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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清人选清诗的概况绪论(本章免费)
清人选清诗，简言之就是清代人对清代诗人所作诗歌的挑选，具体归属于当代人选当代诗的范畴。如果除却现当代学者编辑的清诗选本，那么清人选清诗在此意义上则可简称为"清诗选本"。它是清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同时也是清代诗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进入论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选本所具有的批评特性--这是清人选清诗研究的理论支撑点；其次是梳理清人选清诗的研究概况--这是清人选清诗研究的基础；三是对本书的研究特点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做出简要的说明--这是清人选清诗研究的前提。
第一节选本的批评特性
选本是选者以一定的选择意图和选择标准为基础，在一定范围内对作家作品进行相应的取舍、筛选而形成的作品集。选本的功能是多重的，但最基本的可分为实用功能和理论功能两种，即《四库全书总目》对"总集"功能的表述："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86，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85页。）前者为文献保存功能，属于实用功能的一个方面。实际上，除却辑佚作品的文献学功能外，选本的实用价值还表现在历史学、文化学、教育、经济等诸方面，如通过选本的文本和历史记载进行文史互证，或通过选本中的作品发掘其时其地的风俗文化等。再如选本的编辑刊行，也为广大读书人的阅读和学习提供了方便，书商也可从中获取一定的物质利益。
后者为文学批评功能，这是选本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功能。其原因在于，选本是以选择为核心的实践活动，而选择的过程就带有一定的批评意识。《四库全书总目》中所云的"删汰繁芜"实际上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对文章"衡鉴"的过程也就是文学批评的实行过程。方孝岳曾指出："对于《诗》分别品类而总为一集，这种工作实是开后来‘总集'之先声，也是我国批评学中一大支派。凡是选录诗文的人，本不是随便杂钞，都有各人去取的眼光和义例。"（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9页。）西方理论家瑙曼也持类似的观点："文学史强调的是本书在历时轴上的重要性，而解释则用一种附加的选择法将那样一些本书挑选出来，它们应当在共时轴上重新进入某种审美关系，并进而通过获得新的重要性而归入历史（譬如作为‘遗产'）之中。"（
[德]瑙曼：《作品与文学史》，范大灿编：《作品、文学史与读者》，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页。）由此可以看出，批评特性是选本最为本质的特征。
因为中国古代文学选本众多，选本的目的、选者的素质等均有差异，所以选本所具有的批评特性不能笼统言之，而应该有所区分。若从选本目的差异的角度来分析，有的选本主要以搜集诗文作品为目的，其选本的批评意味较弱，选本所发挥的批评功能也较低；而有的选本则主要以宣扬自身或流派观点为目的，其批评意识贯注于整个选本，这类选本的批评特性就相对强烈，价值也更大。若从选者素质差异的角度来辨析，选本的批评意识也有强弱高下之分。有的选家如王士禛、沈德潜等人本身就是批评家，且在其时的诗坛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而他们的选本一般都具有引领诗坛潮流的示范作用，批评意识较为自觉。而一般选者特别是民间士子的选本虽然也具有一定的批评意识，但是总体上与重要选家相较，还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的。此外，从选本的类型和体例也可大略判断出其批评意识的强弱。如清代大量的地域选本，其编选的主要目的是搜罗乡邦文献，从批评学的角度来审视，其批评意识相对较弱。但也不排除有的选本对于地域诗歌流派或思潮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批评功能不宜一概抹杀。所以，本书的立论对象主要以批评意识较强的清诗选本为主，辅以各类批评意识较弱的清诗选本。
一选本的批评方式
一般来说，完整的选本在形式上有三个构成要素，即选本的序跋、选本的评注和选者的选文。选本的序跋主要指在选本中的"前言后语"，即序跋、缘起、发凡、凡例等，其中涵盖了非常丰富的批评信息，诸如选者的相关情况，选者的文学观点和选择标准，选本产生的过程以及产生的影响等。如萧统《文选序》、徐陵《玉台新咏序》、殷璠《河岳英灵集论》、欧阳炯《花间集序》、高棅《唐诗品汇总叙》、张惠言《词选序》等均是古代文学选本序跋中的典型代表，从中可窥见选者的文学批评理念。这些序跋往往既是读者首先阅读的篇目，同时也是选本批评中非常有价值的部分。
选本的评注主要指附着在选本作品中的各种批注性或点评性的文字。在这一部分，选者通过对具体作品或精炼或冗长的批注、点评来传达自己的阅读感受以及文学观点，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圈点、眉批、总评以及随行评注等。评注者时而为精彩诗句拍案叫绝，时而为诗歌的艺术成就所折服，时而就诗论诗，时而追昔抚今。虽然这些批注和点评中所渗透的信息一般都是即兴的、零碎的，难成理论体系，但如将这些思想的片断汇聚在一起，即可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批评系统，选者的个人喜好、文学思想均涵盖其中，选者鲜明的批评个性和目的在具体的评点中会得以凸显。早期带有评点的选本如宋代古文选本《古文关键》、《文章正宗》、《文章轨范》更多的是用来为科举考试服务的，评古人文法之精妙，示学者学习之门径。宋代以降，用评点的形式申述自家理论主张的选本渐多，代表性的如王夫之的《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沈德潜的"别裁"系列选本等。
选本的序跋集中表达了选者的文学思想，选本的评点散金碎玉式地表达了选者的批评理念，但这两者均是用可见的文字材料直接表露其文学观点的，皆属于有形的批评，我们将之称为"选本的显性批评"；而选者的选目却与前两者不同，主要包含选家对作家和作品的筛选、排列。它是通过选者主观的选择行为来实践自己的文学批评，属于无形的批评，我们将这个选择活动称为"隐性批评"。这种隐性批评的背后暗藏着选家的批评意识，而且一直贯穿于选本的始终。选本自序或评点中所涉及的零散的文学主张都是由这双看不见的"手"--选家的批评意识--所操纵和控制的。这些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批评意识和显性的选本序跋与评点一起构成了选本作为一种批评的独特机制。当然，选本批评的三种方式并不是平行的关系，也有主次之分。其中选文是选本的核心载体，序跋和评注是对选本起到说明作用的。这主要源于三点：其一，选文实践是选本活动的主体，没有选文，就不会有序跋和评注；后两者是依附于选文实践而进行的。它们之间是"皮"与"毛"的关系，"树枝"与"树杈"的关系。其二，有时选者的选文实践不一定处处都与序跋或评注中的观点相吻合，有的选者喜欢夸大其词，外显的诗歌理论看似十分中肯全面，但是在实际的选文中并不一定能够得到真正贯彻。这也符合西方诗人兼批评家庞德的观点："对批评家作评价主要是根据他们的挑选，而不是根据他们的空谈。"（
Ezra Pound，Polite Essays，Ayer Co Pub （June
1937），p.148.转引自韦勒克《现代文学批评史（）》第5卷，章安祺、杨恒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其三，还有不少选本特别是抄本只有选目，而无序跋和评点，这些选本的批评意识完全由选文实践来体现。
二选本批评的三个维度
从普遍意义上来说，选本的批评意识主要关涉三个要素，即选者、读者和作者。具体的流程是：首先选者通过选本向读者传达自己的批评信息，读者通过阅读选本接受这种信息，然后以此信息调整或印证自己的判断标准，对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价值判断，力求使其与选者的批评信息相符。在这个流程中，选本是连接三要素的纽带，选本的批评功能能够得以完成，主要缘于选本以自身所承载的选者的批评信息为连接的基础。其中，选者之于选本的关系是一种文学批评，且选者为选本批评意识的主体；读者之于选本的关系是一种文学接受，即读者为选本批评意识的接受者；而作者之于选本的关系是一种文学创作，作者及其创作均为选本批评意识的客体。具体而言，选本的批评意识可以分三个维度来阐释。
首先，从选本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来说，选本是文学观念的外化和载体。任何一部选本都或多或少地暗含着选者的文学观念，有的是直接用选本宣扬自己的文学观点，王士禛的《唐贤三昧集》就是其"神韵说"的具体体现；有的是在驳斥其他流派主张时含蕴自家的文学理念，如钟惺、谭元春编选的《古诗归》、《唐诗归》实际上是对前后"七子"肤廓诗风的纠偏。总之，选者的个人喜好、文学流派的主张等都在选本中有所体现，选本也全面、综合地展示了选者的批评素质、理论修养和文学观念。南宋理学家真德秀论文完全以"穷理"为本，以义理之学来衡量一切文学作品，所以他的《文章正宗》便以"穷理致用"为选文标准；李攀龙的《古今诗删》则是前后七子宣扬"诗必盛唐"的集中体现。《四库全书总目》就指出《古今诗删》"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170页。）。当然，这里的个人爱好和流派主张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势必与当时的时代风气、学术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真德秀的文学主张和南宋时期程朱理学的风尚一脉相承，而李攀龙的选文标准也和明代中叶复古宗唐的文学思潮紧密相关。
当然在中国古代，人们也十分强调选者的"公心"，不能以自己的喜好或时代的风尚来任意增删作家作品，更不能以被选者的身份地位来进行取舍排次，主要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质量。即袁枚所谓："选诗之道，与作史同，一代才人其应传者皆应列传。"（
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小仓山房诗文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2页。）尽管在批评活动中并不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公共性标准，但这种"公心"意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选家的选文实践。
其次，从选本与文学接受的关系来说，选本能够为读者的文学接受确立经典及其解读模式，所以选本还是文学接受的媒介和途径。由于作家的创作背景与读者的接受背景有所差异，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便会产生一定的障碍，这时便需要批评的帮助，以"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
袁无涯：《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发凡》，明万历袁无涯刻本。）。而选本可以说是所有批评中能给读者的接受以最具体、最直观帮助的方式之一。
