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凡时间】阅读经典文学，就是拯救我们的感觉，避免精神营养不良 - 简书
【伯凡时间】阅读经典文学，就是拯救我们的感觉，避免精神营养不良
读书如同打仗，经典就是绕不开的据点
攻下知识据点之后，我们的知识脉络一下子就清晰了。大据点打不下来，老打那些小仗，没用。
做困难的事情也许更容易，创业的时候要这样想，我们读书的时候也要这样想。曾国藩说，读书如同打仗，打仗不能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打，没用的，必须要打据点，该打长沙就打长沙，该打安庆就打安庆。这些大据点不打下来，老是打那些小仗，一点用处都没有。经典就是那些知识据点。攻占了这些知识据点之后，我们整个知识脉络可能一下子就清晰了。如果你经常读的是那些消遣性的书，读起来的确容易，但是它对你的现有的知识体系没有任何挑战，没有任何增量，你读再多这样的书，其实也是没用的。读书也应该遵循创业的法则，从0到1。从0到1真的是很难，从1到1.1，从1到2，可能都比较容易，但是从0到1，无中生有，它真的很难，但是你必须要做，你做了才可能上一个台阶，而不是在原有的台阶上滞留，时间久了还可能往下走。
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这样评价经典的，他说这是人类几千年来，最智慧的头脑向你保证过的作品，那些没有价值的书，早已在时间稠密的丝网中被过滤掉了。这些经典能够流传到今天，就是因为时间的丝网过滤不了它，它能够穿越层层的时间障碍，存留到今天。这些经典诞生于一个个伟大的头脑，而且它捕获了后来更多的智慧头脑，这些头脑已经为这些经典的价值背书，甚至为这些经典做了很多的注解，所以我们读经典是一件很省事儿的事情。它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也是一个自然挑选的过程。你们仔细想想，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头脑，都在为我们挑选书，还为我们去注解这些书，我们读这些书是多么省事儿的一件事情。所以，读经典表面上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其实是一件投入产出比非常高的事情，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有一回，我跟一个年轻人说，你们现在读书的环境，真的跟我们不太一样，你们现在基本上“马列”的书都很少读。我们那时候起码在本科阶段必须读《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其中《列宁选集》，一卷都是六七百页。我记得我读列宁的哲学笔记的时候，刚开始是很畏惧的心态：啊，这是经典，我读它是憋足了气去读的。但是读的时候发现特别有意思，比如说他对黑格尔的一个反驳，我觉得非常机智，一句话就把问题说清楚了。黑格尔说我们要学习逻辑学，我们只有掌握了逻辑学，才能够正确的思维。列宁用一种非常轻松的方式反驳他说：这就好像是说我们必须学完生理学，才能够消化食物一样。还比如，列宁在跟别人辩论的时候，先是把对方的观点列举出来，最后说：“这观点如此之荒谬，让我们反驳起来都有点难为情。”所以，后来我就觉得经典其实是非常有趣的。比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国外的大学生一直还是把它作为经典来读。其实《共产党宣言》里头那种表述方式，在我们今天看来，一点都不过时。
还有关于互联网的一些观点，现在很多人都在引用，其实一些观点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说的。比如“自由人的自由联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的设想，就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我觉得这句话用来概括我们在互联网时代的人际关系，实在是非常准确的。马克思还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过去我们觉得这句话特别抽象，但是今天，只要看看你的手机，你就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几乎你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凝结在手机里了，所以这个手机一旦丢了，你这个人还存在不存好像都成了问题。这种经典的表述，它是超越时代，还有它表述的力量、表述的穿透力，让你用不着认真的背诵它，因为一旦你看到这几句话，就会很难忘记。比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后面，有一句话，“无产者在这场革命当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这句话如果让一个笨拙的作家来表述的话，可能要写上好几页纸都说不清楚，关键是，即使他说清楚了，别人也记不住。但是马克思用一句话就把道理说的清清楚楚，而且让你忘不掉。共产党宣言当中，还有几句话经常被引用。很多人都认为不管是用来形容我们所处的后现代时代，还是互联网时代，都非常准确。这句话是：“一切稳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在被亵渎。”这句话在我们今天读起来，好像就是为我们今天准备的。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去读经典，不管是中国古代的经典，还是西方古代的经典，还有马列的经典，都值得我们认真去读。马克.吐温有一句话说，恰当的表述和不恰当的表述，它们的差别是闪电和萤火虫的差别。那种经典的表达，真的像闪电一样，撕破黑暗，让你无法忽视它，而不恰当的表述就像夏夜里的萤火虫，若隐若现，稍不留神就没有了。
读经典听起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读。第一，如果你绕开这样的知识据点，你付出的代价会非常大的。大到你完全没意识到，却使你的知识处于一种留级生的状态；第二，经典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艰深。如果你的心能够沉潜，能够逐渐将自己的频率调到跟它同频的时候，你会发现，读这样的书是非常快乐的事情；第三，读经典是一件最能让你省力的事情。它提出的概念、它的理论框架、它那种非常精当的表述，能够让一个事情在你面前显得非常简明扼要，而不是像一个长期没有收拾的房间一样，找什么东西都不得要领。所以读经典是一件最终会让你很省事儿、很省力的事情。读经典的目的不是为了掉书袋，不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显得你有学问，实际上在今天，你想要通过掉书袋来赢得尊重，可能比中彩票的概率还要低。读书首先要为自己读，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什么意思呢？最初学者学东西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自身修养的提高；今之学者为人，今天很多人读书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显得有学问。可以想象孔子的这句话是有所指的，在那样一个知识人的竞争还不是那么激烈、整个社会还不是那么嘈杂的时代，也还有那么多的人，读书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显得有学问。在今天，在一个更强调投入回报，而且是快速的投入、快速的回报的年代，要真正做到为自己读书，而不是为别人读书，在今天显得更难。我始终相信一条法则，不管你是哪行哪业，如果你做事的方式，你获取知识的方式，你表达的方式，跟大家都差不多的时候，你别指望在结果上跟大家有什么不一样。附：列宁的妙语当敌人称赞你的时候，你大概是做了什么傻事了。欺骗的友谊是痛苦的创伤，虚伪的同情是锐利的毒箭。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产生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友谊建立在同志中，巩固在真挚上，发展在批评里，断送在奉承中。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是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是慢性自杀。有人认为，只有诗人需要幻想，这是没有理由的，这是愚蠢的偏见！甚至在数学上也需要幻想的，甚至没有它就不可能发明微积分。因为社会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一种意见。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积极肯干和忠心耿耿的人即使只有两三个，也比十个暮气沉沉的人强。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那个叫喊得最凶的和发誓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文学经典？
对于每天总在忙碌的人来说，文学不仅是一个消遣，它甚至还是一种个人身心管理的工具。
?前几天有个朋友到我家里来，他在我的书桌上看到一本书，非常诧异，他说你怎么会看这样的书，我以为你只会读技术史、商业史、管理经典之类的书，你怎么还会读这样的书？我告诉他，这本书我一直摆放在案头，有空时就我就拿出来翻几页。书的名字叫《悦心集》。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本书，它是一本中国古诗文的集子，这样的集子我们见过很多，但这本《悦心集》有点不同寻常，它的编者是雍正大帝，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四爷”。
当雍正早年还是四爷的时候，他勤奋苦读，读了很多经典，据说也是单日读经，双日读史，读经史之余，他也读了很多文学作品，有些诗词作品他非常喜欢，于是他随手抄录下来，时间久了，就变成一本集子。雍正是一个很神奇的人，他执政十三年，据说他每天只睡两个时辰，也就是四个小时。雍正每天批阅奏折随手写下的文字平均达到八千字，每天八千字，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怎样的工作量。最有意思的是，虽然他这么忙碌，但他的精力特别旺盛。据他自己说，他有一个保持自己精力旺盛的秘诀，这秘诀说起来很简单，就是静心，让自己心静下来，达到一种非常安静的状态，也可以说是禅定，南怀瑾就说他是“禅心天子”。这一点我自己也有体会，有时候特别累，我就会找一个地方放松，我会用差不多十五分钟或者半小时，让自己的身体达到一种尽可能的放松，放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的身体有一种自己动起来的感觉，的确很有效果，不怕大家笑话，这也是跟雍正学的。
后来我发现这本书，就是让自己的心变得喜悦。有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很疲惫，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一种喜悦的状态。那么，当各种各样的念头淤塞在自己心里的时候，如何让自己的心变得喜悦？雍正的办法，一方面是静坐入定，另一方面，在繁忙的劳作之余，他会去读他摘抄下来的让他赏心悦目的文字。他自己是这样说的：“披阅经史之余，旁及百家小集。其有寄兴萧闲，寓怀超脱者，佳章好句，散见简编。或如皓月当空，或如凉风解暑，或如时花照眼，或如好鸟鸣林，或如泉响空山，或如钟清午夜。”雍正在读这些诗文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沉浸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虚拟现实（VR技术）中的“沉浸感”。这种沉浸感就好像能让我们与现实世界隔离，我们的身和心悄悄放松下来。这就是我们中学时都读过的《与朱元思书》中所说的“息心”（让躁动不安的人止息下来）。“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欲忘反。”这是一种“静极生阳”，即在极度的放松和无念中，身心潜藏的巨大能量突然释放。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把这本书放在案头，时不时读上一两篇。《精要主义》的作者格雷戈.麦基翁说，他每天早上在开始工作之前，为了让自己的心完全静下来，会读一篇文学作品。通过这种方式，他觉得自己的内心好像进入一个空气非常充足的草地或者森林，于是他一天的状态都会很好。
我们经常考虑如何提高个人管理效率，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忘了，那就是当你的身心状态不是那么喜悦的时候，哪怕你非常抓紧时间，你的效率也会非常低，所以对于每天总在忙碌的人来说，文学不仅是一个消遣，它甚至还是一种个人身心管理的工具。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我希望每周跟大家分享一些文学作品。我曾经跟大家在《冬吴相对论》一期节目里说过，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能让我们的感觉非常舒缓，非常细腻，让我们感觉世界的方式不是那么粗糙和简略，而是悄悄地进入一种沉浸状态。我们说划火柴的动作，只会说，“某人划了一根火柴”。但张爱玲描写起来，完全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她写道：“黑暗中他划燃了一根火柴，这橙红色的三角小旗缓缓地摇荡在它自己的风里，渐渐地它燃尽了自己的旗杆，归于寂灭。”这就是文学和我们日常语言最不一样的地方。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有一本书的标题叫做《为什么读经典》，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读经典，而不是天天去读微信上的段子？卡尔维诺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学生在问老师，我们为什么要读唐诗宋词元曲，那些东西离我们的生活那么遥远，没什么用处。
