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几位中心人物之中已没有人能发；而正如人们所普遍看到的：从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新汉学”就这样蔓延开来，再加上文史两个领域里“；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重寻胡适；唐德刚认为胡适“在中国民主政治史上”，具有“自由；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国哲学；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朱维铮编：《；陈平原：《
然而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几位中心人物之中已没有人能发挥指导的作用了。这一大片思想上的空白正等待着继起者来填补，而胡适便恰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出现了”。胡适的出现，标志着“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就是所谓“全盘西化”阶段，西学入中从此进入新的一波。此时的胡适，可以说光芒四射，和梁启超当年所享有的那种“言论界之骄子”的地位极为类似：在西潮澎湃的背景下，胡适等于“西学”，在“科学”取得了至高无上地位的背景下，胡适又等于“科学方法”的化身，在“自由”与“民主”成为潮流的语境中，胡适还成为“自由”与“民主”的体现，总之，他在这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已足以影响世道人心，更足以转移一时学术之风气。 而正如人们所普遍看到的：从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起，“胡适的治学途径自始即走上了考据的方向”，“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有人甚至作出了更具体的指认，说胡适“与清代考证学，即汉代古文学所派生的学问，不仅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完全接受[了]他们治学的业绩与方法”。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里，谈文字，谈校勘，谈训诂，称誉戴震、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章太炎以及卢文绍、孙星衍、顾广圻这一班朴学大师且不说，此后，他还连篇累牍，在多篇文章中称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乃至把考据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划等号，于是，“一时间‘拿证据来’的口号满天飞，‘科学方法’一转而为‘考据学’，再转而为‘清儒家法’”。 “新汉学”就这样蔓延开来，再加上文史两个领域里“红楼梦辨”和“古史辨”的互相激荡、推波助澜，“考据”遂成为占主流地位的学术风气，胡适所在的北京大学尤其如此：“当时北京有所谓京派，讲切实，重证据，为新朴学，新考据。京派主要在北大，北大以胡适为翘楚，他常说少谈政治多读书，拿证据来。表现在史学方面的是整理国故的国故学、疑古学、古史学。”这种空气，流风所被，席卷学界，甚至连“新史学”的旗手梁启超都已站立不住，以至也跟着搞起考据来，“他受了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也“忽发什么整理国故的兴会”，甚至“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墨经校释”等工
①②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重寻胡适历程》，第169页。
唐德刚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士大夫最崇洋的一段便是民国初年那一段”，“那时的士大夫被洋人吓昏了头，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那时的美国留学生才真是说一不二。连袁大总统想做皇帝也要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古德诺教授（Frank J.Goodnow）一言为定呢！”（见唐德刚：《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蒋梦麟也有同样的感受：“1909年前后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且我们对中国的前途也很少自信”（见蒋梦麟：《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79页）。 ③ 唐德刚认为胡适“在中国民主政治史上”，具有“自由神像式的崇高地位”（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唐德刚后来进一步指出“胡适锋头最健、最能颠倒众生”的四大要项就是“科学”、“民主”、“实验主义”和“美国模式”（参见唐德刚：《胡适时代，卷土重来――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一》，《史学与洪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唐氏在2001年又在《传记文学》上发表《民主先生与自由男神――胡适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传记文学》，第78卷第1期，2001年），再次阐发自己的以上观点。 ④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重寻胡适历程》，第187、218、231页。 ⑤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44页。 ⑥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 ⑦ 胡厚宣：《我和甲骨文》，见张世林编：《学林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68页。 ⑧ 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见《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页。 ⑨ 周善培：《谈梁任公》，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26 作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而事实上，“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骛博，最不宜于考据。晚事考据者，徇风气之累也”。连“新史学”的领袖都已被新朴学所俘虏，“新史学”本身的命运可知。推原溯始，我们不能不说，这一切均和胡适在留学时期即已形成的汉学偏好有关，在这个学术史上的“胡适之时代”（），可以说胡适关注什么，学术界都会跟着热什么，②①“新汉学”就是这样一步步热起来了。 “新汉学”无疑也充当了中国现代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动力，这主要体现在“新汉学”推动了“史料观”的巨大变革，此一“变革”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的最为突出：一是极大地扩张了史料的范围；二是极大改进了史料考订的工具；三是把固有的“文献”史料放在“历史演进观”的框架之下重新予以价值估定。――后一点最为时人所看重。齐思和在分析“文学革命”和“史学革命”为何易收大功时说：“文学史学，夙为我国所擅长，文学革命，史学革命云者，不过改革旧日之观念，至其要素，初无二致，故其改革也甚易。”齐氏的感受同时也揭出了另一个基本事实：“新汉学”严格说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经学各个要素的综合和改造，除了“历史演进的方法”之外，支撑“新汉学”的诸多技术要素与“旧汉学”相比“初无二致”。从这个角度看，“新汉学”尽管取得了前不让乾嘉后不见来者的巨大成就，但与“新史学”相比，仍相形见拙。 