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uba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豆网科技有限公司张学良曾谈九一八不抵抗命令：责任不在国民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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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张学良曾谈九一八不抵抗命令：责任不在国民党中央
　　记者刘功虎
　　《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 近日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对于亲历的往事，张学良本人喜欢说道，爱与人聊天，上世纪90年代初获得自由前后，短短10多年间，他与不下10个采访者谈过自己的“天宝往事”。这些年里，世面上的张学良口述出版物达四五种，间接著作不计其数。
　　尽管如此，“张学良口述历史”还在继续推出。这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一套7册、总字数达100多万字的大书，名为《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
　　这套书有什么不同之处？看点和特色何在？本报记者专访该书总主编、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据他介绍，相较于之前各种口述版本，这套访谈录“可说是张学良最后亲口说出的权威口述资料”。
　　纠正不少历史讹传
　　读+：此书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杨天石：主要是帮助人们了解张学良的内心世界。访谈中，张学良曾向张氏姐妹说明：“我是主张中国统一的，所以中国内乱打仗，我是劝我父亲，我甚至掉眼泪。”1927年春，张学良到河南指挥部队，抵抗北伐军，在火车站见到几个老人捡军队掉在地上的馒头吃，谈话得知因内战而抓兵，使老人没有生路的惨状。同年5月，张学良回京，就对张作霖讲述河南所见，劝张退出关外，他说：“中国打内战，打了几天又好了，好了几天又打，什么意思？也不过是你要抢这个地盘，我要抢这地盘，各人争势力。中国大家要好好的，和和平平的，各人守各人的疆土。”又说：“老百姓受苦是我们搞出来的。我们打，老百姓跟着在这儿受多大的苦，我看见老百姓受苦我难过死了。我们争的是什么？你也统一不了。”
　　读+：能介绍一下主要看点吗？
　　杨天石：对于研究者来说，张学良的叙述可以填补历史空白，订正讹误的地方很多。
　　例如，名记者邵飘萍1926年在北京被奉军设计诱捕，4月26日被杀。访谈中，张学良坦陈，“是我给枪毙的”。以前人们以为这事只跟张作霖有关。
　　再如，李大钊于1927年在北京苏联驻华大使馆被捕，4月28日被害。多年来，流传这是南方的蒋介石与北方的张作霖暗通声气的结果。对此，张学良断然否认：“根本蒋介石和我们没联系”。
　　张学良把一些历史的空白点补上了，断点接上了，许多模糊之处澄清了。在心理方面，张学良自揭自短，曝光了自己丑陋的一面，包括他父亲的、家族内部的。评价方面，他对历史、政治、军事、宗教、人生都有评述，且有不凡之论，甚或是惊人之语。
　　张学良误判“九一八”事变
　　读+：1928年到1931年间，身处东北，面对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环视的复杂局面，张学良的底线是什么？
　　杨天石：在访谈中，张学良多次说“我是爱国狂”，“我实在爱我的国家。”“我是中国人，中国需要我的时候，要我的命，我就去送命；要我去当兵，我就打仗。打仗为什么？保卫这个国家，爱这个国。”他主要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吧。
　　关于张学良的爱国思想，突出表现在他关于1928年“东北易帜”的叙述上。当时，张作霖新故，张学良面临倒向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倒向日本的选择，日本派特使林权助到沈阳面见张学良，陈述种种理由，力劝张和日本合作。张回答说：“你什么都替我想，就没想我是中国人。”他告诉张氏姐妹：“事齐乎？事楚乎？我当然得归顺中央。我是中国人，绝不能归顺日本。”又说：“我可以说一贯主张中国统一，所谓易帜，我的主要决定是中国统一，没旁的意思。”
　　读+：“九一八”不抵抗的命令，到底是他还是蒋介石做出的？
　　杨天石：关于“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明确肯定：“大概是9月，我是在医院下的命令。”多年来人们众口一词说是蒋介石不抵抗，张学良不想冤枉他，一再表示，“不抵抗”的责任不在国民党中央。
　　读+：张学良当时怎样想的呢，为什么不抵抗？
　　杨天石：综合张学良对张氏姐妹所述，其原因在于：一是他的判断错误。“日本是来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多要点好处”，“没有想到大规模的（侵略）”。二是他对日军的战斗力估计过高。“我们那时候没法子跟他打”，“我们打败了，交涉你得赔偿了”，“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好像拿鸡蛋碰石头，绝对打不过的”。
　　这些叙述，袒露了“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的内心想法。当然后来的历史研究表明，日本当时挑衅的兵力其实是一小撮，不是日本高层通盘考虑的结果，东北军如果真敢对抗，也许不会酿成后来的局面。
　　西安事变秘密在于四个字
　　读+：在这部口述史中，张学良指出，西安事变的秘密在于四个字，他坚持先“攘外”后“安内”，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后“攘外”。四个字的顺序有那么重要吗？
　　杨天石：当然重要。极为重要。张学良说：“（蒋的）主意也不是反对抗日，他就是说，头一个你非把共产党消灭。”但是在张学良看来，共产党是“剿不完”的，其原因在于“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
