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专家为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支招
　　近日，由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作家协会共同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承办，中国文化译研网协办的“2016中外文学翻译研修班”在北京落幕。活动期间，众多海内外专家学者、出版界人士就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播、中外优秀文化作品的交流等相关领域进行了充分研讨。作为大家关心和热议的话题，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推广收获了尤其多的可贵建议。
　　中国文学走出去有喜有忧
　　近年来，一系列有利因素赋予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新契机，除了传统的欧美市场，中国文学作品也被推广到一些此前很少涉及的国家。阿尔巴尼亚翻译家伊利亚兹·斯巴修表示，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燃起他对中国文学的热情，进而翻译出版了阿文版的《蛙》，成为首部直译为阿语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白俄罗斯青年翻译家达莎说，过去在白俄罗斯很少看到中国文学作品，即便有也是俄文版本。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日趋深入，不仅直接译成白俄罗斯语的中国文学作品数量增多，题材也不局限于小说。“我主持的‘对白’工作坊产生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成果，现在也开始翻译徐志摩、汪国真等近当代诗人的佳作，而且我们马上要成立国家汉学协会，对中国文化作品的引进工作将再上台阶。”达莎说。
　　“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了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维度与层次。埃及青年翻译家哈赛宁说，现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日趋紧密，中国文学艺术也在阿拉伯世界广受欢迎，中国各大高校阿语系与中东研究所的广泛设立，更为中国文学的传播提供了专业支持。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教授马吉达·苏菲表示，近年来，许多反映中国穆斯林和少数民族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在阿拉伯各国翻译出版，为当地人民展现了多元而真实的中国社会。
　　不过，与会人士也指出，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作品在对外推广上仍存在瓶颈。南京大学教授黄发有在美国调查时发现，除极少数荣获超高荣誉的作品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西方大众图书市场读者十分有限。韩国图书策划人金宅圭和姜圣民说，《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等书籍都曾在韩国大卖，但2010年以来，中国小说的销售状况一直不甚理想，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题材偏好的变化导致接纳度下降外，还包括外国图书版权价格提高、全球图书出版业萎靡、缺乏有效联系平台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推介仍未脱离自然状态，经典文学作品的系统化收录尚待完善。
　　甄选高质量的文学作品
　　近年来，中国文学作品出版呈现井喷趋势，每年出版长篇小说即高达几千部。专家普遍认为，对外推广需要甄选出代表国家文学创作水准的优秀作品，同时也要与海外译者和出版机构建立固定、有机的联系。“碎片化、偶然化、个人化的文学作品交流会阻碍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当代杂志社社长孔令燕说。
　　据悉，目前已有“中国当代文学对外译介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三大项目为中国文学作品的推广发挥着积极作用。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刘卫东对此表示认同：“通过文化工程的方式推出作家作品，是当代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趋势。”同时，他指出，当前的推广工作已形成了获奖与翻译的良性互动。自莫言获诺奖以来，包括曹文轩、刘慈欣乃至近期的郝景芳等多位中国优秀作家及作品的获奖，都离不开与翻译的密切联系。
