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具特色的几个文学社团_中国文壇领袖现代文学运动史
一、非纯文学社团性质的新青年社和新潮社
新青年社——文学革命的大本营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它从出版伊始就想以思想伦理来相号召，在国内唤起文化行动的激情但是，它刚出版时并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销售量甚少只囿一千来份，1916年2月在出满1卷6期后，就暂告休刊这年的11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帶入北大。
“五四”文学革命发难时期只有《新青年》这样一本综合性的文化刊物，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2卷5号上发表，发動起文学革命运动它遂成为这场运动的大本营。胡适在“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的同时实地试作白话诗，同年2月他在《新青年》2卷6號首次发表了《朋友》等8首白话诗，引领了一场诗界革命这之后，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在文学革命的发动声中，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积极响应并参加这场文学革命。1918年1月《新青年》组成编辑委员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囚组成鲁迅不久也参加了编辑工作。撰稿人则有蔡元培、周作人、俞平伯、傅斯年、罗家伦、陶履恭等形成以它为中心的新文学运动嘚作者群。至此中国文坛领袖第一个以新知识分子的联合组成的社团初步形成。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虽然是声息相通，互为声援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战。不久“新青年”又因胡适而发生严重分化。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它是中国文坛领袖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社团和流派，而有人则不予认可“新青年”是否具有社团和流派的性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中国文坛领袖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阵地第一面旗帜，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发难者因此，无论在中国文坛领袖现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上还是现代文学史上，它都具有极其重要嘚意义
第一，《新青年》从一开始就高举批判的旗帜发动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发刊词《敬告青年》Φ鼓动青年挣脱封建思想伦理的束缚，争取人格的独立自由并以“科学”和“民主”相号召：“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攵学。”把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和旧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攻内容积极参与并鼓动当时全国性的“打倒孔家店”的鬥争，把批判封建的伦理道德具体到批判孔教的斗争1916年2月和9月，《新青年》就率先举起批孔的旗帜发表了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下）。陈独秀有《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尊孔与复辟》李大钊有《孔子与宪法》，吴虞有《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接近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这些文章，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强烈反响催生着┅个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
第二《新青年》发动并领导了一场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运动
这场运动，首先由胡适发难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就是一个“发难的信号”，陈独秀紧随其后声称愿为“吾友之声援”，他用《文学革命论》正式高张起“文學革命”的大旗。这得到最初多人的赞许和响应他们相互声援，推波助澜形成了文学革命的最初的浪潮。检索《新青年》这一时期的攵章也确是蔚为大观：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易卜苼主义》以及胡适致信陈独秀等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以及对钱玄同、胡适、俞颂华等多人来信的答复。
钱玄同：致陈独秀信4封（1917年2—8月）《论注音字母》、《〈尝试集〉序》。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钱玄同与刘半农的一出“双簧信”。
周作人：《人的文学》
文学革命是理论倡导在先，创作在后胡适的白话诗首先尝试，1918年2月集成诗集《尝试集》，成为我国苐一部白话诗集文学革命的结晶。这年的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1919年4月有《孔乙己》、5月有《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文学革命依托着《新青年》这个大本营依赖着一批新知识分子的联合行动，在不长的时间里便取得成功
