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仙排行榜
我的图书馆
中国神仙排行榜
注释:这是一本谈论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学术随笔。作者把许多故事穿成串儿，把故事的意义碾成面儿。故事是美丽的，意义是隽永的，作者的态度是轻松随意和严肃认真的。内行不会忽略书中的热闹，外行肯定能看出书中的门道；巫术、宗教、鬼怪、神仙，沉潜在信仰的冰山之下的文化脉络，就这样在热闹和门道中娓娓道来。 目录
人心不古,巫风日下
　　巫师是古老的职业，古老到什么程度呢？远古时曾经有过“家为巫史”的情况，就是说，人人都会玩两手巫术。然而，那时人们运用巫术就像我们现在吃饭、握手一样平常，不是谋生的手段，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还不能叫职业。　　家常菜人人会做，却有好坏之分。巫术也是这样，用得多了，就有高下之分。比如，巫师甲预测一天后下雨，巫师乙预测三天后下雨，结果一个月后下雨了，因为乙的预测最接近，大家就说乙的巫术最灵（这种思维方式在当时很正常，有人管它叫原逻辑）。那时候，巫师都是由高层领导担任的。酋长和高层贵族组成了部落的最高统帅部，实际上也可称宗教事务部，因为那时候的大事也就是巫术和打仗两样，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如果哪位巫术玩得纯熟，而且打仗勇猛，众人肯定会推举他做酋长，绝对依照“专家治国”的原则。正因为巫师都是当时的精英分子，所以后人追忆巫师的光辉形象时，说他们“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意思就是说巫师们都是智商极高的，而且有千里眼、顺风耳，能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吉凶。　　所以，最早的职业巫师其实就是咱们那些最早的有名有姓的老祖宗。黄帝、蚩尤，都是把巫术练到顶级的巫师。在黄帝蚩尤大战中，蚩尤作法请神下雨，黄帝则驱动旱神天女止雨。蚩尤斗法失败，于是被杀。这是典型的巫师斗法！倒真惊天地，泣鬼神。更重要的是，这一仗决定了我们把自己称为“炎黄子孙”而不是“蚩尤子孙”。　　其他能在史书上留一笔的上古贤君贤臣，多半也都有巫术绝活。据说大禹在治水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步伐，这套“凌波微步”被后来的道士们奉为“万术之根源，玄机之要旨”，比之少林寺的《易筋经》亦未遑多让。商汤为了求雨，要点火自焚，有人说这是装样子，但如果不是大家公认他是全国最好的巫师，他即便想作秀也没机会。　　“传说时代”是巫师的黄金时代，到了有实物、文字证据的时代，巫师就不太灵光了。商代家大业大，国王要高瞻远瞩，政治活动越来越重要，宗教事务就分别交给手下人去打理，分工也越来越细。于是就有了专门整理巫术档案的“史”，有了专门负责祷告的“祝”，有了专门负责整治王八的“卜”；真正原始意义上的巫师，只负责跳舞求雨。更惨的是，当时盛行“暴巫”——天旱时把巫师放在烈日下曝晒来感天动地求得雨水。做巫师做到这个份上，真是失败中的失败。　　当然也有混得好的，比如巫贤，在商王太戊时，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过，总的看起来，宗教事务部已经降格为宗教事务局了。不仅如此，兴致高时商王还经常越级指挥，亲自参与占卜活动，一会说这块龟甲的洞烧得不好，一会说我来看看明天下不下雨，而且还要收版税，所以在甲骨文里经常见到“王占曰”的字样。顺便说一句，那时的王八可能真的很大，以至于几百年后春秋的郑灵公收到一只王八，就敢把满朝文武都请来开“王八宴”。　　周代出了个周公，喜欢“以德治国”。巫师们文化程度不高，日子就更难过了，根据《周礼》记载，卜、祝、史的爵位都是下大夫，而司巫及男巫、女巫的爵位只是中士，已有沦为官府小厮的趋势。　　国营的日子难过，但集体和私人小企业却异常兴旺。民间巫师在春秋时期非常活跃，《左传》中提到的卫巫、巫、梗阳之巫、桑田巫等，在本国都是不出十大杰出人物之列的。预测人的生死寿夭、国家的战争胜败，简直是一碟小菜，有时准确程度甚至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公元前555年，晋国的荀偃想讨伐齐国，一时不知成算如何。有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和晋厉公打官司，当庭败诉，被晋厉公用戈把脑袋砍了下来。过了几天，荀偃在路上碰到了梗阳的巫师皋，于是把梦的内容告诉巫皋，请他给自己搞个精神分析。巫皋说：　　“看来您今年是死定了。不过如果跟齐国开战，倒是必胜无疑。”　　果然，晋国率领一帮同盟军把齐国打得落花流水，而荀偃当真在回师途中病死了。　　这还不算最神的，早些时候的公元前581年，晋景公梦见有个大鬼闯到宫里来追杀自己，还说是奉了天帝的命令。醒来后他请桑田巫预测吉凶，桑田巫说：　　“您恐怕吃不到今年的新麦子了。”　　晋平公当场就病倒了，派人到秦国去请专家来会诊，结果专家说已经病入膏肓，没治了。得，安心等死吧！没想到，六月初六这天，新麦子送来了。晋景公登时神清气爽，叫人把麦子煮好，然后把桑田巫抓来杀掉，死前还让他最后再亲眼看看新麦子。杀了人之后，晋景公正准备安心享用宫廷煮麦子，突然肚子痛要方便，也真邪门，他就在方便的时候掉进宫廷厕所里淹死了，还是没吃到新麦子。桑田巫虽然死了，但是他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预测巫术。　　巫师虽然有本事，可时代总在进步。有点智慧的人都不大瞧得起巫师，往往拿巫师作为反面教材。孔子就曾经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意思是说，一个人要是没有恒心，连巫师和医生也做不好。　　荀子也说：　　“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有天下，而臣汤武，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犹伛巫跛匡大自以为有知也。”　　意思是如今有些信口开河的人，说什么商汤和文王曾经分别给桀和纣打工，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都跟巫师一个德性。当然，话语中还可以看出荀子有点歧视残疾人的倾向，这是很不礼貌的。　　有需求就能产生效益。经营方式机动灵活的民间巫师，虽然不被思想家们瞧在眼里，但在民间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日子也因此过得比较滋润。西门豹治邺，治的就是民间的巫师。那位主张为河伯娶媳妇的七十多岁的老巫婆，竟然把持了邺城所有的巫术产业。官方的巫师早不知到哪里去了。要是没有政府撑腰，李逵还真斗不过李鬼。　　从战国后期开始，巫师曾经迎来过短暂复苏的黄金时代，顾颉刚说：　　“在日益高涨的神仙思想尤其是统治阶层好仙风尚的刺激下，这些原本流落并活跃于下层民间的巫、医之流便纷纷而起，自觉地以神仙说为宗旨，并重新有意地综合巫、医之长，同时又进一步吸取了道家、阴阳家的理论养料，终于形成了一个以长生不死为旗帜的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与技术专长的有学有术的特殊阶层——神仙方士集团。”　　巫师们在民间大搞迷信，弄点小钱补贴家用，但在政治上却没有什么前途。一批有理想的巫师念念不忘远古时代的荣光，力图再为帝王师，重铸帝王魂。这一次，他们的目标很明确，要跳过所有的中间人，直指最高统治者。　　巫师们先夸说自己如何机缘巧合，得到了不死药，如何健康长寿。在社会上掀起追求长生不老的风潮后，再去游说帝王。比起前辈来，这些巫师在知识结构上有很大的进步，一方面在理论上更加过硬，什么阴阳五行八卦气功之类的学说一齐上阵；另一方面不再局限于小地方活动，他们四处云游，一会出海，一会上山，既开阔了眼界，又广交了朋友。于是在战国中后期，方士集团逐渐形成。一时间，整个东海岸都有方士们出没，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纷纷派遣方士们出海寻找住着仙人的海岛。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最热衷的就是寻找神仙和不死药。在秦始皇的感召下，神仙学成为全国最热门的专业。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山东、河北一带沿海的农民兄弟，一放下锄头就自发地研究神仙、方术。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咸阳献宝，在阿房宫出入的方士，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多个，其中就包括率领几千童男童女出海的徐福。秦始皇当然也没闲着，他三番五次地出巡，访求不死药。　　秦国灭亡后，汉武帝再接再厉，高举起求仙的大旗。汉武帝时的国力更加强盛，方士人数更多，文化水平也更高，据不完全统计，向汉武帝上书兜售成仙秘方的就有上万人。汉武帝上当归上当，求仙的热情依然不减，一直到死都没有放弃。　　巫师（方士）在西汉风光无限，可从本质上说，不过是皇帝的小厮，除了请神仙、找不死药这些技术活儿，他们什么用场也派不上。东汉后期，神仙方术被道教吸收，不少方士就转行做了道士。　　巫师的黄金时代到底远去了。
你看，你看，巫师的脸