尽管胡适是“新汉学”运动的领袖，尽管“新汉学”运动以“红楼梦辨”与“古史辨”为形式进行得轰轰烈烈，但这里存在一个悖论：“汉学”在这时的所谓繁荣，其所昭示的并不是“中学”的复兴和辉煌，而是“西学”或“西化”的传播和深入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如同上面所说，尽管胡适在他那掀起“史学革命”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其他作品中谈校勘、谈音韵、谈清儒、谈国故、谈国学等等，但对读者的感受而言，胡适所谈其实都是“西学”或“西洋的史学方法”。顾颉刚即说，1917年胡适所带回来，并对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是“西洋的史学方法”。“民国六年，胡适之先生归自美，讲中国哲学史于北大，以西洋史学方法，治中国哲学史料”，“然其所论列，犹限于哲学史也”，而自顾颉刚1923年发起古史论战后，“近世史学方法，始应用于我国古史”，古史研究面貌遂为之一变。文学研究上也是如此：胡在文学方面，也作了不少考据文字，如对《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传》、《西游记》、《醒世姻缘传》等书的考证，而他所遵循的考证路数，都是“西洋人研究文学史最初步的工作”。另外，胡“又感觉到清代的朴学与近世西洋所谓科学方法相合，遂以现代学术的眼光表扬清代的儒者的治学方法，??这都于当时的治学的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此，胡适有着明确的自我确认：他说自己“关于整理国故的文字”，
①②③④⑤⑥⑦ 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见李洪岩编：《素痴集》，第194页。
例如1921年胡适开始研究《红楼梦》后，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及相关资料很快汇集起来，其研究成果又影响到蔡元培、顾颉刚、俞平伯等及此后的不少学者，并形成了“新红学”。因此周策纵认为胡适“对新红学的建立是有无比的功绩的”（参见周策纵：《胡适的新红学及其得失》，见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胡适在文学、史学、“《水经注》研究”“禅宗史研究”等领域的影响已多有研究，可参见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及耿云志、闻黎明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等。 ③ 齐思和：《最近二年中国之史学界》，见《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5页。 ④ 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附金岳霖审查报告。另见耿云志导读：《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读》，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⑤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76页。 ⑥ 齐思和：《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185页。 ⑦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27 关于历史考证和文学考证的方法，都“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胡认为他的《文存》里最精彩的国学方法论包含了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而这两点，全是“西洋的史学方法”。 在“西潮”汹涌的大势下，为何会有“国学”的复兴？上述材料告诉我们，“五四”时代的“国学”或“新汉学”实际上是以“西学”即“科学”附庸的面目和形式出现的。“新汉学”运动实际上是国学领域里的“科学方法”运动，“清儒”的被发现和“汉学”的被尊重，实际上全拜“科学方法”之赐，――清代的朴学之所以受到胡适这些“反传统”或“全盘西化”派的垂青，全因为“清代的朴学与近世西洋所谓科学方法相合”。即如胡适自己所说：“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人们这时在中国传统学术里寻找、挖掘“科学”的遗产，实际上是在中国的文史之学中寻找西学的因素，从而在中国的学术传统里寻找与西学的对接点，这就如同后来人在明清的历史当中勘探寻找“资本主义萌芽”一样，区别只在于，后者是在把中国的历史西洋化，而前者则是在把中国的学术西洋化，也即当时所理解的“科学化”。五四时代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时代，如果说前者主要用来改造中国的社会，那么，后者在当时则主要用来改造中国的学术、特别是中国的文史之学了。这也就是说，“科学”并未在它本来的领域――自然科学――那里发挥应有的影响，甚至在极力提倡“赛先生”的北京大学也是如此。在蔡元培出长北大期间，“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研究所”，最后“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相反，“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④③②①而这个国学研究所之“国学”，则是典型的“赛先生之‘国学’也”。“科学”竟在离它最⑤远的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出现这种“种瓜得豆”的现象，其故安在？齐思和在1931年也曾对此作过说明：“新文化运动之目标，本在提倡科学，然十年以来，我国科学无显著之进步，新文化运动之成就，反在文学与史学，种瓜得豆，殆非提倡诸公预料所及矣。窃尝潜思其故，久之始以为文学史学，夙为我国所擅长，文学革命，史学革命云者，不过改革旧日之观念，至其要素，初无而致，故其改革也甚易。至于科学，原非中国所有，其思想之程序，研究之方法，在在于吾国夙昔之习惯相径庭，加以书籍之缺乏，仪器之不备，进步云云，谈何容易？此岂近十年来中国学术惟史学文学特别发达之原因欤？”总之，以胡适为领袖的这场“新汉学”运动，与“五四”的反传统精神并不相悖，他们所践行的实际上是将汉学西学化，人们这时所追逐的并不是“汉学”本身，汉学实际上只是科学也即西学的“例”，汉学的所谓繁荣，是西学在中土长驱直入、更深一步的表现。一句话，国学在这时只是西学已深入中国学术传统内部的表现而已。
①⑥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348页。 ②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第347页。 ③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三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0页。 ④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见《蔡元培选集》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4页。 ⑤ “北京国学研究所之‘国学’，赛先生之‘国学’也；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冬烘先生之‘国学’也；上海之国学专修馆，神怪先生之‘国学’也。”见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下，见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第95页。 ⑥ 齐思和：《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185页。
3、“新汉学”的官方化转向：史语所的设立