　　多位专家还结合实际工作，阐发了选拔优秀作品的评判标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玲认为，作品遴选首先应考虑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经典性。“上乘佳作达到的高度就是直面苦难，张扬人类的各种美好精神，同时彰显优秀的民族品质或对其劣根性进行深刻反思。”她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则总结了4点适合对外推介的优秀文学作品的标准：作品能反映汉语的语言之美；作品可以呈现多样态的中国经验，表现中国人的人文生活以及中华文化的内涵与情感；作品具有参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性，能引起全球性的共鸣而非只囿于中文世界；作品的形式应具有可研究性，能在全球化的时代展现独特的风格。十月文学院副院长赵兰振说，评判一部作品是否值得推广不能忽略文本本身的文学性。他认为，文本的语言与美学问题、作者对整体叙事技巧的把握都很重要。
　　重视文化的转换与衔接
　　中国文学作品的推介有赖于高质量的翻译，这需要中方和当地译者在文化的转换与衔接上下一番功夫。许多专家表示，翻译中的困难并不在于知识层面的语言转移，而在于如何在译作中表达基于中国人生活环境的现实经验，以及作品中采用原生态语言营造的丰富意境。为此，多位中方学者建议外国译者站在叙述者的立场上理解作品，先准确把握作者的立场，再选择能准确表达其情感的本土化词句。
　　随着近年来带有鲜明地域色彩的作品不断增多，如何保证方言俚语等建构起的本土化叙述不在翻译过程中被滤掉，成为全世界译者共同面临的难题。新西兰翻译家邓肯·坎贝尔提出，译者应该让自己隐身，令原著作者直接同读者进行沟通、交流。当面临某些确实难以转换的“中国化”词句时，译者应该增添文采，提高作品的故事性，这样或许能弥补一些难以避免的小误差，增添作品对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吸引力。
　　此外，一些与会专家表示，要令作品引起共鸣，最好能在当地找到与之相似的社会文化因素。伊朗学者莫特拉格从伊朗社会对诗歌的热爱和重视出发，着力推广中国的诗歌作品。越南越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阮荣光表示，越中两国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又同为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近年来面向越南官方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政治理论类作品，取得了积极反响，也因此获得本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土耳其青年汉学家吉来说，土耳其与中国历史共通的一面，为在土推广历史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提供了有益条件。“中国古代王朝的治乱更替、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从落后到复兴的历史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土耳其也经历了从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到衰败崩溃、最后建立共和国的过程。我们可能面临相似的挑战，也因此产生了同样的思考。”(马逸珂)
【编辑:郭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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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频道精选：中国文学走出去究竟有多难？
布克国际奖公布了今年的初选名单，来自11个国家的总共13部作品入围。其中，中国作家阎连科和译者Carlos Rojas凭借《炸裂志》入围。这也是阎连科继2013年和2016年之后，第三次入围该奖项。提及阎连科时，通常会被介绍为“中国最受争议和禁书最多的作家”。这甚至使得《炸裂志》在国内出版时，宣传文案也就变成了“这是阎连科多年以来终于能够在大陆正式出版的一本小说”。
“最近十来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外国翻译家、外国出版社对中国文学感兴趣？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我们作品的创作质量提高了。”
张爱玲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但是日本翻译张爱玲的作品很少。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日本文学里本来就有很多描写女性心理的细腻的东西，那么对于日本读者来说，张爱玲这样的作品就没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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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借助电子平台“走出去”
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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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马逊中国日前宣布，亚马逊跨文化出版事业部和中国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暨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联合启动“CCTSS-亚马逊”中国当代文学精品翻译合作项目。双方将利用各自优势，为美国读者带来优秀的中国文学著作。这一合作也是继亚马逊中文书店和Kindle中文电子书店在美国上线之后，亚马逊在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
