，但是，我不会终止，我不会背弃文星的理想，我总朝前去了！”这是李敖的个人独白——我本人就曾一再地被这番经典式的表述所感动。李敖从《文星》出道，为《文星》入狱，他似乎成了《文星》的化身，是“文星”理想不折不扣的捍卫者。长期以来，我们心目中的李敖首先就是一个这样的“斗士”“英雄”。
日，广州《南方人物周刊》刊出对“斗士李敖”的专访，当记者问及假如当年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他今天会是什么样时，他的回答竟然是：“我可能是***（笑）！***和我同岁啊。我当然不会像在台湾这样的玩法，我不会那么笨，我有别的玩法嘛！我可能会变成一个情报斗子，不一定要去住牛棚，为什么要把我看得那么笨（笑）！”这番话绝不能看作戏言，而是李敖对自己清醒的自我定位，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其实记者只是问他，如果留在大陆他“今天会是什么样子”，他却反复强调自己不会“那么笨”，言下当然是以“聪明人”自居，以“识时务者”自居，真的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我们以往读李氏文章，常常会有一个误区，以为像他这样的人，以他批判的锋芒、张扬的个性，如果留在大陆注定了逃不过50年代的“反右”、60年代的“文革”，免不了或流徙或蹲牛棚的命运，这完全是对李敖此人的误读，他以古稀之年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不是他的性格，也不会是他的命运。
40多年来，自称“大陆型知识分子”，向往着埋骨于昆仑之巅的李敖，在台湾岛上目空当世，唾沫横飞，墨花四溅，从当权的蒋氏父子一路骂下来，似乎是横扫千军如卷席，口无遮拦，笔不留情，因此而赢得岛内外万千读者的敬慕，以为他英雄无敌，敢把皇帝拉下马。而没有洞察到他无比狂妄、勇敢的背后乃是他精明到家的计算，是他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他之所以敢于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主要的不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冲动，而是别有怀抱，因为他不会“那么笨”，“笨”到做投火的飞蛾，用青春、自由去为理想献身，他有见机行事的本事，能准确地观察风向，并及时调整自己，所以他才会反复强调自己不会那么“笨”。
对这位自称留在大陆“可能是***”的文人来说，选择批评国民党这条路，只是他在那一环境下选择的“玩法”而已，他知道这种“玩法”将有什么后果，他早已窥破蒋介石“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的内心秘密，即使得罪了蒋，最多无非是把他关上几年，既不会终身监禁，也不会被活活整死，乃至在狱中，他还可以遥控出版他的《千秋评论》《万岁评论》，继续他的嬉笑怒骂。他因受难而获得巨大名声，笼罩在“斗士”的光环之下。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是他自己所说的可以承受的一种“玩法”。一旦不是这样的环境，他就要换一种“玩法”，要做“***”、做“情报头子”，绝不会去干“笨”事、傻事。
说穿了，归根到底李敖只不过是一个聪明人、一个“识时务的文人”，一个骨子里缺乏理想主义的人。这一点，罗思义先生在《李敖·梁漱溟·马寅初》文中就已洞见。老实说，只要我们对李敖多一点了解，我们就会对李敖自我粉饰的独白多一分反感，更不要说那些自狂、自大的放言，比如“五百年来白话文第一”之类。我也曾走过一个仰望李敖的年轻时代，但从我看到他真实脸孔的那一刻起，那个被他自己塑造成在狂风恶浪中抵抗横逆的李敖，那个激扬文字、博古通今的李敖就已在我心中彻底死去。
李敖：只剩下一个“俗”字
李敖的大陆行给寂寞的媒体带来了一点小小的浪花，自他确定行程之日起，与他有关的消息，便注定要连篇累牍地占据大江南北各大报纸的版面。李敖此人以其为人的狂妄，为文的张扬和跋扈，打造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天皇老子不如他的“孙悟空”形象。他故作玩世不恭、天马行空状，回答记者提问，总是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
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其实他骨子里乃是极致的媚俗，我不想说李敖是庸俗的，他是俗而不庸。他的人生已经证明他并不平庸，而是精明到家，但毫无疑问李敖是俗气的，他是一个彻底的世俗中人，一个始终没有摆脱低级趣味的人。他好财、好色，对名利刻骨的在意，整天在碌碌红尘中打滚，几乎没有时间从世俗的污泥浊水中抬起头来仰望星空。他表演欲极强，把肉麻当有趣，以作秀为能耐，时不时地想着要惊世骇俗，事实上只是制造噱头，哗众取宠，典型的媚俗而已。
他自诩大陆一行是“猛龙过江之旅”，反复强调要与连战、宋楚瑜乃至克林顿等比赛演讲水平，扬言要让连、宋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演讲”。为此他在临行前闭门攻读，作精心的准备，书单中包括大陆领导人的讲话在内。他自比法国18世纪的启蒙巨人伏尔泰，说伏尔泰80岁才回到故乡巴黎，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他自吹自擂要“给中国一个指向”。无论他在北大、清华、复旦的舞台上如何表演，都掩盖不住他的一身俗气。
