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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官方何时改用公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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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孙中山通令全国改用公历。我国政府采用公历，始于中华民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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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历1月1日为新年，称元旦。在整个民国时期，实际上在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一般称为春节了，仍多使用传统的农历，但元旦仍常用作春节的代名词，始于中华民国建立。所以。自此，元旦与春节分成为两个节日、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如1930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指挥红军作战时，曾填《如梦令·元旦》小令一首，改用阳历。 1月2日，孙中山通电各省改历，并以日作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直指武夷山下。山上山下日，孙中山通令全国改用公历。我国政府采用公历。从此，我国开始采用西历，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有元旦节的历史尚不足百年。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只是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同时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宣言书末尾所署时间为“大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这是正式文告中首次使用公历，也是首次使用具有现代意义的“元旦”一词。随之，孙中山下令，词曰：“宁化、清流，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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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哲学)
&&&&&& 第一章&& 智慧与信仰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天人关系就是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孔子是天人之学的开创者之一。《老子》、《周易》等经典的种种讨论也都是围绕天人问题展开的。
孔子把天看成是不断创造生命的自然界，天带有某种神圣性，人对于天应该敬畏和感恩。在中国文化中，对天的敬畏和感恩一直延续下来，天坛的建筑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实质是爱，是对生命的尊重。在孔子的影响下，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生态意识，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因而人应该从亲亲、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
孔子强调一个受教育者应该注重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追求一种更有意义和更有价值的人生，从而开创了中国传统哲学独有的人生境界的学说。
孔子、老子、《周易》等开创的天人之学，是中国古代哲人最高智慧的结晶。
一、孔子的天人之学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他的言论和生平活动记录在由他弟子或再传弟子编成的《论语》一书中。
孔子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人。
《论语》一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著作。在孔子以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不受《论语》这本书的影响。不研究《论语》，就不能真正把握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不能深刻理解古代中国人的内在的心境。
在孔子关于“天”、“人”的学说中，有很多思想体现了人类的普遍价值。诚如美国当代学者赫伯特·芬格莱特所说，他在孔子《论语》中发现的是“人类兄弟之情以及公共之美”。这就是在2 1世纪的今天，孔子的学说不仅受到中国人的重视，而且受到整个国际社会重视的原因。
天：生命创造之源
在孔子之前，商代和周代，天命论是流行的观念，也就是把“天”看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孔子也受到这种天命论的影响。但孔子在多数时候是将天看作是自然界。孔子有一句有名的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意思是说，天是不会说话的，天以四时运行和万物生长作为它的言说。这里的“天”就是自然界。这个自然界不是机械的、没有生命的、与人分离的，而是一个大生命世界，是一个生命创造的自然过程。人的生命是这个大生命世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
孔子以生命创造来解释天，这在他那个时代是一种新的思想。孔子认为，天的言说就是生命创造的自然过程。天的根本意义是“生”。这就是“天道”。所以后来的《易传》说：“生生之谓易。”《易传》是发挥孔子的思想。
天，作为生命创造的自然过程，它是一切生命之源，因而也是一切价值之源。这就是“天德”。所以《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日生。”这也是发挥孔子的思想。
天，作为生命创造的自然过程，它包含有一种内在的目的，就是生长万物，养育万物，保护生命，完善生命。天降生了人，人有责任来实现这个目的，这是人的神圣使命，也就是“天命”。从这里就产生了人生的意义，使人生具有一种使命感。
孔子说的“天”保存有某种神圣性，但是这种神圣性是与天作为生命创造之源联系在一起的。孔子要求人们对天保持一种敬畏的心理。他说君子应该“畏天命”，这种敬畏也是与天作为生命创造之源联系在一起的。君子应该倾听天的言说，实践天的言说。所以要珍惜生命，爱护生命，完善生命。
在孔子的影响下，古代中国人形成了对天的敬畏和信仰。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天是最高的存在，天具有神圣性。人不能穷尽天的奥秘。但是这个天并不像基督教的上帝那样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而是生生不息的自然界，也就是一个大生命世界。天以生为“道”，生而又生，创造又创造，生生不息；天以生为“德”，以生命创造作为一切价值的源泉；天又以生为“命”，或者说以生为“心”，也就是把生长万物、养育万物作为神圣的目的。人是万物之中最有灵性的，应该体天之心以为心，珍惜生命，爱护生命。如果相反，“不知天命而不畏”，虐杀生命，残害生命，那就会受到天的惩罚。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就是说，得罪了天，祷告是没有用的。这就是古代中国人对天的敬畏和信仰。这种对天的敬畏和信仰，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宗教精神。
在21世纪，在整个人类社会越来越重视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孔子“畏天命”的警告显示出新鲜的价值。人类应该倾听自然界的声音，人类应该以敬畏之心万分珍惜和爱护自然界这个大生命世界。这是人的神圣使命，也是人的生命价值之所在。
仁：从爱父母到爱天地万物
孔子关于人的学说有两个核心的概念，一个是“仁”，一个是“礼”。
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是孔子对“仁”的最重要的解释。“爱人”，是一种普遍的爱。孔子又强调爱人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必须由爱自己的父母开始。孔子不相信一个不爱自己父母的人能去爱普天下的人。所以孔子说“孝悌”是“仁之本”。《中庸》引孔子的话：“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里的“亲亲”，也就是指爱父母。孔子多次提到子女对父母应该有爱心。例如他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就是说，父母活着的时候，子女不能远走高飞，即使要跑出去，也要有限度。这句话的实质，并不是限制子女的活动，而是希望子女要懂得父母的心，不要使父母对自己过分思念和牵挂。因为子女如果远走高飞、没有音讯，父母就会思念和牵挂。子女应该以父母之心为心，这就是孝。孔子又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就是说，父母的年龄，做子女的不能不常常想到，一方面为父母健康长寿而庆幸，另一方面又为父母逐渐年老体衰而忧虑。
孔子这些话，在今天并没有丧失它的价值。在今天，父母对子女的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依然如故，但是那些远走高飞的子女，又有几个会想到父母对自己的思念和牵挂？在今天，父母总是念念不忘子女的年龄，但是又有几个子女常常想到“父母之年”，为父母的日渐年高又喜又惧？
孔子的“仁”，就是由“亲亲”出发，推广为普遍的爱。实现的方法就是“忠恕之道”。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我自己有什么欲求，要想着别人也有这样的欲求，在满足自己的欲求的时候，要想着使别人这样的欲求也能被满足。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我自己不愿意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也不要这样对待别人。这就是推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家庭到社会，从而达到“泛爱众而亲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普遍的爱。后来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是对孔子思想的一个很好的概括，就是从爱父母开始，一直推广到爱天地万物。这就是“仁”。
今天，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认为是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黄金规则”。
礼：维护社会安定与和谐
“礼”是社会生活中的礼仪、制度、规范。其中孔子最重视的是丧礼和祭礼。丧礼、祭礼的精神就是孔子一位学生说的“慎终”(慎重送别死去的父母)、“追远”(追怀自己的祖先)。孔子认为这是从人的情感产生的。他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子女生下来，要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因此子女对父母自然有一种爱慕之情，父母死了，这种爱慕之情和思念之情就表现为子女为父母服丧三年的礼。所以“礼”是出于人“亲亲”的真实情感。
孔子重视“礼”，首先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保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这是孔子一位学生说的话，但它是孔子的思想。礼的作用就是为了在社会生活中，保持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
