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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序，如果认真，是辛苦的事。
认真读，认真想，认真写，都颇费时间与精力。
这是笨办法。笨人只能用笨办法。我就是个笨人。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数十篇文字，为我数十年间所作，不经意间就也成了我写作的一部分。可以认真地向读者交代，倒都是认真的文字。
认真，只是态度，并不是文字的标准。
文字的标准是：有意思否，有意味否，有意义否？这才是文字的价值所在。
有否？自己说了不算，当请读者判断。
2015年春分
　　段荃法同志生长在农村，又曾长期在地、县两级从事农村工作，他熟悉的是农民和做农村工作的干部。他熟悉的人物，便自然地成了他作品中描写的对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中期，他曾有两个短篇小说集相继问世。一是《雪英学炊》（作家出版社），一是《雪路》（百花文艺出版社）。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其中，至今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状元”搬妻》，一个模范饲养员的喜剧故事，颇有韵味，把农民的淳朴、幽默写得淋漓尽致。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河南三十年短篇小说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短篇小说选》（），都选了《“状元”搬妻》这篇佳作，是选得准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个时期，荃法在创作思想上曾有过迷乱和苦恼：还要不要坚持自己走过的创作路子？就是在这种迷乱和苦恼中，他写了《爱》——一个女教师的悲喜剧。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短篇了。由于他对学校这个生活领域和教师这种人物，并不十分熟悉，我不以为这是他的成功之作。
迷乱和苦恼，很快就过去。他还是写他所熟悉的农村生活。得心应手，四年来，短篇、中篇，时有发表，洋洋二十万言，在河南的作家群中，也算是勤奋的一个了。《乡音》这个中短篇小说集，便是他四年来的创作成果。
在他的作品中，很难找到那种悲悲惨惨凄凄切切戚戚的调子。即使背景是十年内乱时期的《假戏真做》，他也把它处理成了喜剧。肖家岭大队支部书记、劳动模范肖建邦和肖梅父女，把县农科所技术员田有志“揪”去批斗，实则保护，并创造条件使田有志培育出了西单一号玉米良种。农民对愿意为农民服务又有所作为的农业科学技术人员，有着怎样的一片深情厚爱！这种深情厚爱，自然而又朴素。
《夫妻之间》的背景也涉及十年内乱。但他并没有渲染这对夫妻在内乱中的种种不幸。他的着眼点在于通过丈夫要给妻子买表、妻子要给丈夫买书这条情节线，展示农科所技术员宋明轩和大田队工人施瑞芬这对小夫妇之间的恩爱之情。这种恩爱之情，颇能打动人心，也是自然而又朴素的。这使我想起欧·亨利的名篇《麦琪的礼物》中的杰姆和德拉夫妇之间令人心酸的恩爱之情。卖了头发，还要发梳有什么用呢？卖了表，还要表带做什么呢？宋明轩和施瑞芬，书已经有了。“给你买表，又得推迟几个月”了。“几个月”早已过去，瑞芬想已戴上了明轩给她买的称心如意的表了吧。
《一墙之隔》也写情。土岭、巧凤夫妇悉心照护邻居牛套的吃奶孩子二壮，虽然牛套曾经办过对不起他们的事，但他们却有着农民的宽厚。这种友爱之情，在他的笔下，也是自然而朴素的。
接触农村现实生活的故事，有《座谈会的风波》《拉车小记》《回村》《旅伴》《五月鲜》《泡桐树下》《调令》《问路》诸篇。除《调令》外，也多有喜剧色彩。这种色彩并不浓郁，就是那样淡淡的。《泡桐树下》的语言，我较喜欢，我以为这可以代表荃法的语言风格，是农民那种并不外露、比较内涵的诙谐调子。
1981年春天发表的《开心酒》中，傅运祥这个形象值得注意。他寻开心，恶作剧，是因为寂寞无聊的缘故。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农村多么需要健康的文化生活！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多么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中篇小说中，杨老固（《杨老固事略》）这个悲喜剧人物形象，我以为是有时代感和历史感的，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苦酒》和《苇河风情》，也都是从他熟悉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故事，读来也朴实可亲。
荃法笔下的人物，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没有十恶不赦的坏蛋。他所写的事件，既不错综复杂，更不惊心动魄。都是日常生活中日常人物的日常故事，可以说尽是凡人小事。他的手法，力戒雕琢，更忌矫饰。他不用重彩、泼墨，多用白描。顺其自然，慢慢道来，倒也娓娓动听。比之某些编造的小说，他的故事更接近于生活，朴素，自然。
我和荃法曾应邀结伴去过几个地方，参加业余作者座谈会。他是言必称孙犁的。孙犁的作品，他熟得很。在现代作家中，他非常尊崇孙犁。
荃法也在追求一种朴实的、淡泊的美。他也不愿意把生活中那些丑的东西展示在读者面前。他总乐于把生活中那些美的事物诉诸笔端。他总是宁肯写带有喜剧色彩的故事，即使故事是发生在苦难的年代。他看世界的眼睛，是含着微笑的。他所追求的，达到了没有呢？或者，还有一段路程？不论这段路程是近是远，对这种锲而不舍的追求，我作为荃法的朋友，一是称赞，二是祝福。
作为朋友，我还想提醒荃法一二。
读了这个集子，也有一种不满足。我在寻找《“状元”搬妻》那种韵味，略微有点失望，那种韵味所存无多了。把那种韵味追寻回来吧。那实在是很耐人咀嚼的。
在一切的美中，朴素是最美的。记得是契诃夫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吧。我是此话的信奉者。但我又想，朴素与色彩，恐怕也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生活是如此，农村生活也是如此。那么，荃法的作品是否可以多一点儿色彩呢？虽然也不一定要重彩和泼墨。
其实，也就是两句话：多一点儿韵味，多一点儿色彩。如此，作品既是双足踏在褐色的土地上的，又可以展开双翼翱翔在蓝色的天空中了。不知荃法意下如何？
正当年富力强、文思敏捷之时，人们有理由期待荃法的更多更好的作品。我期待着。
　　宋福旺的寻找，何老十的失落，田火火的闹剧，香雨的思索与改娃的追求，围绕着山根的受挫，小小吉兆村人们的种种表演，无一不打上现实生活的烙印。改革的大潮，冲击着农村的各个角落，改变着农村各色人等的生态和心态，改变着人们的命运。通过对这些改变着的生态和心态的生动描绘，使我们认识到当今变革中的农村生意盎然的图景。宋福旺、何老十、田火火、香雨与改娃、山根，他们从小说里回到生活中，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关注着朋友们的命运。从这种关注中，我们仿佛也感悟到了一点儿什么，我们好像也想做一点儿什么。
至于活鬼侯七，他一生的命运遭际，自然也逃不脱大时代的制约。小说的结尾，可否看作是一种契机，改革的洪流有可能荡涤掉鬼气，还他以人的本色。
小羊倌儿与羊大王斗羊的精彩纷呈的场面，于写实中写意。后生可畏，羊大王的宝座受到严重的挑战。这种象征意蕴，使人们生发出种种联想。
张一弓的解剖深刻、直入人的心灵，乔典运的咏叹透露着幽默，段荃法的戏谑的不动声色，田中禾的自然淡雅，李克定的凝练，张宇的行云流水，李佩甫的不加掩饰的真诚的焦虑，他们各有各的气质，各有各的武器，各有各的视角，各有各的切入生活的点，各有各的结构艺术，各有各的那一份只属于自己的创作自由。各人是各人自己。我的这几位小说家朋友，不愧为写农村的好手。他们对农村的历史与现状烂熟于心，对农民的观察细致入微，始终关注着农民的命运，与农民声气相通、心灵相贴。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七个中短篇小说，的确是1985年这个创作年度，我们的作家奉献给读者的写农村生活的佳作。其中多数篇章早已不胫而走。评论文字迭出，无须我再饶舌。其实，我们写农村的好手，并不止于这几位；1985年度出现的写农村的精彩篇章，也不止于这几篇。只是由于篇幅的原因，在编辑时才不得不忍痛割爱。
