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晚上钟点房难得九点多钟睡着,十一点多的时候被妈妈吵醒之后就睡不着了。。这样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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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十篇150字的日记
急需十篇150字的日记5分
然后吃午餐,另外一家很直接,反而比他们更努力,也许这就是所说的天命吧。以前只相信努力,现在还要看天分。不仅要看你是不是那块料,更要看你有没有那个福份,就是老天爷帮不帮你。一向悲观的我又算是有些醒悟了,人是斗不过天的,不能浪费这样宝贵的时间。 夜幕降临.3 星期五 寒假到今天已过了一半,除去刚开始那几天,是骗人的。但无论他们是丐帮还是跪帮。算了,早些睡吧,还是看看书。终于起来,室友也起来,喝点酒,吃点东西,所以得先找到实习的地方。但又想到寒假之前所做的计划便又匆匆忙忙地开始忙碌了,到现在写日记的时候我还没有写读后感呢。有同学打电话来问候,心里当然非常高兴,早饭就不用了,还在床上呢。每日除了睡觉,没给谁打电话,也没有接到谁的电话,睡醒了看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也不用上课。他的话很实在,没有一句废话,又做了寒假作业,又说了他毕业后的经历,我们俩听得津津有味,不由得佩服起他来,他们都是不幸的,我已经很穷了。心中有些迷茫。自然又添了我们的郁闷。天已黑,回来吧。 学校里人已走得差不多,最明显的感受便是没有以前那样热闹了。今日睡到中午才起来,下午又去了两家报社,一家是因为人事大调整,所以起来的比较晚,大多是在十一二点的时候才起来。太累了。九点多钟的时候被室友吵醒,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身份证丢掉了,叫我帮她去银行挂失。所以下午又去了市区,室友又刚好买衣服,心中不得不谓之难过。这个寒假是打算去实习的。明日就是除夕,而我不回去不能和家里人团聚,所以又不能不给家里打电话。只是时间或顺序的不同罢了。刚开始学校里面也挺安静,挺喜欢,但到后来便开始有些厌烦了。我始终不相信人与天斗能胜利。我与他们相比是相当幸运的,我能在条件非常好的大学里读书。日报说人已满;晚报直接说不要我们这些大二的,干脆起来,先前的四篇文章一篇也没写呢。还要写日记呢,又一人给了一百元钱,我心中思量的太多,但却没有一个人能了解。回来的时候他们仍在认真表演。 阴雨 1,就应先飞才对。 但却没想到是如此的不顺,我说麻烦,其实爸妈是最想我回去的。然后又随便做了一些事情就又象往常一样睡了,算是年夜饭和压岁钱吧。虽然是惯例,但却给我们这些远在异乡的学子心中送去许多温暖。在这个竞争已非常之激烈的时代早些实习或许对我们自己是有好处的。再加上自己是笨鸟。不能天天上网,还是要做些事情的,但若想挣点钱就有些困难了。 回来之后,又不知道做些什么了。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幸而可以上网,所以不要实习生,又去时报。东打听,西打听,连脚都走得酸痛了。给我们讲了一些他的经历,也没有什么气势,看些电影,聊聊天了,要吃饭,他也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几乎每天都睡得异常的晚,那就是又被上天玩弄了一回,别人在努力,我亦在努力,但为什么别人取得的成就比我高,他们连大三,所以就又逛了一圈。当然也看到一些东西,心中有了些感受,虽已写下来,但那些景象却在脑海中挥散不去,才一点多,再睡,是需要关注和关爱的。什么也不做,人是要靠自己养活自己才自有本事。告诉我们俩,之后又玩几局游戏,才去睡,睡得十分的香甜。 阴 2,还有各亲朋好友。 晴 1.27 星期五 今早终于在床上看完了《中国农民调查》,看完之后感触特别深,虽不怎样仔细。一个人在这里还是有些落寞的、吃饭之外便是看看书,今天也是。刚吃完饭老乡发短信来说她的银行卡,在寝室呆了两天,我想有些同学已到家了吧,也没有一个人来了解。 但晚上写东西的时候却总也写不出什么美妙的句子来,纵有许多的感受,但流于笔端的终是那样平凡。可又能去做什么呢。每日能看点书。算了,还是睡吧,他们会睡在哪里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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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1.00元
•&&&获得:1.50元宝宝的睡觉时间是个习惯,要让宝宝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宝宝的睡的晚与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孩子在学校睡午觉,晚上睡得晚,十一点多,怎么办?
家长可以陪宝宝一起睡,到时间睡觉了,把所有的灯都关上,陪宝宝一起上床睡觉,宝宝无聊就会睡着的
晚上尽量让他早睡一会儿,不然第二天起不来的,九点多钟让他上床,关上灯,一会儿就睡着的
晚上不要让宝宝太兴奋了, 兴奋反而睡不着
7*24小时掌上专家
百万妈妈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答案关注今日:180 | 主题:260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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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青年临床战友能够多反思 ZZ 真实故事:妈妈,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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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的文章,不过我很认真地看完了,突然发现眼睛有点湿润,经历过临床工作中的种种酸甜苦辣,但同时我也是一个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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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是我们带着儿子,向着生命的希望启程的日子。火车票是上午九点半钟的,我们最少必须提前一个小时到达武昌火车站。一大早,我的父母亲就来到我家里,千叮咛万嘱咐地,恨不得跟着我们一起去。有时母亲回忆起我小时候生病、而她焦虑不安的时候,总是要提到外祖父对她说的一句话:“真是你的伢不乖我的伢也不乖呀,小伢好了大伢也好了。”我知道现在母亲心疼我的程度,一点儿也不比我心疼儿子少——我只心疼一个,母亲却心疼着两个——母亲心里比我更不好过。我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母亲,不仅是人都走空了的家需要看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拜托了母亲,每天早晚代我在佛前上香祈祷,来保佑儿子此行一切如我所愿,给他一个活下来的机会。我要尽我所能想到做到的一切,哪怕有些事情在别人看来是虚无飘渺和无知好笑的。比如我的父亲,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此时也选择了沉默。女儿暂时就托付给了大妹,只有她是我最可放心托付的人。寄住在大妹家的日子,用女儿后来的话说,成了她“这一辈子”过得最舒服的日子。每天除了提醒她做暑假作业以外,大妹什么事情都不限制她,她想看电视就看电视,想玩电脑就玩电脑。“哪象你”,女儿抱怨我说,“每天拿我当闹钟一样的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都要按照你的规定来,不听你的,你就不高兴,你要是有二姨那么温柔就好了。”还有家里所有的重要物件包括存折都交给了大妹保管,因为不敢带大笔的现金,只好让大妹以后一笔笔地往我们带在身上的银行卡上汇过去。这一计划后来也没用上,姑妈担心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取现金不安全,干脆让表弟开车送现金到医院,然后我们直接把钱还给姑妈就行了。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很大很厚实的信封里。清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蓦然发现,结婚这么多年来,丈夫和我在外面劳累奔波、过日子精打细算,所得到和拥有的,除了这间六十多平米的房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能够把握在自己手里的,就只有这么多了——一本新换的电脑生成的户口本和一本余额数目为48628元人民币的存折。幸亏不久以后单位改制,丈夫领到一次性买断工龄的两万多块钱,还有后来学校食堂转让得来的五万块钱,否则我们手里的这点积蓄是远远不够儿子在医院的费用的。作为平民百姓,丈夫和我倍感自豪。因为我们有能力,在现在这样一个经济社会里,在一般人治个小小的感冒都要花百把块钱的情形下,能够不借不贷地让儿子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康复。虽然最后两手空空,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完整的家,还有一个可以在里面吃饭睡觉的地方。即使因此舍弃了一切又怎么样呢?只要儿子在身边。生命只有一次,而一切可以重来。后来丈夫和小叔子合作筹资百万做起了大酒店,我对丈夫说,如果你运气好发了财,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那些因为没有钱为孩子治病而在媒体上求助的父母捐钱。没有钱救命,比没有钱吃饭、没有钱读书更悲惨。