孔子重视“礼”，还有一种哲学的味道，那就是要使人的人生体现一种对生命的无限和永恒的追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大生命世界是无限的、永恒的。人通过父母与子女世代相续，生命得到绵延，个人有限的生命就和自然界无限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个体的人对于生命永恒的追求。丧礼、祭礼可以使人真切地体验到人的生命的这种永恒延续的过程，使人在有限的人生中感受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得到一种形而上的慰藉。
追求更有意义和更有价值的人生
在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受教育的权利为贵族阶层所垄断。孔子在中国历史上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气。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据史书记载，他有弟子三千，其中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被后人尊称为“至圣先师”。
在孔子看来，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有完美人格、有高尚精神境界的“君子”，从而能够承担重大社会责任，能够对社会作出贡献。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总纲。教育的目标是使受教育者以行“道”作为自己的理想，提升精神境界。这个精神境界的实质就是“仁”。这里说的“艺”是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当时学习的具体科目，其中包括智育、体育、美育，但最重要的是德育。孔子的学生很多，他们从事多种多样的职业，有的从政，有的从商，有的从教，有的从事外交，有的从事宗庙祭祀，有的从事文献整理，但是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孔子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提高人文修养，培养高尚的品德。
孔子很重视美育。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意思是说，学习《诗》(《诗经》)，可以感发人的精神，使人产生美感；学习《礼》(《周礼》)，可以使人的行为得到规范，成为一个文明的人；学习乐(音乐)，可以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感受人生的乐趣，达到一种悦乐的境界。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对于崇高的道德目标(“仁”)，仅仅有理论上的认识是不够的，仅仅有追求的愿望也是不够的，必须达到一种悦乐的状态，那才是一种最高的境界。
孔子有一次和几位学生在一起，他要学生们谈谈各自的志向。子路、冉有希望有机会治理一个国家，公孙赤希望做一名礼仪官。曾点说：我的追求和他们三位讲的不一样。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不过各人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于是曾点就说出了自己的志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意思是说，在暮春时节，穿着春天的服装，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位少年，在沂水边游泳，在舞雩台(古代祭天祈雨的地方)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孔子听了，“喟然叹日：‘吾与点也’”就是说，我还是比较赞同曾点的追求啊！这是很有名的一场对话。孔子这四位学生所谈的不同的志向，反映出他们不同的人生境界。孔子的话表明，尽管他十分重视一个人要为社会作贡献，但是在他心目中，一个人应该追求的最高的精神境界，应该是一种人与人和谐、人与天(自然)和谐的境界，是一种审美的境界。
受孔子的影响，中国历代思想家都强调，一个受教育者，一个学者，不仅要重视增加自己的知识和学问，更重要的是要拓宽自己的胸襟，涵养自己的气象，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也就是要不断追求一种更有意义和更有价值的人生。很多现代学者认为，人生境界的学说，乃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这种人生境界的学说，就发端于孔子。
二、自然无为的老子哲学
《老子》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一般认为，它是春秋时期一位叫老聃的隐者所作。关于老聃的资料很少，据说他曾做过朝廷中很小的文官(管理周王朝的图书)，但学问很大，孔子曾经千里迢迢赶去向他问学。如果这记载属实的话，这当是中国有记载以来两位最伟大的哲学家的相会。
《老子》又称《道德经》，只有五千多个汉字，共81章，分为道篇和德篇两部分。虽然简短，但它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却很大：以它为基础，中国古代产生了与儒家并列的哲学派别道家；根据它的思想，中国古代产生了以老子为始祖的宗教派别道教，这是华夏民族本土产生的最具影响的宗教。《老子》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思维倾向和审美趣味。直到今天，《老子》还在参与塑造这个民族的思想。
《老子》在15世纪左右就开始被介绍到欧洲，它是译本最多的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之一。
老子哲学的核心是自然无为，围绕这一核心，老子提出了许多极富启发意义的观点。
反者道之动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这里所说的“反”，有两层含义，一是“相反”的“反”，二是“复返”的“返”。两层意思又互相关联，反映出老子哲学的独特智慧。
在阐述相反相成的思想时，老子习惯采用“正言若反”的思路。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
美和丑、善和恶都是相对而言的，人们说这个东西是美的，就有个丑的概念相比衬。有和无、难和易、长和短、高和低、前和后等都是如此。但老子认为，我们对事物相反相成的看法，并不是世界本身所具有的，而是人所赋予的。“万物作焉而不辞’’——万物自在生长，并没有评说(“不辞”)，万物生长只是自然而然，本身并没有大和小、尊和卑的区别。
在老子看来，世界的高下美丑，是人的判断。人给世界作判断、分高下，乃至确定世界的意义，其实是对真实世界的误解。即如美丑而言，当天下人知道追求美的时候，就有了美丑的区分，就有了分别的见解。老子并不反对人们追求美，但他认为这种追求美的方式，并不能得到真正的美。真正的对美的欣赏，是对美和丑的超越。
由此可见，老子的意思并不是强调事物相反相成、互相转化，那种将老子哲学等同于黑格尔辩证哲学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老子是通过对人的认识活动的分析，来否定知识判断的意义，从而宣扬他的所谓“反”的第二层意思：往复回环的生命之道。
老子说：“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这里的“反”，不是相反，而是“返”，是往复回环、流动不已的生命。老子哲学的最高概念“道”的根本特性就是“反”，就是归复于自然而然、无往不复的生命流动世界。他形容“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正是这个意思。
老子的“道”是不加分别的，是一种“大制”，不同于一般知识的分辨。这个“大制”是不能分割的，所以说是“混成”，老子将这称为“大制不割”。老子说：“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道”是“朴”——就是没被打破的圆融世界，在这里没有知识，没有分别，没有争斗，就像清澈的溪涧和流动的山气，空灵而涵有一切。这就是他所说的“不割”的“大制”——他所谓世界的最高存在形式。
老子在“反者道之动”的哲学中，通过“反”的两层意思强调，人们不能为相反而成的事物表象所遮蔽，而要破除知识的妄见，契入往复回环的生命之道中，这才是发现世界意义的根本途径。
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说：“道法自然。”“自然”是老子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并非指外在的自然物，而指一种自然而然、顺应世界的态度。
老子强调，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它的“性”，有其自身运行的规律，鸟儿在天上飞，鱼儿在水中游，白云飘荡，花开花落，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并不依人的意志而运作，所谓“独立而不改”，人不要强行改变它。老子将“自然”和“人为”对立起来。“人为”是对“自然”的破坏，“人为”即“伪”，是不真实的。老子告诫人们，放下左右世界的欲望，顺应自然，这样才是解决人与世界冲突的根本途径。
“无为”作为老子哲学的重要概念，是对“自然”的保护。没有“无为”，也就没有“自然”。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意思不是说什么都不做，消极等待事情的成功。而是说，人的一切事业应该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去做，不能强行改变自然的节奏。老子反对“人为”，并不是否定人的积极创造，而是反对破坏自然节奏的盲目的乱为。老子所提倡的创造，是契合自然精神的创造。
我们从老子的“大巧若拙”的说法中，即可看出他的自然无为思想的精髓。 “大巧”，就是最高的巧。“大巧若拙”的意思是，最高的巧看起来像是不巧，最高的巧其实就是拙。“大巧若拙”(“拙”)，不是一般的技巧，一般的技巧是凭借人工可以达到的，而“大巧”是对一般技巧的超越。
老子以这最高的巧为“天巧”，它自然而然，不劳人为。从技术的角度看，它是笨拙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从天然的角度看，它是最大的巧。在老子看来，技术之巧，才是真正的笨拙，耍弄小巧，最终适得其反。因为人有了弄巧的心，就会不真实，心灵不真实就不能自然而然。这样的巧是对自然状态的破坏，也是对人的和谐生命的破坏。
老子哲学的继承者庄子讲了一个“散木”的故事：有个木匠到齐国去，看见一棵栎树生长在社庙旁边，被奉为社神。这棵树大得难以形容，围观的人多极了，木匠连看都不看一眼，径直向前走。他的徒弟却为它神迷，看后跑着追上师傅，问道：“自跟随师傅以来，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大树，而您却看都不看，这是为什么？”木匠说：“这是没用的散木，因为无用，所以它才能有这么长的寿命。”这种“散木”的智慧，就是“拙”，就是无为。它是自然的，所以能保全生命。
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如何用更宽阔的眼光看待技术，不陷入技术至上的泥沼，道家的思想显然对我们有启发意义。
不争的哲学
老子从他的自然无为哲学出发，对于人的行为方式，提出了“以柔弱胜刚强”的观点。老子的时代充满了连绵不绝的战争，思考战争，成为当时思想界的重要课题。、反对战争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如提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孙子思想，提倡“兼爱”而抨击攻伐的墨子思想，提倡仁政、反对征战的孟子思想。老子“以柔弱胜刚强”的哲学，则从一个新的角度思考战争形成的根由。
老子认为，战争是由人的欲望膨胀所引起的，为了满足欲望而产生争斗，争斗的升级，便酿成了战争。正因此，老子哲学的立足点在“不争”。老子认为，争强好胜，是衰落的根源；而清净无为，则可以合于自然无为的生命之道。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具有最高的善。老子以水来作比喻，突出他的“不争”哲学思想，与恶意争斗的丛林法则相区别。老子说：“水善万物而不争。”水的最高的德行就是“不争”。在老子看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情受欲望驱动，好高而恶下，而水却永远地往下流淌。水是生命之源，可以滋润万物，给大地带来生命，没有水也就没有生命。水作出巨大的贡献，又不计较自己的得失。水在最低、最平、最静之处，包容天下一切，映照万物。水选择了一条和利欲熏心的人完全不同的道路。
