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冯仑：我们需要这样的公平
公平这个问题，最近几年表现为收入差距大、两极分化、贫富不均，还有很多话题与之相关，比如官二代、富二代等。社会上关于公平的问题始终很纠结，很多不安定因素或事件，更是来自于对某件事件不公平的愤怒。公平这个话题，现在几乎天天都在讨论，连领导人也特别爱说公平、正义。结果公平易衍生特权与暴力 结果公平最容易做到，无非就是劫富济贫，把你们家的东西拿来跟他家拉平。但从历史上看，结果公平都是表面上大家拉平，但上面依然存在特权阶层，而这部分特权要维持，就要用暴力。朝鲜前两年搞过一次货币改革，因为他们之前几年允许小商小贩做点小买卖，这样在民间钱就多了起来，富人开始出现，政府便实行货币改革，拿新钱换旧钱。只有这样，富人们才能把钱吐出来。那次货币改革引起了社会相当的不满，人家刚有点钱，又被洗掉了。后来经济出现问题，财政部长在体育场上被枪毙了，说他出身地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再举个例子，我刚到北京读书时在中央机关，那时我有一个特供本，是普通老百姓买不到的东西，我在中央机关内部的购物商店里能买到，当时叫24号商店。在中央机关里有一套特权供应系统，是编号的。过年我把东西拿回家时特高兴，因为别人买不着。我属于当时那个特权体系里最底层的。结果公平这种体制从来都是表面上大家拉平，但上面依然存在特权阶层。就像封建社会，皇帝是特权，但普通老百姓都是一样的，你跟皇帝关系越近特权越大，最终形成普遍的平均加顶上的特权。太平天国也是农民认为社会不公平要平分土地才起义的，可太平军打到南京以后，大家又造反了。主要因为两件事：第一大家都是一个村的，现在你当了皇上，让我们给你下跪，大家都不干；第二在女人方面搞特权，当时所有的太平天国普通将士不能男女在一起，但高层可以自己偷着来，这就是特权，它很难做到绝对的结果公平。而太平天国提出的纲领是所谓的绝对公平，土地、吃饭、穿衣都是平均主义。《水浒传》讲的也是结果公平，造反的原因是认为不公平，造反以后《水浒传》里提出等贵贱，这是中国农民起义提得最多的一件事，要求大家社会身份一样。《水浒传》里进一步具体化，叫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所有人的生活像在部队里似的。结果均等一定导致最高层特权，而这部分特权要维持，就要用暴力方法。全世界坚持结果公平最久的是古巴、朝鲜。古巴现在也在改革，扛不住了。我去过古巴，那里连卖甘蔗水都是国家控制，不许个人发财。因为个人只要起点上一公平，大家开始跑，肯定有跑得快的、跑得慢的，出现了这种情况就勒住，都是国家管，挣的钱先交给国家，国家再给每个人平均分配。不管什么人结婚，政府都给你几天假期，在公家酒店里度蜜月，政府还负责分房，当然房子造的水平很低，但都一样。总体来看，西方能形成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因为传统的资本主义更多强调机会均等、起点公平，用社会政策来矫正由于起点公平和竞争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社会福利和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用公益、慈善、再分配、税收等来补充，但不破坏起点公平，充分保持大家愿意跑、愿意去创业挣钱的劲头。不管是亚洲的社会主义、非洲的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都是更多强调结果的公平，在分配上做文章，不在生产上做文章。作为企业来说，大家收入差距都差不多，干多干少都一样，这就是1978年中国改革初期面临的问题。改革进行到今天，在挣钱速度上跑得快慢各有不同，有了差距是自然的。但如果差距太大，差距拉大的原因又不是机会均等，这就不行。机会是公开竞争的，大家都来争，谁能干谁就干，这样谁挣钱多一点，大家能接受。但如果说因为朋友、哥们儿给机会而挣到了钱，那就是机会不均等，起点上就有了不公平，会使得大家不服气。所以公司应该把制度设计好，让大家有动力干事，最后收入上能够有一些调节，比如用奖金、公共福利等来弥补，这样大家既能够努力工作，又能够爱护组织、维系体制。在公平问题上，不把握这两件事情中间的度，就很难把政策制定好。就像农民工进城，不能说是农民工的小孩就不能上学，只有北京户口的小孩才能上学。强调外地人跟北京人有同样的上学机会，这就是机会均等。再有就是收入分配上的调节，比如把个人所得税调到3500元这个档位，可以对低收入者减少些负担。中国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始终在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之间不断摇摆，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左右之争。显然，两种公平对应的政策效果是明显不同的。遗产税解决富二代在美国，遗产要收一半的遗产税。