　　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说：“我恨透了内战。”“共产党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产党。”他总结和蒋介石的分歧，称蒋是“安内攘外”，自己是“攘外安内”，结论是“只能想法子跟共产党合作”。在“剿共”中，张学良的两个师被消灭了，但“蒋先生对我连安慰的话都没说过”。蒋介石的这些做法，让张学良感到“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把我们去消灭”。
　　四个字，两个词，谁先谁后，在张学良那里攸关身家性命，因为他们等不起，担心“回不了家”。
　　读+：张学良的担心是否有道理？
　　杨天石：有。如果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后攘外，东北军可能就慢慢不见了。这在当时已经在变成现实。张学良倍感焦虑。他作为东北军的统帅，无日不要考虑东北军的前途。只有“回家”他才能恢复根基，保存甚至壮大实力。在华北、西北飘荡的日子毕竟不好过。蒋介石当局可能长期不抗日，东北可能长期无法收复，东北军回不到自己的故土，自己“无根之萍”的角色越来越成为定局。
　　读+：因此他也跟很多地方实力派一样，加紧了与共产党的联系，最终造成逼蒋反日的西安事变？
　　杨天石：不但地方，蒋介石中央也有派人去与刚落脚陕北的红军联络沟通，而且这个情报被张学良掌握了。他当然心里很有想法。1931年他不抵抗，1936年他的反日抗日心态是越来越强烈，因为情境变了嘛。而当时要改变蒋介石的既定政策，在他看来只有兵谏一途，加上中共的建议、杨虎城的建议，他希望取得苏联支持，以抗日为号召，在西北建立联合政府。这就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基本思路。
　　张学良曾经要求加入中共
　　读+：西安事变留下很多谜团，张学良在这书中吐露了多少心里话？
　　杨天石：张学良在事变前和中共有很多秘密联系，那种联系之频繁密切，超越我们后人的想象。他曾经打算与杨虎城及中共三方联合，组成西北国防政府，中共并曾批准张学良入党，只是为共产国际所阻。这些情况，中共为张学良安全考虑，长期保密，张学良本人也绝口不谈。
　　张学良获得自由后，接受访问时所谈范围逐渐扩大，但仍然顾忌较多，仍有许多问题守口如瓶。这就说明，张学良不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读+：张学良曾经提出要加入中共？
　　杨天石：这个是有多个确凿证据支持的历史事实。1986年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的文件汇编里，披露了一份共产国际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其中就提到了这件事，电报明确指出共产国际不能同意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要求准备发展其入党的提议。
　　张学良要求入党的最初文献，见之于中共派驻张学良部队工作的刘鼎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这份电报中有“日要求我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的字眼，其中的“日”是张学良这一时期与中共中央通电时所用的代号。
　　当然，张学良要求入党，未必真的带有多少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和理想，他更多恐怕是出于对中共的信服，特别是服从于他争取苏联同情与支持的现实目的。关于这些细节，历史学家有过详细考证，可惜的是张氏姐妹没有就此当面求证张学良。可以预料的是，即使问了张学良也不会回答。
　　读+：共产国际为什么不让他入党？
　　杨天石：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曾经武装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这使得苏联方面对其留有极恶劣的印象。
　　张学良继承张作霖的地位后，很快又在南京政府的怂恿下，旧事重演，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继而希望以武力收复根据1924年中苏条约仍旧主要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的中东铁路，引发了著名的中东铁路事件，此举自然更增添了苏联对于他的恶感和不信任感。
　　这种不信任很难消除。在西安事变发动前，张学良曾经欧游，提出要访问莫斯科，就遭到了苏联的拒绝。这也是后来张学良为什么提出要加入中共，因为他没有别的渠道化解与苏联的旧怨。
　　记者刘功虎
　　此前未公开，此后不再有
　　199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委托张之丙、张之宇姐妹对张学良进行采访。自当年12月至1993年8月，张氏姐妹共采访张学良60次，录带145盘，时长7000分钟。2001年张学良去世后，所有档案、文献资料存藏于哥伦比亚大学。2002年6月，藏品开放，杨天石是这批资料最早的读者之一。
　　杨天石介绍，最初的出版计划很大，凡是张学良的日记、书信、回忆录、文稿、读书笔记、名人语录、老照片等，都在整理出版之列，当时曾考虑将这一套书命名为《张学良留存资料全书》，或《张学良全书》，但是后来决定，还是先整理出版口述历史。
　　杨天石邀请张学良研究专家张友坤教授进入编委会，后者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曾任吕正操秘书，和国内研究张学良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学者广有联系。此外，杨天石又邀请学者杨奎松、杨虎城之孙杨翰参加编委会。
　　哥伦比亚大学曾请部分研究生将张氏姐妹的采访录音转化成书面资料，约有1百多本，但是文本极为粗糙，听错、记录错误的地方很多。因此，杨天石他们决定抛开哥大的整理资料，重新听录，将声音转化为文字，在此基础上再行加工、整理。他们的原则是：尽可能保持采访原貌，尽可能保留一切有价值的资料，尽可能保持张学良的语言风格。初稿出来后，经张学良的公子张闾琳两次审读，有所删节。直到2014年出版，前后共达6年之久。
