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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自费出书与新中国六十大寿的联想（代跋）
11:54 原创发表在
作者:冯楚-08-21 12:01 星期五 晴.（一）这个夏天，东莞异常的炎热。我所在的六楼顶层更是热蒸笼，但我在这里愤愤然地写完了《自由的奴隶》最后所有补拾的文稿。妻子则带着儿子在楼下玩，以便离开我的书房，让我静心地写这些在她看来会带来好收入的文章。这是我对她的承诺。我说等我象汪国真（太太少女时代抄过汪国真的诗在本子上，这是她认为写诗最成功的男人）一样赚了钱了，就带她去一座美丽的仙岛湖（湖北阳新王英水库），那里是中国的"瓦尔登湖"。我们好好生活，教儿子认出二十四种植物，再生一个漂亮的女儿，去学习秋香画蝴蝶，逗星爷的屁股画画，在家门口种一大片的玉米，是绿色食品，是儿子的大狗熊的天堂，随手就可掰着吃。我们再不吵嘴，一心一意地做爱，写诗爱祖国，爱人民。老婆说我的话有一半是真一半是假，一半可信一半不可信。本书原稿完成后，已交出版社审了一个月了。责任编辑是个年青的德国留学回来的女研究生，与她见面时，她显得缅腆而又素雅，透出一股自然书香浸润过的兰花的气质，对于接下我这部书的责编任务，她自信而且从容，并说这是她接下来的最真实而激爽的文字，一定要将此书作为她的品牌来做，还向我表示要将此书带去德国推广研究。我绝对听信她的美言，因为她是如此的年轻，生命的自由美的招展还刚刚开始。后来，她来电说，出版社让她出差北京秋季书市，然后又是国庆节来了，这是一个难得的假期，她得去德国渡假，这期间的校稿时间往后推迟。如果要加快，她可转交给他人做，但这样会影响一个人的视野对书的整体把握。我同意她的意见，还是由她一个人来做，做一本好书的确也需要时间。何况此书接近六十万字，庞大而又繁杂，网上文章部分，垃圾的地方应当也不少，校对的工作慢一点会保证质量。我这又不是畅销书，是个人的写作阅读纪念文本来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担心成书的时间太久了，影响人们的预期及我个人的生活心态，因为，事久生非，有些文章是否能通过？通过的几率是多少？家里对我这种没有多大回报率的业余写作有多大的宽容度？我给出的时间是三个月完成。想到此不得不提起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与这本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去年春节前后，有个网名叫无聊人的80后诗人，赠我一首诗叫《暗杀冯楚》。他曾在网上与我对话，主张杀死所有中国当下的诗人们，或发动诗人都起来反目，让诗人都把自已杀死。其理由是：诗人们都活得不象人样了，诗人都活得象狗样了。如果不消灭诗人身上的奴性和狗性，中国永远没有真正的诗人出头。他说的并非是他一人说的话，很多诗人都自谑过自已是一条狗的，表现了生活的一种失落与迷惘。不久，寄居东莞的诗人吾同树真的把自已给杀了。在这之前，流落云南的诗人余地的割腕死亡气息还没有散尽。无聊人的赠诗如下：《暗杀冯楚 》
我那么亲密的接近冯楚/就是为了更轻易的干掉这个异音者/冯楚是我的兄弟/但我更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朋友和祖国的利益之间/我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我要用冯楚的鲜血/把五星红旗染得更红更艳/就在我将要下手的时候/冯楚给公司炒了鱿鱼/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在世俗生活中碰得头破血流/就如笼子中的猛兽/每一次竭尽全力的撞击/无疑是狠狠的往自己的身上插一刀/我收起了白晃晃的刀子/找一清静的地方喝茶/中国的诗人/再也不劳我这个爱国主义者暗杀/
后来，在吾同树的追悼会上，无聊人也来参加了，并捐出一百元钱，未见他脸上有多少的杀气。其实，他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如不实报年龄，没人能认为他是80后，倒象90后的中学生。我问他对这事如何看待，他说这种杀法一钱不值，应当向历史上的革命先辈们学习，要么抢了上山闹革命，要么与一个贪官污吏斗死，他不是很有正义感吗？我无言。这事让我好一阵子都恢复不过神来。无聊人写的诗水平暂且不论，但这些事都是我这一年来所发生的真实。两年来的失业、流浪、抢劫、官司、生病、逼债等等，一连串生活琐碎，搞得我无所适从，真的有点像疯了。有时，一个人独处诗歌的诉说，不免生出一丝语言幻觉，那种绝望的幸福就在脑海里回荡。这种幸福是非理性的还是绝对理性的？难道这是诗人最后的通道？是诗人的迷魂药？但是，诗人活得不是人样，那当官的都活得是人样吗？非诗人的人都活得象人样吗？他们的人样又是什么呢？这是无聊人也没搞清楚的事情。不久，无聊人失业过来要找工作，顺便又来看我，在与我太太谈话时，他谈到我有自杀的倾向，在网上的文章里流露出来了。他很担心。我太太一听，立即吼起来，"冯楚自杀了，我把他剁成肉泥喂狗！"无聊人把这话搞成了分行，发在了网上（《北京评论》）：《把冯楚剁了喂狗 》