选本在这一方面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它的批评职能。一是圈点评注，这是最常见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南宋以后，选本中多有圈点、评点，或注释诗文字词以方便读者阅读，或解读作品以发表个人见解，这些评点本身就可以影响和指导读者的阅读。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谢枋得《文章轨范》之所以广为流传，就是因为选评者将自己的感悟和诗文创作法则明晰地传递给了读者，广大读者视此类选本为"初学门径"，既方便了读者的接受，也促进了选本的广泛流播。二是序跋中直接显现的理论观点或者选者隐藏在文本之后的批评意识深得当时读书人的追捧和喜爱，且适应当时的文学主流思潮，这样的选本很快就会得到广大读书人的肯定，其中的诗文作品便自然得到广泛传播了。总之，选本得到大批量的刊刻发行一方面传播了所选的诗家作品，同时也宣扬了选家的批评理念。
最后，从选本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来看，一方面，由于选本批评的参与，选者对作家作品的编排定位，为以后的作者创作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创作规范。在具有较强批评意识的选本中，选者在"选"的过程中，不仅流露出自身的文学观点，还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所选作家作品进行价值评判，企图塑造符合自身文学理念的经典，并由此形成一种带有示范性的创作模式。例如《云间棠溪诗选》，选家不仅在选本中宣扬了云间派的诗学观点，还对五七古、五七律以及绝句等体裁进行创作上的引导，将选本中的部分作品视为某种体裁写作的典范，这种批评无疑会引领或影响其后作家的文学创作。
另一方面，选本中对于作家作品的编排与评价同时也是选者心目中文学史观的显现，而这种文学史观念也是选本批评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选者的批评也渗透到选本的文学史建构当中。当然，由于选本类型、体例的差异，选本的文学史意识也有所不同。试以通代选本和断代选本为例。通代选本主要指选者在其审美标准下编选历朝作品的文学总集，选择标准或以地域为限，或以文体划分，选择对象既有名士大家，也有普通文人。因为是历朝作品集，所以许多重要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地位经过历史的沉淀早有定论，选者的选择相对较为容易，其选本一般承担着总结文学发展规律的功能，如萧统的《文选》、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断代选本又可分为前代选本和当代选本，它和通代选本的最大区别是断代选本是文学发展的断代史，而通代选本是文学发展脉络的通史。其中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当代选本，它不仅仅是当代文学发展的总结，同时选者还亲历其中，是文学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这种双重职能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由于选者不能够远距离地审视所选作家作品，更不可能有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如何对身边其时其地的作家作品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及筛选，成为其选本质量好坏的衡量标准。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需要选者有一定的胆识和高超的学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选者和所选作家处于一个朝代，对所选作家作品的一些情况相对比较了解，由此提供的信息也相对比较真实可靠，这对于后世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史有着直接的帮助。
三选本批评与诗话、文论的区别
如果以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视角来看待选本的话，它的生产、流播与消费过程便明显不同于那些诗论诗话、文论文话，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具体来说，在生产环节方面，选本既包括入选作品的创作，同时也包括选者对一定范围内作家作品的筛选，即再创作过程。而这种再创作过程就是选家的批评意识渗透与掌控的过程。一旦分散的作品在同一理念的整合下形成了一个新的整体，那么它的整体功能将大于所有部分的功能之和，具备了全新的认知属性，故有论者认为："选书者，非后人选古人书，而后人自著书之道也。"（
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01页。）在流播环节方面，选本既包括所选作品的流播，也包括选本自身的流播。这两种流播的关系也比较特殊，互相影响却又不相对称。选本中作品流播的远近不能绝对影响到选本自身传播的程度，但是选本自身传播的质量却密切关系到选本中作品的传播。如《古文渊鉴》和《古文雅正》里都有很多著名作家的名篇佳构，但它并没有使这两部选本在后世得到广泛的传播；恰恰是乡间的无名小辈编选的《古文观止》却达到了家弦户诵的地步，而《古文观止》的篇目却大多选自上述两部选本。由此可见，选本自身的流播不仅仅由作品的质量来衡定，还涉及选文数量适中与否、精简是否得当以及是否符合读者需求等诸多因素。但是一般来说，只要选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中被选的作品自然就会不同程度地流播开来。另外，在消费即接受环节方面，选本也具有多重性。它既包括选家对所选作家作品的接受，也包括受众即读者对选本中作家作品的接受，还包括读者对选家和选本本身的接受。
正是由于选本具有上述的多重形态和复杂属性，它作为一种批评在理论特性上自然会与诗话、文论有所区别。
首先，两种批评意识的存在形态不同。选本以选文为核心载体的特征，决定了它首先是以所选作品说话，即选本批评是通过他人的创作来表述自己的观念，显示出批评的间接性；而在诗话、文论中，评论者是直呈自我，批评意识直接表露。尽管有些诗话也附有作品，但只是作为一种例证。所以，在以选文为中心的选本批评中，批评意识一般隐藏在作品的背后，读者在领悟时需要首先通过作品去感知。而在诗话、文论中，读者可以比较鲜明地阅读到评论者的见解。另外，在批评观念的恒常性上，诗话、文论也比不上选本批评。因为诗话、文论表述观点属于评论者在其时其地的情绪流动，带有一定的情境性。变换情境以后，或许就会有不同的主张出现。而在选本批评中，即使也有和诗话文论类似功能的序跋或评点，但在选家整体批评意识的笼盖下，其总体的批评和观点是趋于稳定的。
其次，两种批评意识的表现形式不同。选本虽然具有批评意识、理论意识，但大多数选本中的这些意识是为鉴赏服务的，是一种在鉴赏覆盖下的批评接受。尤其在一些知名选本中，选家会比较充分地注意到选文的美感、艺术品位等，既有感性的赏析，也有理性的评点，充满着感性与理性的交融。相对而言，诗话、文论的理性色彩要强一些，它们也有对部分诗作的赏析，但这些赏析是为其理论主张服务的，与选本批评注重可鉴赏性的表现形式不同。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大都基于具体作品的阅读感受，是一种即兴的情感流露，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而选本作为一种批评，一方面，选家的批评意识在其对作品的赏析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另一方面，选家在对选文的鉴赏中也渐渐形成了自身的批评体系。有的选者在选文之前就具有明确的选择标准，这个标准已经先于选文成为一种理论预设，后期的选文只是实现其预设理论的实践活动而已。这种情况下的选者一般均为文坛盟主；而多数普通选者出于种种原因而编选的诗文集，初读选本很难看出选者的文学倾向和选文标准，但是在仔细鉴赏其选文文本后，总是可以探寻出选者隐匿其中的批评理论。无论是先有批评理论后有批评实践，还是先有批评实践后有批评理论，二者的有机结合势必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选家真实的文学主张，也可以使读者理解选文的内在一致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选本的批评特性有了基本的理解。若将这种批评特性放置于清诗选本中，那么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之间便产生了一定的关联。清诗选本中所含蕴的文学史观念，清诗选本对于清诗经典的确立，清诗选本中所反映出的宗唐或宗宋的诗学思潮，清诗选本中所包孕的主流诗学批评或民间诗学批评等清代诗学批评中的重要命题，都能从清诗选本批评的角度窥探出若干线索，从而以雄辩的事实证明清诗选本批评是清代诗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当代诗选的困境以及清诗选本的研究现状
当代人选当代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清代选家魏宪总结出八点："作诗非难也，选诗难；选亦非难也，选今人之诗难。同生天壤，不能无所爱憎，而去取实爱憎之媒，一难。阖户自修，深山养晦，箧中之秘，觅之无由，二难。诗学日替，名实不敷，我以名收，世以实求，无其实焉，匪阿则瞽，三难。载质而来，绍介以进，仵之不可，许之不能，四难。纵笔讥嘲，触冒忌讳，作固有罪，选亦与均，五难。本属名流，或娴无韵，不娴有韵，因无韵而及有韵，快于人不快于己，六难。幅员之广，词人无数，得者一而失者百，七难。甚至不为诗而抡诗，名似爱才，心实网利，妒与谤交，八难。当此八难，而欲强为负荷，得毋霆击蠡测，为识者所诮让哉！"（
魏宪：《诗持三集·自序》，魏氏枕江堂刻本。
注：这段话不是魏宪的发明，明代文人邹迪光在《盛明百家诗选序》中已有类似的论述。）
这八难全面地概括出当代人选当代诗的艰辛，也道出了当代人选当代诗的困境。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当代人选当代诗选本中，文本收集的困难造成选者选择视阈的狭窄。"二难"中提到的秘作难寻以及"七难"中提到的作品难以尽收都属于文本收集的困难，选本失去了大量作品的支撑也就等同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选本的批评功能。二是同时代的诗坛风气影响到了选者批评的独立性。"一难"中提到的"去取实爱憎之媒"，既肯定了选本的批评特性，也指出了同代选本中选者持"公心"选择的艰难。"八难"中提及的"名似爱才，心实网利"实际上是对那些附庸风雅者或书商们利用选本赚取名利的批评，掺杂了这些私心杂念的选本，是很难保持其去取的独立性的。三是作家的创作实绩或个性与选者批评观念的不对等。孙鋐曾引同时选家周京之言道出其中原委："阅诗者之难，倍于作者。盖人各有境地，有识见，有意趣，有力量，使阅者精神不能与作者相副，不失之出，则失之入矣。"（