成立于1928年10月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是民国时期国家最高人文学术机构，也是“新汉学”的一座重要堡垒。虽然史语所在组织建制和运作方式上具备了现代形态，但在学术路向上，它与传统学术仍有着割不断的渊源。史语所侧重史料搜考，传导实证学风，与胡适、顾颉刚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没有本质的不同，而且一脉相承，同属于“新汉学”的谱系。 傅斯年本人在学生时代是章太炎学派的信从者，受到正统汉学的训练。他十分推重清人的朴学方法。在傅斯年看来，“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虽然，我们不能“误认朴学可和科学并等”，但是，我们要“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要探明“中国语言的起源与演变”，要建设“中国古代的社会学”，那是“非借助朴学家方法和精神做不来”。①清代的学者敢于怀疑，本着“亲历实验的态度”，使用“归纳的方法”，这些都是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和西洋Renaissance时代的学问相似。当然，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结果：西洋人将科学精神和方法用在“窥探自然界上”，而清人用在“整理古事物上”。②后来，他又经常称道司马迁“若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称赞欧阳修作《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对于顾炎武、阎若璩更是推崇备至，号召史语所的学者“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③尤其是治古代思想史，“百分之九十是言语学及文句批评，故但严追亭林百诗之遗训，加上些近代科学所付我们的工具而已如④有成就看来决不使他像一部哲学史，而像一部文书考订的会集”。他早年受乾嘉学者重小学的方法（“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影响，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⑤。他本人的许多学术论著，如《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大东小东说》等，时时透露出乾嘉汉学的流风余韵。1926年傅斯年在评价顾颉刚的“古史辨”时提出：“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⑥傅氏将汉学学归纳为语文学和史学，这两方面也正是史语所的工作重点，可见傅斯年主持下的史语所发扬光大的实际上仍是汉学。1933年，傅斯年因史语所经费问题向胡适求助时坦承：“这个研究所确有一个责任，即‘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之汉学（最广义的）。”⑦这里所谓最广义的汉学与旧汉学、正统汉学不同，也就是“新汉学”了。 史语所历史组主任陈寅恪受德国语文考证学浸润，为传统汉学注入了新鲜血液。陈寅恪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日、德等10多种语文的能力。他主张，“治吾国语言之学，必研究与吾国语言同系之他种方言，以资比较解释，此不易之道。”⑧ 1923年他就发觉：“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
①②《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 《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28页。 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 ④《致胡适》，《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39页。 ⑤参见毛子水回忆，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 ⑥傅斯年：《谈两件〈努力周报〉上的物事》，顾潮编：《顾颉刚学记》，三联书店，2002年，第9页。 ⑦ 参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409-410页；《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121页。 ⑧《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8页。
29 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①在《与刘雅叔论国文试题书》中，他复指出：这种方法以同源异流的语言互相比较，“分析之，综合之。于纵贯之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之方面，比较其差异。”凡使用此法的学者，“必具一历史观念”，故也称“历史语言比较法”。年间，他在考释佛教经典和蒙古史料两方面基本上以比较语言学方法为主。实际上，这与从语言学（小学）入手治史的清儒家法同路。汪荣祖就认为，陈寅恪“上承清代学风”，“袭用朴学之精华”，②“一贯承袭乾嘉朴学的家法”，“陈氏的著作，③一如乾嘉诸老的著作，大都是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之类”。陈氏主张在史中求史识，识，其历史见识高出同侪，但方法门径并无异质。史语所特约研究员陈垣同样是以史料学为治学的重心，偏重考据学。他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④陈垣推崇崇清代汉学，尤其服膺考史大家钱大昕，“他在史学研究上，一向重视考据，从年轻的时代起，就很欣赏乾嘉学者的考据成就”，“生平著作大都与考据有关”。⑤而且，陈垣汲取乾嘉学学派之长，总结和发扬了汉学方法。其校勘学发展了乾嘉学者的对校法，注重版本异同；史源学则承自钱大昕、崔述等的溯源考证法。 “新汉学”派的主要工作是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史语所实际上加入了整理国故的大合唱之中，从而与“新汉学”汇流。徐复观将史语所视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基地。⑥钱穆也认为史语所是“承整理国故风气而起”，同属“新汉学”一脉。⑦这从史语所与北大国学门的关联联中可窥见一斑。众所周知北大国学门是整理国故运动的策源地，而史语所与其存在密切的精神联系。傅斯年曾留下一份专论史语所发展方向的手迹，前面先推崇国学门在“汉学”领域中，“态度极向新方向走”，继谓史语所同人“颇思大规模的向新的方向走”。⑧由此可见他他们在学术上的共鸣。有论者指出，国学门和史语所在研究取向方面同受欧洲东方学的影响，领导者又不乏接触交流的机会，因而研究态度大体接近。从组织结构看，史语所按同人的研究方向，在所内设若干小组，其性质和北大国学门相近。在人事关系上，史语所在初创时期，⑨也吸纳了大批国学门旧人。傅斯年主持之史语所虽千方百计以发展科学与国学、国故立异，却终不免与“新汉学”合辙。
“新汉学”发展到史语所阶段，可以说是更加精密了。胡适、顾颉刚的疑古考辨，主要依托的是比较空泛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以及进化论、实验主义等一般性的思想资源，这些原理学说，可以应用于自然科学，也可应用于社会科学，属于方法论的基础层次，或者是元方法，表示一种立场和态度，对历史研究缺乏实际的范导作用。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真正发挥效力的似乎还是传统的汉学考证方法。而史语所则不同，它有了明确的历史学样板
①②《与妹书》，《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1页。