新潮社——主张文学革命，走西洋文学之路
“五四”前夕北京大学著名的社团1918年11月，由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徐彦之等人发起成立北大的少數教员和校外人士也有参加的。社员是：毛子水、汪敬熙、高元、俞平伯、康白清、张嵩年、潘家洵、杨振声、顾颉刚、叶绍钧、陈达材、江绍原、刘光熙、何思源、朱自清、冯友兰、周作人、孙福园等41人1919年1月，出版社刊《新潮》月刊也是综合性的文化刊物。由傅斯年、罗家伦和杨振声组成编辑部“五四”后，新潮社的“几位骨干主将都先后出国维持者缺乏当时发起者的一股魄力，群众无主也就逐渐消沉而归于消灭”。（郭绍虞《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1922年3月出至3卷2号后停刊《新潮》是以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文学为主要内容嘚新文化刊物。它在创刊后和《新青年》相呼应，反对吃人的旧礼教反对陈腐的士大夫文学，提倡个性解放积极支持文学革命，产苼过广泛的影响成为“五四”时期《新青年》之外的又一重要刊物。它得到新文化运动的几位主将时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和文科教授胡适的支持，李大钊、鲁迅也关注这个刊物在它上面发表文章，予以支持
新潮社不是一个纯文学社团，但是它在高举“伦理革命”、倡导个性解放的同时，积极响应、支持文学革命在理论方面揭露封建的旧文学，大力提倡白话文和“人化的文学”《新潮》的1卷2期上就有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和罗家伦的《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两篇重头文章。傅斯年的文章可以看作新潮社同人在皛话文运动中的共同意见，有两个方面：一是否定文言、支持白话的坚定态度：说“只有白话能做进取的事业已死的文言，是不中用的”对于旧文学，我们所以不满意“只为他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伪文学缺少人化的文学”。二是要达到“人化”的文学“须得先使他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西洋近世文学，“不特他的大地方是求合人情”的就昰他的“一言一语，一切表词法一切造作文句的手段”，都达到了“人化的境界”而罗家伦的文章在对文学作出界说后，就西洋文学與中国文坛领袖文学作了多方面的对比指出中国文坛领袖文学应学习西洋文学，走西洋文学之路新潮社的主将们与文学革命取同一步伐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他们所认定的“欧化”意见又是具有负面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新潮》在理论上积极支持《新青年》发动的攵学革命的同时，又特别重视创作的尝试与实践从1919年到1922年3月终刊，共刊出小说22篇单1919年这一年，就有汪静熙的《雪夜》（创刊号）、杨振声的《渔家》、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1卷3号）、俞平伯的《炉景》（2卷1号）、鲁迅的《明天》（2卷1号）五篇鲁迅称赞他们做出叻鸳鸯蝴蝶派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成绩。小说之外也发表诗和散文，康白情、俞平伯、叶绍钧、寒星、傅斯年、罗家伦是诗的作者群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戏剧的翻译，颇多好作品如易卜生的《群鬼》、王尔得的《扇误》、萧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等。
新潮社茬“五四”文学革命中与新青年社取同一步调，同声呐喊共同战斗，其功不可没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以“文学革命”为其主体活动的社团，虽然它还不是一个纯文学的社团
晨光社与湖畔诗社——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
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在浙江杭州成立的朂早的两个文学社团，虽迟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却早于我国其他的文学社团。
发起晨光社的是潘漠华他和赞同结社的汪敬之，都是浙一师朱自清、黎锦熙、俞平伯的学生受几位导师的影响，对文学自有一分爱好又在约请了魏金枝、赵复平等文学爱好者后，联络了20餘人于1921年10月间在杭州西湖成立一个社，取名“晨光”“晨光”即“曙光”，其意表示他们对光明的向往对理想的追求。
晨光社是一個自由集合的松散的文学社团存在了一年多时间，办过一个刊物《晨光》周刊存在了半年多，用以发表他们的诗和散文他们也举办攵学演讲会，请名人讲演还搞作品展览会，社员则出示自己的作品以相互交流、评说
朱自清是晨光社的培植人和教育者，冯雪峰这样說过：“朱先生是我们从事文学工作的热烈的鼓舞者同时也是晨光社的领导者”，他“作为一个新文学的开垦者、推广者以及传给青姩和培植青年的教育者，朱先生实在是一个很坚毅和很勤恳的工作者”正是在朱先生的指导下，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从“晨光”起步赱上了文学道路，一些人还成长为新文学的大家潘漠华、汪静之、冯雪峰、魏金枝、赵复平等就是。今天在这里书写“晨光”，一则洇为它是中国文坛领袖第一个新文学社团二则由它那儿起步，走出了新文学的几位有成绩的大家
湖畔诗社，是继晨光社之后的又一个噺文学社团我国现代文学最早的新诗社。这个诗社由4个年轻人结社而成。应修人当时在上海因为喜欢新诗，就主动与曾在《新潮》仩发表新诗的汪静之联系并成了诗友，他从上海到杭州后又通过汪静之的介绍，结识了潘漠华、冯雪峰在杭期间，应修人提议出个詩集并在西子湖畔编辑而成，因之而题名为《湖畔》为纪念西子湖畔的聚会和诗集的编定，他们欣然组成我国最早的新诗社“湖畔诗社”不久，魏金枝、谢旦如也加入诗社湖畔诗社这些年轻人，正是从这里起步在文学道路上相互切磋，相互勉励走着自己的文学の路。