　　儒家的文人们一说起圣人，尤其是先秦的那些著名圣人，总是啧啧有声地赞叹。即使说来说去总不过是些仁义礼智信之类的套话，也仍然乐此不疲。赞美的话儿讲了一箩筐，圣人的长相却很少有人提起。推想起来，能做圣人的，就算不是英俊神武，相貌也应该在中人之上吧。　　不过，有人并不这么看。在荀子眼里，没有一个圣人模样周正：孔子脸上像蒙了张驱鬼的面具；周公身体像一棵折断的枯树；皋陶的脸色永远像削了皮的瓜一样泛出青绿色；大禹腿是瘸的，走路一跳一跳；商汤半身不遂；最不可思议的是舜，眼睛里有两个瞳仁。这些形象岂止是不周正，简直就是些歪瓜裂枣。幸好荀子在古代并不受重视，要是也像孔孟那样受尊崇，真不晓得道学先生们该怎样为圣人涂脂抹粉了。　　荀子的说法并不是无稽之谈。我们曾经介绍过，古代的圣人们大抵都做过巫师，而巫师对脸蛋的要求的确不怎么高，有时甚至专挑其丑无比的人。古人有自己的道理，他们认为长得奇形怪状的人往往天赋异禀，感受上天的气也比旁人多些，更容易与上天交流。丑，因此成了资本与财富。　　不过根本的原因并不在此，毕竟天生丑陋的人并不多，丑陋而又热爱巫师职业的人更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热爱巫师职业又能从事这一行当的更是少之又少。　　巫师的丑，主要是因为他们戴了面具。　　面具又是怎么产生的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巫师作法，通神的法器必不可少，法器的种类也很多，比如鼓、羽毛、酒等等。动物也是巫师的重要助手。在古人看来，不少动物具有与神交流的能力，所以找个动物做助手是很有必要的。　　比如从商朝开始，人们就用龟甲占卜，在他们看来，龟甲上烧灼的裂纹能够反映天意。到了周朝，大概乌龟王八比商朝时少了很多，因此更多地是用蓍草来占卜。但遇到非常困难的问题时，还是要用龟甲来占卜，而且龟甲占卜的结果具有优先权。各诸侯国都把龟甲作为镇国之宝，碰到水火之灾，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护好龟甲。士大夫们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被迫流亡国外时，也经常把本国的龟甲偷偷带走。　　一些虚拟的动物也具备通神的能力，龙就是最重要的一种。张光直说：　　“两龙在《山海经》里是不少神与巫的标准配备。”　　在商周时期的一些图案中，还出现过人把头伸进老虎、狮子等猛兽的嘴巴里的形象，这并不是猛兽要吃人，也不是驯兽杂技表演，而是动物张开大口，嘘气成风，是帮助巫师进入神灵的世界的一种方法。　　《左传》上说，舜在给尧当差的时候，天下有四大恶人：浑敦、穷奇、杌、饕餮。舜把它们抓住后，发配边疆，用来抵御魑魅。魑魅是山林异气所生出的怪物，人面兽身，专门危害人类。很显然，舜这是把四大恶人当驱鬼怪的工具使唤了。其实，在神话中，这四位恶人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怪兽：浑敦样子像个气囊，六条腿，两对翅膀，还懂点歌舞。饕餮长得羊身人面，眼睛在腋下，老虎牙齿，叫声像婴儿。杌样子像老虎，毛长两尺，人面虎足猪牙，尾巴长一丈八尺，打起架来特别不要命。穷奇长得也像老虎，有翅膀，吃人喜欢从脑袋开始。派这四位凶神恶煞去对付妖魔鬼怪，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动物虽然有通神的能力，毕竟不好侍弄，巫师们带着狮子、老虎什么的出去作法，一来不方便，二来也不安全，万一被自己的助手咬死，岂不太失面子？所以必须寻找替代的工具。把动物的形象铸造在器具上，不失为一举多得的妙法。　　商周的青铜礼器，是用来通天的工具，也就是巫师的法器，当然，能用青铜器玩巫术的，都是高级巫师。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并不是简单的装饰，也能起到帮助巫师通天的作用。春秋的时候，楚庄王到周朝的首都耀武扬威，还想问问鼎的大小、轻重，言外之意是掂量周王朝的分量。幸好周朝有不少能人，比如王孙满，他对楚庄王说：　　“鼎的大小轻重可不是随便能问的，得看德行。当年夏朝的时候，各地进贡了青铜，铸成九鼎。上面刻画了各种动物，让大家知道什么动物是能够帮助人的，这样，外出的时候就不怕鬼怪。这鼎可是通天的，您能随便打听吗?”　　这话意思很清楚了，能帮助巫师通神的动物，就刻在青铜器上。拥有了青铜器，也就拥有了神权，拥有了统治人世的权力。所以一些学者认为，商代经常迁都，主要原因就是找铜矿。　　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大多是按照面具的形式铸造的。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动物纹饰，往往以脸部的形象为主体，而身子只是脸部的陪衬。　　这就是面具的来历。　　在面具上刻上动物的形象，如牛、羊、虎以及饕餮、龙等之后，巫师只要带上面具，就意味着与动物合而为一，具备了动物通神的能力，具备了向鬼怪挑战的能力。这时候的面具，不再是政治权力的象征，而是神力的化身。要驱逐鬼怪，首先要吓唬它们，所以面具造得总是特别恐怖。李泽厚说：　　“各式各样的饕餮纹样以及以它为主体的整个青铜器其他纹饰和造型、特征都在突出这种指向一种无限深渊的原始力量，突出在这种神秘威吓面前的畏怖、恐惧、残酷和凶狠。”　　面具的应用首先是驱鬼，比如皇家驱鬼师傅方相氏，在工作的时候就戴着这种面具。他用的面具是黄金做的，有四个眼睛。在作法的时候，身上披上熊皮袄，也真有点熊人合一的感觉。　　国家控股的巫术当然用得起昂贵的道具，但是民间巫师就不可能这么“牛”了。好在只要面具的形象到位了，质地倒不是最重要的，人们经常用皮制的或木制的面具，价钱便宜，样子也摆得过去。民间巫师们要靠捉鬼混饭吃，每到年关，就挨家挨户地上门驱鬼，以弄点零花钱，或者讨杯酒喝。为了让出钱的主儿开心，不仅捉鬼捉得特别卖力，还往往会有些娱兴的曲艺节目。　　时间一长，这种仪式逐渐演变成联欢晚会，驱鬼反而是次要的目的了。驱鬼活动的仪式色彩越来越浓厚，虽然大家都知道是驱鬼怪的，但是利用这个机会乐一乐也无伤大雅。像汉朝流行的大型惊险娱乐杂技节目蚩尤戏，就是表演者戴上牛头面具，进行摔跤比赛。演得好的，还有机会到首都长安进行汇报演出。这种文明健康安全的娱乐活动，比起古罗马凶残的角斗士“表演”，不知高雅多少！　　鬼怪固然要赶，但生活也仍然要继续，也许这就是古人对待宗教信仰的基本态度。 怕黑
　　巫术这玩意儿乍一看好像特别复杂。千奇百怪的手势、咒语、道具、装束，再加上地域、民族、风俗的不同，本来就够头晕了；更要命的是，巫师们还尽量把这些把戏搞得神神秘秘的，圈外人当然摸不着头脑。　　还好，有专家为我们把巫术梳理了一下——比如将巫术分成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在地里埋个木偶来作法，属于模拟巫术；剪下对方的头发来作法，则是接触巫术。如果这还不明白，还有更简单的：以保护自己为目的的，是白巫术；转移灾祸或危害他人的，是黑巫术。　　曾经有人言之凿凿地说：我们中华堂堂礼仪之邦，怎么是那些茹毛饮血的洋鬼子们可比的，咱中国从来没有盛行过等而下之的黑巫术。我们的祖先宅心仁厚，只玩白巫术，洋鬼子们才爱用黑巫术害人。　　理直气壮的话也未必全对。在周朝，搞黑巫术的就大有人在，而且往往是各诸侯国的高层身先士卒。就现在所知，那时大概有两种黑巫术——诅咒术和移祸术——比较盛行。诅咒其实就是骂人，比方“你这个杀千刀的老贼”、“你出门最好被车撞死”之类。但脱口而出的骂人不算巫术，只有配合特别举行的仪式，骂人才成为诅咒术。周朝专门主持诅咒仪式的官员，名称就叫“诅祝”，专门负责运用诅咒术除妖或诅咒他人，并且掌管各国际合作组织之间的誓词（当时的誓词不像现在这么斯文，对违反和约的一方是要恶毒诅咒的）。　　西周初创时期，刚刚灭了殷商，自己来做老大，不服气的大有人在，比如丁侯就不懂礼数，迟迟不来给周王请安，至于进献土特产，更是想也别想。姜太公就作法，把丁侯的画像挂起来，对着画像射了三箭。几千里外的丁侯马上就病倒了，请来占卜的查看，占卜的说：这是周朝的老大在教训您呢，您赶紧去周朝拜山头吧！丁侯一听，急忙命令手下人给周王请安，土特产更是带了几大车。姜太公拔掉三只箭，丁侯立马身体就利索了。其他还没有归顺的诸侯一见这阵势，纷纷投降。　　有姜太公做榜样，后来的也照样学。周灵王时，有一位巫师苌弘（就是传说中孔子的那位老师）担任了周朝巫术促进会理事长，率领群巫效忠周王。当时诸侯嫌周天子势力单薄，不把这个象征性的大佬放在眼里，逢年过节从不请安、送土特产。周王没实力收拾诸侯，苌弘只好也搞巫术诅咒诸侯，结果法术不灵，被晋人杀了。　　春秋时的郑庄公也曾主持过一次大型的黑巫术活动。当时，他准备讨伐不知好歹的许国，手下大将颍考叔抢着要做先锋，当时郑国第一美男子——子都也想弄个先锋玩玩（子都可不是什么小角色，他也许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位帅哥。连天天叫嚷“以德服人”的孟子都曾说“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也”），没想到被颍考叔抢了先。心下闷闷：　　“颍考叔是什么货色，能跟我比吗？咱出身名门望族，有多少漂亮MM哭着喊着要嫁我。他一个乡下曲辫子，竟然抢我的位置。靠，非收拾他不可！”　　于是，在郑军攻城时，子都从后面放冷箭，射死了颍考叔。　　战后尸检报告出来，法医一致认定是被自己人暗害的。至于凶手，众人自然心中雪亮。　　郑庄公又不好当场杀了子都，于是命令全军集合搞巫术，自己亲自主持，杀了些鸡狗猪诅咒暗害颍考叔的内奸，就这么风风光光地算是为颍考叔报了仇。还好，那时刚进入春秋时代，不少诸侯搞巫术的本事还没全忘，诅咒好像真的有效，据说子都被颍考叔的鬼魂上了身，精神失常，自己把自己掐死了。　　转移灾祸的活动在春秋时也很流行。公元前489年，楚国出了件怪事，楚人看到太阳边上有一大团红云，像飞鸟一样，绕着太阳转悠了三天才散。