李敖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自称“左派知识分子”，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喜欢将自己定位为“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并声称向往于埋骨昆仑之巅，一再表示对台湾这个小岛不屑一顾，“台湾对我而言太小了。”2000年，在海峡彼岸，他以新党侯选人身份披挂上阵，选举口号就是“出卖台湾，买回大陆”。但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个大陆型知识分子的影子，长期以来，面对海峡此岸这片大地上的血泪和不幸，他只有沉默和嘲弄，只有隔岸观火的侥幸。一句话，他不愿意为本民族的苦难承担任何责任，他轻描淡写地说，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他是真正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玩世的背后恰是他的老于世故。
同样，李敖的极度自恋也无非是要隐藏他内心的空虚、苍白和自卑，实际上他是一个没有几分自信的人，所以只能通过无比夸张、张狂的语气，似乎蔑视一切，不屑一切。即使他读书万卷、满腹经纶，下笔万言、倚马可待也不能使他成为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他生活在自己的欲望所营建的狭隘天地里，聪明有余而智慧不足，一方面他以为凭自己的聪明，天下之大，没有人能窥破他的花花肠子，窥见他内心世界的空洞与无聊。另一方面他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无论读书、写作还是演讲、做主持人，都当作一种世俗社会的比赛、竞争、较量，沉浸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其乐无穷之中，究其目的无非为自己捞取世俗的实际好处。他终于有机会来到大陆表演，他的舞台一夜之间放大了，他为此而喜不自禁，从出现在北京机场的那一刻起，顾盼自雄的他所关心的就是“敖迷”们欢迎的鲜花和翘首期待的目光。
说穿了，李敖是个文化怪胎，他虽然以嬉笑怒骂的文字和两片刀子一样的嘴唇安身立命，但他对世俗社会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在他身上之所以看不到一丝的谦卑，他之所以始终超越不了吃喝拉撒睡的形而下追求，不能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的算盘打得太精了，使他失去了任何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攀升的可能性。曾经的苦难最终没有成就李敖，没有精神的天空，一个浑身上下裹着名缰利绳的人无论今天如何耀眼、如何显赫，都只能剩下一个“俗”字。
“二花脸”：李敖的最佳角色
李敖是什么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左派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他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绿色”的，而是“红色”的。
日，《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对李敖的专访，当记者问及他多年来写文章都是不讲情面，批评人家毫不手软，包括美国，“但从未批评过我们共产党，可以感觉到你对我们党蛮友好”时，他回答：“我对《毛选》《邓选》（《***选集》、***文选》）和《列宁选集》掌握最熟。这跟小的时候有关，我在北京时就痛恨国民党，向往共产党，对左派刊物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梦，就是希望中国强大起来，繁荣起来，跟资本主义斗。我们这代人比较爱国。我在台湾不是蓝色，也不是绿色，是红色，我不掩饰这一点，就像西班牙的大画家毕加索一样。”
当记者问他既然你批评“中华民国”是“伪号”，为什么还要当这个伪“立法委员”时？他回答：“他们是伪的，我是真的（笑）。所以，我现在是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议会，是要颠覆它。”
1996年，台湾海峡发生导弹危机，李敖在香港《明报》发表《草蜢的尊严》一文，认为台湾不过是一只在“大公鸡”面前乱跳的“蚱蜢”，随时都会被吃掉，没有什么尊严可言。2000年，他代表“新党”参与大选，公开主张接受“一国两制”，他的口号就是“出卖台湾，买回大陆”。在凤凰卫视的一次“李敖有话说”节目中，他甚至直截了当地鼓吹大陆武力攻打台湾，说自己的好朋友李庆华为他收集了台湾高压电塔的资料，打什么地方最有效……2005年3月，北京通过《反分裂法》，震惊台湾政府，“立法院”开会时，来自不同党派和无党派的200多名“立委”都表示反对，只有李敖一人不反对，因为“立法院”对外宣布说“一致反对”。李敖抓住“一致”二字不放，说自己和他们不“一致”，一直到法院控告全体“立委”，说他们忽视他的权力，要每个“立委”赔他一块钱。这件事大陆的媒体也曾有报道，最后没有下文。
在连、宋登陆之后，李敖接踵而来，无论是清华大学演讲时，女主持人称他为“归队的老同志”，还是《人民日报》高度肯定他在台湾支持祖国统一的贡献，称他为“旗帜性的人物”都不是偶然的。他在台湾穿红衣服，处处显示自己“红色”的一面，以红为荣也不是偶然的。他高中时代有个叫严桥的老师就是共产党，对他影响很大，他曾答应加入共产党、偷渡大陆，后因严桥被捕未遂。李敖自述他的“左翼式狂热”来源于严桥的人格影响。