政府收了遗产税以后办医院、办学校、治理环保等公共事务，最后普遍造福老百姓。遗产税能够让所有的人自由创造财富，令竞争的起点更公平，也有利于社会形成创业奋斗的正面风气。中国有1亿元以上投资能力的个人已经有两万人，这是私人银行调查的财富报告数据。有上千万投资能力的人有几十万人，整个民间的资产是60万亿元，私人手里的钱非常多。不到20%的人拥有银行存款的80%，收入差距的确很大。我有一个朋友，去年很开心，他帮助外国一家公司卖飞机，他老板跟他讲，你在中国能卖出10架，咱们就算非常成功，因为每架飞机都在1000万美元以上，贵的四五千万美元，很难卖。我后来在迪拜碰到这个人，他说去年卖出去21架飞机，他赚了超过1亿元，令老板大跌眼镜，笑得合不拢嘴。可见，中国有钱人非常多，飞机、游艇、豪宅最近几年很火爆。我们讲的收入差距大，一种是显性的看得见的，但还有一些是隐性的，我们为什么要仇官呢？因为官和富有一定的关系。比如每弄出一个贪官，都有8套、10套房子，家里都有几百万元，上千万元都不稀罕，上亿元的也都出来了。而且官越小，贪得越大。权力带来利益上的分配不公平，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现象很多，所以大家对官二代有意见。不是因为他是官二代挡了我们升官的路，而是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来这么多钱，还这么嚣张。有个省级官员和他太太贪污，他被判了无期，太太被枪毙，但是他把很多钱转给了儿子，把儿子弄到海外。这些人大部分隐性的收入，不在公开场合用，转移到境外或者地下。前一种显性的收入差距，大家能够看得到，比如听说赵本山买飞机，总体上还能容忍，因为人家是卖艺的，不容易，大家对这种收入差距容忍程度比当官的要大，因为我们愿意捧他场。后一种收入差距拉大带来的是对致富路径和过程、以及道德和法律的合规性的讨论。另外一个关于公平的角度涉及横向的公平问题和纵向的公平问题。横向的公平问题就是不同职业、不同产权形式、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之间的公平，这是横向来比。比如我们跟国企比，凭什么我们民营企业职工收入低，国企又垄断还收入高？查出国企用公家的钱买福利，比如团购房子分给他们，民营没办法这么做。另外有很多隐性的，比如他们就业比较稳定，竞争性不强，一干一辈子，收入比较多。民营则不够稳定。现在官二代有机会当官，富二代经商机会也比别人多，这样在起点上又不公平了。从纵向来看，越往下传越不公平。过去科举是解决当官纵向不公平的问题，今天公务员考试也是。有个小地区招的公务员都是20多岁，一查他们家都是当地当官的，舆论哗然。现在公务员考试，一个职位几万人考。通过考试的方法让整体公务员素质增加，各种各样的人可以去考，不断筛选、竞争、提拔。如果以后开放党内民主选举，通过民意基础加上竞争机制、外部监督，减少政府体制内纵向不公平，逐步可以做到用人透明诚信。富二代、富三代问题怎么解决呢？西方的解决方法是收遗产税。美国都收遗产一半的遗产税，中国未来至少也得收一半。你得交现金，不能交资产、交股票、交房子。这样房子你得打折卖，还得缴税，所以有钱人缴遗产税是为社会做贡献，一大半都交给社会。政府收了遗产税以后办医院、办学校、治理环保等公共事务，最后普遍造福老百姓。比如李彦宏挣100亿美元，至少一大半交给社会，所以我们得感谢他，让他赶紧挣钱，挣了其中一半是给咱的。但是现在没有这个税收，那么富二代跟我们的孩子就不公平了。这些富二代全部躺在这儿吃喝，但什么机会他都给你拦住，你有发明创造刚想弄，他给你买了，他把各个最有利的位置都占据了，把大家发展的路拦住了。而遗产税能够让所有的人自由创造财富，令竞争的起点更公平，也有利于社会形成创业奋斗的正面风气。美豪为什么捐钱呢？很大程度跟遗产税有关。巴菲特到70岁左右开始琢磨这个事情，最后说全捐了。因为这些股票是以股权形式存在的，他不捐，他死以后要缴所得税，那就得卖这些股票，那股价就会掉，公司其他股东就不干了。但是他捐给公益基金，他可以在活着的时候聘请专业的人来管，政府不能剥夺，永远是社会的，虽然他没有所有权，但他有支配权，可以通过信托和法律来保障。遗产税增加了社会公益的资产，促进财富在人群中横向再分配。在中国为什么有时捐款没动力呢？因为你捐了一块钱，等于捐了一块五，你捐的钱是税后的。我们做了一块五的好事，给了五毛钱表彰，那就不做了，还惹事，还让人家知道我有钱，遗产税鼓励了公益捐款，调整了结果公平。遗产税能够增加财政的收入。现在中国统计有60万亿元私人财产，假定今后20年之内，这些人陆陆续续过世，这些资产增长到100万亿元、150万亿元，可能遗产税也有50万亿元、60万亿元。给予社会对大家也是好事。政府掌握时机推动遗产税的法案很重要，太早不行，大家就不挣钱了；太晚也不行，太晚已经交给第二代了，财富报告里说，大概有20%左右的富人已经把权力交给第二代了，如果他已经交完了，你才出遗产税，就收不着了。遗产税过重会导致财富创造的动力减弱，也会导致资本外移，钱跑了。台湾曾经遗产税是50%，很多台湾人就把钱转来转去，把公司迁出去或者死在遗产税低的地方躲过去。