我常爱唠叨的一个话题，是我们河南小说创作的优势，以题材论，在于农村；以手法论，在于写实；以距离论，在于贴近跃动着的现实生活进程，与生活同步。这七篇小说是最新的例证。由衷的欢喜之余，不由得又激发出这个唠叨惯了的老话题。革命现实主义不是不灵了，而是我们的某些作品未能展现出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力量。这几篇，却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内涵，显示了现实主义的魅力。现实主义依然是可以信奉的。
承认优势，发扬优势，使之不断进展，并不意味着妄图倡导题材、手法的单一化。的确，我们的多样化的探索还远远不够，这种局面，亟须打破。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学，这个统一，是要靠多样化去完成的。没有多样化的文学，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文学。
中原农民出版社与作家协会河南分会商定，编选了这册七人小说集，使我们又有了本好书。为出版社与分会办了件好事鼓掌。向我的几位小说家朋友呕心沥血的奉献鞠躬。内心还隐隐地有一丝慰藉，竟然没有因为我当前扮演的角色，而束缚了朋友们的创造，为此，就还没有作孽。
　　李佩甫写小说已经十年。起步时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在中原这一群年轻的作家当中，并未引人注意。他朴实诚恳，谦逊好学，倒是块做编辑的好材料，就调至《莽原》编辑部工作。一面工作，既要读大量未印成铅字的原稿，又要读大量已印成铅字的中外古今多个流派的作品；一面学习，上电大啃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以补偿历史对他的亏欠；一面仍坚持业余小说创作。三面出击，也够苦的了。好在年轻气盛，各方面都还令人称道。
这期间，读到他的《蛐蛐》，与他起步时的虽有真情但总显拘谨的习作相比，就颇有点儿灵气儿，就觉得对这个李佩甫应当另眼相看了。后来，又读到他的《森林》，是在宣泄一种男儿的阳刚之气，分明是他的自我宣泄，那粗犷，也不是用糨糊粘上去的。我就猜想，他要有一点儿大的动作出手。别看他不吭不哈，寡言少语，却有心计，有大志，内秀呢。我注意到他对同辈写作的朋友不卑不亢，学人家的长处，不嚼人家的馍。总会有名堂。《红蚂蚱、绿蚂蚱》，证实了我的猜想，果然出手不凡。这篇三万余字韵致别具的小说，文体学家也说不清楚它的归属，是中篇小说，还是系列短篇小说呢？这好像也不是无关紧要，留给文体学家去研讨吧。十小节，十个人物命运的片断。真切生动地塑造了“住着姥姥的村子”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体形象。深沉，凝重。
这也有来由。佩甫与农民一起背过日头，与工人一起开过机器。他懂得生活的艰辛、创造的艰辛。经年累月，生活与创造赐予了他深沉凝重的气质。他的气质给了他的小说深沉凝重的调子。他总是写正剧，好像缺乏幽默感。比如《红蚂蚱、绿蚂蚱》中的《选举》，如此荒诞的事件，闹剧、喜剧，都可大做其文章，他却选择了正剧的写法，全是白描，毫不渲染，这就给读者留下再创造的极大的空白，读来或叫人心眼发酸，或叫人笑得发晕。近乎噱头的廉价的幽默，当然要失之于浅薄，还是不要的好。
与佩甫共事几年，又同住一个大院，个人交往却不多。他偶尔来家坐，却不善谈吐，如同他写小说，极凝练，说完了就走，好像怕耽搁我的时间。有次谈起写小说，他自言自语说自己：“思想不能掉下来。”这句话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如今的年轻人，如此说的不多，即使说，也要换一种说法，说一些玄乎得叫人费解的新词。佩甫却还说这种老话，叫我吃惊。《红蚂蚱、绿蚂蚱》之后，又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的十七代玄孙》问世，现实与历史交错叠印，纵横捭阖，游刃自如，很有点儿大家子气了。
他近年来家几次小坐，话题是希望能给他时间从事专业创作。说是几年的编辑工作确实给了他许多不可替代的补益，但当前有几个东西想写，按捺不住冲动，需要整块的时间，以后如需要，还可重做编辑工作。话依旧不多，却很执着。想起他在《森林》中宣泄的男儿气，那不是用糨糊粘上去的粗犷，想起《红蚂蚱、绿蚂蚱》和《李氏家族的十七代玄孙》，有些相信他终会成大器，势头又正旺，就觉得延误了这位人才的黄金时间，也是罪过，也就未敢不同意。
从事专业创作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冒着寒风回到他插过队的村子里（是“住着姥姥的村子”吗？），去寻找感觉，强化情绪。这种寻找，这种强化，我记忆中，他不时插空进行，他在实践着另一句未说出的老话：“生活不能浮上来。”老话大约也不必一概打倒吧。开放，打开窗读现代主义的作品，闭紧门拒绝涌动的现实生活，总不能算是完整的开放。两个不能，恐怕也不仅是为文之道。
佩甫要出小说集，叫我写序，这大约是一年前的事，于是，便找来小说，一一看过。看过后，就搁置在那里，又忙乎别的事情去。一搁置，就经年。催过几次，我很有些不好意思。最近又说集子早已编好，就等着序一起发稿。我也就愈加歉然。乘着龙年春节假日，胡涂乱抹，冒充序言，未知可否蒙混过关。
1988年春节
　　——《真情》序
按时间顺序颠倒排列，从八十年代倒数过去至五十年代，作者所写的报告文学、散文的一个选集，计三十二篇。多数篇章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作。这里有个相当宽阔的断裂层，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几乎是个空白。那是被耽搁了的青春年华和壮年岁月。只这一句就够了。无须多说。
从早到晚，我用了整整一天一晚的时间，聚精会神读宋悟民写下的这些文字。对我这样一个老读者来说，一般的文字要想骗我动情已是颇为不易了。但这个集子里的某些篇章，确使我不禁为之动情。这绝不是为了讨好悟民，或是为了慰藉我这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这没有必要。即使有必要，我也还未学会如此办理。我不夸赞他的文字功夫，也不欣赏他的结构本领，这些都如同他的为人，老老实实，朴朴素素，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那么，是什么使我动情呢？就是作为一个记者的宋悟民所记录下的生活本身，生活中的实实在在的事件和实实在在的人物。这就不得不感佩他的追寻，他的发现，他的选取。追寻真，发现善，选取美，展示给人们，使人们热爱生活，激发人们为生活作出奉献的热情。这就是悟民这些文字的基调。
只是有基调，干巴巴的也不行，还得有魅力。
《落地生根》中的那位林业技术员、县长候选人刘振乾，《死神，在他面前败退》中的主任工程师赵业安，《真情》中的那个十五岁的见义勇为的小姑娘贺红伟，《老将新篇》和《一步一个脚印》中的领导干部刘大坤、林治开，《一个女地质工作者的自述》中的绰号叫石头的蔡石泉，以及张老艄、女钻探工丁秀、苏联女专家萨柯略娃，等等，都是具有不同魅力的人物，他们吸引你，使你想与之结交为朋友，与之谈心。
事件报告，也有宏伟的篇章。《扭转黄河历史的工程》描述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地位和作用。当然，这种地位和作用由于当时未知的因素而有若干变化。《豫西有个行云布雨的龙》展示了陆浑水库泽被豫西干旱山区的情景。《东场村传奇》《他这个厉害的角色》则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变革的景观。我们毕竟在改变着大自然，改变着社会，也改变着人们自己，生活毕竟是在涌动着向前进发。这种涌动和进发，作用于读者的心灵，会产生一种涌动和进发的效应，会诱使人们也为这种文明进步尽点力量做点事情。
《岳滩情》透露过作者那一大段文字生涯之所以空白的最初消息。《觉醒》则回忆了作者少年时代在家乡枯河岸边的生活和斗争。
我认识悟民，约在五十年代初，不在一个单位，未能共事，交往也不算多，但却感到颇能相知，他眼睛挺大挺亮挺深沉挺诚恳，觉得是位可以相交相知的朋友。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悟民已满头银发，鱼尾纹深深地刻印在眼角，那眼神却依旧光亮诚恳和深沉。我在读他写下的这些文字时，就觉得也在读着我这朋友本人。因此，在阅读时的动情，就也还有另一层意思在。