李敖是什么人？至今包括一些媒体称他是自由主义者，但他宣誓要放弃自由主义。其实，要说他是“自由主义者”，曾为言论自由奋斗过，大概也只有“文星时代”可以算得上。他在《文星》以挑战权威，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姿态出现，追随胡适、殷海光等自由主义先辈，主张****，挑起中西文化论战。在《自由中国》被封、雷震锒铛入狱的年代，《文星》异军突起，成为专制沙漠中的一泓清泉。青年李敖生逢其时，受到萧孟能的赏识，登上文化思想的舞台，尽情地展现他的才气和狂气。这是他一生最有光彩的时期。
在这一阶段之后，特别是1986年蒋经国晚年开放“报禁”“党禁”，台湾发生重大变化之后，他的作为就离自由主义愈来愈远乃至背道而驰了。当他打着胡适的旗号，招摇过北大时，身上已没有任何自由主义的气息。1995年冬天起，他在“新党”背景的真相电视台开讲“笑傲江湖”，以“名嘴”的面目重出江湖，正是在这档节目中，他将自己的游戏、玩世本色展现得淋漓尽致，整天把极为下流的、不堪入耳的生殖器语言挂在嘴上。他处处利用台湾已有的言论自由，亵渎言论自由。比如1998年有一次他如此攻击当时的“法务部长”马英九，在说到狱政改革时，他大谈自己坐牢的经验之余，警告马英九：“你小心点，不要行差踏错，如果掉进牢房里，你这个小白脸，一天要被别人操几次！”
直到今天，李敖仍到处吹嘘自己两次坐国民党的黑牢，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他是一个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屡受迫害的“英雄”，可是他在《我写北京法源寺》中只是含糊其辞地说：“自1971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第一次十足关了五年八个月；第二次十足关了六个月，一共十足关了六年两个月，再加上被在家软禁十四个月，一共是七年四个月。”他自称“大坐牢家”，我记得有本书就叫《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十八封信》。
其实，他第一次坐牢不是因为言论问题，而是协助主张“台独”的彭明敏偷渡出国，最后因涉嫌“台独”、以“叛乱罪”而入狱。第二次入狱更是与言论自由毫无关系，罪名是“侵占财产罪”，他侵吞《文星》创始人、相交18年、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萧孟能委托他处理的数千万巨额财产，被告上法庭，最后败诉而判刑。2004年5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范泓的专著《与李敖打官司》以大量翔实可靠的史料叙述了此案的来龙去脉。这一事件在台湾、香港曾轰动一时，当时舆论无不认为李敖欺世盜名，见利忘义。经此打击，李敖臭不可闻，很长时间没有缓过劲来。
从1987年到1995年，在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关键年份，他无所作为。大陆读者不明就里，只读过李敖一个人的书，听信他的自我独白、片面之词，把他说的一切当真，上了他的当，先入为主地把他看作是反专制的“斗士”“大师”。他们心目中的李敖不是那个现实中的李敖，而是书中虚构或者说半真半幻的李敖。
李敖在北大讲坛上自我炫耀，弄了一张比他个子还要长的所谓“禁书单”，说什么“我写过一百多本书，有九十六本被查禁”。说什么“全世界古往今来”没有人比他李敖写过更多的禁书，因而赢得了一片掌声。事实是，他的书确有被查禁的，但并不像他夸大其词所说的，他的书被禁大部分是在1981年到1987年间，除了《蒋介石研究》《孙中山研究》之外，至少有70多本是他办的《千秋评论》《万岁评论》等杂志，其中收入了许多别人的文章，不能算是他个人的著作。
现实生活中的李敖既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也不是“自由主义”，那只是他自己用嘴和笔塑造出来的李敖，能相信他自己说的一切吗？老实说，把他看作一个娱乐明星还差不多，他善于表演、以表演为人生最大乐趣、以骗倒芸芸众生为能。站在舞台上，他开怀大笑，如入无人之境，将天下万物玩于股掌之上，自以为是舞台的绝对主角，风光八面，顾盼自雄，那么他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
鲁迅《准风月谈》中有一篇《二丑艺术》的文章，节录如下：
“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做‘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总之：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
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诤，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的。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
聚光灯下，李敖总是自以为扮演的是主角，殊不知，他演的只是“二花脸”，他在北大讲坛那一幕就是“二丑艺术”最精彩的表演。