老子哲学并不是弱者的哲学，他的哲学充满了力量感。老子认为，水在柔弱宁静中，积聚了强大的力量，可以冲破世界上的一切障碍。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是柔弱胜刚强的典型。水因为不争，不为利欲所驱动，所以能无往而不胜。
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意思是说，知道了刚强，却要立足于柔顺。老子并不是一个喜欢失败的人。但他认为，要使自己变得强盛，不是靠恃强凌弱，而是要从弱处做起，像水那样，在低处凝聚力量。放弃逞强的欲望，是获得强盛的根本途径。
在老子看来，柔弱不仅是获得强盛之道，也是保全生命之道，柔弱是生命的象征。他打了一个比方：人活着的时候，他的肌体是柔弱的，到了死的时候，肌体就变僵硬了；植物也是这样，有生命的植物，绿叶摇曳，花儿绰约，等到它枯萎，就显得枯硬。老子用这样的比喻说明，坚守柔弱之道，其实就是保全生命。人类能够奉行“柔弱”之道，正是避免争斗的最好方式。
回到“婴儿"状态
在老子看来，这世界熙熙攘攘，为名为利，吵闹不休，而他却走着另外一条路，追求淡泊、宁静，面对各种诱惑，心里不起一点波澜。他说，他宁愿做刚刚出生的婴儿。
老子说自己愿做一个婴儿，并不是说他愿意年幼无知。他说“圣人”——具有最高德行的人，个个都是婴儿，人的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回到婴儿的状态，“复归于婴儿”。
婴儿的状态，无知，无欲，纯静，真实。老子的婴儿状态就是拥有“童心”、“赤子之心”。婴儿脱离母亲子宫的第一声啼哭，是那样的清脆响亮，老子认为，这才是真实生命的呼唤。
人来到世界上；随着身体渐渐长大，接受社会的习惯，获得外在的知识，原来洁净的心灵，渐渐涂上混乱的颜色，人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虚假。人被文化所熏陶的过程，其实就是渐渐失落真性的过程。
在老子看来，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本色”的背离。人类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装饰”的过程：语言是对交流的“装饰”，衣服是对身体的“装饰”，房屋是对居住方式的“装饰”，国家政治是对人类组织方式的“装饰”，等等。
这种“装饰”，常常引起欲望的膨胀。在欲望的驱使下，人们互相倾轧，争夺不休，战争也骤然而起。老子打了一个比方说，自然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人世正好相反，是损不足而补有余，越是贫穷的人群，越是去掠夺他。
这种欲望的膨胀，不但破坏了外在的世界，也毒害了人的心灵。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漂亮的颜色迷乱了人的眼睛，繁复的音乐损伤了人的耳朵，贪恋于世上的美味，最终破坏了口味，整天纵马打猎，使人心发狂。欲望扰乱人宁静的心灵，人们在欲望的大海中泅渡，最终会被淹没。
三、强调变易的周易思想
《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
“周易”这个名称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狭义的《周易》只指《易经》，而广义的《周易》除了《易经》之外，还包括解释它的《易传》。
《周易》的基本内容在三干多年前就已经形成。据传先后有三位“圣人”参与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伏羲是这部著作的奠基人。伏羲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文化之神。一天，他在黄河边散步，看到河里有一只硕大的乌龟浮到水面，乌龟的背上有一些奇的纹理。他受到启发，于是就创造了《周易》中最核心的内容——八卦。后来周代的开国君主周文王对《周易》加以丰富。到了春秋时思想家孔子手中，《周易》又有了新的发展。一般认为，《易传》虽然是从战国中期到汉初最后形成的，但它的主要思想是传自孔子。也就是说，是孔子将《周易》真正理论化的。史书记载，孔子对这部作品非常着迷，反复阅读，竟然将穿竹简的绳子一次次弄断了——当时《周易》的文字是刻在竹简上的，一片片竹简用绳子穿在一起。
《周易》成书以后，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早期儒家选了五部书作为最高的经典，《周易》被放在第一位。历代思想家从各个角度去阐发它的内容，不同领域的爱好者从它那里寻找人生智慧。于是，《易经》便与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有人说，你要了解中国人，不读《周易》是不行的。
《周易》是奠定在占卜的基础上的。它的最原始的部分就是占卜的记录。商周时中国人的占卜方式有很多种。一种是龟占，就是拿着一根烧红的烙铁，烙在乌龟壳上，龟壳被高温灼烧之后，就会显现出纹理，人们根据纹理的走向，来判断吉凶。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那些刻在龟甲上的文献，主要就是这种占卜的记录。《周易》的占卜却不用龟占，而是用筮卜，就是用蓍草——一种常见的杂草来占卜。蓍草占卜的方式很繁琐，它与龟占不同的是，龟占主要是看纹理的走向，草占主要是数数字，所以《周易》和中国早期的数学有关。比方说，有人想要占卜命运，他拿着50根草，两手随便一分(这随意的一分，偶然中就包含着命运的选择)，通过复杂的过程，最后可能得到的数字有四个：9、8、7、6，从这些数字中，就可以指向一卦，由一卦中的某些内容，就得出了这个人这次占卜的最后记录。
比如你占卜到“利涉大川”，这是一个吉利的征兆，就像顺利地渡过河一样，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如果你占到“不利有攸往”，那就是提醒你，你要做的事情可能不顺利，最好小心谨慎，不能莽撞行事，否则就会有灾祸。
如果《周易》仅仅是占卜的书，它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占卜只是《周易》的基础，说明这部书的来源，后来这部书被孔子等人充分地理论化，占卜命运的意味就渐渐淡化，《周易》的思想史意义则越来越突出。
全面了解《周易》要费很大的力气，这里谈谈其中的一些关键原理。
阴阳是《周易》的基础
《周易》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哲学家自不必说，《周易》发展成一套系统的中国哲学思想；科学家根据它观察天文地理；医生根据它决定治病的方式；艺术家相信，艺术创造的原理都囊括在《周易》中；军事家说，用兵之道，关键是要精通《周易》的道理，等等。《易传》上说，易道“广大悉备”。意思是说，天底下一切事情都可以包括在“易”的道理中。
它根据什么如此夸口?如果用简洁的语言说，《周易》的秘密就在两个字：阴、阳。《周易》用符号表现它们，阳写作－，阴写作――。
中国最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第三十回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有一天，贵族小姐史湘云和她的丫环翠缕一道出去散步。史湘云性格豪放开朗，同时也学识丰富；翠缕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那是一个夏天，她们走到水池边，看见荷叶随清风荡漾，闻到阵阵清香，忍不住就在那儿停了下来。翠缕说：怎么荷花还没有开?湘云说：时候还没有到呢，天地间万物都由阴阳二气化生，气到了，花就开了。翠缕不解地问：什么阴啊阳啊，没影没形的，我怎么一点也不懂？湘云对她说：阴阳哪里有什么影啊？形啊，它不过是气，天地中的一切都是阴阳二气产生的，比如天是阳，地是阴；日是阳，月是阴。翠缕好奇起来，问道：难道花啊，草啊，虫子啊什么的，也有阴阳吗?湘云接着说：当然有了，什么都有阴阳，比如那树叶的正面叫阳，背面就叫阴。翠缕越发有兴趣，说道：这下我懂了，男的就是阳，女的就是阴；动物也是一样，公的就是阳，母的就是阴……
中国人认为，宇宙间有两大势力，一为阳，一为阴。这样的思想，明显是从感性直观中抽象而来的。就人生活的空间而言，有天，有地；就一整天来说，有白天，有黑夜；就一个白天来说，有中午阳光四射的时候，又有晨曦微露和黄昏日落的时分；就人的生命来说，有朝气十足的青年，又有迟钝的暮年；就人的事业而言，有顺利的时候，又有处于逆境的时候，等等。中国人将诸如光明的、正面的、处于控制地位的力量，概括为阳，将阴暗的、负面的、处于从属地位的力量概括为阴。
阴阳这两大势力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没有阴，就没有阳，没有阴气的作用，光凭阳气是无法化生万物的。反过来也一样。二者之间相互影响，阳对于阴有吸引力，又有排斥力，阴对于阳也是如此。二者相互作用，宇宙间因此有了活力。阳气上升，阴气下降；阳气是开，阴气是合。一升一降，一开一合，构成了宇宙的动势。一切变化的根源就来源于这二气的作用。
复杂艰深的《周易》思想，其实就奠定在阴阳这两个小小的符号的基础之上。《周易》反映了中国人对宇宙生命的看法。如《周易》有六十四卦，开始两卦是关键，一卦为乾，一卦为坤。乾卦由六个表示阳的符号所组成，坤卦由六个表示阴的符号组成。乾卦象征天，坤卦象征地。二者各有特点：乾卦说的是健，是阳刚之道，坤卦说的是顺，是阴柔之道。二者构成了一刚一柔、一动一静、一开一合的关系。
《周易》从乾卦中，提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从坤卦中，提升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中国人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世世代代谨守的两句格言，一方面强调要有刚健进取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宽厚包容，像天地那样，勇于承担。这也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
如中国兵法，其实就奠定在阴阳之法的基础之上，如静如处女、动如脱兔，讲的是一动一静、一张一弛的道理。再如中国书法有很多法则，归根到底只有一条，就是阴阳一法，阳就是快捷，阴就是迟滞，一疾一涩构成了中国书法的核心思想。
《周易》讲变的道理
《周易》的“易”，是变化的意思。中国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有阴阳两面，阴阳的相互作用，形成无所不在的运动态势。宇宙中的一切都处在永恒的变易之中，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中国人用流动的眼光看世界，认为生命是一种流动不居的过程，有人将此形容为“水的智慧”，世界如水一样流动。
《周易》的符号系统以阴阳为基础，由阴阳组合成八卦，由八卦叠合成六十四卦，无非就是为了表现生命永远在运动的道理。符号本身是次要的，所表现的道理才是主要的。
《周易》的每卦有六爻，爻按照《易经》的解释，就是动和变化的意思，每一爻都是一个“时位’’，既是一个时间点(时)，又是一个空间点(位)，是时空一体的。易的六爻的顺序是由下往上，展示的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初始向纵深的展开过程，在不同的时间形成不同的空间变化。《周易》所展示的不是静止的生命，而是生命的流动过程。
如乾卦六爻的爻辞(对卦中每一爻的说明)，它以一条龙来作比，说的却是人生的道理。第一爻说潜的道理，要“潜龙勿用”，像一条龙潜藏在水底，等待时机。第二爻说“见龙在田”，像一条龙偶尔展现一下自己，提醒人们在没有积聚到足够的力量之前，还是不能莽撞，但是可以小露锋芒。第三爻说警惕的道理，是说一个有修养的人必须时时谨慎，“夕惕”——晚上都睡不着觉。第四爻说适时应对的道理。此时已经积聚了相当的力量，将要有所成就，但这时尤要注意，像一条巨龙从水中跃起，又潜藏下去，使人不辨其首尾。第五爻说大展宏图的道理。此爻处于最好的时机，如巨龙在天上飞翔。第六爻说不能过分的道理，“亢龙有悔”——如果做过分了就会有灾殃。从潜于水中，到大展宏图，再到不能过分的告诫，说明时机在变化，人应对的方式也应该变化。《周易》就是告诉你如何适应变易的道理。
正因为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所以《周易》告诉人们，宇宙是一个生命的空间，宇宙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有的东西看起来没有生命，例如一块石头，其实都有一种活的精神在，都处于永恒的变易过程中。这样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如中国艺术就强调要表现一个活的世界。中国艺术家追求“气韵生动”，就是追求表现活的生命。