今晚/冯楚的老婆对他说 /冯楚,你要是自杀 /我就直接把你剁成肉饼 /然后拿去喂狗 /你把我们母子俩抛下 /我哪里还会 /为你开追悼会 /而我却要对冯楚说 /你不自杀 /我也要把你剁了喂狗 /作为共和国的诗人 /你活得不如一条狗 /把你剁了喂狗 /也许就是你作为诗人的 /一丁点儿价值 /
尽管无聊人的诗艺及其思想，不是我所完全接受和极力推崇的，但这些诗句中的愤世嫉俗，这些反诗、非诗所承载的青春期的叛逆状态，都是我们这些过来人所经历过的。只是我们那时还带有一丝古典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还有不能完全"拒绝隐喻"的神秘的某种气质。而现在这些80后的青年们，却一步越过了他们所否定过的传统保守的时代代沟。他们更加冷酷、粗暴和直接地对待一切非自由的禁锢。并把这视为一种先锋的时尚和个性美。流行语叫"酷毙"。而主流文化又把这定性为"网络暴力"。 其实，就是一种语言符号的暴力盛宴，巴特解构主义及美国诗歌波普在中国物化自由的一种复制翻版，他们在语言上实现了后现代主义的飞跃，使得诗歌不再是一种精神权贵所独享。网络的春天催生了野草诗人纷至沓来，出现了自八十年代之后的又一次语言狂欢的盛景。如今，网络上每天发表诗歌的数量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高产的，大唐时代也无法比拟。在刚刚举行的中国第二届诗歌节上，其主题是"盛世中国，诗意长安"。如此对比起来，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一方面，诗歌正在成为日常生活消费必不可少的食品，另一方面，诗人又在不断地被吞失、被异化、被毁灭。这种荒诞的精神悖谬，也注定了诗人的一种宿命：诗人担当了物化人性精神祭祀的社会牺牲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诗人这一本质宿命都不会改变。
自杀或者他杀，革命或者反革命，诗人本身不能拒绝这种存在的永恒性，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自我选择的能力。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人性和生活？而自主选择的能力，却又是我们最欠缺的智慧。无聊人没有任何权力强化他人去自杀，而自已却选择活着？看来，他对自杀诗人的某种价值臆测也是无效的。谁能证明吾同树是去了天堂还是地狱，是逃避现实还是选择了理想，这也是人类的科学和理性精神至今还没有解释清楚的问题。文学和诗歌就是承担这一个现实命题的，反映人类的选择能力的真实性的。当一种群体的利益选择趋向一致时，往往会影响个体的选择功能，盲目的选择就会发生。诗人奥威尔和兰坡，在拉美战争丛林里，都有过分析大象群和蚂蚁群的活动，发现了这种类比与人类的生活相似，个体若沦丧了自我选择的能力，就会发生集体的暴杀。西方诗歌和诗人对群体选择及其战争的反思，影响了对自身的理性选择，并各自都写下了不朽的有世界性意义的伟大作品。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诗人却少有对独特生命发现的审视能力。 零八年的情人节（七月七）这天，我接到远方一个不知名的电话，让我为天下的诗人老婆写首诗。这话提醒了我，三年前与杨春光的太太通话，并将他人转给我的一百四十元稿费寄给她。她在回复中，声音有些哽咽，"谢谢诗人朋友的同情关心，我会带好诗人的儿子！"。我眼里有些湿了，又想到因为顾城的儿子小木朵抚养权问题，我与广州诗人蓝调悠客争论诗人自杀的原罪性，不胜唏虚不已。再后来，广州诗人典裘沽酒在我家小住，谈到这些年来的生存，与老婆发生的种种荒诞不经而又妙趣横生的故事。凡此种种，促使我自已写了这一首《情人节》，献给了我的太太。此诗被《世界诗人》杂志（日文和英文对照）选发了出来。没想到这首诗却让我太太非常感动，以致于同意我的出一本书的愿望了。这就是《自由的奴隶》终于成书的主要动力。如果没有太太的允诺，给我空出更多的静心时间来做这件事，这本书恐怕还要埋藏于网络世界很多年。 今天是中国的情人节/牛郎和织女在天上约会/我们就在地上约会吧/这些天老婆对我特温柔特细心/她终于将我当诗人看了/这让我有些受不了/ 我希望她还是把我当作一条狗/只要开心要打要骂要杀请随便/我无非是对着黑夜狂吠几声/或者在做爱的时候写几首诗/天下的老婆们要明白/只有狗才不会想到自杀/ （冯楚《情人节》）