楚昭王身体正好有点问题，担心这是不是预示着自己要上西天，于是赶紧派人到周朝首都请教高级学者。当时周朝虽然军事实力被诸侯们瞧不起，但文化还是领先得很多。　　周太史说：　　“估计是昭王老哥要出事了吧。我竭诚推荐我朝黑巫术的不传之秘，把这些毛病都转移到他手下的大臣身上，他就没事了。”　　楚昭王真是条汉子，拒绝转嫁灾祸，说：　　“这不是挖肉补疮吗？我没犯什么错，老天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要是我有罪，又能转给谁呢？”　　其实，有意思的不是楚昭王宁死不屈，倒是周太史明目张胆地使用黑巫术的态度。太史在周朝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主管，居然也极力推荐使用黑巫术。　　到了汉代，做皇帝的一面加强法制管理，一面也要强调意识形态。黑巫术这种害人的东西，虽然大家都认为挺灵验的，但是终究不怎么合乎礼法，所以做起来也有点偷偷摸摸了。　　到汉武帝当政时，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汉武帝自己爱搞点求仙的事，但对搞黑巫术的却特别痛恨（因为身边王子、后妃们为了争权夺利，搞起黑巫术来特别起劲）。到了晚年，他总是精神恍惚，怀疑有人要谋害他。下面的小人也投其所好，把巫蛊的东西传得神乎其神。　　有个叫江充的，特别卖力，自告奋勇，说要在皇宫里查找搞巫蛊术的人。江充的办法很简单，看谁不顺眼，就偷偷地在他的床下埋个小木偶，诬陷他在诅咒别人。江充很得汉武帝信任，弄得皇宫里人人自危。江充原本与太子有点小过节，担心太子登基后对自己不利，这次索性下狠心，把太子也诬陷了。结果太子起兵杀了江充，却被汉武帝当成造反，又派兵杀了太子，连皇后也受连累自杀了，前前后后死了几万人。事后汉武帝追悔不已，但惨剧已经发生，后果无法弥补。　　黑巫术卷进宫廷斗争中，导致政府的态度急转直下。从此，历代王朝都对黑巫术严厉禁止。无论是否害死人，只要施行巫蛊术，一律按照谋杀论处。不仅如此，处死的方式还要带有克制巫术的作用。南朝宋文帝时，女巫严道育和东阳公主的丫鬟鹦鹉勾结，在玉石上刻了文帝的样子，埋在含章殿前，事发后，被判处用鞭子抽死，而且要焚尸扬灰。焚尸扬灰并不仅仅表示严惩，还具有仪式制裁的意义，因为火化含有祛除灾祸的意思。　　不过，黑巫术的诱惑力实在是大，在很多人看来，黑巫术简直是宫廷争斗的必杀技。所以即使重刑威吓，宫廷斗争中还是经常出现它的身影。　　隋炀帝杨广做太子的时候，为了扳倒亲兄弟，做了两个木偶，在木偶的心脏处用钉子钉上，再捆上手，戴上枷锁，分别写上隋文帝杨坚和汉王杨谅的名字和咒语。给杨坚的咒语是“西岳神兵收杨坚魂魄”，给杨谅的咒语是“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收神兵九亿万骑，收杨谅魂魄闭在华山下，勿令散荡”。他把两只木偶一起埋在华山下，然后让自己的心腹杨素去告发，诬陷弟弟杨秀，结果一举成功，除掉了所有的竞争对手。　　更搞笑的是南朝陈国长沙王陈叔坚，他诅咒哥哥陈后主陈叔宝用的木偶竟然是有机关的，可以昼夜不停地跪拜，全天候地诅咒。后来被人告发，陈叔宝本打算杀了他，可在行刑前夜，叔坚痛诉革命家史，大谈自己对叔宝的救命之恩，这才勉强保住了脑袋。　　总之，只要黑巫术在宫廷出现，一定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虽然官方严厉禁止，但是民间对黑巫术需求还是不少，所以很多巫师甘冒奇险，用黑巫术骗口饭吃。但是，黑巫术就像邪派武功，本身也很危险，如果害人不成，往往会害到自己头上。　　清朝时，湖南有个叫张奇神的，能用法术摄人魂魄，手下马仔众多。可是有位姓吴的书生偏不信邪，当众问候了张奇神的十八代祖宗。马仔们纷纷上前要痛扁书生，张奇神手一伸，拦住众人，冷笑而去。吴书生知道张奇神肯定要来报复，于是晚上睡觉时总是拿着本《易经》。到晚上，果然有个金甲神来杀书生，吴书生把《易经》扔过去，金甲神应声倒地，变成一个小纸人。接着，又有两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来挑衅，书生如法炮制，也抓住了两个小纸人。不久，张奇神的老婆来求饶，原来，那些纸人都是张奇神和他的两个儿子的魂魄所附，如果鸡叫前他们不能回去，那就必死无疑。吴书生只还给她一个纸人。第二天，张奇神和他的大儿子都死了，只有小儿子活下来。　　也是清朝时，广西曾流传捉生替死的习俗，每当有人病重时，就请巫师作法，招徕熟睡人的魂魄来接替病人的魂，称作“接火”。这样，病人痊愈而被招魂的人就做了替死鬼。说说很简单，但是操作起来还有复杂的程序。要先倒一杯水，用纸蒙住杯口，倒过来悬挂在病人床头，如果第二天水还没有漏出来，说明病人有救，巫师才肯接活。就这样还会出岔子，有一次，一个姓陈的巫师正在招魂，结果招来自己的女儿，他赶紧作法把女儿喊醒，这才避免了一场家庭悲剧。　　黑巫术在官方严厉禁止、自身危险重重之下，始终很难绝迹，这固然是受到利益的驱动，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巫术和宗教不同，它本身属于技术活，人们在使用时只考虑到它的效果，并不牵涉到道德评价。所以，在早期官方也是积极参与的，如果不是统治者出于对宫廷斗争的恐惧，也未必会这么严厉地处置黑巫术。事实上，白巫术在中国就一直没有受到什么迫害。
烧了你,好吗?
　　巫师能够通天，所以能做很多常人做不到的事，享受常人得不到的待遇；但他们付出的代价也不小，有时甚至是生命。　　商朝的开国之君商汤登基之后，没过几天舒坦日子，就碰上连续七年大旱，什么求雨方法都用过了，还是不管用。商汤找来首席占卜师，占卜师折腾半天，说：　　“皇上，没辙了，只有用求雨必杀技了。”　　这时，商汤的脑海中狠斗私字一闪念，仿佛看见炎帝、黄帝、尧、舜、禹等无数英雄前辈的形象，于是坚决地说：　　“好，为了求雨，那就烧我吧！”　　汤是国君，也是全国第一巫师，那通天的本事比一般的巫师可强多了。不过，烧人祭天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即便是汤这样的一国之君，也要理发、剪指甲，洗剥干净，才好放在柴火上。汤还要来几句真心告白：　　“老天爷有什么不高兴的，就拿我出气吧！老百姓们可没什么错。”　　正准备点火时，突然天降暴雨，商汤的命也因此保住了。　　人们之所以喜欢用烧巫师的方法来求雨，并不是出于伦理道德的考虑，而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巫师和天有心灵感应，烧了巫师，天就能感受烈焰烧烤的滋味，就有可能下雨。他们管这叫“焚巫”。对“”的解释说法不一，有的说是长鸡胸的人，有的说是瘸腿的，还有一种说法最神奇，说是指鼻孔朝天的人，因为这样可以接雨水，有感应作用……　　商汤自焚求雨，原本是典型的巫术，但是越传越悬乎，情节也越来越紧凑，简直有点大卫·格里菲斯创造的“最后一分钟营救”的味道。而且，在道学家眼中，这个故事的意义更在于求雨仪式被赋予的道德意义。商汤舍生取义，其仁义、圣明的君主形象越发高大了起来。不过，从实际情况看，商汤不过是做了场“政治秀”，就算点火时不下雨，相信他也有办法解脱。类似做秀的事情在周代也有，比如做天子每年春天都要象征性地在田里刨两下土，叫做“籍田礼”，以纪念从前实行“井田制”时大家共同劳动的景象，同时也表明做天子的也不是白吃白喝。即使到了今天，这类故事也没少上演。　　不管怎么说，商汤是“秀”成功了。到了商朝中后期，王室基本上一求雨就要求烧人。当然，因为是真烧，做天子的不会再亲自出马了，被烧的都是专职巫师。在后来发掘出的商代甲骨文中，记载了很多这样的情形，而且我们还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么多国家的精英，就这样葬身在熊熊烈火之中。　　到了周朝，很多有文化的巫师都改行从事文字工作，做技工巫师的人不多了。随便抓个人来烧，又不能感天动地，烧人之风也就不太盛行了。当然，对这活动有兴趣的人还是存在的，比如鲁僖公。有一年鲁国大旱，鲁僖公就准备烧几个巫师来求雨。幸亏手下有见识的大臣出来劝谏，说：　　“烧了他们也没用，还是早储备点救灾款、救灾粮，才是上策。”　　烧巫师求雨就像做名菜一样，时间一久，味道也就不那么纯正了。搞了几百年的求雨仪式，离古人越来越远，一方面大家已经不怎么信服，另一方面，操作的基本规程也已经忘得七七八八，而且动不动上烧烤架，谁还肯从事巫师这一原本很有前途的职业呢？于是，人们想出了变通的方法，改成在太阳下曝晒，虽然辛苦了点，但心意基本到位，而且性命无忧，做国君的有时也有兴趣参与了。有一年齐国大旱，晏子对齐景公说：　　“这是显示您与百姓同甘共苦的最好时机，您也别在皇宫里乘凉了，出来到太阳下晒个把时辰，以示与山灵河伯共患难，到时下了雨，功劳可不就全归了您。”　　于是齐景公也到郊外去晒了两天，果然大雨滂沱。　　这种不会丧命、又显示诚心的事当然比纯粹烧人要好多了，于是官府纷纷效仿，只要一干旱，地方官就率领百姓去晒太阳，这几乎成了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东汉章帝时，有一年夏天大旱，朝廷百官都习惯性地去太阳下曝晒，不久，下了点小雨，于是大家轰然散去。只有太尉郑弘觉得还不够，一个人又足足晒了一天，果然下了场倾盆大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态度决定一切。　　由于狡猾官僚的存在，求雨很快就成了表达忠心、收买民心的手段。东汉时，有一个郡大旱，太守出去晒了两天，头晕眼花，也没什么效果。手下有个叫谅辅的小官，索性玩狠点，说：　　“再不下雨我就自焚，老天爷别再折磨我们太守了，有什么就冲着我来吧。”　　又是正要点火时，大雨瓢泼，既保住了性命，又表了忠心。　　有时，曝晒求雨也被用来作为惩罚措施。三国时有个著名的道士于吉，参加了东吴孙策的智囊团。