孙鋐：《皇清诗选·凡例》，康熙二十七年（1688）凤啸轩刻本。）实际上，上述"三难"和"四难"都在说明名实不副的问题，这里强调了选者要有鲜明的批评个性。另外，"六难"中提及的现象属于名家的创作个性与选本编选目的之间的差异，所有这些困境的存在都会影响选本批评的质量和流播的广度。虽然当代人选当代诗有着各种现实或理论的困境，清人选清诗还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关于清诗总集研究的综述，浙江大学夏勇博士有专文《清诗总集研究的历史回顾》（《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进行梳理。尽管清诗总集与本书所界定的清人选清诗不尽相同，但对本节论述实有启发和参考价值，特此致谢。）仅从数量上而言，清人选清诗要比唐人选唐诗、宋人选宋诗以及明人选明诗超出许多。可是相较之下，学术界对这一选本领域的研究却略显冷清，主要从文献收集整理和选本个案研究两个方面展开。
一文献收集整理
早在清代本朝，学者对清诗选本就已经有所关注，主要散见于书目文献、序跋、诗文评、史料笔记之中。其中较为系统地记载、评述清诗选本的著作，当推法式善的笔记《陶庐杂录》。其书卷三就记载了多达70种左右的清诗选本，详略不等地介绍了各书的编者、卷帙、体例、刊刻等相关情况。这为后世研究清诗选本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堪称资料之渊薮。此外如《四库全书总目》，陈康祺《郎潜纪闻》，袁枚《随园诗话》，洪亮吉《北江诗话》，何曰愈《退庵诗话》，严廷中《药栏诗话》，朱庭珍《筱园诗话》，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昭梿《啸亭续录》，梁章钜《浪迹丛谈》、《归田琐记》以及谭献《复堂日记》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记录或评述过清诗选本。不过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显然还是十分初步且零散的资料。20世纪初，日本著名汉学家神田喜一郎先生陆续发表了《清詩の總集に就いて》。文章包括上、下、订正共三个部分，大致按照不同的时期和类型，描述了清诗选本的基本情况，涉及有关选本60余种。只是全文如折合中文版面，大约只有几千字，因此在文献搜集的广度和理论开掘的深度上尚显不足。当然，作为首次明确揭示"清诗总集"这一概念的综述性论文，未尝不具有一种开风气的意义。
其后，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松村昂先生著有《清诗总集131种解题》一书，1989年12月由日本的中国文艺研究会印行；后来又于1991年8月以活页的形式进行了增订，标题易为《清诗总集138种解题》。这是一部以文献清理见长的资料性工具书，包括所收清诗选本一览表、人名索引等，并且将所涉清诗选本的作者一一做成卡片，录入电脑，排除重复之后所得已经达到4万多家。尽管松村昂先生当时据《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估计存世清诗选本大约350种左右，而现今加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所载以及其他相关文献中的线索，其总数当多达600余种，但该书无疑是清诗选本研究领域中的第一部专著，（2010年11月，松村昂教授《清诗总集叙录》由汲古书院出版，共录清诗总集144种（续集不另计算）。）为摸清清诗选本的家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并且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继松村昂先生之后，美国郡礼学院（Grinnell
College）谢正光先生与香港中文大学佘汝丰先生，共同编著了一部《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集中考察清初的全国性清诗选本正文部分共计55种（凡"二集"、"续集"之类均各以一种计）。其体例大致仿照朱彝尊《经义考》，每种选本依次介绍编者简历、著录与版本情况，特别是全文抄录原书的序跋和凡例等有关文字，间附按语；正文之后，还附录了所收"清初诗选集庋藏一览表"和"清初诗选待访书目"。从主体来看，该书相当于一部分清诗选本序跋的汇编，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文学史料以及相关的资料线索，从而使人们对清初的全国性清诗选本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尽管该书内部还存在较多的错误疏漏之处（
对该书进行纠谬补阙的文章，笔者已寓目者有：（1）陆林《〈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平议》，收入作者论文集《知非集--元明清文学与文献论稿》（黄山书社2006年版）；据注知其原载中华书局《书品》2001年第2、3期。（2）潘承玉《补〈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1卷第4期，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1年12月）；又《〈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六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5期），二文基本相同。（3）朱则杰《〈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待访书目"考论》（《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同刊2005年第1期）。），但它的影响却是十分广泛的。不过，该书中清诗选本的编纂时限仅仅定在二十六年（1761）之前，编选范围仅仅局限于全国性的选本，在研究对象方面显然还比较狭窄。
关于清诗选本的整理出版，目前已经有过《明遗民诗》、《国朝诗别裁集》、《清诗铎》、《晚晴簃诗汇》、《晚清四十家诗钞》、《熙朝雅颂集》、《白山诗介》、《中州诗钞》、《续甬上耆旧诗》等若干点校本，以及《袁枚全集》等书内部所含的一些清诗选本，但总数还是很少，远远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倒是近年问世的几部大型影印丛书，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以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上海书店的两种《丛书集成续编》等，比较集中地收入了一部分清诗选本，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二选本个案研究
清诗选本的个案研究，也有过一些专著和博硕士论文。一本是绍兴文理学院潘承玉先生在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该书从编者卓尔堪的家世、生平、交游，到《遗民诗》的成书过程、版本、文本，以及《遗民诗》与卓尔堪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全面、细致、深刻的研究和探讨，堪称清诗选本个案研究的典范。另一本是华中师范大学王炜博士在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清诗别裁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论述了《国朝诗别裁集》的编选目的与动机，并通过此选本审查了沈德潜的诗学理想、审美取向、宋诗观以及他格调论的价值。此书的着眼点是以清代最著名的诗歌选本为观照视角，用选本批评的形式来透视整个清代的诗坛。此外，相关的博士论文还有南京师范大学王卓华博士的学位论文《邓汉仪〈诗观〉研究》。该文以清初有代表性的诗歌选本《诗观》为研究对象，仔细梳理，深入挖掘，对其文献学意义和诗学价值作了较为准确的定位。硕士学位论文中有北京大学李佳行的《〈晚晴簃诗汇〉的编纂及文献价值初探》，及中山大学宋迪的《岭南诗歌选本研究》等。由上可知，清人选清诗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当代的学术研究视野。只是这样的成果，目前也还不是很多。其他研究清诗选本的单篇论文，笔者已经寓目者有三十余篇。（
相关文章主要有：（1）王卓华《邓汉仪诗史观及其诗学意义》（《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诗观〉及其文献学意义》（《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2）胡鸿延《〈清诗铎〉的社会视野初探》、《〈清诗铎〉的构架与儒家诗歌观》（《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清诗铎〉袖珍叙事诗艺术造诣》（《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3）章曼纯《〈湘雅摭残〉编者考》（《图书馆》1995年第3期）、《湖南的地方艺文选本》（《图书馆》2005年第5期）。（4）陈曦钟《关于"大学头"及其他--〈七子诗选〉流传日本考辨》（《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再谈高彝与〈七子诗选〉--〈关于"大学头"及其他〉补说》（《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5）马珏玶《等闲莫作众芳看--恽珠与〈国朝闺秀正始集〉》（《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此外还有松村昂《沈德潜と〈国朝诗别裁集〉》（日本《名古屋大学教养部纪要》1979年第23辑），刘靖渊《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略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李娟《试论〈清诗铎〉所反映的民本思想》（《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陆林《清初选本〈诗观〉所收徽州诗家散论》（《知非集--元明清文学与文献论稿》，黄山书社2006年版）等。）综观这些文章，可以发现，一是专注于清诗选本的研究者较少，大致只有王卓华、胡鸿延、章曼纯、陈曦钟、马珏玶等少数几位学者；二是对重点选本的研究尚不够深入，研究对象多集中于《诗观》、《遗民诗》、《国朝诗别裁集》、《国朝诗铎》、《国朝闺秀正始集》、《晚晴簃诗汇》等少数清诗选本。由此可见，目前学术界还缺少长期关注清诗选本，并致力于清诗选本研究的学者。研究者更多的是在使用选本内的某些材料，而并未明确意识到选本自身的研究价值，对清诗选本总体的理论研究相对欠缺。
目前国内从面上关注清诗选本较多的学者，当首推浙江大学的朱则杰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松村昂先生《清诗总集131种解题》问世不久，朱先生就为之撰写了《清诗选本研究的硕果--读松村昂先生〈清诗选本131种解题〉》一文，同时整理翻译了《〈清诗选本131种解题〉纲要及示例》（
前文可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71期，或《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或《清诗知识》第5辑之八，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后文见于《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率先向大陆学界介绍这部著作。稍后，其所著《清诗知识》第三辑评述了大约50种有代表性的清诗选本。近年他又接连发表了十余篇研究清诗选本的论文，例如《清诗选本考证三题》、《〈四库全书总目〉十种清诗选本提要补正》、《〈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待访书目"考论》、《全国性清诗选本佚著五种序跋辑考》、《稀见清代福建宁化伊氏〈耕道堂诗钞〉及其作者群考》等（