最近马英九上台把遗产税降到10%，海外的钱又回到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没有遗产税的，所以很多人移民过去。社会公平比经济公平更利于稳定经济公平相对来说还好处理，毕竟钱的度量是具体的，公平的程度可以看得清楚，而社会公平则很难准确度量，只有一个方法能达成让人相对满意，那就是法制。司法要独立，生命的权利、财产的权利、发展的权利必须要得到保护，要让人有安全感。我们看到有的国家和地区媒体上整天吵来吵去，为什么社会还基本稳定，没有什么大的折腾？从媒体上看这些地区很乱，但这些地区没有成立维稳部门，也没有专门的维稳经费，媒体上的吵恰好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一种出口，不平则鸣，大家可以言论自由。如果社会和人们的意见或不满被压制着，社会其实更不公平。而社会公平比经济公平重要，为什么呢？从收入差距的绝对比看，美国比中国大。但在美国，你感觉人们对这类事不太闹腾。后来我看到个研究，说这种情况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在美国，任何一个人要想成为比尔&盖茨都是有机会的，没人拦着你。人们对比尔&盖茨服气，是由于他的成功不是因为他爹有权有势，也不是因为哪个官员支持他，而是在机会均等下他依靠自己的能力成功的。由于机会均等造成的差距，人们服气。第二，游戏规则你可以参与制定，也就是说关于财富分配，人们参与了相关规则的制定，对结果的接受度就高。就像三个人一块分钱，其中两人暗中商量给我的比我想要的还多，比如100块钱决定给我1/3，但我撒尿回来的工夫你俩都已商量好了，我就会想你俩可能分得更多。但如果我参与了分钱的决策过程，我可能会觉得20块钱就已满足，可由于我没参与，便会觉得不舒服。所以，参与和程序透明很重要。第三，健全的社会再分配体系会进行调节，社会再分配体系就是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再分配体系。人们知道富人的钱反正是要捐基金会的，所以心理平衡。创造更多的社会公平，增强透明度，会使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增大。两人在黑房子里会有怎样的行为模式？一个人想先下手为强，另一个人挨一拳后害怕他再打，就想无毒不丈夫，干脆一拳弄死他。一个破坏规则先下手，一个无毒不丈夫还以过分报复，这就是黑屋子里永远的游戏模式。透明度增强以后，一个人看另一个人离自己比较远，没拿武器，还在朝自己笑，知道对方没有恶意，然后两人开始商量怎么办，不行开门走人。宋庆龄基金会河南分会涉嫌滥用善款被挖了出来，它之所以能涉嫌滥用善款，都是不透明造成的，挖出来之后就踏实了起来。在中国会有1200个，为什么没人深挖私募基金会？为什么现在挖的全是公募基金会？因为公募基金会缺乏透明度。私募基金都是企业或老板自己弄的，他都捐钱了还贪污什么？这不合逻辑。我们再来看看法律和独立的司法制度为什么很重要，为什么能够保证社会稳定，为什么能让大家满意和觉得公平。因为法律和独立的司法制度，最重要的首先是给人们以安全感。生命、财产安全是人第一位的需要，这个安全感要是没有了，我们就会觉得不公平。比如在台湾，陈水扁被抓后，媒体天天都在报，政府还专门让媒体去参观他住的地方。政府司法部门这样做是要告诉人们，他没有受虐待，这是他的权利。在没正式定罪(三审定案)之前，陈水扁在收审期间还写了两本书，还能指挥选举，还可以随便见记者，这都是公民权利的体现。还有李庄的案子，如果不是公开审判，如果没有辩护制度，如果没有现在媒体的舆论环境，那可能就错判、枉判了。所以法制首先给予人身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如果赋予所有人，那就是一种公平，公民就会有社会公平的感觉。过去有些地方对付民营企业，是把企业家抓起来，查他的税，最后把他的企业搞垮，东西收归国有，比如山西对有些煤矿的处理，对煤老板资产的剥夺，河北钢铁企业的强行合并等，用一种运动的方式搞变相没收。现在还有人提议给每个民营企业强行塞一个国企，永远不分红，这不等于把民营的资产剥夺了吗？我相信，这种提议不会得到施行，但这种揣测本身就是一种不安全感不公平的反映。因此，如果不能用法律的方法保护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那社会公平就很难体现和落实。微观上需要的是相对公平我们渴望：当毕业参加工作时，能加入到一个已经开演的剧，自觉地找一个和自己对应的角色演，不会乱。我们在微观上讲不公平，都是在跟认识的人扯。如果我们不认识中国某首富，若有不满，可能也就是议论而已，不影响各自正常过日子。但要是我认识的人，比我多收入那么几百块钱，可能我就会闹心很长时间。比如我和年轻时的同学、同事在一起，他们当中当官的、做学问的很多，我是做生意的，他们会说我赚钱多，而我则说他们当官、做学问清闲，这都是熟人之间在比，很容易纠结。国外体制逐步变成生人社会，而且有钱的人、没钱的人，他们彼此之间除了在媒体上见面，生活中每个人都是相对独立的，人们在各自不同的范围内活动，不在一起搅和，各走各路，彼此之间就不会那么纠结，社会相对的公平感会提高，宽容度会增大。