老师告诉他，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只用六个字、用三个X来表达你所有的感情：
当你看到一个东西很吃惊的时候，你说我X；
当你看到你看到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的时候，你说牛X；
当你看到一个很讨厌的人和事的时候，你说傻X。
靠这六个字你就能把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全部表达出来，说起来好像很管用，其实仔细想想，我们语言的贫乏其实也是一种精神的贫乏，贫困到只剩下六个粗鄙的字。由于我们的精神营养不良，导致我们精神的枯萎和简陋，所以我们需要读经典。经典的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的感知、智力，情感的高度和深度，在浮皮潦草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早已经把这些东西忘记了。而段子只能提供简单的，近似于机械式的刺激——有人编了个笑话，大家呵呵呵一乐就过去了。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在拯救我们的感觉，拯救我们被日常琐碎的事物磨损的那些非常迟钝非常简陋的感觉。经过文学不断的滋养和打磨，我们会变得十分敏锐，能够从哪怕十分简单的事情上找到一种深刻的乐趣。文学不是一个专业，而是一个人精神健康的基本营养品。如果长期缺乏这方面的滋养，我们在精神上可能会营养不良。
茶艺师一枚，古琴业余爱好者，喜欢阅读智慧树--西方文学经典鉴赏--章节答案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智慧树--西方文学经典鉴赏--章节答案
西方文学经典鉴赏
阅读已结束，下载文档到电脑
想免费下载更多文档？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下载文档到电脑，方便使用
还剩10页未读，继续阅读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你可能喜欢关于文学经典的理论问题
经典，经典著作
　　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文学经典是指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并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受考验而获得公认地位的伟大文本。
旧指作为典范的儒家载籍。《汉书·孙宝传》：“
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於经典，两不相损。”《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
唐刘知几《史通·叙事》：“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四》：“祭祀之理，制於圣人，载於经典。”
　　(2) 指宗教典籍。如：《圣经》，《古兰经》等。
　 （3）指文献典籍。如：李二和《中国水运史》，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等。
　　(4)引用范例。《法华经·序品》：“又覩诸佛，圣主师子，演说经典，微妙第一。”
唐白居易《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佛涅盘后，世界空虚，惟是经典，与众生俱。”《古今小说·滕大尹鬼断家私》：“且说如今三教经典，都是教人为善的。”
　　丁玲《杜晚香》：“ 杜晚香没有引经据典，但经典著作中的某些名言哲理，都融合在她的朴素的讲话里了。”
萧乾《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箱子里都是袖珍本的经典文学作品。”
Canon是英文单词，意思是“典型”或“真传的经典”。
正典（Biblical canon）
教会法（Canon law）
法政牧师（canon）
文学与其它宗教
在文学与宗教情况下，canon可以指真传的经典。如：
佛教的三藏。
道教的道藏。
中国文化的典籍。
卡农，一种音乐创作技法或者作品类型。
Kanun，一种西亚弦乐器。
1 吴元迈《也谈文学经典》
　　为什么读文学经典？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弄清楚：经典是什么和文学经典是什么，如果不能阐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共同性和差异性：不仅难以揭示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也难以回答为什么读文学经典的问题。&
　　何谓经典？它不同于一般性的著作，是著作中的最高层次和最高水平，即著作中最优秀的部分。《说文解字》写道：“典，五帝之书也。”也就是圣贤之书。汉武帝设“五经博士”，“经”从此成为孔子所编的诗、书、礼、易、春秋。唐代把五经扩大到十三经，这就是我国儒学的代表作，后来又增加老子和庄子的著作为经。佛教传入我国后，其著作也称为经即佛经。这大概是我国“经典”一词的来源。至于我国最早的文学经典是什么，一般都公认为《诗经》。西文中的经典一词“classic”，来源于拉丁文“clasici”，具有双重意义：经典和古典。公元二世纪，罗马诗人革利乌斯第一次把经典运用于文学领域，从此在西方狭义的经典，即指古希腊罗马的优秀文学作品；广义的经典则指人类一切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
　　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
　　文学经典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经典一样，都具有原创性，这是一切经典不可或缺的共性，也是它们的第一品格。但是，文学经典还具有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某些社会科学的独特品格。众所周知，歌德有一句名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其实，不仅是莎士比亚，而且古往今来所有文学大家都“说不尽”。可以说，“说不尽”既是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也是国内外过去和现在的作家与批评家对它的一种共识，尽管他们的文字表达可能有所不同，但其表达的意思，则基本一样：
　　早在歌德之前，我国唐朝大诗人李白，在《江上吟》中写道：“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这无异于说，楚王当年的那些豪华建筑，早已随着风雨而去，不复存在，但是楚国的伟大作家屈原留下的那些名篇，两千多年来却像日月一样永恒不朽，为世代的人们所阅读。在歌德之后，19世纪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谈到普希金时认为：普希金是要在社会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每一个时代都要对这些现象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不管这个时代把这些现象理解得多么正确，总要留给下一代说些新的、更正确的话，并且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把一切话都说完。19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居斯塔夫·朗松说：“文学这个东西既是过去也是现在”，高乃依的《熙德》和伏尔泰的《老实人》“像伦勃朗和鲁本斯的画一样，依然栩栩如生，具有取之不尽的可能性”。20世纪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发表的长文《为什么读经典》(1981)，给文学经典下了12个定义，是迄今为止对文学经典下定义最多的一部著述，例如文中写道：“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本，我们以为我们读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等等。
　　除中国、德国、俄国、法国和意大利等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这些作家批评家的相关论述以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关于文学经典独特品格的见解：“困难不在于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接着又反问道：“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卷第29页)。马克思所指的古希腊艺术和史诗——《奥德赛》与《伊利亚特》，产生于奴隶制时代，而奴隶制社会早就离人类而远去，但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童年时代——一个生产力和经济发展都十分低下的时代，却给人类社会留下了永恒的文学瑰宝。它们不仅不可复制，也没有随着那个社会的消失而被遗忘，与此相反，它们仍然给我们以“艺术享受”和具有“永久的魅力”，而且“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同时从马克思的这些卓越论述中，还可以看到古希腊文艺经典及一切文艺经典又一重要品格：它们不仅是民族的(古希腊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古希腊之外各国的)；不仅是时代的(奴隶制时代的)，也是全人类的(奴隶制社会之后各人类社会的)。
　　文学经典的艺术奥秘
　　人们可能会问，文学经典为什么说不尽，为什么具有永久的魅力？其艺术奥秘究竟在哪里？我们就试着来回答这个难题。
　　第一，文学的进步和发展与科学技术、某些社会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并不相同。前者的进步和发展，不是一部作品代替另一部作品，一个时代的作品代替另一个时代的作品；再说，一个作家的创作不一定越写越好，一个时代的创作也不一定都能超越过去时代的创作，这已是历史的事实和人们的共识，即马克思所指出的：艺术发展和社会发展、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不平衡性。不仅如此，在文学领域里，过去时代的文学和当今时代的文学之间，始终具有生气勃勃的历史联系、交融和传承，有人以李白的一句诗来形容它们之间的关系：“抽刀断水水更流，”非常贴切。而科技和某些社会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则与此不同，后者基本上是一个代替另一个，新的代替旧的，先进的代替落后的，而且总是从低级走向高级，从不完善的形式走向更加完善的形式，一浪高过一浪的前进，例如从四轮马车发展到蒸汽机火车、电气火车和今日之“高铁”等，就是如此。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国家里，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四轮马车和蒸汽机早已进入历史博物馆，不再与我们时代的生活相关，因而没有人会说：四轮马车和蒸汽机是说不尽的。但是，四轮马车和蒸汽机时代产生的文学经典，它们不仅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和很高的水平，不能也不可能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进入历史博物馆。相反，它们在今天仍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第二，文学经典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前者的结构往往不是单层次的、单情节的、单义的，而是具有多层次性、多情节性、多义性，这是文学经典的艺术奥秘之所在。
　　苏联时代的一位批评家古奇凯，曾把文学经典比喻为“葱头”，以表明它的多层次性及其底蕴的丰厚性。他说：“葱头有七层皮，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多层次的……有的读者不会从第一层向里深入，有的人可能会深入第二层……可是有的作品甚至还有第六层和第七层。有的时候，作者本人对自己的书的理解只到第六层，他和读者一样，总觉得还有点藏而不露的东西”(转引自艾特玛托夫《对文学艺术的思考》，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97页)。我想，正是文学经典中的这种“藏而不露的东西”，为历代读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这同我国宋代诗话家所说的“咀嚼其艾，乃得其意”，十分相似。