《周易》的象
讲《周易》，必然要说八卦，八卦就是由阴阳这两个奇异的小符号组成的。由阴阳符号所组成的八个卦象，分别代表八种有形的事物：乾，三个阳爻，像天；坤，三个阴爻，像地；震，下面一个阳爻，上面两个阴爻，像雷；艮，上面一个阳爻，下面两个阴爻，像山；坎，中间一个阳爻，上下两个阴爻，像水；离，中间一个阴爻，上下两个阳爻，像火；巽，上面两个阳爻，下面一个阴爻，像风；兑，下面两个阳爻，上面一个阴爻，像泽。泽和上面的坎(水)有区别，坎是没有控制的水，泽是可以控制的水。卦的形象与外物有一定的联系，如象征水的坎，中间一横长，上下是一条直线截为两段，酷似水的波纹。
八卦象征着天、地、水、火、雷、山、风、泽，显然这是上古时代人类所接触的大自然的几种重要的物象。每一种物象又有各自基本的特性，如中国人认为，天是刚健的，地是柔顺的，山是宁静的，水尤其是洪水，孕育着危险和灾难，等等。这些特性都是从物质世界与人的关系着眼的。由此，八卦的卦象和外在的物质世界便建立了联系，八卦成了外在物“象”的替代物。
就拿六十四卦坤卦来说，它可以说是一首上古时代人们关于大地的诗，通篇表现的是关于大地的联想：那绵延无际的大地，哺育着一代一代的人，江海在她的胸膛中流淌，山峦在她的身躯中隆起，万物在她的怀抱中生长，在湛蓝无边的天空下横亘着的这片神奇的土地，就是人类的生命之基。
大地是顺的象征，她柔顺、包容、温情、勤劳，为而不有，功而不恃，宁静，平旷，幽远，渊深。由大地又可联想到母亲，母亲的胸怀正如大地一样含弘广大，母亲正如大地一样默默奉献，母亲就像大地一样柔顺，温情地呵护着子女。同时，由大地还可联想到牛，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正是大地的精神，等等。人们在大地中所感受到的一切都可以附着于这一联想中。
四、《孙子兵法》：百代谈兵之祖
《孙子兵法》是记载孙武的兵学思想的古代经典，共13篇，约六干字。孙武是春秋末期人，由齐入吴，受到吴王阖阊的重用。他的出生年代据推算是在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540年之间。由于《孙子兵法》的很多内容带有战国时代的特征，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孙子兵法》有可能是完成于战国中期，它记录“孙子学派”的军事思想，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则是孙武。
据统计，中国古代兵书，从先秦到清代，有三干多种。在所有的兵书中，最高的经典是《孙子兵法》。它最有战略高度，最有哲学色彩，最侧重运用之妙，最为后代兵家所重视，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它是“百代谈兵之祖”。
充满智慧的战略思想
《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十分丰富，充满智慧。我们举出其中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先计而后战。
用兵之前，要在庙堂之上对敌我双方的各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这就是“计”。这种“计”，主要要考虑五个方面：道、天、地、将、法。孙子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首先是“道”。道是民心向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就是“人和”。接下去是“天”、“地”。 “天”主要指时令，寒热二气的消长。“地”指地势的远近、险易、广狭、高下，同时还要讲战势的“死地” (危险地带)和“生地” (安全地带)。再接下去是“将”、 “法”。“法”是管理军队的“法”。“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这些都属于“法”。孙子说的这五个方面，属于19世纪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说的“战略要素”。判断战斗力的强与弱，决定某一场战争可以打还是不可以打，预测打的后果是什么，不能单独看其中一种或两种战略要素，而要看所有这些要素的强弱及其组合状况。这体现出孙子思想的整体性思维的特点。
第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这是《孙子兵法》中流传最广的名言。
上面说在庙堂上要从五个方面对敌我双方进行比较计算，这样做的前提就是要知彼知己，了解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知彼当然不易，因为敌方不会让你了解他的真实情况，他一定会采取保密措施，进行伪装，制造假象，给你假情报，总之要把你搞糊涂，让你受骗上当。同样，知己也不容易。自己方面的民心如何？将领的才能与心理状况如何？士兵的士气与训练状况如何？等等。这些也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有时也会出现许多假象。历史上常有这种战例，明明军队已经不能打了，但将领对国君隐瞒实际情况，结果一交战就全军覆没。所以孙子强调说：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又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日：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就是说，知己而不知彼，知彼而不知己，知己知彼而不知地知天，胜利都只有一半的概率，只有知己知彼而又知地知天，胜利才有百分之百的概率。
第三，“兵以诈立”。
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又说：“兵以诈立。”他认为用兵必定要用诡诈之道，这是重要的战略思想。这个思想又被后来的兵家概括为“兵不厌诈”。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也专门讨论“诡诈”，他说“战略”这个名称就是来源于诡诈这个词，所以战略本来就具有诡诈的性质。
兵以诈立，所以要“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也就是要制造假象来迷惑敌人。
兵以诈立，所以要“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就是要用种种办法来引诱敌人犯错误，使敌人的将领狂暴自满，使敌人内部分崩离析，使敌人四处疲于奔命，乘敌人混乱之际夺取胜利。
兵以诈立，所以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敌人完全意料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对其发动攻击。“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是《孙子兵法》的名言。
用兵者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靠的就是兵不厌诈。兵不厌诈，就是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第四，“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子谈用兵，并不强调一开始就给敌方以大规模毁灭性的杀伤和打击，相反，他认为这种大规模毁灭性的杀伤和打击是最下策。他说：“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国”在这里是指一个国家或中心城市，“军”为1万人编制，“旅”为500人编制，“卒”为100人编制，“伍”为5人编制。孙子的意思是说，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胜利，并不是杀人越多越好，因此应该尽力避免对城市的破坏和对人的伤害。敌方的一个城市，你能完整地拿过来最好，敌方的军队，你能用最小的杀伤而取胜也最好。这就是全利原则。孙子反对无限使用暴力。唐代杜甫有诗：“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孙子接下去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就是说，老是靠打仗取得胜利，并不值得赞扬，能用政治、外交、心理以及各种威慑手段取得胜利，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理想的。攻城是最下策，因为古代城市中有宗庙和祖坟，守城一方必然拼死抵抗，所以攻城所造成的人员的牺牲和财富的破坏必然极大。孙子的这些论述，包含了对于今天所谓整体战争的深刻理解。
利用对立因素造“势"
《孙子兵法》蕴涵丰富的哲学思想，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学者的重视。
战争中的形势瞬息万变，是世界上最有流动性的东西。孙子强调，用兵者要想取胜，必须善于把握这种变化的形势。他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又强调，在战争中，特别要重视对立因素的相互转化。他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乱”和“治”、“怯”和“勇”、 “弱”和“强”，这些对立的东西，并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活生生的，可以互相转化的。在战争中，转败为胜，转胜为败，都是常见的事。所以孙子强调“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就是要用兵者从正反两方面来考虑利害得失。他说：“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这就是告诫用兵者，不要只看到有“利”的一面，还要看到有“害”的一面。这就是辩证法。他又说：“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这就是告诫用兵者，在战争中有些事情不要做过头，不要做绝了，过了头就会走向反面，所谓“物极必反”。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就是辩证法。
孙子对于战争中这种对立因素的转化，不是静止的分析，而是着眼于阐述如何创造条件，推动对立的因素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也就是制造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态势。例如他说：“吾己由“寡”转化为“众”，形成“以众击寡”的态势，用绝对优势的兵力打击分散薄弱的敌人，从而取得胜利。《孙子兵法》中充满了这种利用对立因素来造“势”的活生生的辩证法。例如孙子提出的“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后人发，先人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等策略，都是运用对立因素互相转化的辩证思维，推动战场上的整体态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这就是所谓“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致人，就是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调动敌人就范。致于人，就是陷于被动，处处被敌方牵着鼻子走。
“慎战”的警告
《孙子兵法))是一部兵学经典，它提出一整套在战争中取胜的战略战术，但是它并不鼓励当政者好战，相反，它一再警告当政者要“慎战”。
《孙子兵法》一开头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就是说，战争是关系士兵和百姓生死以及国家存亡的大事，决不可轻易发动。在全书快结尾时，他又再一次重复这种警告：“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就是说，国君决不可因为一时动怒就发动战争，将帅也决不可因为心情不好就兴兵打仗。一定要考虑国家整体利益。动怒了可以变为欢喜，心情不好也可以变好，但国家灭亡了就不可能再存在，人死了也不可能再复活。对此国君必须万分慎重，将帅也必须万分小心，这是保证国家、军队安全的大道理。