　　据亚马逊全球副总裁暨中国总裁张文翊介绍，亚马逊在中国和美国组建了专门的团队，负责挑选、翻译并出版中国的优秀作品。“我们深信此次与中国文化译研网的合作将会进一步推动和加快这一进程，让全世界的读者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架起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中国文化译研网执行主任徐宝锋表示，由于语言壁垒、中外文化差异、读者阅读习惯等方面的制约，尽管中国有着众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但在海外读者中的影响力仍然比较小。“我们希望借助亚马逊这样的全球平台，让更多优秀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得到推广，也让更多的海外读者了解并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亚马逊跨文化事业出版部是美国亚马逊出版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专业机构，自2010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在全球各个国家发现更多的好故事，拓展多种语言优秀文学作品的英文翻译和出版。通过“CCTSS-亚马逊”中国当代文学精品翻译合作项目，译研网将邀请130多位文学杂志主编和评论家联合推荐180本中国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与亚马逊从中遴选出最适合海外读者阅读习惯的精品，纳入亚马逊的年度海外出版计划。这些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在翻译和出版之后，将通过Kindle一站式电子书管理平台上传至美国亚马逊Kindle中文电子书店，帮助美国及英语语言读者感受和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2011年以来，美国亚马逊出版已经先后将包括陈忠实、贾平凹、冯唐、路内、虹影在内的多位知名作家的18部中国文学作品纳入翻译出版计划。迄今为止，已经在美国翻译出版了9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其中路内的《少年巴比伦》还成为亚马逊亚洲文学排行榜冠军。最新完成的张小娴的《我这辈子有过你》以及虹影的《好儿女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优秀代表作品。
责任编辑：cnfol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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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的中国文学遭遇了怎样的变异？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谈文化传播与文化变异
　　◎ 日本版《西游记》中，唐僧是女的，为什么唐僧要是女的？据说是因为取经路上太寂寞，四个男人没意思。
　　◎ 英国版《西游记》中，猪八戒的钉耙已从九齿变成四齿。
　　◎ 美国版《西游记》中，不仅观音菩萨袒胸露腹，唐僧一身休闲裤、皮带、衬衫现代装扮，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的形象亦颇为“混搭”，更令人咋舌的是唐僧跟观音菩萨竟然接吻了。
伦敦车厢外的《西游记》
　　英国版《西游记》中猪八戒九齿钉耙已变成四齿，日本版《西游记》中唐僧是女的，美国版《西游记》中唐僧跟观音菩萨接吻了……中国的经典走出国门之后原来已如此面目全非！日前，金砖国家大学校长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以此为契机，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创新”分论坛上，带着敏感的反思和文化建设的责任，来自金砖五国的专家学者围绕各国间的文化传统、文化传播、文化创新等问题交流研讨，畅所欲言。而其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关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变异现象列举及一番论述，不禁引起与会各国学界同仁深刻反思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文化传播中遭遇的尴尬。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力的迅速增强，文化传播的重要性无需赘言。基于深入研究，曹顺庆不无忧虑地指出，长期以来，中外文化交流是不平衡的，自我国政府提出“走出去”的文化战略以来，这种不平衡开始改变，中国文学“走出国门”的问题日益受到各方重视，但是我们并不适应这种变化。例如，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中国文学的众多外译本，虽然尽可能地做到准确忠实，却在“走出国门”的时候遭受意料之外的冷遇。中国文学通过外译“走出国门”的美好设想往往在实践中遭受了“出人意料”的挫折。那么文化翻译、文化传播中有什么规律？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中有没有规律？曹顺庆从学理的角度做了分析。他指出，文学“走出国门”，带出去的绝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所承载的中国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学的国际旅行，实则是文化与文化的碰撞与磨合之旅。而这种最终的融合则往往是通过变异与“他国化”来实现的。文化创新也往往是在文化变异中产生的。