　　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午后之死》那部关于西班牙斗牛的著作中，曾经生动地把优秀作品比喻为“冰山”，认为它在海里移动十分壮观，但是露在水面的只有八分之一，而水下部分却占了八分之七。这就是说，一部优秀作品除表面层次以外，还有很多内在的层次，需要历代读者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体会去领略、去重组、去想象。
　　俄国学者巴赫金依据他的著名“对话理论”，曾经指出：一部好的作品既可以与过去时代和当今时代的人们对话，也能够与未来时代的人们对话，因为它除了具有“现实内容”外，还具有“潜在内容”。而“潜在内容”则是一种在作品中刚刚涉及到的具有胚胎或萌芽形式的东西，是作家本人在作品中尚未完全实现的，但可以被未来时代的作家和读者接受，并创造性地加以发展。
另一位俄国文学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论述了文学经典的“多结构和多声部”的意义和价值。他在谈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对话小说”时，认为其小说的内容从本质上看是难以结束的，“只要作品还是多结构的和多声部的，只要人们还在争论。”又说，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结束意味着新巴比伦塔的倒塌。”这表明对话小说内容的“难以结束”，或者说它的“未完成性”，是它的艺术奥秘之来源。
　　第三，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各种多义性，是它说不尽的源泉之一。一是艺术形象的多义性，拿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名诗《帆》(1832)来说，“帆”是诗中的主要形象，但是历来的人们由于生活经验和眼光的不同，对它却有几种不同的理解：心情不安的象征；反叛者的形象；浪漫者的形象和作者本人的形象，等等。二是艺术世界的多义性，一部经典作品尤其是诗词的艺术世界，其概括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包括众多不同的生活现象，使读者对此可以有不同的感受、联想和理解，如“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等等。三是语境的多义性。这不仅指语言的细节(词、词组、句子、语音，尤其是双关语、隠喻、象征、悖论和反讽等)和语言的上下文相关，也指一部作品同它的哲学、社会、历史、宗教等的上下文相关。这就有可能使一些读者认为上下文应该如此
，而另一些读者则认为它不应该如此。四是科学中的语言与文学中的语言完全不同，前者永远是单义的，而后者则是多义的，这是语言艺术的奥秘之一。文学语言的多义性，特别是诗歌语言的多义性，其中包括它的空灵性、含蓄性和模糊性，对于文学至关重要，古人对此早就指出：诗无达诂，言外之意，声外之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
　　文学经典与我们
　　历史和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像人类历史长河中任何伟大和壮丽的创举一样，不能也不可能脱离世界文明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样不能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相反，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对于担当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重任的中华儿女来说，尤其是对于青年一代来说，只有勤奋学习、确切了解和批判继承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全部知识，以及所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才能应对21世纪的复杂而多变的严重挑战，才能为人类及其未来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奉献。
　　人类文学是人类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一部经过时间和实践考验的文学经典，它所蕴含的客观真理、社会内容、丰富知识、生活经验及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等，不仅能够使我们认识与了解社会、时代和世界，给我们以生活启迪，也能够给我们以无尽的艺术享受。
　　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并不是一种消极和被动的现象，而是读者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与作品的互动过程。用艾托玛托夫的话来说：伟大艺术家的作品总具有神奇的力量，你打开了它们，而它们也打开了你的心灵。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也是读者自我发现的过程：当人们阅读一部文学经典时，他往往会以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来审视作品所提供的生活经验；同样，人们也会以作品所提供的生活经验，来观照和对比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事实表明，任何个人的生活经验都有局限性，而作品提供的生活经验，却常常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民族和国家到另一个民族和国家，而且把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和交融在一起，从而有可能使我们更好、更全面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和发现自己。
　　文学经典与时代调弦
　　对文学经典的阅读，除了有个人的选择外，还有时代的选择。一部过去时代的文学经典在面对新的时代生活和新的审美观念时，常常要受到该时代的重新调弦。例如，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书里曾写道：人们把某个特定社会人物交给了作家，作家也许对这样的人物进行改造。同样，读者也用他们的习俗，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那个社会中的社会观和和文学观来加以干预”。萨特所谓的那个社会的“干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时代调弦。一部文学经典在不同时代里，其地位、影响和命运并不完全相同，拿陶渊明的诗歌来说，它在我国的《诗品》里，仅仅被列为中等水平作品，在唐代它的地位得到明显提高，到了宋代，它已占据了一流位置。之所以有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人们对陶渊明的诗歌创作有一个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它与时代的需求和审美风向休戚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也往往要经历一个变化和发展的动态过程，莎士比亚、歌德和普希金等大家的创作品，都有不为人们认可和束之高阁的时候。同样，一部文学经典的个别情节和个别层次以及主题思想的某个方面，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有可能或老化或淡化或弱化，也有可能或强化或迫切化或中立化；主要的有可能变成次要的，非经典的有可能变成经典的，反之亦然。例如，沈从文的那部所谓描写凡人小事的小说《边城》，它在解放后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对抗年代，几乎无人问津，可是在改革开放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却成了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一。又如，去年发生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国家经济严重下滑，大量工人失业，生活水平大为降低，在金融危机这一时代背景下，一部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作《蟹工船》(1929)，在日本已被冷落多年，但由于它描写了那个时代日本北洋蟹工船上渔工受剥削受压迫的困苦生活，而引起了80年之后遭受几乎同样境遇的日本人的强烈共鸣，使小说在日本去年一年的发行量，便达到破纪录的百万册。这是时代之使然。&
陈定家《文学的经典化与去经典化》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文学“经典”、“经典化”与“去经典”等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这些看似旧调翻新的老生常谈，实则多是令当下文学研究者深感焦虑的前沿问题。早在1993年荷兰学者佛克马来华讲学时，重点谈及中国文学的“经典化”，在此之后，“经典化”的使用频率一路攀升，理论与批评界业已觉醒的经典意识也逐渐亢奋起来。1996年，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和谢冕、孟繁华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隆重推出，当即引发了一场影响至今的“百年文学经典争论”。围绕文学经典的编选对象与标准、权威性与代表性、经典定义、市场影响等问题，论争各方进行了深入持久的辨析与研讨。与此同时，影视娱乐界盛行的“戏说历史”、“名著改编”等“消费经典”的文化现象，使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矛盾空前激烈。随着“帝王系列”、“红色经典”、“大话文艺”的流行，文学经典在市场化、快餐化、通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大话”经典与“水煮”名著之风愈演愈烈。近年出现的“沙家浜事件”和“Q版语文热”等去经典化现象，使经典的危机意识再次突显出来，经典化与去经典化这一热点话题也得以持续升温。新近流行的网络“恶搞”戏法，使经典消费行为闯入数字化快车道，“经典化”与“去经典化”在赛博空间展开了新的较量。到目前为止，这场论争丝毫不见消减或停歇的迹象。如今，“经典问题”已从个别“事件之争”和“概念之争”发展到关乎文学全局的“思潮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经典化与去经典化问题，正在以理论所特有的方式悄然影响着当下文学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方向。
定义：究竟什么是“文学经典”？
由于佛克马关于文学经典的提示只局限于学术圈子之内，所以对整个文学界并未造成强烈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百年文学经典争论”的号角是由评论家吴义勤和施占军吹响的。他们率先在《作家报》发表文章，对“百年经典”的选编表示异议。一石激起千层浪，“百年经典”的湖面顿时风生水起。以《文艺报》为例，仅在1997年８~10月间，该报就连续刊登了韩石山等人讨论文学经典的8篇文章。有人质疑主编的权威性，认为经典不是文学批评家能确立的；编选的标准也成为议论较多的问题。随后，“文学经典”的出版目的也受到质疑，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消费经典的市场游戏。老诗人公刘亲自撰文，称“百年经典”所收他的那几首“小诗”绝非“经典”之作，同时，他还对“时下猛刮不止的文集风”提出了批评，并对那些所谓的“经典”是否“能经得起岁月淘洗”表示怀疑。此前此后，围绕文学经典问题，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如童庆炳、杜书瀛、朱立元、陶东风、王宁、黄曼君、温儒敏、陈思和等都发表或多次发表过精彩透辟的言论。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召开专门研究经典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已有多次，例如，1997年10月广东现代文学界举办的探索“文学经典化问题”研讨会；2005年5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会议；2006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学评论》杂志社与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研讨会，等等。
显然，有关“文学经典”承传与重构的研讨与争鸣，发轫于丛书出版或名著改编等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具体问题，经过近年来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深入开掘和大力拓展，如今已演变成了一个关涉文学理论全局的重大学术问题。由于它蕴含着许多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潜藏着可持续发掘的巨量学术话语资源，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它一直是文学界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前沿论题，例如，文艺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外国文学、民间文学，甚至美学、文献学、语言学等专业的许多著名专家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对文学经典问题投入了兴趣和热情。一时间，“文学经典化与去经典化”及其相关讨论，几乎成了当下文学理论界开坛必说的热门话题。