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萧延中、朱艺编：《启蒙的价值与局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1页。 ③ 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0，243-249页。 ④《考证篇第六》，《胡注通鉴表微》，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98页。 ⑤陈清泉等:《中国史学家评传》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页。 ⑥徐复观：《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化思想问题》，《学术与政治之间》，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427页。 ⑦钱穆：《发刊词》，《新亚学报》第1期，1955年8月。 ⑧《傅故所长孟真先生手迹（二）释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中研院”史语所，1968年，第205页。 ⑨详参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3-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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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有幸在逸夫图书馆读到周汝昌先生的《梦解红楼》一口气读到六十三页，获益匪浅，然而觉得自己的知识有限无法消化掉着许多的东西，却也没有贪心的继续“攻读”而是转向了别人的一些著作，其中看到忘了谁的一本书叫做《名家图说贾宝玉》看完题记，引发些许感慨。题记是什么？忘了大部分内容，只记得他几乎是围绕一个问题：红学是什么？而他显然不同意周汝昌先生的红学应该以探求贾宝玉本人的原型，曹雪芹的家族，曹雪芹本来的情感，发出这些喟叹的原因，当时的历史，还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观点。而是旁征博引的提起好多作家的观点，然后有了它的观点“显而易见，红学应该是研究《红楼梦》这本书的，要不红字就没有意义了，其他的都是次要”对此我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于是收拾一下书包回来写下这篇小文，不求闻达，聊供闲乐。首先这个显而易见不是多么的好，举个例子，显而易见天空中是没有轨道的，但是飞机却又自己的航道。所以显而易见的好多都不是正确的，至于“红学”中这个红字就决定了红学史研究红楼梦这本书为中心，那么这个学子可不可以理解成学习，那么红学听起来还貌似是研究学习方法的一门学科呢。根据名字确立中心本身就欠妥。再者作者为了证明红学应该以研究红楼梦这本书为主引用了几位貌似名家的话他们类比说敦煌学就是研究敦煌的，甲古文学就是研究甲骨文的，如果研究红楼梦这本书本身不算研究红学的中心，那么好了，为什么你不说研究刻在龟壳上的文字不是研究甲骨文的中心，探讨花在莫高窟壁上的壁画不是研究敦煌学的主体呢？这种说法自然也不妥，首先敦煌学和甲骨文都是已经定了的东西，换句话说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段，刻在龟壳上的就必然是甲骨文，花在莫高窟上的壁画一定是敦煌学，但眼前的这本红楼梦，我们所“普及”的红楼梦是原本的“红楼梦”么？高鹗写的后四十回是曹雪芹的本意么？这个已经妇孺皆知，后四十回不是原作，是不是曹雪芹的本意也是论证不断。但至少一点可以肯定，此红楼绝非批红楼。因此以此红楼为中心怎么能探得红学真谛，比如研究一个貂，我们大可以找一只来从头到尾的仔细揣摩，但是假如是一只半截貂，尾部续上狗的另一半，那么研究貂还能接着以这个“貂&为中心仔细揣摩么”？狗尾续貂的典故司马家族续出来的不尽是鱼肉百姓的恶吏贪官么?好了，解释我这个“狗尾续貂”论以使得这个过程的完整，证明这个推论类比的科学性，还要再加一点，刚才说了后四十回是不是曹雪芹本意有争端，高鹗所续到底是貂尾还是狗尾？事实胜于雄辩，周汝昌先生在《梦解红楼》这本书里已经通过考证的出高鹗续的绝对是狗尾，但是得出结论时周老用四大疑问和俄国现存的当时实据回应了反对者，高鹗在乾隆和珅的支持下扭曲了曹雪芹的本意已是铁证。所以这是狗尾无疑。兹不需赘述。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比较欣赏周汝昌先生，我看过他的一期百家讲坛是讲的唐宋诗词鉴赏，其中他有一个观点和他研究红楼梦的主张不谋而合，那就是要分析历史背景，他引用了孟子的一句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必也论其世”红楼梦之所以独立成学与西游记三国演义他们区别开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隐晦着太多东西，如同李义山的无题诗，永远有读不出的东西。与揭秘三国演义不同，那只是个历史事件具体谁干谁敢东风是不是诸葛亮借的，杀害关羽的是张三还是李四，意义不大，而红楼梦的探秘是在情感上，他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感慨，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他说不爱到底是真不爱还是假不爱？这才是值得研究的，这不禁让我想起有些批判孔子的人，说他哪句哪句不对，但自己却连易传都没有读过，孔子的话大部分都是天人合一的，而且论语所述都是结论而已，有没有探求过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背景是什么？他的世是什么？而是一味的抓住一句批来批去，我听着那些说子曰唯女人与小子难养也是轻视女性的言论就哭笑不得，孔子是轻视女性了，但绝不是从这样一句话中得出的结论。还是孟子，周老那个观点：读一个人的作品千万得知人论世，否则就是笑谈。假如只读红楼梦论红学，好吧，结论林黛玉是才女，薛宝钗是美人，贾宝玉学问不如那些裙钗。那么多有才的女子，但是事实是什么？周汝昌说得好，曹雪芹首先是大诗人大思想家然后才是大小说家，红楼中的诗词都是曹雪芹创作的，虽然好多诗来源于西厢记但丝毫不能否认曹雪芹诗的才华，周老甚至提出红楼梦是一部长篇诗借用小说叙述而已。这些又是那些一红楼梦本书为中心的人看不出来的，假如以书论学，那么应该成立学派的书绝对不少，大可以有三国学，西游门，水浒帮，但是唯有红楼梦有红学，这就说明这个学绝对不是就书本身而言的。我认为 中国历史上最难懂的是易经和红楼梦，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有易学和红学，而且越来越细越研究争论越多。这是个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每个人都能有理解但每个人都理解不完全的学问，是每个人都对但每个人都不全对的艺术品。犹如一座城堡，你可以从任何方向进来但绝不能一下从每个方向都进来。大家公认周汝昌之于红学犹如爱因斯坦牛顿之于物理界一样，但是他却一再称自己无能不敏，这固然有些自谦，但是面对红楼梦这个宝藏这却也是实话，单单一个易学风水学就足以令人殚精竭虑，一类勾心斗角的法门就足以让人百思不解，一种中医就是无数人为之吞吐，红楼梦这个集大成者怎能不让人顾己自哂呢？而这种让人自哂的绝不是单单的那一本红楼梦的几张纸的威力，而是由此牵扯的一系列的背景，隐语啊。所以周汝昌先生永远不会妄自尊大，因为研究层面在那里，一个浩然无际的天地在那里。闲来无事，偶然命笔，红学到底是什么为中心还会争论不休，然轻尘足岳，坠露添流，妄言一二，以待后来人。（路宁）
首先这个显而易见不是多么的好，举个例子，显而易见天空中是没有轨道的，但是飞机却又自己的航道。所以显而易见的好多都不是正确的，至于“红学”中这个红字就决定了红学史研究红楼梦这本书为中心，那么这个学子可不可以理解成学习，那么红学听起来还貌似是研究学习方法的一门学科呢。根据名字确立中心本身就欠妥。----------------------------------呵呵，你举的显而易见也不好。因为，显而易见，若去陌生的又没路的地方，必须带个指南针。所以，显而易见，飞机是必须有轨道的，海船也是有航道的。 ^_^
呵呵，你举的显而易见也不好。因为，显而易见，若去陌生的又没路的地方，必须带个指南针。所以，显而易见，飞机是必须有轨道的，海船也是有航道的。 ^_^---------------------------------------------------------------------显而易见该带导航仪。。。。。。。。。
红学即《红楼梦》读解学，下辖作者论、文本论和读者论三个学术分支。
科学红学学术分支政治算术 A.作者论（“落款”问题） 1）性别曹学 哲学化范畴：删与增 数学化公式：16×5=80 2）脂学 哲学化范畴：《石头记》与《情僧录》 数学化公式：120-40=80 B）文本论（“分回”问题） 3）抄本学 哲学化范畴：分回与合回 数学化公式：79-16=[（38-1）-16]×3 4）探佚学 哲学化范畴：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与今书 数学化公式：31+49=80 5）索隐学 哲学化范畴：真事隐与真事显 数学化公式：70+10=80 C）读者论（“收集”问题） 6）姓氏曹学 哲学化范畴：未随与梦随 数学化公式：（）×（80÷10）=40 7）印本学 哲学化范畴：巧分与巧合 数学化公式：40=21+19
第零回 [《情僧录&石头记&》][以]“红楼梦”[为]旨义（孔生先生之墓） 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极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按：极至，类同‘至末，回“警幻情”榜[《石头记》目录]’。甲戌本凡例为校书人畸笏叟所写，三脂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八字亦为其所定）（周汝昌先生之墓）