自从诗人吾同树自吊之后（我去了现场），太太就一直对我不放心，生怕我也去吊死。当然，这并非仅是表现她内心的一种情感，更多的还有一份活着的勇气与责任的诉求。我说，"请你放心吧！我是你的一条狗来的，狗是从不知道自杀的动物。狗如果懂得自杀了，哪还有人类的活法？人早就被狗吃光了"。这次，太太对我某种神经质式超验想法，终于有些个人的理解了。十多年来，我就凭着这一个自由的信念，在我的母语世界里，横冲直撞，无所不为，无恶不作，无罪不受，无事不做，无所不骂，无所不爱，无所不恨，无所不哭，无所不笑，将自已的生命交于这文字的"血雨腥风"之中，当然，有时也有那种"细雨微风岸，危墙独夜舟"的神秘时刻，完成着"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精神拷问。而这种生活只有在我的母语的世界里，才变成我内心的真实。因此，当我是一条狗的时候，唯有这母语的自由验证了我的存在。这是我不停地写，不断地读，不断地毁灭和重建的语言迷宫，也是我的生命灵魂所在。只是，这与所谓伟大的文学没有什么联系了。 严格地说，这是一本非专业学理研究的诗歌文学评论集，说得更粗浅些就是网上诗歌批判的扯谈文章汇编。但我这样说丝豪毫也不消弱其内在的艺术质感，对真正文学精神的执着与信任。否则，我干嘛得呕心沥血，忍辱负重，还要自掏腰包，来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的直言又有谁能听得见？早就有人对此提出了反驳、怀疑和拒绝了。批评和诅咒之声总是人类最不喜欢听的。这本书是我在东莞十年里，与世俗生活抵抗和磨合的过程，是内心阅读与外部世界自由对话的一次语言集合。它的存在来自内心世界与自然宇宙的一种不间断的自由与反自由所暴发的发生的关系，其构成的对客体的毁灭和创建，本身就是对自我的批判和开拓。它是我的生活敲开了独立思考的潘多拉盒子。但我至今还就是我，不再有多余的肉了，一切骨头早就离开了人了，但它是存在的此在的实证。在十年的诗歌阅读与写作中，我学会了从荒诞中发现美意，从真理里头挑出骨头。而无聊人的诗在客观上提示我们，内在的心灵黑暗和杀戮往往比外部的屠杀，更加暴虐和触目惊心，提防心灵的麻木、麻醉和沉沦，是诗人选择有尊严地活着的前提。不久前一个深夜，我接到低诗歌代表性诗人一空打来的神秘电话，他在电话里有些语无伦次。协助龙俊编著完低诗歌文本之后，他失业了好多时了，因为一场网上的人性论战，让他陷入了沉默。在电话里传来了狗的叫声。一空说，他正在一个小镇五金作坊里上班，工坊偶然停电了，老板让工人出来放风一下。四周都是荒野来的，只有几只野狗陪伴着他，但野狗还与他保持了一段距离。他谈了人性、女人、故乡，谈了很多人的伪善和文字的虚空。他说不想谈诗歌了诗歌深埋于内心了。他只想找一个人能安心说说话却找不到，总算碰到一个路边的女人，一空想找她聊聊，那女子问一分钟多少钱？一空无语，荒野再次陷入了死寂。一空是孤独的。他是精神的涅盘者。他说现在心中只有感恩，感恩所有支持他的人，或者拒绝过他的人。这话现在说是否有些虚假？一个人被拒绝后总是心里有些不平的吧？我不得而知，相信此时他是十分平静的，平静也是一种感恩的升起。但一空的心灵处境，为我们揭示了诗歌与人的一种真实分裂状态。这是值得警醒的。在我看来，一空和无聊人都是来自生活的最低层，家景贫寒，而心灵又颇多挣扎与抵抗，承继了中国当下农民后代的一种文化之裂变。所不同的是，一空走的是精英写作的路数，无聊人是贱民草芥思想，他们是当下最具代表性的两个80后诗人。他们的命运是诗人的命运，中国乡土的命运。在十年前，我蜗居的东莞鬼火坊，常有一段感恩辞贴在我的书桌前。那是我母亲从她读过的《圣经》心得里抄给我的：人要学会感恩！感恩鞭打你的人，他会给你意志，感恩欺骗你的人；他会给你智识，感恩批评你的人，他会给你智慧，感恩仇恨你的人；他会给你博大--------我写诗歌批评的第一篇文章《远离诗江湖》（发表在2000年《诗选刊》）就是从那地方发出的。今天，权且让我把这些感恩，用于本书走向新的开始吧！我感恩！无论是谁！但是，这并不说明我的愤青时代已经结束了。在我的身后，仍然有更多年青的事物在不断地生长，有更多人性无法完全找到本身的自由，他们还在寻找方向。下半身诗人先锋沈浩波一直在扬言说：就是要让你不舒服！所以，我一点不担心前面没有一个诗人。超越时代的步伐，本是诗人的天职。