但究竟何为“经典”，中外学界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精准定义。有人援引《说文解字》：“经，织也。”也有人援引《释名·释典义》：“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尔雅·释诂》说：“典，常也。”不难看出，在“经”与“典”合用之前，两者就已具有“常道、法则”的意思，均具有可引申为“典范、典籍”的潜在意义。据专家考证，早在战国时期，“经”就有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经典”的最基本的意义。“经”“典”合用，大约自《汉书》开始。在独尊儒术的汉代，“经典”主要指那些地位至高的儒家著作。“这个概念后来逐渐被引申到文化艺术领域中，又和典范的概念相结合，成为一种创作范式和标准。艺术经典有崇高的地位与广泛影响，而且为社会所共有，其地位和价值都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是一个从西方文艺理论体系引入而后逐渐中国化的复杂概念。资料表明，西方文论中的“经典”一词，最初来自希腊单词“kanon”，原义指用于度量的一根芦苇或棍子。后来它的意义延伸，用来表示尺度。随着基督教的出现，“经典”逐渐演化成了一个比较专门化的宗教术语。当基督教在罗马占统治地位后，“经典”渐渐获得了“合法经书、律法和典籍”的意思。中世纪的经典主要是指与《圣经》以及教会规章制度有关的文本。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后，经典的意义也随之掺入了世俗化因素。进入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中，大多数原有经典也随着“上帝之死”而逐渐失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权威。
与经典对应的另一个词语是“classic”，源自拉丁文的“classicus”，原意为“头等的”、“上乘的”，是古罗马税务官用来区别税收等级的一个术语。公元2世纪的罗马作家奥·格列乌斯用它来区分作家的等级，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用它来说明作家并引申出“杰出的”、“标准的”等意义来，再后来人们才把它与“古代”联系起来，出现了“经典的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的说法，于是，古希腊、古罗马作家便成了“经典作家”（classical
authors），“经典”也就成了“典范”、“标准”的同义语。从近年来发表的部分学术文章看，中外学者对文学经典及其基本含义的阐释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文学经典是被权威遴选并为世人常用的名著。佛克马认为，“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于是，文学经典即名著，可为创作与批评作指南等似乎成了不言而喻的基本观念。
第二，经典是具有百读不厌且常读常新之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为未来一千年写过文学备忘录的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一口气给文学经典下了14条定义。他说：“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不难看出卡尔维诺的这些所谓的“定义”，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读经典？”因此，也有人说卡尔维诺只不过是罗列了14种阅读经典的理由而已。但卡尔维诺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这些观点，直到今天仍然能给人以新颖、深刻、风趣、有力的印象。
& 第三，文学经典可以超越民族与国界而产生世界性影响。普罗霍罗夫总编《苏联百科词典》把“经典”定义为：“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真正的经典必然是能够代表民族文学精华而进入世界文学宝库的典范之作，经典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特色，并不是阻碍它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族群壁垒和疆域界限，相反，“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例如《诗经》、《神曲》、《哈姆雷特》、《百年孤独》、《一千零一夜》，等等。
第四，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可否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与历史的涤荡，是检验文本能否称得上经典的重要标尺。穿越时间，即超时间性是文学经典的最基本含义。哪种文本能够经受时间的洗礼，哪种文本就够资格享受这种尊荣。因此，TS艾略特认为，作家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写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才被看做是经典作品的。美国学者米勒说，“艺术和文学从来生不逢时”，因为，“就艺术的终极目标而言，艺术属于，而且永远属于过去”。这句话是针对一般文学艺术所说的，但实际上用于文学经典更为恰当。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文学经典”概念一再遭到批评与质疑的主要原因。
第五，文学经典因阐释与再阐释的循环而得以不朽。经得住时间考验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何以经得起时间考验则可以指向未来。在这一方面，有一种颇具启示意义的观点是黄曼君教授提出的。他认为，要从“实在本体论”与“关系本体论”两个维度来理解经典。从实在本体论角度来看，经典是因内部固有的崇高特性而存在的实体；从关系本体论角度来看，经典是一个被确认的过程，一种在阐释中获得生命的存在。如伽达默尔说的“古典型”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点，即一部作品继续存在的直接表达力基本上是无界限的。“无界限”强调的是其无确定性，说明经典实际上处于不断的阐释之中。歌德所谓的“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就包含着莎剧具有无限可阐释性的意思。
此外，经典的内在含义在跨学科、跨文化比较研究中也能得到极为充分的多样化的阐发。例如，我们注意到，当西方人在翻译中国文化经典时，儒、道、释的经书可同译为canon（经典），但分而译之则有细微差别：对儒家典籍常使用classics（古典）一词，它大约与西方学者心目中的古希腊经典相近；对道与佛典的翻译则多用scriptures（圣典）一词，它显然与圣经文化传统的经典意义更为接近。不过，与当下讨论的“经典”关系最为密切的是classics。“在汉语中，经典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在英语中，classics也有其形容词形式，即classic，它的含义特别丰富，而且都是肯定性的，甚至可以说经典的全部意味都包含在这个形容词中：意义持久、价值深远、高水平、有权威、第一流、高级、优秀、典范、典型、标准、著名、精致、优雅、杰作、极品……”
总之，我们认为，真正的文学经典应该是那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价值观和美学观之时代局限的优秀文学作品，是那些在历史维度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富有教益且常读常新的权威性的典范之作。丘吉尔曾宣称，英国可以失去印度，但决不能失去莎士比亚。由此不难看出，文学经典之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也完全可以说：“经典是一个民族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价值，是心灵的滋养，是精神的升华，是文化的深厚积淀。”真正的经典，对这样的赞誉理应是当之无愧的。
悖论：“经典化”与“去经典化”
& 按照通常的说法，所谓“经典化”（canonization），就是经典的形成过程(canon
formation)。原本普普通通的作品经过经典化就有可能跻身于经典作品的行列。但是，“文学经典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究竟是文学作品的内在美学要素使得它当仁不让？是因为迎合了某种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被权力代理人黄袍加身？还是由于材料、技术的因素而被造物主偶然操弄的结果？或者是经济权力在文化领域的意志表现？”这是关于“经典化”与“去经典化”讨论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 一般认为，经典化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文学原理及对史诗和悲剧的界定。经典的确立是一整套文学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所谓“文学制度”由一些参与经典选拔的机构组成，这些机构“包括教育、大学师资、文学批评、学术圈、自由科学核心刊物编辑、作家协会、重要文学奖”等。这是西方学者斯蒂文·托托西的观点。
& 值得注意的是，托托西把“教育”放在最前面与佛克马将“用于教育”作为经典首要标准的用意一致，这应该说不是巧合。教育，也许只有教育，对经典化的作用是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的。例如，兼有文学性和实用性的《过秦论》。“在唐代载有《过秦论》的《文选》是文人的必读书；到了宋代，考试重试论，论是必考科目的文体，所以《过秦论》作为‘论’的典范，也是文人的必读书。明代以后讲究‘文必秦汉’，《过秦论》更是不可移易的古文经典。到了现代，《过秦论》仍是高中语文课本的入选篇目，所以从《史记》、《文选》到历代文集，《过秦论》差不多都是文人的必读书。”可见后代教育与考试制度对《过秦论》经典地位的巩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像西方学者一样，中国学者在关注文学经典化时，对“文学制度”特别是文学教育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如洪子诚说，现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有以下四方面的“线索”值得注意：首先是文学经典的审定、监督、干预实施的制度保证，借助各种机构推行具有权威性的文学理论体系，为经典审定确立标准。自从1944年周扬在延安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后，“马恩列斯毛泽东论文艺”很快就获得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经典审定依据的“圣经”地位。其次是文学书籍出版的管理。这包括“可出版”部分的规划：重点和先后次序的确定，也包括对“不可出版”的“非经典”的“封锁”。如20世纪40年代已有译本的伍尔芙、劳伦斯、纪德、奥尼尔、里尔克、T.S.艾略特等的作品，曹禺的《原野》、《蜕变》，老舍的《猫城记》、《二马》，冯至的《十四行集》等，50年代之后不再刊行。对某些“非经典”的“封锁”，是维护经典秩序的有效方法。再次是批评和阐释上的干预。60年代，毛泽东曾指示出版部门，在出版中外名著时，要加强“前言”的撰写工作，也是出于引导、规范读者理解、阐释趋向这一目的。最后是丛书，选本，学校的文学教育，文学史编撰。在这些精辟的论述中，文学教育似乎只是被附带性提及，但作者明确指出，“鲁郭茅巴老曹”的“大师”排列实际上主要是由丛书、选本和教科书来完成的。而这些“丛书、选本和教科书”与教学的关系无疑是最密切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西方美学史》（朱光潜主编）、《欧洲文学史》（杨周翰等主编），先后成为全国各高校采用的“统编教材”，为当时确立的文学经典“秩序”，画出相当清晰的面貌。