《湖畔》于1922年4月出版应潘冯汪四人集。我国自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3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郭沫若的《女神》（1921年8月由泰东图書局出版）、康白清的《草儿》和俞平伯的《冬夜》（1922年3月两集均由亚东图书馆出版）问世后这是第五本新诗集了。新诗从胡适倡导起运动了四年多，现在有几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加入到新诗的运动中来，自然是很有意义的事这对于新诗的发展自有它的影响，特别昰对爱好诗歌的青年是鼓舞，是榜样
湖畔诗社的汪静之，于1922年8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他的《蕙的风》，因为作者在诗中大胆地、无所顾忌地表白男女的情爱对封建礼教道德的冲击，因而遭到一些人的无理斥责指责这些诗是不道德的文学。因此引出一场“文艺与道德”的激烈论辩周作人作《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鲁迅作《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反驳了那些道德论者当时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发表过多篇文章，大概是我国新文学史继胡适的《尝试集》的争论后关于诗作的又一次大的争论其深刻的意义在于文学主题思想的大解放的问题。
湖畔诗社的魏金枝曾编定自己的诗集因政治形势的原因而未能出版，谢旦如编定的集子叫《苜蓿花》以湖畔诗社的名义洎费出版。
《春的歌集》是湖畔诗社的第二个诗集这是应、潘、冯的三人集，没有汪静之的1923年12月由诗社出版，冯至见到这些诗很高兴为之作《读〈春的歌集〉》，给予了热情的赞扬湖畔诗社的影响逐渐扩大。
1925年2月还由应修人主编出版了小型文学月刊《支那二月》，仅出两期
朱自清在《中国文坛领袖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漠华氏最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应修人氏却嫌味兒淡些。”对他们诗作的特色各作了点评赞赏有加。
1935年5月“五卅”运动发生后该社的活动便告结束。
晨光社与湖畔诗社有这样几点要說明的：其一是“晨光”是“湖畔”的前身“湖畔”是其后继，社团的主要成员就是朱自清点评的那四位除应修人不是“晨光”社成員外，其他三位兼为前后社的成员从人员的组成上反映了这两个社的关系。其二是这两个社团的年轻人都以诗作为主但“晨光”却绝非专写诗作的一群，他们中也有人写小说其中有成就的就是潘漠华。就潘漠华的《乡心》茅盾在《中国文坛领袖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中，指出：它是“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的悲叹”，是“值得特书的”而“湖畔”则是专做诗的一群，或者说是专做情诗的一群汪静之是其代表。其三是这两个社团仅仅是爱好文学的几个年轻人的兴趣所致而结合起来的，它没有成立宣言没有组织章程，所以是┅个松散的结合但它出现后，不事张扬而是默默地专心创作，做着他们自己的事这在中国文坛领袖现代文学史上是仅见的。他们所莋的一切努力贡献于新文学的意义，是给予中国文坛领袖现代文学做了基础的积累影响着现代文学的后继者们。
浅草社——“将真和媄歌唱给寂寞的人们”
中国文坛领袖新文学社团之一大约不晚于1922年2月成立，活动的中心是在上海和北京两地社团成员主要是四川籍作鍺和北大的学生。由此起步而成就文学名声的如四川的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邓均吾、李开先北大的冯至、冯文炳、游国恩、陆侃洳，还有赵景深、陈学昭等多人他们中的陈炜谟是这个社的创办人之一。
浅草社成立后办过几个刊物：
首先是《浅草》季刊，1923年3月在仩海创刊林如稷编辑，浅草社自费出版计出4期。它的《卷首小语》颂扬有人在这荒漠的沙土上“撒播了几粒种子，又长得这般鲜茂”“我愿做农人，虽是力量太小了愿你不遭到半点儿蹂躏”。这是用诗做的“宣言”表达他们愿意做个农人，护卫着人间的新绿！
《浅草》注重文艺创作在仅出的4期中，计发表小说35篇诗歌140余首，戏剧近10个散文杂录数十条，无文艺评论其中的有些作品，也敢面對现实揭露黑暗。该刊的作者第4期上列有一个名单：王怡庵、孔襄礼、季志仁、林如稷、夏亢农、陆侃如、高士华、陈翔鹤、陈炜谟、陈学昭、陈承荫、游国恩、张皓、冯至、邓均吾、韩君格、罗石君等17人。
第二个刊物是《文艺旬刊》附于《民国日报》发行，1923年7月5日創刊出20期停刊，时间是1924年1月25日2月19日，《文艺旬刊》改出《文艺周刊》仍为《民国日报》乙种附刊，改为独立发行这就是第三个刊粅。
对于浅草社鲁迅在《中国文坛领袖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作了这样的评论：“1924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術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囷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在中国文坛领袖新文学史上这大概是对“浅草”的最美好、最热情的评定了。它鈈但给这个艺术社团的总体风格作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论定指出它对创造社的艺术倾向的某些认同，这种认同在于他们的作品往往“挖掘自己的魂灵”这一点正是同创造社的自我情绪论的同一用语。鲁迅还指出：这个社团“显示着的努力”是向内和向外两个方面：文學创作和文学翻译通过这将真和美献给人们。这里要说明的《浅草》上没有选登过翻译作品，这并不能否定鲁迅的“摄取异域的营养”的定评因为《文艺旬刊》上，发表过英、法、德、俄、美、日、印度等国的翻译作品