此外，时间也会影响人的公平感。就像你昨天什么都没有，咱俩喝酒时称兄道弟，今天你突然一下赚钱了，忽然变成了我领导，我心里可能就不大容易平衡。或者你的一个发小在你公司供职，你因为他工作出错而忽然拉下脸来炒他鱿鱼，他该多生气啊！而如果你之前不认识的一个人来你公司上班，他做错了一件事情，公司说要解聘，那他可能也就认了，不会有太大的心理不平衡。因此，如果昨天和今天的角色变化太频繁，对比太鲜明，人们的满意度、宽容度就会降低，但如果这个角色在大家进入时是既定的，而且很持久，这宽容度就会增大。我曾经去过一个台湾老板的家，那是坐落在阳明山上的一座大宅子，家里的司机、保安、服务人员都很职业化，管理和服务像酒店似的。我有次跟那老板的司机聊天，我问他每天住那么远，上班会不会很辛苦。他说他很满意这份工作，而且这么稳定，他就这能力，觉得很好。他觉得大陆人老恨不得第二天就发财似的，显得有些浮躁。在台湾，财产的分配制度已经实行了几十年，任何一个人进入时都是有次序感的，所以台湾社会长期稳定，当你毕业参加工作时，等于加入到一个已经开演的剧，你会自觉地找一个和自己对应的角色演，不会乱。但大陆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相当于剧院刚说要演戏，大家抢板凳，这个时候闹心的程度高，都觉得不公平，因为每个人的角色都不是事先确定的。■文/冯仑，万通集团董事长
精选基金数据：
资讯阅读排行
每周基金动态()
季度资产配置建议报告()
精选产品推荐()冯仑谈公司僵局破解之法：不怕有矛盾 就怕没规则
　　冯仑先生很有智慧地从《水浒传》悟出了一些道理，很有趣，你看看：
　　最近我老想到几个词，其中一个词是过去歌里唱的，但今天才有所体会。过去唱&世上只见新人笑，哪听旧人哭?&而我们基本上算旧人了。
　　最近这个经济形势的发展确实是新人笑、旧人哭，比如传统产业、制造业的形势，包括房地产。但是我也在想我们这些旧人曾经也是新人，曾经也笑过。因此，今天我们来湖畔大学学习，是为了保持我们新人的状态，倾听新出现的事物，让自己不因为年龄而变成老人、变成旧人。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组织变革的成本。关于我个人也有很多体会，也经常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就从旧人的过去说起。
　　一、最开始是因为理想而在一起
　　万通是一个合伙人的公司，我们在创办公司之前就认识。为什么一起创办一个企业还能够持续?这实际上跟价值观有非常大的关系。
　　(笔记侠注：万通六君子指的是王功权与冯仑、刘军、王启富、易小迪、潘石屹。1991年下半年，海南的经济正遭受第一次低潮。由于砖厂停产，潘石屹不得不重回海口。漂泊的岁月中，他结识了漂泊的冯仑、王功权、刘军、王启富、易小迪等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他们共同创立了海南万通。)
　　我做公司之前，就认识王功权。王功权当时在一个国营企业做总经理，盖工业厂房。王功权和我们六个人中的刘军，是闯海南的时候在公共汽车上相识的。
　　他们两个，一个是北京工业学院毕业的，一个是吉林大学毕业的，那个时候大概需要16个小时到20个小时的车程，他们正好挨着坐，就聊了很多，谈理想、谈人生、谈文学，就这么一路俩人就认识了。
　　下车以后，他们就约定到了海南谁先找着工作，就通知谁，但是大家知道那时候没有手机，真找到工作，也不知道人在哪。
　　后来王功权就住在旅馆里，慢慢地认识了一个叫王启富的人。王启富和我介绍他的老板非常有理想，让我一定见一下。于是我就到去见了王功权。我们那时候没电话，就经常去他那里聊天。王功权信守承偌，后来东找西找就找到了刘军。
　　我们当时就没钱，就办了一个公司，一方面倒腾电视，一方面烧砖。烧砖时在深圳招聘了一个叫潘石屹的人，而我在北京招聘了一个叫易小迪的人。
　　六个人凑齐以后，大家就互相认识，每天在一起讨论的都是各种理想，比如海南怎么发展?这都是一些读书人，只能讨论这些，也不知道挣钱。
　　其实合伙人最初就是因为理想相同而在一起，是因为价值观相同而在一起，不是因为钱在一起。
　　二、早期组织靠3个约定维系
　　当时我们建立第一个组织的时候，没有公司法，怎么办?(91年创办公司，公司法93年才出)那时中国的所有的人办公司不像今天一块钱就可以注册，你没有公司法，怎么办的公司?但是就好比没有食谱，人还不吃饭了?
　　因此，你要知道一个时代的组织首先是跟一个大的外部环境有关，今天的外部环境和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的外部环境，全部都是公家的天下。那个时候跟今天特别不同，今天成本很低，有人投钱，还有人做天使，那个时候没有人投钱。
　　今天是有钱了才开始做公司，那个时候是没钱的人做公司，所以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只剩下几百块钱加一个制造工厂的时候，怎么发展组织?怎么做组织架构?