对于文学经典化究竟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基本因素，有学者认为经典化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这些说法无疑都是十分正确的。尽管论者对经典的教育因素进行了淡化处理，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教与学在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毫无疑问，《诗》之为“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孔子的言传身教和大力推崇。虽然孔子是否删《诗》，学界有不同意见，但是，“不学诗无以言”这一类说法，实际上已经为汉代尊孔者对“诗三百”的经典化定下了基调。英名确立固然不易，传世久远更为艰难。《诗经》千年盛传不衰，除上面所说的六要素外，适用于教育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要素的条分缕析无疑是认识经典直接而有效的方法，但有时也容易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与任何要素相比，更为重要的显然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所共同形成的文学精神。《诗经》之所以能够成为“牢笼千载、衣被后世”的经典，首先在于它所表现出的迫切的现实关怀，纯厚的道德意识，真诚的人文信仰，积极的人生态度，即所谓的“风雅”精神。正是这种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并使其逐渐形成的经典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例如，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屈原的创作。《史记·屈原列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唐代诗人心中几乎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风雅情结”：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在唐以后“风雅”仍是中国诗歌的主脉，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历代都有众多秉承“风雅”精神的诗人哲士。有人说，“诗之为经者，风雅比兴而已”，以文学经典化视角观之，这句话还的确有几分道理。试想，离开风雅精神，何谈《诗经》教化？
今天，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一个学术问题，是因为传统经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事实上，一种空前的经典危机感使整个文化界感到焦虑不安，并不只局限于文学领域。例如“戏说经典”现象：“《西游》被大话，《三国》被水煮，悟空变成了好员工（《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沙僧和八戒都开始写日记（《八戒日记》、《沙僧日记》），慈禧太后有了‘先进事迹’（《慈禧先进事迹》），贾宝玉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造反派（《宝黛相会之样板戏版》），杨子荣有了私生子，白毛女摇身一变为商界英雄（《新版白毛女》）。还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砖广告挂在城市街头……这些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整形，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它们在文化类型上则凌驾于所谓‘大话文化’。”&
“戏说经典”的流行或“大话文化”的泛滥还只是大众文化冲击文学经典的一个侧面。有学者说：“当今世界，不是没有了文学经典，而是关心‘文学经典’的人已经被分流于影视、读图、DVD、卡拉OK、酒吧、美容院、健身房、桑拿浴甚至是星巴克、超市或者远足、听音乐乃至独处。日常生活在商业霸权的宰制下也为人们提供了多种文化消费的可能。这就是文化权力支配性的分离，文学经典指认者的权威性和可质疑性已同时存在。”经典不仅遭遇了市场上的“生存危机”，而且还出现观念上的“信仰危机”。
如前所述，早期的经典是一个与宗教联系极为密切的概念。《辞海》对经典的第二条定义是：“古代儒家的经籍，也泛指宗教的经书。”可见，即便在今天，经典的本质意义仍然与宗教有联系。在宗教语境中，经典始终具有神圣意义，当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产生分歧时，到经典中去寻找依据是一种普遍使用且行之有效的经典办法。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王国里的“经典派”，在他们的心目中，经典就是不可侵犯的“圣典”。
但是，文学经典却远没有那么幸运，特别是今天的文学经典似乎正在走向神圣的反面，对此，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这个时代是否需要经典？除了用来制造笑料，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还有什么价值？”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成了当下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一个颇为流行的关键词。
谁都知道，同为人类精神的乌托邦，文学与宗教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如果说宗教中的经典与信仰存在着一种共生互补的和谐关系的话，那么，对于文学经典来说，要营造这种和谐关系却存在一种天然的障碍。从本质上讲，天马行空的自由创造、标新立异的破旧精神、另辟蹊径的探索意识是一个优秀作家的重要特征和宝贵品质，就此意义而言，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文学经典实际上是一个与文学创新精神相抵牾的概念。宗教圣典使人信仰有依据，法律条例让人行为有规范，行业典籍让人精通技术……文学经典虽然也具有各种经典的一般特征，但是，从创作的角度看，与其说是经典为新的创作提供了使之就范的法则，还不如说它只是为后来者提供了超越的对象。因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本身都隐含着一种超越甚至毁灭经典的冲动，隐含着多种打破既定法则束缚的革命因素。这种“经典化必然导致去经典化”的悖论是文学的创新本质决定的。
经典化还是去经典化，这往往是由“时运”决定的。一代文学有一代文学之“宿命”，这也大约是“质文代变”的古今常理。“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初，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水准已经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时期。但恰恰在这成熟的时期，现代小说开始衰落了。原因很简单，就像先秦散文取代了骚体，汉赋取代了先秦散文，唐诗取代了汉赋，宋词取代了唐诗等一样，古代文学专家普遍认为，宋诗比唐诗更成熟也更深远，但诗必言唐的观念根深蒂固，宋诗再成熟，影响也远没有唐诗深远。现代小说的成熟与衰落，与宋诗的历史景况极为相似。”当唐诗成为一代经典，无论宋代诗人如何潜心“追摹”，如何苦心经营，都难以达到唐诗之于汉赋的那种别有洞天的巨变，倒是被士人称为“诗余”的文字成就了一代文学之辉煌。尽管宋诗对“少陵神功”顶礼膜拜，但与唐诗相比，后代诗人还是给了宋诗一个“味同嚼蜡”的评价，无意于经典的宋词却以近乎游戏的形式，悄然取得了并列于唐诗的经典地位。
历代文学经典的命运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对文学的经典化，我们必须保持一种理性的姿态：“一面对经典的文学保持足够的敬意，一面也明白高山仰止的道理而能积极地另辟蹊径，决不当经典文学的奴隶。”宋诗难以在唐诗的经典化过程中再创辉煌，宋词却在开拓处女地的过程中占尽风光。这种“栽花不发”和“插柳成荫”的事实，使对经典的追求（经典化）走向对经典的扬弃（去经典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事实上，任何经典化过程都伴随着一个相应的去经典化过程。文学经典化作为一种选取性、排他性的文学价值评价行为，在选取经典的时候，必然要对那些老经典、准经典、伪经典、泛经典进行遴选、排查与封杀，历史上文学经典化的“改朝换代”一向如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标榜排行”同样如此，无论是“排座次”、“获大奖”还是“进文库”、“入教材”，本质上都是一个在旧经典或既有优秀作品中甄选新经典的过程。
但是，有些学者认为，今天的情况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这是一个不需要经典的时代！……这是媒介化和视觉化的时代，是网络、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广告、动漫作品、流行歌曲的时代”。因此“让我们伸开双臂，热烈欢迎去经典化时代的来临。让那些视经典为‘命根儿’的人士，迎着西风，向着落日，像宫里的太监那样，一遍遍地哭喊：‘把根儿留住！’”这种激进的反经典的言论虽然并不比当下文艺现实走得更远，但目前并未引起理论界太多的回应，相反，理论界更多的是视经典为“命根儿”的人士。
我们认为，视经典为“命根儿”并没有什么不好。毕竟，文学经典是文学传统的美学经验与诗性智慧不断丰富和沉淀的优秀成果。“一种具体的文学现象完成其经典化过程后，其本身可以丧失活力乃至死去，但它的‘骨血’却将像生物基因一样编入文学传统的遗传密码，造成或影响着它‘子孙’们的体貌以至性情。在这一层面上，经典文学是一种超时空的不朽力量，犹如语言对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的支配，是先验的、非理性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正因为经典遭到了前所少见的遗忘、遗弃与拒绝，正因为有人高喊“这是一个没有经典的时代”，我们才更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多么迫切地需要经典的时代！
三 市场与网络语境中的文学经典
考虑到人们对“经典永远属于过去”、“文学生来不合时宜”等习惯性说法的宽容，我们对“21世纪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这一类情绪化话语原本不必较真。但在2001年，美国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电信时代文学无存”的论点时，文论界的反应却相当强烈。2003年，米勒在《论文学》中又一次重复了自己的“终结论”：“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基点。”
米勒的文学观是以自相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前提的，即文学虽趋近终点却又“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他的用意与其说是宣判文学的死刑，还不如说是在预言文学的新生，在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现存文化体系中的许多必将腐朽之物已经到了灰飞烟灭的时候了，而“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这个所谓的“终结”如果没有“浴火重生”式的大转折的意思，那岂不是说整个人类文化也即将走向终结？
就当代中国文学而言，大约再没有比市场化和数字化更激烈的“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了。在以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性为基本特色的市场与网络语境中，市场文化与媒介文化对文学经典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同时也给文学经典的承传与赓续带来了全新的机遇。
首先，市场这只隐形手拂去了文学经典作为精神产品的神圣灵光。文学经典所禀赋的代神立言、为民请命等崇高理念日趋淡薄，娱乐化功能和商品化属性空前膨胀。欲望代替了人伦，时尚代替了教化，市场价值掩盖了审美意义。在社会历史性转型过程中别无选择地走向市场的文学，为了生存的需要，不得不面对这个早熟的消费时代，文学经典也不得不接受大众消费的市场化规则。在市场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济学潜能在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经典的复制和再生产在高利润的诱使下纷纷投向商业化消费的怀抱。文学生产，包括经典的再生产，在市场语境中遵循一般生产的基本原则原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当文学经典如同物质商品一样完全服从于市场价值观念的规约时，经典的商品价值必然会凌驾于人文精神和审美价值之上。当经典的价值以商业利润为尺度时，文学创作与接受的基本观念也必然为之一变。于是，经典文学教化观念被市场观念所取代，传统文学的启蒙精神被卖文为生的商品意识所僭越。于是，策划“看点”，制造“买点”，抢占“热点”等多种商战技法，被广泛应用于“文学经典”的“制造”过程中。为了在信息爆炸时代求得一席之地，许多以“自由撰稿人”自居的作家，必须想方设法克服出版困难和印数局限，否则，一经问世就注定要被文字垃圾和图像泡沫掩埋掉。因此，畅销，便成了市场语境下经典问世的必要前提。试想，琼瑶、金庸、王朔、余秋雨等人的作品，如果不畅销，它们怎么可能被那么多文学“票友”和媒介批评奉为“经典”？至于某些传统的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往往也是借助影视网络等通俗化途径，才得以保住其体面的“眼球率”。