　　历史细节之生动
　　超越文学想象
　　访杨天石记 记者刘功虎
　　杨天石
　　杨天石今年78岁，江苏东台人，退休前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因研究蒋介石而名满天下。与这种泰斗级历史学家，谈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及话题，记者受教之余，不时有一种“历史感”上身。
　　记者刚开始联系上他时，担心他的体力问题，提出在电话里聊，聊完了再整理出文字请他过目，他说：“你把访问提纲给我，我书面回答你。如果电话采访，你还得整理录音，很辛苦很麻烦的，我知道的。终究还得我订正一下，又要费一遍工夫。还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写了给你。”
　　他是怎么“知道”听录音很痛苦？也许是张学良与张氏姐妹7000分钟的磁带让参与编撰出书的工作人员吃透了苦头？
　　在记者紧追慢赶下，杨老师伏案三天，赶交了回答。邮件回复过来，记者又补充了一些问题，电话交谈多次。按照他提议的办法，记者的工作量确实省了不少。有意思的是，他在答复采访提纲时，并没有完全按照记者的设问一五一十进行，不少地方纯粹照自己的思路自问自答。最后他说：“你看看，你需要的内容是不是都在其中了？”记者仔细揣摩，还真是差不离。
　　此前公开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较为知名的有2001年刊发于《南方周末》的《海峡两岸大披露――张学良口述历史》，是张友坤先生整理1986年张学良与其晚辈的谈话录音所得，另一本是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撰著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对张学良的访谈有11盘录音带，访谈没有全部结束即告中断，全书仅10万字。
　　杨天石说，口述历史的好处是可以为专业历史著作提供丰富、生动的细节，但是历史细节不能虚构，必须依赖当事者的叙述和回忆。张学良和张氏姐妹谈话时，在叙述大的历史事件时有时会连带讲出细节。
　　例如，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人已亡，而张家为了隐瞒消息，欺骗日本人，不仅不穿孝，而且故意穿“阔衣服”，张学良的妹妹还故意“出去看戏”，这就很好表现了谋士杨宇霆的机智，极富戏剧性。
　　1945年11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抗日志士孙凤鸣开枪行刺汪精卫，一时众人惊乱。警察抓凶手时，发现一个人坐在厕所地上，问他在干什么，答曰“解手”，再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原来是吓得坐在地上了。这样的细节有助于突现现场的慌乱、紧张气氛，是任何天才的文学家无法想到的。
　　历史学家写特定历史人物，主要通过人物的言与行，必须告诉读者，他为什么这样说这样做。然而，人的动机往往深藏于内心深处，“怎么办？靠揣摩肯定不行。”张学良本人就曾质疑坊间有关著作：“他又不是我，他怎么还能写我心里怎么想？”杨天石认为，要解决这个难题，日记和口述资料都是难得的依据。
　　“读这书你会发现，张学良很多话是重复的，对以前的访问者也说过。这就对了。他要是见一个人换一个说法，那可就坏了。”杨天石笑道。
　　书摘&&&
　　毛泽东我们佩服得很
　　访者：我们觉得毛泽东的词不错。
　　张学良：不错。那什么射大雕，很有气势。（指毛泽东1936年2月上旬所作《沁园春?雪》，词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也算是人物之一了，他能创造一番事业，毛泽东我们佩服得很。我的判断，他天生能领导。
　　访者：他的心胸从诗词上看也是很大啊？
　　张学良：当然了。我就跟我的部下说，咱们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们问问自己，我们做不到。他能这么样统御，他有这个力量。
　　西安事变后蒋张关系
　　访者：他会不会像其他军官……是谁说的，一次打汪精卫的时候，汪钻到厕所。
　　张学良：不，不，（蒋）还是军人气概。他甚至说，你把我枪毙就算了。满不在乎。
　　访者：感觉他一点儿也不亲切。
　　张学良：蒋先生对我，两件事两句话，实际是一句话。一个我送他从西安出来的时候，在洛阳一下飞机，他头一句话就说，“你们好好照顾张副司令”。那意思怕那些人对我不利。第二个，那天晚上，他睡在里屋，让我睡在外头。送他回南京，一下飞机，他头一句话还是“你们好好照顾副司令”。我不是说过嘛，他死了我作了副对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摘自《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有删节）
(责编：易潇、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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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杨天石：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
“事变”初起，张学良以为还是“寻常性质”，可以“小事化了”，但是“事变”后的第五天了，张学良却仍然没有改变“不抵抗主义”的任何表示，这就不是用判断失误就可以解释的了。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动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众口一词，几成铁案。前些年，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问时，特别声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这样，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还有若干问题并未解决。这些问题是：