《红楼梦》印本形式化研究 一）程甲本序言 1）程伟元序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按：出自甲戌本脂批），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按：出自《石头记》楔子） 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按：所见抄本皆八十回《石头记》）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按：后四十回续书无人传抄）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按：货币爱恋商品，但爱情的路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数年以来，仅积有廿馀卷。（按：存在续书，故可积）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馀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繙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榫（按：续书副本出现分割销售的情况。凯恩斯革命：有效需求创造有效供给），然漶漫殆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 书成，因并志其缘起，以告海内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睹为快者欤？ 小泉程伟元识 2）高鹗序 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向曾从友人借观，窃以染指尝鼎为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銖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閒旦憊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题襄其役。 工既竣，并识端末，以告阅者。 时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铁岭高鹗叙并书 二）程乙本引言 一\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今得后四十回，合成完璧。绿友人借抄，争觀者甚伙；抄录固难，刊板亦需时日，姑集活字刷印。因急欲公诸同好，故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紕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惟识者谅之（按：这一条与第四条各抒其事。此条属校勘，第四条属版本） 一\书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前人也 一\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繕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茲惟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 一\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按：程甲本的情况）俟再得善本，更为釐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按：程乙本的情况。程甲本后程乙本前，已得一善本梦稿本，但梦稿本毕竟仍是残本，故仍属程高“集腋成裘”范畴，这种“求全责备”的版本观念与今之以残代完的版本观念大不相同） 一\是书词意新雅，久为名公鉅卿赏鉴。但创始刷印，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其中用笔吞吐、虚实掩映之妙，识者当自得之 一\向来奇书小说题序署名，多出名家。是书开卷略誌数语，非云弁首，实因残缺有年——一旦颠末毕具，大陕人心，欣然题名，聊以记成书之幸 一\是书刷印，原为同好传玩起见。后因坊间再四乞兌，爰公议定值，以备工种之费，非谓奇货可居也 壬子花朝后一日小泉、兰墅又识 （按：程乙程甲间隔时间如此之短，这不仅不是程甲后程乙前程高不可能获得梦稿本的标志，恰恰是此间已俘梦稿本的典型表征。我们能够知道的是：程甲前程高未曾获梦稿本，否则他们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程甲本出版后，程高一夜成名，信道通畅，资源迅速向其集中，他们短期内即无碍获得梦稿本，并树立起重订程甲本的信心。这种现象，叫做精神经济。可惜，无论是三尸脑神丹的梦副本，还是其克制尸虫的解药梦正本，都不是《石头记》正宗。历史实践证明：此精神经济，不过是泡沫经济而已。读者通过市场购买到的，是垃籍，而不是什么精品——这就是商品和商品化的本色）
三）程甲程乙版本辩证关系 蒙府本后四十回中大量的“错别词”现象证明，蒙府本后四十回抄配自程甲本。这种“反抄”与蒙府本当时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二回的残缺直接相联系——反抄不是无条件的，它不是版本学常态而是其变态。因此，蒙府本在后四十回分合问题上没有版本学价值。 梦稿本是在后四十回分合问题上唯一具有版本学发言权的版本。且梦稿本无论是前八十回（有残），还是后四十回（无残），均格式化题名“红楼梦”。梦稿本中少量的疑似刊印性错误，不属“错别词”（字序颠倒型刊印性错误）范畴；这种错误是其“逻辑”常规，不足为怪。程甲本后四十回收集者之所以“巧合”地两次收集到共四十回文稿，是因为这种文稿是梦稿本后四十回的副本（市场性副本），其巧合来源于梦稿本后四十回正本的巧分：40=21+19——马克思所谓“惊险的一跳”，具体到红学史上，竟然是这样体现的。 程甲本后四十回收集者第一次收集到的二十余卷（21回），并非连续的（从第八十一到一百零一回），而是间断的——它是梦稿本后四十回繁文部分的副本。第二次收集到的十余卷（19回）也非连续，它是梦稿本后四十回简文部分的副本。 正本与副本之间存在文字差异，其原因其实十分简单。那就是经济利益驱动使然。梦稿本后四十回之所以出现副本（分拆销售副本），是因为“一个商品，两项买卖”。两项买卖都能取得利益最大化，它就必须有“差异”——没有差异可以“创造”差异。若副本完全是正本的拷贝或誊抄，则副本不副：正本将因此变得一钱不值。在市场条件下，副本是正本的誊抄，这种情况只有在一本作商品、一本作自用的情况下才成立。集邮大王将世界上仅存的两枚绝世同版邮票购到手后，其中的一枚必须付诸烟卷——这叫经济避讳。梦稿本繁文部分找不到来源，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源——不过，这个源是续书源，而非原著源。 程高两次收集的梦稿本后四十回副本可名曰梦乙本，自动送上门来的梦稿本后四十回正本可名曰梦甲本。因有梦乙本而有程甲本，因有梦甲本而有程乙本。梦之甲乙与程之甲乙，因为市场原因，而形成出生问题上的太极关系。 成书于康熙时期的《石头记》，作为一部封建社会世家大族雅典幽默青春家教小说，其原版三脂一列一靖的传播是闭合传播，其中“对外汉语教学”版的列藏本更是有自己独立封闭的传播渠道。原版重在其使用价值，象男人一样长于工艺技术；而《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则重在其交换价值，象女人一样长于社交合作（见莫里斯《男人和女人的自然史》）。重在使用价值者，其交换价值发生变形，故有“闭合传播”；重在交换价值者，其使用价值发生变形，故有“拆分销售”。红学版本学中的印本问题与图书的交换价值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抄本问题，则与图书的使用价值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顺利解开抄印死结。 兵云：先为不可胜。可胜在敌，不可胜在己。当我们成熟地建立了序书人“棠村-常村”梁清标说、作书人“梅溪-玉蓝坡”高士奇说、批书人“松斋-脂砚斋”洪升说和续书人“立松轩”曹天佑说及以上四大假说的纽带性假说——校书人“畸笏叟”曹寅说后，对传统红学论敌的科学反驳，也就势如破竹了。 