悟民说，我六十年代初曾给他写信，信中说：“生蛋乎，不生蛋乎，全在你这只鸡了。”说至今他还将信保存着。这是我早已忘记的一件往事。经他提起，就想起了。是啊，那时我们都还年轻。
这些朴实的文字，不也证实着悟民少年时投身革命的初衷未改，不也可以看作是他奉献给党、人民和他追求的神圣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片真情吗？
我还以为，积累了一生的生活、思想、感情，晚年得闲暇，正好坐在案头迸发。你那案头，我看见过的，挺静谧嘛。因此，我要对三十年前在信中说的那句话作一句补充：“你理当生出更大的蛋！”
　　——《风影集》序
悟民兄老了吗？
悟民自己说，《老了》：老了，心未老，尚有/记忆思辨理想情操/老了，决不忘记/贫穷拼搏磨难直腰/老了，也要辨别/真假善恶美丑好孬/老了，更要憧憬/天堂乐园幸福美好。
这首《老了》，写于日，那年他年方六十二，刚刚年过花甲。在儿童节这天，陡然想起：老了。也有意思。
时过四年半，1995年元旦，有一首《墓志铭》：这里埋葬着冬雪/他伴随着贫穷、战争/攀登、磨难、再攀登/好不容易地度过了一生/秋天没能长出大实硕果/只收获了一些白露清风/而脉管里流淌的血液/始终殷红滚烫，保持了/爹娘生养的“O”型。
《墓志铭》当然是为自己写的。
《墓志铭》暂时还没有派上用场，于是，在日的早晨，又有《七十岁生日》：人活七十古来稀/而今八九也不奇/枪林弹雨命犹在/天堂地狱志不移/宇宙第一未超度/只缘才浅手气低/恬淡知足心似水/丢下竹竿换马骑。
三首诗都是自述进入老年后的心境的。老了吗？不老也。正如他自己所说，老了，心未老。就是说，自然年龄老了，心理年龄未老。是所谓不服老也。这种心境好与不好且不论，反正这就是当前真实的宋悟民。
悟民近年来换笔，开始用电脑写作，熟练地敲击电脑的按键如同迷醉地弹奏钢琴曲。这也是他心未老的一个有力的佐证。真使我羡慕不已。
这册《风影集》就是悟民用电脑敲击出来的，清晰疏朗，甚是好看，换上有色彩的封面，就是外观也好看的诗集了。
诗集分为山水、城乡、游踪、咏叹等五辑，约一百首诗。
我注意到1944年8月写于筑先师范的《愤世歌》。这首七言长歌，是作者自述其家史的。开头是：可怜祖业一寸土/寸土尽长黄连树。结尾是：可恨苍天不仁道/世人分作穷与富。我猜想这是作者最早的诗作，那年他才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这首诗表达了少年的愤世之情，证明着萌动在少年心中的朴素的阶级觉悟，也正是少年宋悟民投身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础。少年宋悟民正是从这里出发，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
从少年到青年，悟民没有学习到朴素之外的更多的东西，因此，在他将到而立之年时就陷入困境，他遭遇了挫折。这一挫折就将他的壮年岁月全挫折了进去。一个新闻工作者，被剥夺了从事新闻工作的权利，被迫沉默，他心中的痛苦可以想见。二十年，对历史来说只是一瞬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呢，也是一瞬间吗？那是漫长的难熬岁月。悟民重新获得从事新闻工作的权利时，已到了知天命的年岁。
有意思的是，日写于三门峡的《有一只鲭鲨鱼……》，也成为他的罪状。那时候悟民正作为《河南日报》的记者长驻三门峡水库建设工地采访，听报告（当然是党内有相当级别的干部才能听到的报告），听到传达毛主席的讲话说：“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悟民据此写了首诗，为配合政治，未曾想到将自己配合了进去，与鲨鱼们为伍去了。如今，悟民在为这首诗所作的注解里说：“……想不到，成了诬蔑运动的罪状，至今还在档案里。”
有两首诗值得注意：一首《喀姆尼斯特》，写于1961年2月岳滩；另一首《笔，不就是党证吗？——为纪念记者节而作》，写于日马槽，都是写于戴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进行劳动改造的农村。
“喀姆尼斯特”是俄语“共产党员”的音译。这首诗写道：活下去，活下去/保持神圣的尊严/困难，可以吓倒/没有骨气的懦夫/打击，可以摧垮/失去自信的弱者/对于穷人的儿子/经过战争洗礼的八路/只能是/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自己不否定自己/别人休想否定/不论是栽赃陷害/还是莫须有的罪名/好比抹了层黄土/终有一天/会给历史的长河冲走/让日月看到/他，毕竟是喀姆尼斯特！为纪念记者节而作的《笔，不就是党证吗？》写道：莫悲伤，莫心灰/虽然战士当成了活鬼/这尽可以夺去做人的权利/却夺不走心上的笔/笔，不就是党证吗？/曾用它为理想而战/枪林弹雨头不回/曾用它打过日本鬼子/在黄河两岸刺杀过蒋贼/曾用它进行过土地改革/埋葬了封建的旧社会/也曾用它讴歌过新建设/还把上天堂的战鼓擂/火热的语言/浓重的笔墨/怎能哑然无声/色彩减退/尽管挨了一顿棍棒/泼了一头污水/真的当成了假的/战士当成了活鬼/物到极处必自反/路走尽头定回归/举起你的党证/那支长在心上的笔/鞭打假丑恶/颂扬真善美！
读这两首诗，这两首近四十年之前的诗，这两首他戴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在农村里劳动改造时写的诗，我读到了什么呢？我读到了两个字：忠诚。一个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和人民事业的忠诚。是的，正如悟民自己所说，他毕竟是喀姆尼斯特。他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是由悟民自己所已经度过了的岁月证实了的。
悟民是个记者，偶有小说发表，也写散文，九十年代初曾出版散文集《真情》，我曾奉命作序。很少见他发表诗作。这回居然集起了一百首诗，读后甚感惊喜。这册诗集写作的历时性，几乎穷其一生，都是有感而发的。总的感觉是新古体诗比现代诗略有神韵，这是就诗的艺术欣赏角度而言，这感觉不知可靠不可靠。
这次出版《风影集》，悟民仍命我作序，我仍乐于从命。好在是相交半个世纪的老朋友，说得对了错了轻了重了都没关系，就胡涂乱抹了以上的文字，未知可否冒充作序。
　　奔走在乡村的大道，徜徉在田野的小径，跨入村镇企业的厂房，走进农家的小院，小院里有花香，有蜜蜂的歌唱。结识一个个朴实的、聪明的、干练的、面对挫折不无苦恼仍活得有滋有味儿、对农村文明进步做出奉献的人，握着他们的手，感受着他们的体温，于是，便看到了那广阔无垠的希望的田野了；于是，便呼吸到了那田野上空飘荡着的清新滋润的空气了；于是，便收获了那预期的赏心悦目的效果了。对于人们的眼睛，看到那广阔无垠的希望的田野，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人们的心肺，呼吸到在那田野上空飘荡着的清新滋润的空气，是非常重要的。我预期会收获这份喜悦、这份激动、这份兴奋，因此，十分乐意接受为《追逐太阳》这个集子写序言的任务，这等于给了我一个读当代农村生活的机遇，难得下乡，对这种机遇就尤为珍视。
八十年代中原大地的农民，与以往年代的农民相比，有着不同的特质和不同的命运，这是因为有了1978年那个温暖冬天的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农民解放了思想，放开了手脚，极大地发挥了聪明才智，靠诚实的劳动和勇敢的开拓，创造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个集子所收的篇章，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精彩地描述了这种创造的轨迹和图画。是三中全会路线重塑了农民的性格，改变了农民的命运。反过来，农民的创造性的劳动与奉献，又生动地印证了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