他总是走在他自已寂寞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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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的最后岁月：出书尊重历史不改1944年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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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家、文艺评论家江晓天是在2008年重阳节走完他82载人生之旅的。去年春上，我去看望晓天夫人李茹，她找出几封新收到的唁函给我看，其中，就有周扬秘书、原中国文联办公厅主任露菲刚从美国寄来的信。她在信中说：“在不少人都疏远了‘老爷子’的时候，晓天同志约我去看了周扬同志。我记得是一天晚上，我们坐12路电车，‘咣当’到西单，步入安儿胡同1号……”读着露菲的信，我立即想起，晓天不只是去看望了逆境中的周扬，还在周扬一病不起之后，为周扬出了两本书：《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和《周扬近作》。
1983年冬，得知晓天将兼任恢复建制的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后，我和《新观察》编辑部主任张凤珠一起去他家，向他表达调往作家出版社工作的急切愿望。他说，对你们俩我都了解，欢迎你们来一起创业。不过，你们都是办杂志的，没有搞过图书出版，还得调几个有图书出版经验的老编辑来才能开张。张凤珠向他提议可调她当年在文讲所的同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名编龙世煇，我则建议不妨先创办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可以叫《中国作家》，为出版社树起一面旗帜，吸引和团结一批作家。张凤珠和我的这两个建议他都采纳了，只是因为《新观察》主编戈扬不肯放我走，致使我比张凤珠、龙世煇晚到了半年。1984年8月，我到作家出版社报到时，《中国作家》编辑部已有了三四个编辑，而图书编辑部还空无一人。然而，9月，作家出版社却出版了第一本书，即周扬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谁当的责任编辑？一问，才知是总编辑江晓天在社外特聘了吴泰昌。
泰昌兄后来告诉我，1959年的一天，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突然布置他和陈素琰、赖林嵩等几位55级同学，要他们协助周扬同志修订1944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但到1962年夏天，不知什么原因，书稿按周扬同志的意见整理好后，却从此没有下文。1983年，吴泰昌向江晓天谈起周扬的这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修订本，并告诉晓天当年就是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的，请晓天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正式征询周扬意见。不久，晓天就告诉他，周扬同意了，让泰昌负责此事并直接找周扬面谈。这样他就去见了周扬。那天周扬情绪很好，对他说：“我查了，原来你们整理的书稿‘文革’中已损失掉了，这次只好麻烦你重起炉灶。”关于书的修订，周扬讲了几点：“一、每辑的提要不写了；二、译文要用权威出版社的；《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要用最近出版的；三、封面可以重新设计；四、修订本他不准备重写序言，用原来的，文字他再看一下，内容不动。”周扬强调说：这本书的序言是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毛主席看后肯定过。至于序言中提到的人，周扬说：“有的后来政治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也不动了，那是历史，历史是不能任意改动的。”1984年春节过后，吴泰昌将他代作家出版社拟的《出版说明》和书的封面设计图送给周扬审定。周扬当场看了《出版说明》，改动了个别字句，封面也认可了，并将1944年初版书上的序言作了个别词语改动的一份复印稿给了他。1984年10月，样书出来了，首印12000册。他将样书送给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的周扬，周扬匆匆翻看了书的版权页，颇有感触地说：“这个修订本磨难多年，终于出来了，印数还不少，谢谢你们。”