关于李敖，再说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还是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谢泳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说得好：“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不能只讲利害，而不顾是非；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不能享受了民主的好处，而处处以和民主作对为自己的基本行为方式；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不能时时以自己在一个变动社会中的遭遇来评价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台湾一度伤害过这个人，这是事实，但台湾的进步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不能时时以自己的不幸遭遇来一味向社会索还；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应当对女性始终保持尊重，而绝对不能炫耀自己玩弄女性的经历；一个理智的社会，不会对一个无聊的知识分子如此感兴趣。”李敖大陆行所引起的反应表明，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离理智有多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媒体和网络出现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对李敖的吹捧背后有着种种复杂的原因。
无论如何，凤凰卫视的商业炒作成功了，李敖的二丑艺术表演成功了。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人格，一个人格丧尽的民族注定了被历史所淘汰。
1936年，一代出版巨人张元济为乌云密布的民族危机而忧心如焚、寝食不安，当时他正在校阅《史记》，常常为古史中的英雄人格所感动，因此他想到为青少年编一本书，以唤醒中华民族的人格，抵御**，抗拒横逆。他从《史记》《左传》《战国策》中撷取8篇故事，对原文作了适当的删节（没有改动），因为担心原文不利于普及，他又全部翻译成白话文，并在每篇后面加以评点。8篇故事包括《公孙杵臼程婴》《伍尚》《子路》《豫让》《聂政》《荆轲》《田横》《贯高》，所涉及的人物却不止上述9人，比如《荆轲》一篇就记录了田光、樊於期、荆轲、高渐离4个人的慷慨就死。
1937年5月，离卢沟桥枪响不到两个月，上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古稀老人张元济亲手编写的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万有文库”新版中正文部分不过52页，附录的诗文书信等倒在3倍以上），他在《编书的本意》中明确指出：“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妆点出来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有的是为复仇，归根结果，都做到杀身成仁，孟夫子说是大丈夫，孔圣人说是志士仁人，一个个都毫无愧色。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张元济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还有一个原因，他在1937年9月应《大公报》胡政之的约稿写过《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一文：“近几十年来，设学堂，讲究新学，如今国内的大学有了几十处，造就许多新人才，做成了许多新事业，国家受了不少的益处，但是在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佚（逸）、贪污、诈伪、鄙贱、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使我国家糟到这样的田地，不能不说也是它的结果。”他认为这是当时的教育普遍“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造成的，因此他主张教育要培养“坚苦卓绝的精神，高尚廉洁的节操”，从这个意义上，他甚至认为敌人的炮声恰好震醒了我们。
我认为张元济之所以编写这本小册子，就带有对症下药的意图。他的初衷在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弟于三年前辑有《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选自《左传》《国策》《史记》，凡十余篇，译为白话，意在供中小学校学生之诵览。颇慨叹近来人格之堕落，思从少年身上加以挽救。不料近来堕落日甚。上海各报时借是书发言警众。是书出版已经三年，不知先生曾见及否？兹姑寄呈一册。”所以他之编书不仅有抵御外侮的意思，更有扭转社会风气、抵抗人格堕落的宏愿在内。这两者往往是难以分开的。张元济在《中华民族的人格》里所选择的十几个人物（如果不包括田横的500多名追随者），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慨当以慷、勇于就死、舍生取义，他们的人格也是在他们的死亡中得到升华。他在每一篇故事后面的“批评”是全书的亮点，几句话就点出了这些豪杰人格力量的所在，他所仰慕的是：公孙杵臼死于忠，程婴死于信；伍尚之赴死，对父亲尽子道，对弟弟尽兄道，在他心中孝是人生的美德；“利其禄必救其患”是子路恪守的做人道理，所以朋友善意的劝说、阻止因此都无效，他认为这是子路的“见义勇为”，所以子路才会“结缨而死”，那么的从容不迫；以报仇著名的豫让报仇有道，宁可舍易就难，显示出“正直的精神”；聂政之死乃是“士为知己者死”，英雄本色；荆轲刺秦王不成，千古流传，殉难者中田光为守信而死、樊於期为仗义而死、荆轲为尽职而死、高渐离为复仇而死，他们都是“虽死犹生”；当天下已定于一，田横英雄末路，虽也可不死，但他知“耻”而死，500多人本可不死，但全部殉难，他们心中都有一个“耻”字；贯高九死一生，忍受无数重酷刑，仅是为主人辩诬，一旦达成目的，立马就死，绝不苟且，因为“吾责已塞”。