横空出世的网络，似乎比市场更加彻底地扫尽了作家头顶残存的神秘光晕。文学经典“载德载道”等传统理想在备受市场冷落与奚落的同时，正经受着科技理性日甚一日的强烈冲击。当然，文学既然以生产与消费的方式转入市场，文学经典作为精神产品被消费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所谓消费经典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后全权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与后全权制环境的双重制约下以漫画化的方式以新兴的网络为主要媒介，对中外文学艺术史的经典作品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使之转化为集政治寓意、感官刺激以及商业气息为一身的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这种典型的去经典潮流无疑是经典的不幸，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正是在作为“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的过程中，文学经典这些“旧时王谢堂前燕”才真正有机会“飞入寻常百姓家”。事实上，许多读者也正是在这些“装饰与笑料”的指引下走进文学经典世界的，经典在失去尊贵地位的同时反倒可能遇到更多的知音。
其次，时代新潮理论对经典长存的合理性提出了解构式质疑。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中国近20年的社会转型观念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涌入，使文学经典遭遇了空前的合法性危机。“经典何谓”与“经典何为”等原本意在强调经典重要地位的叩问，现在却成了否定经典权威性的诘问。“后现代社会颠覆了经典存在的文化根基。后现代否定传统，嘲弄连续性，消解历史感，信奉断裂性。经典是在拥有中心的文化上建立起来的，但当下世界范围的文化转型使中心性文化失去了过去的飒爽英姿。如同尼采所说，上帝死了，这是一个诸神狂欢的时代，后现代文化为文学经典唱起了挽歌。”套用本雅明的说法，网络的技术复制与拼贴不仅造成了艺术原创韵味的消解，而且使艺术的展示价值替代了膜拜价值，于是，传统经典所具有的那种宗教性神圣感因距离感的消失而丧失殆尽。“网络写手在自由的空间里逍遥恣肆，以短平快的文字游弋于虚拟的快乐世界，不追求经典性与精致性，他们要做的只是如何更充分地展示自己和被他人欣赏，他所诉求的是自况而非自律，他追求的是‘当下’和直观，而不是经典的深度与意义。”然而，在古老的经典意识和传统的经典信仰被颠覆的同时，文学在市场化与数字化生存境况下，必然会建立起新标准与新秩序。
专就网络对文学经典的影响而言，“栖居网络的文学方式消解了真实与虚拟、话语能指与言语所指的两极分立，抹平了艺术的技术性与技术的艺术化的审美边界，更换了人们对文本诗性的认知与体验范式，用电子数码的‘祛魅’方式褪去文学的原有韵味，重铸人与虚拟世界间的审美关系，用符号仿真的图文语像刷新这个时代对文学经典性的命意；同时，数字化媒介的技术叙事在对传统文学性解构中又在不断推进网络文学性的‘返魅’路径，借助虚拟真实的艺术张力设定自己的文学性向度，以科学与诗的统一重铸新的审美境界，书写赛博空间的行为诗学，并最终以遮蔽传统又敞亮新生的超越性，打造互联网艺术灵境中的数字化诗性。因而，电子诗意的文学性生成便成为一个解构与建构相统一的辩证过程。”事实上，当下新兴网络文学所显示的勃勃生机已为重构文学经典提供了多种可能。
再次，市场和网络所带来的大众文化勃兴，在分化和瓦解文学经典精英读者群体的同时，也激发了文学经典多种潜在的文化功能。一方面，文学经典在走向大众化和娱乐化过程中，其商品化、快餐化、游戏化、庸俗化倾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日趋严重。大众文艺以其无可比拟的娱乐性功能将传统的文学经典挤出了人们的业余时间。当电视和网络即将把大多数人的读书时间瓜分殆尽的时候，那些偶有闲暇的人，也很难产生阅读经典的欲望，纵有“欲读书情结”也往往挡不住形形色色的侦探、武侠、玄幻、个人隐私等作品的吸引。毫无疑问，对于绝大多数青少年读者而言，恣情快意的娱乐性作品往往要比一本正经的名著更有吸引力。于是有人说，当下的文学经典，除了成了某类特殊人群为稻粱谋的“业务”资料外，就只剩下为部分附庸风雅的人装点门面的功用了。还有更惊人的说法：“（大众文化）公然将文学经典作为自己的资源来肆无忌惮地疯狂吸取。古代的文学名著早已改编殆尽了，略有些奇闻轶事的历史人物也相继被搬上了荧屏。大众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吞噬着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在它面前文学经典显得是那样弱不禁风。”李春青《文学经典面临挑战》，《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勃兴也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经典生成与发展的新空间。传统文学经典的求真、尚美、向善等正面影响借助于市场与网络的巨大能量更加深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认为，大众文化无论多么强大，就其源头和根性而言，它们都可以说是经典文学/文化的儿女。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文艺永远无法消除经典之母所赋予的神采与胎印。事实上，文学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无处不在，而且历来如此。在所有大众文化/文艺作品中，我们都能够或清晰或朦胧地看到这位时或“弱不禁风”的伟大母亲的身影。诚然，当下的文学经典普遍存在着被采伐过滥的倾向，但我们坚信，经典之所以成其为经典，就在于其自身蕴含着一种生生不息的创生/创新机制。我们知道，一般物质产品都具有天生必朽的局限性，无论数量与质量，都难以超越消费“递减”法则，愈分愈少，愈用愈衰，渐趋枯竭，这是物质产品唯一不变的宿命；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经典，与物质产品的情况则恰恰相反，真正的文学经典必然蕴含着某种必不可朽的文化品质，经典的形成通常遵循一条消费“递增”原则，并必然要经历一个愈分愈多，愈用愈强，日渐繁盛的经典化过程。因此，文学经典的人文精神和审美价值，经典的文化潜力非但不可能被市场和网络耗尽，相反，真正的经典，必将在市场化和网络化过程中星火燎原般地创造新的辉煌。
中外文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任何经典的形成，都离不开既有经典的滋养。纵观中外经典，从荷马到如今，许多平地起高楼般的杰出作品貌似突兀于历史的经典，实则是因其在经典的土壤中，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试想，如无《诗经》的“英华弥缛万代耽”，哪里会有“屈平辞赋日月悬”？唯因有“先秦风骚汉魏骨”，这才有“李杜文章光焰长”！这正如先有《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后才有《伊尼德》和《神曲》一样，正是“从光荣希腊到伟大罗马”的那些代代相传的文学经典，才哺育出了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这样不朽的经典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任凭文学市场的操盘手如何拨动名著的算盘，也不管桀骜不驯的网络写手如何睥睨传统，只要他们仍然拉扯着文学的旗帜，就永远不可能完全跳出经典的掌心。
T.S.艾略特说过：“我们称赞一个诗人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往往专注于他在作品中和别人最不相同的地方。……我们竭力想挑出可以独立的地方来欣赏。实在呢，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的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即便是《红楼梦》这样的“开天辟地绝无仅有之文”（涂瀛），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就其精神内蕴和技巧技法而言，也无非是转益多师、博采众长而已。例如，其审美理想明显借鉴了“临川四梦”（叶朗），其世情观念更是“深得《金瓶》壸奥”（脂砚斋）。至于曾声称最好不读中国书的鲁迅，他本人对古典文学经典的谙熟与彻悟，即便在同时代顶尖学者们眼里也是出类拔萃的。
市场与网络语境中历代文学经典“不朽的地方”已被更自觉地应用到大众文化生产与消费程序中。文学经典，作为市场的“摇钱树”和网络的“点金术”，在纷纷抖落历史尘埃的同时正在不断地制造新的文化神话。四大名著的“落网”、“化碟”、“动漫”、图解、改编、重拍、戏说、正说、点校、品鉴，等等，各行其是，各显神通。其他名著如“三言二拍”的加工改造的方式方法也同样是名目繁多，花样百出。近来，引领时尚的大片也纷纷瞄上了文学经典潜藏的票房效应。如冯小刚的《夜宴》对《哈姆雷特》的音像改造，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对《雷雨》的机械复制，“打破常规，另起炉灶”，使传统经典的大树又长出了别样的枝条。这类“经典还魂”的戏法，通过电视台众星捧月的市场化炒作和互联网图文并茂的数字化轰炸，获得了亿万票房，这样的奇迹固然应归功于媒体，但人们兴许也能影影绰绰地看到文学经典的深层影响。至于被各种媒介炒得沸沸扬扬的“红楼选秀”等群众运动，无非是借名著造势的又一波消费经典的大众狂欢和感官盛宴而已。市场与网络语境下，所有这些名著的变脸或变相行为，不仅是文学经典产业化、数字化生产和消费的具体例证，同时也是经典“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的生动说明。
在作用于经典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文学经典也必然要改变作用于社会的方式。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任何经典都不可能毫厘不爽地保住原有的一切特点。文学经典作为E希尔斯所说的“传统的延传变体链”（chain
of transmitted variants of a
tradition），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它们将会呈现出不同样态。但经典的内在精神却具有高度的稳固性和独立性，它不为时尚所动，也不畏情势胁迫，这正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高贵品格。毛泽东批判“水浒”，使一部传统名著弥漫着浓厚的时代意识形态色彩，但《水浒传》最终也并未真正成为政治斗争的“反面教材”，相反，在文学百花凋零的季节，它却客观上变成了最为普及的文学经典之一。周星驰大话“西游”，完全撇开原作，肆意推销其无厘头闹剧，在文学经典的影视化和市场化浪潮中巧立涛头，将戏说经典的口水酣畅淋漓地泼向民间和校园，而《西游记》这样的经典“经卷”不仅丝毫未损，反而受到芸芸众生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刘心武揭秘“红楼”，在“红学”之外另辟“秦学”，虽然学界褒贬不一，但因此而引起的“红学”著述激增及曹氏原著旺销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易中天的“品三国”，使央视“百家讲坛”成为人气飙升的栏目，其银屏字幕结集成书，竟然成了开机就达60万印数的畅销书品牌。但这些媒介引爆的浮华烟云，转眼就会随风散尽，它们根本不可能对《三国演义》的经典地位构成任何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和网络语境下，传统文学经典不仅是出版商和影视制作人的聚宝盆，悄然崛起于新世纪的游戏开发商，也一直牢牢盯紧了文学经典这座永远开采不尽的金矿。作家艺术家其实也仍然把文学经典看作经验的至贵宝库和灵感源泉，哪怕是那些反传统的“先锋派”或专以解构经典为能事的“新新人类”，他们的文化意义和艺术魅力更多地来源于被攻击对象，也可以说是经典的背面折射出的异样光芒。
总之，市场与网络的合谋，使经典在快餐化和数字化蜕变中丧失了许多宝贵的品格。但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并不在于它是否被长期摆放在畅销书架上，是否频繁出现于时文的引号中，是否被反复写进时髦的广告里。真正的经典即便是在缺席的情况下，它仍然能够发挥春风化雨般的精神影响。我们欣慰地看到，如日中天的文化市场与数字化媒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经典文学精神灌输到大众文化的肌体之中，在大众文化的“陋室”里，我们也许再也找不到文学经典安居“殿堂”的矜持与清雅，但经典文化的种子已就此扎根于寻常百姓的家园。因此，对经典的未来和未来的经典，我们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
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吴林伯：《〈文心雕龙〉字义疏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美〕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沈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英〕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范景中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