　　我们因为没钱又不能搞HR，又不能搞基地，又不能搞KPI，今天说的这套玩意都没有。除此之外，你还得把大家团住。所以我们当时资产负债率上千，钱都是借的，一直到我们赚到第一笔钱以前，还是不停地在借钱。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时想了第一件事，怎么让大家的关系一直维持下去?电影里的场景好像都是喝个鸡血，大家就能在一起，但是我们觉得这玩意有点土，毕竟大家都是文化人。后来提议写个字据，但觉得写个字据也不能保证。最后大家就是讨论后，约定不能轻易散伙。
　　其实我们在早期组织上，就靠价值观和信念，大家始终没有放弃在一起，遇到再大的困难，大家也都在一起。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跟别人不同的约定：我们不能有第二来源。海南这么多公司，我们今天还活着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当时就规定没有第二来源。
　　为什么呢?当时我们做事情，有人给回扣，我第一次拿到很多现金的时候就交回给公司了，当时公司规定以后凡是从外边有人给我们回扣，都交到公司。第二来源就是除了公司挣钱，你不能在外边挣钱。
　　后来我们就携手这个第二来源，提出不办外国护照。到今天为止我们这几个创办人没有一个人拿外国护照，我们说不办外国护照，有点较劲，人在阵地就是死磕，也免得别人说你要转移财产、逃跑，当然当时也没资产，但是就是不办外国护照。
　　另外还约定大家在未来的发展当中，有事就得商量。最后变成了这样一个最早期维系组织的结果，不是喝鸡血，不是换帖子，而是靠一种价值观维系。大家都能接受这个约定，就说明在价值观上，我们有一个长期共同的信仰。
　　同时我们也制定了一些制度，比如反省日等一些自我约束、自我检讨的活动。
　　三、靠山就是火山
　　当时我们发展到一个阶段以后就出现了问题，出现了问题后，我们当时就纠结，早期的时候没有办法看未来组织架构怎么做。所以当时我和功权就找故事，大家下班以后没其它事，就看《上海滩》，看许文强和冯敬尧的故事。看这个故事我就记住了一件事，大家当时讨论：农民工怎么样做真大哥?
　　其中我记得有一个镜头，是冯敬尧和许文强吃饭的镜头。当一个人很得意的时候在吃饭，结果这个大哥进来以后就打个招呼，但冯敬尧不搭理他，意思就嘲笑他。等到他最后要结账的时候，跑堂的说某某已经给你买单了，也就是刚才被奚落的那个人替他把单买了。
　　我们讨论到这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说：要像这样子，即使是别人奚落你，你也要保持自信，保持你的格局，用买单的方式羞辱他。这样的事我们当时讨论了很多。
　　另外，我又给大家不断地推荐《胡雪岩》，当时没有电视剧，我们就讨论胡雪岩的政商关系。我们看到了胡雪岩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挣的--胡雪岩的第一桶金就是靠官员和小姐做的。
　　他当时为了采买一个军火，必须和一个官员打交道。但胡雪岩又不认识这个官员，怎么办呢?他就制造了一起&碰瓷&：弄了个马车，碰瓷了官员的马车，制造一个小小车祸。
　　于是他就有机会和官员赔礼道歉，在赔不是的过程中请吃饭，喝酒，找了小姐。就这样子把官员搞定，最后单子做成了，也就挣钱了。
　　我们当时讨论这个东西时，其实是在看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处理政商关系?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叫靠山就是火山，于是下定一个决心，要靠市场、靠客户。
　　没有靠山就没有爹，就算你亲爹是个官，你以为好用吗?很难用的。所以我们就坚定了我们要去靠市场、靠客户。到今天为止，我们跟政府官员之间关系比较简单，但是早期比较辛苦。
　　早期我们维系组织关系主要有三条：一个是价值观，一个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他人的一些经验。我们就在这里找，找一些能让我们生存下来的东西。
　　四、如何面临角色的新型关系?
　　这样就到1995年，在95年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那时候我们有一定的规模，我们有所有的银行牌照和金融牌照。我们都是年轻哥们20多岁，走路都是要往天上看，星星不放在眼里，月亮不在眼里，太阳更不放在眼里，走哪都不要钱，到处都是兄弟。
　　但是后面遇到了困难，告我们的人是拿着电话本、开着复印机几千封信往北京寄，一夜之间就封了我们的账，查我们的账，让我们退出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要全面退出，房地产泡沫也要破了，在这个困难的情况下，组织面临着压力。
　　当业务出现困难的时候，组织一定会出现问题，一定是业务先困难，接着组织开始矛盾，最后崩溃。
　　因此，组织的压力，不是组织本身，而是业务上出现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面临一个选择：金融做不做?不做了，那我们房地产需要做，其它的还做不做?怎么做?