本来，孙策只是让于吉给自己看看八字、手相什么的，但他手下的人却把于吉当神仙看，崇拜得不得了。有一年要渡江作战，正赶上大旱，本来孙策让士兵们好好做纤夫，可是大家一有空闲就到于吉那里讨论手相问题。孙策大怒，你一个小小幕僚，魅力指数竟然会超过我，今天正好趁天旱收拾你。于是命令人把于吉捆起来，扔到太阳底下曝晒，而且传出命令，如果中午之前不下雨，就叫你死翘翘。没想到，中午还真下了场雨，将士们纷纷给于吉道喜。孙策心里更不是滋味，索性食言杀了于吉。　　比起官员们假惺惺地表忠心式求雨法，老百姓求雨的方法要直截了当得多。他们除了晒巫师，还要晒负责降雨的龙王。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里，就详细地介绍了做土龙求雨的方法：春天求雨，要先晒几个巫师，再派口齿伶俐的巫师去向上天祷告，选择恰当的日子设立祭坛，造一大七小八条龙，往水池里扔几只蛤蟆，杀两只公猪，找几个小孩跳起娱神的舞蹈……生动鲜活，丝毫没有官场的道学气息。　　老百姓求雨不是为了表忠心，其目标单一明确，就是为了雨水，所以，在一些民风淳朴的地方，采用的方法更为激烈。在广东一带，每逢要求雨，老百姓就给龙王庙里的龙王时间限定，比如说十天内一定要下雨，时间到了还没雨，就是你龙王爷没用，把你抬到太阳下晒个十天，再不下雨是吧，还有招，就是把龙王的塑像砸了，我们改信别的神仙，不再给龙王送冷猪肉。威逼利诱，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从根本上说，无论烧人还是烤龙王爷，都是巫术，但其中的进步至少说明了人类对自己的尊重。
<a style="margin-right: 10" href="javascript:void(0);" data-ext="{v:'1',xpt:'#{$_xpt}'}" data-abstracts="#{#main-content@innerText
　　古人有一种说法叫“卜以决疑”，意思是遇到什么拿不准的事情就去求神问卜。占卜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占梦、星象、术数、风水等等。其中体现中国特色而又最具互动色彩的，大概要算扶箕了。　　扶箕又称作“扶乩”或“扶鸾”，就是把筷子插在簸箕上，悬挂起来，占卜的人扶着摇动的箕，筷子就在下面的沙盘上乱划。扶箕的人根据筷子在沙盘上划出的形状来猜测、判断所问事情的吉凶，后来逐渐发展为筷子直接写出判词，大家记录下来就可以了。还有的不用筷子和沙盘，直接用笔和纸，这样就更方便了。有时碰上箕仙精神特别亢奋，笔就会自己蹦起来在墙上写。　　箕本身并不是神仙；神仙依附在箕上，它才这么嚣张。神仙为什么不下来亲自写呢？也有一套说法：大意是神仙们觉得尘世太过污浊，整天吸风饮露的大仙们（有不少书中说神仙们总是吃仙藕，即便确实如此，好像也不怎么小康），只要接近俗人，就像贾宝玉看到男人一样，“便觉浊臭不堪”，怎么可能抓起凡人污秽的笔，写下凡人使用的污秽的字呢？脏了自己的手倒是小事，心灵受到了污染，那才难以忍受。　　最早的箕仙是个叫“紫姑”的女人。传说紫姑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妾，因为正房嫉妒，将她虐待致死，后来成鬼再成仙，经常通过扶箕显灵。紫姑的地位虽然不高，但在神仙界享有盛誉，显灵事迹极多。她基本上为乡下人信奉，庄稼人经常请教点农事方面的问题，像什么时候栽种、收割一类的。　　说起来还是知识分子厉害。随着扶箕的影响逐渐扩大，读书人眼看民间的“小传统”要盖过精英阶层的“大传统”，马上采取拿来主义，把扶箕技术全部收编。他们的理由很充分：　　“你们这些乡下曲辫子，懂什么扶箕请仙。泥腿子放下锄头就敢请仙，也不知道洗个手、点柱香先！再说，凭你们的文化水平，箕仙写的字能认识吗？像我们这些进过学、中过举的读书人，跟神仙寒暄、诗词唱和，何等风雅，你们那点锄草、施肥的破事，也好意思去麻烦神仙。神仙有必要这么贱格，成天跟你们讨论形而下的问题吗？”　　客观地看，乡下人也确实没心思在扶箕上花工夫，那玩意儿晃来晃去的多急人，像农事、天气之类的，翻翻皇历要快捷明白得多。而读书人扶箕，更看中的是可以“时时勤拂拭”，一有问题可以随时请教，不必像托梦之类的没点因头，多少有点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的感觉。而且与箕仙相互切磋交流，也增强了预测的互动效果。　　读书人中开始兴起扶箕，大概始于宋朝，到明清时达到鼎盛。有学问的人扶箕，当然不会像乡下人那样没有品位，他们主要询问的是科举考题、功名前程、生死寿夭之类关乎自己命运的大问题（其实，天气、收成同样也是关乎农民的大问题，只是知识分子们向来不在乎这些）。　　对唐宋以后的读书人来说，一生的命运基本寄托在一场科举考试上，所以找箕仙打听考题的最多（在读书人眼里，这不算作弊，而是仙缘）。箕仙当然不知道考题，但是书生们会根据蛛丝马迹来猜，练习脑筋急转弯。比如在康熙年间，一群举人扶箕请神仙透露点题目，箕仙说：　　“不知。”　　众人再烧香磕头，说：　　“我们对您一向敬重，逢年过节也没少给您孝敬吃喝，请您务必给点暗示。”　　箕仙又写道：　　“不知，不知，又不知。”　　众人想，这箕仙也实在倔得差劲，算了。结果到考试时，题目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众人恍然大悟，原来神仙早就给了提示，全怪自己猜谜的本事太烂，只好和金榜题名擦肩而过。　　箕仙总是像这样，不会给出明确的答案，读书人又非要在扶箕这棵树上吊死，因此通过扶箕询问试题逐渐演变成猜谜游戏。古代的灯谜中有不少以《四书》中的文句为谜底，我觉得多半和扶箕有点联系。　　无论科举考试怎么僵化，毕竟还需要多准备准备，至少先得弄点模拟复习题做做。如果死心塌地一味求箕仙指示，反而会被箕仙捉弄。曾有一大帮穷秀才扶箕请仙，结果箕笔写道：　　“吕洞宾到，你们想请教点什么？”　　众人大喜，吕神仙道行高深，问他老人家准没错，于是纷纷跪倒磕头，请问功名。箕仙道：　　“多磨点墨。”　　众人急忙磨了两大碗墨，箕仙又写：　　“大家把墨分喝了，听我判断。”　　众人喝完，箕仙写道：　　“平时不读书，临时吃墨水；吾非吕祖师，前村赵酒鬼。”?　　扶箕流传广泛，请来的神仙也没有什么定数，吕洞宾、何仙姑这样的神仙固然经常出现，岳飞、关羽、史可法这样的忠义之士也可以成仙显灵，一些假冒蓬莱仙子之类的杂牌军也会光临，甚至连吊死鬼也能偶尔客串一把。到后来，几乎阿猫阿狗都敢号称箕仙，闪亮登场了。　　有一位姓吴的人家扶箕请仙，来的神仙自称是王重阳的得意弟子长春子邱处机，一个客人问道：“《西游记》真是您写的吗？是讲炼金丹秘诀的吗？”箕仙说是。客人又问：“您的书是元初写的，为什么里面写的祭赛国、朱紫国、灭法国，都用的是明朝制度呢？”　　箕仙忽然不动了，再问也不回答，原来已经逃走了。其实，邱处机的弟子李志常确实写过一本游记《西游记》，但与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可当时人们都认定邱处机是小说的作者。客人读书比较仔细，看出了小说中的情节与元代的情形有差异。号称“邱处机”的箕仙也肯定是假冒的，否则，怎么连自己弟子的大作都不清楚呢？　　还有一位扶箕请仙，请来的神仙自称是李白，大家说好啊，李太白号称诗仙，今儿大驾光临，非请他作首诗不可。仙人毫不客气，说给个题目吧。大家正好看到有一只猫，就说咏猫吧，为了增加难度，还限定必须用九、韭、酒三个字作韵脚，箕仙倒也不含糊，只见筷子在沙盘上刷刷乱动，片刻写成。众人一看诗是这样的：　　猫形似虎十八九，吃尽鱼虾不吃韭。　　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床头一壶酒。　　整个一打油诗的水平，这李白的真假就不必多说了。　　因为请来的神仙太过杂乱，又经常戏弄请神的人，所以有时人们对箕仙也就不太尊敬了，碰到女神仙，甚至还要问些敏感问题，大吃其豆腐。有一个人请箕仙，请来了何仙姑。一个小崽子嘴快，脱口问道：“吕洞宾先生也在吗？”（在传说中，吕洞宾和何仙姑是有点关系暧昧的）仙姑也没翻脸，还题了一首诗：　　开口何须问洞宾，洞宾与我却无情。　　是非吹入凡人耳，万丈长河洗不清。　　意思是说，我和吕洞宾其实是清白的，就是你们这些俗人乱造谣，弄得我绯闻缠身。　　扶箕与其他预测性的巫术相比，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几乎人人都可以设坛扶箕，请来各种各样的神仙。有点因缘的，还可以在家里设置常年的箕坛，一有问题，随时请示，方便快捷。而其他预测性巫术，像占星、风水，多半属于专业知识，一般人并不精通，临到需要请示时又来不及。所以明清以来，扶箕盛极一时。　　开放性的扶箕逐渐泛滥之时，其实也就是它的没落之际。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扶箕也开始大请国外神仙，什么拿破仑、华盛顿、托尔斯泰，都纷纷到中国来做客。比如在民国时期，大连有帮人扶箕请仙，谁知请来的是耶稣，耶稣他老人家满篇写英文，谁也看不懂，只好再请一位神仙来翻译，结果竟然请来了济公。耶稣不说犹太语说英文，酒肉和尚做翻译，据说当时还有基督徒在场。这样的场景还能取信多少人呢？　　与其他预测方法比较起来，扶箕还是比较受读书人的青睐。民间用的万年历什么的，虽然检索方便，但只能提供粗略的知识和建议，比较大路化。而读书人运用扶箕，则可以与箕仙诗词唱和、吟风弄月、讨论时局，充分展示文人的优越感和文字癖。但是迷信就是迷信，扶箕的根本原理与其他占卜活动完全一致。学者在研究时经常把民间文化取向称为“小传统”，而把精英文化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取向称为“大传统”，其实如果从日常状态去观察，在很多方面读书人和泥腿子还真没有什么差别。 皇上,你爹贵姓?