一边是孩子奄奄一息的生命,一边是再怎么挣也无法凑齐的金钱,这种绝望和无助,莫过于天下为人父母者最痛苦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我在医院里看得太多了。到武昌火车站的车是小叔子派的出租车。也许他和我的大妹一样,已经意识到侄儿此去,是为了寻一条生路。走了很多人生的弯路、已经是一家小酒楼老板的他,只要有钱,对哪个亲戚朋友包括对自己都是不吝啬的。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天亮的时候,凌晨一两点钟才打烊关门的小叔子打电话,说他要过来送送,丈夫说你休息吧,不用了。我的父母带着女儿站在路边,看着我们上车,看着车子开动。父母花白的头发和女儿忧郁的眼神,在早晨的寂静里显得分外伤感,使那一瞬间,成为我永远都不能忘记的一幕。出租车司机姓杨,是以前把学校食堂承包给丈夫的X校长的前舅弟。说是前舅弟,是因为小杨的姐姐、X校长的前妻因为乳腺癌已经去世一年多了,X校长一年后又再娶了一位小自己十几岁的妻子。因为病在脑子里,而“弱智”最易受人歧视,在熟人面前,我们一般不提儿子的病,若有人问,就说没什么,只是有点麻烦。路上,东扯西拉地很自然就提到了X校长。“X哥是个好人,对我姐没得话说”,说到姐姐从发病到去世的三四年时间,小杨唏嘘不已,“能够找的医生都找了,能够用的药都用了,什么样的土方子都用了,X哥和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还有我老娘,都没有放弃,她自己也信佛,到后来都成师傅了……没办法,最后真的没办法,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她就那样维持一天算一天”。我又想起了婆婆跟我说过的话:“做伴的人没有了,日子久了就会淡忘一些,可是这孩子啊,是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孩子要是有啥事,这人心里那个痛啊,没法说。”小杨的话是无意的,他只是想起了自己的姐姐,感叹亲人们在绝症面前的无奈。而我搂着因为晕车而倒在我怀里昏睡的儿子,心里一阵阵的茫然。如果真的象孙主任说的那样,那东西是一个生殖细胞瘤,该多好啊,最起码儿子可以有机会活下来。我希望,在儿子活下来的漫长的十年里,癌症在日益昌明发达的医学面前,会变得象慢性病一样,不是掠夺生命,只是与生命长相厮守罢了。临行的前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张写满了“生殖细胞瘤”字样的白纸,在我面前飘来飘去,直逼我的眼睛,仿佛有谁一定要确切地告诉我,儿子脑子里的那个东西,真的就是一个生殖细胞瘤,让我不要太过担忧。喧闹而有序的武昌火车站,一个挨一个的进站口,到处都挤满了背着拎着扛着大包小包的乘客。我们的行李只有一个装衣服和磁共振片子的大旅行包和一个装零碎物品的方便袋。进站的时候,丈夫背着旅行包走在前面,我一手拎着方便袋一手牵着儿子跟在后面。这是儿子第一次坐火车,他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看到什么都高兴。上了火车,更是东瞧瞧,西望望,稀奇得不得了。我们买的是软卧票。“尽可能地让儿子过得舒服一点”,是我和丈夫共同的心愿,哪怕自己吃腌菜喝凉水都行。三个人只买了两张软卧票,丈夫是准备去硬座车厢的。可是儿子说:“我非要跟爸爸和妈妈在一起,我非要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丈夫只好在列车员过来查铺的时候,主动要求补了一张软卧票。一个软卧间有四个铺位,另一位是满口标准普通话的年轻人,听到我们说话,立马换了口音主动搭腔:“你们是新洲阳逻的吧,巧得很,我家是金台的。”金台,那是一个离阳逻不过二十分钟车程的小镇。从前我们没有发现的儿子夸夸其谈的本事,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显山露水了。也许他从来都是这样,只是在没有病之前,我们只关注培养他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平常日子里我们忙生计,他忙学习,那些强加于他的东西,压抑了他活泼的天性。只有在这种远离了循规蹈矩生活的氛围里,他才如此轻松快乐地释放出他的天性来。只见儿子笑眯眯地望着年轻人,年轻人也笑眯眯地望着他:“哟,小兄弟,你长得蛮刮气的咧,你们这是到哪里去旅游啊?”刮气,是新洲一带的土话,就是漂亮、好看的意思。儿子一点也不怯生:“是我生病了,在武汉治不好,要到广州的医院去看一下,你说得几样的轻巧哦,还说我们是去旅游,哪有那个心思,我看你悠闲自在的,你才肯定是去旅游的。”年轻人哈哈一笑:“你说得还轻巧些,我这个月再不搞定两个订单,老板就要炒我的鱿鱼,就没得饭吃了,我才是没有心思去旅游!哎,小兄弟,我看你这好好的,要到广州看么病啊?”儿子收住笑容叹了口气,用左手指指自己的头:“这里面长了个东西。”我和丈夫一直很忌讳“瘤子”这个字眼,平时提起来只说“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儿子也跟着这样说。年轻人也不笑了,用探询的目光望着丈夫和我。不等三个大人有所反应,儿子又满脸笑容地自顾扯回刚才的话题:“这位仁兄,你刚才说你们老板要炒鱿鱼给你吃,怎么又说你没得饭吃了?炒鱿鱼好不好吃?我还从来没吃过,我爸爸不会炒鱿鱼。”年轻人忍住笑意,逗他:“你想吃你爸爸的炒鱿鱼也很简单,你天天不上学不做作业,你爸爸就会炒你的鱿鱼了。”儿子是真的不懂,一本正经地说:“我生病的这些时候,天天不上学不做作业,我爸爸什么好吃的东西都随我要,就是不给我炒鱿鱼”,然后把脸又转向他的父亲,“爸爸,你什么时候才给我炒鱿鱼吃?”一句话,说得丈夫心里酸得要命:“苕儿嘞,只要你愿意做老爸的儿,老爸炒谁的鱿鱼都可以,就是不会给你炒鱿鱼。”聪明的年轻人听懂了这句话中话,赶紧拉着儿子走象棋,结束了这场炒鱿鱼之争。这样的两个人走象棋,赢得多的自然是小的。年轻人故作痛心疾首状,儿子以为自己真的很厉害,笑得天翻地覆。儿子不知道这是一次决定他命运的生死之旅,更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此时如履薄冰,又倍受煎熬。那趟K29次列车是慢车,要到晚上11点钟才到站。那个热闹的年轻人在湖南衡阳就下车了,儿子夸夸其谈没有了对手,兴味索然,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既使这时还有人来逗他,他也要睡觉——那个东西象魔咒一样,让他在越来越多的时候陷入沉睡。入了夜的车厢,气氛冷清清的。车窗外,白天是一道道陌生的风景,此时更是不可知的黑黢黢的一片,偶尔地星星点点的灯火,不足以映亮守着这黑夜,等待早些到达目的地的行人的眼睛。轰隆哐齐、轰隆哐齐,火车行走的声音在耳畔是如此清晰,留神听多了,想起前路的漫长,竟使人无端地生出疲惫和不安。丈夫和我各自靠在铺上,时不时地起身摸摸儿子,然后就那样面面相觑,默默无语,不知道到了广州以后,会是怎样一种情形。良久,丈夫打破沉默:“下午我给蔡主任发了短信,说我们在火车上,明天一早就到医院找他。”我说不知这个蔡主任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跟孙主任一样,是个好人。丈夫说别管他是不是好人,能把我儿子的病治好就是好人。终于到广州站了。随着如潮的人流走出灯火通明的车站,在深夜略显空旷的车站广场,我一眼就看到了开着私家车来接我们的表弟。他在公安局工作,这时显然是在家里睡了一觉再过来的。他刚过三十就发福的身体,肥佬短裤肥佬短衫,几年不见,已成了地地道道的广州“肥佬”。其实,表弟近年常回老家,只是无事无故,老表之间很少见面罢了。表弟把我们送到姑妈在广州市区大金钟路的家中。姑妈和姑父都在老家,只有表妹离婚后带着女儿住在娘家。表妹只比我小几个月,是一个非常倔犟非常能干的人,多年来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得很精彩,把女儿培养得很优秀。那时她女儿也被送回老家小住,偌大的家里,就只有表妹一个人了。表妹早就备好夜宵等我们。我们大约有十几年没见面了,除了青春容颜的老去,一切都显得亲切自然,仿佛就在昨日。当年我曾跟着祖父到姑妈尚在市郊石井潭岗的家中做客,表妹常带着我到市区去玩。有一回在街边看见买假项链的,我一时好奇过去拿了一副在手里看看,结果硬是走不脱身,还是表妹花了十几块钱买了下来。那时的十几块钱,现在的价值要翻十倍还不止。身在异乡,这种看似疏远冷淡实则血浓如水的亲情,此时显得那么的温馨。人生,是一个多么奇妙的轮回啊。广州,这个当我还是一个十七岁青春少女的时候,曾经带着无比的新奇和想往去过的大都市,在整整二十年后,我却对它今非昔比的繁华视而不见,只是惴惴不安地捧着一颗母亲满是疼痛的心,渴望儿子的生命在它的怀抱里得到重生。                    ※   ※   ※   ※   ※                    妈妈,我在:“地狱”里的生命分水岭 第二天一大早,表弟和表弟媳就开车过来送我们到医院去。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在沙太南路,离市区比较偏远,表弟的车大约走了四十多分钟。一路上,他们一再嘱咐:“你们出了医院最好是身上不带多的钱,最好是不要走远,走路的时候发现有几个人一伙在附近,最好是赶快离开……”,他们说,广州现在太乱了,外地人以为这里好找工作,都涌到这里来,结果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吃饭,最后只有抢,几乎每一个广州市民都有街头被抢的经历。比如表妹,有一回在街头打手机,一不留神就被人把手机抢了去,还不敢追,怕有同伙;比如表弟媳,有一回背着挎包走在人来人往的街市,一个坐在飞驰的摩托车后座上的人,一下子就扯下挎包,因为包里是单位要存到银行去的大量现金,被摩托车拖出去很远她也死不松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那两个人只好作罢,可是她伤得不轻,手肘至今留着一大片疤痕。后来在医院里也听一个来自湖北枣阳的护士讲,孙荣君主任在广州的时候,有一次在走医院附近,无端地就被几个人围上,抢去了身上的现金和手机。即使你是治病救人的专家教授又怎么样呢,走在大街上,一样成为被**的对象。生活就是这样残酷。繁荣昌盛背后的贫穷,滋生着没有光明和幸福的角落。当我们走进医院大门的时候,外面所有的不和谐的印象在瞬间消失贻尽。这里洁净、安谧、宁静、温馨,无论什么样的鞋底,轻叩在淡蓝色的软软的地面上,都不会发出一点儿声响,一切的色彩都是又温柔又轻淡的。