有着四十年党龄的邱华东施效颦之流，因不知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在逻辑上误用反证法，将巧合（业已发生的小概率事件）归结为不可能、将不见载归结为未出世（类似于将记载者“石头”归结为被记载者“神瑛侍者”，将如是我闻与如是我行混为一谈），并进而枉判“雪芹曾[梦]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立松轩”曹天佑续书说。（）×（80÷10）=40）为所谓“小误”，构陷棺木中人、判死人以死罪，而读不出其中的藏词修辞格——真可谓是：胡庸医乱用反证虎狼药，葫芦僧乱判修辞葫芦案。在“红学”上，他们扭曲论证高鹗续书，并用逻辑倒逼的幻方法红外“实证”乾隆时期曹雪芹原创《石头记》——更进一步地，他们因不解“若‘[贾]兰在射圃’”（31+49=80。黄金分割之“金麒麟”恒等式）和伏应一致律之文章基本章法，还玩起了“[卫]若兰在射圃”之伟大的“探佚学”无聊游戏，以“领导”红学智力无产阶级奔向无厘头的“80后”来世乌托邦，粉饰自己今生的红学苍白。 老Q的“巧合”论“小误”论，沿袭自传统红学权威胡适，并非自己原创。但我们应该知道的是，胡适的这些论断是在版本资源缺乏的条件下作出的，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而只能苛求于今人。老Q以为抱残守缺、狐假虎威就可以获得免死金牌，那他就彻底打错了算盘。 我们看到， 老Q在后四十回问题上，对于梦稿本和蒙府本，他老人家使用了同样的手法进行格式化处理。这种手法就是“骈证”归纳。这种糨糊“归纳”，在警幻[仙姑]与警幻情[榜]、因曹雪芹与曹雪芹、狱庙与狱神庙、卫若兰射圃文字与若兰在射圃、增删与删改数过、幻见山与开门见山等等几乎所有论题上都出尽了红学洋相，丢尽了他们祖宗十八代的脸。归纳只能提出问题，无法以之分析问题，更不能用以“反证”、解决问题，它没有任何雄纠纠气昂昂的“实证”效力。当你以“归纳”的方式提出问题而又久久不能独立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时，你就已经失败了一半。须知，文学作品是用演绎法写作的，阅读文学作品及其批评，我们只能使用反演法，而不是什么“雄辩”的归纳法。文，小道也，纸上谈兵，玩的就是心跳——它是语言的游戏，一石二鸟，专门玩的，就是那些“博学”的硬邦邦毫无文才的培根主义者。 不是格陵兰正在离开欧洲，而是欧洲正在离开格陵兰。不是你在读名著，而是名著在读你。连吃奶的力气都没有，读什么名著，谈什么“研究”，写什么“论文”，办什么“刊物”！ 返老还童——抱紧汉语奶瓶、练好汉语奶功，是您唯一的红学出路。
科学红学十二大公理与科学红学自我改进哲学上，有无决定是非。思考任何问题，我们首先要判定的是“存在与非在”（唯物论），其次才对存在者讨论“正在者与反在者”（辩证法），这是思维的两道必备工序。非在是不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免于思考。无款非人、无所不能、无典不经、无全不批、无简不赅、无伦不理、无同不避、无标不删、无照不本、无文不言、无末不至、无骈不分，这是科学红学战胜传统曹学、传统脂学、传统版本学、传统探佚学、传统索隐学、传统秦学、传统避讳学、传统高学、传统何学、传统鉴学、传统榜学、传统章回学的十二大公理。也就是说，落款、所指、典故、覆盖、省略、礼教、同形、标记、玉照、文采、终结、对偶是我们做空传统红学的十二大战略工具，传统红学在这些做空工具的铁血制导下将像屈原门股灾实现财富缩水一样实现智力财富的快速缩水。阅读文学作品，特别是像《石头记》这样智力高度密集的经典文学作品，实际上如同欧几里得建立平面几何学那样，要建立自己的读解公理系统，以使自己的思维高度清晰，传之不朽。科学红学自发提出这些公理，显然是针对论敌的，出于驳论的目的。提出公理后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将其用于批判科学红学自身相应的局部不足以巩固自己的立论，这就实现了公理体系的自觉应用。用基于正、反、非三相思维中的“非”思维方式建立的公理系统聚歼传统红学一切物种的正、反双方，证伪正、反双方共同的恒假预设，将双方各打四十大板，是科学红学思维经济之“奥卡姆剃刀”的体现。经典文学作品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短语、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段落、每一个章回都是经典的，我们应该使用特慢阅读法阅读它，不可使用快速阅读法，否则很容易望文生义、一窍不通。科学红学制作《石头记》读解公理系统的目的，就是简化和制导红学的科学思维，以利于我们更好地精读《石头记》文本。哲学专业里可以开设红学研究课程，或中文专业里可以开设读解学研究课程，以科学红学为案例。不要以为将红学纳入哲学中很另类，其实这是最着调的搞法。中文系的最不懂的就是红楼梦了，而放到哲学里，红楼梦就很小儿科，很容易摆平。哲学中纳入科学红学，可以改进传统哲学。例如唯物论与辩证法是什么关系，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讲清楚，这种号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违背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学了没什么用，荼毒民智，害人不浅。现在有了科学红学作模板，我们就知道正常思维实践中二者是上下道思维工序的关系。这种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很有用，能够有效指导我们的思维，让它按逻辑规矩搞。读解是专业的专业。中文系的学生不懂读解学。脂批是议论文，脂批的常规称谓是脂评，刘子重率先称其为“脂批”。中文系的学生都将脂批当做说明文来处理了，或是80后说明书，或是曹家店证明文件，不一而足。例如庚辰本第十七回侧批【文“忠公之嬷”】，就被他们读作了【“文忠公”之嬷】。就是坏鸟归正了标点，他们心理上仍有割舍不断的“文忠公”情结，这种情结的存在，就是他们逻辑思维能力不足，不知反省的表现。以这种水平和状态读书，无论读什么书，越是博学就越是愚蠢。网络时代，博学已经没有必要了，百度就可替代99%的学习任务，人脑的关键是要学会思考，按唯物论判定+辩证法求解两道工序法进行正常思考，提高治学能力。科学红学十二大唯物论公理中，曹学无款非人公理直接针对的是清华大学分形几何学女教授钟云霄（金雨雨），版本学无典不经公理直接针对的是程前脂后脂伪论者、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福建师范大学&山西大学教授欧阳健，探佚学无全不批公理直接针对的是“吴祖本”（何初本、癸酉本）的炮制者上海外国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师吴雪松，索隐学无简不赅公理直接针对的是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秦学（索淫学）无伦不理公理直接针对的是山东大学女教授马瑞芳，避讳学无同不避公理直接针对的是前北京大学教授吴恩裕，高学无标不删公理直接针对的是兰州商学院教授夏荷，何学无照不本公理直接针对的是北京万杰医院教授隋邦森，鉴学无文不言公理直接针对的是已故报告文学作家徐迟，榜学无末不至公理直接针对的是传统红学泰斗周汝昌，章回学无骈不分公理直接针对的是山东大学女教授马瑞芳的高足博士夏薇女士。只有“无所不能”公理是坏鸟自己独具匠心的私有公理，没有明确的针对对象，纯属坏鸟参考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孟华《符号表达原理》的科学脂学治学心得。与这些公理相关的科学命题有：曹雪芹不是人，而是高僧幽默虚拟稻草人；典故是盗版抄手难以逾越的智力珠穆朗玛峰；无人批书不批全部完璧；《石头记》作书方法是“无米粥之法”（即“披阅十载”，海量化用前人作品）；论理基于伦理，悖论出自悖伦；林黛玉是书法避讳几何美学的开山鼻祖；删改是逻辑删除，脱文是物理删除；版本必须提供书页裸照；《石头记》正文中的人物角色均具有方法性（交换价值）和对象性（使用价值）二重性；目录总在一部作品的最前面而不可能在最后面；找不到正文所指，则须改变对脂批能指的理解，使能指适应所指。科学红学以十二大公理为发轫建立的科学学术概念系统都是平衡三进制概念系统：曹学：吴带体裁、曹衣体裁，乾隆中期义重冒名的梦稿本狗尾续书人曹家“雪芹”脂学：伏笔、应笔，脂批自拟的立体方向的对偶版本学：康熙时期原版脂本（三脂一靖）、乾隆时期盗版脂本，程高印本探佚学：古典80后原稿探佚（曹家“雪芹”梦稿本）、现代80后原稿探佚，80前版本探佚（畸学）索隐学：前七十回直事隐、后十回直事显，红外索隐秦学：淫丧sāng、礼丧sāng，淫丧sàng避讳学：书法避讳（林黛玉原创）、伦理避讳，书法用典高学：盗版脂本删改（梦稿本）、盗版脂本脱文（“甲辰”本），程高印本脱文何学：版本（被使用或被提及过，如程甲本、程乙本）、版本式字帖，裸本（无古纸书页作文字载体）鉴学：引幻仙姑（名兼美字可卿）、警幻仙姑，秦氏【作品主题（幻情）、作品立意（警(v.)幻情），作品题材（情）】榜学：章回体积（正文）、章回容积（脂批），《石头记》总目录页和定本（十回）分目录页章回学：分回不分章、不分回，未分回