　　这个时候我们六个人，在当时分股份的时候就没什么根据，因为最初3万块钱是东借西借的，也没明确这是资本金。所以1993年我们把它变成私人合伙公司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六个人平均分配，每个人都不到20%的股份。
　　当时的我们如果有今天的私有化的私有概念，我们可以不一样，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没出钱，相当于是每人拿了一点资源，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在一起开了家公司。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有组织上的游戏规则、表决，我们叫常务董事就六个人，六个人每个人都是一票，所有的事儿得四个人同意才能干。但如果四个人同意，那俩人很不开心，其实也不能干，因为干了以后效果也不好，因此我们什么事都要六个人同意。这个时候好多事六个人又没法做到全部同意，就出现了打转。
　　有很多事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组织内部遇到压力以后看法非常不一样。彼此之间都在讨论，天天讨论，越说就伤感情。后来我让大家一起看看水浒传、太平天国的故事。
　　我们唯一的一个理想就是我们不能够比洪秀全还傻。因为洪秀全也是一伙人，从一个村里出来的。从广西到了广东就这一带，最后他们一个村到了南京，搞了点事成功了，但最后为什么掰了呢?其中有很多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怎么样由原来的关系转变为一种新型关系。
　　他们原来在村里的时候都是乡里乡亲，都是一样的关系，父母老一辈可能都有一些说不清楚的恩怨情仇，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简单的，打下南京以后，建立了天朝就出现一个问题。
　　原来一个村的，今天有的变成了天王，有的要变成了臣下，需要下跪。这件事就想不通，都一个村里凭什么你就成天王，我就给你下跪了?
　　这实际上就面临角色的转换，对我们来说是由兄弟关系、江湖关系怎么变成股东关系?这个转折很重要。大家也会面临，有时候是朋友心态，可是突然一算钱，就变成股东关系了。所以太平天国因为这个关系的转换导致他们一个村的人不服气。
　　很多王朝的更替，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人在一个组织里的关系，角色的重新定位非常重要。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贪腐、搞特权，所有的战士是不能够泡妞的。太平天国有男营、女营，但是领导干部是偷着搞，就这种制度安排造成了人心涣散。另外一个原因当然是分配制度，打下一个地方财产怎么分配?所以太平天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当时就讨论这个角色，大家需要换一换了。
　　那个时候是年，已经有公司法了，我们就应该把兄弟关系变成股东关系，董事长变成法人代表，然后其他人是股东。我们彼此之间是股东权利，不再是兄弟这样的一个模糊的道义关系。
　　五、江湖组织的重要规则
　　关于分配，一开始我们还是绝对平均的分配法。那个时候我们就学习水浒传里的分配方法。
　　《水浒传》非常有意思，提到了我们江湖组织的一套游戏规则，它怎么样从一两个人最后变成108人，是有一套规则的。
　　我们当时看到的《水浒传》里有几条规则很重要：
　　第一条，&座有序，而利无别&：排座次，要分清谁是老大、老二，但是&利无别&，利益分配是一样的，叫做&大秤分金银、整套穿衣裳。&
　　第二条，排座次有规则。那个时候水浒和中国民间社会江湖排座次的规则是什么呢?
　　有三条标准：
　　第一条标准是年龄标准。当大家喝酒凑到一堆，谁都不认识，先问年龄，比如我年龄最大，大家一定是尊老上座。所以你们在江湖上混，不管什么人，只要年龄大的，先尊敬没有问题。在中国这个社会，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两个人年龄同样大，就用第二个标准&&体制内背景，也就是原来在哪混呢?这个很重要。
　　这两个标准如果都差不多，争持不下的就是第三个标准，叫&君权神授、不择手段&。
　　当时晁盖临死前有个遗嘱：只要谁抓住史文龙，这个位置就给谁。这是大哥的遗嘱，但是谁抓住史文龙了?卢俊义。可是这个时候宋江想坐这个位置，他闷闷不乐，从聚义厅里边走出来。走出来以后跟着两个人，一个叫吴用，一个叫李逵，李逵说：哥哥为何闷闷不乐?