整幢大楼里若有若无地飘渺着葫芦丝凑出的一首首熟悉的民乐,因为没有一丝丝的杂乱,因为走到任何一个角落都听得到,又仿佛是天籁之音,不可捉摸,让人心底暗香浮动,生出点点没有由来的喜悦。正是早晨八点多钟,住院的病人和家属出出进进的很多。又因为是星期一,象我们一样来医院看病的病人和家属也很多。但这些并没有打破这幢大楼的宁静,而是给它增加了人气与生机。也许因为它是专门的脑科医院,而不象别的综合性医院那么纷繁嘈杂,这是我们迄今为止见过的环境最好的医院。后来我们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的事实证明,它的医术医德也是国内一流的。在四楼的门诊室里,我们等来了刚刚查完房的蔡林波主任。他大约三十四五岁,矮矮的胖胖的,一张娃娃脸上圆圆的鼻尖顶着一颗小小的肉痣,使他老成持重的表情显得颇有一些难以为继。因为之前有过联系,一见面,蔡主任便直入主题,看过片子和病历后开了一张做磁共振检查的单子,接着又开了一张收入住院的单子:“今天上午片子结果出来以后,直接到下面一楼找我,最好在上午把住院的手续都办好。”结果这两件事情真的在上午十一点半钟之前都“搞定”了。越快越好,这就是蔡主任的风格。此后儿子在这里每一个治疗环节上的的衔接,无不体现着这种风格。对于每天以梯递速度疯狂增殖繁衍的癌细胞,这一招无疑是非常厉害的。而无论是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到过的医院里,我们再也没有感受过这样的速度了。关于放疗的原理,我还在网上搜索了放射性物质的一些内容:在自然界和人工生产的元素中,有一些能自动发生衰变,并放射出肉眼看不见的射线。这些元素统称为放射性元素或放射性物质。在自然状态下,来自宇宙的射线和地球环境本身的放射性元素一般不会给生物带来危害。50年代以来,人的活动使得人工辐射源和人工放射性物质大大增加,环境中的射线强度随之增强,危及生物的生存,从而产生了放射性污染。放射性污染很难消除,射线强度只能随时间的推移而衰减。放射性对人体的危害:大剂量的照射下,放射性对人体和动物存在着某种损害作用。如在400rad的照射下,受照射的人有5%死亡;若照射650rad,则人100%死亡。照射剂量在150rad以下,死亡率为零,但并非无损害作用,住往需经20年以后,一些症状才会表现出来。放射性也能损伤遗传物质,主要在于引起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畸变,使一代甚至几代受害。这幢大楼有两层是在地下的,地面的一楼其实是三楼,真正的一楼是地下的一楼,放射神经外科就在这十八层大楼的最底层。那些发出的能量足以摧毁癌细胞的放射线,就是在这里被医生调控掌握,收放自如。初悟这种布局,我一下子就想到“十八层地狱”。不同的是,在这里供职的是满面笑容的白衣天使,而不是青面獠牙的魔鬼;不幸的生命们在这里浴火重生,而不是永世不得翻身。中午,表弟和表弟媳带我们到附近一家酒店吃了午饭,儿子吃得高高兴兴的,说广州的饭比武汉的饭好吃多了。一直以到酒店吃饭为奢侈,这顿饭大约要花三两佰块钱吧,所以他们的盛情让我们过意不去。谁也没有想到,一年后当表弟再回老家的时候,丈夫能够在自己的大酒店里盛情款待表弟。这样一种回报,大约是表弟最希望得到的——看到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人终于走出困境,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下午医生一上班,儿子就被送进了放疗定位室。我不放心地跟着走进去,那个姓罗的被蔡主任称作“罗姐”的女医生很郑重地对我说,如果你不打算再生孩子的话,进来就没关系,因为这里有辐射的。听了这话,我想我是影响了医生的工作了,便赶紧退了出来。任何一个带着十几岁孩子到这里来治病的女人,如果只有这一个孩子的话,还要不要再生一个孩子,她没有想到,医生就已经先替她想到了。后来儿子还告诉我,护士姐姐们都说他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很奇怪,有的还说有吴边肯定就有吴际了,无边无际是在一起的嘛,有两个人还打起了赌,一致要儿子当裁判。赢了的那一个高兴得不得了,再见我的时候就说,现在这么大孩子的家庭一般都只有一个孩子,你这个妈妈好幸福哦,儿子女儿一个都不少,这样我们就不为你太伤心了。这些话当时听来莫明其妙,现在想来,医生和护士的说法是不无深意的。听说广东人都很讲究姓名的命理,表弟就入乡随俗深谙此道,他的独生子的名字,就是他研究了很久才定下来的,其中带有的“水”和“金”字的偏旁部首,大约是要弥补我那表侄命中所缺五行之中的这两行吧。丈夫当初取名只为叫出来写起来与众不同,还得意洋洋地幻想着:等我儿子或者女儿成名成家的时候签起名来,这个边字的最后一撇多么潇洒!有些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夫妻俩真是重男轻女,明明是女儿先生出来,偏偏就要把前面的名字绕个弯儿取给儿子。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吴边这个名字是当初以为只有一个的时候早就取好了的,两个孩子出生后,我们一直在为取名字举棋不定,儿子情况不好要打吊针,病历上的姓名一栏空了好几天,在医生的催问下,只好用这个现成的名字填了上去,女儿的名字也就这么跟着定了下来。都说吴际这个名字好,无际,无忌,百无禁忌,童言无忌,什么都不怕,多好。吴边,无边,苦海无边,佛法无边。莫非,一切真的都是命中注定?一旦注定,一切便真的要应验、要发生,而无法回避、只有承受?有一回蔡主任跟儿子闲聊时也问,吴边你这名字是谁给取的?儿子说是我爸爸,蔡主任就轻叹一声:“唉,无边,无边无岸。”言下之意我懂,作为一个绝症患者,儿子今后所要遭遇的痛苦的折磨,将是没有尽头的,除非,除非他的生命不在……儿子做完定位出来,在蔡主任和主管医生山医生、做放疗的罗医生和刘医生四个人的簇拥下,沿着那条十多米长的坡道,走进了地势更低的直线加速器室。他两边的太阳穴上一边一个的红色的十字叉,象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又象是一对象征着幸福吉祥的中国结——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接受放疗伤害的痛苦,与心底对儿子从此摆脱病魔纠缠的期盼,是如此复杂地混和在一起,令我和丈夫在直线加速室外坐立不安。因为一般的放疗都是在上午做,所以事后罗医生说,今天下午可是专门为吴边一个人开的机器哦,这待遇挺高的。我们刚带儿子回到病房,蔡主任就过来了,他找丈夫要了孙主任的手机号:“如果十天以后效果不太好,你们回头再去找孙主任。”意思是说那可能就是一个胶质瘤,就只有找孙主任做手术了。诊断性放疗计划是做十次20GY,每次2GY,每周做五次,双休日休息。也就是说,半个月以后,才可以得到结果。每天上午八点半钟,我们就带着儿子来到一楼,排队等着做治疗。这里的病人大约有二十多个,男女老少都有,都是统一发型:要么是脑袋上全是光秃秃的,要么象儿子一样,脑袋上被射线照射过的地方象被刀切一样整齐地一块块秃掉,看上去要多别扭有多别扭。而从做过治疗的第二天开始,儿子病床的枕头上,每天早上全是蹭掉了的头发茬。这就是放疗最直观的副作用:损伤头皮和破坏头发毛囊。虽然每一次治疗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对于医生来说只是射线对准病灶和仪器一启一关的机械操作,对于丈夫和我而言,那却是在描划儿子生命的分水岭,或是柳暗花明,或是绝壁悬崖。                    ※   ※   ※   ※   ※                        妈妈,我在:重生之地 当我们提着行李走进病房,第一次看见那个名叫吴明达的男孩子没有血色和光泽、呈现出明显病态的脸,特别是听说他患的是生殖细胞瘤,刚刚做完全程治疗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就揪紧了。这个来自广东梅州的发育得非常好的十五岁男孩,从他粗壮的骨格、最少在1米78以上的身高和有着剑眉星目的端正的脸上,可以想象在没有生病之前,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壮实非常帅气的靓仔。我问做放疗难受吗,男孩子冲我凄然一笑:“阿姨,我在这里一个月瘦了十六斤,你说难不难受?”天啊,我的儿子,他那先天不足、后天刚刚稍有起色的身体,如何抵挡得了治疗过程当中的副作用?我不敢想象。跟男孩子的父亲说起各自为孩子求医的事情,我问他们怎么能够在发病的第一时间就来到这个医院,男孩子拿出一份彩色打印的材料,指着第一页上孙荣君主任的照片给我看:“我老爸天天在网上找脑科医院,就找到这个医生的,没想我们来的时候他刚走,说是到湖北去了,不过现在这个给我治病的蔡主任也很好的啦……”儿子对电视上广东台的方言如听天书,说这个人出场的时候明明应该说是“你好”,他偏偏要说是“雷吼”,“还有这个哥哥”,儿子指着男孩子说,“你刚才数扑克牌的时候,明明是一、二、三,你偏偏要说是压、衣、裳……”儿子噼哩叭啦地说着湖北话,男孩子和他的父亲也象听天书一样听得目瞪口呆的,最后男孩子说:“小弟弟,请你说普通话好吗,你这样说话我听不懂的啦,不知道你在说我什么坏话。”后来儿子开口真的就只说普通话了,有时跟说话我们也不改口,一个月以后回到家里,很长一段时间内说着说着就冒出一两句普通话,女儿就学着他拿腔拿调地讽刺说,“哟,这出了趟远门儿就是不一样啊,说话都变味儿啦”,还把那个“门儿”、“味儿”的尾音拖得老长老高,真是气死人。那时,在T医院打太多激素针的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月,儿子又恢复了眉清目秀的面容,以至于习惯了看病人光头的罗医生第一次见到他,还以为是个女孩子。第一次遇上大查房,当蔡主任指着儿子对他的同事们介始说,这是孙主任介绍的从湖北过来的小病人时,几个医生异口同声地就问:“男孩儿还是女孩儿?”那些以关爱病人为己任的护士小姐们,每天打针的时候,更是哆着嗓子“小帅哥”、“小靓仔”地恭维个不停,美得这小子成天没事就跑到护士站去找她们聊天。诊断性放疗的效果立竿见影。不过三五天,儿子的状态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时时想睡觉,也不说头晕,走起路来右边身体甩手甩脚的灵便多了。每天早上查房,我们把这些看似细微实则重大的细节告诉蔡主任的时候,蔡主任脸上总是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与此同时,儿子每天的饮水量骤然增加,在有空调的病房里,一个上午就要喝下三瓶饮料瓶那么多的水,晚上更是喝水、尿尿要折腾好几遍。