上述五篇依次见《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形成了一个清诗选本考证研究系列。另外，蒋寅教授在清代诗文研究领域也颇有造诣，虽然不是专攻清诗选本，但曾多次撰文呼吁学界加强对清诗选本的系统研究。
可以说，经过数代学者的努力，清诗选本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收获了一些成果。具体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当下学者已逐渐认识到了清诗选本研究的重要性，并已经展开了相关的研究。关于选本研究的重要性，早在、方孝岳等人的专论或著作中就已经提及，但实际上自此以后，学界对此关注甚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杨松年、邹云湖、张伯伟等学者才陆续意识到选本之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具体到清诗选本的研究，国内学者如朱则杰、蒋寅、潘承玉等人关注较多，成果颇丰。另外一个可喜的现象是，近年出版的诗学史著作也已经开始重视清诗选本的批评价值了。如2002年鹭江出版社出版的刘诚著《中国诗学史·清代卷》就专列了"评点笺注中的诗学倾向"一节，选本批评也涵括其中，主要涉及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袁枚的《续同人集》以及王昶的《湖海诗传》。用选本的批评意识抉发选者（评论者）的诗学观点，这种诗学史的编排方式尚不多见。二是对重要清诗选本的材料整理和学术研究已经取得初步成果。材料整理方面主要包括《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清诗总集叙录》以及已经整理出版的若干清诗选本；在学术研究方面，如前文提及的相关著作和博硕士论文，都对清诗选本的个案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为以后的清诗选本研究奠定了基础。
虽然迄今为止的清诗选本研究不乏亮点，某些方面和个别选本确实有了相当出色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还是有值得进一步开拓的地方。首先，微观研究需要拓展广度。我们不能只盯着少数重要选本，应该积极搜罗、整理一批有特色、有价值的清诗选本，提高清诗选本的整体研究水平。其次是宏观研究要进一步深化。目前对清诗选本的宏观研究仅仅局限于资料发掘和整理上，真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全面、系统地研究清诗选本的著作尚未出现。鉴于此，我们一方面要对某些局部继续作细化的个案研究；另一方面，还要对清诗选本作概括性的宏观探讨和理论上的提升。
第三节本书的研究特点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本书研究旨在从宏观层面通过清诗选本与清代诗学相关范畴的关联，深入探究清诗选本的批评功能，重新审视清诗选本在清代诗学乃至中国诗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本书的整体思路是将清人对清诗的编选看作一项与清代文学思潮以及批评紧密相关的文学活动，基本的研究特点为：
第一，采用整体观照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当下的清诗选本研究领域有两种倾向：一是运用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研究方式，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著名选本进行细致的研究，以此来探析其选本对其时诗坛风尚的影响。潘承玉的《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王炜的《〈国朝诗别裁集〉研究》以及王卓林的《邓汉仪〈诗观〉研究》等均是如此。这种研究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抓住一个重点选本进行深入考察，发掘出一些概括性的规律；其缺点是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清诗选本的群体特征，以及这一群体在清代诗学批评中的总体价值定位。二是部分评论者意识到了清诗选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有进行宏观研究的必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多是从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考辨入手，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如谢正光先生对清初人选清初诗的资料考证就是对清初诗歌选本的整体观照，另外他对清初人选清初诗的基本特征、繁盛原因也有过专文研究（
谢正光：《试论清初人选清初诗》，《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9页。），但是总体的落脚点还是以文献考证为主。国内学者朱则杰教授对清诗选本的整体研究也非常重视，但从其目前的清诗总集研究系列来看，还是将研究重点放在资料收集、考辨等一些基础性研究方面。鉴于目前的研究现状，笔者欲将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清诗选本的整体作为考察对象，以文献考证为基础，从大量的选本中分析出清诗选本的总体特征、诗学价值以及与清代诗学思潮的关联，更加准确地把握清诗选本的整体风貌。这样，既避免了个别选本研究的片面性，也规避了文献考证的单一性。
第二，侧重选本批评意识的研究视角。关于选本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照，常见的有文献学的视角、历史文化学的视角等。笔者在论述清诗选本的诗学价值以及清诗选本与清代诗学的关系时，将以贯穿选本始终的批评意识为观照视角。因为只有从选本的批评特性入手，我们才能找到清诗选本与清代诗学的关联点，才能深切体察清诗选本在清代诗学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具体到操作层面，主要是以选者具体的选文实践为中心，辅以选本的序跋及评点。这是因为选本的选择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批评实践和方式--主体在排列组合、增删去取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批评信息，而这些批评所折射的正是选者的文学观念以及其时的诗坛风尚。这种隐藏在选择背后的批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选者的选文实践，当然也左右着选者在序跋或自评中的观点陈述。一般来说，多数选本自序或自评中的理论观点和选本的批评意识还是一致的，它们是选本批评意识的外在显现（
当然，有些素质较低的选者也会出现言行不一致的情形。）。而在以往的研究中，论者在提到选本的批评价值时，往往只注重外在的序跋或评注中的观点，却忽略了选文的批评功能，没有将选文实践和序跋、评注一起纳入批评意识的整体视域中去研究，大大降低了选本的批评力度。本书在具体研究中，力求紧紧围绕选本的批评意识进行立论和展开，充分挖掘选本的批评价值。
本书确指的清人选清诗是指清代编选者以一定的诗学批评观为依托，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清代诗人的部分作品，按照一定的取舍标准或选择角度加以辑录，并依据某种体例编排成帙。由于有些概念的边界还不是十分清晰，故有必要将相关概念和分类做一些简要的比较和说明。
一选本与总集
"总集"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卷四，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南京国子监刻本。）这里提及总集的原始意义为"文集总钞"，具体特征是将众家之集通过"采擿孔翠，芟剪繁芜"之后，"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这种功能和《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论的"删汰繁芜"、"菁华毕出"基本一致，指出"总集"的原始意义是求"精"。但是总集的概念发展到清代，其意义有所拓展。《四库全书总目》除了论到"总集"求"精"一面外，还提到总集的另外一个功能，即"网罗放佚"，收拾"零章残什"，使散漫之作归于"统纪"（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86，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85页。）。由此，那些汇聚一代、一地、一时之作的总集，也在目录学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只是这里总集的含义发生了新变，其主要意义不是求"精"，而是求"全"。
以求"精"为主要编选标准的总集就是后来常说的"选本"，这些选本代表了某一文体、某一时代或某一流派创作的最高水平，可称之为"文章之衡鉴"。其目的是规范文风，推扬个人观点或流派主张。而以求"全"为编选标准的总集，其目的是使之成为"著作渊薮"，但大多荟萃众体，精粗不遗。由此我们便可清晰地得知，"选本"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从属于《四库全书总目》中所指称的"总集"概念的一部分，而且"选本"更加注重区分优劣的选择功能，"选"的目的也更多地指向"评"，从而在选择过程中流露出选者的文学观念。因此，使用"选本"的概念更易凸显其批评价值。
二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歌选本、清诗选本
这三个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清代诗歌选本有两种读法，同时也有两种含义。第一种读法是清代的诗歌选本，指清代人编选的诗歌选本，主体很明确，但是客体比较模糊，选择对象可以是前代诗歌，也可以是当代诗歌，或者兼而有之。如王夫之的"评选"系列选本均属于清代的诗歌选本。第二种读法是清代诗歌的选本，意即选录清诗的选本，这就和清诗选本的概念相重合了。其基本特点是选择客体很明确，但是选择主体不甚明了。它可以是清人编选的，也可以是民国或现当代人编的，如当下编选的各类"清代诗歌作品选"著作均可视为清诗选本。
相对而言，清人选清诗的主客体皆非常明确，即选择对象仅为清代诗歌的清人选本。从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角度来分析，清人选清诗不论从客体对象还是选择主体都从属于清代诗歌选本的一部分，而从二者对于清代诗学的价值角度来讲，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歌选本相较则更具有批评的直接性和现场性。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文学界对于清诗选本的研究一般不会把现当代人编选的清诗选本纳入研究范畴，而只研究清代人编选的清诗，因此，这里的清诗选本又和清人选清诗外延相同了，所以本书更多的地方是将清人选清诗与清诗选本等同起来，这不是无视二者在外延上的区别，主要是行文表述的需要。
三清人选清诗的具体限定
通过对上述概念的辨别、澄清，笔者对本书的研究对象作如下限定：