　　宋江没说话，吴用说你别在这吵吵，然后如此这般跟宋江聊了一会。第二天大家一起喝酒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出事了，山那边塌了个坑，怎么回事?大家拿着火把赶过去一看究竟，里边埋了块石头，结果把石头取上来一看，上面写着：天罡地煞一百零八人，第一个就是宋公。于是大家拿头便拜，宋江就当了一把手。
　　当时大家为什么就服气了?这是天意，轰一声，冒出个石头，上面写的第一个就是宋公。但实际上那块石头是宋江事先埋了的，这就是&君权神授，不择手段&。
　　在江湖上，座次是这么排的，如果你们还想再研究江湖上的排座次，推荐看杜琪峰拍的电影《黑社会》，电影的上下集一定要好好看，专门讲江湖上怎么换老大。
　　我们当时就记住很重要的两句话。现在你们虽然是新人，15年以后你们就跟我差不多也成了旧人。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两句话：
　　第一句话：&在江湖上当大哥，最可靠的就是最危险的&。所以你不要寄希望于你有什么可靠的人。
　　第二句话：&要想当大哥，杀了大哥便是大哥。&所以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发现当大哥的风险太大，必须解决一个正常的组织，使这个大哥变成有进有退，兄弟也要有退出机制。
　　后来我们就又找了一本书，贝思飞的书，叫《民国时期的土匪》，这本书讲的是土匪里头的一套游戏规则。我们就把拿它来对照水浒，当时我们想中国的智慧大概就这里了。
　　在这个范围内，如果我们从太平天国找不到办法，从水浒找不出出路，从土匪里找不出出路，基本上到最后我们也可能要散了。我们当时就劝大家先别散，先研究这事。
　　《民国时期的土匪》就讲了土匪里边的分工、激励、预期管理。
　　比如有部电影叫《跛豪》，其中的&预期管理&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研究这些东西，最后归结起来也就是传统的组织，在中国民间智慧中的组织是没有解的，上自朝廷、下至江湖，是没有解的。到今天为止，我们当时海南那些朋友的江湖恩怨还延续着，但由于我们六个人改变了，把江湖变成了公司，就把江湖组织变成了公司。
　　比如：我们有了董事长，兄弟变成了股东，然后我们有了退出机制。走的人，我们就用交易来解决。这个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江湖组织第一次如果能够变成这样，有退出机制，我们没有&打打杀杀&，所以到今天还可以做朋友。
　　如果说当时我们不研究这些东西，不把这个角色变成股东关系，不把它变成交易关系，这个组织就崩溃了。
　　实际上我们组织的进化在中国历史上，在最近30年商业史上，对于旧人来说为什么困难?组织上被动的东西很多。这是一个阶段，大概1996年到1999年这个阶段，所有江湖上的公司都面临一个组织变化的问题：你能不能变换成一个公司?就要像个公司样子，大哥要变成董事长，兄弟变成股东事。
　　谁变了，就能活过来。
　　六、 组织面临僵局怎么办?
　　到了今天，我们又面临组织上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
　　当时的挑战是没有钱做生意的，你怎么能翻身成为股东呢?很多人都是因为想变成股东而出事。
　　在那个背景下，如果你当经理人，这个决策虽然对自己而言有牺牲，但是所有跟着你的人就没矛盾了;如果你当老板，你就出去，在这儿只能大家好好干活。于是我们做了个决定，大家一起当老板，这个决策导致了组织在一开始就很累。
　　比如我们本来起家就晚，但当组织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股东要离开的时候，我就得花钱买，那时候已经变成交易关系了。把这五个人最后分家的问题解决完，我也没什么钱了，这些包袱、这些历史的债务都在你身上，但是你维持了这样一个局面。
　　然后其他的朋友拿了钱可以重新开始，当然他们也不容易，因为他拿的那个钱要重新开始，组织再发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最终，我们变成了一种和平的相处关系。
　　总结前一段的故事，实际上都在讲一个道理，就是僵局规则。刚才我讲的江湖可靠、杀大哥都是僵局，都是最后没办法处理，用极端方法处理僵局。兄弟杀大哥、大哥杀兄弟，这是僵局，那么我们怎么样解决一个僵局?
　　(笔记侠注：公司僵局&(corporate deadlock)是指公司在存续运行中由于股东、董事之间矛盾激化而处于僵持状况，导致股东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决策，从而使公司陷入无法正常运转，甚至瘫痪的状况。)
　　我们在酒桌上、饭桌上，这都是和局。掰了怎么办?我建议今天课后，大家都去研究博弈论当中的僵局规则，这是我们之所以避免厄运的原因。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价值观。我们确实有一点使命感，有点不服气，总想做一点比钱多的事，所以比较严格自律。这点很重要，是用来保命的，最后成了一个护身符。所以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它往往是个保命的东西。
　　比如：见钱眼开是个价值观，见钱眼不开也是个价值观。你信了佛，见钱眼半睁半开，但你要是个赌徒见钱眼开，明显就会是佛教徒活下来，赌徒死了，这是价值观。我们说靠山是火山，因为这个价值观我们躲过了很多，从领导身边蹭过去了，结果就没出事。
　　除此之外，我们有比钱更长远的追求。93年，我们当时确定这个价值观叫&守正出奇&，就是70%是不变通的。大家别老变通，因为你每变通就是离原来的方向偏15度，你想你变通十次以后就快要一百八十度，那就背道而驰了，完全南辕北辙。因此我们保持基本不变通，这样子正着来。保持你的方向，还能大体上是原来的方向。
　　另外，我们自己也说&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我们还怕别人不相信，1993年写了篇文章，六个人发表出来，就是立此存照，大家照着做。
　　这就是说价值观这个东西，你说它没用，它最后发现还是保命的，还是讲到僵局规则。当大家出现了进也不行，退也不行，怎么都不行的时候，怎么解决这些僵局?
