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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央乐团指挥韩中杰挖掘新人新作，选中了王西麟1963年创作的《云南音诗》。那年夏天，王西麟终于在中央乐团的新作品音乐会上听到《云南音诗》的第一个音符。掌声像除夕夜的爆竹，清脆热烈，持续不断。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被介绍给中国音乐界。
3个月后，《云南音诗》被安排在北京民族宫大剧院作为“国庆音乐会”的曲目正式公演——3年后，全国首届交响乐作品评奖，《云南音诗》得了一等奖；半年之后拿到500元奖金，20年来王西麟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
1978年冬天，李德伦牵线，王西麟调到北京歌舞团，身上的黄棉袄还是1956年上军乐学校时部队发的。
多少个夜晚，王西麟梦到自己跋山涉水，上天入地，却怎么也回不到北京。心惊肉跳地睁开眼，发现自己睡在北京的一栋筒子楼里，才长舒一口气。北京是回来了，可14年青春一去不复返。14年，别人可以做多少事情？
1981年，王西麟参加黄健中和陈凯歌执导的电影《一叶小舟》的拍摄。全剧组都知道：“王作曲”睡觉大喊大叫，跟人辩论，有人物，有情节，有高潮。他们不叫醒他，在他床头围了一圈，看他叫喊，长久作为笑谈。
从1980年代起，中央乐团的前键盘手梁和平就是王西麟为数不多的莫逆之一。1990年代，有了家用DV，梁和平开始有意识地记录长他18岁的老友。
“文革”甫一结束，各种新鲜理论扑面而来，王西麟发现很多东西自己都不会。世界交响乐早已翻过古典音乐那一篇，而自己仅有的一点现代音乐知识还是工作后在资料室里听到的马尔蒂努《第六交响曲》、阿什卡伊《弦乐和定音鼓的交响乐》。
梁和平记得，自己当年迷即兴演奏，整个乐团的人都说他弹的是噪音，偶尔来团客串作曲的王西麟却对他的录音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42岁那年，王西麟开始自学现代作曲技巧，学勋伯格、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潘德列斯基……创作于1982年的交响组曲《太行山印象》第四乐章《残碑》里，12音体系已经运用自如：乐队铺垫出冷峻的背景音，巴松呜咽吹出的哭坟调子，似乎随时都会被冰冷的空气冻住，被凛冽的山风吹散。这段音乐的灵感来自1970年代，王西麟在长治最偏僻的乡下，看梆子老戏的经历。
学习、创作外，女儿是惟一的寄托。为了学钢琴，女儿无数次挨爸爸的狠揍，早已不睦的夫妻关系雪上加霜。妻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干得有滋有味，丈夫认为舞蹈终归是碗青春饭，应该及早转行，她响应不热烈，争吵越来越多，越来越凶……
在梁和平的影像里，十次有八次王西麟都语无伦次。“他特别敏感，别人眼神言语中一丁点不信任都会被他捕捉到。他极力想把话说明白，嗓门越升越高，话越说越急，越说越乱。”梁和平回忆。那是王西麟的典型症候：情绪极易亢奋、焦躁，与人稍有龃龉，就仿佛回到百口莫辩的挨整时代。
中年苦涩：疯子的歌
王西麟品味中年苦涩的时候，年轻的第五代作曲家已经开起了个人专场音乐会。谭盾、瞿小松、郭文景、何训田……“谁拉到钱谁就能开。”每一场音乐会对王西麟都是不小的刺激。
王西麟把年轻人的乐谱拿来学习，羡慕，可也不满足：年轻人会很多新技术，但其中也有不少“小杂耍”。“我铆足了劲，想把自己文化上的苦说出来！”王西麟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85年，北京交响乐团从北京歌舞团独立，需要开门作品。王西麟主动请缨，不被理会。离演出只有一个月，原定作品流产，王西麟临时救场，写出交响诗《动》和《吟》。