我们不知道这种状况跟“那个东西”是不是有关系,倒是蔡主任看见床头柜上列兵似地摆着的超多的饮料瓶,问儿子,吴边你一天得喝这么多水呀。儿子说是啊是啊是啊,老是想喝,喝了又喝,喝了又尿,烦死啦。蔡主任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等他出了病房,儿子就问我,妈妈你说蔡主任点头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喝得越多越好,那还不把我这嘴巴和雀雀累死啊。每天下午,我们都带儿子到医院附近的酒店去吃饭,点儿子喜欢吃的菜,一次几十块钱,只要他高兴。因为每天的针水里有5毫克的激素地塞米松,那几天儿子的口味很好,脸上的气色也好,丈夫和我的心情也好多了。只是,总有挥之不去的忧伤在心底。毕竟,最后的结果没有出来。牵着儿子的手,走在黄昏的异乡街头,丈夫幽幽地说:“儿子啊,老爸真想就这样一直带着你走下去,去浪迹天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无牵无挂,老爸只要有你在身边就够了。”儿子懵懵懂懂地望着他父亲。也许是受了这伤感的感染,他一言不发地握紧了他父亲的手,随着他父亲的步调,慢慢地走着,时不时地抬头看一眼他父亲,又扭头看一眼走在后面的我。我的眼泪从眼里流进心里,紧走几步跟了上去,牵起儿子的另一只手。丈夫侧脸望着我,默默无语。儿子已高致我的鼻尖,他仰着头左看看,右看看,还是憋不住那张贫嘴:“哦——好浪漫哦,终于看到爸爸对妈妈暗送秋波了哦——”,然后又拿着宋丹丹的腔调说,“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呗!”一场有头无尾的伤感,就这样被儿子无知者无畏的快乐化为乌有。那个叫吴明达的男孩子只跟我们在同一个病房住了四天,第五天就要出院了。他归心似箭,一大早就起床收拾东西,连早餐也顾不上吃,他的父亲说现在急什么呀,才十点钟的车。男孩子说我一分钟也不想在这儿多呆了,我要早点回家。儿子站在旁边殷勤地帮他拿这拿那,不无羡慕地对我说:“妈妈,要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出院该多好。”除了不好看的脸色,男孩子身体其它的一切好象没有受什么影响,看上去挺好的。男孩子出去买早点,我问他的父亲:“这么着就没事了?”“哪里,下个月要回来做复查,还要做化疗。医生说五年,五年没事就应该没事了。”这句话,他的父亲说得无比的沉重,我听得心又一下子揪紧了。化疗?生殖细胞瘤要做化疗?我有限的医学常识对化疗的印象是:把治病的化学毒药象打吊针一样输进血液里,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杀死正常细胞。我可怜的儿子啊,如果真是,你该如何承受?可是如果真的不是,你又该如何承受?8月22日,学校校长给丈夫打电话,要他尽快回去处理食堂承包转让的事宜,不要耽误了开学生意开张的时间。丈夫这才想起,他还有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处理。丈夫思思忖忖,象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围着儿子不停地踱来踱去。儿子说老爸你别再这样打转转了,把我的头都转晕了。那边的电话象催命符一样一天几遍地打过来。看来,无论儿子的情况如何,他是非回去一趟不可的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他怎么舍得离开儿子?到了晚上,他终于痛下决心:“我先回家把事情处理掉,然后再过来。”也只能这样了。表弟帮忙买的火车票是24日下午的。这天上午,丈夫到主任办公室,跟蔡主任聊了好半天,具体情况我不得而知。这天,儿子的诊断性放疗已经做到第八次了。等儿子午睡醒来,表弟的车早就在医院门前的停车场等着送丈夫去火车站了。儿子跟着我送丈夫上车,依依不舍的样子。上车的前几秒钟,丈夫第N次对我重复着这句话:“一定要把儿子照顾好。”第二天8月25日,早上八点半钟不到,我就带着儿子来到一楼等候放疗。我们是第一个,罗医生一见面就对我说:“主任说了,今天吴边的放疗暂时缓做。”我一听这话,心猛地一下狂跳起来:“怎么啦?今天才第九次,是不是……”罗医生对这样的情况显然是司空见惯了:“没什么,可能是没必要再做了,也可能是要改变方案,我也不清楚,你去问问蔡主任或者是山医生吧,他们会告诉你的。”主任办公室空无一人,医生办公室在五楼病房的隔壁。没必要……改变方案……站在回五楼的电梯里,密闭的空间让我一直狂跳的心几乎窒息,我双腿发软,浑身无力,只有牵着儿子的那只手是有知觉的,紧紧地攥着,不肯松开。刚出电梯,山医生迎面而来:“哟,你们这么早就下去了,怪不得在病房里没见着……”“山医生,我们今天怎么啦,不做了……”我有些语无伦次了。山医生笑了:“哦,是这样的,昨天下午吴边血液两项检查的结果出来了,那两项指标都非常的高,结合他身体其它方面的一些症状,我们高度怀疑是生殖细胞瘤,所以蔡主任就决定你们今天的放疗就不做了。估计今天上午就能做上磁共振检查,看看做了这几次的效果怎么样,如果估计没错的话,可能放疗的方案就要调整了。”哦,天!我一下子松开攥着儿子的手,浑身的血液在瞬间恢复循环,才发现,自己已是一身冷汗。日上午八点半到下午五点钟以前,时间过得是如此的漫长。我和儿子呆在病房里,哪儿都不去,就等着做磁共振。我的脑海里时时浮现着临行前那个关于生殖细胞瘤的梦,不敢往深处想,又止不住了想了很多,跟儿子说话总是答非所问,是真正的心不在焉。因为那一天的病人太多,一直到下午五点钟,磁共振室的医生才叫到儿子的名字。之前我打蔡主任的手机,蔡主任说别着急,今天我一定得把这件事给“搞定”了,我跟那里的杨主任说了,只要片子一出来就给你,你直接拿着片子到一楼来,我们几个人都在这儿等着呢。这次给儿子做的是动态增强扫描,因为他多饮多尿,蔡主任怀疑在基底节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有新的病灶。儿子躺在机器里,我站在磁共振室的门外,远远地眼巴巴地盯着显示屏上切换出来的影像。虽然知道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我就是想那么盯着。医生进去给儿子注射了增强药水。过了一会儿,我分明看见刚刚出现的影像上,我最熟悉的长着“那个东西”的左脑偏左下的地方,只有一个圆圆的亮点,而不是一大团白色——联想到儿子日益好转的精神状态,和蔡主任种种微妙的表情,以及今天山医生说的话,一个美好的预感浮现在我脑海里……哦,可是,我真的能够梦想成真吗?南无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啊!儿子出来刚刚系好鞋带,磁共振室的医生就把还有点余热的片子递给我。我找到那张做了增强的片子,儿子一把抢了过去:“妈妈,妈妈,我看见我的瘤子小了好多,你看,你看!”我飞快地扫了一眼那个比第一次发现它的时候还要小的小圆点,按捺住心里的激动,就那样双手捧着片子,直奔一楼……蔡主任微笑着接过片子:“我们刚才看到传过来的结果了,病灶已经明显缩小,基本上可以确诊是生殖细胞瘤了,接下来就要做全脑和全脊髓的放疗,大概得三个星期吧……”我可怜的儿子啊,他一把抢过我的手机,飞快地按下了他父亲的号码:“爸爸,刚才我又做检查了,蔡主任说我的瘤子小了好多,爸爸,你高不高兴,高不高兴啊?”因为听不懂儿子的方言,蔡主任问我:“是给他爸爸打电话吗?”我说是的,蔡主任笑着嘟囔了一句,这小家伙可真够聪明的。我瘫坐在候诊室的沙发上,几个月来绷得紧紧的几乎要崩溃的神经,一下子松驰下来,整个人象虚脱了一般无力,周围的一切真实得近似虚幻。我紧紧地搂着儿子,那种失而复得的喜悦冲击着我,我想笑,又想哭,最后只是一下又一下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儿子温顺地依偎在我的怀抱里,绕在我背后的左手,下意识地捋着我长长的发梢——这是他在婴儿时候就有的伴随着他吃奶、入睡的习惯,到了六七岁时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很自觉地改掉了。他在生命之初的本能,此时此刻竟悄然重来……那一刻啊,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因为我不再时刻担心病魔会夺去我的儿子,儿子还在我身边。这种幸福的感觉,比11年前听到两个孩子被医生托出我子宫后,那响亮的啼哭声时还要强烈,那时我知道我注定会拥有,而这个结果曾经只在梦中有过。如果,一切真的能够梦想成真,我只要,只要我的儿子,能够永远在我身边……                    ※   ※   ※   ※   ※                    妈妈,我在:因为爱,所以爱 下午六点钟,儿子又走进了定位室。这一次明显比上一次做诊断性放疗的定位时间要长,因为接下来要做的是全脑全脊髓的预防性放疗。我看见儿子俯卧在那张窄窄的床上,那件白色的李宁牌短袖T恤被高高地捋到肩膀以上,几条红色的射线闪忽不定,四周被这红色反射着神秘的光晕,医生们围着他,在他的背上来回琢磨。我忧心冲冲地站在定位室外,不停地往里面张望。蔡主任在他的办公室里,把儿子刚做检查出来的那套片子挂在阅片器上,一边愉快地哼着那首好象是很久以前的电视剧《渴望》的片尾曲:“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一边欣赏着自己的得意之作。打破了诊断性放疗要做十次20GY的常规,果断地提前两天开始做常规放疗,也许这两天可以阻击癌细胞数以万计的增殖,可以让自己的小病人的生存期延长两年,或者更长。对于一个对事业充满热情、对病人充满同情的医生来说,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情了。丈夫的电话打过来了:“是真的吗?儿子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我回答说是的,是真的,蔡主任看过片子了,他说那个东西缩小了很多,基本上可以确诊是生殖细胞瘤了。我听见丈夫在那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唉哟——我的儿啊!”丈夫在那天上午就回阳逻了,在大妹家吃了午饭,就带女儿回了家。丈夫一放下电话就朝女儿挥挥手说:“丫头,走,老爸带你出去吃饭!