蒋介石是什么时候得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的？他的反应是什么？
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对策是什么？
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真的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吗？
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认为问题已经彻底弄清楚了。
日这一天，蒋介石上午早起后，即与宋美龄同谒中山陵。其后，参加国府会议，讨论工厂检查法等问题。晚9时半，登永绥舰，往南昌督师“剿共”。当日日记云：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军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为四届委员。余在四中全会引咎辞职，而嘱陈、蒋、蔡等应之。如果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应难见效也。1931年初，蒋介石因政见分歧，软禁胡汉民，引起国民党分裂。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对立。同年4月，何应钦调集湘、鄂、赣、闽四省军队，对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他在舰上所考虑的只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广州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解决宁粤对立问题；一是如何对待江西的共产党。完全没有涉及东北问题。
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在当晚10时，是不是当日蒋介石早已写完日记，后来的“事变”和对张学良的应变指示都没有写进日记呢？不是。
9月19日，蒋介石有一通致张学良电，中云：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中日关系史料》，〔台北〕“国史馆”2002年版，第1页)。此电现存手迹原件。“皓”，19日，“戌”，约21点至22点之间。可见，蒋介石得知“事变”是在9月19日晚到达南昌之后，其消息来源是上海。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事变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从张学良处得到任何消息。自然，也不可能对张学良有任何指示。
过去所有关于蒋当晚如何指示张“不抵抗”的说法，有些甚至是很具体的、活灵活现的说法，未必可信。例如，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说：“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东北日报》日。上引蒋电可证，郭说不确。郭维城到1934年才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的说法应出于猜想和传闻。）
又，蒋亲自审定的《事略稿本》称，“十九日，公舰到湖口，换船，经鄱阳湖，抵南昌，忽接急报迭来云。”将《事略稿本》所述与上引蒋致张电两相印证，可以确认，蒋是在“事变”发生整整一天之后才得到“事变”发生消息的。当晚，他写下的日记是：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日记中，称“事变”发生在“昨晚”，表明他9月18日当夜，并不知道沈阳发生了什么事。
在公开的函电中，最早出现“不抵抗主义”一词的是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报。他们于9月19日上午8时左右致电张学良，报告说：“日兵至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又称：“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糜烂。”张学良接电后，即于19日发表通电，中云：副司令行营效日（19日）来电云：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
20日，南京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我未抵抗日军轰击”的标题下，发表了张学良的上述通电，“不抵抗主义”五字遂首次公之于文字。张电所云，虽系转述臧、荣二人来电，但是，臧、荣二人不会也不敢杜撰“不抵抗主义”一词，它一定出自9月18日深夜张学良的口头指示。关于此，荣臻报告说：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日军行动任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镇静。（《九一八事变之经过情形》，《*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262页）。“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当然就是“不抵抗”。“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云云，说明张学良的指示是立即做出的，并未经过请示或研究。
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采访组时曾说：我那时在北京，在医院养病。当时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立刻回到家里下命令。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形，我不明白，所以我当时是……（此句听不清。作者注），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情。（《张学良开口说话》，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张学良承认，是他“回到家里下命令”，至于“命令”的内容，很遗憾，在关键的地方“听不清”。