《动》是快板，《吟》是慢板。《吟》的灵感来自大同云岗石窟。1960年代下放雁北文工团，王西麟看过那些佛像，不过他看到的不是极乐大同，而是大佛高高耸立，小佛不及人的手掌大，围成一圈，佝偻着背，抬起莲花宝座。“这就是人间社会：大官、小官、大佛、小佛、等级森严，我就是被莲花宝座压在底下的那个……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庙堂。”王西麟对自己说。
乱哄哄的铜管表现出庙堂的阴森，原本低沉的木鱼变奏成神经质的高音。善男信女进庙烧香，脸上的表情似哭似笑。顷刻之间，管弦齐奏，那是黑夜中鬼魂造反的喧嚣。
王西麟想写一首疯子的无调歌，这样的意图自然无法直接表达，于是叫《吟》。在当年的新作品评奖中，有人听出它是“伤痕音乐”，不能参评。
《太行山印象》、《动》和《吟》小试牛刀，王西麟憋着劲，要写一部更大的作品。最初的动机出现在1968年，王西麟被人押着，挨村游斗，心里想的却是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跋涉的十二月党人。
要为苦刑犯写一部大悲剧！多年以来，这个念头在王西麟的脑海里时隐时现，直到年，他辗转获得几件法宝：波兰作曲家潘德列斯基的《为了52件弦乐而做的挽歌——献给广岛殉难者》和《第一交响曲》、约翰·亚当斯的管弦乐作品《和声学》。
1989年夏天，王西麟闷在福州一家溽热的小客栈，潜心研究《为52件弦乐而做的挽歌》。这个只有8分26秒的作品尝试用传统乐队表现电子乐队的效果，12把小提琴发出极高的声音，与中提、大提低沉的轰鸣形成强烈反差，仿佛世界末日一般。在潘德列斯基之前，没人听过这样的音乐。?下转第27版
现代作曲的记谱方法完全变了，五线谱被或粗或细的黑杠取代，黑三角朝上朝下；每个记谱符号的含义、乐谱中或长或短的理论提示，王西麟都要找字典来查，弄通文法，分析乐理。他把研究心得写成论文，多年以后拿给潘德列斯基看。潘氏发现：这位中国同行的分析跟自己的乐思高度吻合。
正式开始创作，王西麟的脑海里整日翻腾各种声音、画面、事件：
1975年，在晋东南歌舞团的公用电视里看到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被苏联驱除出境；1987年读到《古拉格群岛》；肖斯塔科维奇用《第十三交响曲》再现俄国妇女在冰天雪地里排几个小时的队买菜；闻一多在《静夜》中发出的呐喊：“静夜！我不能受你的贿赂。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创作的四幕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里，疯子跟沙皇的对骂；扬州八怪笔下的疯汉，一身烂絮，首如飞蓬，唯独双眼雪亮；罗丹的雕塑《老娼妇》展出，她乳房干扁，满脸皱纹。
所有这一切，都被王西麟凝固在《第三交响曲》里。
1991年，王西麟自筹资金开了第一次个人专场音乐会，《第三交响曲》首演。第三乐章《慢板》，王西麟用乐队和低音长笛配合，成功地表达了他多年的人生体验：寒夜好像被冰冻住了。
音乐会后不久，王西麟离婚了。
王西麟很庆幸自己在军乐队学的是手风琴，因为通过键盘乐器可以学到更多的乐理知识。 （受访者/供图）
《第四交响曲》：不该说的话
梁和平记录下来的影像资料里，有一场空前绝后的音乐会。
在王西麟五十几平米的家中，瑞士小提琴手斯特雷夫（Egidius Streiff）站在局促的客厅兼书房里拉琴。王西麟坐在沙发上，用一张嘴代替整个乐队，“嘀嗒嘚，嘀嗒嘚”地伴奏。三五听众围坐四周，一曲终了，人们鼓掌，作曲家和小提琴家彬彬有礼地谢幕、返场。