其一，纯粹以和韵、集字、题咏、应酬等为目的的唱和选本虽然也属于清人选清诗的概念范畴，但本书不将其纳入研究范围。这主要因为此类选本逢诗辄录，缺乏选择性，批评价值比较卑微。这样的选本在清代很多，如徐倬辑《双溪倡和诗》、程梦星辑《广陵倡和集》、顾修辑《读画斋题画诗》等，不胜枚举。但选文中夹杂有少量唱和之作的清诗选本不在摒除之列。
其二，非唱和的同人选本予以选录，如冯舒的《怀旧集》、曾燠的《朋旧遗诗合钞》、王昶的《同岑诗选》、朱照廉的《同人集》等。这类同人选本与唱和选本的相同之处是，两类选本中选者和作者均为新朋旧交、志同道合者，不同之处是同人选本的作品均为作者的独立创作，而非如唱和选本那样在特定场合、特定事件下的命题之作。所以，这类同人选本在选文上与唱和选本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其三，诗文合选者不录，如冒襄所辑《同人集》、宋荦编选的《吴风》、师范采辑的《雷音》、桂中行《徐州二遗民集》等。这些清诗选本在文本选择上一般为诗文参半，在选本批评上也是诗论、文论杂糅，考虑到诗歌选本的纯洁度，这些选本也不予选录。但是附有极少量词作、赋作、联句等的清诗选本仍在选录范围之内，如盛研家辑《三盛诗钞》中附有古赋一篇，沈玉亮的《凤池集初编》末附杂剧一折，等等。这类选本由于附录的其他体裁的作品数量极少，且同属韵文范畴，故不会影响到选本的总体面貌。
其四，通代选本一般不录，如《广东诗萃》、《江西诗征》、《瀹水诗观》、《东莞诗录》等，虽然这些选本在选文数量方面占据明显优势的是清诗作品，但是从选本批评的角度来说，选者的批评视野却不仅仅限于清代，故不纳入本书的研究范畴。但是以清诗为主间有少量明代诗作的选本予以选录。如念庐居士编辑的《杭川新风雅集》共三十卷，其中第一卷为明诗，第二卷为明遗民诗，余则皆为清诗；郑珍所辑《播雅》，卷一、卷二为明诗，自卷三始皆为清诗；桂中行《徐州诗征》也有少量明末诗作。将这类选本视为清诗选本，不仅仅因为在选诗数量上以清代为主，而且有些选本选录少量前朝作品也有追本溯源之义，正如莫友芝作《播雅·序》时指出："郑子尹学博，选辑遵义一郡本朝二百年耆旧诗，而略溯诸有明，改流以来为《播雅》二十四卷。"（
莫友芝：《播雅·序》，郑珍辑，民国元年（1912）贵阳交通书局铅印本。）
其五，未经挑选的诗集合刻、家集不录。合刻如高凌霄编辑的《天津诗人小集》十二种、蒋登陛编《我友合稿》三种、王世钧编《晚壑裒刊》八种等；家集如戴燮元的《瑞芝山房诗钞》、董调的《董氏诗系》等。这些总集的主要目的是辑佚诗歌文献，几无批评意识，不属于本书的研究对象。
四关于清人选清诗的分类
清人选清诗数量众多，体例繁杂，将其分门别类亦非易事。传统的目录学对于清代诗歌总集的分类方法值得借鉴：《清史稿·艺文志》在集部总集类中虽没有明确的类别划分，但从其编排顺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大略分为御敕选本、历代诗文选本、当代诗文选本、地方诗文选本、家集和闺阁选本等类型；《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则明确地分为历代诗文、地方诗文、家集和杂集四类；孙殿起先生《贩书偶记》及《续编》就更为详细，就诗歌选本而言，具体分为各朝诗、地方诗、家集、唱和题咏、课集、闺秀、方外七大类。
当代学者朱则杰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清诗总集综合列为十大类：全国类、地方类、宗族类、唱和类、题咏类、课艺类、歌谣类、闺秀类、方外类、域外类。其中全国、地方、宗族三类作为一组，主要着眼于作家的分布范围；唱和、题咏、课艺、歌谣四类作为一组，主要着眼于作品的创作方式；闺秀、方外、域外三类作为一组，主要着眼于作家的特殊身份（
可参看朱则杰《关于清诗总集的分类》，《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这种分类虽然在各组之间，乃至同一组各类之间仍有可能发生交叉混杂的情况，但是相对来说，比起传统的分类更为全面、科学。
在吸收前人和当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并且考虑到本书界定的清人选清诗与上述清代诗歌总集在范围、内容上的区别，我们从三个角度对清人选清诗进行分类。首先，按照选本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来分，将清人选清诗分为全国性选本和地方性选本（即地域选本）；其次，按照选本所发挥的功能来划分，则分为御敕选本、馆阁选本、应制选本、同人选本等；最后，按照选本所选诗人的类型来分，则可以分为遗民选本、女性选本、方外选本、八旗选本等。虽然这种分类也难逃类型间交叉的窠臼，但是应该更符合清人选清诗的实际。
引言(本章免费)
在当代人选当代诗选本的范畴中，清人选清诗在数量上要远远大于唐人选唐诗、宋人选宋诗、元人选元诗以及明人选明诗。流传至今的唐人选唐诗和宋人选宋诗选本皆只有十余种（
参见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目录》，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页；脱脱等《宋史》卷209《艺文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页。），元人选元诗更少，明人选明诗相对较多，现存近50种。而清人选清诗则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据日本汉学家松村昂的统计，清诗选本就达144种，《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共记录350种左右，而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仔细翻检《贩书偶记》及《续编》、《四库禁毁书目》、《中国古籍善本目录》、《清代*知见录》等书目，共觅得现存的清人选清诗600余种。这已经大大超过了清代之前所有当代诗歌选本的总和。
这一庞大的清诗选本群体的存在，本身就是清代诗坛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现象。它在清代300年的演进脉络及其基本特征，它在文本收集、编选体例等方面与前朝当代选本的差异以及它在清代得以繁盛的原因等问题，都会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因此，在论述清诗选本与清代诗学的关联之前，有必要对清人选清诗的概况作全面的探讨。第一节清诗选本的分期及其特征(本章免费)
清人选清诗在总体上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数量众多，体式多样；名家名选与无名选本共存；全国性选本和地域选本均呈繁荣景象等。不过，由于清王朝有近300年的历史，从其繁盛至于衰落的不同时期里，清诗选本也相应地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参照历史学意义上的界定，同时结合清诗选本类型和批评意识的发展实际，本书将清诗选本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兴期、繁盛期、转型期和总结期。初兴期以选家和选本中的诗家必须在清初生活过为上限，主要包括那些遗民选本和跨代选家，选本编刻的时间主要是从顺治至康熙初期。一个最为显著的划分依据是其时大量遗民选本的出现或选本中遗民情绪的蔓延。繁盛期主要限定在康熙中期以至乾隆中期，此阶段清诗选本的类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诸种选本类型均已完备。清诗选本的转型期主要是从乾隆中后期一直延至道光后期，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案是此阶段与繁盛期的分水岭。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地域选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选本类型，成为清诗选本领域中最为亮丽的风景。自咸丰朝至宣统三年（1911）为清诗选本的总结期，这一阶段相继出现了《国朝正雅集》、《清诗铎》以及《晚晴簃诗汇》等大型的清诗选本。需要说明的是，总结期选本的下限原则上至宣统三年结束，但是一些晚清遗老在民国时期编辑的清诗选本也涵括在内，然所选诗歌必须"以清代为断"（参见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凡例》，民国18年（1929）退耕堂本。此书虽于1929年编成，但所选诗歌上起顺治，下讫宣统。）。此阶段为清诗选本的总结期。
一清人选清诗的初兴期
编选同时代人诗歌选本的风气，在明清之际就已经蔚然成风，钱价人在《今诗粹》中述及其时编刻选本的状况："近来诗人云起，作者如林，选本亦富，见诸坊刻者，亡虑二十余部。他如一郡专选，亦不下十余种。或专稿，或数子合稿，或一时倡和成编者，又数十百家。以至一笺一帙，散珠屑玉，不可胜穷。"（
钱价人：《今诗粹·凡例》，魏畊、钱价人同辑，康熙间刊本。）即使将其中的合稿及唱和集子排除在外，这里提到的清初诗歌选本也有30多部，只是是否保存至今，我们就无从考证了。王尔纲的论述则更为详尽："近日选本，所得见者，则有《诗慰》、《诗源》、《扶轮》、《诗持》、《诗观》、《诗存》。所见而未全者，则有《诗翼》、《诗志》、《诗风》、《诗表》、《诗逢》、《过日集》、《续石仓诗选》、抄本《诗存》。所闻而未见者，则有石生、云子、山子、茂伦、苍水、髴渊、孟举、澹心诸先生选本。而《两朝遗诗》，气节为多。《告人》一集，未成而逝。......闻维扬宗梅岑先生《诗选》，篇什最详；虞山薛孝穆、王露湑、许暘谷《今诗所》，
剞劂甚精，俱未成书，殊切企慕。"（
王尔纲：《名家诗永·凡例》，康熙二十七年砌玉轩本。）这里不仅论到其所见的选本，而且还提及尚未成书的选本。据谢正光、佘汝丰统计，现存的顺治至康熙十年（1671）间的全国性清诗选本已逾20部（
参见谢正光、佘汝丰编《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3页。），基本符合清初选家对当时选本编选的判断，由此我们也大致了解了清诗选本初兴期的编刻情况。
从选本类型上看，初兴期的清诗选本最大的特点是遗民诗选本异军突起。在顺康间清诗选本中，遗民始终是一个主题。除却上文提及的20多种集中选辑遗民诗歌作品的选本外，其他选本中也随处涉及遗民诗人的作品。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甲申之变给广大诗人的生活、命运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这段历史，表达自己的黍离之悲，诗歌创作异常繁盛。另一方面，顺康时期，有清一代培养的诗人羽翼尚未丰满，遗民诗人和入仕诗人占据诗坛主流，所以这一时期的诗歌选本多录遗民诗歌作品就成为必然之事了。
在这些遗民选本中，有些是专门为遗民同仁而选，如《离忧集》卷首陈瑚之孙陈陆溥序云："余祖确菴公生际横流......洎乎劫火既然，鸟举云散，肥遯于荒村寂寞之滨，忧心愁悴，崎岖乱离，不复系念于当世。然身虽隐而明道之心愈笃。......于是有《离忧集》，吾祖诠次诸同人之诗歌而为之传记者也。‘离忧'者何？放逐，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太史公以为离骚者，犹离忧也。斯集之命名，其即此意与！尝考有宋之季，王鼎翁、谢皋羽、唐玉潜诸公之事而悲之。方其运去物改之后，傍偟徙倚于残山剩水间，孤愤激烈，悲鸣长号，其平生著述见于诸家别集中者，犹班班可考。识者谓其身不啻沧海之一粟，而纲常系之，诚有见于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