平衡三进制概念系统是双因素分析三段论演绎而成的。以科学秦学为例，亚里士多才双因素分析三段论：∑p1?q1/∑p0?q0=（∑p0?q1/∑p0?q0）×（∑p1?q1/∑p0?q1）礼?丧sāng/淫?丧sàng=淫?丧sāng /淫?丧sàng×礼?丧sāng /淫?丧sāng科学红学坚持“淫?丧sāng”论，打击礼?丧sāng派和淫?丧sàng派两路论敌：《礼记?曲礼》：“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左传?定公十五年》：“邹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郑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 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双因素概念在不同的情景下或不同的论域中形成的是不同的平衡三进制概念系统。例如康熙时期三脂一靖四大原版中，我们建立的就是“吴带体裁、曹衣体裁，文学虚拟硬盘”平衡三进制概念系统。吴带体裁、曹衣体裁的幽默人格化修辞形式（文学虚拟硬盘技术）就是吴玉峰、曹雪芹，吴玉峰、曹雪芹在三脂一靖四大原版中是两个高僧幽默虚拟稻草人。乾隆时期曹家店四大盗版（被曹家“雪芹”充作预备续书的“玉田主人”谢墉所抄的蒙府本、曹家“雪芹”亲笔的正式续书梦稿本、“罥烟主人”敦敏列藏本、梦觉主人敦诚“甲辰”本）中，梦稿本第一百二十回“果然有个悼红轩曹雪芹先生”则将吴玉峰、曹雪芹二“人”中的曹雪芹坐实为真人了，因此，从版本传播学的角度，我们就需要建立“吴带体裁、曹衣体裁，乾隆中期义重冒名的梦稿本狗尾续书人曹家‘雪芹’”平衡三进制概念系统，以陈述版本传播史。也就是说，单纯理解康熙时期原著，我们只须“吴带体裁、曹衣体裁，文学虚拟硬盘”即可，将乾隆中期续书一并考虑，我们就还需要“吴带体裁、曹衣体裁，乾隆中期义重冒名的梦稿本狗尾续书人曹家‘雪芹’”。科学红学研究与科学逻辑学研究、科学哲学研究是齐头并进、相得益彰的，坏鸟并非只单纯研究红学，还对研究本身进行研究。逻辑学方面，坏鸟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称为单因素分析三段论，写出了其数学恒等式，并基于单因素分析三段论衍生了双因素分析三段论即亚里士多才三段论，用于处理艺术论域中的超常搭配问题。哲学方面，坏鸟以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原生态辩证法为模板，创立了“同因对偶辩证范畴”这一术语，提出了思维的“唯物论判定+辩证法求解”两道工序理论，可使我们有效管理自己的思维，避免治学过程中的智力浪费。辩证法是解决问题的上乘方法，但我们需要知道，辩证法是用唯物论逼出来的。例如吴带-曹衣是解决《石头记》读解问题、打通文本七经八脉的根本方法，但这种方法的发现，却是以“曹雪芹无款非人”为先导的。只有有了吴玉峰、曹雪芹不是人的唯物判定，才有对“吴曹”的百度检索，我们才有吴带体裁-曹衣体裁的辩证求解。没有这种判定，我们是想不到要对“吴曹”进行百度检索的，或即使是知道吴带-曹衣典故（例如周汝昌），也不明白吴玉峰、曹雪芹就是吴带-曹衣的幽默人格化修辞形式，不懂得将吴带-曹衣与吴玉峰-曹雪芹辩证联系起来。“无款非人”公理是一种直观公理，落款更深刻的语法基础是有定性强，即有落款者一定是人。梦稿本中，脂批绝大部分被删除，这种情况下，我们判定是人非人的标准就是有定性：楔子中的曹雪芹受“因”字（【虚字】）的制导，与“甲戌”本楔子中吴玉峰受“至”字（【虚字】）的制导一样，有定性弱无定性强，故不是人；梦稿本第一百二十回中的“果然有个悼红轩曹雪芹先生”之曹雪芹有定性强无定性弱，故是人——却是“果然”莫名惊诧的狗尾续书人，很显然，“曹雪芹”先生是冒名。土默热斩“因”阅读《石头记》楔子，使曹雪芹失去【虚字】制导——撬动地球失去了阿基米德杠杆支点，非人由此升级为人，因此，作为反曹急先锋的土默热实际上是磕着等身长头匍匐于曹雪芹面前旗帜鲜明地巩固了曹学，比曹学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反曹行动只可能以失败告终。土默热没有对吴玉峰、曹雪芹进行不是人的唯物判定，故不可能进行“吴曹”百度检索，不可能有吴带体裁-曹衣体裁的辩证求解。斯多葛学派逻辑看来，唯物论是辩证法的必要条件。科学红学建立十二大“无非”判定公理，就是提供一套夹逼我们进行辩证求解的前提工具。马克思是千年第一人，科学红学要实现对红学的全面、绝对、彻底控盘，就必须精准、熟练掌握由马克思原始创新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两大尚智利器。
是人者必检其人，非人者必索其文：IFF(人物=“有落款”，检其人，索其文)。无论是检其人还是索其文，我们都需要AlphaGo机器思考。人脑思考的作用仅仅是建立公理，检索非其所长。吴玉峰、曹雪芹不是人，我们须索其文“吴带曹衣”，知其幽默人格化修辞方法；杏斋不是人，我们须索其文“杏苑”，知作书人梅溪、批书人松斋-脂砚斋为进士。绮园、鉴堂是人，我们须检其人陈少海（《红楼复梦》作者）、张问陶（《儿女英雄传》作者）；绮园、鉴堂的检索对脂学研究来说无足轻重，但对传播学研究来说却十分重要。仅仅一个“无款非人”公理，就能使作者论研究迅速从混沌走向有序，从巫术走向学术。
红学论战中，驳论必须置对方于死地。要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优先保证自己活着，“先为不可胜”。因此，科学红学往往是在完成辩证法的构建后才正式向唯心主义论敌发起正式进攻。例如，坏鸟先是完成吴带曹衣及幽默人格化方法论的构建，然后才是利用无款非人公理及其公理之公理——语法有定性理论对曹雪芹真名论（一种）和笔名论（六十七种）两路论敌发起战略进攻。
作者：@科学红学
时间： 21:42:00 红学论战中，驳论必须置对方于死地。---------------------------------------------------------“一脂是书何本”，你把谁说服了？苟延残喘。你继续喘。
作者：@科学红学 时间： 21:42:00 红学论战中，驳论必须置对方于死地。---------------------------------------------------------“一脂是书何本”，你把谁说服了？苟延残喘。你继续喘。我喜欢看你喘。
@科学红学我喜欢看你喘的样子。
红学优秀帖红楼梦中人物之间的称呼/p/红楼梦只有前79回存世/p/有一个小发现。不过发现虽小，你们不一定发现了哦！/p/脂砚斋是张英、张廷玉家族/p/从助词“咧”的使用来判断第六十七回不是原文/p/“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梦稿本的阴阳两面性/p/程乙本和脂本的区别/p/说说《红楼梦》第二十二回结尾的问题/p/说红解字/p/?pn=3红楼梦中的两餐制/p/《红楼梦》是写给纨绔膏粱的教科书　/p/蒙府本双行夹批中的不对称现象/p/【转】林黛玉《桃花行》和宝黛爱情新境界/p/?pn=1关于《风月宝鉴》/p/关于“脂前程后”的三大铁证/p/红学中的三个曹雪芹－－关于《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的质疑/p/清宫曹家档案(全)/p/6796113史湘云“射圃”与“卫若兰射圃”/p/论争：《废艺斋集稿》的真伪/p/脂本版本的流传与北京琉璃厂【作者】曹立波/p/
@科学红学：
评论 《楞伽师资记》云神秀“禅灯默照，言语道断”“守真一门，孤悬心镜”。 -----------------------------------------------------------------------多数原则。这是公理。没人附和你，你的观点，属于小概率事件。
十二大公理中，“无人批书不批全部完璧”公理是最容易为人接受的一条公理，这说明版本学研究其实最简单，它主要使用直观方法，没什么花胡哨。科学红学利用这条公理，又对“甲戌”一词的理解作了改进，将其读解为第十一年（“十载”意为截至第十载）而非康熙甲戌年，清除了以前的相关冗余陈述。与之相配套，【甲午八日】（顺治甲午年正月初八日）也被读解为时间性署名落款而非时间落款：【甲午八日】是版本校书人“畸笏叟”张英（）别号，乃是以其长子作书人“梅溪”张廷瓒（）的生期或曰投胎入世时间顺治甲午年正月初八日为意境的时间性署名落款，有见此书成如见作书人重生之意。此题记自身的落款时间仍是上文中的【壬午除夕】。从甲戌【泪笔】眉批我们既可知作书人卒年，也可知作书人生年。
作者：@科学红学
时间： 11:03:00 十二大公理中，“无人批书不批全部完璧”公理是最容易为人接受的一条公理，这说明版本学研究其实最简单，它主要使用直观方法，没什么花胡哨。-----------------------------------------------------------多数原则，就是公理。没人附和你，所以，你是小概率事件。可有可无。约等于零。这就是逻辑学。