1999年，台湾交响乐团团长陈澄雄邀请王西麟创作一首交响乐，表达他对即将过去的20世纪的看法。这是王西麟《第四交响曲》的由来。一切顺利，北京市文化局也很支持，甚至给王西麟供职的北京交响乐团划拨了40万经费，要为王西麟办一场个人专场音乐会，在音乐会上将演奏《第四交响曲》和《小提琴协奏曲》等若干曲目。北京的思想界、理论界对这场音乐会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中国青年报》编辑卢跃刚专门在中国音乐学院为王西麟张罗了一次百余位京城名流参与的座谈会。
会上，王西麟放了10年前创作的《第三交响曲》，之后即席演讲，一张嘴就刹不住闸。王西麟就“20世纪最大的悲剧”说了一句在别人看来“当时不该说的话”。
第二天，王西麟一到乐团就被告知：王老师，文化局让您去开会。“不去，马上要排练了！”王西麟低头走进排练厅，却发现指挥谭利华没来，说是生病住院。
演出在即，王西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面给朋友打电话另找指挥，一面撸胳膊挽袖子打算自己客串。指挥棒抬起又落下，没有一个乐手响应。王西麟这才回过味来。
文化局催开会的“十二道金牌”又来了。王西麟叫来已到京为《第四交响乐》做准备的斯特雷夫、自己在《中国日报》社工作的加拿大裔太太和作曲家瞿小松的妻子吴澜，驱车前往文化局。吴澜当时在为瑞典拍一部关于中国音乐家的纪录片，此时她冒充王西麟的外甥女，提着摄像机，走进文化局执法科的办公室。
一行人做好了据理力争的准备。王西麟质问“为什么不让我演”，跟女公务员发生争执，对方一度要叫保安。10分钟谈话很快结束，音乐会取消了。回程时，激动过后的王西麟开始难过。两三天之后，梁和平接到电话：晚上你带着机器来，我们家有一场音乐会。
2001年，中国爱乐乐团邀请“20世纪最后的作曲大师”、“活着的贝多芬”潘德列斯基来京演出。王西麟在上海音乐学院上学的女儿知道这个消息，打电话回家：潘德列斯基来了，你想办法把你的曲子拿给他看，如果他不赞赏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王西麟辗转打听到潘德列斯基所住酒店的房间号码，拨通，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王西麟，我最近写了一首交响乐，可以请你看看吗？
谱子送过去，第二天通电话，“作品很棒！快来！”潘氏向王西麟允诺，他会说服中国爱乐乐团由他本人演出此曲。王西麟大喜过望，可是过了几天也没有下文，后来知道，“爱乐”不愿冒此风险。作为补偿，潘氏给王西麟写了一封角逐格莱威米尔作曲大奖的推荐信。但信寄出去的时候，这年的评选已经截止。
《第四交响曲》雪藏4年，2004年由王西麟的学术知己、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立青在“上海之春”音乐会悄悄上演。一年之后，CCTV-3《音乐人生》为王西麟录制了50分钟的专题节目。2006年，北京文化局找到王西麟，提出为他办一场个人音乐会，《第四交响曲》在京首演。
有人在网络上发表评论：“第四”非但不美，听的时候甚至给人痛苦的感觉，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作品的艺术和社会价值。正如德国作曲家艾斯勒评论勋伯格的音乐“有一种绝望的基本音调”，“不使人舒服，不崇高”；勋伯格“没有使他出生的社会秩序变形，他没有将它美化，他没有给它涂脂抹粉。他在他的时代面前举起了一面镜子。镜子里所照出的是不美的，但却是真实的”。
2008年“第四”在罗马演出，一位意大利雕塑家说：“‘第四’里面有三个人：有爱心的人、愤怒的人、怀疑的人。”
尾声：打不破的主旋律
《第四交响曲》这一波三折的悲喜剧，既不是王西麟音乐生涯中的第一出，也不是最后一出。1980年批评“聂耳冼星海道路”，1988年在专业期刊上撰文检讨“毛的文艺路线”，都曾让他错失可能受重用的机会；甚至多年来在国内音乐学院谋不到一个哪怕是讲师的教职。