近日，我从书橱中找出这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重读周扬写于1944年3月的《序言》，发现最后一句话是：“对在校阅和翻译上曾为本书出力的陈伯达、乔木、曹葆华诸同志，我于此一并致谢。”于是我又想起了周扬对泰昌说的 “历史是不能任意改动的”那句话。
1985年6月，经江晓天拍板，作家出版社又推出了顾骧编选的《周扬近作》。据顾骧先生说，编这本书是在这一年的一月。当时周扬第一次报病危，于是大家就有了编一本周扬近作选集出版，将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收进去的想法。周扬夫人苏灵扬和张光年找顾骧商量，希望他能担当这一任务。顾骧觉得此事责无旁贷，就花了大约两周时间，突击完成了收集材料、选编、校订、文字整理的工作，编出一本选集，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了。
在谈到江晓天一生豁达、豪爽，乐于广交朋友时，李茹说：“晓天从不趋炎附势。对一般人，谁有困难了，被贬了，落难了，他往往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情和帮助。常常是哪个朋友红了，成名了，升官了，他反而不登门了，不主动联系了。他常对我们说：‘不必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的好’。”他在兼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期间，为周扬精心出版的这两本书，无疑让周扬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感受到了温暖而珍贵的情谊。
本文来源：文汇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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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不高离职率居高不下
不久前，作家许开祯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一个接一个的编辑离职，跳槽，或转行。图书行业，难道真的到了绝路？苦逼的编辑们，揣着高学历，名牌大学的文凭，吃着盒饭，挤着公交，坐地铁上看稿子，每晚星星齐了回家，给女友吻都送不及，倒在沙发上睡了。这个行业，什么时候才能看到阳光？编辑苦，出版人苦，作者同样苦极。一个看不到希望的产业！”这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出版行业待遇的讨论。
根据众达朴信公司发布的《2011年出版行业薪酬福利调研报告》显示，2011年出版行业部门经理层年薪中位值为265778元，发行和编辑部相关岗位薪酬水平最高；专业经理层和主管层年薪中位值分别为163452元和64325元，这两个层级是薪酬涨幅相对较高的层级；专员层年薪中位值为44393元。
2011年出版行业主动离职率中位值达到15.8%，处于全行业中位以上。据报道，为了留住人才，很多出版社都准备提高编辑的待遇。但图书编辑的收入主要取决于其所编图书的销量，而在纸质图书销量整体下降的情况下，要想让编辑薪酬提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44393元的专员年薪，折算成月工资相当于3700元，这确实也并不算是有吸引力的薪资水平。[]
经济导向下出版业的一团乱象
三联书店总经理李昕在一次演讲中说了这样一番话：
“中国出版业现在也已经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书种越来越多，而单品种效益越来越低，图书上架的周期越来越短，退货越来越严重，而人工成本却越来越高，使得出版社不增加新书品种就无法维持生计，于是就拼命扩大规模。但是我以为，如果大家都只是依靠增加品种去做大规模，彼此模仿，彼此抄袭，彼此重复，由此很容易陷入恶性竞争。”