　　中国古人很喜欢讨论政治成败的经验教训，从《尚书》开始，一直做到登峰造极的《资治通鉴》。讲得比较精到的，还要数《左传》: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指军队、战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祀指祭祀，通过宗教把大家的思想控制起来，就是狠抓意识形态。有了这两样，搞政治基本上就成功了。所以人们总喜欢用这两条标准来评判一个王朝的得失。比如，秦朝就是反面典型，他们光顾着抓枪杆子，忽视了意识形态（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在乎），结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才几十年光景，无限江山就被人家夺了去。　　秦朝的教训实在深刻，所以从西汉的刘邦开始，官家就比较自觉地做意识形态的文章了。　　意识形态工作说起来简单，但是要深入人心却不容易。刘邦以出身问题作为抓手来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控制体系首先做出重大牺牲的，就是他爹。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这样描述刘邦的出生：一天，刘邦的老妈躺在池塘边睡觉，突然昏天黑地，电闪雷鸣，刘邦的老爹赶紧去找老婆，只见一条蛟龙在他老婆身上胡天胡帝，后来就怀孕生下了刘邦。从此，刘邦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与神仙攀亲戚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感生神话。不过，从理论上说，这也就意味着刘邦和他爹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感生神话并非刘邦的独创，在西汉之前，商人、周人在回忆自己的始祖时，都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商朝始祖契的老妈叫做简狄，有一天看到一只燕子蛋，就把它给吃了，后来就生下了契，所以《诗经》上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朝始祖弃的出生也大致相似。这些都只是反映了人们对蒙昧时期人类繁衍的模糊追忆，进入文明社会后，生命的起源不再神秘，在出生问题上就不会做什么文章了。在司马迁的记述中，即使黄帝、颛顼这样的著名政治家，也没有被神化，也就是生下来智商就比较高，属于天才儿童而已，并没有什么神仙老爸罩着。为了政治目的而有意识地修改出生证明，首创者是刘邦。当然，仅仅一个小故事还不足以让刘邦的形象高大丰满起来，司马迁又接着讲了几个不同寻常的故事，比如说刘邦生下来脸盘就像龙，左大腿上还有七十二颗黑痣（怎么长得下？）；刘邦经常到酒馆去喝霸王酒，卖酒的老头老太发现不管他走到哪里，天空中总有条龙在他头顶盘旋，于是酒钱也就免了；刘邦的老婆吕雉也说他住的地方上面总有云雾缭绕。几个故事讲下来，刘邦作为龙子的形象就比较完备了。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司马迁故意编造了这些故事，而是传说早已沸反盈天，不由他不信。　　应该说，刘邦制造自己的出生证明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当时社会上对出身比较看重。项羽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拥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大将，属于高干子弟；平民出身的陈胜、吴广，起义时的口号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见“种”的问题在当时的确很有号召力。　　刘邦付出老爹的代价，得到了“君权神授”的待遇，也就是统治天下的合法性，这对后世颇有榜样的作用。在刘邦的创意启发下，几乎历代的开国皇帝都被反复地神化，而神化的原则，就像编《说文解字》的许慎说的“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或者通俗地讲，就是有意无意地暗示皇上的“爹不是亲爹，奶奶也不是亲奶奶”。一般说来，掌握这个基本的原则之后，编故事的具体方法就很容易操作了。　　一种方法是强调皇帝奇特的长相，所谓“天生我型WHO怕WHO”，只要长得古怪，就有人相信你天赋异禀。这个传统在刘邦之前就有了，比如舜的眼睛每只都有俩瞳仁，晋文公重耳的肋骨是连成一块的。到后世有意而为之，发扬而光大，并且全部写进国家钦定的正史中。比如，《后汉书》上说，东汉光武帝刘秀长着一张大嘴，高鼻梁，额头中间的骨头隆起，暗示刘秀和龙的血缘关系。这种模样还算周正，隋文帝杨坚就要古怪得多了，《隋书》上说他出生时头上长角，全身鱼鳞，手掌上有字，上肢长，下肢短。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杨坚绝对属于畸形儿。　　另一种方法是强调皇帝出生时有奇异的天文现象，暗示他不同寻常的身分。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屋内异香扑鼻，屋外红光环绕。这一点，连少数民族政权也学了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是带着神光、异香来到人间。到朱元璋出生时，红光更玄乎了，因为村民们甚至以为朱家着了火，还拎着水桶准备去救火。其实，学过现代科学的人都知道，这些天文上的异常现象往往是地震的前兆。　　还有一种方法是托梦术，皇上的老妈总是像祥林嫂似的告诉大家：“I had a dream!”梦的内容也大同小异，无非是有仙人给了颗药丸吃，又或者是梦见太阳落到怀里了，然后就怀上龙胎了，总之就是要表达富贵再三逼人，想不做皇帝都不行。托梦术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梦的内容是没人可以反驳的。　　总之，感生与异貌，就是炮制政治神话必备的两味药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需要开具出生证明的。一般说来，开国皇帝绝对需要出具出生证明，因为根据天命转移的原则，前朝也是有上天罩着的；要想改朝换代，首先必须证明老天爷喜新厌旧，转而对自己青眼有加。所以关于刘邦的传说中，还有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以表明天命的交接有合法手续。至于按照继承规律接替皇位的，一般就不需要文件或故事了，因为龙种的身分已经是最好的证明。　　刘邦到底是街头小混混出生，没什么文化，编造的出生证明不仅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而且没有制定统一格式。后来的人也就懒惰起来，随便编个故事就马马虎虎放行了。我们看到，皇帝们的出生显得五花八门，有说自己是龙子的，有说自己太阳、星星之子的，有说自己是某个不知名的神仙的儿子的，有的甚至连这也不编，就简单地说有什么红光满屋、异香扑鼻。虽然皇帝都是天子，但这些七七八八的神仙没几个和天帝能拉得上近亲。最多也就是天帝的使者而已。　　只要有足够的实力，随便画个红圆圈，也能当作公章。在皇帝坐稳龙椅之后，有几个吃了豹子胆的敢对皇上说：　　“您的出生证明好像有疑点，我想请皇家科研部门鉴定一下？”　　皇帝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编造证明文件不需要多么慎重，因为没人敢质疑。时间长了，证明编得越来越粗糙，而听传达的人也不再当一回事了。　　再往后，出生证明也不再是皇帝的专利，其他圣人、伟人，甚至只有些许小小成就的人，就有人为他们编造出生的异像，比如北宋的抗金将领宗泽，他出生时其母梦见雷电闪耀，全身亮堂堂的；还有倒推回去追认的，像孔子这样的巨人，当然少不了来点感生的神话，据说有两条苍龙绕在孔子母亲的房前，第二天，一个中国文化的巨人就诞生了。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但奇怪的是，皇帝似乎根本没兴趣找他们算账。　　这其实是很矛盾的，按照常理，皇帝的出生应该具有独占的意味。如果大家都是神仙的亲戚，皇帝怎么能脱颖而出呢？唯一的解释就是感生神话已经完成了对皇帝合法性证明的历史使命，编造感生神话仅仅是惯性运动而已。也许老子说得好，“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既然示人了，显然就不是什么利器了。　　感生神话的变迁告诉我们几个道理。首先，做皇帝这件事是属于赢家通吃的，出生证明最多也就属于锦上添花。真正决定合法性的还是实力。即便是儒家思想，也是在承认皇帝合法性的前提下，对皇帝提点“民贵君轻”的建议。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谁做皇帝区别并不太大，还是一样的苛捐杂税，质疑皇帝的合法地位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其次，感生神话这玩意儿实在是粗糙，虽然开始时起了点作用，但架不住过于混乱，以致皇帝们都逐渐没了兴趣，只是出于对传统的继承而已，别的皇帝都有，所以自己也应该有。况且，比感生神话更专业、更精细的东西有的是，像儒家中的天人合一、阴阳家的五德终始，等等，只要皇帝需要，读书人还不是立刻奉上？　　第三，在中国，神仙从来就没有做过老大。皇帝说自己是上天之子，只是找个抓手，他们更习惯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用规范语言、行为的方式强化自己的无上权威。同样用刘邦的例子来看，刘邦虽然对关于自己的那些“神话”很受用，但真正让他感受到皇权的威力的，还是叔孙通制定了礼仪后，一帮混混子毕恭毕敬地对他朝拜的景象。而另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事实是，关于皇帝感生的故事越来越粗糙，但避皇帝名讳的范围却越来越大、条目越来越精细，而文字狱的控制也越来越严格。在皇帝的眼里，只要对语言和行为的控制到位了，也就意味着合法性的证明成立了。 对神话的另类回忆
　　几十年前，曾经有过全民做诗和全民学哲学的高潮。全民性的参与，同时也就意味着水准普遍的下降。据说当时农村里是这样学哲学的：晚上全村人集合到村委会，由村支书讲授哲学，他在桌上放块石头，说：　　“世界是物质的。”　　然后把石头扔出窗外，说：　　“物质是运动的。”　　汉朝盛行的谶纬，也许可以与此相提并论，那是一次全民参与的造神及造神话的运动。　　谶纬，简单地说，就是神的预言（主要预言国家大事）以及对经书的神秘解释。谶纬西汉时开始盛行，但早在秦朝就已经有零星的出现。秦始皇时，有人在石头上刻字，说“亡秦者胡也”，搞得始皇帝龙心不悦，对胡人大开杀戒。秦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靠的就是谶纬。吴广装成狐狸在草丛里喊“大楚兴，陈胜王”，现在看起来非常粗糙朴素，甚至有些拙劣，在当时，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西汉时，谶纬还属于民间的产物，皇帝们并没有主动宣传、开发，只是由于谶纬“先知先觉”的特点，大家喜欢用它来预测国家的政治走向。逐渐地，一些好为帝王师的民间学者，就开始拿谶纬跟皇帝说事了。　　汉昭帝的时候，全国各地到处出现稀奇古怪的现象，比如枯死倒地的树又再次立起来继续生长，有虫子吃树叶吃成五个字：“公孙病己立。”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位姓公孙的是什么人。有一位叫眭弘的，是董仲舒的学生，颇学了点天人感应的东西，于是上书昭帝：　　“我的老师董仲舒说了，做皇帝也要讲究天命的，没天命的人，就算继承皇位，也是坐不稳的。现在到处是神奇的景象，看样子是有平民百姓要做皇帝，您的位置虽然是合法继承的，但根据异象的显示，看起来也该交给别人了。建议您号令天下，寻找一个适合代替您的人，把皇位让给他，您呢，就找块小地方养老，不是很好吗？”　　当时昭帝年幼，主持政务的是霍去病的弟弟霍光，一听，这还了得，杀头。　　这件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在眭弘被杀，而是他的胆子——连公孙是谁都没闹清楚，就敢叫皇帝退位，可见谶纬给了他多大的勇气。　　至于霍光这人，笨是笨了点，面对谶纬的势力，也不懂好好利用，只知道一味使蛮力。