《孙子兵法》自始至终是教人善战，但同时又自始至终强调战争的残酷性和严重性，警告当政者、用兵者要慎战，这充分表现了作为军事思想家的孙子的仁者胸怀。
孙子“慎战”的思想为战国中期军事家孙膑所继承。同《孙子兵法》一样，孙膑所作的《孙膑兵法》在教用兵者如何善战的同时，也发出警告：“十战而十胜，将善而生过者也。”“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意思是说，十战十胜，未必是什么好事情。好战的人，一心只想通过战争去夺取胜利的人，早晚会灭亡，使自己见辱于天下。
《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所说的“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十战而十胜，将善而生过者也”，以及“乐兵者亡”等话，体现出仁者的忧思，语重心长，在当今核战争的阴影下，尤其值得所有掌握核战争“按钮”的决策者记取。
孙子的智慧超出军事领域
从唐代开始，《孙子兵法》开始传播到国外。公元734年或752年，也就是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有一位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把《孙子兵法》从中国带回日本。公元15世纪，《孙子兵法》传到李氏朝鲜。公元17世纪时，日本研究《孙子兵法》的著作已多达一百七十多种。1772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土阿米奥(汉名叫钱德明)翻译的《孙子兵法》在巴黎出版。这一年，拿破仑三岁。1860年，《孙子兵法》有了俄译本。后来，英、德、意、捷、越、希伯来、罗马尼亚等各种文字版本相继问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著名的军事家和学者对《孙子兵法》的军事谋略日益重视和推崇。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说，世界上所有的军事学院都应把《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程。《孙子兵法》新的译本和研究《孙子兵法》的著作也越来越多。
随着《孙子兵法》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它的影响逐渐超出军事领域，变成很多人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人生等多种角度吸取智慧的经典。很多人认为，《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军事哲学的著作，而且是一部谋略哲学的著作。所谓谋略哲学，就是把战争中克敌取胜的智谋和策略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和原则，因而可以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据日本作家守屋淳说，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日本软银集团总裁孙正义，还有在世界杯足球比赛场上连胜11场的葡萄牙足球队教练斯科拉里，他们都把《孙子兵法》随时带在身边，可以说是爱不释手。美国网上零售巨头亚马逊公司评选的200 1年度全美最畅销的人文书籍就是《孙子兵法》。(《中国古典的启示》，载日本《21世纪》2007年2月号)
全世界都在吸取孙子的智慧。正如美国兰德公司(美国的重要战略研究机构)的学者波拉克斯所说：孙子的智慧和孔子的智慧一样具有永恒的价值。这种智慧属于全世界。
五、禅宗的妙语学说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它是在融合印度大乘佛学和中国的道家学说基础上形成的，发轫于六朝，至隋唐而趋于成熟。慧能是它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记载慧能思想的《坛经》是禅宗最重要的著作。
禅宗对唐代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禅宗的思想还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在今天，不仅在东亚，就是在欧美等地，禅宗也仍然有明显的影响。
如人饮水，冷暧自知
如人饮水，冷暧自知，是禅宗的一句座右铭。水的味道，水的冷暖，水给人的感觉，只有喝水的人自己知、道，这种亲身的直接体验是无法通过语言传达的。
禅宗强调当下的解会，西方只在目前。在禅师的对话中充满了“当下会得”、 “当下开悟”的话头。禅宗通过当下的体验，切断外在的纠缠，直接面对世界，确立世界自身的意义，看飞鸟，听鸡鸣，嗅野花之清香，赏飞流之溅落，自己心中会得才是最根本的。对于禅来说，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国，墙角一棵不起眼的野花，静静地开放，就是一个圆满的宇宙。
有一位禅师问他的老师：“怎样才能解脱呢？”老师反问他：“谁缚你？”是你自己将自己捆缚了起来。禅宗是崇尚“自己”的宗教。禅僧们说，用金子做的佛像，经不住火的冶炼；用泥做的佛像，经不住水的浸湿；真正的佛就在你心头坐。佛在你的心中，没有一个超越于心灵之外的佛。当然崇尚“自己”不是自我迷恋，而是将“自己”从重重束缚中解脱出来。
禅宗将人的自性称为“本地风光”。在禅者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田地，人应该到自家田地里耕种，而不应该丢弃自己的真实感受。如果一心仰望着经典，仰望着权威，这等于心虽然在自己身上，灵魂却跑到别人田地里去了，结果弄得自家田地荒芜。
禅门有诗道：“尽日寻春春不归，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春就在你自家的梅花树上，就在你的心中，放着满树鲜花不顾，舍近而求远，舍己而求他，实在是白费功夫。禅门的妙悟要靠自己的直接体验，而不是靠向外求取。
唐代有个和尚问翠微大师：“什么是道？”翠微说：“等旁边没有人的时候，我再告诉你。”等到他们走进一个园子，那和尚说：“这里没人，请你告诉我。”于是，翠微指着竹子说：“这根竹子这么长，那一根就短了不少。”
在直接体验中，一个充满生命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就呈现在人的面前，言语在这里不能起任何作用。禅宗中有这样一个比方，一个人上树，口衔树枝，脚不踏枝，手不攀枝，这时树下忽然有个人问他：“如何是佛法大意？”他要是回答，只要口一开，就会摔在地下。
如人饮水，冷暖白知，禅宗强调生命体验的直接性。当代人类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体验的直接性越来越少，我们几乎是凭借媒介而生活，我们努力地将自己织进世界的网中，在网中有了自己的地位。媒介给我们带来便利，但不知不觉中我们感受真实世界的心却迟钝了。禅宗在这方面对我们当代人是有启发的。
美从何处寻
唐代的庞蕴居士对禅有精深的理解，他是药山惟俨大师的弟子。一次他下山，告别药山，药山命门下十多个禅客送他。庞居士和众人边说边笑，走出大殿，但见漫天的大雪，纷纷扬扬，天地正在一片混茫之中。众人都很欢喜。庞居士指着空中的雪片，不由得发出感慨：“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有一个禅客问道：“那落在什么地方？”庞居士马上打了他一掌。
庞居士的意思是，好雪片片，在眼前飘落，你就尽情欣赏天地间的这一片潇洒风光。“好雪片片”，不是对雪作评价。如果作评价，就是将雪作为对象。禅宗强调的是融人世界中，不对世界作评价，好雪片片就呈现在你眼前。
“不落别处”，庞居士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地方下了雪，其他地方没有下。他不以“处”来看雪，“处”是空间；也不以“时”来看雪，如黄昏下雪、上午没下之类。以时空看雪，就没有雪本身，那就是意念中的雪，那是在解说一个下雪的事实。禅宗认为，我们无法解说世界，只能感受世界。大雪飘飘，不落别处，强调的是心灵的感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活处处都有美，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我们抱着理性的头脑、知识的眼光，热衷于去解说世界，就无法发现世界的美。因为我们站在世界的对岸，一道知识的河流正将我们和世界隔开。我们得到的世界，只能是一些知识的残片，而不是世界本身。人们常常对眼前的“好雪片片”视而不见，纠缠在利益、欲望和理性计较中，生活的美意被遮蔽了。不是世界没有美，而是人们常常没有看美的眼睛。
显现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禅宗强调寂静，禅宗的大师们多住在深山，与枯树寒林为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喜欢死寂而排斥活力。
禅宗大师是在宁静中感受世界的活力，在淡定人生、豪华落尽之后，体味世界的温情。禅是活的，一位禅师问他的老师：“佛法大意是什么意思？”这位老师说：“活物，活物。”
禅宗中有一位大师叫洞山良价，有弟子问他：“如何是佛法大意？”他回答说：“落花随水去。”这弟子还是弄不懂，再问他，他说：“修竹引风来。”佛法大意就是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禅具有活的精神，禅的根本秘密，就是对活力的恢复；禅宗最高的法，就是“活法”。
忙碌的世界并不一定就是活泼的世界，挤得满满的时间表并不代表有意义的人生。禅要恢复人生活的单纯，在单纯中感受繁复；恢复世界的原有寂静，在寂静中聆听世界的声音。就像深得禅法的中国茶道强调的，茶室里没有鲜艳的颜色，没有噪音，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一切都在自然地运转，在这寂静中恢复人的灵觉，去听茶声、风声和心声。让无心的莲花缓缓开放，淡淡的草芽在雪中孕育。
禅说，世界是活泼的，只是因为我们匆忙、烦恼、满腹心事，所以心灵感受不到。我们对待这个世界，通常的做法是利用它、战胜它、消费它，不断地解释它、分割它，就这样，活泼的世界离我们远去。
禅要恢复的活力，是生机勃勃的世界。宋代诗人黄庭坚一次去拜见祖心禅师。祖心一时高兴，问了他一个问题：孔子曾说：弟子们，我对你们没有任何隐藏。这话怎样理解?黄庭坚正准备回答，祖心制止他：不是，不是。黄庭坚不解。两人接着到山间散步，当时正好木樨花开，清香四溢，祖心说：你闻到木樨花香吗?黄庭坚说：我闻到了。祖心说：我对你没有任何隐藏吧。黄庭坚当下大悟。
当一晤之后，遮蔽消除，人们眼前就会呈现一个充满意味和情趣的世界。这里一片澄明，一片光亮，如同木樨花开，清香四溢，心灵沐浴在一片香光之中悟的过程，其实就是将心中的那层遮蔽揭去的过程，就是对本真世界的回归。不是为生命制造阳光，生命世界中本来就有阳光，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盏灯，都有灵光绰绰。
禅宗中有个灵云悟桃花的故事。灵云是唐代的禅师，他随一位大师学法，迟迟不悟。有一年春天，他在禅院后山看到漫山盛开的桃花，鲜艳夺目，突然悟到了佛法。于是作了一首诗：“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桃花日日盛开，为什么平时灵云没有见到桃花，而悟后才看到桃花灿烂，跃然眼前，就因为平时他的心灵被“烟雾笼罩”，被他心中的厚厚的成见“欺瞒”。悟，恢复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活的世界。
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
今天，全世界都普遍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国际上出现了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学者们强调指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达到从根本上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
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核心思想，就是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这一观念，树立“生态整体主义”的新的观念。“生态整体主义”主张地球生物圈中所有生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和人类一样，都拥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这已经成为当今全人类带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有一种强烈的生态意识，这种生态意识和当今世界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观念是相通的。