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元济倡导这样的民族人格，用意显然是非常清楚的，难怪日本人很惧怕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屡次想禁绝。1945年，在经历8年苦战，付出巨大牺牲之后，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张元济曾无比感慨地在好几本《中华民族的人格》书前题词。
“一二八”后，敌军欲亡我国，严禁此书，妄冀消灭我国人之人格。岂知消灭不了，反益发扬。欣喜之余，书此记痛。
这是他在8月20日，即“日本乞降后五日”记的。
9月4日，盟军“在东京湾受降后二日”，他再次在书前题词：
“一二八”后日寇禁售此书，其用意可想而知。愿我国人无忘此耻。
11月18日，他又一次在书前写下：
孔子曰杀身成仁。所谓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掷而人格不可失……
“一二八”发生在1932年，商务印书馆被毁，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其时离此书出版尚有5年之久，想来他把“八一三”误记成了“一二八”。
“八一三”之前，1937年6月，张元济前往苏州旁听“七君子”案第一次庭审，遭到拒绝，愤然而归。当月14日他写信给邹韬奋，赠送《中华民族的人格》一册。16日，邹在苏州狱中回信：“此间诸友陷身囹圄以来，个人利害非所计及，惟救国无罪与民族人格不得不誓死力争。拜读大著《中华民族的人格》，实获我心，韬等所始终坚持生死不渝者正为先生谆谆训诲者也。此书在国难危迫如今日，尤弥足珍贵。”
张元济自己也一直很看重这本小册子，日，他写信给住在庐山、尚未最后下定抗战决心的蒋介石，除了送上新出版的一部《二十四史》，还送了这本书，信中说：“国难日深，复兴民族，必先提高人格，元济近撰小册，冀唤醒一般民众，附呈一册，并期裁教。”到日他给远在太平洋彼岸的胡适写信时，还要“乞赐小序，当俟再版时录入简端，借以增重。”
8月6日，他再次给胡适写信表示：“倘蒙赐以弁言，尤深感幸。”
8月18日，胡适在华盛顿提笔为《中华民族的人格》写序：“张先生爱国忧国的深心，是我最佩服的。我也相信‘榜样’的功效远过于空言。”“但是我读了张先生的小册子，也有点小小的意见”，他认为故事所处的时代过去太久，少年读者恐怕不能完全明了其意义，“所以我颇希望张先生在这些古代故事之外，另选一些汉以后的中国模范人物的故事；时代比较近些，使读者感觉更真实，更亲切；事迹不限于杀身、报仇，要注意一些有风骨，有肩膀，挑得起天下国家重担子人物。”并且列出了20多人的名单。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篇序后来并没有用。
到1947年，张元济已81岁。胡适于这年2月14日写信给他，重提此事：“大作《中华民族的人格》……所收八人，大都是复仇侠士与杀身成仁的志士，范围稍嫌过狭，不曾顾到中国民族的、积极的、建设的一方面。”建议增加马援、诸葛亮、陶侃、王导、魏征、陆贽、范仲淹、韩琦、王安石、张居正等人。2月19日，张回信说：“《中华民族的人格》不过弟一时兴到之作，当时正校《史记》，感于诸人之举动足以振励末俗，故写成此书。我兄指为范围过狭，诚是诚是。但欲增加建设方面人物，是为著述之事。雅意殷拳，非弟衰孱所能胜任。”
话虽如此，张元济本人依然重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直至1949年改天换地之后，他应邀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开国盛典”，期间他还不断地将这本书送人，仅他日记中不完全的记录，他曾先后将此书送给张治中、邵力子、高汾、张难先、吴玉章等多人。“中华民族的人格”是张元济何时都不敢忘怀的，早年他投身戊戌变法如此，主持商务印书馆、编印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如此，即使抗战8年间，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先迁香港、再迁重庆，而他则以董事会主席的身份留在上海，当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铁蹄踏进租界后，他也坚持不向日伪当局注册，为防止日伪势力渗入董事会，他托故不开股东大会，仅以印行古籍等少量业务苦苦支撑下来。在他自己身上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格，孟子所说的那种“浩然之气”。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张元济说这些“都是造成我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名言”，无论如何的世变沧桑，红尘如烟，这些人格底气、做人准则都是不会随着时间而化为灰烬，而且会在新的时代里获得新的内涵，一次次地更生。
一部二十五史从来都不乏慨当以慷的英雄，“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志士，无论面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