后来的当权者就聪明多了。你民间不是报忧吗？咱皇家就报喜。在皇上的暗示下，各地纷纷上报祥瑞出现，什么凤凰、麒麟、嘉禾……遍地开花，展开了一场与百姓争夺意识形态控制权的斗争。但是，这些祥瑞太过老土，说服力远不及谶纬那样生动形象，而且光靠意识形态是吃不饱饭的，西汉政权还是一天一天地腐烂下去。　　这时，一位懂得利用谶纬的天才出现了，他就是王莽。　　王莽虽然是外戚，但也曾经孤苦伶仃，接近下层的生活经历使他很了解谶纬的作用。篡位前夕，他是“假皇帝”，为了做真皇帝，就利用谶纬大造舆论，开始制造符命。大臣刘京上书说：　　“齐郡有个小亭长，有一天晚上连续几次梦见有天公使者对他说：'天公让我捎个话给你，假皇帝要做真皇帝了。你要不信，第二天你的亭里会有口新井。’第二天亭长起来一看，果然有口新井。这不是摆明了要您做皇帝吗？”　　还有更绝的，口说无凭，索性编造文字，说是汉高祖刘邦命令王莽做真皇帝。一时间，各地的预言雪片一般呈上来。王莽顺水推舟，说这实在没办法呀，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我再不登基，不是跟天命作对吗？于是堂堂正正地篡位了。　　王莽篡位当然不是只靠谶纬，但是这招却启发了很多人。光武帝刘秀就是一个。　　当时天下大乱，刘秀在南阳倒卖粮食，李通游说他起兵：“图谶上说：刘氏复起，李氏为辅。这不正应在咱哥俩身上吗？现在天下这么乱，谁有预言谁就能赢。”刘秀一听不错，就拉起一支队伍，最后统一全国。在刘秀登基的布告中，还像模像样地引用了谶纬“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卯金”合起来就是繁体“刘”字的左半边。这么拙劣低级的字谜也敢放进告全国人民书里，可见刘秀对谶纬有多信服。　　当时信谶纬的不止刘秀一个，公孙述在四川称帝，也自认是得了符瑞的真命天子。刘秀就写信劝降，不是谈大道理，而是从批驳公孙述的谶纬入手，说你的谶纬不灵，先前树叶上的谶纬里说“公孙病己立”，那个公孙根本就不是你。我手上的才是如假包换的真谶纬，你是斗不过真命天子的，还是赶紧投降吧。　　有了刘秀的倡导，加上原本很好的群众基础，东汉的谶纬迅速蔓延，以至个别脑子清醒的人，在批判谶纬的时候也只能用谶纬做武器。像发明地动仪的大科学家张衡，就给皇帝上奏折说：　　“谶纬这东西其实还是不错的，当初尧舜禹这些圣人，就是靠谶纬起家的。不过最近的假冒伪劣产品实在是太多，严重扰乱谶纬制造的市场秩序。您务必采取行动，打击这些三无产品。”　　联系到张衡的文学作品里充斥着对神仙鬼怪的描述，有时候简直搞不清他对谶纬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说起来也有意思，谶纬虽然声势浩大，但仿佛只是汉朝的专利产品。随着东汉的灭亡，谶纬的影响也越来越小。虽然老百姓造反时还经常用谶纬当作革命纲领，但至少做皇帝的不再好意思把这东东拿出来炫耀了。　　谶纬在汉朝的出现，确实有其道理。西汉的建立，从整个历史上看，是一件大事，但如果说得偏激一点，它在文化上没有从前辈那里继承过什么：书本被秦始皇烧得差不多了，刘邦又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小混混，他手下的大臣也基本上是文盲，即使是萧何这样有点远见的，到了咸阳也不过是注意收集军事地图之类实用的东西。至于文化建设方面，大臣们好像也不怎么在意。以当时西汉君臣的文化水准，能够活学活用，造点谶纬就算很不错了。　　汉朝是中央专制体制刚刚建立的时期，人心还没有受到太多的束缚，所以做事、说话都比较直爽。在外戚当道之时，刘向曾经上书成帝，说：　　“您有自己的祖宗，却把国家交给外人，自己做奴隶，即使您自己不在乎，将来祖宗们怎么办？”　　这哪是跟皇帝说话的口吻，简直是训孙子。在这种说话大大咧咧，三纲五常还没有深入人心的氛围下，出现直截了当的谶纬也是可以想象的。　　谶纬在两汉之后就迅速衰落，这当然也有其原因。谶纬和感生神话一样，都是为了证明皇帝的合法性，解决皇帝是否有种的问题，但它们实在是太粗糙，随着人们精神生活日益精细丰富，这些东西必然要被抛弃。尤其像魏晋时期的名士们，张口就是“玄”、“无”、“有”这些精致的淮扬细点，要让他们去谈什么冬储大白菜似的谶纬，那真比杀了他们还难过。　　如果把中国历史的进程比喻为人的一生，那么汉朝也就是个不太懂事的孩子。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如果能背“床前明月光”，是很能讨大人的欢心的；如果他长到二十岁，再要显示自己的文化底蕴，就至少得对宝黛的爱情悲剧提出点新见解吧。 先秦最伟大的宗教学家——子产
　　先秦是思想家层出不穷的时代，对中国文化具有奠基意义，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思想家们比较关心的是现实政治问题，对超越现实的宗教信仰大都不感兴趣。　　“子不语：怪、力、乱、神”，仔细揣摩《论语》，孔夫子对鬼神信仰主要采取不支持、不参与、不传播的态度；墨子虽然有教主的气质，但他的《天志》和《明鬼》主要也是讲政治的；庄子好“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满肚子的寓言，但以他老人家“齐同万物”的洒脱风格，对执著心很强的宗教信仰也未必关心。　　再看那些个吃宗教饭的祝、宗、卜、史、巫等专业人员，没什么名气，更没什么思想。举个例子，《周礼·春官·司巫》说：“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国有大灾，则帅巫而造巫恒。祭祀，则共主及道布馆。凡祭祀，守瘗；凡丧事，掌巫降之礼。”这些巫师们都是负责求雨、禳灾、主持葬礼等形而下的事务，几乎类似杂役，总不能叫做“思想家”吧。就算先秦最著名的巫师——巫贤（或巫咸），我们除了知道他经常爬天梯去天上耍子，也没见留下什么惊人之语。　　真正具有宗教学家气质，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突出贡献的，大概首推子产了。　　子产首先是个政治家，不毁乡校的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子产在政治家中属于比较另类的，颇有牛仔作风。公元前542年，子产陪郑伯到晋国送礼，晋平公有事没及时接见，于是子产派人把国宾馆的墙全拆了。平公派人照会，表示抗议，反而被子产一顿抢白，大意是说：咱们千里迢迢到晋国来进贡土特产，您却迟迟不接见，咱们不能及时表忠心，心里这个急呀！东西实在太多，要是不拆墙，就没地方放财礼了，这罪过不是更大吗？结果是晋国连连道歉，赶紧接见，好吃好喝招待了郑伯。　　可是，先秦搞政治的人实在太多，且不说文王、周公这样的一代宗师，即便是齐桓公、晋文公等春秋霸主，在政治上的成就也远远超过子产。如果子产在政治家里厮混，排名至少在二十名以外。但像他这样既有丰富的宗教信仰知识，又有自己独到的宗教理解，还亲身参与宗教实践活动的人，如果放在宗教学家里，那倒是算得上开山祖师级别的。　　现将子产主要学术成果和实践成就介绍如下：　　（一）丰富的宗教信仰知识　　就在子产拆墙的第二年，晋平公病倒了。占卜的说是“实沈、台骀为祟”，晋国的元老叔向和太史都搞不清楚实沈、台骀是哪路神仙。子产一到，马上道出原委：实沈是参星之神，台骀是汾水之神。不过他说平公的病跟这二位神仙没什么关系，主要是太好色，连同姓（即姬姓）的侍妾都要弄四个；只要把这四位侍妾赶出去，就没事了。　　太史是各个国家的国宝级学者，而且专业方向就是宗教学，可堂堂春秋大国的太史，竟然还要向子产求教，我们不能不对后者的渊博刮目相看。　　（二）最早对鬼作出比较精确的定义　　子产在郑国执政的时候，有位被冤杀的贵族，名叫伯有，整天在郑国显灵、闹事，搞得郑国人心惶惶。后来还是子产出马，安抚了伯有。子产还因此对当时的鬼魂观念进行了总结、归纳。他认为，人死了要变成鬼，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只有非正常死亡的鬼才会作祟。子产的论述有不少创见：　　（1） 他最早用精气说来证明人死化为鬼的过程，同时还指出了人成为神的可能。当时人们对于人、鬼、神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是确信的，子产的解释把它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2） 子产通过强调伯有的家世来证明他能够为鬼，标志着将社会属性引入到鬼魂观念之中，即把鬼的技能指数与其生前的社会地位密切地联系起来。这种认识主要以社会地位来判断鬼的能力大小，道德评价的意味并不明显。　　（3） “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意思是说，只要给鬼安排好食宿，吃得好，住得好，它就不会出来骚扰人类。　　后世的鬼神信仰，基本遵循了子产提出的这几条原则。　　（三）对祭祀原则的重大突破　　就在安抚伯有的同一年，呆头呆脑的晋平公又病了，把群山大川都祭遍了也没用，只好再请教子产。子产说：　　“祭祀禹的老爸鲧了吗？”　　大家听命，忙不迭地去办，平公果然日渐好转，于是赐给子产两只饭锅（鼎）。　　《礼记·祭法》说“夏后氏帝黄帝而郊鲧”，可见祭祀鲧是夏朝独资经营的。当时祭祀的原则是“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宗是不能随便祭拜的。按理，除了周天子，只有夏朝的后裔杞国才能祭祀鲧。子产本着祭祀“以人为本”的方针，从实用功利的角度出发，让与鲧毫无血缘关系的晋国也去祭鲧，对前辈的祭祀原则作出大胆的突破，既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和团结，也收到很好的工作效果。　　（四）祭祀活动中的权变精神　　子产对祭祀的实践和原理都很熟悉，但他不是简单地赞同或反对祭祀，而是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合理地运用祭祀活动。　　公元前526年，郑国遭遇旱灾，子产命令屠击、祝款、竖三位大夫到桑山去祭祀求雨。这三位官僚都是废物，把桑山的树木全部砍光来求雨，结果自然是没成功。子产把三位大夫臭骂一顿：“祭祀山神，是要保护树木，尤其是求雨，更要防止水土流失，你们几个混帐，连祭祀的基本原则都不懂，全部撤职查办。”　　两年后的五月，郑国发生火灾。喜欢卖弄巫术的裨灶说：“不听我的话，将来还要发生火灾。”　　原来，在一年前，裨灶就向子产请求配备玉制的祭祀设备，由自己主持祭祀，以避免火灾，结果子产没理会他。现在火灾来了，裨灶觉得自己的预言应验了，骨头顿时轻了几两，又向子产提出要求，这回因为遭过灾，国人对他的支持率暴涨了若干个百分点，但子产还是不理会。有人觉得子产是舍不得那些宝贝。子产说：　　“裨灶这种人，无非是喜欢预言，说得多了，当然偶尔也会准个一两次。他懂什么天道！”　　最终果然没再次发生火灾。过了两个月后，子产根据原则，祭祀社神、四方神，以求消灾。可见，子产并不是反对祭祀，他只是依照一定的原则安排祭祀活动，从不为了收买民心而随便搞一些面子工程。　　（五）团结广大神学工作者，掀起全国“比学赶超”的祭祀热潮　　子产开口闭口骂裨灶，骂归骂，还是拿他当心腹使唤。在火灾发生的九年前，裨灶已经在子产身边出谋划策了，而且其间还有几次说得子产频频点头。如果子产不是如此热衷宗教活动，哪有裨灶的饭吃？在子产的带动下，一大批政府官员对宗教活动非常熟悉。发生大火那年，在子产的周密部署下，各级官员团结一心，努力奋斗，勤勤恳恳，整理祭坛，祭祀水神、火神；迁移大龟、宗庙神主，将损失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左传》的作者曾高度评价子产的这次救灾行动，并且感慨地说：　　“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　　就是说在灾害发生时，政府的行为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好坏。　　由于子产对祭祀原则的灵活使用，国民也深受感召，多次在发生异常情况时向子产请愿，要求举行祭祀活动。有一年，郑国发大水，有龙在城门外的湖里争斗，国人请求子产举行禳灾祈福的祭祀，子产说：　　“有这个必要吗？我们人类打仗的时候，龙也不关心；现在龙自己打架，你们操什么闲心？况且龙本来就居住在水里，你们怎么能赶得走它们呢？我们对龙没什么要求，龙对我们也没什么要求。”　　最终也没什么事儿发生。　　虽然子产没有创立成熟的宗教，也没有留下什么鸿篇巨著，但他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对宗教学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在整个先秦时期是无人可比的。说他是先秦最伟大的宗教学家，一点也不过分。　　比起商朝和西周时期来，春秋社会的宗教观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出现了对天命的怀疑和批判。但是这种进步是渐进的，而不是飞跃的。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思潮的演变，呈现出的应该是绵延的流动性。简单地将思潮的变化依附于政治制度的刚性变化，这是极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如果看不到子产主持的大量宗教活动，就因为他说了句“天道远，人道迩”，于是把他定性为、而且仅仅定性为反迷信的斗士，未免有点草率了吧。 关公争夺战