附：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罗翊重的BLOG1.你只能从感情上否定辩证逻辑，而不可能从事实上否定辩证逻辑。因为：你真有否定辩证逻辑的能耐吗？请亮出你那柄逻辑否定的“非剑”来吧,而辩证逻辑也有一柄描述否定的“反剑”，正与其相对应！让我先亮出“制造”此“非反剑”的根据和理由来，并作一番比较研究——无论是自然语言形态的，还是数理逻辑形态的。本博客网站在大量经验事实的验证下，用公理学的方法，原创性地推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是正反对称互补的逻辑：前者源于对“所指”的断言矛盾即“存在或非在”，这就是涉及或“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之“断矛盾”的形式逻辑(Logic)；后者源于“所指”本身的内在矛盾即“正者与反者”，这就是涉及或“亦此亦彼”或“非此非彼”之“指矛盾”的辩证逻辑(Logos)。此“指矛盾”与“断矛盾”两者必然相互蕴涵而联成一体——“有指无断”或“有断无指”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取其互补之和(*)——“有指有断”或“有断有指”,才可能形成既具有辩证逻辑“指矛盾”之完全性,又具有形式逻辑“断矛盾”之一致性的大逻辑理论(Logos*Logic)！你真有否定辩证逻辑的本事吗？辩证逻辑不但不否定你手中逻辑否定的“非剑”，反到还很欣赏它。当你真正了解了辩证逻辑的“反剑”之后，虽不争论，但你也会得出结论：不可能有！有的只能是一副“阴阳剑”——你的阳剑（非剑）不但不能否定阴剑（反剑），而且你是不是会、是不是应该大度一点，也来欣赏一下对手的反剑？此两剑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我已经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可以断定：世界上任何一位形式逻辑学家，都不可能真正否定辩证逻辑，这包括形式逻辑之父——亚理士多德！世界上任何一位辩证逻辑学家,也不可能真正否定形式逻辑，这也包括辩证逻辑之集大成者——黑格尔！曹植有一首令人想哭并发人深省的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2.您想由一个脑变为两个脑吗？——您想让概念找到此概念的另一半吗？您想让思想（判断）找到此思想（判断）的另一半吗？你想让你的行为不但合乎抽象的认知理性而且更贴近具体实际，从而更有效吗？这副阴阳剑正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如果我是男性（或女性），那么她（或他）就是女性（或男性）。人生在世,“成家立业”总比“单打独斗”好，因为中国的“好”字，就是由“女”（阴）与“子”（阳）喜结良缘而成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从“男与女”（人）升华到“阴与阳”（天）的，然后再从“阴与阳”（天）升华到“正与反”（道）的。在汉语中,“正反”能指实词（如“正数”与“负数”）间所体现出的道,是“淋漓尽致”的，而在西语中，“正非”能指实词（如“正数”与“非正数”）间所体现出的道，却是“言不逮意”的。正因如此,“道”在东土而不在西方，要想模仿唐僧去西天取经，真是南辕北辙！“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哲学强调阴阳双身互补之道(Tao－Logos)，你在情感上是喜欢道(Tao－Logos)，还是喜欢非道(not Tao－Logos)？为什么有人在感性行为上喜欢双身互补之道，但在理性思想上却坚持非道？我是人，面对此大是大非，我只能“言行一致”，而不能“口非心是”。由此，应该由“非道”( not Tao－Logos)走向“道”( yes Tao－Logos)！2500年前，老子曾对其“反者道之动,弱（可作“空”解）者道之用”长叹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为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道德经》)时至今日，无视老子怀抱之玉者，为数仍不少——是该将此玉大白于互联网上的时候了！让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道”走向生活、走向世界、走向智能机的计算领域，使“道”遍行于天下，让中华文化之核心的反向创造性互补思维方式也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人类服务，这既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也是每个中国人的义务！“道稽万物之理”(《韩非》)。欲想了解中国的双身互补之道(Tao－Logos)，由此，也更能深刻地理解西方的单身互斥之理(Logic)，请参看《东西方矛盾观的形式演算》：第一卷《&易经&象数学概论》（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2）、第二卷《正反数理逻辑概论》（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2）、第三卷《矛盾解悖反演概论》（云南科技出版社，1999.2）。此书是臆想，还是对“正反指矛盾”的科学论证？你审视后自会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仅仅是逻辑专家们仅仅依据西方“是非断矛盾”的评说！(若找不到此书，可直接与作者联系,网址：)3.“阴阳剑”从何而来，其功能如何？“在者”和“存在”，这是2500年前古希腊巴门尼德就提出的一对最核心的孪生哲学大范畴、大范式：“在者”是“所指”，其内在矛盾是“正者与反者”——阴剑就根源于此，其功能是：“坚持”在者矛盾，从而使能指的思想具有“完全性”——判断的能指主项（正S与反S）且能指谓项（正P与反P）所描述的互补辩证内容，正是“正者与反者”的反映。“存在”是“断言”，其外在矛盾是“存在或非在”——阳剑就根源于此，其功能是：“排斥”断言矛盾，从而使思想的断定保持“一致性”——判断的主项断定（有或没有）且谓项断定（是或不是）及其命题断定（真或假）所断定的互斥逻辑形式，正是“存在或非在”的体现。我先将此两剑的一部份功能亮出来，让有心之人“品头论足”，一一评说。总论：《哲学计算学——全面实现莱布尼茨的理想》。分论：1. 罗翊重《从存在论区分现代哲学和逻辑可引出什么——论现代辩证逻辑与现代形式逻辑的对称互补关系》（《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2. 罗翊重《对形式逻辑和内容逻辑之对象论的数理分析——兼论现代哲学逻辑的发展趋势》（昆明师专学报》2004年第3期）。3. 罗翊重《论蕴涵命题的模态意义——兼论逻辑真理不能完全独立于经验事实之外》（《昆明师专学报》2005年第3期）。4. 罗翊重《解析中华太极图的阴阳数字化之谜》（《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5. 罗翊重《论广义模态结构词的逻辑否定及其依据》（《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6. 罗翊重《回归自然语言逻辑的本体论承诺——从存在的外在矛盾和在者的内在矛盾说起》（《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7. 罗翊重《“正者与反者”和“存在或非在”——对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之根解析》（《昆明师专学报》2007年第2期）。8. 罗翊重《哲学逻辑对判断的非反演算研究》（《昆明师专学报》2006年第3期）。9. 罗翊重《千年逻辑之争终成合和之解——对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之关系的解析》（《昆明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若查不到这些论文，可直接与作者联系索取，网址：）【鸟按：张铁声的《相似论与悖论研究》、罗翊重的《东西方矛盾观的形式演算》、雷元星的《地球大揭秘》和孙嘉林的《零分析》是坏鸟百册藏书中的四大精藏。罗翊重对正在者与反在者，存在与非在的辨析是非常到位的。但从其作品中的举例来看，他并没有找到辩证法的科学表达形式，坏鸟因此在红学帖战中抽象出了其形式“同因对偶辩证范畴”，并用统计学双因素分析予以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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