〔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法〕埃斯皮卡：《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法〕利奥塔：《后现代主义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法〕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峰《对“文学经典”问题的诊治》
说到文学经典，我们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学作品是经典，比如我们会想《红楼梦》是经典，李白的诗是经典，《三国演义》是经典，《阿Q正传》是经典；有时我们也认为《平凡的世界》是经典；我们也问这样的问题：当代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大众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们还能明白地说说文学经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会陷入迷惑，好像经典有很多种，每种经典的含义都很不同，让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来说，我们都注意到经典的树立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学性，我们也叫它审美内涵；一是意识形态，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不断争斗，为了自身的利益树立对己有利的经典。有学者认为经典之树立在于文学性，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怎样，这两方面的争斗构成经典问题的主要讨论范围。但一般来说，学者们都注意到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或单纯从文学性出发都会带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调和的思路。也有学者看到经典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谈论杜甫的诗作与谈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均衡的品质，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诗是经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批评家了；后者则是实验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极大关注。我们一般把前者称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把后者称为当代文学经典。[1]119
这样的区分是恰当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经典中都发现了一致的文学性或一致的意识形态作用，就再次把两个层次混淆在一块儿了。
我们一般思考经典问题的时候，都是沿着“经典是如何树立的”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这里试图另换一个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们是怎样谈论经典的，不同的谈论方式是否有不同的含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治疗”意识形态论带来的一系列混淆。
为了简便的缘故，在这儿首先提出经典的层次划分。我们一般在三个层次上谈论经典：一、古代经典，制作一系列的规则；二、古代文学经典，这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看的，重点在文学形式上；三、当代经典，我们依据它来判断当代文学。从三个方面来说，经典都具有史的价值，都是在树立规则。
一、经典是与生活的交织
英文里说起“文学经典”的时候有两个表达，一个是literary canon，一个是literary
classic，都有规则或传统的意思。实际上传统就是规则，我们遵照传统而行事就是遵照传统给我们树立起来的规则行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与“典”是两个词，但两者的涵义大致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说文》里的释义是比较古的，与经的原意比较接近。织是什么呢？是织入其中的意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形成规则，无论是经还是纬，都是赋予形式，使物得以显形。一块布，如果没有横线和纵线怎么织成一块布呢？所以“经”是一种条理化的规则。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把它们织到一起，就是混乱的，但一般来说，各个行为之间都会有一些关联，这些关联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确定下来，使人们有章可循，这就是“经”的作用。“经”一旦树立，就会产生规约人们行为的作用。有了经，人们的行为就有了遵从的规则；二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经”为人们的生活树立起规则，但不是说从此之后，这个规则就从人们的生活中独立出来，与人们的生活不相关了。“经”就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古代不断有释经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某种目的而造伪经的行为，这都是看到“经”实际上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个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们放射无比耀眼的光芒，那样想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说经典的树立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树立经典？因为有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是政治生活，可能是经济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当然在古代，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它是一种混合的规则，它可能就是结合着某种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树立起来的文本典范。作为一种规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规则，它还包含着政治规则或者文化规则等等，就像《诗经》，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可能本来就如《礼记·王制》所言是天子“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①，后来演化为各种有教养活动的交流平台，所以你会看到对于《诗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就是那样恰切。
&与“经”相连的是“典”。“典”的原意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种树立起来的规则，而“经”不仅有这层意思，它还显现出一种形成的过程，显现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层面。“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代中国基本可以通用。可见在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就在于树立规则，同时它又与人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古代政治阐释和伦理阐释是主要的两条途径，所以古代的经典主要偏重于这两个方面。但这样是否就能说经典的树立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事呢？进而说文学经典的树立也同样是意识形态所致？
可以看到，诸多主张意识形态论的学者对此会持肯定的答复，而且看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经典的树立就是与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伦理关系纠结在一起的，那么经典也正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们看到，意识形态论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就是文学与其他部分是分离开的。文学，有它独特的领域，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分有一个边界隔开，哪怕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实，强调文学审美内涵的观点也同样假设了这一边界，而且会把这个边界划得更清晰一些。这样思考经典问题，就会假定文学一直有其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这样的文学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这样想是拿现代文学的性质衡量古代文学。
二、古代文学经典的涵义
我们先要说说“文学”这个概念。据乔纳森·卡勒说，“文学”（literature）一词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现代意义的，我们可以在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踪迹，或者是以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书《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为标志。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呢？就是一种以想象性为主的写作。[2]21
西方“文学”概念的演进与中国类似。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这个“文”的概念比较驳杂，中国学术传统讲文史不分家，“文”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然从魏晋开始，开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相近，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占优势。比如宋太宗（977—984）时期修纂《太平御览》中“文”的分类为：1.序（文）；2.诗；3.赋；4.颂、赞、箴；5.碑；6.铭、铭志、七辞、连珠；7－8.御制；9.诏、策、诰、教、诫；10.章表、奏、劾奏；11.论、议、栈、启、书记；12.诔、吊文、哀辞、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15.品量文章、叹赏、改易、诋诃；16.思疾、思迟；17.著书（上）；18.著书（下）、幼属文；19－20.史传。
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张英、王士祯等撰的《渊鉴类函》中文学类分为：1.周易、尚书；2.春秋、礼记、史；3.书籍、帙、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叹赏）；6.诏、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7.诗、赋；8.七、颂；9.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10.儒术、劝学、善诱；11.讲论、名理、好学；12.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13.笔、砚；14.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文学不过是古代“文”的分类的一部分而已。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是晚清以来才由日本转译过来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国“文学”一词来译literature，词义缩小定格为“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再传回到中国，成为后来中国“文学”概念的一个主导方向。[3]362
但也不是说，这个译法一经传入，“文学”概念就再无疑义了，实际上，“文学”到底指什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文学史写作上。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确认文学史中的经典，这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4]