　　香港电影《古惑仔》中，山鸡和神父有一段关于上帝的对话，很是有趣。　　山鸡准备去砍人，正好和神父同乘一部电梯，神父见他手提大砍刀，自然是劝他弃恶从善，改宗基督教。山鸡眼睛一翻：　　“你老大是谁？”　　神父毫不示弱：　　“我老大是耶稣。”　　山鸡当然没听说过。正在此时，电梯突然坏了，一片漆黑，神父说：　　“只要向耶稣祈祷，就会没事的。”　　果然，很快电梯就恢复正常。山鸡佩服无比，临出电梯前，对神父说：　　“改天请你老大喝茶。”　　这大概就是香港电影的一个特点：一向喜欢消解神圣的东西。　　这一点，倒和中国古代传统中对神圣的消解有几分相似。民间谚语说：　　“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　　庙者，神圣、神秘也；拆者，消解也。面对“婚姻”这种实际利益时，“庙”之类的神圣物是没有价值的。　　在谈论古代中国宗教与王朝的关系时，很多人都喜欢用“政教合一”来形容。这是很成问题的说法，除非这里的“教”指的不是“宗教”而是“教化”。中国古代的宗教，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从来就没有取得与皇权平起平坐的地位。　　对于当时的道教和佛教来说，要想在世俗世界取得一点地位，除了跟皇帝搞好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尽量拉拢一些大家尊敬或喜爱的人物来作“形象代言人”。关羽就是影响最大的的一个。　　三国及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关羽并不像《三国演义》里说的那样风光。在他死后，群众自发地搞了点小规模的纪念活动，但是始终没有形成气候。关羽的家乡解州和遇难的荆州造了几座庙，香火规模并不怎么盛，偶有灵验而已。　　从宋朝开始，关羽逐渐被重视。最早是宋真宗下令装修解州的关圣庙。既然有圣旨，做大臣的又何必给国家省钱，自然是往宽里花。随后，宋哲宗给玉泉祠题了块“显烈王”的匾，这就已经封王了。喜欢画点花花草草的宋徽宗又封他“义勇武安王”。元朝灭宋后，继续给关羽封王，还专门派人去祭拜。到元文宗至顺年间，随着关羽的威望越来越高，简单潦草的祭拜已经不能反映民意了，于是不仅给爵位、封号，还有一系列的职务，合在一起是这样称呼的：齐天护国大将军、检校尚书、守管淮南节度使、兼山东河北四门关招讨史、兼提调诸宫庙神煞天分地处检校官、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开府仪同三司、驾前都统军、无宁侯、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护国崇宁真君（共计九九八十一字）。　　到了明朝，随着畅销小说《三国演义》的出现，关羽已经不再属于人世，简单地说，人间的官已经不够用了，再加封，皇帝就只好让位给关羽了。解决的办法自然是有的，明朝时再封他为“大帝”，全称叫做“协天大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这在神界都属于高层领导了。人间的皇帝可以替玉皇大帝分封神界的职务，也不怕玉皇大帝翻脸，可见世俗的权力有多大。　　皇上这么表姿态，下面还不会揣摩圣意吗？　　道教自不必说，它原本就最擅长扩招神仙，有关羽这样的好素材，当然是充分利用，绝不放过。于是道士们一再上表，要求给关羽加官进爵，然后从出生到死后显灵，对关羽进行全方位的包装，比如说他是雷首山的老龙化身，在北宋时受张天师举荐，把黄帝曾经杀过的蚩尤又杀了一遍（谁让蚩尤死后还要兴风作浪），于是奉他为护法。　　佛教当然也不甘落后，很快就给了个“护法伽蓝”之职。授职的来龙去脉也有个故事，说是唐朝的高僧神秀（就是那位抢袈裟没抢过禅宗六祖惠能的）到荆州玉泉山建寺庙，拆了当地建的关公祠，关公不答应，显了灵，出来交涉，神秀就让他做了佛教的护法伽蓝。这个故事对关公的态度并不怎么恭敬，因为在佛教中，护法的神很多，如四大天王、韦驮等，伽蓝比他们地位还低，只相当于土地爷一级，显然太低了点。因此后来有很多人愤愤不平：　　“关公是何等人物，自孔孟之后，能扶持名教、纲常的，关公排名天下第三。哪朝皇帝不是恭恭敬敬，加封做帝王。你们佛门弟子倒好，让做帝王的到庙里站岗放哨，这还有天理吗？建议以后庙里的规矩都要改：关公的塑像在门口的，移到大殿里；在边上的，移到中间；站着的，全部改坐像。”　　有官府、道教、佛教的大力弘扬，关羽的地位还能低得了？　　民间本来就热衷造庙，搞个人崇拜，有关帝这样吃得开的神仙罩着，那还不快马加鞭，大干快上？所以，整个明清时期，关帝庙铺天盖地，根据一份乾隆时期的地图，单在北京就有116座关帝庙，加上郊区要超过200座，占整个北京寺庙总数的十分之一。全国的数字，可想而知。　　各地大兴土木造关帝庙，而且个个都吹嘘自己造的关帝庙灵验无比。但是问题也出来了，哪有这么多的关羽来管平头百姓的些须小事？　　有一回，一个秀才扶箕请仙，请来了关帝。秀才请教了一段关于《春秋》的问题（《春秋》问题不去孔庙请教孔子，却来问关羽，可见这个秀才的混蛋），关帝很快回答了他。秀才回家越想越觉得不对，关王爷何等尊贵，怎么我一请就到，莫不是有人假冒。不行，我要写状子到天帝那里去告状，好好查查这些假冒伪劣的家伙。正写着呢，有位小鬼现身讨饶：　　“大哥，您先别告，我就是假冒关帝的。因为魂魄流落到关帝庙，每天打扫打扫房间，天帝看我可怜，让我代替关帝，吃点供品什么的。关帝只有一个，各地关帝庙里的神仙，都是就近取材，选些品德好、文理通顺的鬼作替身。普通人是请不到关帝的，只有皇帝亲自祭祀，关帝才会下来寒暄一番。”　　天上的关帝在人间有无数替身，借用佛教哲学的说法，这叫“月映万川”。　　关帝庙有好吃的，有好喝的，又不用担什么大的责任，是个不错的位置。既然是肥差，难免有鬼来抢，就算是天帝也不能保证所有的替身都是德高望重的。所以假冒关帝的鬼，位置有时也不稳。比如在江苏宿迁，有一回某个村子唱戏还关帝愿，一个过路的鬼去看戏，发现该村假冒关帝的鬼比自己还无赖，不由得勃然大怒：“关帝爷何等威武，岂是你这种小马仔假扮得了的。”与他狠斗一场，把他赶走，自己作了“关帝”。　　关羽身后之所以备极荣宠，主要是因为他的身上具有很多可以开发的伦理资源。做皇帝的，希望百姓都做顺民，像关羽一样对自己忠心耿耿；做百姓的，希望朋友之间都要讲义气，像关羽一样忠于兄弟之情。在不断开发的过程中，历史和小说中关羽的骄傲、刚愎自用等缺点被过滤掉，剩下的是一个忠心耿耿、公正无私的单面神。　　作为神仙的关羽，所具备的伦理资源并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在流传过程中由社会各阶层共同努力，一点点添加进去并无限放大的。　　对于造神工作，人们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有条件要造，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造。 民间信仰中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曾经见到一本名为《巫术的兴衰》的书，是介绍英国中世纪的大众宗教信仰的。一读之下，不由得要从鼻子里哼一声：“你们英国佬的巫术，简直是失败，不，是失败中的失败。”　　在基督徒眼里，一切巫术都是向魔鬼的投降，是对主耶稣的大不敬。英国的巫师，不管是施行黑巫术还是白巫术，只要被基督教徒发现，一律要受审定罪，什么刑法都用过。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的统计，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欧洲共进行了11万次驱巫审判，在其中47％的案例中，巫师或巫婆被施以绞刑或火刑，大约有6万人成为驱巫审判的牺牲者。真遭罪啊！哪像中国古代的巫师们，虽然不是那么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但是只要不害人，没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　　巫术为什么能在在古代中国不受迫害并且愉快地生长呢？　　《聊斋志异》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姓吴的县令到浙江去做官，当地最崇拜城隍老爷，每当城隍他老人家生日，民间都要集资搞联欢会，彩旗招展，敲锣打鼓，热闹非凡。虽然花费不少，可为了保一方平安，年年都不敢懈怠。县令是个不大信神的，初到当地，听说此等陋习严重损害当地经济发展，勃然大怒，冲进城隍庙，把城隍大骂一顿，把神像拖下来鞭打二十，下令禁绝祭拜城隍。从此大家也就绝了这个念头。后来县令在任上去世，大家感激县令的恩德，就给他修了座庙，也叫城隍庙，两家城隍庙竞争上岗。老百姓说，还是县令那座庙灵光，香火远超以前的城隍庙。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是个不信鬼神、反对迷信的故事，在史书中也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情节；不过后半段却让人有点尴尬：县令反城隍反到自己也做了城隍。信仰习俗强大到可以吞噬一切异己力量的地步。　　产生这种信仰与经济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吴县令责备城隍搜刮民脂民膏，可基本上是老百姓自己愿意凑份子，就算祭两个城隍他们也不在乎！　　伦理道德也不是原因，人们似乎更尊重传统。吴县令生前之所以能禁止祭祀城隍，主要是他敢把城隍拖下来痛扁，狠狠地打击了城隍的气焰；西门豹也是把巫婆扔到河里才搞掂河神的！老百姓很实在，谁牛就服谁。　　民间信仰有一种奇特的逻辑：假如有人不信神，那你就跟神比试一下，人要是输了，那自然没话说；人要是赢了，那更简单了，你比神仙还牛，更是神仙中的神仙。反正神是信定了。在大家的眼里，神仙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总之，民间信仰就像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只要进了这个套，几乎所有具备或不具备成神条件的，都得成神。这比做圣人容易多了。　　下面可以介绍几个奇特的例子。　　（一）同性恋庙　　雍正年间，桂林有两位唇红齿白的同性恋美少年一同被杀，因为这两人平常在父老乡亲面前彬彬有礼，又是秀才，乡亲们就给这两位立了座庙，每次祭祀的时候都供上杏花，号称“双花庙”，还颇有灵验，香火旺盛。　　后来，当地县令刘大胡子知道了，他非常生气，说：　　“老子做你们的父母官，都没捞着立庙，两个同性恋朋友，竟然也香火旺盛，还有天理吗？”立刻命令拆了庙。　　晚上，两位美少年托梦，把刘大胡子痛骂兼暴扁一顿，说：　　“你又不是我们的奴仆，怎么知道我们是否清白？当年三国的周瑜、孙策也是秀美少年，青春才俊，同起同宿，你敢说他们不是英雄？”　　还举出刘大胡子做过的许多缺德事，说是要编本《绝对隐私》臭臭他。刘大胡子吓得魂飞魄散，第二天一早，就下令重修双花庙。　　（二）无名之庙　　清朝时，赵锡礼到浙江竹山做县令。新官上任照例要到文庙和城隍庙祭祀，手下人说：　　“还有一座庙，您也得去拜拜。”　　赵锡礼去了一看，庙里有三座塑像，个个倒是道貌岸然，穿着王爷服饰，问问老百姓供的是哪路神仙，竟然都说不知道，反正大家都拜，还挺灵的。赵锡礼回家查查神仙在版编目，竟然也没有查到记录。又到天师府查问，才知道原来是元末陈友谅的庙。于是赵锡礼命令手下拆了它，改造关帝庙。一个败军之将，而且没人知道来历，竟然也有庙可立，有香火可享。　　赵锡礼有政权作为依恃，自然比较牛。有时候，在民间信仰的强大势力下，即便是官府，也要低头。从西汉开始，皇帝就下令禁淫祀，也就是禁止民间随意造神，而且历朝历代都有很多反迷信的官，每到一地，都要拆除当地希奇古怪的庙，废掉希奇古怪的神仙。但是造神的力量似乎远远超过毁神的势力，神仙还是越造越多。有时人们甚至为了造神而造神。　　唐宋年间，在温州有两座香火很盛的庙，分别供奉两位神仙：杜十姨和五髭须。村民们说，这两位神仙保佑我们讨媳妇、生儿子，可是自己的终身大事却没解决，正好两位都是单身，咱们就给神仙做个媒吧。于是大家把两位神仙放在一起供奉，两座庙也合二为一，成为夫妻庙。听上去似乎还蛮般配的，但实际上，杜十姨是“杜拾遗”的谐音，也就是咱们的诗圣杜甫；而五髭须呢，就是“伍子胥”。村民们虽然虔诚得很，但是连信什么神都没搞清楚。　　对老百姓来说，造神还需要理由吗？　　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对于破除迷信，科学知识当然很重要，而科学的思维方式也许更重要。