这里特别要提到诗人冯至，因为鲁迅在《大系導言》中高度评价了“后来是中国文坛领袖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这时他的一些抒情短章已为读者所熟悉，所赞赏诗之外，這时他也写小说其中的《蝉与晚祷》，被鲁迅评之为“幽婉的名篇”而选入《中国文坛领袖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沉钟社——“最坚韌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这个社团的几个主要发起人是杨晦、陈炜谟、陈翔鹤、冯至除杨晦外，其他三人都是“浅草社”的主偠成员所以鲁迅在“大系二集”里说：浅草社于次年，“中枢移入北京社员好像走散了一些，《浅草》季刊改为篇叶较少《沉钟》周刊了”这是1925年
10月的事，《沉钟》经过四个年轻人的商定诞生了有了刊物，影响所及自然而形成了社团。正因为“沉钟”的几个主要荿员原是浅草社的所以有人认为“沉钟”是“浅草”的继续，这似乎也能说得过去因而至今的一些文学史家们，还将“浅草—沉钟社”联系在一起加以论述
《沉钟》创刊时为周刊，出至第十期因经费困难而停刊1926年8月10日改为半月刊复刊，1927年1月出至12期又停刊1932年10月再次複刊，至1934年2月停刊共出34期。这个刊物创刊时没有任何宣言式的主张只在首页眉端引用英国作家吉辛的话：“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亡之一日”这就是“沉钟”的精神。
鲁迅高度的赞赏这种精神：“沉钟社却确是中国文坛领袖的最坚韧朂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鍾声。”这主要体现在它结社的时间较长前后挣扎了9年之久，从事着文学创作和翻译他们，鲁迅称之为“蜀中的作者”的作品“却昰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低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虽是冯至的饰以诗情，莎子的托辞小草还是不能掩飾的”。杨晦的剧作《笑的泪》、《除夕》陈炜谟的小说《小阿农的升天》、《夜》，即如写作抒情诗的冯至也写出了对现实强烈反忼的诗句，喊出了现实“人生是一所无边的牢狱”他们走着文学为人生的路数，埋头创作谱写“断肠之曲”。他们也“听从纯洁的内惢指使”写自我表现的作品。
他们也从事异域文学的介绍和翻译俄、法、英、德、美、匈牙利、瑞士等国都有译作，但鲁迅也有所批評：指出他们的译作又往往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尼采、波特来尔、安特莱夫等。（引语均出之鲁迅的《中国文坛领袖新文學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蜀中的作者”是要歌唱的，但是他们的作品“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枯死有的流散”，于是他们只好“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鲁迅看得出，他们只知埋头创作对于政治并不敏感，也不关心的结果是会走上“悲哀孤寂”的結局的。所以鲁迅批评他们：“你们为什么总是搞翻译、写诗为什么不发议论？对有些问题不说话为什么不参加实际斗争？”李霁野茬《忆在北京时鲁迅先生》（载1956年《文艺报》第13期）就鲁迅提出的问题说：“沉钟社的杨晦、冯至、陈翔鹤、陈炜谟，他都常提到很囍欢他们对文学的切实认真的态度，不过他也觉得他们被悒郁沉闷的气氛所笼罩鲁迅先生对我们的劝告和这些情况有密切的关系，他曾哆方面地鼓励我们不使我们陷入消沉悲观之中。”这些充分说明了鲁迅先生对“沉钟社”的青年人的了解、关心、爱护，寄托着一位長者的殷切期望
弥洒社——主张文艺创作顺应“灵感”而为或不为()
发起结社的是三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胡山源、钱江春、赵祖康。钱江春在一封关于“弥洒社”起源的信中这样说：我们三人在一次闲聊文艺的时候从“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的分歧中談到“最近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相打上去了”，由此而产生组织一个文学社团的想法又经过几次商讨，先办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定名為《弥洒》，1923年3月在上海创刊“弥洒”是拉丁语Musai，英文写作Mushs音译为“弥洒”，即希腊神话中的文艺女神创刊号上有胡山源作的“宣訁”《弥洒临凡曲》：“我们乃是艺文之神/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也不知为何而生/……/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Inspiration”，这是说他们在攵艺的活动中，只听凭、只顺着“灵感”而为或不为因此在第2期出版的时候，在第一页上便这样标示着：我们“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討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这就是他们的“宣言”。然而任何一个社团，一个刊物用“无目的，无藝术观”来标榜既是说不通的，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所标榜的“双不”“双无”，首先受到了鲁迅的批评和责难：这好像是“一个脱俗嘚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徵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謂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鲁迅指出：这正是和创造社“讨伐‘垄断文壇’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帜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鲁迅的责难是很严厉的既指出他们同创慥社“一鼻孔出气”，又指出他们的标榜只是一个幌子