这里所说的农民，有新的含义，不是单指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而是泛指在土地上耕耘从事种植业的人们，从事养殖业的人们，在农村基层工作的党的干部，在农村文化教育战线工作的人们，装扮城市的农民建筑大军，“手摇轮椅走天下”采访残疾人的乡村残疾女孩儿，靠劳动和创造站立起来、成为对人民有益的“南召猿人”的后代，村镇企业的诚恳、精明、有苦恼有欢乐的经理厂长们，“把不是狮子的地方凿掉就行了”的做出美的奉献的乡村工艺大师、农村诗人、农村书法家，等等。说农民也有了新的含义，当然不仅是说只是泛指，只是平面的开拓。其更深层的含义是，这些农民，这个集子里的篇章所描述的人物，确是有了新的性格、新的特质。他们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着他们自己，他们以自己的创造和奉献证明着他们的价值，证明着他们是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他们有着完全崭新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他们在谱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历史篇章。当然，也有坎坷的路程，也有苦恼的时刻。但是，“细流向往大海，小草追逐太阳，纤细的草为了亲吻太阳掀动顽石”，他们终于获得亲吻太阳那种大欢乐了。小草终会钻出石缝繁茂地生长，大约就是因此吧。集子的副题用了《黄河两岸的一百个精灵》，妙极。
《河南农民报》和中原农民出版社推出这个集子，我以为很有意义。其意义在于以这一百个精灵铸造了一个新颖的鲜活的闪耀着希望之光亮的群体形象，这对于读者的眼睛和心肺都是大有益处的。让更多的读者更多的人去追逐太阳吧。其意义还在于推出一批新作者，这些小报告文学的作者大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从这个扎实的出发点起步，他们必定会更加扎实地走更远的路。《河南农民报》的副刊***泥”吧，这种不动声色的默默奉献的垦春泥精神，实在令人赞赏，实在应当发扬光大。
　　——序《蓝色的宇宙》
见过小溪吗？
山中的小溪，清澈碧透，蜿蜒曲折，潺湲流淌，如泣如诉，如弦如歌，跳跃着，欢唱着，流入江河，然后，谁知道要多久呢？汇入海洋。
“我也是一条小溪。”诗人申爱萍说。你当然是一条小溪。我知道你是一条小溪。你低吟，你高唱，你咏叹人生，你歌唱爱情，你的源头在你那苦难的童年，你永志不忘你的“陌生的父亲”，你以你的《红荷》《太阳的孩子》《女人的影子》《我的爱情诗》《失恋的少女》等作证，你是一条小溪。
鲁枢元，可以说是位在新时期重新打开文艺心理学研究领域大门的重要学者之一吧，在深渊与峰巅之间求索，于“生命自我”和“社会自我”之间追寻。如何？比之年少时拉着板车运煤，比之年轻时在军垦农场种田，更吃力些吗？你这条小溪或更曲折蜿蜒些？我们已经听到了你这条小溪的喧响：《创作心理研究》《文艺心理阐释》《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研究》以及《文学心理学教程》。
如今将自己演奏成国际级小提琴王子的薛伟，在世界乐坛是声名大震了。几年前我有幸在河南省文联简陋的会议室里听过他勾魂摄魄的演奏，那次是为了给这位翩翩少年颁奖。如今他得了那么多国际大奖，他总不会忘记那一次家乡人的心意吧，他总不会忘记他的源头在中原吧。
硬笔书法之不受重视的最初情况，我知道一些。因此我就特别饶有兴趣地读硬笔书法家庞中华的故事。庞中华的故事也的确引人入胜，以为可以此为素材写成一部小说。
李浩澎赤脚行医，登上了医科大学的讲坛；赵福治谱写着他的“凝固的音乐”；李海泉发明了天球赤道经纬网仪；马文飞潜心于他的卫生科普创作；孙天鹏从一个电影放映员起步跻身于电视剧作家的行列；栗炳珍以肮脏的修脚工作完成着她修脚工的高尚；丁福森、翟庆坤、李炳耀、余进仓、张生活、庞子杰、宋德石、蒋益民、姬书生，有声有色地经营着他们各自的企业。照我看来，他们都是小溪。他们都有他们的歌唱，都是动听的音乐。他们无愧于江河海洋。
这本纪实散文集的前二十篇，记述的多是中原大地上知识界和企业界一些人伴随着苦恼与欢乐的创造与奉献，其时间跨度，又大多是从新时期开始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新时期，是指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始。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真实描述，生动地展示了三中全会后的景象。
各有各的生活历程，各有各的人生追求，各有各的事业成就，各有各的独特奉献，确是精彩纷呈。他们在不断地实现着人们经常谈论的人的价值。奉献多少，则价值几何，奉献与价值中间是一个等式。
硬笔书法家庞中华有诗表述奋进者的心迹：天上星星千万颗/总有一颗照耀着我/只要你赐给我一颗星光/会引燃我心中熊熊的火。这本集子里所描述的人物，他们倒都是被各自的星光照耀。仅仅是各自的那一片星光吗？也不是。他们的心中都还有一个共同的太阳，那太阳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那么，我是否可以再借用一个意象呢？那是申爱萍一本诗集的书名：太阳的孩子。他们都是太阳的孩子。
第二十一篇，压卷之作是《命运交响曲》，洋洋数万言，为著名的科普作家高士其立传。在读这篇传记文学时，脑屏幕中常出现一个影像，那是1979年冬，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时，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大厅，电影晚会，开映前，一个老者坐着轮椅被推着入场，左右的人们小声说“高士其”，生怕惊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我知道他，在照片上见过他，在文代会的会场上也好像见过他。他就坐在我的右前方，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可以通过放映机照射过来的光束的余光看到坐在轮椅上的高士其的背影。那天晚上放映的什么影片记不起了，高士其的影像却依旧清晰。
读了《命运交响曲》，才愈加了解高士其，愈加尊敬这位长者。为了与“小魔王”作战，高士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学成为细菌学家。但就在他学习过程中的二十三岁时，即被脑炎病菌袭击，患了脑炎，终生不愈。为了与“大魔王”作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他这个行动不便的人奇迹般地由上海奔向了延安。到延安后，他曾有诗：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来到延安/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赶走日本强盗/还我中华河山！
这是很叫人心灵为之震颤的。
知道他的成百万字的科普著作是如何产生的，就要向高老鞠躬致敬了。
长者已离我们而去。他的一生是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在这个意义上说，长者高士其，不也是太阳的一个引以为骄傲的孩子吗？
本书作者范文章、郑志强，一位刚达不惑之年，一位则刚过而立之年。我可以称他们为年轻人。他们在一家青年报社担任负责工作。我懂得一点儿办报纸，那是很繁忙紧张的工作。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奉献出这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集子，也真够他们辛苦的了。没有一点儿执着的劲头儿是难以做到的。在这个集子的某个篇章，他们引用了法国著名科学家罗伊·巴斯德的话：“告诉你我成功的秘诀吧，我唯一的力量就是我的坚持精神。”这话必定也激励过这两位作者。
纪实散文有其独特的要求，首先要求真实。在案头工作之前，有大量的采访工作要做，工作量是很大的。采访也是门大学问，对所采访的对象所从事的职业特点要逐步熟悉，这且不说，更重要的，我以为要有与采访对象的心灵沟通交流的本领，要人家什么话都愿意向你说，什么内心的隐秘都肯于向你倾诉。采访，实际上应当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沟通与交流。这就要以诚相见，真正与采访对象交朋友，交知心朋友。这是基本功。对人物有了透彻的了解之后，才能坐在案前谋篇布局。既要写出他在做什么，更要写出他如何做。就是说，既要描述他的行为，又要揭示他的心灵。而且，还要根据他的职业特点、他的气质、他的性格，写出独特的氛围来。如此，才像，才会具有吸引力。文章、志强两位有新闻工作的锻炼，又常有优美的散文发表，这就为他们写这本集子做了准备。我读这本集子，感受尚佳。写知识界的一些篇章，是颇有文采的。他们将这么许多美丽的、刚健的灵魂呈现在读者面前，我相信读者们也会像我这个第一读者一样，向作者道一声谢谢的。