陈陆溥：《离忧集·序》，陈瑚辑，民国元年赵诒琛《峭帆楼丛书》本。）更有甚者，有些选本除却遗民外，全无他者作品。《诗南初集》全书12卷，清初贰臣人物的诗作没有一首与选，所收500余人亦均为遗民，而选者徐崧、陈济生，作序者薛采，参订者顾有孝、陈允衡等36人同样均是遗民。当然也有一些选本是兼有遗民和入仕诗人作品的，如清初诗歌选本《诗观三集》、《鼓吹新编》、《感旧集》、《箧衍集》等中就选录了钱谦益或吴伟业等贰臣的诗歌作品。
在初兴期的诗歌选本中，不论是专选遗民作品的选本，还是间有其他诗人作品的选本，都弥漫着浓烈的遗民情绪。首先，一些选本的题目就透露出鲜明的遗民意识。如前文提及的陈瑚《离忧集》之名就取义于"屈原放逐，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太史公以为离骚者，犹离忧也"。此外，冯舒的《怀旧集》、王士禛的《感旧集》虽为怀念同人故友之作，遗民诗人及其作品还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渔洋《感旧集》中人，胜国遗老十且四五。"（
陈衍：《感旧集小传拾遗·自序》，台北广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其次，在清初诗歌选本中，纪录明末遗民轶事，网罗遗民诗歌文献成为众多选本的编选初衷，所以在选本的诗家小传中多忆述遗民事迹，诗歌主题"或徘徊胜国之遗事，或疾痛下民之悲词，以及忠臣被逐、贞女烈妇之篇"（
张天植：《观始集·序》，魏裔介辑，顺治十三年（1656）刻本。）。这种萦绕清初士人心头的遗民意识使其诗歌的审美风格与明末的诗歌风格明显不同，感伤的情绪替代了狭仄的叫嚣，促使了风雅性情的诗风在清初的蔚然兴起。
另外，从选本批评的角度来看，初兴期的清诗选本也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大多数选本的批评意识与选本选文实践之间存有不同程度的偏离。换句话说，选者的主观批评意识不能自始至终地贯穿于选文实践中，或曰选文实践没有充分体现出选家的批评意识。顺康间的清诗选本，不论在序跋、凡例还是评注中都有着比较明确的批评意识，如姚佺辑《诗源初集·凡例》第二则云："国史采众诗，必明好恶。彼声能写情，情皆可见。设有言而非志，谓之矫情。情见于声，矫亦可识也。或吴人吴吟，或楚人吴吟，皆当晓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自有选以来，如《金针诗格》、《风骚要式》、《诗品》、诗话之类，无不指陈利病，冀诗人之变改。《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之四诗六义，救药也。即一诗之内，或发端、或落句，或颔联、或颈联，或用事、或写景，各有格式，不可乱也。故予是选，救病为多。"（
姚佺：《诗源初集·凡例》，清初抱经楼刻本。）这里明确了三点：一是诗应本于情，这是其诗学批评的一个原则；二是历来论诗者均指陈利病，选本亦可担当此任；三是作诗有法，乱则生弊，自己选诗的目的也是救诗之病。
有时选本的批评意识就体现在选本书名上，如"观始"、"溯洄"、"诗粹"、"诗源"、"诗持"等书名本身都表达着选家的良苦用心，其中的批评意识是明显的。如《溯洄集》之名取义于《诗经·蒹葭》，魏裔介自序中曰："余兹溯洄于铅椠之间，岂敢薄视风雅，使文人心灵，淹没无闻。"（
魏裔介：《溯洄集·自序》，康熙元年（1662）刻本。）显然，这里选者希望用选诗的方法让世人重拾风雅传统，倡导温柔敦厚之诗风。钱棻在为其作序时指出了该集的编选意图："《溯洄集》之选，所以考镜古今盛衰之变，与发明著书之意，将以垂示来叶，厘正风气，以求无愧古圣人删诗之本指。"（
钱棻：《溯洄集·序》，魏裔介辑。）
这些批评主张在初兴期的清诗选本中屡见不鲜，表面上看起来，这一时期选本的批评意识已经非常自觉了，但是从这个时期选本的总体质量来看，真正能够将批评意识贯穿于选文实践的屈指可数，绝大多数名实不符。这主要来自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编选风气不正。清初部分选家在编选诗歌时不完全是出于网罗文献、表彰风雅的目的，其中也有标榜声气、逢迎阿谀之作，故而在实际选文中标准失当，选择芜滥，魏宪的《百名家诗选》就是被评论家经常诟病的代表。陈融在《颙园诗话》中先指出魏宪《诗持》中所选诗家之作与其标榜的标准有所差异："大约平日与己倡和者，美恶悉登，故有芜滥之诮。"（
陈融：《颙园诗话》，转引自钱仲联《清诗纪事·明遗民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6页。）继而又重点批评了《百名家诗选》的名实不符，主要表现为选文时偏爱当代名公巨卿和平日唱和者的作品，以致当时名家作手诸如朱彝尊、方文、屈大均、钱澄之、李因笃等均未入选。这种畏权媚俗风气的蔓延，严重损害了这一时期清诗选本的整体品质。对此现象周亮工严词批评："五十年来，渐有身前自刻其诗之人。十年来，始有当代之人选当代之诗之事。至今日，盛已极，而滥亦极。今之操诗选者，于风雅一道，本无所窥，不过藉以媚时贵耳。某也贵，宜首、宜多；某也贵不某若，宜次、宜减；某也昔卑而今贵，递增之；某也昔贵而今贱，遂骤减之。非仕籍也，而仕籍矣；非履历也，而履历矣。故观近人所选，不必细读其中去取若何，闭其书，而暗射之，则其人历历可数矣。此选人也，非选书也。欲求免当世之讥，且不可得，况足以流传万世哉。"（
徐增选：《九诰堂诗选元气集七种》卷首所附《周栎园司农来书》，上海图书馆藏清顺治刻本。）
其次是优秀的选家必须做到才、学、识三方面俱备，有"才"方能"尊其创格"，有"学"才能"存其面目"，而有"识"才能"汰其熟调"（
钱良择辑：《唐音审体·例言》，康熙间刻本。）。要求如此之高，不仅众多普通选家难当此任，就连明代李东阳这样的硕彦大儒也感叹选政之难："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一代不数人，一人不数篇，而欲以一代人选之，不亦难乎？"（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6页。）以此便可看出选家的素质对于选本是如何的重要了。
顺康时期选家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这在当时就有论者予以批评。"今人贱隃糜，比户矜著述。既无腐迁、班固八斗之雄才，又无子云、长卿如椽之巨笔。眼前坐待白日昏，胸中时挺孤峰出。"（
程封：《戊戌秋喜晤心甫于长安邸中放笔作歌》，黄传祖辑：《扶轮新集》卷七，顺治十六年（1659）刻本。）有的选家自身"于风雅一道，本无所窥"，怎能奢望他编选出的选本能真正体现其批评主张呢？故周亮工所指出的清诗选本初兴期中的陋习，一方面是当时的诗坛风气所致，另一方面也缘于选家素质的低下。由此可见，只有操选政者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才能编选出选文实践与批评意识完美结合的上乘选本。
即使如此，初兴期的清诗选本还是有些精品的。陆次云在《皇清诗选·凡例》中就为我们挑出几本佳选："一时佳选，惟见邓孝威之《诗观》、席允叔之《诗存》、宋牧仲之《诗正》、陈伯玑之《诗源》，乐其各标心眼，取益良多。"（
陆次云：《皇清诗选·凡例》，康熙间刊本。）此外，毛先舒的《西陵十子诗选》，吴伟业的《太仓十子诗选》，陶冰修、董黄合编的《云间棠溪诗选》分别为西泠诗派、娄东诗派和云间诗派的诗学观念张目，均具有强烈的批评意识。只是相对于鱼龙混杂的初兴期清诗选本群体来说，这样的选本还是太少。
二清人选清诗的繁盛期
康熙中期至乾隆中叶这七八十年的时间为清诗选本的繁盛期。这个时期，清诗选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总体数量上已达百种，远超清诗选本的初兴期。选本类型更趋多样，除却初兴期常见的全国性选本、同人选本、遗民选本以外，还兴起了地域选本、馆阁诗选本、女性诗选本、御敕诗选本等多种选本样式；选本的批评意识逐渐增强，宣扬自身或流派主张的清诗选本越来越多，且和其时的诗学思潮联系紧密。当然，在清诗选本发展的统绪中，繁盛期和初兴期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初兴期选本进一步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只是随着创作的不断繁荣，批评的不断自觉，康乾时期的清诗选本出现了与初兴期清诗选本不尽相同的特征，主要有两大特点：其一，选家的选文视野不断拓展。在清诗选本的初兴期，尽管其时诗坛选风大振，但是多数选本在选文的体制、类型上以及所选作品的主题上都相差无几，比较单一。自康熙中期以来，清诗选本不论在选文数量、选本类型还是在作品主题上均有较大的突破，显示出康乾时期清诗选本的繁盛。
从选文的数量来看，康乾时期清诗选本的选文容量逐步增大。明清之际，由于文本收集的种种不便，清诗选本虽然不囿于一地一时，但是总体来说所选作家和作品都相当有限。其中选文数量相对较多的如陈祚明《国门集初选》六卷，收乐府、五七言古、律、绝、排律等九体350家，去其重复，见收之作者亦止百家而已，诗作千余首；徐崧《诗南初集》也是分体选文，去其重复，共收作者500余人；初兴期中收录作家作品最多的要属黄传祖编辑的《扶轮续集》、《扶轮广集》、《扶轮新集》了，这三集共收录启祯至康熙早期40余年间的作者1000余人。邓汉仪《诗观》三集分别编刻于康熙十一年（1672）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之间，时间横跨康熙前、中两期，可谓清诗选本从初兴期向繁盛期过渡的一个标志。《诗观》三集共41卷，选辑了1824位诗家的15000余首作品，远远超过了此前的选文数量。康熙中期以降，清诗选本收录作家作品的数量不断扩大，地域范围也不断拓展。康熙六十年（1721）编刻的《国朝诗的》可谓清初诗歌选本中卷帙最为浩繁、收录作家最为完备、涉猎地域最为广泛的选本。该选仿照《诗经》"列国之诗，各自为什"的体例，分省编次，"始自长白，讫于滇黔"（陶煊：《国朝诗的·凡例》，康熙六十年（1721）刻本。），共录诗家共2954人，总62卷，比今人钱仲联《清诗纪事》之《明遗民卷》、《顺治朝卷》及《康熙朝卷》所收还多出1000余首，顺康两朝诗歌几乎尽收于此。
从选者和作者的身份来看，康乾时期的清诗选本与初兴期相比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由于时代的原因，初兴期的选家和入选诗人多为明末遗民或降清文臣，选文自然也以这两类人群的作品为主，作品内容相对固定单一。康熙中期以后，遗民选家或诗人慢慢隐退，新朝入仕的一代文人逐渐统领文坛，选本领域中选家和作者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虽然在繁盛期的选本中仍然有不少遗民的作品，但是它们已经不再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个时期选者和作者的身份变得更为复杂多元，正如孙鋐所说："上则名公巨卿，下而布衣方外，其黼绣严廊，寤歌薖轴，无非所以鼓吹休明者也。然胜国之遗间有入者，以诗或出于交会之际，身曾处乎覆载之中，其词可采，亦附于编。"（
孙鋐：《皇清诗选·刻略》，康熙二十七年凤啸轩刻本。）《皇清诗选》刊刻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从孙鋐之说可见此时遗民作品已经退居次席；而在乾隆十三年（1748）编刻的《昭代诗针》中，选家在例言中用委婉的语气直接将遗民作家作品排斥在外，不予选录。"先辈诸公，其在前朝，久通仕籍，鼎革以后，晦迹林泉，不欲自见于世者，诗集虽佳，不敢摭入，成其志也。"（
吴元桂：《昭代诗针·凡例》，乾隆十三年刻本。）这里除却选家对其时文网的畏惧心理之外，新朝诗人的崛起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再从选本的类型来看，繁盛期的清诗选本更趋多样。在清诗选本的初兴期，遗民选本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是全国性选本或同人选本也是以遗民作家作品为主体，其他类型的选本很少。随着社会的日益稳定以及选本领域自身的不断发展，康熙中期至乾隆中叶，几乎清诗选本中所有的选本类型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御敕选本有孙鋐的《皇清诗选》、沈德潜的《钦定国朝诗别裁集》等。（