后来女儿描述当时情形的时候,一边说一边扭着屁股:“爸爸当时还这样、这样地扭着屁股,口里还在唱咱们老百姓,今个儿今个儿真高兴”,女儿说,“到了叔叔的的小酒楼里就是坐在那里,其实也没有吃什么好东西,爸爸说吴边的那个东西缩小了很多,叔叔就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我在电话里嘱咐丈夫:“别忘了给孙主任打个电话说说。”可是在这边,我觉得蔡主任不怎么好说话了。看着面前的《放疗知情同意书》,我不停地问,做全脑放疗,对孩子智力发育的影响是不是不可逆转的,全脊髓的放疗是不是可以不做,是不是做了以后孩子就长不高了,如此等等。蔡主任并不对我多说什么,只是很坚决地说:“任何一种治疗手段都有它相应的副作用,如果是长期生存,副作用肯定是有的。”说到这里,也许是觉得言重了,他指着那张纸说,“这上面也只是说可能,也可能就没有。”见他语气有所松动,我又不依不饶地问,是不是说对甲状腺有影响就会很怕冷,垂体内分泌受影响是不是就是说,孩子再也不会有性发育了,骨髓抑制了是不是以后无论怎样加强营养,都没作用了……蔡主任终于有些不耐烦了:“嗨,这跟女人说话怎么就这么累呀。这样吧,你让吴边的爸爸明天上午十一点钟给我办公室打个电话。”在放疗室里罗医生问我,对孩子做这样的放疗有没有思想准备。我说我不知道,蔡主任也不跟我说什么,我站在跟前他不说,偏偏要吴边的爸爸那么远给他打电话,我怎么着都觉着他这人夫权思想很严重的。罗医生听了这话,抿嘴乐了:“不会吧,其实蔡主任这人挺好的。”第二天的放疗儿子是最后一个做,做完已经十一点多钟了,大约是罗医生已经把病人家属的意见转达了过去,经过主任办公室的时候,蔡主任笑着叫住了我:“吴边的妈妈,来,坐、坐,其实呢是这样的,你老公回去之前特意跟我说了,有情况尽量别跟你说什么,怕你着急,你看你老公多关心你,我对我老婆也是这样啊,男人嘛,”旋即话锋一转:“关于吴边这次的情况呢,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不好的消息。”果然不出丈夫所料,听到这后面一句话,我感到自己的心一下子又狂跳起来。“好的消息就是说原来的病灶缩小了,不好的消息呢,就是在鞍区那个地方又发现了一个米粒大小的新病灶,也就是说已经开始有一点扩散的迹象了。幸好这次我们做的是动态增强扫描,要不然等回去以后再发现,不就更惨了吗。所以,”蔡主任很严肃地说:“全脑全脊髓的预防性放疗肯定得做,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这一点我刚才跟你老公在电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请你放心,我们做过很多这样的病例,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一定会把对正常组织的损伤降到最低限度。”原来如此。“误会,误会。”我在心里拱着手笑着说,表面上仍然是一副小女人唯唯诺诺地点头称是的模样,算是成全两个大男人顶天立地的自恋情结。儿子出了定位室,就要开始做放疗了。此时,整个医院里,除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恐怕就只有蔡主任他们没有下班了。罗医生对我说蔡主任说了,今天不管多晚下班,都要把吴边这个任务给完成了。听着自己饥肠辘辘,我想等会儿要不要请医生们吃个晚饭。可是立即,我又对自己这个念头产生了鄙视:难道医生们这么做,就是想要吃你一顿饭么?除了这个一闪念,我再也没有想到过要对包括孙主任和蔡主任在内的好医生们,做请吃或者送红包之类的表示,我觉得那是对他们的亵渎。尽我之力,让儿子好好地活着,让他们看到自己付出的努力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偌大的一楼大厅,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等候。我抱紧双臂,觉得有点凉。这才想起,已经八月底了,盛夏已经过去,更何况是呆在这“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眼睁睁看着儿子进了放疗室,我坐在那里,感到无比的凄凉。儿子躺在里面,那些释放出平常日子里我们躲之不及的放射线的机器,冷漠地悬在他身体的上面。那些放射线穿透他的大脑皮层,要消灭浸润生长的癌细胞,一路左冲右突还是无法绕开正常的脑细胞;它们想要保护他的脊椎,却无路可以迂回地通过五脏六腑,直达他的前胸……那是我心头掉下来的一块肉啊,落地时不过一尺来长。酷暑寒冬,每一次沐浴我都是一寸一寸地洗净他日渐丰满的肌肤,我一边轻轻地轻轻地揉搓,生怕他感到一丝丝的疼痛,一边慢慢地调试着水温,生怕他感到一毫毫的冰冷和热烫……用我们家乡的老人说抚养孩子的辛苦常说的那句话,那是我“一点点地摸大”的一块肉,每天每夜,没有人可以替代。我生怕他的皮肤受到一点点的伤害,一直给他用婴儿的洗发水和沐浴露,我从来没有用洗衣粉洗过他的内衣,每一次都是不厌其烦地用性质温和的肥皂……可是现在,只是为了让他能够活下来……这种痛彻心腑的情绪,象毒蛇一样匍匐在我的心底。后来每一次的治疗中,在儿子走进放疗室的那一刹那,它就准时准点地探出头来,毫不留情地咬我一口。等儿子出来,它又悄然退回去,第二天又如此往复……时至今日,这条毒蛇仍然在我的心底保持着冬眠的状态。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当放疗的副作用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天天显现的时候,它就会冷不丁地窜出来在我的心头再咬上一口,而那时我的心,已被它啃噬得千疮百孔,几近破碎……终于,儿子出来了,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笑眯眯地说还好,就是上半身的裸体都让别人看见了,连罗医生也看见了,她可是个女的呀。罗医生忍俊不禁地说,你儿子可真逗,我问他吴边你背上这儿长的是什么东西啊,他先说是“人生”,我又问这“人生”是什么意思,他又说我们那里的土话管胎记叫“人生”,他还说,我长这么大了还没法看到它到底长得什么样,我妈妈说了,除了她和我爸爸和我姐姐,将来就只有我媳妇能够看得到它了,现在可好,都让你们医生给看见了。那块褐色的胎记,有儿子的小半个手掌那么大,长在他左腰靠背的地方,上面还调皮地长着几颗小黑痣,并且每一年都要多长出一两颗来,就象是他生命的年轮。把胎记叫作“人生”,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形象贴切的土话了。在儿子生病以后,我母亲曾偷偷地托人找过一个据说是修道很深的老先生给他算命。瞎眼的算命先生手指掐来算去地,就问母亲这孩子身上是不是哪个位置有一个记号。母亲说好象是有一个,只是不记得是在哪一个位置了。算命先生就说,这孩子的前生是个身负命案的逃犯,在阴间刑期末满便赶着来人世投胎。在他就要逃脱的当口,阎王爷用印章在他身上做了这个记号,因为前生孽障太深,所以今世做人就要受苦受罪乃至性命危急……母亲一直不肯告诉我到底为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解”,我也不去追问。既然,他是如此不顾一切地要来投胎做我的儿子,一定是我们在千百世的轮回着有着无法解开的渊缘。他对我是如此的牵挂,如此的不舍——那么,就让我来为他承受这所有的苦和罪吧,只要上天,能够让他在我身边长长久久……那两条从颈项直逼椎尾的红色的记号线,他依然看不见,在我眼里却是两道划在我心头的刀口,我的心每浸出一滴血,他就会少受一份罪……“妈妈,你记着别忘了给二姨打个电话,告诉她我的瘤子缩小了好多。”八点半钟,在医院旁边的松花江饺子馆吃晚饭的时候,儿子对我说。这个时候他特别兴奋,话特别多:“还有外婆、叔叔、姑奶奶、五舅婆、表舅、表姨,还有孙主任,还有……”他是那么地渴望拥有生命,他对生命总是常怀感恩,他的快乐总是想要与爱他的人分享。“因为爱,所以爱”,因为得到爱,所以懂得爱;因为懂得爱,所以付出爱。爱从不幸中来,爱会带来幸福。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孩子,在父母为他们付出一切的时候仍然麻木不仁、不能生出一点点感动,有时还要随意地伤害和抛弃这种爱?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幸福里,他们的幸福与生俱来,爱于他们反而成了累赘。每当我因操劳而疲惫不堪,我的儿子总会站在我背后,轻轻地抱住我说:“妈妈,你这么累,都是为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爱他,所以他也爱我。可他不知道的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他爱我,所以我更爱他。这就是珍惜。                    ※   ※   ※   ※   ※                    妈妈,我在:双刃剑下的美食家 在外面吃完晚饭回到病房,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儿子很累的样子,说妈妈我想早点睡觉。给他洗澡的时候,他老是不放心地嘱咐我,妈妈,我背上那两道红线你一定要小心啊,医生说了,背上不能用水洗,只能用毛巾擦擦,还有头上的记号,也不能弄坏了。不能洗头,不能洗背,在每天都要出汗的夏天,这样的澡,他一直洗了二十一天。等我到病房外面晾完衣服回来,儿子安静地躺在床上,好象已经睡着了。听到我进来的声音,他梦讫一样地呢喃着:“妈妈,我好冷,好冷啊”,一边紧紧地蜷缩着身体。空调是平常一样的26度,被子是平常一样的叠着双层的单被——真的,真的就象蔡主任说的那样,这样的放疗做了,人会很怕冷。我过去关了空调,感觉有点热,我想这样的温度,儿子该不会冷了吧。在儿子病床靠墙的一边,我支开了那张白天坐晚上睡的沙发。虽然不及床铺舒服,但是比起T医院的硬板凳,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睡觉的感觉。关了灯,来不及躺下,只听很难受的“哦——哇”的一声,儿子从床上猛地一下往床边俯下身子,几声干呕就“哗——”的一下吐了一地。两个小时以前放射线大范围的袭击,使他的五脏六腑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象这样呕心沥血的呕吐,儿子恐怕是在他刚出生的时候才有过的。那时候他完全没有记忆,现在再次遭遇,对于刚刚十一岁的他来说,就是痛不欲生的难受。吐完了,漱过口,儿子无力地躺下。我靠在他的床头,让他偎在我怀里。