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涵义都有演变，古典涵义与现代涵义有很大区别，而我们现在使用“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现代涵义上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学”一词的时候，要有一些历史意识。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现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概念下产生出来的，它也包含对古代文学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学的自觉。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的一种解释机制，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很多作品是具有强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诗赋词曲，但对古代“文学”的整体规划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的。
文学史本身就是由经典树立起来的。我们在文学的历史中发现，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们现代的文学观念，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其称为文学经典。当我们谈论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与文学无关的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发现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审美内涵，这当然是以当代的文学观念在古代寻找“源流”，而且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举动都是一种阐释，假如在谈论经典的时候把这一假定忘记了，就会倒流为源，以疏为典。我们把古代文学经典从政治、道德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解释，假如我们解释时，把它当作确定不变的事实了，就会发现古代文学经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我们承认，古代经典（而不是文学经典）根本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干涉，但古代经典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一种文学史解释，两者根本不是一种存在方式，虽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比如《诗经》。
所以文学经典的树立与古代经典的树立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然认为《诗经》是文学，但不等于说《诗经》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范例，如果这么说就要犯错误。当然我们说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也就是指《诗经》、《史记》等等那些在古代负有文学之外使命的作品，这并不矛盾。同样是《诗经》，古代人看它与我们现代人看它完全是两个角度，我们也说《诗经》是文学经典，但我们说这话的含义不同于古代人说《诗》为五经之首的含义。所以不要把文学经典的《诗经》等同于古代经典的《诗经》。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经典的树立中当然有意识形态参与其中，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政治力量、文学机构、公众意见共同构成了当时对文学②
经典的选择，可能一时这个因素大些，一时那个因素大些，但没有哪个是决定力量。文学经典的树立是一种实践，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则，过分强调其中一个因素就会产生偏差。文学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误解为文学性，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实际上，我们判断文学的时候都以某种文学独有的性质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没有这种东西：它潜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文学性恰好就是在不断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显现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纯粹的本性放在那儿，它一诞生就带着各种各样的杂质，包括意识形态。所以不应该说，意识形态决定经典的设立，而应该说经典的设立里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学经典一直以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古代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现代文学概念的一个解释性应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学经典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是用错了力。这就好像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先设置了一个完人的道德标准，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说，人都是坏的，都是为了各自私利而损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质是不道德的。——这么说根本就没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作品
实际上，古代文学经典问题是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特别是基于当下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评论呢？一个关键是通过梳理文学史来凸显当下文学观念，进而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代文学中有没有经典。③
古代有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经典是各种意识形态交织作用的产物。古代也有文学经典，但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大部分是我们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梳理，当然这个梳理不那么强硬，不是用一把标尺，定一个尺度，不合适的就截去，合适的就留下。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吻合，而且离现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毕竟古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烛照下才得以凸显出来的。
我们看到，文学史的编制实际上就是经典的序列。那么当代哪些是经典？这一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当代文学经典。是的，但这和谈论古代文学经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们谈到用意识形态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有些偏了，当代文学作品当然是与现代文学观念合拍的，它与意识形态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当代的经典呢？一个回答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最有紧迫性，我们要依据它们来判断其他作品。如此，这些当代经典就与古代经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树立当代文学经典，是为了显现当代文学性质为何，并依此判断其他当代作品。由于当代文学经典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过于紧密，在它身上过多地维系了政治诉求，或者说，文学经典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事，这一点在20世纪50－70年代尤为典范，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通过滤除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确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起当代文学经典的时候，实际上对“经典”一词怀有谅解的心情。我们说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红楼梦》比；我们说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古诗十九首比。我们的确谈论《班主任》这样的当代文学经典，我们也的确谈论所谓的红色经典，但这些经典与古代文学经典无疑不在一个层次上。
实际上，我们讨论经典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层次，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现“古代文学经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这样的误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它是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应用和推演，所以说“古代文学经典由意识形态决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意识形态因素只应该在事实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处。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些，当代文学中各类所谓“经典”像走马灯一样的变幻不停，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太近是一个主要原因。用意识形态来分析现当代文学还算恰当，但用来分析古代文学就会混淆事实与解释性现象。但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当代文学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当代文学经典的话，那么这个经典的标准也会放得极低，与古代文学经典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充其量可以说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标准稍为提高，当代文学中是否存在经典就会成为一个悬案。如果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消隐，那么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消隐。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研究文学经典问题并不是一个恰切的角度。
让我们再转换一下角度。如果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是两种经典形态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经典这一提法的更深层的涵义。无疑，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扩展和整理。但这并不代表纯而又纯的文学性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学时出现的，我们恰恰是在古代文学中指认最具文学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认的方式就是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