“生”的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生”的哲学。孔子说的“天”，就是生育万物。他以“生”作为天道、天命。《易传》发挥孔子的思想，说：“生生之谓易。”又说：“天地之大德日生。”生，就是万物生长，就是创造生命。生生，就是生而又生，创造又创造。《易传》的意思就是说，天地以“生”为道，以“生”为德。后代的儒家思想家都继承孔子和《易传》的这个思想，强调人的仁心、善心，就来源于“天地生物之心”。因此“生”就是“仁”，“生”就是善。宋代周敦颐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宋代程颐说：“生之性便是仁。”宋代朱熹说：“仁是天地之生气。”“仁是生底意思。”所以儒家主张的“仁”，不仅亲亲、爱人，而且要从亲亲、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因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宋代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世界上的民众都是我的亲兄弟，天地间的万物都是我的同伴。)宋代程颢说：“人与天地一物也。”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朱熹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这样的话很多。这些话都是说，人与万物是同类，是平等的，所以人应该把爱推广到天地万物。
清代大画家郑板桥的一封家书充分地表达了儒家的这种思想。郑板桥在信中说，天地生物，一蚁一虫，都心心爱念，这就是天之心。人应该“体天之心以为心”。所以他说他最反对“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就是豺狼虎豹，也就是把它们赶得远远的，不让它们危害人类而已，人也没有权利任意杀戮。人与万物一体，因此人与万物是平等的，人不能手把自己当作万物的主宰。这就是儒家的大仁爱观。郑板桥接下去又说，真正爱鸟就要多种树，使成为鸟国鸟家。早上起来，一片鸟叫声，鸟很快乐，人也很快乐，这就叫“各适其天”。所谓“各适其天”，就是万物都能够按照它们的自然本性获得生存。这样，作为和万物同类的人也就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得到最大的美感。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思想。
万物之生意最可观
与这种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意识相关联，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一种生态美学的意识。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大自然(包括人类)是一个生命世界，天地万物都包含
有活泼泼的生命、生意，这种生命、生意是最值得观赏的，人们在这种观赏中，体验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从而得到极大的精神愉悦。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宋明理学家都喜欢观“万物之生意”。周敦颐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除”。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除，他说：“与自己意思一般”又说：“观天地生物气象。”周敦颐从窗前青草的生长体验到天地有一种“生意，这种“生意”是“我”与万物所共有的。这种体验给他一种快乐。程颢养鱼，时时观之，说：“欲观万物自得意。”他又喜欢观赏刚刚孵出的鸡雏，因为小鸡雏活泼可爱，最能体现“生意”。他又有诗描述自己的快乐：“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他体验到人与万物的“生意”，体验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浑然与物同体”，得到一种快乐。这是“仁者”的“乐”。
人与万物一体之美
这种对天地万物“心心爱念”和观天地万物“生意”的生态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
中国古代画家最强调要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生意”。明代画家董其昌说，画家多长寿，原因就在他们“眼前无非生机”。宋代董迪在《广川画跋》中强调画家赋形出象必须“发于生意，得之自然”。明代画家祝允明说：“或日： ‘草木无情，岂有意乎?’不知天地间，物物有一种生意，造化之妙，勃如荡如，不可形容也。”所以清代王概的《画鱼诀》说：“画鱼须活泼，得其游泳像。”“悠然羡其乐，与人同意况。”中国画家从来不画死鱼、死鸟，中国画家画的花、鸟、虫、鱼，都是活泼泼的，生意盎然的。中国画家的花鸟虫鱼的意象世界，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世界，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态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如此。唐宋诗词中处处显出花鸟树木与人一体的美感。如“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杜甫)“山鸟山花吾友于。”(杜甫)“人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王维)“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辛弃疾)有的诗歌充溢着对自然界的感恩之情，如杜甫《题桃树》：“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就是说，自然界(这里是桃树)不仅供人以生命必需的食品物品，而且还给人以审美的享受。这是非常深刻的思想。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也贯穿着这种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意识。《聊斋志异》的美，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聊斋志异》的诗意，就是人与万物一体的诗意。在这部文学作品中，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都可以幻化成美丽的少女，并与人产生爱情。如《香玉》篇中两位女郎，是崂山下清宫的牡丹和耐冬幻化而成，一名香玉，一名绛雪。“耐冬高二丈，大数十围，牡丹高丈余，花时璀璨如锦”。香玉和在下清宫读书的黄生相爱，绛雪则和黄生为友。不料飞来横祸，有一个游客看见白牡丹，十分喜爱，就把它掘移回家。白牡丹因此枯死。黄生十分悲痛，作《哭花诗》五十首，每天到牡丹生长处吟诵。接着绛雪又险些遇难。原来下清宫道士为扩建房子要砍掉耐冬，幸好被黄生阻止。后来牡丹生长处重新萌芽。黄生梦见香玉，香玉请求黄生每日给她浇一杯水。从此黄生日加培溉。花芽日益肥盛，第二年开花一朵，花大如盘，有小美人坐蕊中，“转瞬间飘然已下，则香玉也”。从此他们三人过着快乐的生活。后黄生病重，他对老道士说：“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一放五叶者，即我也。”黄生死后第二年，果有肥芽突出。老道士勤加灌溉。三年，高数尺，但不开花。老道士死后，他弟子不知爱惜，见它不开花，就把它砍掉了。这一来，白牡丹很快憔悴而死。接着，耐冬也死了。蒲松龄创造的这些意象世界，充满了对天地间一切生命的爱，表明人与万物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表明人与万物一体，生死与共，休戚相关。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生态美”，“生态美”也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生态意识，体现了当今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念，极富现代意蕴。这些内容，既是民族的，又是全人类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 第二章& 创造与交流
&&&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中国人有无数发明和创造，如汉字、中医、丝绸、瓷器、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万里长城、紫禁城等，这些独特的发明和创造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原创性的民族。
与此同时，中国人又有一种开放的心胸，欢迎远方来的朋友，并以极高的热情吸收和包容外来的文化。唐太宗以开放的胸襟，造就了大唐盛世。明代初期，郑和带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最远一直到达中东的麦加城和非洲的莫桑比克，以“共享太平”的信念，与所到之地进行物资交流和文化交流。这些都表明，当中华文明处于强势地位时，它具有一种开放性和伟大的包容性。
一、诗意的符号：汉字
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世界上学汉字的人也多了起来。母语是拼音文字系统的人，常常觉得汉字很难学。同时，不少人在学汉字的过程中，也有愉快的体验。这套独特的符号系统，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西方人在学汉字的过程中，甚至能体会到这个东方民族的微妙心灵。
上个世纪初叶，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汉字是罪魁祸首，主张将汉字废掉。到了上世纪后半叶，计算机科学急剧发展，又有些人认为汉字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说方块汉字无法输入电脑，又有一阵要废除汉字的鼓噪。后来，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质疑声也随之消歇。
如今在中国，汉字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发现，这一文字符号，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反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光彩。
符号中凝结的思想和历史
中国人有崇拜汉字的传统，即使到今天，这传统并没完全消失。汉字是世界文明史上的老寿星，它至少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商代之前，中国就有成熟的文字系统，我们通过商代的甲骨文——一种刻在龟甲和动物骨骼上的锲刻文字——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生活。世界上早期的文字主要有三种：苏美尔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埃及人的图画文字以及汉字，这三种文字系统都是象形文字。如今前两种文字早巳被拼音文字所取代，只有汉字还在使用。
汉字伴随着中国文明发展的步子，不仅为使用它的人提供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且很多汉字还浓缩了中国人的人生体验，包含中国人对社会人生的看法。这样一种符号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很自然的事。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你会听到这样的话：“与人交往要讲信用，人言为信嘛！”说这话的根据就在汉字中。汉字的“信”，左为“人”，右为“言”。汉字就是这么写的，难道你还不遵守吗？言下之意，汉字具有一种说服人的力量。又如，中国古代就有“止戈为武”的说法，“武”指的是战争，“止戈”就是不用武器。这也是由“武”这个汉字引出来的意思：战争是为了消灭战争；不战才是战争的根本目的。