　　现在有很多对赌也是僵局，对吧?比如利润不能完成，估值怎么样调减或者股份怎么缩减?这都是很好的一个僵局规则，我们那时候处理僵局也是在找这个规则。所以我们就是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这就是解决一个江湖上有退出的问题。
　　僵局规则本身是考验人的智慧。夜总会都是和局的游戏，但是律师楼是僵局，上来就是从最坏的开始谈。可是咱们一开始都是和局，别看大哥说什么都好说，为啥好说也不知道，怎么好说也不知道。先一个好说，全解决了，结果遇到哪件事都不好说，这时候僵局就来了。那律师无非就写，好说分几种，哪些情况好说，哪些情况不好说，他得分清楚。
　　今后如果我们订立合约，建立组织，一定要在条款里加上僵局规则。为什么设立了僵局规则，就是怕出现僵局。
　　我们当时设的僵局规则是这样，因为国有来的时候，名义上他要变成第一大股东，他的股份比我多一个点，但我的表决权比他们多，所以我是实际控制。
　　团队是我们，他们不派人，我也不能走等等，这是一套。另外，当决策有分歧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当时只研究了这个僵局，这个时候我要往东，它要往西，有了分歧怎么办?
　　我们当时规定了一个特别儿童的规则：要么你不同意，他也不同一，要么就一致原则。但这样长期不一致，耽误了时间。最后就有一个规则，在这个僵局规则下，当大家僵持不下，你可以先要求听你的，但下次就得听别人的。
　　比如林总，你可以要求这次听你的，但下次就得听我的了。但是下次大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时就得听我的。这个规则导致你永远不敢说听你的，因为你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我也不敢说一定要听我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下次是什么结果。这样就僵住了，大家都不用这个权利，但是有些事也不能往前走。
　　因此，在一个组织当中，大家要尽量去研究僵局的游戏，不要研究和局游戏。我今天讲的核心点就是提醒大家在组织发展当中注意&僵局&这两个字，然后把僵局规则彻底研究透。
　　这样一来，你可以预见到你所有发展的过程中，遇到麻烦的时候都能长出的麻烦。
　　不怕有矛盾，就怕没规则的矛盾。
　　举个例子来说，拳击算不算矛盾呢?拳击是最明显的矛盾，你要打死我，我要打死他。但这个矛盾很有趣，十几万人吃完晚饭，高高兴兴地奔着体育场，看他俩闹矛盾打架，然后打完了以后又高高兴兴回家睡觉，啥事也没有。把矛盾冲突当娱乐了，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矛盾是有规则的：
　　第一，他俩打架的规则是第三方制定的，奥运会指定的;
　　第二，他俩的训练是按一个方法训练的，你不能是射击跟拳击比赛，训练方法不能不一样。他一定是训练方法、教练套路差不多，这俩人才能比赛;
　　第三，在透明环境下比赛，执法人员在边上。
　　所以我们要解决矛盾、解决僵局，其实也是这三条：
　　第一，大家必须遵从一个第三方规则，不能遵循一个单方面规则。你说大哥，我就遵循你的规则，这不行，我不服气。我们一定是要遵循法律，这叫第三方规则。
　　第二，大家基本的出牌套路应该差不多。比如咱俩闹矛盾了，是协商、谈价钱。你不谈价钱，玩绑架，这不符合规则，这个矛盾就这个没法解决了。
　　第三，这事儿是透明的。你不能放在一个不透明的状态下讨论，谁都不知道，就你俩自己在讨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笔记侠&(ID：Notesman)，责编|Even
　　内容来源：湖畔大学出品，喜马拉雅FM播出的《湖畔三板斧》音频节目。笔记侠经授权整理笔记版。
　　来源：XXX(非中文科技资讯)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请尊重版权保留出处，一切法律责任自负。
　　文章内容仅供阅读，不构成投资建议，请谨慎对待。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中文科技资讯倡导尊重与保护知识产权。如发现本站文章存在版权问题，烦请30天内提供版权疑问、身份证明、版权证明、联系方式等发邮件至.cn，我们将及时沟通与处理。
[责任编辑:
无相关信息
Facebook希望能够让用户直接在Oculus Medium平台和Facebook Spaces VR社交平台上直接打造VR物体，甚至可以分享给没有VR头显的好友。
据外媒报道，近日，苹果CEO蒂姆-库克接受了英国《独立报》的采访，他与主持人谈天说地，但最主要还是讲述苹果在AR上的进展。此外，库克还透露了苹果未来在AR设备上的计划，其中就涉及到了大家关心的AR智能眼镜。
据《财富》北京时间10月13日报道，当地时间星期四，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表示，民营太空产业将向目前尚未上网的数十亿人口提供基于卫星的互联网接入服务，通过服务以及电子商务和数字广告业务的扩大每年创造逾1万亿美元营收。
人工智能正在我们周围逐渐产生影响力。在社交媒体上做定向广告，筛选求职者，确定机票价格，通过语音识别控制中央暖气系统，创造文化输出，或调节交通流量等，人工智能在人类生活中的任务越来越多。
其实艾媒停更并非是行业个例，此前Papi酱变停更了在分答的专栏，撤离内容付费领域，从业内分析人士的角度来看，是因为Papi酱本身的定位就是网红短视频，并不适合内容付费，他与罗永浩、李笑来是有差别的。艾媒停更微信公众平台则是看不惯行业的刷量、刷粉的恶像，起码在它看来平台已经被污浊，满眼的泡沫不值得再待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