“我最感叹的是，在这种情况中，很多很多的好书被淹没了。就像金融市场常常讲的一句话，叫做劣币驱逐良币。……在这种图书泛滥的情况下，好书被淹没在里面，就造成了好书的价值很难凸显。好书因为成本高，竞争不过一些乱七八糟的文化垃圾似的杂书。”
在他看来，这种种现象本身也和社会的整体导向有关系。以经济贡献衡量出版业，与出版业本身的文化属性有矛盾。
他说：“做大做强”是经济标准，以经济贡献作为标准来衡量出版。但是出版的本义是什么？是文化传承。出版是要讲文化贡献的，但现在我们过多地要求出版要作经济贡献，这是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
“我们衡量出版的贡献究竟该拿哪把尺子？是拿文化的尺子，还是拿经济的尺子？”
他的这番批评，也让我们不由得思考，出版业的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如何统一？如果出版业一味迎合潮流、迎合读者口味，是不是会最终造成读者口味越来越低下的恶性循环？从而出版业再也无法发挥出引介好内容、好作者，从而启蒙、陶冶读者的作用？[]
数字化机遇中难分一杯羹
除了行业内的粗制滥造、恶性竞争等问题。出版业还不得不面临着汹涌而来的数字化浪潮。在这波浪潮中，传统出版业能否从电商巨头口中分得一杯羹还是未知数。
在美国，亚马逊上的电子书销量已经超过了实体书销量，与电商巨头合作，成为了传统出版商不得不接受的选择。亚马逊的可怕之处并不只在于低价，整个图书市场的产业链都会因电子阅读而重塑。电子书价格之战，让读者从心理上认为电子书就应该低价销售。无论市场需求多大，出版商都必须接受不断降价的市场压力。如斯蒂芬妮?梅尔的新作品《暮光之城3：破晓》精装纸质版定价为14.99英镑，在苹果商店该书的电子书价格是13.99英镑，但Kindle书店的定价只有3 .59英镑，最终逼迫苹果公司不得不把价位调低到每本4.99英镑。
中国的情况又与欧美不同，中国的电子书市场发展程度更低，也更不规范。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也承认这一状况，报告中写：“2011年，国外电子书增长势头迅猛，我国电子书产业却仍在低位徘徊。……有关电子书的分成方案、定价机制、电子阅读器与实体内容的无缝链接、便捷的下载与支付体验等，都有待进一步探索。”……“长期以来，数字出版产业链发展并不均衡，渠道供应商与技术提供商过于强势，作者与内容生产商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缺少相应的话语权与主导权。内容资源被廉价使用、利润分成不尽合理，第三方监管缺失等强势环节挤压弱势环节的情况屡屡发生。”
而且，与西方出版集团相比，国内出版社对内容的掌控能力远远不够。内容资源不够多、不够强，内容资源管理不规范，这些也都成为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掣肘因素。有专家认为，如果传统出版业不应时而变，就会是夕阳产业。[]
规模化是否是出路？
有业内人士认为，缺乏规模优势，也使得传统的出版商在数字化转型中，缺乏与电商巨头谈判的砝码。著名出版人杨文轩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大公司、大集团控制市场是目前发达国家成熟出版业的主要特征。譬如兰登书屋、企鹅等全美最大的出版企业，占出版物市场份额的45％。而中国四家最大出版社销售额总和不到全国营业额的7％，缺乏规模实力，也就丧失了由传统出版转向数字出版的谈判能力。
但是要实现规模优势，势必要进行兼并重组，着是否又会对图书行业的生态造成破坏？
著名图书策划人甘琦的一篇名为的文章描述了这种破坏，在美国，大的国际传媒集团在出版业进行了大举吞并收购。一批中小出版机构在被收购后，其文化品位、文化取向被迫发生改变，也被迫亦步亦趋于短期的销量数据：“出版业和其他行业不再有什么不同，书就是商品，追求利润天经地义。被其他行业普遍采用的管理技术，如严格划分产品类别、追求规模效益等，无一例外都该应用于图书生产，绩效考核则以盈亏表上的数字说话。”
在文章中谈到美国著名独立出版人安德列?西弗林的观点：“哈泼?考林斯曾是美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它被并购后的转向也是最惊人的。如果你比较它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书目，会发现每十年都会发生一次蜕变，艺术史、神学、哲学、历史书一路被抛弃，书目中越来越多短命的廉价畅销书。”
“当出版业进入以管理为中心的时代，出版人不必再是饱读诗书的人，也不再富有对于大众的启蒙使命。”当出版人身上的文化的优越感，被无情地碾落于大型出版公司轧轧向前的逐利车轮中，出版人还能真的以自己的智慧与坚持，发掘并介绍给读者真正好的作品吗？中国能避免走美国的老路吗？[]