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仁”，基本意思是爱人。而文字本身也常被借来说明这一思想，这个字左为“人”，右为“二”，两个人，意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交往的第一原则就是仁爱。
这样的符号，为探讨中国思想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如“美”这个汉字，含有中国人有关审美观念的信息。这个字，上面是“羊”，下面是“大”，合起来是“羊大为美”，意思是大羊肥羊就是美的。在古代，羊和人的生存关系密切。这反映出中国早期关于美的认识是和人的生命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汉字中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上世纪瑞典的一位汉学家高本汉曾说：“中国人消灭汉字之时，也就是他们的文化消失之时。”这话并非危言耸听，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实在太紧密了。
有感情的符号
今天发现的商代到西周的甲骨文，大概有4500多个汉字，东汉年间成书的《说文解字》所收汉字就增加到9353个，到了清代的《康熙字典》，又增加到4万多个汉字，而今天的汉字数量则更多。
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汉字创造的方法中，有一类是象形字，那是纯粹的象形符号；有一类是会意字，这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符号来表达意思(如“信”)；还有一类是指事字，就是通过在象形基础上强调某一点来表达意思(如“刃”)；至于占汉字八成以上的形声字，由声符和形符两部分组成，但即使是表示声符的符号也不脱象形的基础。
这一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包含着中国人对世界的丰富体验。中国当代一位诗人说：“真的，它们可不是僵硬的符号，而是有着独特性格的精灵。你看吧，每个字都有不同的风韵。‘太阳’这个词，使你感受了热和力，而‘月亮’却又闪着清丽的光辉……这些有形无形的图画，这些横竖勾勒的奇妙组合，同人的气质多么相近。”
西方有些诗人在接触汉字时，立即引起诗意的联想。这绝不是偶然的。美国意象派诗人弗莱彻对汉字很入迷，他在汉字“莫”(暮)的启发下，作诗道：“现在最低的松枝，已横画在／太阳的圆面上。”而另一位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更以推崇汉字而著名，汉字的象形符号荡漾起他的诗情。他将汉字作为生命符号来对待，如他在字典中看到汉字“旦”，在旁边写道：“多么精彩的象形符号——诗之魂。”这些意象派诗人不是把汉字当作表达概念的符号，他们认识到一个事实：汉字的形体本身也包含感情。
庞德等人的联想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就拿庞德所举的“旦”来说，上面是太阳象形符号，下面是地平线，一轮朝阳从远方的地平线升起，我们可以感受到造字者造这个字时的欣喜之情。中国上海的名校复旦大学，校名取自古书《尚书大传》所记的一句诗：“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所取的意思是：每一天升起的太阳都是新的，世界蒸蒸日上，日日更新，而学子们也应以这样的精神去学习。“旦”这个字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一组与“日”有关的汉字，也饱含着这样的生命体验。如“东（繁体）”，像太阳在东方升起，升起在密林中。金文中的“朝’’（象形），左侧有草和日两个象形符号，右侧是小河的象形符号。它的意思是：晨曦微露，太阳从小河那边升起，勃发的朝日，照亮了奔腾的河水。这个早晨的景象凝固在文字符号中，包含着对生命的热爱之情。而弗莱彻所举的“莫”，是“暮”的本字，它描绘的是黄昏的景象，太阳就要落下去了，落到了丛林之中。看这个字，仿佛听到造这个字的人的一声叹息。
再如“明”字，一边是月，一边是窗，月亮照到了窗子上，是为“明”。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创造。又如“麓”字，这是并偶的意思，像两只鹿并排在山中跑。这也是很美的景象。在中国艺术中，六朝的骈体文，园林建筑中的对联，京剧舞台上成对出场的文官武将，都是并俪之美。
使用汉字的人，往往觉得这套符号很亲切，很多汉字似乎在给你说一个故事，说一个既遥远又像在昨天发生的故事。如甲骨文中的“（象形）”(寒)字，简直是一幅写意画，上面的“（象形）”，是房屋的象形符号，最下部的“（象形）”，是“冰”的象形符号，而中间的“（象形）”，画的是草，草中间的“（象形）”，是一个“人”字。它的意思是，天冷了，结冰了，人们躲到房屋里，在草中取暖。这个“寒”字，活灵活现地显现了早期人类简朴的生活。
优雅的形体
北京2008年奥运会图标名称叫做“篆书之美”。这套符号，融合了甲骨文、金文等文字的象形意趣和现代图形的简化特征，既活泼有趣，又符合各个运动项目的特征，当人们见到这套图标时，感到眼前一亮。它的智慧主要来自汉字。
优雅流动的线条是汉字构形的法宝。汉字虽然是象形字，但不是文字画。世界上早期使用的象形文字多是文字画，文字画是描摹物象的外在特征，甚至以块面去反映。这样文字符号和图画的区别就不明显了。古埃及的图画文字就是如此。汉字开始时也有文字画，到了甲骨文时期，文字画就渐渐少了，脱离了文字画，而以抽象的线条，简单勾勒物象。一个“犬”字，写成（象形），几笔就勾画出狗的形象，线条很有表现力。
现在这套名为“篆书之美”的图标，正是利用了汉字这一特点。篆书分为大篆和小篆，大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小篆是秦始皇统一文字时使用的字体。篆书从汉字最早的形态甲骨文发展而来，其中带有甲骨文的特点。篆书和甲骨文相比，又在形象之外，增加了圆润流转的节奏，看起来更有兴味。
北京奥运会图标将中国早期文字的特点提取过来，将篆书抽象概括、圆转流动的韵味表现出来。
注：游泳swimming（北京奥运会游泳标志）
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人体的简略代符，下面是水的符号。在篆书中，水的写法作（象形）。游泳的符号以几条弯曲而柔媚的线条，表现水的流动形态，上面是人奋力划动双臂，有强烈的动感，这也来自于篆书。如“走”（象形），下部是人足部的动作，上面是双臂的动作，我们从这些形体与奥运会游泳图标中看出惊人的相似。
再如北京奥运会图标中的田径标识为
注：田径Athletics（北京奥运会田径标志）
同类似的图标还有不少，如铁人三项、足球等，都有奔跑动作。这样的符号直接取自于篆书。如篆书“夭”（象形），以极其简练的线条，描绘出人头部偏侧，两手摇动，身体优柔婉转的跳舞动作，它是舞蹈的象形字。奥运会图标以这样的线条来表现，既有运动的韵味，又有优柔婉转的意味，极具观赏性。
古老的文字，在现代的文化生活中焕发了新的魅力。
二、影响文明进程的四大发明
说到中国古代的科技文明，就不能不说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不仅给中国文化带来重大影响，也影响着世界的文明进程。
指南针与航海术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中国人就发现了磁铁的指极性。指南针的前身就是出现于战国时期的一种名为“司南”的小玩意。今天，我们常常将其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象征物。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物件，在平滑的“地盘”上，放上一个像勺子的物品，勺子以天然磁石经过琢磨制成，重心恰好落到勺底的正中，勺子为圆底，可以自由旋转，当它停下之时，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当时人们就将它派上了用场，如当时郑国人到远方采玉，就使用“司南”，确保不迷失方向。
“司南”利用的是地球磁场的作用。地球是一个大磁体，它的两极分别在接近南极和北极的地方，因此地球表面的磁体自由转动时，就会因磁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性质指示南北。
到了公元4世纪，东晋人发明了一种叫做“指南鱼”的小游戏。其方法是拿一块薄铁叶，剪裁成鱼形，两头翘起，腹部的地方略微有些下凹，看起来像一只小船，磁化后浮在水面，就能指示南北。磁化的方法是将铁片放到火中烧，烧红的铁片放置在子午线的方向上，这时，铁片内部分子处于活动状态，铁分子顺着地球磁场方向排列，达到磁化目的。这是中国人利用磁化作用的众多小发明之一。
中国人发明指南针技术并加以广泛运用大约在公元9至10世纪。公元10世纪时中国人发明了缕悬式指南针，小小的磁针挂在高高的梁柱上，磁针的下面是圆星的方位盘，有二十四向，磁针在地磁场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通过看磁针在方位盘上的位置，就能断定出方位。
公元12世纪时，中国人还发明了“指南龟”：将一块天然磁石放置在木刻龟的腹内，在木龟腹下方挖一光滑的小孔，放置在木板顶端的竹钉上，这样木龟就有了可以自由旋转的支点了，静止时首尾分指南北。
大致在北宋时，指南针就被用于航海。开始时人们对它的性能并不太熟悉，所以航海人员晚上靠星星、白天靠太阳辨别方向，逢到阴天才靠指南针。到了元代，指南针对于航海的作用被充分认识，不论白天黑夜，不论阴天晴天，航海者都用指南针辨别方向。人们在船上设置了专门放置指南针的“针房”，并有专业人员负责看管。当时的指南针技术还比较粗略，多是将指南针放到水中，即所谓“浮针”，后来把它和罗盘结合起来，指南针的使用范围便日益广泛。
指南针的发明，促进了中国人的航海事业。中国人配合对潮汐、季风等的观察，在航海中创造了一套实用性很强的导航技术。正是凭借这样的导航技术，才出现像郑和下西洋那样的海上壮举，将中国人的航海事业推进到一个新时代。
造纸术和文明的传播
战国时有一位思想家惠子，与庄子是朋友。惠子是逻辑学家，他很有学问，人们说他“学富五车”——今天中国人常用这个成语形容有学问的人。惠子的学问再大，怎么有本事写出装满五车的书?原来，当时的书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刻在竹简上的。
人类发明了文字，有了文字就要书写。中国自古以来，发明了许多种书写的方式：有刻在龟甲上的，那是三干多年前的甲骨文；有铸在青铜器上的，那是金文；有锲刻在石头上的，那叫碑文；也有刻在竹简上的；还有写在布帛上的。
龟甲上的锲刻，石头上的雕写，都很不容易，写成了不易携带，也不易传播。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或写在布帛上的帛书，都太昂贵。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类发明了纸。
人们都知道蔡伦造纸，实际上，在东汉蔡伦大规模造纸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20世纪在中国各地出土的许；多西汉时期的古纸片，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并非否定蔡伦造纸之功，而是说蔡伦的造纸术并非是突然之间的发明，它有一个技术积累的过程。西汉时期出土的植物纤维纸，是蔡伦造纸的前身。蔡伦扩大了造纸原料的范围，破布、鱼网、树皮、麻头等都可以造纸，其中树皮造纸更是他的发明。他的造纸工艺更为精细，造纸术到他这里，摆脱了纺织品附庸的地位——此前都是利用纺织之后抛弃的副产品来造纸的，蔡伦将造纸发展为一种独立的工艺。
东汉末年，蔡伦的造纸术被广泛运用，到了公元3至5世纪的两晋时期，人们利用纸张写字，并由此发展出写在纸上的书法艺术。同时，利用纸来作画。到了后来造纸技术日渐提高，一些特殊的纸张也诞生了，如对中国书法和绘画影响深远的宣纸。
中国的造纸术先后传到了越南、朝鲜、日本。公元7世纪左右，又传到了印度。造纸术还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到了西亚、欧洲。在公元10世纪前后，阿拉伯国家出现了大量的造纸工厂。欧洲造纸业大致从公元12世纪才开始，在这之前，欧洲人主要使用羊皮等来书写，据说书写一本《圣经》，需要三百多张羊皮，可见其昂贵程度。造纸业的兴盛，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传播知识的印刷术