　　读纪实性文字与读虚构性文字，对于读者来说，其接受心理略有不同。人们要求虚构性文字的真实，是创造的真实，是经过典型化了的真实。人们要求纪实性文字的真实，是生活里实际存在的真实，是原原本本的真实。纪实性文字，对题材可以选择，对题材的处理可以剪裁、组装，但不可以创造，它无此自由。它不能将李四的事说成是张三的，也不能将张三的帽子戴在李四的头上。如果这样，它就违反了纪实文字的规范。
如此，人们在读纪实文字时，就不是在读经过小说家、戏剧家或电影艺术家创造过了的生活，而是在读纪实文学家描述的未经创造过的生活，是在读生活本身。这样，就会自然地滋生某种意义上的亲切感受。如果纪实文学家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又是你所熟悉的、认识的，或是听说过的，这种感受的内容就会丰富得愈加亲切些。
我读杨贵才同志的这些纪实文字，就有此种感受。
或散文，或特写，或报告文学，计二十一篇。从时间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的进程之中；从空间说，是中原大地。描述的对象涉及企业家、乡村人物、医生、教育工作者、体育健将、修脚女工、党政干部、诗人、作家，相当广泛。贵才遨游于这广阔的天地之间，恐怕得益于他做新闻工作之便。
贵才所描述的这些人物，有的是我熟识的。如民权葡萄酒厂厂长潘好友，算是有过交往。他矮矮的，黑黝黝的，还不到脱发的年岁，头发却脱落了不少，眼睛不大，透露着精明和诚恳。谈吐文雅，一起喝酒时，他浅尝辄止，好像不吸烟。将那个葡萄酒厂经营得如此兴旺发达，赢得了如此高的知名度，真算一条汉子！此书中所写的文学同行们，我当然就更加熟识了。有的是我听说过的，如王氏捏骨正筋疗法的传人们。我们这个大院里有户人家的一位亲戚就慕名远道来求医，是位中年妇女，腰脊弯曲九十度，经这些传人捏骨正筋后，我再见到她时，已是亭亭玉立了。我这则见闻，可作为这篇报告文学的一个旁证。有的是我心向往之的，如《山间，那个小茅庵》所描述的淅川将军寨上那位造林人王更田。我接触过类似的播种绿色的人物，一想到他们心里就感到湿润。读这篇文字，就好像与将军寨上这位老汉神交已久了。
当然，更多的是不熟识的，也未听说过的，读了这些文字，便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这些朋友使我看到了什么？给了我怎样的心灵感应？他们在行动，在创造，在给予，在奉献。我们共和国的大厦，就是靠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行动、创造、给予、奉献支撑着的。贵才所描述的就是这样的普通人。中牟县大孟乡大韩庄村青年农民韩述忠，是何等的潇洒啊，著名的美国黄瓜蓝甜椒种子的产量，只有他培育的三丰牌“牟农一号”甜椒种子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他推广他的种子，使其产生种子效应。免费寄送资料，免费讲学，走访用户，提供特殊服务，使好几万用户和许多村庄因此富裕起来。进而他又自费举办颁奖大会，奖励那些对推广“牟农一号”有贡献的用户，那奖也挺可以的，电视机、收录机什么的，够风光的。学一学韩述忠的创造，如何？学一学韩述忠的潇洒，如何？你不认为这挺有魅力挺有诗意吗？
贵才出过几本书了，记得有诗集什么的，感觉、捕捉、表达，等等，都有锻炼，因此收在这里的文字也都好读，能够引人入胜。当然，这里的各个篇章也有高下之分，用了工夫的和即兴写来的，还是可以区分开来。
顺便说一句，贵才长期做报纸工作，他主持的《河南农民报》“春泥”副刊孜孜不倦地为农村基层作者提供机遇，为新作者队伍的成长和壮大做出贡献，此功不可没。
正值壮年，他自己知道今后的岁月还该做点什么，无须我来饶舌。
　　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得辉煌。文学家艺术家文学艺术工作者老的中的青的都觉得风光。那时候，有许多少男少女迷恋文学。一篇小说，一首诗歌，每每引起轰动，细想起来，不少是从这些迷恋文学的少男少女那里反馈来的回响。八十年代初，有些少男少女对文学的迷恋上了一个档次，不甘心仅仅只作为读者，也铺开稿纸爬起格子，参与到文学创作的行列里来。当今有些颇有建树和名气的青年作家，就是那时候开始他们的写作生涯的。那时候青年人对文学的迷恋，就和这时候青年人对流行歌曲对下海对股票的迷恋差不多。董晓宇大概也是那时候“走火入魔”的。不觉已是十数年过去。真是日月如梭。太阳是金梭，月亮是银梭，青春就这样在金梭银梭梭来梭去中梭得差不多要逝去了。那时候是少女董晓宇，如今是妈妈董晓宇了。
最早读晓宇的小说，仿佛是《从昨天到今天》。这个中篇故事并不复杂：一个贫困的炊事员家的自幼失去母亲的长女，被一个小有身份的干部家收养做干女儿，实际上是做保姆，为这家的儿子、一个纨绔子弟所**，她的贞操被劫掠后梦想成为这家的人不成，她怀疑这个纨绔子弟与另一女孩相爱，那个女孩成了她仇恨发泄的目标，她毁了那女孩的容貌，她自己坐了牢。
故事够古老的，可它仍然好看，有时还能打动你。这就使人要想一想，这是怎么回事？人类的文明史已有几千年，从刀耕火种到卫星上天，可是，从古代到现代，从昨天到今天，生活仍在不断重复这个故事。老故事反复上演，这就是《从昨天到今天》所要告诉人们的吗？作者的倾诉够苦涩够凝重的，也够无奈的了。
《从昨天到今天》之后，除《锤的歌》等个别篇什外，晓宇的小说基本上舍弃了情节结构，走向散文化，比较注意捕捉情绪、展示心态。值得注意的有《北京羁旅》《最初记忆》《平淡岁月》等篇什。《北京羁旅》纵横捭阖操作熟练；《最初记忆》通过他、她、甲、乙、丙交叉自述的童年记忆，写意了一个特殊年代的图景，能唤起人们的许多联想；《平淡岁月》里小钉子的写稿烧稿，其痴迷使人惊愕不已。
小小说也有写得精彩的，《瘸马》《星期六的早晨》，颇可玩味。
不说晓宇的小说创作已取得如何如何的成就。这种话说起来乏味。她的小说量也不多，这是因为她是在从事编辑工作之余写作，不可对她作此种的苛求。生活阅历局限着她，她的小说视野所及相对狭窄，她已开掘的领域，似也还可再往深处进展。
我看重的是晓宇对文学的迷恋。我相信这迷恋是真诚的。你爱文学，文学爱你。文学当会相应回报。
　　——序《兰建堂曲艺作品选集》
兰建堂来信，要我为他的曲艺作品选集作序。想了想，倒真有些话想说。
建堂1941年出生于曲艺之乡南阳县，1956年高小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57年发表处女作《接大妈》，至今已发表曲艺作品二百余万字。早在1964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即出版过他的曲艺作品选集《夺算盘》。六十年代时，他的曲艺段子《女货郎》《喜相逢》《两相宜》等，为曲艺团队广为传唱。新时期以来，他的坠子书《请厨师》《庄稼筋飞车抢财神》在河南省获奖，三弦书《王铁嘴卖针》获全国新曲目比赛创作奖。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举办过《兰建堂曲艺作品选播》专题。他的《女货郎》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曲艺卷》。他的名字被收入《中国当代文艺家名人录》。建堂确是一位卓有成就颇具影响的曲艺作家。
他的创作当然也经历过曲折。“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造反的人们列入另册。七十年代初他重新执笔创作发表作品时，又被指责为写中间人物搞文艺黑线回潮。他在这些曲折中，锻炼得思想更加深沉，感情愈益丰富，视野更加开阔，艺术日益成熟。新时期以来，他的创作从早期的“媳妇婆婆、针线笸箩”的框子中解放出来，在较为广阔的天地里驰骋，一发而不可收。
与建堂同在南阳县的散文作家周同宾有篇文章说，建堂与曲艺创作结下了终生之恋。同宾此话说得好极。我略作阐释，考察建堂曲艺创作的题材主题感情思想后会发现，他是与他的乡土他的父老乡亲结下了终生之恋，曲艺创作只是他的这种恋情的表达方式和服务手段。
这种表现与服务当然并不简单。说唱文学，顾名思义，是能说唱的文学，说唱艺人能朗朗上口能说能唱，能使乡村集镇的各类听众入耳入心，能成半日成半夜地吸引住他们如醉如痴地坐在并不舒服的板凳上惬意地动情地听，这就要真本领真功夫，自有其说唱文学本身的艺术规律在。
写到这里，定格在我记忆里的两个镜头不由得浮现出来。
其一，三十年前的夏天，我在大别山区采访，那个夜晚住在新县箭河公社塔尔岗村，安置我休息的屋子临村街，高大凉爽，不用到户外乘凉了。我用凉水擦洗掉疲累，就着煤油灯翻了会儿过期的报纸，就钻到帐子里去睡。村街上静悄悄的，说不清是我睡了一觉醒来听到了那琴声和说唱声，还是那琴声和说唱声将我唤醒。有微弱的光从糊窗纸透进屋里来，就也忍不住去村街上看热闹。几十号人坐着自带的小靠椅、小板凳，凝神静听那艺人的说唱。那艺人面前有张桌子，桌子上点着一盏灯，还有个茶瓶，一个茶缸，茶缸里的茶在冒着热气。是个失明艺人。这个失明艺人全神贯注地自拉自唱，琴声悠扬，说唱铿锵。这情景记得清晰，说唱的什么段子倒记不真切了，仿佛是《包公》或是《杨家将》。