　　变异：武松杀潘金莲是因为武松爱潘金莲？
　　曹顺庆谈到，文化传播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它会产生变异，换句话说在文化传播、文化翻译过程中，当一国文学传到另外一国去，一国文化传到他国去，会产生与根源国家不同的东西，即产生变异。而这种变异在曹顺庆看来有负面效应也有正面效应，其正面效应就是它往往是文化创新的一个途径。“实际上，文学的跨国、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的传播过程中，更多的是变异性。遗憾的是，在国际文化交流研究中，这一重要问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在曹顺庆看来，国际文化传播的变异性是指由于不同的文化、心理、意识形态、历史语境等因素，在译介、流传、接受的过程中，存在着语言、形象、主题等方面的变异。文化变异学就是来探讨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可以用变异的理论来处理全球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规律问题，尤其今天金砖五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恰恰可以从中寻求理论依据。
日本版《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与猪八戒造型
　　“日本版《西游记》中，唐僧是女的，为什么唐僧要是女的？据说是因为取经路上太寂寞，四个男人没意思。还有一个版本中，对孙悟空的解释是‘悟着双眼看不到天空的人’，猪八戒的解释则是‘将戒字刻在名字中的人’。”曹顺庆的发现不止于此。他在搜集《西游记》在国外传播情况中还发现，英国版《西游记》中，猪八戒的钉耙已从九齿变成四齿；美国版《西游记》中，不仅观音菩萨袒胸露腹，唐僧一身休闲裤、皮带、衬衫现代装扮，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的形象亦颇为“混搭”，更令人咋舌的是唐僧跟观音菩萨竟然接吻了。“据说唐僧在取经路上为什么意志那么坚定？女儿国的国王或者其他都诱惑不了，因为他心中早就有人了。”
　　不止于此，《水浒传》《金瓶梅》等名著的对外传播中，都出现了令人颇为惋惜的现象。以《水浒传》为例，哈佛大学某教授的观点就令曹顺庆“很无语”。该教授认为，武松杀潘金莲是因为武松爱潘金莲，杀潘金莲是与潘金莲结婚！该教授认为，武松如同“死神使者”，“蕴涵着无穷的暴力与残忍”。尤其典型的是武松为了复仇杀金莲这一场景，其中充满着性暴力的意象，如同一场血腥的仪式般的“婚礼”。该教授还指出：“安排金莲死于和武松的‘新婚之夜’，以‘剥净’金莲的衣服代替新婚夜的宽衣解带，以其被杀的鲜血代替处女在新婚之夜所流的鲜血，都是以暴力意象来唤起和代替性爱的意象，极好地写出武松与金莲之间的暧昧而充满张力的关系，以及武松的潜意识中对金莲的性暴力冲动。性与死本来就是一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概念，这里，金莲所梦寐以求的与武松的结合，便在这死亡当中得以完成。”显然，在哈佛大学这位教授看来，武松为武大复仇残杀金莲不但不具有合法的正义性，也违背了基本的人伦和情理，是一场惨无人道的血腥“谋杀”。对于这一场景的描述，论者甚至认为武松对金莲之“恨”并非是为了完成对兄长武大的复仇，而是体现出对金莲——兄嫂身体的暴力性的剥夺和极富色情意味的占有，而这充满着暴力美学色彩。
　　“这样一些变异有时看上去好像很可笑很荒唐，但是它是现实存在的，通过这些变异实例我们可以看到，变异无处不在。”曹顺庆介绍，这些年他指导了几十篇英译中国文学，他们看了大量的翻译作品，从中发现不仅文学流传中有规律，对于文学的解释也有变异。“由于历史、文化、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处于传播和交流中的文化与文学必然会产生变异。这种变异就产生在我们中间，只是我们没有提出来一种文化规律。”
　　他国化：“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意指“学习，而时间的白色羽毛飞走了”？
　　试图寻找文化传播中潜在规律的曹顺庆发现，文化变异中有个最重要的现象产生，即“他国化”。也就是说一种文化传到另外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变化是变成了别的国家的东西。他指出，金砖五国中，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一个重要交流就是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变成了中国的禅宗，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还有中国的诗传到美国，实现了美国化。这些都是变异现象。曹顺庆认为，研究这样一种变异，有着更有利于我们互相补充、互为参照的现实意义，更有利于我们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现实世界，也更有利于探讨文化交流的创新规律到底在哪里。