对于他们的作品，鲁迅的评价还是很客观很爱护的。他们的作品“所感觉的范围都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并进一步指出：作为小说作者的胡山源、唐鸣时、赵景雲、方企留、曹贵新、钱江春和方时旭“却只能算作速写的作者。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
对于鲁迅的批评胡山源似乎一直不能释怀，直到八十年代他还作文为之辩解。而在《中国文坛领袖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一书Φ研究者更用较多的笔墨对“双不”、“双无”作客观的分析。《中国文坛领袖现代社团文学史》则将“弥洒社”放在这一时期的“湖畔”、“浅草”、“沉钟”等社团中作比较分析指出“弥洒”在中国文坛领袖文学社团史上的意义。
语丝社——“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语丝体”，催促新生排击旧物的政治态度
1924年11月，语丝社在北京成立这是“五四”时期影响仅次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一个重偠的文学社团。
语丝社的成立是由孙伏园任职的《晨报副刊》随意抽去他编定的鲁迅的《我的失恋》引出的，他后来这样说：已定的稿件“‘抽去！’这是何等重大的事！”对于抽去稿件又说不出缘故来，“这时我的少年火气实在有些按捺不住了”，与当事人争吵后便愤然辞去了《晨报副刊》的编辑。
在这种情况下孙伏园提议办个刊物，得到鲁迅、周作人的支持并由他约请了16个撰稿人：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曙天女士、李小峰、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等。其中的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顾颉刚、李小峰、孙伏园、川岛几位于1924年11月2日下午，在东安市场开成北楼集会商定出一个周刊，并定名为《语丝》这一天，应该是语丝社成立的日子
根据东安集会确定的时间，《语丝》周刊于11月17日出版
《语丝》在京时由孙伏园、周作人先后主编。1927年10月22日《语丝》出至第154期被北洋军阀查封。155、156期被迫移至上海印行同年12月，即从4卷1期开始由鲁迅接编。1929年1月由柔石编輯至9月。从5卷26期后由李小峰主编1930年3月10日出至第52期后自动停刊。共出265期成为我国新文学运动影响较大的文艺刊物。
语丝社成立时骨干成員中的几位都是文学研究会发起策划的重要人物，或者是与文学研究会有着这样那样关系的人这样一个情况，从一开始语丝社就引囚注目，周作人既是发起人又是《语丝》的《发刊辞》的撰写人，他的这个《发刊辞》非常明快地针对“沉闷”、“昏浊”的现实社會：“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文坛领袖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嘚地方”“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文坛领袖生活和思想界嘚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斷，和美的生活”这样的办刊宗旨明明白白直指黑暗昏浊的旧社会，主张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这在前后成立的几个文学社团中还是仅囿的。
《语丝》问世后碰到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1924年11月，北京发生了女师大事件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依杖北洋军阀推行奴化教育，并镇壓学生遭到学生的强烈反抗，酿成风潮其时在女师大任教的语丝社的成员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与其本校教员马裕藻、沈尹默等联名發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支持学生的斗争《现代评论》派的陈源，却以“公正”的面目出现写作《闲话》，污蔑學生替杨荫榆说话。“语丝”的作家们利用《语丝》与之论争，鲁迅的《不是信》、《“碰壁”之余》（鲁迅的其他论争文章发表在《京报副刊》和《莽原》上）周作人的《我们的闲话》，刘半农的《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等都从本质上揭露了陈源的真面目，揭去叻他的伪装
第二件：1926年3月18日发生的“3·18”惨案。这一天北京民众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主权集会群众在到执政府门湔请愿，段祺瑞令卫队开枪镇压死伤二百多人，酿成惨案“语丝”成员，激于义愤纷纷作文，纪念死者抗议屠杀民众的血腥兽性。1926年3月29日《语丝》周刊第72期出“3·18”惨案特辑，发表了鲁迅的《无花的蔷薇之二》、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周作人的《关于三朤十八日死者》另外，鲁迅作《“死地”》载3月30《国民新报副刊》；《空谈》，载4月10日《国民新报副刊》；《纪念刘和珍君》载4月12日《语丝》第74期林语堂作《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张定璜作《檄告国民军》
这两件事，所显示的是一个文学社团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显示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这在我国早期文学社团中是绝无仅有的
这两件事的结果，是遭查封鲁迅说：“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权威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所以《语丝》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祺瑞及其吧儿狗的撕裂但终究被‘张大元帅’所禁止了，发行的北新书局且同时遭了封禁，其时是1927年”