大众娱乐化时代出版社的尴尬
根据甘琦的观察，美国社会的读书热情早已不复当年：“以《洛杉矶时报》星期日书评版为代表的全美一半报纸的书评版都因广告不继而停刊，剩下的即便是《纽约时报》书评版，也不再具有以往的权威性；广播节目中只有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对书有兴趣，电视中与书有关的节目也只有奥普拉一枝独秀，但她和她的读者只对人生话题有回应；各种与书有关的奖项，无论是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书评家奖，还是普利策奖、诺贝尔奖，加到一起，都赶不上奥普拉的市场号召力。”
而在中国，情况同样不乐观。根据第九次全民阅读调查显示，2011年中国18―70周岁的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3.9%，全国人均读书4.53本。平均下来，每人每年还读不到五本书。中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每天读报时长为22.00分钟、读书14.85分钟、阅读期刊时长为11.80分钟，三项时间加起来，不到50分钟，而人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却达到95分钟
而根据山东大学文学院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生的阅读状况也颇为堪忧。他们调查了近400名在校理工科学生，只有43%受访者表示平时会有一定时间接触文学作品。文学阅读的面也比较窄，大多数人只读《读者》《萌芽》。
数字时代下，人们对免费的偏好也成为问题。第九次全民阅读调查显示，在接触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国民中，有41.8%的人表示能够接受付费下载阅读。手机阅读的群体中51.4%的人在过去一年中进行过付费阅读，而有48.6%的人只看免费的手机读物。
只有四成人能接受付费下载，将近一半的人只接受免费的手机读物。当内容获取和分享变得容易，当人们习惯了免费的资源，谁来支撑内容的再生产？作者和编辑还能有动力生产出更好的内容吗？这会不会又是一场恶性循环？[]
小结：传统出版业路在何方？
甘琦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
“传统欧美出版业一向是‘观念的行业’，奉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为尊，观念的先导性是其灵魂。那时的出版人相信：超前的观念一开始只能为少数人接受，因此好书不获利是理所当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观念逐渐获得广泛认可，出版物中就必然会产生畅销书，其高额利润便可覆盖亏损。换言之，出版人的工作就是：发现新作者，使他们经典化，继续发现新作者。如此，以一份自给自足的生意，而能为人类整体催生和保育文化创造力和精神价值，这令出版具有非同寻常的职业满足感。由此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八十年代之前两三百年的时间里，欧美出版业的年利润率只有3%―4%，甚至低于银行存款利息，而出版人仍能乐在其中。当然更不难解释，为什么出版被称作“绅士的生意”，因为它的初衷就不是为了赚钱。”
也许，即使是这样一份不为赚钱、自得其乐的坚守，在跨国资本、技术革命的冲击之下，也可能难以为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好的出版环境，需要读者、从业者、执法者的共同营造。不管环境多么复杂混乱，总有一些价值需要倡导，总有一些事情需要完成。有人说，传统出版是夕阳产业，有人说它没有出路，但是困局中也蕴含着突破的可能，转型的痛苦中也伴随着新生的希望。[]
（内容制作：董乐 美术：邵璇）
你觉得传统出版业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待遇不高，无法吸引优秀人才；
抄袭成风，粗制滥造等行业内问题；
数字化过程中，掌握的资源有限；
企业化管理之后，经济考量让出版社失去追求和个性；
国人习惯盗版，读书太少；
太复杂，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