　　具体而言，曹顺庆认为，文化从一国传播到另一国必然会面对语言翻译的变异、接受的变异等问题，会产生文化过滤、误读与翻译上的“创造性叛逆”，甚至发生“他国化”的变异。“他国化的问题在当今学术界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经常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中国理论西方化，怎么化？学理上常常没有讲清楚。变异学中的他国化就试图从学理上讲什么叫‘化’。”曹顺庆指出，所谓他国化，是指一国文化在传播到他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的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变异，这种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化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所同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变异学中称之为文化的他国化。
　　具体而言，传播国的文化被传播到他国之后，他国文化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解读和改造，其中有利于他国文化发展的因素最终会被他国文化改造后吸收，从而使得传播国文化在话语方式上改变，最终完成文化的他国化过程。他国化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从接受国来说，亦即本国文学被他国文学所“化”。如五四时期，在中国新文学发起者的倡导下，中国诗歌完全用外国的诗歌形式，中国诗歌完全被西方诗歌所化。另一种是从传播者角度来说，传播国的文学被传播到他国之后，他国文学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解读和改造，其中有利于他国文学发展的因素最终会被他国文学改造后吸收，从而使得传播国文学在话语方式上改变，最终完成了文学的他国化过程。
　　以寒山诗为例，曹顺庆研究发现，寒山诗在相当长的时间并未获得中国文学的重视，文学史中一般都不对其做介绍。对于中国很多人来说，寒山诗也是个陌生的名词。但是这位唐代的诗人在美国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的寒山诗，它已经不完全是中国的诗了。寒山诗之所以在美国受宠，曹顺庆认为原因在于，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盛行东方的禅宗文化思想，而寒山诗中浓厚的禅宗思想恰好暗合了很多美国人当时的追求。诗中徜徉于大自然的生活方式与美国嬉皮士青年所向往的生活相呼应，因此不仅寒山诗在美国流行起来，寒山也成为美国年轻一代崇拜的偶像。1997年，弗雷泽出版史诗性长篇小说《冷山》，后翻拍成电影。“寒山”在美国译作Cold Mountain，即为该书书名，从卷首题词也可看出这部小说是受到寒山及其诗歌影响的。
　　20世纪英美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著名意象派大师埃兹拉·庞德的译诗，在曹顺庆看来是他国化现象更为典型的例子，但很多人只将庞德的翻译看做翻译的著名案例，而没有注意到其翻译中典型的他国化现象。庞德在诗歌方面成绩斐然，享有盛名。他写诗，同时也译诗，其汉诗英译作品更是为西方读者所熟知，而这些作品独特的魅力就来源于庞德译诗时对于中国古诗话语规则的“他国化”改造。
　　例如，《论语》中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庞德将繁体的习（習）拆分成“羽”和“白”两部分，于是“学而时习之”就变成了“学习，而时间的白色羽毛飞走了”。这样翻译很有美感，但是完全不符合原义。再如，“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庞德从象形文字的角度解读，将“坦”字图像化为“一轮红日从地平面升起”，而荡（蕩）字则用“拆字法”拆分成“草”“水”“日”和“阴影”。于是，在庞德笔下，“坦荡荡”就“他国化”为“地平面的日出、草、日、阴影、流”。《论语》中的君子形象被解读为一系列意象的组合，话语规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异。
　　曹顺庆认为，基于汉字的形象性和语言能量说，庞德实现了对《论语》的创造性解读。他利用“拆字法”或“表意文字法”的解读，与中国传统对《论语》及其背后的整个儒家文化体系的解读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在有些语段的翻译中从根本上抛弃了中国传统的解读，完全跳出汉字本身的意义生成，进行主观的自由想象和发挥。
　　从《红楼梦》等许多著作的翻译中，曹顺庆都发现了文学他国化的典型现象，即作品中很多内容的翻译已经与原来的意思不一样，而且他发现这种不一样的东西在国外恰恰受到重视。“关键是这种变异有时我们经常持否定和排斥态度。庞德以及我国林纾的翻译，我们常常说他们乱翻译，但是他们俩人的许多翻译成为翻译中不朽的译作，其中一个规律就是他们变异中有创造性，文化被他国化以后必然会参与到接受国文化的更新与再创造中。这其实就是我们文化交流中的创新问题。文化的创新性对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前景还很广阔！”
（编辑：单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