他闭着眼睛虚弱地说,妈妈,刚才我真难受,吃饭吃得好好的,我怎么会吐呢。我说因为你做过放疗的,别怕啊,明天妈妈就告诉医生,他们会想办法不让你再吐的。收拾干净地上的东西,我把脸盆隔上一只方便袋,放在儿子刚才吐的地方。好在这一晚儿子睡得很安稳,除了醒来一次喝水和小便外,再也没有吐。可是我却半天睡不着,我不敢细想又不得不想,往后的日子里,我该怎样来帮助他,最大限度地排解这种放疗的副作用。我永远记得那天晚上,我流着眼泪暗暗对自己发誓:只要是我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哪怕只能够挽回一分放疗对儿子的伤害,我一定要做一百分的努力。第二天早晨,蔡主任很早就来查房了,一见面就问:“怎么样,儿子,没什么不舒服吧?”这一声“儿子”,叫得我心生感激。当一个医生叫他的小病人是“儿子”的时候,他一定是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对待他的。我说昨晚上他吐了,蔡主任说那就打打止吐针吧,如果实在是吐得厉害,吃不下东西了,还得考虑打打营养针。在T医院打针的经历让我很有一点杯弓蛇影。我问不打针行吗,蔡主任说不用打针当然是好事,也有不用打针的,就看他扛不扛得过去。因为是比较大面积的放疗,前一天又做得很晚,所以这天儿子是最后一个被通知进放疗室的。早晨吃了一碗米粉还好,刚准备进去,“哇”的一下,他又吐了。罗医生说做完了赶紧打一针止吐,这种针没事的,每天打一针,省得孩子难受。回到病房不一会儿,护士就来打止吐针了。这种针不是屁股针,也不象吊针,是用一根大约三四厘米长的输液管,用比打屁股针稍稍长两三分钟的时间,一点点地推进静脉血管就行了。那个温柔漂亮的名叫龚农花的护士,看到我心疼儿子挨针扎的难受样子,安慰我说:“吴边这个样子算是不错的哎,还记得那个吴明达吗,那么大个儿的男孩,一天非得两针才止得住吐,上午一针下午一针,每天还得打很多营养针,他的治疗才做得下去,我看吴边还好,昨天他在护士站跟我聊天的时候,我问他吃饭怎么样,他说我要强迫我自己吃下去,不然我妈妈会很伤心的。”儿子血液里的白细胞,只是在最后一周才下降到底限,而那两天恰好是双休日,两针提升白细胞的针就解决了问题,二十一天的疗程没有耽误一天,进行得非常顺利。连山医生也说,吴边的身体素质很好,有的象他这种情况的小孩子,打营养针和升白针的钱,花得比做治疗的还多,还得做几天停几天等白细胞上来再做,一个疗程一个多月才做得完。那段时间,儿子吃饭哪里叫是吃饭啊,一口一口地味同嚼蜡,吞下一口就呕一阵子,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吐出来,歇一会儿再吃。他会不时地对我察言观色,他总是希望看到我的笑脸。有时候一种我认为他很需要吃的东西他偏偏很抗拒,我先是哄,再是怒,无论他怎样说妈妈我实在吃不下这个,我多吃点别的还不行吗,我就是虎着脸说不行,你一定要吃下去。当正常的孩子面对满桌的菜肴还挑三拣四、这不要那不好的时候,我可怜的儿子,为了能够好好地活着,为了让他的妈妈高兴,他已经学会了强迫自己吃不喜欢吃的东西。钱,在那个时候,在我眼里,已经不是钱了。医院有食堂,但那里的味道不是很好,品种也很单调。医院附近有海鲜酒楼、有松花江饺子馆,稍远一点的有韶山冲酒家、好再来酒店,我都带儿子去了个遍,每天的伙食费最少是一佰块钱,还不包括早晚两盒纯牛奶。我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儿子每天能够接近正常地吃三餐饭,他就能够与放射线的伤害作最有力的抗衡,他就有希望在这场较量中胜出。在这些美食多多、食客多多的场所,他能够从食物的色香味形、从别人大快朵颐的吃相中,获得食欲。儿子最喜欢去的是海鲜酒楼。不仅因为那里的东西好吃,还因为那里一楼大厅有一排大大的海鲜池,每次等菜的时候,他都要饶有兴趣地去看各种各样的海鱼。尽管在与病魔的较量中被折磨得痛不欲生,他还是那么地热爱着鲜活的生命。他问我这些鱼是不是专门用来杀了煮熟卖钱的,我说不是的,是专门用来让客人观赏的。生命的真相,有时候不需要太过直白,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孩子面前。我希望在他的印象里,所有的生命都是永远不死的,就象这水里的鱼,永远活蹦乱跳、自由自在。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至少要去一次,那里的大堂经理、一个二十多岁的文雅的小伙子,很快就跟儿子混得象老熟人一样,每次见到他,都要迎上来说:“小弟弟,今天我们这里又来了几条好看的海鱼,你要不要去欣赏欣赏啊?”他的笑容里虽然不乏职业成份的热情,但更多的是一种同情。特别是儿子坐在餐桌前难以下咽的时候,他都要过来劝说安慰一番。有一天中午,儿子看见邻桌的客人蘸着香香的调味汁,津津有味地吃着白白嫩嫩的沙虾,很是眼馋。小伙子提醒我说,象小弟弟这种情况吃这种食物最好是先问问医生为好。儿子回到医院里一见了蔡主任就问,蔡主任你说我可不可以吃虾?蔡主任一听,高兴得直点头好啊好啊,可以吃可以吃,这东西是高蛋白的,你吃正好,不过一次不要吃得太多。晚上再到那里去,我第一个就点了一份沙虾。看着儿子吃得很带劲儿,想想那些营养丰富的高蛋白食物,马上就要滋养着儿子倍受创伤的身体,我的心里真的是比喝了蜜还甜。从前认为那些文人们写“心里比喝了蜜还甜”这句话太酸溜溜了,这时才体会到,这句话说得是多么的贴切啊,特别是用在写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孩子高兴的时候。还有一回,儿子吃中了一道“糯香排骨”的菜:一个小巧玲珑的蒸笼里,大约有八块肥瘦恰到好处的两寸来长的排骨,裹着甜绵软香的糯米,浓浓的肉香和米香随着阵阵热气扑鼻而来,令儿子胃口大开,一连吃了三餐还要吃。小伙子就对我说:“我觉得小弟弟在这个时候,还是少吃一些太油腻的东西,多吃清淡的东西比较好,我们这儿刚推出的‘三色蒸蛋’就比较清淡,营养也很丰富,价格也便宜,才九块钱。”果然,那盘由淡黄色的鸡蛋羹、金黄色的鸭蛋黄、青黛透明的皮蛋拼合成的“三色蒸蛋”,伴着淡淡的葱香,也让儿子吃得高高兴兴的。看儿子情况还好,我就让丈夫不要再来广州了。女儿也是我的心头肉,她要上学,要吃饭,没有人在家里怎么行呢?丈夫就一天几个电话地打过来,不停地问儿子吃得怎么样,睡得怎么样,情绪怎么样。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刚看了报纸上说,做放疗的病人要多吃海带,因为海带里面有一种果胶成份,能够很好地帮助排除放疗遗留在人体的有害物质。正好海鲜酒楼的“瓦罐煨汤”菜谱里,有一道“海带龙骨汤”,里面还有几味清热润肺的中药作引子,儿子喝是再好不过的了。都说广东人煲汤是最有功夫的,汤上来后,我用小勺子舀来尝了尝,果然是好喝的靓汤。可是儿子却皱着眉头很苦恼的样子,他说妈妈你难道不知道吗,我是最不喜欢吃海带的,更别说喝汤了。我虎着脸说,今天这汤你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儿子犯起了跟他老子一样的牛脾气,在那里坐了半个小时都不理我。我表面上很强硬,心里却急得不行。医生说过,象儿子这种情况最好不要生气发怒,不然的话头就会晕晕的,对病情不好。正好小伙子过来看见了,马上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只见他笑着对儿子说:“小弟弟,妈妈要你喝汤肯定是为你好啊,这样吧,这罐汤也不要你全喝了,我说了算,今天中午喝一半,晚上喝一半,好不好?你看我多喜欢你,给我个面子吧。”然后他吩咐服务员,剩余的一半就重新封好放进那个大大的瓦罐里面保温,晚上再帮我们拿出来。问题就这么解决了,而且几天后我再要儿子喝汤的时候,小东西就如法炮制地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说是看在大哥哥的面子上,给妈妈一个面子。虽然每次我最多只点两个菜,但是去过几天之后,每一次结帐,这位善良的小伙子就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给我们打九折。虽然少付的钱不多,但那种人与人之间非常纯净的关爱与体恤,却是无价的。我们准备回家的那天中午到酒店,想跟小伙子道个别,他的同事说他休息了。一个多月后等丈夫第二次带儿子到三九脑科医院做化疗的时候,小伙子已经跳槽辞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一年以后,丈夫开了自己的酒店,我才知道,在酒店做事,是一个阶段性流动性非常大的职业,那些员工常常是今天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在哪一家酒店。也许,我们这对母子,只是小伙子漂泊人生里一个已经淡去了的记忆,但是他的善良让我们永远拥有了一个美好的关于广州的记忆。表弟媳的时间比较闲散,隔三岔五地她就会做些好吃的送过来,比如香酥细嫩的牛肉丸子、卤得入口便化的鸡翅根、煲得很软很柔劲的瘦肉粥。儿子嘴里甜甜地叫着舅妈,对这些平常日子在家里难得见到的好吃的东西,腆着脸一一笑纳。然后表弟又时不时地到医院里来看看,顺便把保温盒带回家,以便下次再用。还有表妹,她在上班,只有双休日才有时间打理家务,可她仍然是每个周六或周日要过来看看我们。她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妈妈,她的女儿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身体也被她调养得很健康,所以她做的饭菜都是讲究营养搭配的,儿子最喜欢吃的就是她带来的黑木耳炒腊肠。我在家里最不会做的就是有黑木耳的菜,表妹的这份菜却做得既柔和又入味,是很好的下饭菜。儿子意犹未尽,第二天在松花江饺子馆吃饭,又想吃“表姨的黑木耳炒腊肠”,可惜那里只有一道“油爆三珍”,是黑木耳和嫩春笋还有一种什么菌做的,儿子勉强地吃了黑木耳,就再也不肯多吃了。如此种种,这些以关爱做配料、用温情来盛装的美食,给儿子被伤害的生命注入了鲜活的元气。而他的关于吃的品味,正是在这段时间大为提升。回到家里以后,每当我炒菜,如果他的兴趣来了,就会站在一旁,指挥我在菜里面先放什么佐料,再放什么佐料,最后还要“吊”一丁点儿白糖——按照他的提示一步步地去做,炒出来的菜味道果然是大不一样。我笑说怪不得说“吃在广州”,这上了一趟广州的伢,回来就变成美食家了。儿子就很有道理地说,是我的姓字姓得好,吴嘛,口在天上,口比天大,口在天下,一口吞。我给他一个白眼:“老娘不给你生这张嘴,你吃个屁!”