1990年代，王西麟教过不少“黑课”。音乐学院的年轻人上门拜师，王西麟几十个课时教下去，有些学生整理课堂笔记拿去在学术期刊发表，有些在王西麟的辅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有人连续三次在国际作曲大赛中拿到名次，但极少有人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王西麟的学生，论文中也绝口不提王西麟的名字。
2005年10月，王西麟接到《人民音乐》和音乐家协会的座谈会邀请，这样的邀请他已经多年没收到了。每位与会者的桌前放了一页纸，当日的讨论主题清楚地写在上面：深入开展主旋律创作。
一看题目，王西麟的血就往头上涌。2002年，第五代知名作曲家郭文景应邀创作了大型交响乐作品《东方红日》，王西麟正在香港演出，刚到广州就从报纸上读到对《东方红日》的大幅报道：第一乐章《日出》、第二乐章《春天》、第三乐章《新时代》，分别采用《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作为创作动机；第四乐章《伟大复兴》则采用《国歌》为创作主题。
王西麟三次把索尔仁尼琴写给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信抄下来，寄给郭文景。信中有言“通常，为了艺术的艺术是存在的，但这偏偏不是俄罗斯的传统。在俄罗斯，这种艺术不会留下感激的记忆。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有着另外一种传统，即我们总是要求本国的天才置身于人民的苦难之中。”
三封信不见回声，王西麟在《人民音乐》撰文表达自己的意见，立刻引发舌战。他的激烈言辞被对方抓住，作为反击炮弹：日丹诺夫式的思维，用死人的白骨打人，干涉他人创作自由……
《人民音乐》和音协的座谈会，让王西麟想起三年前的论战，在头脑中盘旋了几年的话脱口而出：一个领袖一首简谱歌的时代早该过去了……
一位老作曲家第一个站起来反对，另一位作曲家温和地开腔：平时我跟西麟交流很多，但他的这个观点我持保留意见。
其实，王西麟想强调的是回归音乐本身。
2010年，最新作品《钢琴协奏曲》和《喜剧的对话》在瑞士获得热烈反响，王西麟满心希望，回国之后会有人请他讲学，他甚至打电话毛遂自荐。一家权威音乐学院的掌门人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我们不敢请你讲，你的作品可以听，话就不要说了。
“你应该向肖斯塔科维奇学习，把真话放到音乐里，为了生存，在生活中可以说假话。”苏立华多次相劝。
“寂寞孤立是强大的，人是软弱渺小的，偶尔两者的力量对比会发生逆转，但瞬间即逝……我微弱的不甘不屈都是被迫的。”王西麟摇头苦笑。
“我的第一交响曲首演是37年之后，莫扎特也只活了36年！1997年我创作的交响合唱《国殇》迄今十四年还没首演。‘第四’、‘第五’首演是五年后，已经算最顺利的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正式出版过一张唱片。”在网上看到国家大剧院重金约请三位国外作曲家来华采风、作曲，王西麟又忍不住感慨。
2011年末，在中国的第五次个人专场音乐会举行一个月之后，王西麟意外收到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清华大学学生会的演讲邀请，这是十年未有的事情。
每次不过五六十个听众，王西麟却要悉心准备好几天。在清华的演讲，安排在周日晚上，教室很冷，王西麟从7点讲到10点。两个学生给他看了两样东西，让他大吃一惊：一是香港出版的他1980年代创作的器乐流行作品的塑胶唱片，那作品他自己都早忘了；一是从网上搜集的各种关于他的信息，A4纸打印，有目录，两厘米厚。很多资料王西麟自己都没看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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