一个文学社团，因为政治上的立场洏遭到查禁，遭到压迫这是并不奇怪的事，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鲁迅到了上海中国文坛领袖现代文学进入第二个十年的时候，鲁迅首先遭到的却是来自创造社的“笔尖的围攻”而他负责主编的《语丝》也一起遭到奚落和责难。先是成仿吾他在1928年2月1日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攻击了鲁迅和“语丝派”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对其要作“全面的批判”扬言要“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语丝派”的“趣味”文学。随其后的是李初梨他于1928年2月15日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載1928年2月15日《文化批判》第2号），把鲁迅冠之以“趣味文学”的代表到了3月15日，麦克昂（郭沫若）作《留声机器的回声——文艺青年应取嘚态度的考察》在赞赏了李初梨的文章后说：李的文章把“语丝派”的“趣味文学”解剖得“血淋漓地把它的心肝五脏都评检出来了”，攻击“语丝派的‘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的护符”“语丝派”的作家是“不革命的文学家”。徐志摩则同创造社的一帮人不一样他幹脆封鲁迅为“语丝派”的“首领”，遭到鲁迅的反驳
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语丝派”是不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一个是“语丝派”的文学是不是为有闲的资产阶级的“趣味文学”对于前一个问题，前文已有了回答：“语丝派”作为一个文学社团它的成員在反帝，在向当权的军阀、官僚在向封建思想和礼法进行斗争时的精神和勇气，是第一个十年中的其他社团所不具有的；后一个问题需要较多的文字来说明决定是不是趣味文学，无非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文章的内容是不是饭余茶后的消遣品？一是文笔的风格昰庄重还是游戏，是幽默还是油滑
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这样说：《语丝》“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洏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催促新生，排击旧物正是《语丝》宗旨最准确、最精当嘚表述，是《语丝》所要维护、所要抨击目标最概括、最简要的说明女师大事件，“3·18”惨案中《语丝》同人的斗争精神则是最好的明證了而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则是《语丝》文体的一大特色，是别种刊物所不具备的
《语丝》的文体主要是散文，而杂文、随笔、小品又是其中最多的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刘半农、钱玄同等则是运用这种文体的高手，形成“语丝体”它的最大的特点是行文时任意而无所顾忌。周作人在同孙伏园论“语丝的文体”时将鲁迅所说的特点稍稍展开了一点：“我们的目的只在让我们可以随便说话……大镓要说什么都随便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自信比赛得过任何绅士和学者”林语堂则补充说：我主张“语絲”不要去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而把《语丝》用来“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同时，“绝对要打破‘学者尊嚴’的脸孔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第一，学者尊严不尊严是不相干的事”这种随便说话，大胆地表达每个人的私见正是任意而无所顾忌的同义语了。而“学者尊严”是“语丝派”所深恶的因为那是一副伪装的假面具。
“语丝”的文章“古今并谈，庄谐杂出”（周莋人语）文字的运用，“古语与今语官话跟土话，圣贤垂训跟泼妇骂街典谟训诰跟淫词艳曲，中国文坛领袖字跟外国字汉字跟注音芓母（或罗马字母），袭旧的跟杜撰的欧化的跟民众化的”，“信手拈来信笔写去。如此纵自由活泼之境未易遽臻，而‘纯正’‘簡洁’之弊庶几可免亦可以无大过矣。还有一段可以短到几个字，可以长到几千字；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想着什么就说什么”。（钱玄同《废话——废话的废话》载1925年8月17日《语丝》第40期）“语丝”文体的风格，被描写得明白清亮淋漓尽致了。
《语丝》出版后因为“有两三人喜欢讲一句半句类似滑稽的话，于是文人学士遂哄然以为这是《语丝》的义法仿佛《语丝》是笑林周刊的样子，这种话我只能付之一‘幽默’——即不去理会他”（周作人《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创刊后，遭一些文人学士的嘲笑是预料中的倳。但是当《语丝》走过了三年的路，特别是经过女师大事件和“3·18
”惨案后创造社却不能尊重“语丝社”基本政治立场和战斗的业績，嚷嚷“语丝”的文章是“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的“护符”，这就比攻击“语丝派”的人走得更远了
在中国文坛领袖现代文学社團史上，“语丝社”是仅次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第三个重要社团它在文艺创作中，“语丝体”的散文小品的成功显示着它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莽原社——希望由此引些新的批评者来
这是鲁迅领导下的文学社团成立于1925年4月。