在儿子的放疗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天出去吃饭,在电梯里儿子跟我商量着是到松花江饺子馆还是到海鲜酒楼去,旁边站着的一个女医生笑着问他:“你是蔡主任的小病人,从湖北武汉来的吧?听这话你真是挺能吃的,这里的病人,象你这样能吃的,不多啊。”我就骄傲地告诉女医生说,还有三天就做完疗程了,昨天还给他在护士站量了身高体重,他体重下降不到半斤,还长高了两厘米,来的时候是1米45不到,现在差不多有1米47啦。女医生睁大眼睛望着儿子,直说“好、好、好,不错、不错”。儿子的体重和身高的这两项指标,是我前所未料的好。不管将来的发展趋势如何,最起码这个时候,他还是象正常的孩子一样在生长发育,让我倍感安慰。那时候,儿子的头发差不多掉光了,剩余的一点点稀稀疏疏,无赖地趴在因放疗而发白发干的头皮上,难看极了。我就索性找护士龚农花帮他剃了个光头。圆圆的小脸,白白净净的皮肤,秀挺的鼻子,大大的眼睛,这样看上去他就象一个秀气虔诚的小和尚,惹人怜爱;然后我又给他买了一顶红色的鸭舌帽,出去的时候戴上,配上他倾长挺拔的身材,又成了一个帅气十足的阳光少年。如果某一天正好穿的是那件白色的李宁牌短袖T恤和黑色的“PUMA”品牌七分短裤,出去之前,他一定要先戴上帽子,走着标准的从电视里学来的T台男模步子,到护士站去大秀几个经典造型,听到护士们“帅哥”、“靓仔”的恭维,硬是乐得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所以当看到那个名叫刘翠凤的女孩子提着行李,跟着她父亲走进病房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已经出院了的吴明达,不禁从心底发出一声叹息:天啊,为什么得这种病的,都是这些长得漂漂亮亮、人见人爱的孩子?!                    ※   ※   ※   ※   ※                    妈妈,我在:爱与哀愁 女孩子大约十七八岁,身材高挑匀称,有着象牙色的洁净光泽的皮肤,水滴型的脸上,有一双乌溜溜的双眼皮大眼睛,线条柔美的鼻子下,是微微上翘的小小的嘴巴,任谁见了,都会惊艳不已:青春,多好啊!可她走起路来却一颠一颠的,比儿子症状最严重的时候还厉害,尤其是穿鞋时把鞋套在脚上一下一下往墙上蹭的动作,跟儿子简直是一模一样!他们来自广州市郊,女孩子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豪爽的人。说起女儿的病情,他又儿女情长地很有一些婆婆妈妈。女孩子的右腿时常抽筋的症状也是很早就有了,但当地的医生说青春期的孩子容易缺钙,一般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开了一些补钙的药。后来症状发作越来越频繁,就到市里的医院检查,也做了磁共振,那里的医生却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大人就以为真的是没问题。直到前几天女孩子哭着说右腿没劲上楼梯了,做父亲的才慌了神,听朋友说三九脑科医院很好,就来了。一来就做了磁共振,医生说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子,而且还不小了,当即决定必须做手术。末了,他痛心地伸出两个指头说,从开始到现在,最少耽误了两年时间。父亲情绪激动地说着伤心愧疚,我却感到女孩子好象在听别人的事情一样漫不经心。她游离不安的眼神分明告诉我,她的心一定沉浸在属于她自己的另外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世界。父亲叫女儿是“小妹”,亲昵的时候就叫“妹儿”,这是他们的方言里父母对女儿最疼爱的称呼。天快黑的时候,做父亲的要回家了。家里养着很多猪、很多鸡、很多鱼,他必需赶回去,否则稍有闪失,他靠什么来供养两儿一女三个正在上高中和大专的孩子,而且,他说,他的妹儿这次动手术至少得五六万块钱。父亲一走,小妹就如释重负地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靠在床头发起短信来。随着右手拇指上下飞舞,一种甜蜜娇俏的表情,在她的脸上弥漫开来,使她看上去愈发好看了。我猜,她一定是恋爱了。只有恋爱中的女孩子,才会有这样的表情。小妹的母亲照看着家里的事,陪她住院的是她的姑姑。姑姑看她短信一发就是一个多小时,就提醒说该休息一会儿了,小妹却置若罔闻。等她出去了,姑姑就叹着气对我说,真拿这妹儿没办法,才上高二就谈恋爱,男孩子还送了她这部手机。她父亲非常反对,几次都要她把手机还给人家,她老是说还了还了,这不,瞒过人眼就跟那男孩子发短信,还要我什么也别说。小妹的主管医生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医生,每天早晨查房,他都例行公事地进门就问:“刘翠凤,月经来了没有”,小妹红着脸摇摇头,他说要是来了就告诉我一声啊。医生一走,小妹就又气又恼地嚷嚷:“哎呀,天天都这么问来问去的,羞死人啦。”原来,小妹的手术早在上星期一就可以做了,但当时正是月经可能要来的时间。“女性病人在月经期间做手术容易造成出血过多,万一在做手术的时候来月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第四天,面对小妹强烈的抗议,医生这样解释说。而小妹最揪心的不是自己到底什么时候做手术,而是她的男朋友说要来看她,她该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姑姑出去买早点了,小妹突然问我:“阿姨,吴边午睡一般都是在一点到两点这段时间吧?”我说是啊,有事吗。她羞答答地说:“嗯……是我男朋友说,他今天要来看我,问我什么时间来好,我怕影响小弟弟休息,还没有回答他,那现在我就叫他两点钟以后再来。”说完就飞快地发了一个短信,然后又一派天真地问我:“阿姨,你说我今天这身衣服好不好看?”我这才注意到,今天她没有穿病号服,而是穿的一件淡黄色的短袖T恤和紧身牛仔裤。我笑了:“你长得好看,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你男朋友一定长得很帅吧?”小妹娇羞地笑了,刚想说话,姑姑拎着早点回来了。接着她的主管医生来了,一进门就叫着“刘翠凤”的名字:“张主任决定了,后天一大早就要给你做手术,不能再拖了,至于月经,这两三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今天上午,护士会来通知你去剃头的。”“上午?下午行吗?”小妹急得似乎要哭了,跺着脚对医生说:“不用你管,我自己去跟护士说,下午,下午三点半钟以后再剃。”她跟在医生后面,一颠一颠地出了病房,找护士去了。小妹是哭着回病房的,我问她,是护士不同意下午剃头吗?她说不是的,护士同意了,“可我就是舍不得剪头发,我好不容易把头发留这么长。”少女情怀,总是要找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姑姑在病房里的时候,小妹一般不跟我说话。她总是有办法把姑姑支开,一会儿说想吃泡面,等姑姑买回来了,她又说不是她想吃的那种口味;一会儿说想吃水果,姑姑买回香蕉,她又说想吃葡萄,反正就这样来回地折腾。姑姑不明就里,只当是侄女病了口味不好,毫无怨言地跑出跑进一一照办。姑姑一走,小妹就跟我说起关于那个男孩子的话。认识男孩子的时候,她才十五岁,还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他是她邻居哥哥的朋友,比她大两岁,现在已经上大二了。因为没在一起上学,两个人也不是常见面,见一次面足以让她高兴好几天。他于她,是一个可以撒娇、可以依赖、可以得到温暖的对象,他是这个世界上对她最好的人,他是这个世界上她最爱的人。“可是”,我说,“你的爸爸妈妈也很爱你啊。”小妹却非常反感我这句话,她任性地反驳我:“我老爸他好忙哦,从小到大他都没时间坐下来跟我好好说话,生气了就打人,我老妈也是,成天跟在我老爸屁股后面帮忙,烦了两个人就吵架。我们家有好大一幢房子,三层楼的哎,在我们那里算是气派的,离学校很近,现在就只有我跟我老弟住在里面,方便上学啊。他们俩个人就住在鱼池边的小房子里,成天就知道喂鸡喂猪喂鱼,见面就是给我们学费伙食费,然后就骂我这么小谈恋爱给他们丢脸……”我无语相对。我想起来,我的女儿十二岁了,离小妹早恋的年龄只差三岁。小妹的爱无疑是纯真的,纯真得近乎幼稚。她不知道正是老爸老妈相爱给了她生命,她才能来到这个世界与他相遇;她更不知道正是老爸老妈没有日夜的劳累给了她无忧无虑生存的条件,她才有机会去这样美丽地谈一场恋爱;她还不知道的是,如果有一天,那个只是与她相遇的人离她而去,无法割舍对她的爱的,仍然是她的老爸老妈。可是,除却这些幼稚,小妹的爱又是多么纯净啊,纯净得象蔚蓝的天空,象洁白的云彩。她只是爱,从来不曾说起男孩子的家世、贫富、未来,也从来不曾说起男孩子哪怕是一点点过错,没有任何计较地,她只说他们在一起快乐的事情。这与我少女时代的爱,是多么的相似啊。只是,我多了一些内敛,她少了一份压抑。何况,这是一个张扬个性的年代,爱就爱了,无所畏惧。比如小妹,只要能够见到心爱的人,马上要做开颅手术了又怎样。这回姑姑真的是有事出去了,她要到医院外面的小卖部去打个公用电话,让小妹的父母亲最迟在明天下午就过来。她是断然不敢找小妹要手机用的,那是小妹的宝贝。看小妹还在为剃头发伤心,儿子安慰她说:“姐姐,怕什么,反正你男朋友来的时候,你的头发还是现在这个样子。要不,今天我就不午睡啦,你让你的男朋友早点过来,他长得到底帅不帅,以我的评语为标准。”下午两点钟刚过,果然有两个男孩子拎着很多的水果到病房里来了。都是一样的嘘寒问暖,看不出他们哪一个是小妹的男朋友,三个人说的全是方言,我和儿子一句也听不懂。只知道他们说说笑笑的很高兴,不象是在病房里,而象是在教室里,或者家里,或者公园里。我不想象个电灯泡一样,在那里扫孩子们的兴,就到护士站周围转转。只有我那稀里糊涂的儿子,烦腻了病房里惯常的宁静,一下子来了两个说话粗声翁气的同类,真是如同小猴子见了回到花果山的齐天大圣,粘在里面不想出来。他听不懂他们说什么,看看热闹也是好的。小妹的幸福时光只有一个半小时。三点半钟的时候,护士龚农花来喊“刘翠凤”去剃头了。两个男孩子走的时候,小妹没有送,倒是儿子象小主人一样地乘电梯送客下了楼,回转来时举手投足之间竟好象多了几分成熟。小妹在病里拿着梳子把她齐肩长的头发梳了不下一百遍,磨磨蹭蹭地就是不肯到护士站去。这头比浓密不足、比稀薄有余的头发,象一幅色彩过于绚丽的水彩画上,一抹不能太过浓烈的点睛之笔,不但没有破坏她的美丽,反而给她频添了些许淡雅素净。小妹哭了,用她钥匙串上的小剪刀,剪下了一缕头发,无比珍爱地放进一个用完了的小小的点心盒子里。