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前，人们靠书本传递知识。今天我们很难想象，没有书本，知识将如何传播。仅仅是口耳相传，传播的力度实在太有限了。书本通过印刷，可以大量的复制，很多人读着同样的书本，这便有了知识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流。所以，印刷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极为重要。有人说：印刷术是“文明之母”。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这与中国的历史有关。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文字，今天人们还在使用这套符号。通过文字，将思想和知识传到千里之外，传至绵绵后代，为人们所共享，这一直是中国人孜孜追求的事。
在大规模的复制书写的印刷术产生之前，有两件事的出现尤为重要，它们可以被视为印刷术的前声。
一是印章。中国人有三干多年治印的传统，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三千多年前的印章。印章是将姓名(并扩展到其他内容的文字)镌刻在铜器或者是锲刻在石头上，作为凭信，实际上也是一种复制方法。
二是碑刻拓印。学习书法的人都知道，学书要临碑帖，有汉碑、魏碑等说法。碑刻文字多是汉代以来流传下来的。这些刻有文字的碑有的今天还存在(如西安碑林收集了大量的碑刻)，有的已经不在了，但它们的内容已经被前代人用纸张蒙在碑刻上拓印下来了。拓印碑刻的方法，其实也是一种文本复制。
所以，印刷术发明出现在中国，一点也不奇怪，这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经过了由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发展阶段。大约在公元7世纪的初唐时期，中国出现了雕版印刷术。它的方法，是用刀在一块块木板上雕刻成凸出来的反写字，然后再上墨，印到纸上。现在我们知道，唐咸通九年印制的《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刻印时间的印刷品，这一印刷品的雕版现在藏在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
从雕版印刷术的刻印方法上，也可看出它与印章、碑刻的渊源关系。如印章，也是在石料等上刻上反字，然后蘸墨或印泥，在纸上印出字来。雕版是更大规模的印刻。雕版印刷在唐宋时期是中国主要的印刷方法，今天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不少传世精品。南宋时还出现了彩色套印雕版术，每页要刻两张板，这对印刷技术要求很高。
但雕版印刷有很大局限，每印一种新书，木板就得从头雕起，书有多少页，就需要刻多少板，效率较低。同时，雕刻本身工艺要求高，极为辛苦。公元11世纪中叶，一位名叫毕升的平民，发明了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是用胶泥刻字，每字一印，烧后制成字印。将一颗颗字印排列、镶嵌于铁板之上，经烧烤、压平等工艺制成印版后，便可印刷。印版上的字印可取下反复使用。继此之后，人们又相继发明了磁活字、木活字、锡活字、铜活字等印刷方法。
雕版印刷术在中国出现不久，其技术就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北宋时活字印刷术出现，公元1 5世纪初传入朝鲜后，朝鲜人又在活字印刷的基础上，率先用浇铸法制造成铜活字。顺着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中国的印刷术很快传到了亚、非等国。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通过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将雕版印刷术介绍到欧洲，引起了轰动。到了15世纪中叶，德国人谷登堡用铅、锡等合金制造成字母文字系统的活字，由此，世界印刷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发明之时。
火药，炼丹术带来的发明
13世纪上半叶，蒙古军队西征西亚和欧洲，凭借骁勇善战的骑兵，长驱直人。据波兰历史学家德鲁果斯《波兰史》一书记载，日，蒙古大军与波兰和日耳曼的3万联军在华尔斯塔德平原上激战，最后蒙古人取得了胜利。波兰人将这场战争的胜利归因于蒙古人使用了威力强大的火器。蒙古人从木筒中成束地发射火箭，木筒上都绘有龙头，波兰人将其称作“中国喷火龙”。
蒙古人的这种“中国喷火龙”，其实就是在中国发明的火药基础上制造出的武器。火药作为人类掌握的第一类爆炸物，起源于中国的炼丹术。在两干多年前，中国就有了炼丹术，企图炼制出“仙丹”，以求人的长生不老。虽然从来没见过吃这种“仙丹”而长生不老的，但“仙丹”的炼制方法却导致了“火药”的发明。
叫它“火药”，是因为中国人本来是将它当作一种达到长生的药物的。炼丹所用有三种原料：硝石、硫磺和木炭。这三种物质混合燃烧，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如果将它们密封包裹，就会迅速膨胀，冲破包裹，产生爆炸现象。炼丹术没有使人得到长生，却促使“着火的药”的产生。
中国人至迟在公元9世纪时，就将这种寻求长生的药物用到军事之上。唐朝末年的军阀混战中，曾有“发机飞火”的记载，人们利用抛石机来发射石头，就是将火药包点火以后，产生爆炸，石头便随之飞射出去，以打击敌人，这是最原始的火炮。
北宋时期，火药在军事上的运用更加广泛，国家将火药投入大规模的兵器生产中。各类源自火药的兵器相继产生，并在战争中得到运用。12世纪初(南宋初年)，宋军和金人作战，宋军大放“霹雳炮”，一声炮响，声震天下，随之而喷出大量的纸屑、石灰散、硫磺等，漫天飞撒，这一招对以骑兵为主的金兵很有杀伤力。金兵在飞沙走石中，人与马都迷失了方向，大败而归。
南宋时，一位叫陈规的下级官员，发明了火枪。他将火药装进长竹竿，作战时由两人操作，点火后发射。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利用这样的发明，人们可以掌握和控制火药的起爆时间，它是人类告别冷兵器时代的巨大飞跃。后来元人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真正的手枪“火铳”，以金属制造，以手持之，威力巨大，人称“铜将军”。
利用火药制成兵器，初始阶段，都是国家绝密之事，但最终还是流传出去，因为只要有战争，就会交手，战争其实是敌我双方兵器大展示的机会。火药在蒙古人横扫欧亚的时候，其实就传到了世界各地。到了公元14世纪，意大利人就开始使用这种热兵器，在威尼斯和热那亚海上贸易争夺战中，双方都使用了火器。后来西方侵略者也是利用火药所制造出的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是为人类社会生活带来革命性变化的科学发明，这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三、文明流通的动脉：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公元前2世纪开始出现的一条联系中国和欧亚大陆的交通要道，由于这条道路开始时以丝绸贸易为主，所以人们便称它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德语S eiden s tra s s e)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1 9世纪末提出的。
这条陆上道路从中国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开始，经甘肃、新疆，进而到中亚、西亚，并一直联结到地中海沿岸各国。’华夏文明和地中海沿岸文明开始时互不了解，到了公元前7世纪左右，古希腊人开始知道有一个东方的古国，但对这个古国文明的情况不甚了了。考古学家已经证实，在丝绸之路没有开通之前，
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到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的草原上，已经有人踩出了一条时断时续的草原贸易小道，但这完全不能与丝绸之路相提并论。只有到了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和欧亚大陆诸国才开始有真正的交往。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古代通商的道路，它更是连接古代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纽带，是东西方文化吞科学技术交流的桥梁，是横贯欧亚大陆的历史文化大动脉。丝绸之路促使人类文明在不同地域之间逆行交流。不同文明传来的新鲜养分，孕育着新的文化。它是古老的中国走向世界、接受世界其他地杰文明营养的主要通道。中国文化性格的塑造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
时尚品丝绸
中国人大约在四五千年之前就开始养蚕、种桑、缫丝、织丝。传说中的黄帝后妃嫘祖，就是养蚕的创始人。直到纪元之后的很长时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养蚕织丝的国家。丝绸，是中国人对世界的最重要的奉献之一。
历史上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有两个关键物品，一个是瓷器(“中国”一词，就与瓷器有关)，另一个是丝绸。古罗马人称中国为塞里斯(Seres)，意即为丝国，当时他们听说这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生产丝绸，于是有了这样的称呼。
现代人很难想象，当初古罗马人得到丝绸时的激动心情。大约在公元1世纪时，他们从帕提亚人手中得到中国丝绸，终于见到了那个来自遥远东方古国的神秘产品——他们早就知道这个地方以产丝绸而著名，古希腊人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就知道中国人生产丝绸了。
但罗马人当时并不知道，它是蚕吐出的丝。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些丝绸是从树上摘下来的：摘下来的树皮放在水中浸泡，再用梳子梳理，就会出现白色的丝，这就是丝绸的原料。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喜欢养一种小动物，比金龟子大一些，这种动物养了几年，就会吐出白色的丝来。这都说明，罗马人当时并不知道蚕为何物。
据说，恺撒大帝非常喜欢丝绸，他穿着丝绸衣服到剧院看戏，轰动全场。丝绸受到了罗马人的狂热追捧，少女们穿着丝绸衣服在街上招摇，有钱人也以丝绸衣服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弄得丝绸价格暴涨，最高时达到一磅约十二两黄金。昂贵的价格并没有阻挡时尚界的兴趣，但却使国家的统治阶层忧心忡忡。由于担心他们帝国的黄金被淘空，罗马元老院竟然通过一项法令，禁止人们穿着丝绸衣服。他们的理由是：姑娘们穿着这样透明的衣服，有伤风化。
丝绸之路由丝绸而发端，当然并不止于丝绸。开始的交流是由丝绸的魔力而引起的，后来的交流中，就由丝绸而扩大到其他产品，并进而由产品的交流扩大到文化的交流。
开路者张骞
讲丝绸之路，就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叫张骞，是西汉时期的一位宫廷侍郎，这条横跨欧亚的路，就是他率领一小队人马，在千辛万苦中开拓出来的。人们称张骞是“凿空”西域——意思是本来没有路，路是他开辟出来的。是张骞和他的探险队伍开启了中西方互相了解的大门。当时中国人对欧亚大陆的情况并不了解，虽然也知道不远的地方有很多新奇的风物，有许多有趣的国家。
汉武帝在位时，西域有36个小国，这些小国后来都被匈奴征服。匈奴的力量强大后，对西汉王朝构成直接威胁。西域为匈奴控制，汉朝向西的道路就断绝了。汉武帝为了消除这个心头大患，就派勇敢而卓识的张骞出使西域，一方面了解西域的情况，一方面意在联合大月氏，以共谋讨伐匈奴之事。大月氏是西域的一个部落，匈奴人曾经杀死月氏王，并把月氏王的头颅做成酒器，二者之间有深仇大恨。
公元前138年，张骞率领一百多人，从长安出发，出使西域，但刚进入河西走廊就被匈奴俘获，软禁了十多年。后来张骞逃脱软禁，又经千辛万苦，最后回到长安，一百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两人。但张骞带回的有关西域的情况，却为汉朝的人们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在汉武帝的宫廷中，文武百官听张骞描述西域的情况，大开眼界。
这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