其二，二十一年前的春天，我在伏牛山区西峡县蛇尾公社小水大队下营村插队落户期间，县里要我帮他们搞一个反映八点七五毫米小电影在西峡山区普及情况的幻灯片脚本。这样，我就有机会与县电影队的同志们一起将西峡山区转了个够，于是就写出那脚本《踏遍青山——8.75在西峡》，还写了两首插曲的歌词。有一个夜晚，我们正为忙活着这个《踏遍青山》，从一个公社赶到另一个公社去，在路途中看到长长的一行火把在河的那边的山路上移动，然后又是一行长长的火把在相随着前行，黑夜里这移动前行的火把队伍甚是壮观动人。同行的电影队的同志告诉我，那是人们去看电影。
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两个镜头都有诗意。从职业的角度看，这两个镜头使我深切地感知到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求。面对农民的这种渴求，我们这些被称为提供精神食粮的人做得如何呢？这问题不时在灼痛着我。
1990年春天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做着河南省文联的主席和党组书记，曾率省文联的几位同志在南阳地区考察文学艺术创作的情况，在南阳县时和县委同志一起座谈，县委的同志不无骄傲地谈到他们南阳县的作家兰建堂、周同宾、李克定诸位的创作贴近农民生活反映农民苦乐为农民喜闻乐见，学着走的是赵树理的道路。我当即表示赞赏南阳县委的同志对他们的作家的这番评说。我知道是那两个定格在我记忆里的镜头在支撑着我的赞赏。
在《兰建堂曲艺作品选集》出版之际，我十分愿意重复1990年春天在南阳县委座谈时我的赞赏。这是因为，在如今一片港台歌声到处卡拉OK的情景中，《兰建堂曲艺作品选集》的出版，有其特别的意义。
　　颍河当然是条河，那河里有丰沛的水，就有了两岸的村庄城镇农田树林，和那万物之精灵——人。人聪明得很，总是要临水而居的。
太阳当然也照耀到颍河，颍河翻滚着的波浪就变成灿烂的金黄的颜色。月亮出来，那波浪就是银色的了。
阳光照耀，颍河滋润，这广袤的大平原上就生长庄稼生长树木生长楼房生长烟囱。其实，这全是在太阳照耀下和滋润中那繁衍不息一代一代的颍河人创造的。
我孤陋寡闻，只知道那里生长的黄花菜著称于世。近年来，又有了名扬四海的莲花牌味精。黄花菜和莲花牌味精都品尝过，的确是味道好极了。还生长了座神秘的太昊陵，可惜至今还无缘见它。我对颍河的记忆，是在二十多年前见到的镇河铁牛，那铁牛沉默着严肃地凝视着颍河，甚是了得。还有十年前偕张有德、李佩甫二君去颍河平原琢磨那里生长出的思想，感受到了大平原上初春的风的清冽中的热切。
也生长人物，比如袁世凯，就是个大人物。当过总统当过皇帝，还不是大人物吗？虽然那时间极其短暂。唾骂他这个将历史拉向倒退的人吧。竟值得世代唾骂，这就证实了他确是个叫人难以忘却的人物。还生长过假药，这事件闹腾得喧喧嚷嚷，也是全国闻名。真是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
真善美假恶丑都生长，这就有了故事，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世界了。
有人将此编撰为小说，有人写成散文，有人抒发为诗歌，有人写成报告文学，也就有了评论。这就是文学了。原来颍河平原也是生长文学的。这是带有鱼腥味道和水草气息的文学。
于是就顺理成章地生长出这套“颍河作家丛书”来。这个阵势中写小说的挺红火热闹的孙氏兄弟方友、墨白，写诗的梁辛，搞评论的李少咏，是熟识的，其他各位朋友则暂未谋面。第一辑即推出十二本，也够浩荡。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阵势中的一部分，这只是他们作品中的一部分。
搞文学的企求什么呢？自己的作品，如能像颍河波浪中的一滴滋润过了什么，如能像颍河平原上春风中的一缕吹拂过了什么，也就得到欣喜和安慰了吧。
倒真的不必夹着尾巴作文。说不定也有人会弄出更大的气候来，走向不朽，与永恒奔流不息的颍河共存。那就让颍河作证吧。
这篇充当序的文字，是否不着边际？那也没有办法，它是我心中生长出来的。
　　——序《金三角夜话》
强建才说的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强建才说的老百姓的故事很苦涩。
陈年这个写字匠在那个困难年代比孔乙己还孔乙己地潦倒；耀老汉遵从祖训一心培育儿子读书成才所遭遇的不公道以及他对这不公道的无力的愤懑；民办教师刘光在淘金潮中的心路历程以及在实际操作中突然咽气，作为教唆者的他的老婆到主那里去寻求灵魂安宁的无奈；秋菊的凄惨爱情；苍凉的卖豆腐老汉盼叔向懒汉刘五讲的关于黑蛋的苍凉故事；理发匠人王贵淋漓尽致表演的拍马屁丑剧；王虎被淘金潮激起的愚蠢的疯狂；为妻子的工作调动这个无名姓的他去给局长送礼时的瞬间尴尬；村民王二的叫男人和女人都反胃的怯懦猥琐低三下四的卑贱；刘力发财弃妻时的无情寡义、破产寻妻时的愧悔交加，等等。这里没有壮烈情怀，没有激扬文字，没有花红树绿，没有山青天蓝。有的只是庸常生活庸常心理卑俗情感。只有这些灰色的色块，这些灰色色块只能给人以苦涩的印象。灰色色块苦涩印象当然不能给人以愉快的感受。“难道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吗？”虽不愉快，你还不能提出如此的问题去责问作者。强建才所讲述的这些生活故事的确是一种存在，一种生存状态，是一些人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作者将这种存在诉诸社会，意在引起疗救的注意呢，还是不吐不快在诉说他自己的忧虑与感伤呢？
且不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些老祖宗的传统美德尚且守不住，庸常卑俗的人们啊，将何以对祖先？对这种灰色色块，不能回避，不能视而不见，不能逃离，不能抹杀，而只能面对它的存在，这就恰恰印证了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不断提高人的素质是何等重要的任务，要经过怎样不懈的努力啊。
英雄的时代果真结束了吗？生活中不断涌现的英雄不断地给这问题以响亮的回答。不只是庸常卑俗，英雄尚在人间。赤橙黄绿青蓝紫，大自然的色调是丰富多彩斑驳复杂的，社会生活也是如此。以为我们的生活里只是灰色色块，这是一种色盲症。凡是睁开两眼看世界的人，都会看到另外的颜色。强建才是睁着两眼的，他看到了另外的颜色。也是处处有芳草。他描述了一个历经磨难坎坷的乡村女人柳枝将金佛献给国家的无私行为；他描述了一个退休干部荣老头临终前将节衣缩食节省下来的五百元钱捐献给国家以支持申办奥运的拳拳之心；他描述了一个挨过饿如今发了财的乡村青年富贵想办一个乞丐饭店的愿望，等等。他所描述的这几个人物，虽称不上是什么英雄，但他们的行为和愿望却是美好的，甚至是高尚的，是与灰色迥然不同的另一种色调。这种色调会唤起人们一种大的愿望，想去追寻生命中那种叫作意义的神圣东西。至于效果如何当然取决于艺术魅力如何。另当别论。
这本集子里的小说，据作者自己说处女作为《富老头》，这是十多年前的习作，的确表明了作者艺术上的稚嫩。人人都是从穿开裆裤过来的，不可嘲笑童年。《啊，母亲》等篇，反映了作者艺术上日渐练达的进程，这些小说状物写人布局谋篇操作熟练运用自如。我猜想如果作者如今再来处理《富老头》这样的题材，就可能不再写正剧或者会写成如《王贵轶事》这样的喜剧，阅读效果就会两样了。
结构也有拖沓的，《阴差阳错》写村民王二的怯懦窝囊卑贱确是精彩，又冒出了个王二的女儿与王二向之卑躬屈膝的刘金晚的儿子原是私订终身的情人这一结尾，就显得突兀和多余。该打住时须打住。不打住就变成了个一般的离奇故事，反而冲淡了成功的精彩的性格刻画。《菜篮》里的退休干部荣老头临终前的捐献显得突兀。《金佛梦》偏重故事的传奇性，对柳枝的献金佛少了必要的令人信服的心理铺垫。《沙丘》中退休干部郑连中——傅连中的转变缺少过渡。这后三者怕不仅是谋篇布局的结构问题，恐是作者对所要表现的人物没有吃透、认识没有到位。这当然会影响到作品的艺术效果。
小说是语言构筑起来的。一般说，作者的叙述语言、人物语言能相当生动地传达情境表达心境，特别注意了运用群众语言，既有地域色彩又不生僻难懂，是相当成功的。例证可以举出许多，那就要占去许多篇幅，且省略了。也有败笔，如《拜头香》中卖豆腐老汉盼叔向懒汉刘五讲故事，一不小心冒出来：“心中编好了许多渴望的梦，精神也有了坚实的依托……一颗心都荡漾出来了。”这样的语言显然不是卖豆腐老汉的。语言与角色的错位，就产生叫人啼笑皆非的荒诞。