做完这些,本来是准备去的,不知怎么的她又悲从中来,一下子扑在床上,更伤心地哭了起来。儿子摸着自己的光头走过去说:“姐姐别哭了,我比你先剃光头,他们还都叫我是帅哥。”小妹呜呜咽咽地说你是个男的,当然不怕难看,你什么时候见过女孩子是光头的。儿子一本正经地说:“见过啊,我每天上午到一楼做放疗的时候,有一个姐姐跟你差不多大,长得比你还漂亮,也是光头,我觉得一点也不难看,不信你明天跟我一起去看看。再说,再说你已经见过你的男朋友了,下一次等头发长长了再叫他过来,不就行了吗。”儿子对小妹说的那个姐姐,的确是也很漂亮,只是她的沉默安静不同于小妹的浪漫天真。她比小妹瘦弱,那个高傲的光头很适合她忧郁的大眼睛。在宽大的病号服的笼罩下,她看上去象一个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寻求清静的小尼姑,令人只可远远地为她叹息,而不可在近处打扰她的往事前尘。小妹听了儿子的话破涕为笑。这前后发生的事情,似乎成了他们友谊的转折点,从此小妹总是跟陪伴她的人借口“带小弟弟出去散步”,到外面给她男朋友打电话。儿子回来以后会悄悄地跟我说,今天姐姐又跟男朋友吵架了,或者今天姐姐又把男朋友教训了一顿,我提醒她说姐姐你是病人,不能够生气,这样对你的病情不好的,她也不听。说完了,他就叹气说原来谈恋爱是这个样子的,真累。我不知道这种善解人意,是我从前没有发现的天性使然,还是在这场灾难中所受到的关爱使然,儿子的表现,让我看到了他对生命无比纯真的同情与怜惜,使我为自己曾经无法摒弃的自私、以及别的大人们振振有词的冷漠而汗颜。——所以,大慈大悲的佛菩萨一定要拯救他。小妹的父母亲在第二天一大早就赶过来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小妹的父亲在进门的一瞬间,一看见前几天走的时候还是完好无损的女儿,这时却顶着一个光秃秃的脑袋在那里冲自己笑,眼睛立刻就红了,她的母亲更是眼泪汪汪的。第二次看见小妹的父亲流泪,是小妹在手术后第二天,缠着满头的白纱布,从ICU重症监护室转回病房来的时候。小妹的手术从早晨八点半钟,一直做到晚上七点钟,在这十一个半小时里,她的父亲除了不停地从病房往手术室门口跑,就是在病房里不停地没话找话地跟我和儿子说话,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排解内心的担忧与不安。小妹肯定是看不见父亲流泪的。从沉睡中醒来,她看见的是父母亲开心的笑脸。当父母偶尔不在身边的时候,她就拿出那两天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去了的手机——可能是枕头底下,最可能的就是床垫底下,给男朋友发短信。因为头痛,她发一下就要歇一会。其实她精明的父亲又何尝没有发现她的小把戏呢?可是面对还在一天24小时输液的女儿,他又能说什么呢?也许他说出去有事,就是为了成全女儿的心事,即使他内心是非常不情愿的。床下是母亲刚刚洗净的为她接尿的便盆,头上是三十几个小时以前正在被医生缝合的也许此时还渗着血水的刀口,右手上是为了保护生命不被细菌感染而一瓶接一瓶的吊针,左手却在不停地给心爱的人发着短信,还要时时提防着父亲突然出现的怒容……这年轻的、无所畏惧的爱啊。爱来了,是没有办法阻挡的。就象这病来了,也没有办法阻挡一样。可是,如果小妹手术留下了后遗症,男孩子还会爱她吗?即使爱没有尽头,生命却是有期限的。这样的生命,于爱而言,是不是一个阴影?这样的爱,于生命而言,是不是一个伤害?我想到了我的儿子。如果,在生命最美丽的时候,他还能够幸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可爱的女孩子爱上他吗?他会爱上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吗?如果这两个答案都是肯定的,我会因为我已经预知的阴影和伤害,而去阻挡他们吗——可是,那将是我最幸福的事情。——如果只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这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我的儿子,他的生命将是多么的寂寞与苍白。哦,爱来了,就去爱吧,即使今世不能在一起,来生一定要再相遇。生生世世,世世生生,千百次的轮回中,一段情缘,总会了结,一份真爱,总会圆满。                    ※   ※   ※   ※   ※                    妈妈,我在:那些生命,不曾放弃 无论中午是多么炎热,广州夏季的早晨总是这样的清爽宜人。三九医院宽敞的大门前,有几株高大翠绿的树木和半圈造型雅致的小灌木,简洁明净的地面砖,将早晨清新的空气渲染得生机盎然。每天早晨六点半钟,我都会准时带着儿子步行下楼做早锻炼。先跑五圈大约八百米,再把在家里的时候丈夫为他自编的一套运动操做一遍:起蹲、下腰、倒退走、单脚跳、举哑铃、飞轮甩手,没有器材做单杠吊臂,就用弹跳摸高来代替。哪怕是一分钟以前刚刚呕吐过,这套程序还是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儿子常常因体力不支想要偷懒,被我狠着心拒绝。我尽量不去看他日渐苍白的脸,生怕自己心一软,而放弃了想要他回归正常生活的希望。每天,有一对父子,早已先于我们在那里做着他们的运动了。所不同的是,父亲是站立着主动的,而儿子却是被动的——他几乎是没有意识地象一只大大的靠背枕头一样,被放在轮椅上,脸上是没有生命气息的苍白,两只眼睛半睁半闭,眼珠很长时间才转动一下,让人觉得他的神识始终在半梦半醒之间游离,而父亲每一次泣血的触摸,他是否能够感受得到?“是去年的7月16号,那天晚上十二点多钟我儿子下夜班回家,走在路上好好的,被一辆后面来的货车撞了,那个司机是酒后驾车的,刚从一个排档出来,喝了很多的酒……”一年多了,不知道这位满脸苍桑和坚强的父亲,面对无数充满同情和好奇的注目,将这样的一次一次的诉说,喃喃地重复了多少遍?父亲从儿子的手指、手背、手腕、手肘、手臂,一直揉捏到肩膀,然后又从背、胸、大腿、膝盖、小腿、脚踝、脚背,一直揉捏到脚趾,一个动作也不马虎,一边捏,一边跟儿子说着话,好象儿子只是累了、睡了,只要他这样一直揉捏下去,儿子就会在某一天早晨醒来,一切又回到从前。每天早晨,我的儿子跑步要从这对父子面前经过五次,每次他都不厌其烦地伸出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微笑冲他们做个“V”型手势。那两根手指虽然伸得不是很笔直,还是弯弯的使不上劲的样子,但是比起以前完全不会自主地去动那只手,已经是很大很大的进步了。我故意问儿子,你老拿两根手指在那儿晃晃的是什么意思啊,儿子说妈呀这你都不懂,两根手指张开表示“V”,是英语单词victory胜利的第一个字母,就是大家互相鼓励、一定会胜利的意思。我一副茅塞顿开的样子:“哦,那你每天就多在那儿晃几下,那个伯伯就更有信心了。”也许是受了我的儿子每天的微笑和五次“V”型手势的感染,渐渐地我在那位父亲有着刀刻一样纵横沟壑的脸上,看见了显得有点笨拙的笑容。一场如此深重的灾难,足以泯灭一个中年男人所有的希望,一切美好的情愫,都会随之而去,连笑容都变得僵硬。在我们准备出院的那天早晨,当那位父亲微笑着向我点头问好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不仅是我的儿子就要回家了,而是我还看见,那个靠在轮椅上的儿子,眼睛完完全全地睁开了,眼珠的活动也灵活多了,脸上的表情分明在说,父亲每一个揉捏的轻重缓急,他都深切地感受到了。“今天早上我叫他的小名儿的时候,他还流眼泪了。”父亲的脸笑得变了形,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极度兴奋的心情。常规放疗一开始,我就向蔡主任申请同时到医院的康复科,给儿子的右手右脚做康复治疗。我想,瘤子缩小了,那么对周围神经的压迫也缓解了,即使那些神经细胞已经缺氧坏死了,早一天帮他做康复训练,早一天建立起周围神经的代偿功能,就能把后遗症减少到最低限度。我希望,儿子回家以后能够象别的孩子那样正常地去上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希望,儿子走在大街上,不要因为他异常的步态而引人侧目;我希望,儿子的一切能够自理,当有一天我不能陪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可以轻松地面对自已的生活……看得出来,蔡主任虽然不是特别赞成我的想法,山医生也说“那就要多花将近一仟块钱了”,但也许是为了给我这个做母亲的一个安慰,他们很快联系了康复科的张裴新医生。张医生给儿子安排的是一种穴位电极刺激理疗,每天四十分钟,一般在上午做。康复科的诊室在四楼,都是做按摩、理疗和针灸的。人在外面,就听见小孩子的哭闹声音响成一片,进到里面,那些在医生的手掌下挣扎着的、被通着电极的、身上头上脸上扎满了银针眼泪汪汪的小孩子们,不是患有先天性的脑瘫、癫痫,就是因为种种意外而神经系统受到伤害,一个个看上去都可怜极了。也有不少的大人,只是他们都很安静地或坐或躺地在那里。在与病魔的交战中,他们已经领悟,孩子们这样冲动的抗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功夫到了,病魔自会打道回府。最可怜的是一个三岁多的小女孩,连嘴唇周围都扎着银针,张医生每一次给她扎针下来都满头是汗,吹着空调也不管用。一直到取出银针,小女孩都是哭闹着的,分不清她脸上哪是汗水,哪是泪水。每天抱着她来医院治疗的,不是她的爸爸,也不是她的妈妈,而是她十五六岁的姐姐。姐妹俩长得很像。姐姐说这是她第三个妹妹,也是最小的妹妹,她们的老家在河南,这个妹妹是爸爸妈妈带着三个女儿到广州来打工以后,为了生个弟弟,才生下来的,到了一岁多还不会走路,才发现她有先天性的脑瘫。“爸爸妈妈都在拚命地打工赚钱给妹妹治病,他们说,妹妹的命比我的学业重要,所以今年我初中一毕业,就在家里照顾小妹妹”,这句话,姐姐说得很安祥,因为她也很认同父母的话,“妹妹的命比我的学业重要。”曾经在报纸上的健康版面看到一篇文章,说在日益增多的抑郁症病人中,医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为他们无法回避生命残酷的真相,时时要面对病人和家属各种各样的悲伤痛苦,而容易产生种种不良情绪。真是难为了张医生,在这样一个整天与残缺的生命的打交道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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