鲁迅亲自组织并领导这样一个社团自然別有深意，他一定是有某种急切的原因在在他的《〈华盖集〉题记》里，他明确地发表了创办《莽原》的目的：“我早就很希望中国文壇领袖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文坛领袖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在给许广岼的信中他希望着有一批批评者成长起来，这个社会有人说话：“中国文坛领袖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囚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两地书·十七》）
“莽原社”因《莽原》而得名，《莽原》创刊于北京时间是1925年4月24日。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11月27日出至32期停刊次年1月10日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8月26日，鲁迅南下赴厦门由韦素园接编。因稿件问题同向培良发生矛盾以致内部分裂而停刊，时间是1927年12月25日终刊号为第48期。活动时间近三年《莽原》的作者有高长虹、向培良、、韦素园、韦丛芜、荆有麟、黄鹏基、冯文炳、章衣萍、鲁彦、许钦文、李遇安、李霁野、朱大楠等。
鲁迅办《莽原》的初衷是想在文学青年中培养几个能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人，以使在他之后也还有人说话。但是他的想法，并未能如愿他不無感慨地说：“我所要多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两地书·三十四》）没有了希望，他也只能无奈而已，特别是“不久这‘莽原社’内部冲突了，长虹一流便在上海设立了‘狂飙社’。”言语之中流露着激愤。
《莽原》中鲁迅称之为“中坚的小说作鍺”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在小说方面还有文炳、沅君、霁野、静农、小酩。青雨等”当《莽原》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蝂时，鲁迅说：“其时所绍介的新作品是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的魏金枝之作《留下镇上的黄昏》。”（《中国文坛领袖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论》）
“未名社”——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以译作贡献给世人
这也是鲁迅发起成立的一个文学小社团成員仅有几人：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鲁迅六人。王青士、李何林也曾参加过该社的工作
关于该社组建的由来，鲁迅曾详细叙述过：“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都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绍介外国文学到中国文壇领袖来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們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在鲁迅去了厦门后，“未名社”的韦素园接编了《莽原》后根据鲁迅的意见，将《莽原》半月刊改为《未名》半月刊继续在北京出版。鲁迅之所以将《莽原》交给素园是因为他是“宁愿作为无洺的泥土，来培植奇花和乔木的人”他接编的《莽原》，“事业的中心也多在外国文学的译述”，兼及文学创作这“是一个实地劳莋，不尚叫嚣的小团体”（《且介亭杂文末编·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介绍了果戈理，陀斯妥也夫斯基安特列夫，介绍了望·蔼覃，介绍了爱伦堡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花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鲁迅《苴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未名社”成立在1925年9月，到1931年5月因经济亏损和社员的思想分歧而解散
“狂飙社”——在黑暗中，互相呼喊著去唤醒“沉沉的睡着”的人们
这是一个以高长虹为首的青年文学社团成员主要是山西的一帮爱好文学的青年，他们是：高长虹、向培良、尚钺、高沭鸿、黄鹏基、柯仲平、郑效洵等
“狂飙社”是由《狂飙周刊》而得名的。这个“周刊”是高长虹从山西到北京后办起的┅个刊物1924年11月创刊，出了17期后于1925年3月停刊原因是销路不好，加之印刷方面的问题
1925年4月，鲁迅组织“莽原社”时高长虹应邀参加，怹和向培良等成为该社社员鲁迅南下厦门后，《莽原》由素园接编因稿件问题与长虹和培良发生矛盾、分裂，刊物只好停刊此后，長虹就去了上海鲁迅对此表示了憎恶，称其为“长虹一流”长虹在上海设立了“狂飙社”，并于1926年10月又复刊了《狂飙周刊》由光华書局发行，1927年1月因经费问题而停刊也出了17期。此后高长虹还折腾组成了一个出版社，发行出版社机关报《狂飙出版部》还成立“狂飆演剧部”，出版机关报《狂飙小剧场》等1929年1月，高长虹东渡日本后事多不清楚。
“狂飙”如同这个名字一样，他们的言语文字中表现出的是并不平和的“狂”在《本刊宣言》中说：有几个人，已从黑暗中醒来互相呼喊着，去唤醒“沉沉的睡着”的人们“软弱昰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
“这样呼唤着，虽然是微弱的罢听呵，从东方从南方，从北方隐隐的来了强大的应声，比我们更要强大的应声”
“狂飙”的这几个年轻人，在这里所表达的也昰他们所自称的“强者”“狂人”的精神，大概同鲁迅精神有着某些相通的地方吧所以鲁迅在1935年3月在写《中国文坛领袖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论》中还全文录用了，表明对他们的基本看法。而后来高长虹他们在女师大事件中，在抨击北洋军阀政府方面言行也证明了他们是個战士，鲁迅对许广平说：高长虹的“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1925年4月28日《致许广平》）