不过，张学良在他的自传体着作《杂忆随感漫录》中讲得很具体：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张学良要荣臻“切戒我军勿乱动”，自然就是“不抵抗”的意思。其实，关于和荣臻的通话内容，张在事变后的第二天，已经讲得很清楚、准确了。
9月19日下午2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盛京时报》，日）。可见，张学良和荣臻通话的主要内容，就是“绝对不抵抗”，而且，还有一句：“尽任日军所为”，赋予日本侵略者完全的行动自由。结合上引《杂忆随感漫录》所述“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等语，可证张学良对荣臻的指示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决定。
9月19日晨，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干部张学铭、于学忠等人会议，再次肯定“不抵抗主义”。报道说：张皓（十九日）晨在协和召东北干部，开紧急会议，以日人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决取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并电顾维钧、汤尔和来平，向各使节说明日人暴动真相，一面电呈中央。这样，“不抵抗主义”就不仅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而是“东北干部”的集体决定了。
张学良与荣臻通话时，“事变”刚刚开始，张学良只知道“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但是“事变”的发展很迅速，日军很快就占领营口、长春等许多东北城市，应该说，日军的侵略意图暴露得很清楚了。但是，张学良仍然坚持主张“不抵抗”。9月22日，张学良得悉日军有向哈尔滨推进之势，致电东省特区长官公署转护路军司令部说：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维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保安全。（《张学良全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97页）。此电虽无“不抵抗”之词，但内容与“不抵抗”并无二致。当时，国民党大老李石曾、张继、吴铁城在北平，都和张学良讨论过“事变”问题。9月23日，吴铁城致电蒋介石报告：对沈阳事件，汉兄等主张始终不抵抗，但以急速解决为妥。（《中日关系史料》，〔台北〕“国史馆”2002年印行，第13-15页）。
如果说，“事变”初起，荣臻刚刚以电话向张学良请示时，张学良以为还是“寻常性质”，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处理，但是，这时已经是“事变”后的第五天了，张学良却仍然没有改变“不抵抗主义”的任何表示，这就不是用判断失误就可以解释的了。
12月21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辽西重镇锦州，张学良仍无坚决抵抗打算。同日，他致电第一军司令于学忠，电称：“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张学良文集》，第556页。其后，蒋介石下野返乡，25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在此情况下，东北军曾与日军有所交手，但仍于日放弃锦州，退入关内。不久，蒋介石复出。同年6月，汪精卫、宋子文等自南京飞北平，会晤国联调查团。19日，汪、宋会晤张学良，动员张在山海关地区与日军“小加抗战”，但是，仍然遭到张学良的坚决拒绝。关于这一过程，张学良回忆说：见面之后，出示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
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本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本作一个战争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也。”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拟牺牲将士之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杂忆随感漫录》，〔台北〕历史智库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27-128页）。
这时候，东北早就全境沦陷，日本已于当年3月成立伪“满洲国”，并且进一步觊觎华北。蒋当时的计划是，要求张学良撤换庸懦无能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派兵“占据热河，与东三省义勇军打成一片”，“威胁山海关，令倭寇使之不敢窥窃平津”。蒋认为：“救国御日之道，莫此为要”，曾在日记中表示：“致函汉卿，督促其实行之。”（《蒋介石日记》（手稿本），日）。因此，蒋介石托汪精卫带给张学良亲笔信的内容，并不如张学良所述这样简单。即使如汪所云，只是要张“小加抗战”，“作一个战争姿态”，但是，对于一个渴望洗雪家仇国耻的爱国将领来说，不正是提供了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吗？至少，可以乘机要求南京政府发奋备战呀！然而，张学良仍然毫不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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