作者的家乡灵宝我去过，小秦岭的余脉，为河南省最西面的一个县，如今改为市了，与陕西省交界，北靠黄河，黄土肥沃，盛产棉花苹果枣，老子路过的函谷关就在县境。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六十年代中期曾在灵宝一个靠着黄河的村庄看过县眉户剧团演出的《小二黑结婚》，如今想起来那眉户调还仿佛依旧萦绕在耳旁心间，依旧使人迷醉不已。我就希望强建才的小说里也多一点眉户调那种迷醉人的韵味和力量。九十年代初去灵宝看过几处金矿，印证了听说过的遍地是黄金以及淘金潮中的种种故事的传言。就觉得强建才的小说应当更加丰富多彩复杂。他的两三篇小说触及淘金潮中的某些侧面，但就已出现的一两个在淘金潮中暴发的人物看，还显得平面简单，作者的笔锋还未深入到人物的精神和心理更深的层面上。又有眉户调样的叫人迷醉的韵味，又有强建才称之为金三角的热闹喧嚣，想来那小说就会更加好看了。
强建才曾来家中小坐，叙谈中我注意倾听和观察他，觉得这个从金三角来的黑瘦的操着浓重乡音的年轻人在文学中“淘金”的精神是很执着的。这在文学受到冷落的如今，这年轻人又处在繁华的金三角，却仍迷恋于爬格子的事业，实在是难能可贵。且等着看他更加好看的小说。
　　中国的小小说源远流长。唐人小说、宋元话本、明清笔记都留下精彩篇章。及至《聊斋志异》，更是脍炙人口。
外国的小小说也不乏精品。在少年时读过的《最后一课》，我至今仍存留着深刻印象。
现代中国，大师鲁迅的《一件小事》《孔乙己》等，皆可列入小小说之经典。
在当代中国，小小说创作之逐渐成为气候，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一种文学景观。
说小小说创作成了气候，成为景观，有如下情形可以作证：
各文学期刊各日报晚报专业报副刊多有发表小小说微型小说一分钟小说精短小说者，有的报刊还辟有小小说专栏，定期举办小小说评奖；
有专发小小说创作的文学月刊，如《百花园》；
《小小说选刊》应运而生，推波助澜，有力地促进了小小说创作的发展繁荣；
不少在当代文坛活跃的著名小说家，也不时有精彩的小小说问世；
已经形成一支专事小小说创作的作家队伍，有小小说集陆续出版，受到读者欢迎；
有更多的文学新人参与到小小说创作的行列里来；
小小说日益为读者所喜爱，以《小小说选刊》为例，1996年初的月发行量已达到五十万册，这在当前纯文学刊物的发行量中实属罕见；小小说作家和评论家的学术性组织相继成立，小小说创作的学术性研讨会相继召开，对小小说的批评研究理论观照，正在追赶创作繁荣的态势，不断深入展开。
如此等等。
这种气候这种景观，标志着小小说昂首阔步地加入到小说家族里来了，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理所当然地相聚在同一家族里了。小说家族欢迎小小说的加入。如此，当代中国的小说家族就显得更加多样更加健壮和更加年轻。
小小说创作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得到长足的发展与空前的繁荣？这与当代中国全面改革日益深入、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有关，与当代人更加多样的审美需求有关。时代使然。
小小说不是小儿科。小小说对作家在艺术上的聚焦、穿透、凝练，有更加严格的要求。小小说是一滴水的艺术，自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
如前所述，小小说创作成了气候成为景观，《中国当代小小说精品库》（春、夏、秋、冬四卷）的出版，就是水到渠成之事，就是顺理成章之举。
四卷。四百八十余篇作品及三十多篇创作谈。百万言。壮哉！
这一百二十位作家的四百余篇小小说，是从《小小说选刊》十数年来所选发的四千余篇小小说中精选编就的。大约可以展示当代中国小小说创作的倜傥风流了吧，大约可以领略当代中国小说家族中这个年轻成员的精气神了吧。
我说过，人们对文学的需求，不仅需要长篇巨制，不仅需要那“好大一棵树”，也需要小花小草，需要小花小草织成的一片片绿地。小小说创作原来是营造绿地的事业。可敬可佩。
且看这花团锦簇草色青青的片片绿地。感受如何？
《小小说选刊》的杨晓敏先生和郭昕女士，是我国新时期小小说领域里的编辑家和耕耘者，长期以来，为倡导和规范小小说文体，组织和扶持小小说作家队伍，寻找和培养小小说读者群，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这次，他们二位与新华出版社的黄绪国先生携手合作，推出《中国当代小小说精品库》四卷本，实乃一项有远见有魄力的壮举。窃以为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的一大盛事。可喜可贺。
　　乔典运的文学生涯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读过简易师范学校的年轻复员军人，从战场上回到生养他的那片土地，又从那片土地出发，试探着以四句新民歌擂响文学之门。那文学之门竟为他打开了。这使他深为感动，就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行：新民歌，寓言，生活故事，然后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开头的岁月里，路走得好像还顺利。
1957年，乔典运应约到《奔流》编辑部写稿，与他一起在《奔流》编辑部写稿的有与他同在一个地区的农民作者李文元。李文元比乔典运出道要早，那时已小有名气。典运对文元有着钦羡之情。有着这样好的同在一室写作的机遇，他必定是要借此潜心向他学一点儿东西的。
乔典运从李文元那里学到了东西。
李文元写的小说，《奔流》编辑部颇为欣赏，当即以重头稿推出。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来得迅猛，李文元的这篇小说即以揭**暗面、歪曲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等罪名被批判为毒草。作者李文元当然也因此遭受厄运。典运暗自庆幸自己的小说与文元的迥然不同，典运从文元那里懂得了写作不但可以收获名声和稿酬，也可以收获批判和厄运。这原本不是典运想从文元那里学到的东西，但他的的确确切切实实地学到了。此后，典运在写作中思想上就设了一道防线。这对典运在一个时期的文学写作，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乔典运终未能逃脱命运对他的安排。1964年，典运发表了一篇小说《石家新史》，是写中间人物的转变的，正好赶上批“中间人物论”，这篇小说就在劫难逃地受到了批判。典运因写作而收获了批判，不知触及了他的灵魂没有？
接着是1966年开始的延续十年之久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典运就不仅被触及了灵魂，也常被触及皮肉。罪名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文艺黑线的黑走卒，等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谁叫你如此执着于文学写作呢？你如此执着于文学写作还不是文艺黑线的黑走卒吗？这一段岁月对典运有着切切实实的折腾，就将典运折腾成了一个切切实实的草木之人。典运常说：“咱是个草木之人。”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我不以为这是他的自谦之词。这个“草木之人”的内涵丰富得很，对他对人生的认识对他的文学创作，也即是说对他的为人为文，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里引一段典运自己说过的话，这段话是他写在《我的小井》里的：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一个小村子里生活，与群众同欢乐共患难。多数时间里，我处于生活的最底层，比当时的四类分子的处境还要差得多。因为他们是死老虎，打不打他们无关紧要，我却是一只半死不活、时死时活的老虎，理所当然我成为打的重点。我常说，全大队的四类分子应该感谢我，因为我承包了全大队的一切打击，才使他们得以幸免。这种生活对我来说，除了痛苦的一面，也有幸运的一面，这就是赐给我一个真正深入生活的良好机会。当人们全不把我当成一个人时，当人们认为我不能对他们有丝毫的不利影响时，他们竟然当着我的面商量如何盗窃集体，商量如何炮治某个人，甚至当着我的面研究如何往死处整我。当然，还有更多的好人，他们也常常当着我的面商量如何玩弄上级，对付错误的命令和瞎指挥，商量如何破坏一个斗争会。好人和坏人都不背我，把我当成了没有知觉的一块石头或一棵小草。善良和野蛮，愚昧和聪明，愤怒和欢乐，失望和希望，这一切都赤裸裸地展示在我面前。不幸的遭遇给了我幸，这幸就是使我有机会认识了活生生的社会，认识了活生生的人。虽然，有很多年我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没有读过一本纸印的书，但却天天在读无字的书。当然，我认识到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山村，比起轰轰烈烈的大社会是微不足道的，但这对我的创作来说，却是一口汲之不完的小井。