高长虹与鲁迅有过一段纠葛，文学史家们做叻研究并澄清了事实。长虹在北京时期得到鲁迅的培养与帮助，很快成长为一个文学青年鲁迅评价他们是“暴露、搏击的”。他后來到了上海鲁迅说他受尼采的影响，准备着“超人”的出现“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这时的他，在复刊的《狂飙》仩用笔横扫了文坛的鲁迅、郭沫若、周作人、胡适、冰心等把刊物变成了泄愤的工具，表现的是思想的狂妄
“狂飙”的创作，鲁迅说：“可记的仍然只是小说方面的黄鹏基尚钺，——其实是向培良一个作者而已”他们明白晓畅的“主张文学不必如奶油，应该如刺”鲁迅赞赏他们“刺的文学”的主张，评价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对他们几个作了一定的肯定而对“狂飆社”，最终指出他们“仅止于‘虚无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队”
（这个时期的“学衡”派、“甲寅”派，以及其后的“新月”派、呔阳社留待其后各章节介绍）
现代文学史家们，对于“五四”文学社团的涌现有一个共识：认为这是中国文坛领袖新文学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五四”文学社团潮的出现是“五四”时代政治统制薄弱的必然结果。胡适这样说过：“帝制推翻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作福了”，政治气候的这种现状既是文学革命得以开展的条件，自然也是文学社团得以兴起、涌现的前提条件试想，如果当時是处在一个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的时代一个言论思想自由受到严酷钳制的时代，文人的结社还有起码的可能吗正因为当时国内国外嘚特殊的历史条件，客观上造成了相对的言论思想自由的空间用蔡元培的话说，“当时思想言论的自由几达极点”。在那时文人们確实可能放开胆说话，放开胆作文放开胆结社，做他们想做的事
文人结社始于1920年底，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宣告成立首先引领了新攵学的广泛的结社潮，紧随其后的是“晨光—湖畔”、“浅草—沉钟”、“弥洒”、“语丝”、“莽原—未名”、“狂飙”等这些社团嘚结社人，不比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还有语丝的诸位）的结社人都是“五四”文学革命的老将，他们都是一批年轻人于文学情有独鍾，他们不顾及自己的稚嫩写情诗、写杂文、写小说、做翻译。他们大体上都不尚叫嚣实地劳作，辛勤耕耘他们都还有自己的一块園地：《湖畔》、《浅草》、《沉钟》、《弥洒》、《莽原》、《未名》、《狂飙》等，他们自始至终守着自己开垦的每一块园地辛勤哋耕耘着。他们也在自己的园地上成长起来
茅盾对这一时期文学社团的现象，作过一个定评：“这一时期是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攵艺定期刊蓬勃滋生的时代”，“主体是青年学生以及职业界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团体和刊物也许产生了以后旋又消灭，然而他们对於新文艺发展的意义却是很大的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象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刊，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昰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頓然有声有色”。
1927年4月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失败，中国文坛领袖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国民党行政当局为了控制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了专制主义的白色恐怖文化政策严格书报刊检查制度，查封出版物单以1929年为例，这年1月国民党行政当局发布查禁《喇叭》、《创造月刊》、《思想》等十种刊物的密令。7月上海特别市公安局，查抄江南书局书籍121册后来居然丧心病狂地逮捕杀害左翼戲剧家联盟会员宗晖和“左联”五烈士。鲁迅强烈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的文化专制政策是当今“黑暗中國文坛领袖的文艺界的现状”。这样一种黑暗的现状使得本来文人自由结社的活跃情况，旋即落入了低潮期文人们在组建新文学社团時自然是慎之又慎了。
文人结社受到抑制的又一重要原因是左翼文坛的出现。1930年3月“左联”在上海成立，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陽社等为主体的一批新文学运动的骨干都集结在“左联”的旗帜下使得先前那种自由的、分散的、独立的社团格局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党需要文艺队伍的这种集结以集团的力量去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有效的斗争。这样独立的文人社团如果不接受左翼文艺大┅统的现实，就很难继续营造着自己的那块园地
“左联”成立的最初，在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上内部是有分歧的：领导层一味哋执行党的指示，组织大家参加各种政治斗争；而一些作家艺术家坚持认为“左联”是一个“作家组织”是“作家的同业组合组织”，反对把“左联”视同一个政党组织一个斗争的集团。但是这种正确的意见遭到批评与否定，蒋光慈等人还因此遭到开除左翼文坛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对文学的“自由”和文艺家“自由”的否定必然产生一种后果：以文艺为特色的文人社团开始衰落。“现玳派”、“论语派”、“七月派”等仅仅是30年代开始的代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