江湖最后一个大佬
　　无论神话还是宗教，一般都有一个最高的领导者，称为至上神。像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北欧神话中的奥定、基督教中的耶和华。　　但在中国，这个至上神却总是比较含糊，好像没谁一直坐得很稳。黄帝也许算一个，但是在战国的时候，大家祭祀的是五帝，黄帝只是其中之一；秦汉以后，更是语焉不详。以至于欧洲的基督徒们刚到中国传教的时候，中国的文人、百姓都异口同声地说：你们说的天主不就是我们的“天”、“帝”吗？我们早就有了。　　在中国人眼里，至上神就是“百搭”。　　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们对皇帝的名分却从不含糊。尤其是乱世，一拿下块小地盘，马上就要做皇帝，而且年号、诏书、祥瑞之类的证明文件很快就准备好，手续总是特别齐全。　　如果不那么严格地说，根据古代中国的共识，神界的最高统治者应该是“天”或者“帝”。但是这二位的人格化程度非常低，而且他们的来历、模样、神性都很暧昧、含混，甚至可以这样说，即便把“天”和“帝”作为神，我们还是不太清楚“天”和“帝”究竟是一个神的两个名字，还是根本就是两个神。　　做江湖大佬，就得做出点让手下马仔服气的事情；做至上神，也一定要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因此，为了搞清本土至上神的身分、地位，我们从外面舶来一位神比较比较，也许会有点眉目。　　基督教里的上帝耶和华可以毫无疑问地称为至上神，他老人家做了六天活，把世界给拾掇出来了。把他的这些工作对应到中国来，看看这些活都是谁做的，相信会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老大。　　第一天，耶和华创造天地和光明。　　中国最早的明确的创世神话是盘古开天辟地，可它在三国时才出现，晚了点。早一些的是《庄子》里说的“倏”和“忽”把天帝混沌凿了七窍的故事，而这位混沌也太差劲，竟然被凿死了。更要命的是，混沌长得实在是难看，《山海经》上说他像一个红色布口袋，六只脚，四只翅膀，还没长脸。这种货色会是天帝？　　更让人丧气的是，根据文献资料，这位混沌竟然隐隐地指向后来赫赫有名的黄帝。　　第二天，耶和华造了空气和水。　　在中国古人眼里，空气和水根本不是什么神仙造出来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二”就是阴、阳二气，“三”是“三才”（天、地、人），根本没有神仙什么事儿。中国人对世界起源的理解更倾向于自然自身的力量。　　第三、四、五天，耶和华创造了各种动植物和日月星辰。　　在中国，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倒是把这些开创之功都收归账下，但这是以死亡为代价的。耶和华创造好世界就休息去了，而盘古造世界却搭上了自己的老命。悲壮是有点悲壮的意味，可是人都死了，还怎么做老大呢？　　比较的结果也许让人有点失望，因为我们在中国的确找不出耶和华这种地位的神。或者应该这么说，古人津津乐道的“天”、“帝”，虽然表面上威名赫赫，但是对世界的形成根本没什么贡献。在这个意义上，“天”、“帝”被推到至上神的位置，完全是捡了个现成的皮夹子。理由详下。　　首先，世界以及世界的基本构成都和“天”、“帝”没什么关系。屈原在《天问》中，还尽问些 “谁传道之”、“何由考之”、“孰营度之”、“孰初作之”这样的问题，可见到战国中后期，人们对于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现成的答案。如果有的话，像屈原这样精通神话、巫术的高级知识分子怎么会不知道呢？　　其次，“天”、“帝”也不是什么始祖神。《诗经》里有感生的神话，说是周朝的始祖后稷，就是他老妈踩到上帝的脚印后生下的。其实这不过是周朝人自己夸耀自己的祖宗，什么上帝的脚印，到司马迁的《史记》里就写得很清楚了，不过是踩着了野人的脚印。到如今21世纪，要想踩到这种脚印我们得上神农架，可是在几千年前，出门100米随便你踩，有什么稀奇。　　可见，中国古人认为，是自然的、人类的秩序创造了“天”、“帝”，而不是“天”、“帝”创造了自然、社会的秩序。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所谓的天帝说：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早在商代，商王对“天”、“帝”就已经不怎么恭敬了。《史记·殷本纪》上说，商王帝乙做了个木偶，叫做天神，让人跟他比试，天输了，他就骂天神无脑；然后做个皮袋子，挂在树上，用箭射它，称之为“射天”。帝乙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幼稚，而是他要表明自己对天神不屑的态度。这种大不敬的事人都敢做，我们很难想象那时的“天”有多么重要。　　到了周代，情况同样如此，在《诗经》里，人们谈到天的时候，有时非常恭敬，如“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意思是老天爷最光明、伟大了，对咱老百姓的恩情真是没说的——客气得不得了；但有时又很不礼貌，就在同一首诗里，又说“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就是劝大家小心点，老天爷正没来由地给大伙降灾呢！最严厉的要算是“上帝板板”这句，简直就是说上帝（不是指基督教的上帝耶和华）是个疯子，变态，害得老百姓都遭殃。　　如果单是骂还算好的，它至少说明天、帝在人们心目中还有点分量；有时候，上帝在人们眼里根本就不存在。　　《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了一次诸侯会盟，各诸侯国成立了一个国家间的经济合作组织，在会后发表的合作宣言中说道：在世界政治、经济持续低迷的时刻，我们几个诸侯国要精诚合作，开展自救互救运动，如果有谁背信弃义，就要被几百位祖先、神仙们痛殴至死，还要断子绝孙。这段宣言发的誓言够恶毒吧，可在几百位神仙中，根本就没有提到“天”、“帝”。在这些诸侯的眼里，“天”、“帝”就是个摆设，真要发誓，还是祖宗更信得过。　　如果说古人从来不在乎“天”、“帝”，那也过分武断；只不过古人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实际，“天”、“帝”虽然是一直供养着，但主要是做个样子，他们真正相信的还是自己的祖宗。《诗经》里有很多祭祀祖先的诗，场面盛大，参加的人很多，而且祭祀仪式欢快、祥和，有一种跟祖宗唠家常的意思，从骨子里透着股亲热劲，这才真正是与自己一起吃喝玩乐的大佬。而一到祭天仪式，周王亲自出场，各级尸（周王的替身演员）、祝（负责宣读祭祀辞）参与，整个祭祀场面庄严、肃穆，大家连大气也不敢喘。态度虽然恭敬，但形式主义的意思是很明显的。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在祭祖活动中，主持仪式的是祝和尸，周王并没有出场，只是在祭祀结束后设筵款待代替祖先享受祭祀的尸。但在祭天活动中，周王是亲自主持的，其他人只是跟在左右“奉璋”而已。这说明，祭天仪式的政治意味要浓厚得多，只有天子才能祭天，也就表明只有天子才能与天交通，其他人是没有资格的。仪式的庄重有时只能说明他们别有深意：“天”、“帝”不过是皇帝们用来吓唬人的大棒。　　当然，古籍里还是有不少把“天”、“帝”捧得灵验无比的话，《尚书》、《诗经》里说起“天”、“帝”之“德”来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横飞，什么“天命靡常”、“敬德保民”。严格地说，这些话其实只是后来人给自己祖宗脸上贴金，性质和修祖坟差不多。大家把这些话都算在“治礼作乐”的周公头上，无非是要显得有“来头”。　　先秦时，大家对“天”、“帝”的认识还有几分理性，到秦汉以后，说起上天来更是口无遮拦，五帝之又抬出三皇，老实点的说三皇是伏羲、神农、燧人，多少还有点因头；好吹牛的为了凑齐天、地、人三才，索性说三皇是天皇、地皇、人皇，每个都长着九个以上的脑袋，分别统治中国几十万年，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把“天”、“帝”当作孩子的玩具。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许说明中国人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神。在专制社会，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这种虚无飘渺的大佬实在是帮不上自己的大忙，真正办事的都是管点实事的神仙，虽然嘴上说自己受天命做皇帝，但是后来的玉皇大帝什么的反倒都是人间皇帝封的。　　韩少功的小说《马桥词典》里记录了村长本义在老村长罗伯追悼会上的一段悼词：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全国革命生产一片大好形势下，在上级党组织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我们大队全面落实公社党代会一系列战略部署的热潮中，我们的罗玉兴同志被疯狗咬了……　　在本义看来，“疯狗”前面的那些话，可以套用在任何一类事情上。同样的，“天命靡常”之类证明天意的话，也可以套在任何先秦的古籍中一样。　　有一则口香糖的广告是这样说的：“当你需要口气清新的时候，你可以来一块口香糖。”　　以小人之心猜测，这个广告的潜台词大概是：平常时候，大可马马虎虎地不必注意口腔卫生。同样的道理，当国家需要一个全能的大佬的时候，就会搬出“天”、“帝”什么的，其他时候嘛，还是祖宗和传统更可靠。　　对于中国宗教神话中至上神形象的不确定性，也许可以用中国文化的弥散性来解释，不过，从专制体制的角度出发，皇帝的世俗权力总是想通吃一切的；如果一定要制造一个与自己对抗的神权，那不是自找苦吃吗？
　　神话虽然充满了想象力，但总是比较朴素的。天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最初，天地在人们头脑中是比较接近的，神仙既然可能随时从天上下来，从理论上说，凡人也可以随意上天。古人的想法比较实惠，上天嘛，有个梯子就马马虎虎了。　　神仙自己会飞，会飘，梯子对他们是没什么用的。而对凡人来说，天梯岂是想造就造得了的。《旧约·创世记》上说过一个故事：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上帝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耶和华使了个小手段，就让人类的努力前功尽弃。　　比较而言，中国人更喜欢利用自然，不做非分之想。所以中国神话中的天梯基本是自然生成物，一种是山，一种是树。　　最著名的天梯，当然就是昆仑山。在凡人眼中，昆仑山离天最近了。其实，这儿离天还远着呢！在昆仑山之上还有凉风山，上了凉风山就能不死；凉风山之上是个植物园，叫做悬圃，能到达悬圃，就具备基本的神通了，可以呼风唤雨；再上去到了上帝住的地方，这才能成为神。登天的过程其实就是成神的过程，普通人很难成功登顶，只有从事上传下达工作的巫师才能出入。成神太简单了没有神圣感，要是太难了又让人断了想头。　　还有一座天梯叫肇山，据说仙人柏高曾经从肇山到过天上。　　还有一座登葆山，据说是大小巫师们登天用的，其中就有商朝第一巫师巫咸。后来有人遮遮掩掩，说巫师们到登葆山是为了采草药。——唬谁呀？　　真正有点人造意味的天梯是建木，据说是黄帝亲手种的。神仙栽的树当然与众不同，它正当天地的中心，高耸入云。到了中午，太阳照在树上，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站在树下大喊一声，也没有回音。据说伏羲就是从这里登天的。　　但即便有天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去。要是人人都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