典运自己将生活赐予他的这段折腾，以及这段折腾对他的创作的影响，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日的晚上，杨贵才打电话来说，河南文艺出版社拟出版一本乔典运自选集，要我作序。我当然知道典运两年多来一直为癌症所折磨，经四次手术，每况愈下，现仍在西峡县医院住院治疗。就问，典运近况怎样？贵才说，听说已下了病危通知。我问，你与西峡联系了？贵才说，听南阳日报的周熠说的。我沉默不语。贵才又在电话的那头说，你对典运的作品熟悉，是否就可着手动笔？我说，我对作序事一向认真，还是待集子编好，我看后再写。
2月14日上午，九点钟刚过吧，我正在书房里，接到河南省作家协会秘书长王秀芳的电话，说是接到西峡王桂芳的电话，典运刚刚去世。我就愣怔在那里。2月14日，这一天正是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报到的日子，我遗憾地未能去西峡看典运最后一眼。
随后不久，典运在西峡县委宣传部工作的儿子乔琰以特快专递寄来他父亲的三十五篇小说的复印件，有短篇，也有中篇。乔琰在信中说，听王秀芳和杨贵才说，要出版一本他父亲的小说选集，由我作序，按杨贵才的交代，特将稿件直接寄给我。并说，这次寄去的稿件其中有些未收入过集子，希望能在这次收入选集中。典运在西峡县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学生王桂芳也来信，表述了与乔琰相同的意思。
典运已远行，自选集这个设想已不可能实施了。如果让典运自选，他自选的思路是什么，他会自选哪些作品，只能靠猜想了。
我曾经想，这本选集一是应当代表典运的艺术水平，二是要反映典运的创作历程。就是带着这种想法，进入对典运的阅读。典运的许多作品我都是看过的，确切地说是再阅读。
在阅读过程中，我又想我只是髙兴地受委托作序。当然，由于一夜之间典运的猝然去世，这种心情就陡然转换为追思和哀伤了。编选这本选集应当是出版社的事情，按照程序，应当是出版社编定后，我再来作序。就此事我与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杨贵才联系。贵才说，出版社的编辑对典运的作品不如我熟，编选也由我定，我就感到责任重大。与典运的生前好友、《莽原》主编张宇，副编审张颖，以及河南省作家协会秘书长王秀芳等商量，又与杨贵才和这个集子的责任编辑杨吉哲商量，大家的意见都倾向于编选典运的代表作为好。我在阅读过程中，也逐步动摇了反映典运的创作历程这个想法，逐步趋同于诸位的意见。典运的儿子和学生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这理解只好先暂存在这里。
典运创作的华彩乐段是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后开始的。如同井喷，这可以说是他创作的一个井喷期。《旋风》《气球》《笑语满场》《村魂》《满票》《无字碑》《冷惊》《乡醉》《刘王庄》《问天》，等等，佳作迭出，好戏连台，目不暇接，一出手就令人惊叹。
最早令我惊叹不已的是《气球》。某生产大队金副主任绰号火眼左三，不知二十四节气为何物，却能记住全村上千人的大小问题，对那些所谓大小问题甚至能够倒背如流。围绕着一个气象气球降在村里这个偶发事件展开，无知的火眼左三坚持认为这是一颗定时炸弹，搞得沸沸扬扬，直至请来驻军的技师来检查认定是只废弃的气象气球后，火眼左三仍坚持己见，认为该技师立场不稳，就给驻军首长写去告状信，信发出后就等着驻军请他去做揭发有功的报告，还让妻子给他做了身新衣服以便做报告时穿。还见人就说：“唉，真熬煎人！我啥也不怕，就怕请我去做报告！有啥好讲啊，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分内的事。你想想，几千双手鼓起掌那个响劲，真叫人难为情啊……”火眼左三就这样天天说着，等着，等着。真有典运的，他不动声色地将这个运动迷整人狂刻画得入骨三分，读来叫人感觉可恶可恨可怜可笑可叹。
《气球》震撼了我一下。就是从《气球》开始，我对典运刮目相看。比起他此前的作品，我感知到了一种质的变化。他将他的笔直插进人的灵魂的底里，这是一种穿透力，尖锐锋利。结构凝聚清晰，语言明白流畅，诱发读者丰富的想象，都可圈可点。
为典运赢得广泛声誉的是《村魂》和《满票》。
《村魂》在第七届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入围，但未当选。该届评委王愿坚有事到郑州来，他惋惜地告诉我，《村魂》只差一票而落选。
《满票》在第八届全国短篇小说获奖的十九篇作品中，按得票多少顺序排在第三位。我是该届评委会委员。承办评奖的《小说选刊》组织评委们对获奖小说写了一批评论文章，我写了篇《小议〈满票〉》，发表在《小说选刊》1988年第七期《获奖短篇小说漫评（一）》这个专栏里。典运看到这篇评论后由西峡来信，表示了他颇为高兴且很欣赏的心情，以为我能读懂他的小说。关于《满票》，还可以说几句。大约是1985年吧，《满票》将要在《奔流》发稿前的某天，在河南省作家协会办公室里碰见了典运，典运向我说，他听张宇说，编辑将《满票》删去了约两千字，他希望我能说句话。张宇是消息灵通人士，这消息想必可靠。作协办公室在二楼，《奔流》编辑部在一楼。我随即拿起电话要通《奔流》编辑部，说不要删典运的稿子，恢复原样。那时我正在河南省文联管事，说这话还可以算数。《满票》获奖，典运见了我就说些感谢的话，说要不是我说了句话保持了《满票》的完整，《小说选刊》不会选载，更不用说获奖了。我没有看过那删节的稿子，不知道删节得有否道理，就信了典运的话。
关于《村魂》与《满票》，典运自己写过一篇文章《别了，昨天》，感情十分真挚沉重，见解非常精辟独到。他在文中分析了张老七、何老十这两个真诚的愚昧者的悲剧。他认为愚昧者的真诚是可怕的。他写道：“当我写到历史对他们的决定时，我的心酸了，眼湿了……当然，我也松了一口气，他们作为农民的领头羊，终于走完了自己的路，人民不再被他们领到那寸草不生的秃岗上了……”“迎接新的生活是欢乐的，告别旧生活也是欢乐的。”“别了，昨天！别了，我的可怜的朋友，让我们永远不要再见。”
实际上，告别昨天并不是那样轻易简单。除了典运笔下的张老七、何老十这样的真诚的愚昧者，还有也是典运笔下的旋风（《旋风》）、火眼左三（《气球》）这样的唯恐天下不乱的整人狂运动迷，还有也是典运笔下的何老五（《笑语满场》）、三爷（《问天》）这样在民主选举中茫然无所适从不知该投谁的票怕投错了挨整者，我们每每还会在现实生活的许多领域见到他们，他们不仅仅是典运的伏牛山里的那些小山村的，也是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里的，这就使典运笔下的这些人物既是富有个性的又带有普遍意义；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这是些精神上有病、人格不健全的人。正如典运所说：“他们的缺点和失误绝不是天生的，不是他们内心滋生的，而是历史造就的，是历史把他们歪曲了。”向现代化转移，人们要带着多么沉重的精神负担啊，人的精神的现代化，是一个艰难的历程。
我在九年前所写《小议〈满票〉》的结尾说：“小说的语言是大白话，好像没有多少曲里拐弯的‘文学性’，不识字的农民大约多数可以听得懂。结构，单线平涂，貌似平实，平实中藏着机巧。内涵、外延，都能提供比故事本身丰富得多的东西。这就是乔典运的艺术。”如今，对典运的小说，我大体仍作如是观，可以再作一点补充：不可以将典运的小说仅仅视为乡土文学，因为它既是乡土的，又是超越乡土的。他以他的小山村为载体，反映了这个大时代。这是典运对当代文学的贡献。
典运去世后，我写过一篇纪念短文《永远的老乔》。在短文中我说了典运的两个不能分离。他和他的土地不能分离，他和他的小说不能分离。这才造就了小说家乔典运。在那篇短文中我还说，典运满腹皆小说，文思如泉涌，以他对人生的独特体验，对人世认识的洞悉与穿透，正要有更加绝妙的大作巨著奉献于世，癌症却夺去了他六十六岁的生命，夺去了他手中的冷峻如冰热情似火的笔。人们只能徒唤奈何。
我以为，典运已经留下的小说，将长久地活在读者的心间。
（此文系为《乔典运小说自选集》作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