康乾年间出现不少御选本，在《四库全书·总集类》中，直接于书名前标明"御定"、"御选"、"御制"
字样的总集就有18种之多，但这些选本多选前代诗文，涉及清代的仅有文选《皇清文颖》，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御选清诗选本。所以，我们将御敕选本的外延稍作扩展，将皇帝钦定大臣编选或亲自披览、
作序的选本也泛称为御敕选本。）馆阁诗选本有许英辑注的《本朝五言近体瓣香集》、阮学浩等编的《本朝馆阁诗》等。应制诗选本如沈玉亮等辑《本朝应制诗赋凤池集初编》、邹一桂辑评的《本朝应制琳琅集》等。女性选本如胡孝思、朱珖评辑的《本朝名媛诗钞》和范端昂的"香奁诗泐"系列选本等。地域选本也是悄然兴起，并有迅猛发展之势。有代表性的选本如潘江所辑《龙眠风雅续集》、朱彝尊辑《洛如诗钞》、隋平辑《琅邪诗略第一编》、沈尧咨等编《濮川诗钞》、廖元度辑《楚诗纪》及《楚风补》、卢见曾等辑《国朝山左诗钞》、王应奎辑《海虞诗苑》等。
与选本类型多样化相适应，繁盛期清诗选本的作品主题也渐趋多元，几乎涉及其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选文视野不断拓宽，这是康乾盛世选本走向繁盛的一个标志。
其二，选本的批评质量整体提升。前文已提到，初兴期的清诗选本在整体质量上良莠不齐，精品不多。随着选本领域风气的好转，选本批评意识的逐步增强，康乾时期的清诗选本在批评质量上有了较大的提升。这也成为清诗选本走向繁盛期的又一个标志，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康乾诗坛中的主要诗学思潮、观念都或多或少地在清诗选本中有所体现。康熙初期掀起的崇尚宋诗的风尚，打破了明末清初以云间、西泠派为代表的宗唐诗学一统天下的格局。自此，清代诗坛就出现了崇唐宗宋交替发展的两大诗学思潮，选本领域也成为其标榜诗学倾向、展开诗学论争的重要阵地。宗宋诗学倾向较早地体现在清诗选本领域是康熙十一年吴之振选编的《八家诗选》。在选本自序中，吴之振首先批评了当时规摹唐人而无个性的诗风，"今世作者，取他人残膡之脔汁，更相遝絮，李所吟咏，无别于张；赠甲之篇，移乙亦得"。继而叙述了他到京城与宋琬、施闰章、王士禛等人往还唱酬的情景，且指出了其时这一群体的诗风转向："余辛亥至京师，初未敢对客言诗，间与宋荔裳诸公相游讌。酒阑拈韵，窃窥群制，非世所谓唐法也。"（
吴之振：《八家诗选·序》，康熙十一年（1672）刊本。）
稍后有王士禛在康熙十六年（1677）编刻的《十子诗略》，选刻其时取宗宋人的诗家如宋荦、王又旦、田雯等十子之诗。宋荦可谓是清初宋诗派的主将，不仅自己的作品被选入《十子诗略》等选本，而且还编选了宗宋诗学倾向的同人选本《江左十五子诗》为宗宋思潮推波助澜。此外，在地域选本中，也有宗宋倾向的清诗选本，如王应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编刻的《海虞诗苑》，亦多选录宗宋派诗家的作品。
当然，这一时期的宗唐选本仍然占据一定的地位，如康熙二十七年倪匡世编刻的《振雅堂汇编诗最》，其凡例开宗明义："唐诗为宋诗之祖，如水有源，如木有本。近来忽有尚宋不尚唐之说，良由章句腐儒，不能深入唐人三昧，遂退而法宋。以为容易入门，耸动天下。一魔方兴，众魔遂起，风气乃坏。是集必宗初盛，稍近苏陆者，不得与选。"（
倪匡世：《振雅堂汇编诗最·凡例》，康熙二十七年怀远堂刻本。）此外邓汉仪的《诗观》诸集，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七子诗选》等也多是宣扬宗唐诗学倾向的选本。但是在选本领域中，由于选本的包容性，更多的选本是采用折中唐宋的诗学倾向。如吴蔼的《名家诗选》，其凡例云："三百篇而后，如汉魏诗，莫可崖涘。至唐则初盛中晚，树帜扬镳。宋则名流接踵，标新竞异，俱后学之指南。自尊唐者薄宋，祢宋者祧唐，而路始歧矣。愚谓诗无定格，总以抒写性灵、出入风雅者为佳。是选唐音与宋节兼收，初不别分蹊径。要之追踪古人则一云尔。"（
吴蔼：《名家诗选·凡例》，康熙四十九年（1710）学古堂刻本。）可见，伴随着诸种诗学思潮的不断涌现，繁盛期选本的批评意识也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其次，繁盛期的清诗选本大多具有为盛世诗风树立标准的批评意识。经过明清之际一段较为混乱无序的选本刊刻风潮之后，清初选家逐渐开始重视选本的批评价值，企图利用选本的选文实践来引领康乾盛世的诗歌发展。于是，这些选者纷纷选出可以代表清初盛世诗风的作家作品，来引领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如顾施祯《盛朝诗选初集·自序》中所云："欲执颂之体，而求宽静柔正也；执雅之体，而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也；执风之体，而求正直廉谦也......祯久客京华，不揣鄙陋，仰体皇上崇经尚古，窃见朝野风雅炳郁，敢取昭代之诗，选辑成书，名曰《盛朝诗选》。"（
顾施祯：《盛朝诗选初集·自序》，康熙二十八年（1689）心耕堂刻本。）
这里透露出两点重要的信息：第一，康熙朝以来，不论诗歌作者主张宗唐还是宗宋的诗学倾向，其诗歌创作风格仍是以"诗三百"中的"风雅"传统为最高诉求，具体来说，就是温柔敦厚，中正和平。康乾时期的选本如《振雅堂汇编诗最》、《国朝诗正》、《清诗大雅》等从书名中就可看出选家鲜明的批评意识，此外，这一时期直接以"风雅"命名的地域选本就有十余部。第二，这一时期的清诗选本对诗坛创作风格的定位与康乾盛世是密切相关的。康乾盛世中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相对和谐，一方面，盛世的时代背景适合诗人的颂圣歌功，另一方面，文人也有着自觉"鸣盛"的创作欲望。二者相互结合使得诗教传统与政教统治完美统一起来，于是崇尚风雅的诗教传统在康乾时期大行其道。诗人创作时恪守风雅传统，诗风温厚和平；选家在选择诗作时同样如此，且在选本中大力宣扬这种诗风。久而久之，温柔敦厚就成为了有清一代的典型诗风。比较有代表性的选本有《皇清诗选》、《国朝诗的》、《清诗鼓吹》、《国朝诗别裁集》等。
此外，繁盛期的清诗选本和初兴期一样，也有流派意识非常强的同人选本，如《江左三大家诗选》和《岭南三大家诗选》等，这些选本加速了"江左三大家"、"岭南三大家"的经典化进程，同时也标榜了各自诗派的流派意识。
三清人选清诗的转型期
清中叶国家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但是政治文化环境却并未因此变得宽松自由，自乾隆帝执政后半期始，清廷的文化政策逐渐暴露出其严酷的一面。大规模的禁毁图书和一系列的文字狱，使文人诚惶诚恐，心灵战栗，改变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化生态。大量清诗选本遭到了禁毁，选本的批评意识也被迫淡化。同时，经历了清初的繁盛期之后，清诗选本的诸种类型在清中叶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其中，批评意识相对较弱的地域选本在这一时期独占鳌头，占据了清中叶诗歌选本的绝对地位。总之，这一时期的清诗选本不论在外部存在形态还是内部的批评意识上，都和前两个时期大为不同，清诗选本步入了转型期。
（一）政治干预，选本遭禁
乾隆朝对清诗选本的干预是从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开始的。沈德潜大器晚成，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时已经67岁高龄了，但自跻身官场之后，备享乾隆荣宠。他的诗受到乾隆的赏识，又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并论及历代诗的源流升降。由于受到皇帝隆遇，沈氏的诗论和作品在乾隆时期风靡一时，影响甚大。
然而好景不长，至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沈德潜将所辑《国朝诗别裁集》进呈乾隆帝并乞序，弘历阅览后龙颜不悦，对其再三申斥，其序曰：
沈德潜选国朝人诗而求序以光其集。德潜老矣，且以诗文受特达之知，所请宜无不允。因进其书而粗观之，列前茅者则钱谦益诸人也。不求朕序，朕可以不问。既求朕序，则千秋之公论系焉，是不可以不辨。夫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乱民也，有国法存。至身为明朝达官而甘心复事本朝者，虽一时权宜，草昧缔抅所不废，要知其人则非人类也。其诗自在，听之可也。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在德潜则尤不可。且诗者何？忠孝而已耳。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谦益诸人，为忠乎？为孝乎？德潜宜深知此义。今之所选，非其宿昔言诗之道也。岂其老而耄荒，子又不克家，门下士依草附木者流，无达大义，具巨眼人捉刀所为，德潜不及细检乎？此书出，则德潜一生读书之名坏。朕方为德潜惜之，何能阿所好而为之序？又钱名世者，皇考所谓"名教罪人"，是更不宜入选。而慎郡王，则朕之叔父也。虽诸王自奏及朝廷章疏署名，此乃国家典制。然平时朕尚不忍名之，德潜本朝臣子，岂宜直书其名？至于世次先后倒置者，益不可枚举。因命内廷翰林为之精校去留，俾重锓版以行于世。所以栽培成就德潜也，所以终从德潜之请而为之序也。乾隆二十有六年岁在辛巳仲冬月御笔。（弘历：《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3页。）
此序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沈德潜选择不慎、僭越礼数的批评，主要列举三大罪状：不应以钱谦益冠籍；钱名世诗不应入选；慎郡王诗不应称名。于是，乾隆帝遂下诏命内廷翰林删改重编，仍定32卷，将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钱名世、屈大均等人之作全部删除。同时命将原刻两种版本（初刻36卷、重刻32卷）的版片尽数销毁，以防民间流传，《国朝诗别裁集》一书遂成为*。
此后，乾隆帝一直怀疑沈德潜有二心。乾隆三十四年（1768），弘历特命两江总督高晋去沈德潜家中查看有无钱谦益诗文集，未得到证据，遂作罢。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初一日又谕江苏巡抚杨魁，命其查察初刻、重刻两种《别裁》版片的禁毁情况。此事在《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中有详细记载："前因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进呈求序，朕偶加披阅，集内将身事两朝、有才无行之钱谦益居首，有乖千秋公论；而其中体制错谬及世次前后倒置，亦复不可枚举。因于御制序文内申明其义，并命内廷翰林为之精校去留，俾重锓板以行于世；其原板自应一并销毁。但阅时已久，此板曾否销毁、任听存留？而沈德潜身故后，其门下士无识者流又复潜行印刷，则大不可。著传谕杨魁即查明此板现存何处？如未经销毁，即委员将板片解京，并将未经删定之刷印原本一并查明恭缴。"（《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022"十二月戊戌朔"，《清实录》第21册。）
而在沈德潜逝世后九年即乾隆四十三年（1778），江苏又发生了徐述夔《一柱楼诗》"逆书"大案。沈德潜曾为徐氏作传且赞其"文章品行皆可法"，乾隆获知后勃然大怒，先后收回以前追赠沈德潜的太子太师官衔及谥号，以及过去赐赏之物，将沈氏族撤出贤良祠，并损毁沈墓前碑石。至此，由《国朝诗别裁集》引发的沈德潜案基本告一段落。
若追溯这起文字狱的深层原因，主要根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统治的需要。乾隆执政以后，躬逢盛世，国运昌隆，但是统治阶层对汉族文人的提防却日益加强。乾隆朝大张旗鼓地编选《四库全书》与大规模的查*书，其目的都是要加强对汉族文人的思想钳制，只不过前者运用的是怀柔笼络的方法，后者运用的是残酷打压的政策。具体到沈德潜案，其主要导火索实源于钱谦益等贰臣触犯了帝王的忌讳。据考证，乾隆帝钦定《贰臣传》的时间为乾隆四十一年，而其大规模的查*书是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这就意味着，乾隆帝的"贰臣"观念早在批评《国朝诗别裁集》的乾隆二十六年就已经孕育成熟，查毁与贰臣诗作相关图书的意念也是由来已久。而又恰逢沈德潜为其时文坛名宿，拿他是问显然有风向标的意图。所以，沈德潜的文祸是乾隆帝文化政策转向的前兆，不论沈德潜是否乞序于他，最终的命运都是一样的。二是诗学观念的冲突。沈德潜既是馆阁大臣，更是诗坛圣手，其传统的诗教观与清廷官方的政教诗学观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也是引发沈德潜案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后文将有详尽阐述。
《国朝诗别裁集》仅仅是清廷政治干预选本的源起，自此以后，只要是涉及沈氏选本中三大罪状之一的书籍就要查禁抽毁，清诗选本也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仅据《清代各省*汇考》统计，自乾隆三十九年至五十七年（1792），全国各省禁毁的清诗选本就多达36种，70次。
（二）全国性选本的数量及其批评质量均有所下滑
《清代各省*汇考》中所列遭禁的清诗选本，除却少数同人选本外，绝大多数是清初具有强烈批评意识的全国性选本。这些选本中或者含蕴着鲜明的文学史观念，或者流露出选家自身的文学主张以及流派意识。这些全国性选本遭到禁毁以后，直接影响到了清中叶全国性选本的文本收集以及批评品质。
首先在数量上，这一时期的清诗选本与前两期相比，全国性的选本有所衰微。据谢正光、佘汝丰统计，现存乾隆二十六年以前的全国性清初诗歌选本就有47种（
参看谢正光等编著《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而事实上远远超过这一数字。因为乾隆时期大规模的查*书多和明末遗民或入仕贰臣有关，几乎所有清初的全国性选本都在查禁之列，所以，现在幸存的清初选本只能占其时选本的一小部分，其余的选本都已散佚毁禁了，仅《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附录中所列的待访选本就达25种。转折期流传至今的全国性选本只有乾隆中后期王锡侯所辑《国朝诗观》、《国朝诗观二集》，所辑《所知集》，项章辑《国朝诗正声集》等；嘉庆间有铁保编刻的《熙朝雅颂集》，王昶辑《湖海诗传》，王豫所辑《国朝今体诗精选》、《群雅集》，潘瑛《国朝诗萃初编》，程嘉训辑《国朝试律摛藻集》等；道光间有王相编《国初十大家诗钞》等寥寥数种，与初兴期、繁盛期相比，数量悬殊。
实际上，乾隆中后期完全具备编选全国性选本的有利条件。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修书，编纂者均为知名的学者文人，这些名士硕儒齐聚京城，其诗作也容易搜集，如有操选政者主持此事，那么编选出的诗歌选本，按理应该水准较高，且具有代表性，但事实并非如此。清初全国性选本的繁盛局面并没有延续到清中叶，这一方面和其时严酷的文字狱有关。全国性选本最大的特点就是选择的范围广阔，诗家众多，这其中只要有一位诗家作品被列为禁毁对象，或者一句诗词有违逆不当之处，此选家就有身被文祸之虞，所以在沈德潜案以后，很少有人对全国性的诗家作品作大规模的筛选编刻。另一方面，清中叶时各省乃至偏僻乡邑，诗风甚盛，数量惊人，全国性的清诗选本在选诗时难免会挂一漏万，这也是清中叶全国性选本式微而地域选本发达的重要原因。
此时的全国性选本，不仅量少，总体批评水准也不如以前。这一时期诗歌选本中最著名的要数王昶所辑《湖海诗传》46卷，该选本起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终于嘉庆八年（1803），保存600多位诗人的作品。其中少部分诗人，曾选入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中，所以大体上可以承接沈书。王昶在选本中只选交游所及诗人的作品，不选其他作品，自称："盖非欲以此尽海内之诗也，然百余年中，士大夫之风流儒雅，与一国诗教之盛，亦可以想见其崖略。"（
王昶：《湖海诗传·自序》，嘉庆十八年（1813）刊本。）总的来看，此书选录了清中叶著名诗人的一些代表作，保存了若干不易见到的诗作，可算是清代一部有价值的诗歌总集。由于王昶为沈德潜门生，故此选亦承其衣钵，尊崇唐音，也可视为"格调派"诗歌主张的继承者和宣传者。当然，也正是因为此选以格调派眼光为去取标准，以己律人，而不能随人之所长，故选本中所取者往往徒存声调，肤庸平弱，影响了选本的价值。不过诗人小传下所附《蒲褐山房诗话》，诗评史料十分丰富，批评价值和文献价值俱佳。
嘉庆初年还有一个全国性的清诗选本值得关注，那就是由嘉庆皇帝钦定、铁保编选的《熙朝雅颂集》。此选专选满族王公贵族、文人武士以及八旗中闺阁之作，为研究满族的诗歌创作和诗歌观念，以及清朝统治者的文治政策留下了鲜活的文本资料。
（三）地域选本数量激增，批评质量参差不齐
清代中叶的选家纷纷将编选视角从全国范围转向了特定的区域，地域选本蔚然成风。主要分成三类：一是纯粹性以搜罗某一特定地域的诗歌为目的的地域选本。代表性的选本有袁景辂等辑《国朝松陵诗征》，傅玉书辑《黔风》，商盘辑《越风初编》，李调元辑《蜀雅》，张廷枚辑《国朝姚江诗存》，袁文典、袁文揆兄弟辑《国朝滇南诗略》，阮元辑《两浙輶轩录》，吴颢辑《国朝杭郡诗辑》，姜兆冲辑《国朝松江诗钞》等。二是以地理学上指称的某些区域为选择对象的地域选本，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王鸣盛所辑《江左十子诗钞》20卷，嘉庆间李锡麟所辑《国朝山右诗存》24卷，嘉庆元年（1796）朱良焯、陈泰所编《国朝江左诗钞》10卷，嘉庆十一年（1806）朱良焯所编《国朝江左诗钞二编》12卷，嘉庆十八年（1813）张鹏展所辑《国朝山左诗续钞》32卷以及曾燠辑《国朝江右八大家诗选》等，这里的"江左"、"江右"、"山左"、"山右"都是一个较大区域的概称。古时在地理上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江左"即江东，长江以东，它既可指南京一带，也可指安徽芜湖以下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即今苏南、浙江及皖南部分地区称作江东；"江右"则主要指现在的江西；"山左"主要指山东，"山右"则为山西。三是以某一地区的部分名家为辑录对象的地域选本，实际上既是地域选本，同时又是名家选本。如王鸣盛所辑《江浙十二家诗选》24卷、章日照所编《灵岩三家诗选》四卷、吴应和的《浙西六家诗钞》六卷、张学仁辑《京江七子诗钞》七卷等。这些地域选本的类型在清初都已经出现过，且有知名的选本，如《西陵十子诗选》、《太仓十子诗选》、《江左三大家诗钞》、《岭南三大家诗选》等，只是在数量上远比不上清中叶的地域选本。
虽然清中叶的地域选本方兴未艾，但是在批评质量上却参差不齐，差别较大。许乔林在《朐海诗存·凡例》中分别引述了铁保和阮元对地域诗选的看法，而这两人的看法恰可视为地域诗选的两大编选目的。
铁梅庵先生自序《白山诗介》曰："读古诗不如读今诗，读今诗不如读乡先生诗。井里与余同，风俗与余同，饮食起居与余同，气息易通，瓣香可接，其引人入胜较汉魏六朝为尤捷。"阮云台先生自序《淮海英灵集》曰："事之散者难聚，聚者易传，后之君子怀耆旧之逸辙，采淮海之淳风，文献略备，庶有取焉。"乔林今编《朐海诗存》，亦期于聚者易传，而瓣香可接耳。（
许乔林：《朐海诗存·凡例》第24则，道光十一年（1831）许氏刊本。）
这里提及的"瓣香可接"和"聚者易传"即为地域诗选的主要编选意图。前者强调的是承继或学习乡贤的优秀品质，主要涵括人品和诗品。这类地域选本的批评意识相对较强，选家试图在对乡贤诗歌的整理、筛选中汲取有益的成分，或惠泽当下读者，或延续诗学主张，如嘉庆年间刊刻汪学金编纂的《娄东诗派》（
此选虽掺杂着明代王世贞等人诗作，但是其目的是追溯娄东诗派之源，且不占选本的主体，故也属于本书所界定的"清人选清诗"。）。娄东即今江苏省太仓县一带，出现过如王世贞、吴伟业之类的大诗人，有着良好的诗学传统，特别是清初吴伟业所撰写的熔铸唐初四杰词藻和元白通俗流畅于一体的七言歌行风靡一时，形成了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娄东诗派"，仿效者如《太仓十子诗钞》中的"太仓十子"也都成绩斐然。此选显然是对明清以来娄东诗派源流的梳理，选本中的流派批评意识比较强烈，对其时的娄东士子有直接的教育价值。
道光元年（1821）王豫刊刻大型地域选本《江苏诗征》，选辑国朝以来江苏各州府之诗，录入诗家多至5400余家，共计183卷。阮元在为其作序时称："柳村（王豫）选诗谨守归愚‘别裁'家法，虽各适诸家之才与派，而大旨衷于雅正、忠节、孝义，布衣逸士诗集未行于世者，所录尤多。可谓摅怀旧之蓄念，发潜德之幽光者矣。"（
阮元：《江苏诗征·序》，王豫辑，道光元年（1821）焦山海西庵诗征阁刊本。）由此看出，《江苏诗征》并不是将搜罗本地诗歌文献作为唯一的选文目的，其中也贯穿着选家的批评意识。此外，王鸣盛的《江浙十二家诗选》为其时的宗唐诗学思潮张目，吴应和的《浙西六家诗钞》为宗宋诗学思潮宣传等。这部分清诗地域选本均具有较强的批评意识，对特定地域乃至全国诗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过，大部分地域选本的选文初衷其实是"聚者易传"，即搜集地方文献，网罗散佚作品，保存相关史实，如李锡麟论到《国朝山右诗存》的编选目的时云："为一方备掌故，非为后学示法程，故所存不执一格。"（
李锡麟：《国朝山右诗存·例言》，嘉庆间刊本。）姚椿序朱彬《白田风雅》云："先生清修俭节，谦以接士，寒暑嗜学，不少辍简，尝因邑中前辈之旧，编辑国朝以来诸家诗为《白田风雅》若干卷，网罗放失，搜纂轶事，善虽微而必录，人虽陋而必彰。"（
姚椿：《白田风雅·序》，朱彬辑，光绪十二年（1886）刊于金陵。）此外尚有《国朝滇南诗略》、《国朝松江诗钞》、《国朝江左诗钞》、《国朝湖州诗录》、《国朝岭海诗钞》、《国朝畿辅诗传》、《潞安诗钞》等。
这些选本，选家在选文时没有明确的选择意识，基本上是采取以人存诗和以诗存人相结合的选诗标准，选本的批评意识多是从选本的文献保存功能衍生出来的，没有自觉的流派意识或诗论主张。但是这些选本梳理了某特定区域的诗歌创作，我们也可称之为选本的文学史观念。如关于山东省的地域选本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卢见曾编刻的《国朝山左诗钞》60卷、嘉庆十八年张鹏展所辑的《国朝山左诗续钞》32卷、道光二十九年（1849）余正酉编辑的《国朝山左诗汇钞后集》30卷等。若将这三个地域选本综合来看，山东一带自清初至道光年间的诗歌创作情况一目了然，可谓时下所称的"山东清代文学史"。这种地域选本中所含蕴的文学史观念也是选本批评意识的重要方面，对有清一代地域文学史的构建厥功甚伟。
当然，清中叶除了地域选本迅猛发展外，其他类型的诗歌选本如应制诗选本以及女性选本等也都渐次繁荣起来。应制诗选本如法式善等辑《同馆试律汇钞》、马大亨编《国朝试帖典林》、阮元订《山左诗课》、王芑孙编《试帖诗课合存》及《泖东近课》、程嘉训辑《国朝试律摛藻集》、周世绪辑《句东试帖》等。女性选本在清初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出现了如任兆麟编《吴中十子诗钞》四卷、袁枚辑《随园女弟子诗选》六卷、恽珠所辑《国朝闺秀正始集》及其《续集》等品质较高的闺阁选本。其中《随园女弟子诗选》乃袁枚选辑28位女弟子之诗，一时蔚为风气，嗣后翻刻迭出且远播域外。如日本学者大洼诗佛便将袁氏此选削减而成《随园女弟子诗选选》，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